哈佛大学教授演讲死亡

① 美国1972年的“水门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啊

水门事件指美国共和党政府在1972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非法活动暴露后的政治丑闻。

水门是华盛顿的一座综合大厦。1972年6月17日有5个人因闯入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捕。随后的调察表明，尼克松政府为破坏选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闯入水门只是其中之一。结果导致政府的几个官员锒铛入狱以及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现的总统辞职。

在5个人被捕后几天，前白宫助理小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顾问利迪即被指控犯有盗窃罪和窃听罪。1973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赛里卡主持审讯7名被告。在7名被告中有5人认罪，另外2人由陪审团定罪。1973年3月23日宣判时赛里卡法官宣读了被告之一麦科德的来信。信中指控白宫至今仍在掩盖它与闯入水门的关系。麦科德还说白宫曾对7名被告施加压力，要他们认罪并保持缄默。在白宫显然有牵连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4月17日宣布他已开始一次新的调察。4月30日尼克松公开声明他对卷入此案的白宫工作人员的行动负有责任。他接受了顾问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的辞职，并宣布解除迪安的职务。然而尼克公一口咬定他对政治谍报活动以及掩盖错误的努力毫不知情。他选择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考克斯为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后来调察中心转向参议院，开始由该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由参议员小欧文领导）举行由电视播放的公众听证会。欧文委员会根据证词判定白宫和竞选委员会成员有罪。然而只有迪安一个人证明尼克松总统有直接卷入掩盖活动。1973年7月16日前白宫工作人员巴特菲尔德揭露：在总统办公室的谈话都录了音。考克斯和欧文委员会立即（7月23日）票传录音带。尼克松以行政特权和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交出。当赛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交出录音带的时候，尼克松表示可以提供有问题的录音带的文字提要，但以不再索取总统文件的协定作为交换条件。考克斯拒不接受这个建议。10月20日总统命令司法部长理察森解除特别检察官的职务。理察森和副部长拉克尔肖斯宁肯辞职也不执行这个命令。最后考克斯的职务是由副总检察长解除的。群众抗议的怒涛迫使尼克松于10月24日交出了录音带。但赛里卡要的是9盘，他只交出了7盘。白宫声称另外两盘根本就不存在。5月20日赛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向特别检察官贾瓦斯基提交其他的录音带。7月27日—30日期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弹劾案。8月5日总统提交三盘录音带的文字本，这些文字本清楚表明总统与掩盖活动有关。因此尼克松在国会里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他于8月8日宣布辞职，次日上午11时35分离开白宫。1974年9月8日继任总统福特给予尼克松以无条件的赦免，不受进一步惩处。

1972年6月18日，星期日。 温暖的阳光，清新的海风，茂密的树林，松软的沙滩，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初夏海 滨风景画。画里还有错落有致的几幅别墅，那是美国总统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凯恩湾的 寓所。正在这里度假的尼克松总统，心情和这天气、景色一样的好。 4个月前的2月21日至27日，尼克松总统在他的对外政策首席顾问基辛格博士的陪 同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20多年的敌对状 态。此举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和美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尼克松的声望大振。 1个月前的5月22日至28日，尼克松又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达成了关于限 定美苏双方各自拥有 2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的协议，让世界在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中 看到了一丝有所克制的曙光。 有一系列令人瞩目政绩的尼克松总统，今年任期已满，他正踌躇满志地开始了竞 选连任的准备工作。这次度假，他的公文包里还放着一份竞选备忘录。在他的案头， 放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回忆二次大战的书著《胜利与悲剧》，这本书他已读了几遍， 他想进一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尼克松并没有意识到，正当他向胜利的高峰攀登时，悲剧也在悄悄地向他袭来。 此刻，尼克松正端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浏览当天的报纸。他有早读的习惯， 看报就像吃早餐一样必不可少。 《迈阿密先驱报》第一版左侧的一段小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其标题是：“企图 在民主党总部装窃听器的迈阿密人在华盛顿被拘留”。 到自己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部去实施窃听，真有意思，尼克松不由自主地看了下 去。报道说，昨天(6月17日)夜里有5个人在华盛顿的水门大厦被捕，民主党全国委员 会总部就设在该处。这5个人中，有4个是从迈阿密去的，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情报局 的职员，另 3个是古巴人。他们随身携有照相机和电子侦察设备，是戴着橡胶手套安 装窃听装置时被发现，当场被捕的。 据尼克松自己在回忆录中说，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段新闻荒谬得很，古巴人到美 国民主党总部来装窃听器，真会开玩笑。所以，他把报纸放一旁，便自由自在地投入 大海畅游了好久。后来他甚至觉得，这是有利于他竞选连任的消息，因为它可以声明， 由于有“左派”之称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一向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 采取谦让政策，在美国国内的古巴侨民都害怕这一点，故在民主党总部实施盗窃。这 样的消息传播开来，可以狠狠打击民主党。 然而，事情并非像尼克松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如意。被捕的 5个人中，那个自 称是中央情报局职员的麦科德，实际上是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顾 问，其余 4人也不是什么古巴人，很可能是受雇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特工人 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如此前景的麦科德等人的被捕，使水门事件很快变成了新闻 界热炒、全国关注的爆炸性新闻。 专门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充任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主席的米切尔，不得不向 新闻界声明，在水门大厦被捕的那 5个人的行为，纯属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本委员会 毫无关系。 民主党展开了攻势。它们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这伙窃贼提出民事诉讼，要求 赔偿100万美元，后来又增至640万美元。当时它们并没有想到，它们本来可以得到的 更多——当然，并非是指金钱的数额。 两天后，即 6月20日上午，《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消息使尼克松不安起来。报道 说，从被捕的人员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中，发现了曾在白宫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 员，他叫霍华德·亨特，在尼克松的高级顾问科尔森手下任职。闻此消息的白宫，像 挨了地震。 昨天刚从度假地返回华盛顿的尼克松，见报后马上召来其心腹、白宫办公厅主任 霍尔德曼商谈此事。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似乎还没有找到万全的对策。下午继续 探讨同一个问题。情况不明而又怕牵连的尼克松，首先要求霍尔德曼如实告诉他，在 我们“自己人”中，不管属于哪一层次的官员，是否已经使我们卷入这个尴尬的局面。 然后一起研究，目前的一切调察与口供，如果进行深察细究，会不会让民主党抓住把 柄，对我们竞选不利。据尼克松日记记载，米切尔曾在电话里神秘地告诉霍尔德曼别 卷入此案。但此时霍尔德曼很肯定地向尼克松保证，白宫的官员不会被牵涉到此案中， 米切尔也与此事无关，尽可以放心。听到这一保证，尼克松担心被信心所取代，他决 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然而，霍尔德曼还告诉他，察究水门行动的主使人已经察到竞选连任委员会财政 组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身上，联邦调察局正在追察因水门事件被捕的麦科德身上携 带的款项，该款项很可能出自竞选连任委员会。“必须阻止联邦调察局追察那笔钱的 来源！”尼克松不容置疑地说。后来，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授权向联邦调察局 代理局长打电话，请他“别管这件事”，因为在这两个局之间，早有互不干涉对方秘 密行动的协议。 尽管白宫利用其执政的权力进行掩盖和阻挠，检察机关对水门事件的调察仍在进 行。9月15日，在取得必要的证据之后，在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捕的麦科德等5人被依法 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 尽管有水门事件的阴影缠绕，尼克松争取连任的竞选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选前 夕的10月26日，从巴黎回国的基辛格特使，向美国人民公布他与北越代表黎德寿进行 一系列秘密会谈的成果，宣称：“和平即将到来。”这给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本上又增 添了浓重的一笔。尼克松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之流， 是“嘲笑我们国家的过去和将会妨碍它的未来的激进集团”。他针对麦戈文借口水门 事件攻击他的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一说进行抨击道：“这些年来批评美国的制度 已变得很时髦。批评者们坚持认为，它是如此偏颇，如此腐败，如此不义，以致我们 应该摧毁它，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我完全不同意，我相信美国的制度。” 麦戈文显然不是尼克松的对手。在中学时代就以擅长演讲和辩论著称的尼克松， 巧妙地将对手指责他和他的政府的腐败，变成了攻击美国制度的腐败。尽管水门事件 的许多事实已经揭露，但美国选民们似乎对此并不太在意，他们更看重尼克松政府的 政绩，所以，11月7日公布的大选结果，尼克松就得了61%的选民票和520张选举人票， 而麦戈文只获得 34%的选民票和17张选举人票。这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上少有的 以如此悬殊的票数决出胜负的一次。 以米切尔为首的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成员个个喜形于色，他们似乎忘记了还有 7 个“难兄难弟”因水门事件正在失去自由的监狱里接受审讯。 尼克松满面春风，走马上任，开始了新的一届总统任期。在1973年 1月20日的连 任就职演说中，他还没有忘记抨击他的对手：“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总是受到那 些认为美国一无是处、绝少正确的人们的困扰。但是，我深信，这不是历史对我们有 幸经历这些非凡的年代的评判。”他在演说中自豪地用了一连串“让我们感到自豪的 是……”的字句，宣称“本世纪美国的经历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水门事件的阴影并不因为尼克松满面春风而消散，相反却一步步向他逼来。 当尼克松在台上发表连任就职演说时，对水门事件被告的审讯也在抓紧进行。这场审 讯从1月8日开始，被告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交代其犯罪事实，有的公开表示对各种指 控服罪。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交代，会不会将白宫里更大的人物牵扯进去？还有，为掩 饰真相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会不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反而增添新的罪证？这一切， 都使白宫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尼克松及其心腹官员更是坐立不安，失眠频频。 本来应该沉浸在竞选连任胜利的喜悦之中，如今却被水门事件的阴影所笼罩，尼 克松未免感到沮丧。他这时似乎已经意识到，从一开始阻止调察就是个错误，而且是 比到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本身更大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 和形象，这条路哪怕是错了也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风雨飘摇的白宫，仿佛在经受地震后日益增强的余震的煎熬，谁能保证这不是又 一次更大的“地震”到来的前兆呢?

丢卒保车，大总统挥泪斩马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想以攻为守的尼克松总统，渐渐地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 尼克松在1973年 2月14日的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可以料想得到，假如 法官把亨特叫到面前，拿35年的刑期来恫吓他，他很可能为了免受刑罚而就把自己所 知道的一切，全盘吐露。” 亨特，这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仅与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的 5名案犯 有牵连，而且他曾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利迪一起，在白宫的纵容下，私 闯心理治疗专家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企图窃取加害埃尔斯伯格的材料。这个埃尔斯 伯格曾经把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材料交报社发表，对尼克松政府不利，政府 起诉他盗用文件罪，正在受审。白宫显然想置他于死地。一旦这一事件抖露出来，岂 不是又一次“地震”。 如何使亨特保持沉默，或者绝不供出幕后的纵容者，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3月21 日上午，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商谈着。 “亨特给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一名律师写信，索取12.2万美元，作为个人和请律师 的费用。他甚至规定了交款期限。”迪安向尼克松通报了这一情况。 “他们到底想要多少钱？”尼克松知道，有第一笔，就会有第二、第三笔钱；有 第一人，就会有第二、第三人要。 “在整个诉讼期间，至少要付 100万给各个被告。”迪安报出了一个不少的数目， 虽说这一数目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不难办到的，但在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毕竟要冒不少 风险。 从迪安的口气中，似乎不想再去冒险。骑虎难下的尼克松总统，却只有按照既定 方针走下去这一条路。他曾两次向公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和他领导的白宫在水门事 件一案中是清白的，经得起调察的。如果退缩的话，他和他的政府岂不成了信誉扫地 的说谎者和骗子。 “也许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尼克松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但此时此刻，你难道 不同意最好的出路是把亨特的问题妥为应付吗?我想，此时此刻，这是值得一为的。” 他显然把赌注押在了让被告守口如瓶上。他是在位的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 样押宝也许有他的道理。因为，如果这些被告拿了钱，还想获得自由，即使法院判他 重刑，作为总统还有特赦罪犯的权力。有总统作强大的后盾，聪明的被告是不会吐露 对总统及其领导下的白宫不利的事实的，尼克松相信这一点。 迪安嘴上答应了总统的要求，心里却像挂了15个吊桶，七上八下，惶惶不安。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承认：“从事后看，这一天是我任期内一个悲惨的转折点。” 事实正是这样。不久便“反戈一击”的迪安，使尼克松和白宫狼狈不堪。 迪安不仅说出了白宫几名重要人物与5名窃贼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一案有关， 而且坦白了案发后的一系列掩饰真相的企图。他公开表示，白宫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 曼、总统的内务顾问埃利希曼以及他自己，都卷进了此案，有“阻挠司法的举动”。 他还透露，总统的私人律师坎姆巴克曾受命筹款给水门事件一案的被告。 而关在狱中受审的麦科德，也指控争取总统连行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 应对他们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行窃一案负责，并且供出在受审期间，有人表示可 予以宽赦，交换条件是他缄口不语。 负责审理水门事件一案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也似乎打定主意要与白宫过不去。在 3 月底进行的宣判中，对第一位将政界要人牵进这一事件的被告麦科德从宽处理，予 以保释，而对其余 4名潜入水门大厦行窃的被告则予以重判，暂定为40年徒刑；与此 案有关、又犯有私闯埃尔斯伯格医生办公室行窃之罪的亨特和利迪，前者被暂判为入 狱35年，后者曾因不肯开口而犯了蔑视法庭罪，就此暂判为6年零8个月徒刑，另处罚 款4万元。 轻重悬殊的宣判，给至今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吐露全部事实的被告形成了巨大的 威慑力。尼克松明知这样的判决过重，甚至实属蛮横，因为对一些杀人犯的判决也不 至于如此；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地方法院法官所采取的一种文明的策略，就是要促 使被告说真话，因为他们的宣判并非最后的判决，如果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有功，麦 科德就是他们的榜样。 随着水门事件真相的不断抖露，群情激愤，舆论大哗。尼克松的防线是如此脆弱， 已经到了不找几个替罪羊就难以过关的程度。 4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接替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的理察德·克兰丁斯特， 急匆匆地求见总统尼克松，说有要事相告。无心度假、正在白宫举行午后宗教礼拜仪 式的尼克松，在仪式结束后马上同他进办公室密谈。克兰丁斯特省去了拐弯抹角的客 套话，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迪安把我们告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被认为是授权 闯入水门大厦行窃的主谋人。”“不，这不可能。”尼克松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紧 接着又半信半疑地问他的司法部长：“真有其事？”克兰丁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说： “让刑事厅长来谈，您看如何?”尼克松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身穿一件赃兮兮的 T恤衫和一条湿漉漉的牛仔裤，脚蹬一双网球鞋的 司法部刑事厅厅长亨利·派德逊，在克兰丁斯特的带领下，走进了尼克松的办公室。 他是在洗刷游艇时被召来的，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下属官员如此打扮到白宫来，实 属不敬，要是在平时非被轰出去不可，但这次尼克松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便让他将掌 握的迪安指控的情况一一道来。这位厅长迟疑了一会，瞥了身旁的部长一眼，在得到 “照实说”的眼神暗示后，便将迪安如何指控总统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内务顾问 埃利希曼卷入水门刑事案的情况做了汇报，末了还斗胆建议：“应该让他们两个辞职， 不然会有麻烦的，会使您和您的总统职位处境难堪。” 尼克松默默地听着，思索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半晌没说一句话。克兰 丁斯特部长和派德逊厅长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你们走吧。”尼克松有气无力地说。 宽大的办公室只剩下沉思的尼克松一人。“好一个吃里扒外的迪安！”尼克松想 对他施加压力，让他明白作为总统可以阻止他获得行政豁免权，到头来一样受刑，可 是又担心把他逼急了眼，说不定会把指控的矛头直接转向他。 “我没有什么把柄掌握在迪安手里。”尼克松的心里暗暗地为自己打气。虽说他 事先确实没有授权任何人去干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这样的蠢事，但 事后的掩盖行动他能逃脱罪责吗？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又有点发虚。虽说他和年轻的 法律顾问迪安商谈掩盖对策时，没有第三者可以出来证明，但谁又能保证没有留下任 何可以作为证据的话柄呢? 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对策。想找几个心腹顾问来集思 广益，可是不少人已经涉嫌水门一案，要是再冒出一个像迪安那样“反戈一击”的顾 问，那不就更惨了。看来，只有变以攻为守为以退为进了，“丢卒保车”不失为一种 明智的选择，尼克松终于拿定了主意。 几天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尼克松把上次司法部长及该部 刑事厅厅长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然后，婉转地请他们拿个主意。这两个 人是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和多年的忠实朋友，为他谋取总统职位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 要尼克松开口让他们辞职，实际上是把他们开除出白宫，尼克松真是有点开不出口。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显然被总统介绍的不利于他们的事实惊呆了。虽说这些事实 都是他们经历过的，但一旦作为罪证指控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非常敏感而又特 别能领会总统意图的办公厅主任和内务顾问，此刻，只有吞下辞职这杯苦酒，以便保 全总统和白宫的面子。“我们会现实地面对这一切的。”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这话 时，眼睛有点发红，鼻子开始发酸。 三人相对无语。谁也没有说出“辞职”这两个令人难堪的字眼，但谁的心里都非 常明白。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各自的心情当然有所不同。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境： “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们离职，真是自私得可以了；不过我还不至于狠心到 能够心安理得地伤害自己所深切关怀的人。我忧虑他们被迫辞职时所受的打击，但我 更忧虑他们留任不去会使我遭受的打击。” “我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把做过一些我亦有份之事的几个朋友开除。” 4月 30日晚上，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他重申自己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但接 着又说，他将为那些“在一件他们原来深信是正确的事情中可能犯了错误”的下属承 担应负的责任。尼克松借此机会宣布：“今天，我做出了任期内最难的一项决定，我 接受了白宫两位最亲信僚属的辞呈。他们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称得上是我有幸遇 到的最优秀公务人员中的两位。”他用如此赞美的语句，送给被迫辞职的朋友，与其 说是对朋友的抚慰，倒不如说是为了使自己的心里也好受些。同时宣布已经辞职的还 有那个“反戈一击”的顾问迪安，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前者如果不从白宫清除 出去，怎解尼克松的心头之恨，后者辞职是因为他的一些亲密同事可能“与违反美国 法律的某些行为有牵连”。 尼克松演出了一幕现代“挥泪斩马谡”的话剧。然而，就像马谡被斩并不能夺回 失去的街亭一样，丢了“卒”的尼克松能保住自己这个“车”吗?

美国《名利场》杂志2005年6月31日报道，前联邦调察局官员马克·费尔特自称是“水门事件”中的神秘线人“深喉”。

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内线“深喉”的消息，捅开“水门事件”的内幕，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下台。两名记者一直拒绝透露当时线人的身份，但是总编辑西蒙斯引用了当时一部知名色情电影《深喉》的片名，作为告密者的化名。

“深喉”到底是谁？30多年来猜测纷纷，从未有定论。接触过“深喉”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曾发誓，除非获得“深喉”同意或者“深喉”死亡，否则他绝不会说出这个天大的秘密。

费尔特的律师康纳日前在《名利场》撰文，70年代初曾任联邦调察局“二把手”的费尔特于2002年亲口告诉他，“我就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的线人－－人们常说的‘深喉’”。

此前，费尔特对于对“深喉”的身份一直是保守秘密，家人也不例外。费尔特认为，公开自己过去的所为有损名誉。有些媒体，如《华盛顿人》，曾刊文称有人怀疑过费尔特就是“深喉”。1999年，费尔特否认自己是“深喉”。

康纳的文章写道，费尔特有一次曾暗示过他的儿子，“我认为，（作为‘深喉’）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退休后的费尔特住在加州的圣罗莎。在如何看待“深喉”一事上，家人的立场与他不同，他们认为，费尔特在有生之年应该受到奖励，以表彰他在“水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

法新社报道称，费尔特的孙子31日代表家人就费尔特“深喉”身份一事发表一份声明，“家人认为我的祖父是一个英雄，我们真诚地希望国家也这样认为。”

② 梁文慧的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

梁文慧教授，女，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 ，大学校董会成员，兼任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院长。
梁文慧教授现职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大学校董会成员，兼任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澳门科技大学旅游管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旅游学院院长兼持续教育学院总监以及澳门大学校外课程中心主任等职务。她分别在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取得教育博士学位、英国伯明罕大学取得酒店管理硕士学位、美国鲍尔州立大学取得成人教育硕士学位以及澳大利亚伊迪云斯大学取得旅游管理学士学位。留学美国期间，获该届毕业生最高学术优异奖和完美 “GPA”（学业成绩总平均）嘉奖。梁教授获美国酒店业协会授与认证酒店业导师的专业资格(CHE)、获加拿大专业协会授与问题赌徒辅导员专业资格 (CGC)，美国国际会展协会授与专业会展经理资格(CEM)及全球展览业协会（UFI）和德国合作教育大学会展管理(EMD)专业资格。在工作期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进修，分别获得全球跨文化谈判代表证书和款待业管理硕士文凭。更获意大利博可尼商学院与复旦大学商学院合发奢侈品和时尚管理进阶证书等国际享誉的资格。 梁教授创办的国际旅游管理学士课程在2007年三月荣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颁发 “TEDQUAL”优质旅游教育认证。她创办的国际旅游学院连续三年获得 “中国旅游饭店十佳教育培训基地”殊荣。自2008年以来，梁教授更连膺三年 “中国旅游饭店教育培训界最具影响的十大名师” 和 “全国旅游院校最具影响力十大名师” 殊荣。其创办的另一学院持续教育学院在去年首获得2010年中国酒店十佳院校特殊贡献奖，表彰其对酒店管理专业培训的贡献。足见其在学术国际认证和教学品质保证的工作卓有成效。 梁教授长期从事旅游管理及教育相关的研究。曾经带领研究团队成功优质地完成了澳门政府委托十多项大型研究专案。荣获多项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奖、国际研讨会最佳/优秀论文奖。 曾在国际和国内期刊发表关于教育及旅游会展领域论文八十多篇、出版专着五本，主编专论三本。梁教授曾创办和成功申办多个国际/区域品牌研讨会。例如会展旅游教育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和中国继续教育年会等；还多次应邀出访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国家及地区参加国际旅游规划与会展管理专业会议演讲及交流，与海内外众多的旅游、管理、科研教学机构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交流管道和联系 。

③ 桑德尔：什么是正义（What is Justice）

）”。桑德尔教授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学术论著包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Justice: A Reader，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等等。本次讲座由高研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担任评论嘉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顾肃、林曦、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讲坛。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场讲话。他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并简要地介绍了桑德尔教授。接着，现场播放了桑德尔教授的一段精彩的讲座视频，过后，桑德尔教授正式登上演讲台为复旦的同学们作了一场期盼已久的演讲。桑德尔教授首先感谢同学们的到来，期待今晚能够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与同学们相互学习。由于同学们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相信大家对正义问题会有非常丰富的见解。桑德尔教授描述了理解正义的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认为，正义意味着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多的快乐，也就是哲学家杰里米00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式的功利主义所持的观点。第二种进路认为，正义不单单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宁是一个关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安全的问题。这即是约翰00罗尔斯（John Rawls，1920-2002）式的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观点。第三种进路认为，正义不是最大化人们的福祉或GDP，也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追寻美德”的社会中，这样将促使人们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阿拉斯代尔·查莫斯·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1929－）便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接着，桑德尔教授对三种正义观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考虑到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过于抽象，桑德尔教授引入了现实中的一个救生船的故事作为例证。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险，船上的四名船员由于缺乏食物和水，急切地盼望着救援的到来。然而许多天过去了，救援一直没有来。其中的一名船员，他是一名孤儿，在船上做侍者，因为喝了海水已经病倒了。为了能够维持生命，另外的三名船员最后把这位生病的侍者杀死并吃掉，最后成功地获救，回到了英国。因为杀害了那位男侍者，他们回国后被逮捕，面临法庭的宣判。讲完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给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给这三个人判刑，他们是否有罪？现场听众踊跃地举手发表观点，围绕着集体的快乐是否高于个人的快乐，以及是否能把人作为工具来利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之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功利主义的观点，桑德尔教授又讲述了另外一个关于“幸福之城”的故事。这是一座超乎想象的美好的城市，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一座最漂亮的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位孤儿孤零零地住在那里，遭受着痛苦。但是没有人来拯救他，因为大家知道，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位孤儿遭受着痛苦。他们不愿意牺牲幸福而去拯救他。针对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幸福之城以一位孩子生活在痛苦中换取了城市的幸福，你认为这样可行吗？现场同学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同学们的讨论做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同学们提到的两个观点，即正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以及正义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观点，是对边沁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否定。他还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独白和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为例，讨论了高层次享受和低层次享受哪个更值得追求的问题，认为要对享受做高级或低级的定性判断，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而正义与“哪些享受是值得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关性。桑德尔教授指出：把道德转换为功利主义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以一个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真实故事诠释了他的这种说法，并结束了他的演讲。桑德尔教授讲述的故事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现场不时传来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评论嘉宾童世骏教授对桑德尔教授的演讲发表了五点评论。首先，桑德尔教授讲的三类正义观的解释大致对应于哲学上关于“有什么”、“做什么”、“是谁”等问题的回答，分别对应于功利主义、义务论和德性论。第二，道德两难可以用不同角度加以解决。从桑德尔的讲演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功利主义也可以提出很有力的反对杀人、酷刑的论据。另外，桑德尔讲稿中提到的道德分工可以用来证明特殊义务，而特殊义务可以证明社群主义道德理论，但承认特殊义务的那种道德分工体制本身可以用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进行辩护。第三，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判断的主体，这使得老师在课堂上运用道德例子与学生进行讨论，有一定局限。他认为，桑德尔让学生选择的火车例子与救生船例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前者，火车司机的选择是在他之外的5个人死还是1个人死之间，而在后者，船员的选择是在他们自己3个人死还是那个可怜的小孩死之间的选择。第四，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一些理所当然的经验前提，特别是特定时空的条件。有些经验条件是永恒的，比方说人会死亡等等，但有些并不是。桑德尔例子中那艘船的四个人，如果是全球剩下的最后4个人，我们怎么看？人类这个物种生存是使道德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安全成为紧迫问题的条件下，道德考量应该观照这一维度。第五，道德两难可能并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的解决。关键的问题在于：道德两难的解答可能并不在道德理论当中，而在道德直觉当中——甚至不在道德领域之内，而在于道德领域之外。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特定的道德主体的苦思冥想，而是对这种两难经常发生的那个环境的革命性改造。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社会改造和人格教育来说，功利主义倒有特殊的作用。评论嘉宾万俊人教授首先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演讲，然后从学理上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他说在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人们对道德哲学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方式，也就是价值目的论的方式，强调要均衡和计算利弊得失。第二种是康德的道义论方式，强调道德行为的正当理由。这两种方式的终极根源都是自由主义，桑德尔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显然不满足于这两种方式。桑德尔教授意图以他的理论作为第三种方式来说明什么是正义，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正义。他建议桑德尔或许可以重新考虑柏拉图的说法，即正义关注更多的不是人的德性，而是人的身份、角色、品格以及人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其次，万俊人教授对把案例分析运用在正义问题探讨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当案例本身具有极端性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例外情形，而不是正常情形。而正义恰恰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形，它关乎我们的生活、社会秩序、利益关系，是每时每地每个时代都遇到的永恒的主题。用这种例外情形的极端推理，恐怕不能解决问题。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嘉宾的点评进行了简短的回应。他认为第三种方式不光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评价美好生活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和界定，我们便无法理解正义。然而道德如果只是代表个人道德，就太狭隘了。他同意万教授的说法，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这两种方式是不足以分析正义问题的。用第三种方式论证正义，我们就无法避免去论证人类的好处即，是什么使得人类的生命有意义。他也同意童教授的道德两难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解决的说法，但是他认为是否存在正确的做法，或者哪种做法更好或更坏是无法推测的。现场的听众向桑德尔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 “正义与合理相冲突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哪种处理方式对社会更有利？” “如果我们是那个船上被杀的男孩，我们该怎么办？”“您认为政府现在的正义状况如何？您在担任小布什总统顾问时对伊拉克行动是否有建言，您提了什么建议？”等等。桑德尔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同学们的热情参与。他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讲座中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消费。本次讲坛中，桑德尔将其哈佛校史上听众最多的课堂搬到了复旦大学，吸引了复旦大学各院系师生以及外地、外校的众多听众前来参加。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参与，还特在经济学院大堂进行了现场视频直播。整个会场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异常火爆，被很多人认为是复旦校史上听众最多、最火爆的一次讲座。大部分听众站着或是坐在地上聆听了整场讲座，并积极思考和回答桑德尔教授提出的问题。整场讲座气氛热烈，听众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④ 美国那个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劝大学生退学，最后被警察拉下台的企业家是谁啊！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⑤ 金一南：灾难不由我们选择，道路却由我们开辟

【易境思·2020中国汽车营销沙龙】9月4日，以“来者可追 安且吉兮”为主题的易境思·2020中国汽车营销沙龙在浙江安吉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博导金一南少将在主题演讲《困境与机遇》中讲到，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今天全球化进程严重倒退，多国经济大幅度滑坡，供应链体系遭受重创，种族主义四处蔓延，世界遭受严重震荡。今天全球面临的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人能够跑脱。

金一南认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坚持全球化的进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开门就是前进。无论是经济脱钩还是科技脱钩，都无法抑制中国市场，“技术压抑市场是暂时的胜利，而市场自创技术是最终的胜利。”

金一南说，产业链的集群化是这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特征；疫情正在促使下一阶段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云服务、物联网、远程连接等等；未来第一步看谁扛得住，谁才能生存；第二步能生存下来才能变革。生存不是目的，生存下来是为了变革，变革是为了胜利。我们把握生存之机，把握变革之机，就是把握胜利之机。

以下是演讲实录：

今天给我的题目是《困境中寻找机遇》，我把题目改了一下《困境与机遇》。

今天讲困境与机遇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有些年代注定要在历史中留下深刻的印痕。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不仅个人，包括大家生活的社区，包括大家所处的国家，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都留下了深刻印痕。

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猝不及防

2020年初，最初大家谈论的是美伊战争，然后是中美贸易协议。结果年初料定的战争没有发生，和平也没有到来，来的是一个不速之客——新冠病毒，谁请它来？不请自到。今天确诊病例2600万，死亡接近90万，2019年底到2020年初，全世界那么多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谁料到这种形势？

还有一句话“重大危机往往成为历史转折点。”这句话里还有一句话：“历史转折点往往是不经意的”，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猝不及防，大家都也没有想到。

今天全球化进程严重倒退，多国经济大幅度滑坡，供应链体系遭受重创，种族主义四处蔓延，世界遭受严重震荡。今天全球面临的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人能够跑脱。

谁能想到美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死亡人数全球最多，股市十天熔断四次。美国医疗条件最好，医学设备最发达，结果今天确诊人数630万，死亡超过19万，特朗普说“能把死亡人数控在10万以下是重大胜利”，我们听了大吃一惊。

同时，美国失业人数超过4千万，意味着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失去工作，特朗普气急败坏，对他来说三年多的经济成果，6天时间全被摧毁，他最辉煌的成果就是经济、股市和就业，今年3月底到4月初，道指从29000点下降到18000多点，下跌将近11000点。

我们为抗疫做出最好的示范，我们是闭卷考试，答得很好，却被若干国家要求索赔。为什么他们特别热衷向中国索赔？一方面中国有多次赔偿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隐忍为上，花钱消灾”的现实思维。我们有一句话：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这些思维方式被国外掌握，对我们绝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他们把中国人当作最好的打劫对象。

所以在今年推迟召开的两会上，王毅外长讲的非常清楚，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这些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想让中国赔偿，一个钱都不要想。我们没有这种坚决态度，绝对不行。从今天的现象可以看出来，新冠病毒大流行成为影响国际格局里程碑式事件，所有的狰面——国家的真面、个人的真面、企业的真面，大难临头都暴露出来。面目有多么狰狞，想掩盖也掩盖不了。新冠病毒流行不是重置秩序的革命性力量，而将以罕见的螺旋方式加速历史倒退、封闭、保守、阻断、全球化大幅度退坡，大国关系恶化，全球供应链和市场规则遭受深度怀疑，民粹主义、反精英、反融合日渐成为趋势，不同人种之间的对立与区隔，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种族的偏见死灰复燃。历史不总是前进的，历史是会倒退的。今天大家所处的时刻，就是一个历史倒退的时刻。

“站立不动，也是前进”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讲一句话：“站立不动，也是前进”。

我们即使没有什么新政策、没有什么新方略，我们只要坚持原有的全球化进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开门，我们就是前进。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讲的“可以确定，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下滑，比大萧条时期更加严重，全球将有170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最近调整到了190个国家，就是说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负增长。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困难，但谁不困难?我们这里讲问题，但谁不是问题成堆? 中国的问题相较之下是最轻最缓的，人家比我们困难的多。我们在今天率先走出了疫情，人家还身陷在里面。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教育规模正在逐渐显现

我们不但走出来了，再看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我们今天讲困境与机遇，机遇寄托在中国首先走出疫情，第二中国经济规模，这种经济规模再想动摇是非常难的。你看世界四大制造国，黑线是美国，长期雄居世界制造业20%，后来跌落了；灰色线是日本，90年代中期日本曾经达到过20%，后来跌落了；虚线是德国，长期在世界10%以下；你看中国这条线，1980年世界制造业2.5-3%，2008年中国上升的红线与美国下降的黑线相交，各占世界制造业18%。2018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29.4%，世界第一，2025年这一比重将上到40-45%。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经济规模。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形成门类期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从困境走向机遇的基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做的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高端制造门类比较，美国、德国、中国、日本，这四国，14项高端制造的产业比较，看日本，日本没有航发，没有民航客机，没有互联网、没有通讯设备、没有航天工业、没有卫星当行等等，这是日本的缺项。然后德国，也没有航空发动机，没有芯片，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航天工业、卫星导航等等。然后是美国，美国没有液晶电板、没有高铁、没有民用船舶、没有锂电池。最后是中国，14样全部齐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都能造出来，就是质量不太好，这是我们必须改变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规模今天达到这个程度，就像总书记讲的一样，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不是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是不能掀翻大海。

规模太大了，你通过什么经济切割，科技切割把中国切割的所胜无几，都不可能。所以讲不管贸易战，疫情也好，对我们的冲击，心理冲击大于实际冲击，国人很振荡，心理振荡，实际上没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规模导致美国人很难办，特朗普经济顾问要求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出去，政府将支付一切搬迁费用，特朗普让库克搬，库克说，在美国，如果把模具工程师开会，可能一个房间都装不满，但是在中国，可能许多足球场才能容纳下那么多人。

支撑中国经济规模的，是中国的教育规模。2016年我们学理工的本科生已经达到了500-600万，现在600万以上，美国56.8万，而且大部分还亚裔，美国人学金融，学法律，学医学，而桥梁、船舶、汽车、钢铁、煤炭他们不学了，这是美国今天存在的大问题，它没有足够的工程师熟练工人。《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理工毕业人才。2001-2014，中国新开设1800多个大学，培养出的科学、技术工程毕业生是美国的10倍”；《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报道：“44%中国大学生主修自然科学工程学，美国只有16%，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这一趋势未来十分可怕。”美国不是怕你现在，是怕你未来。再这样下去，中国的工程师源源不断大量涌现，美国该怎么办？国际经合组织预测，2025年，中国拥有的工程师和熟练工程师数量，将超过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总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济规模和教育规模，而教育规模正在逐步展现。

这是2018年全球专利申请，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欧洲专利局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丹麦、瑞典加上东欧全部加起来2018年才申报了17万项，不如韩国21万项；而韩国是日本的三分之二；日本31万项，是美国的一半；美国将近60万项，美国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强。当然我们的专利申请质量还没上去，美国、日本专利质量高，我们专利申请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在积累，有了量变才有质变。我们的汽车产量现在将近三千万辆，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量变，汽车界应该已经到了质变时刻了。

现在美国人炒得最厉害的就是经济脱钩，怎么脱钩？提出“休西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脊梁，美国无法让其他国家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经济的主导部分实际上是国内消费，他们不需要去向西方求援。西方去中国投资是因为这里成熟的供应链，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市场，谁会傻到放弃这个市场。”“生产当然可以转移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问题是他们有多大市场消费的那些生产出来的众多产品？”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把汽车企业转到越南，越南有那么大汽车销量吗？它销不出去，我还得到中国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还得过来，还得经过一道关税。这是市场的抉择，不是政治诱惑，是市场诱惑。

美国说好，那就科技脱钩，高科技脱钩。谷歌的前CEO，退休后出任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的施密特坚决反对科技脱钩，他说：“一旦拆散了全球平台，就再也无法收回。中国受益一个通用的交流平台，每个技术平台都有西方价值观，这才符合西方的利益。”你逼着中国人搞没有西方价值观的中国平台，好不好？让中国人永远用西方的二流、三流的芯片，永远用高价购买美国芯片、支撑美国芯片研发，这样最好。现在中国人自己干芯片，不但导致美国芯片严重库存堆积，而且导致后续研发能力下滑。所以施密特的结论是“最好让中国人使用西方的芯片，而不是自己制造芯片。”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就像郎咸平讲的一样“技术是美国的最大优势，市场是中国的最大优势，技术必须卖给市场，才能获得高利润，失去市场技术必定衰退。”“芯片是人类目前最高级最复杂的技术，美国以此为傲慢，中国是全球最大芯片市场，有了市场没有技术可以发展技术，若失去技术，技术之花再艳丽也必然枯萎。”“技术压抑市场是暂时的胜利，而市场自创技术是最终的胜利。”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同促进的大格局

这就是总书记讲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们充分看见了美国的技术优势，却没有充分领略自己的市场优势，美国现在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的市场优势，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就是总书记讲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同促进的大格局，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格局。

产业链的集群化是这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特征。这次疫情中，从今年初到现在，我们两个区域，——苏州、重庆都在增长，而且增长幅度比较大，关键得益于产业链的集群化。所以黄奇帆市长说：“中国要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在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新兴产业链集群”，作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国际大循环的起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加上未来的郑州、武汉、长沙、合肥中部地带，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国际大循环的起点。

疫情正在促使下一阶段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云服务、物联网、远程连接等等。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好，中国恰好在5G研发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基建进一步加速。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这种基础设施将更加优于其他国家。美国五角大楼评估：“5G有可能将中国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体。”5G我们走在全世界最前面。我们讲困境与机遇，讲机遇是无形的资源，讲把握机遇要把握不确定性。大多数人不喜欢不确定性，其实真正的领导者喜欢不确定性，真正高超的领导艺术，恰恰是充分发挥不确定性的结果，如何有效的利用不确定性，正因为不确定，才真正有机会在里面。

当然我们说未来就是这样，第一步谁扛得住，谁才能生存。2020大冲击，一大批企业垮掉，对服务业打击太沉重了，餐饮业、旅游业、宾馆业包括交通业打击及其沉重。我说第一步谁扛得住谁就生存，第二步能生存下来才能变革，生存不是目的，生存下来是为了变革，你死了，你所有雄才大论都结束了，你得活下来，你才能变革，你成为变革者，变革的目的是为了胜利，一定要做胜利者。

这是CNN统计2020世界经济增量，橘色是2020，全部都是负增长，大家看美国-8%，英国-10%，法国-12%，西班牙、意大利-13%、-14%、-15%，唯有中国冒出个小红头这个冒小红头非常珍贵，人家都在负数，你只要在正数就是重大胜利。2020的疫情促使中国和美国的距离大大的拉近了，我们觉得发展受阻了，其他国家更后退，距离反而靠近了。国际经济界有个“幸存者通吃”理论，就是看谁能活到最后。我们把握生存之机，就是把握变革之机，把握胜利之机，在灾难中完成这种把握。

最后以恩格斯的话结束：“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作为补偿”。能不能享受到这个补偿，取决于你的生命力，你的发展力，你的创造力。灾难不由我们选择，道路却由我们开辟。

最后两句话：第一句：“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导。”

第二句：“危机是教人进行创造的最好老师。”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⑥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他曾为中西方作出了什么贡献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7月，生前曾是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他精通的外国语言是中文和日文，在美国，他是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十分精通的学者。傅高义教授生前为中西方交流以及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多次参加相关学术会议交流，对两国关系的改善积极献言献策。

希望傅高义教授一路走好。

⑦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去世，生前在业界的口碑如何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生前在业界的口碑非常好，是西方最权威的教授之一。美国著名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修教授傅高义于20日去世，享年90岁。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消息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期间，傅高义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们将深刻怀念他。”今年，傅高义就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描述，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我们。

⑧ 高分求《比尔盖茨哈佛演讲》读后感。

读后感

从哈佛大学退学三十年后，比尔•盖茨作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嘉宾重回他的母校。作为哈佛大学所有失败者中最成功的一人，比尔•盖茨并没有向大家讲述他的成功之路（这种老套的励志故事已经十分滥俗），而是提出一个大家都面临的问题：在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应对世界的不平等，并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当时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必比大多数人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我很赞成比尔•盖茨所说的：“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来自科学或思想的新发明和新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同样地，就个人而言，一个人最大的进步不是看他拥有多少财产、获得多少荣誉、享有多少头衔，而是看他对于消除人类的不平等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比尔•盖茨的人生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
对于消除人类的不平等，我想美国人最享有发言权。美国的独立实现了“图生存、求自由、谋幸福”的启蒙运动理想。早期的美国人有一个政治信条——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其意为美国凭借天命，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消除不平等的制度。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拥有普世理想的国家，而这正是美国文化精神的传统，可上溯自《独立宣言》和更早的清教徒传统。因此，比尔•盖茨希望哈佛年轻的毕业生们去消除人类的不平等，正是美国这一传统的体现。
不单是美国或西方文明世界，在历史久远的中国，同样也有济世精神的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曾经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这与西方的普世精神是相通的。在今天，“兼济天下”不妨可以理解成为去消除人类的不平等。因此，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是“达”还是“穷”，每个人都是能为消除不平等做出贡献的，比尔•盖茨正是“兼济天下”的典范。
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世界的不平等，并且希望加以改变时，如何去应用这些新技术，如何最终解决不平等问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像比尔•盖茨所说的，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即以理性的思维作为指导，科学地认识事物，保证效率，并且不断创新的解决问题的准则。因此，在这个新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许多旧的、传统的方法应当不断改进，吸收结合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始终保持高效率，以适应当今社会。
从比尔•盖茨的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除消除人类苦难不平等的崇高理想，和一个能实现这个理想的切实有效的方法。每个人，无非男女老幼、能力多寡，都可以尽其所能，去为实现这一理想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致力于消除人类的不平等，既是个人最大的进步，也是人类最大的进步。

⑨ 麻烦各位"求一篇自立自强演讲稿"

时光如流水在我的心灵里流淌，世事的变迁给我留下了许多抹不掉的记忆。回忆则如同沙砾一般沉积在我思想的长河里，像阳光般灿烂，像大海般蔚蓝……而我却突然感受到这一切的一切，有一天在记忆里渐渐的模糊，模糊，直到让我陷入恐惧，让我带上面具来面对这个世界。

记得孩提时，门前盛开着美丽的花朵。我一个人常抱个小板凳，坐在花前痴望。怡人的清香溢满了整个童年。童年是快乐的，然而它就像一架纸飞机一样，从起飞到落地，是那样的短暂。冬去春来，转瞬即逝。如今的我已走过了花季，来到了雨季。一次次的经历，一年年留下的足印，让我领悟了许多许多。有时，坐在窗前，透过玻璃，感受这美丽的世界。突然觉得做人其实很难，幼时的幻想中，一切是那样动人。或许是轻看了人生，认为它不过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游戏，而游戏无非是想为了有个完美的结局。可是，幼稚的我又何曾想过为了这个结局，一生要走得多么艰难，这一历程又有多少竞争、危险、困惑、辛酸与痛苦呢！

孩提时的天真与无邪悄然而逝,伴着成长中从未遇过的挫折与困难，我对生活的感触也一天天的变化着。于是静下心来,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努力。终于走进了这所重点中学,让我觉得人生更加美丽了。总认为学习不过是努一把力就上来了,曾经那样普通的我,不也在别人面前那样出色过?只要努力,我一定会做的很好。

可是，越来越差的成绩，让我越来越感到恐惧，也就越来越害怕去面对。或许是自卑，或许是颓废，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默默的感受一切。封闭自己，让我拥有了叛逆，所有的东西在我的心中汇成了一股伤感。或许这无法控制的叛逆，一直悄悄地缠着我，甚至迷惑着我，左右着我，使我冷眼看待这个世界，人生游戏，游戏人生……放弃，逃避，一直喜欢这种放肆的自由。在我的生活里，一切都是淡淡的，麻木溶入了我的灵魄，没有了激情，没有了……

白天给了我明亮的眼晴，我看到的却总是黑夜。

也曾鼓励着自己，换一种方式来面对人生，而做出的一切，却让我继续迷失，我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我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为了一种莫名的忧伤，一种莫名的惆怅。似乎应该让阳光走进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鼓起了勇气，对自己说释放自己，但或许有了某种感觉，心情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

嘴上说不爱成绩是因为成绩不尽人意，其实我知道自己是虚伪的。哭吧哭吧哭吧，流泪不是罪。这不是后悔的泪，我的心告诉自己我的生活没有后悔。为人生而伤感很虚伪，为什么不做一个真实的我。只要有一缕阳光在，就有前进的道路。苦过、痛过、累过，最终等待我的会是欣慰。

撕开虚伪的面具，再做一次真正的我，从今开始，我同样是一个出色的我！

我钟爱那努力的过程，而非结果。我不再寂寞，不再等待，让自己努力去寻找那充实的过程吧！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谈 自 信

————卢鹏

何为自信?有人形容"自信是诸葛亮空城之上，面对百万之众时镇定的笑容；是毛泽东筹帏屋，指挥三大战役时坚定的目光；是朱总理当后，当记者问时激昂的语调。"说穿了，所谓自信，就是相信自己，信任自己，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自信十分重要，她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奥运健儿之所以敢在强手如林的运动场上显身手，敢于去摘金夺银，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是自信，是自信鼓舞着他们。反之，一个人如果总对自己没信心，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妄自尊菲薄，走路老爱低着头，遇到自己解不开的难题就觉得自己笨，那么，他便不敢去创新，不敢去进取，不敢去与别人竞争，久而久之，他便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连自我都失去了，更谈不上对目标的追求，未来的企盼，更谈不上事业的成功了。

当然，有了自信，事业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就一定会惨遭失败。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当自己陷入困境时，就会对自己说："相信自己，我能行，我越来越接近成功了。"当自己遇到挫折时，会昂起头，挺起胸，对自己说："我一定能击垮他，下一次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因此，自信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自信与"自大、自满"是不同的。如果自己未真正付出过努力，从未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过，就闭着眼睛信誓旦旦地说"我自信我是强者。我自信我是绝对优秀的"，那么，这种"自信"已成了自以为是，不自量力。所以，"自信"也要有资本，你没有资本，自信就成了骄傲，成了自满。换言之，自信与努力是相辅相行的，自信是事业拼搏过程中的一种精神，一种表现，努力是自信的基础和载体，离开了对生活、对事业的追求，自信也就失去了意义。

自信，是烦躁中的音乐，是空白中的色彩，是理想跑道上的润滑剂。一个人，有了自信心，才会去有动力有资本为理想奋斗，与困难拼搏，走向成功与辉煌。没有自信心，那么哪怕再努力也只能面对失败。一条河源头已干枯，怎能可汇入理想的浩瀚海洋？

自信的海伦凯勒说过：“对于凌驾命运之上的人，自信是命运的主宰。”正因为自信，她没有灰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只有自信，才会有乐观、勇敢等品质并肩而来。古往今来，居里夫人，茅以升，王军霞，自信心筑就了多少英雄豪杰！

有这样一则材料；哈佛大学的某位教授从学校里选了三位教师，一百名学生，让他们组成三个班，并对他们说：“你们是全校选出的最好的老师和学生，你们可以成为全校最棒的组合，你们一定能干出好成绩的。”果然，一年后，他们的考试成绩是全校最好的。这时教授告诉他们：“其实你们只是我随即抽样的。但你们正好验证了我的一个推论：人只要有自信力，就会创造出人间‘奇迹’。”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自信力——自我的力量是具有相当大的潜能的。一个人无论是天资聪颖，还是后天努力，要想干出一番成绩，都少不了自信力。如果没有自信力，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能闻名于世吗？如果没有自信力，爱迪生能成为世界伟大的发明家吗？自信力，是成就事业的可靠保证，前提条件。

材料中的老师和学生是普通的，他们都干出了最好的成绩。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自信力，是自我力量的最好挖掘。因为他们都深信：自己是最好的，最好就要做得最好。就像居里夫人说的：我们要有信心，首先要有自信力。假如居里夫人没有自信力，她能从多种放射性元素中提取出镭这种稀有元素吗？所以说自信力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它会在我们的前进路上燃起希望之火。

日常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自信力。下岗工人中，有一部分人缺少自信心，自暴自弃，生活得一团糟。而另一部分人却充满自信力，抖擞精神迎接挑战，开创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当他们下岗时，他们也愤怒过，怨恨过，沮丧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闯过难关，他们成功了。这就是自信力的作用。

作为学生，我们也应当具有自信力。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理想的成绩，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自信力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都必不可少，它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基石，它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五彩斑斓。

总之，自信是我们的诤友，只要有自信，那么，即使你遇到艰难险阻，也会勇敢面对，直至取得成功。同学们，让我们找回自我，充满信心吧！

跨过十五岁的门槛——如何拥有自信

————李天龙

当你与一个人四目相对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心动？恶心？亦或是逃避？

我坐在书桌前，咬着下嘴唇，思绪如藤蔓般零乱的缠绕在心头，仿佛自己的心里装满了东西，却被一抹水草紧紧裹住，无法掏出般难受……

此时的我依然坐在书桌前，依然咬着下嘴唇，只是当我抬头与镜中的自己四目相对时，心中凌乱的思绪随着藤蔓的松解顿时烟消云散，整个空荡荡的心房仿佛长期以来便被寞剥蚀般，显得陈旧和阴暗。面对着镜中的我，那个浸了一头冷水的颓废小生，我……无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内涵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是不是好文章就必须有内涵？我不知道身处这样一个花花社会，自己能活多久？也不知道死亡预示着什么？是否人们在潜意识里对死亡有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我甚至不知道以后的路我该如何将它踩完？

15年了！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好歹也走进15年了！我知道，15年在16岁以上的人看来是何等的短暂，可在我的眼中它却那么漫长，漫长的好像从寒冷的月亮上坠下的银梯。每爬一步就得将两旁彩云上的负荷往肩上扛。尽管我知道自己远承受不了如此重的负荷，可既然我已经上了天梯，也就没有任何退路可言了！望望脚下那尸骨恶臭熏天的深渊，你敢松手吗？敢吗？我……不敢……于是，我只好艰难爬，一面爬，一面将那些标着“人际”、“学习”、“生活”的负荷往担子里装。是呀，我在这看似短短的15年间，经历了太多的风吹雨打，承受了比同龄人重得多的压力！这也使我那份不该觉醒的成熟思想，可悲地悄然苏醒，所以我便懂了我的30岁，还需再等15年，还需再经历15年的日晒雨淋！那漫漫15年，是多么深远的数字啊！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危险数字前，我叛逆了，我将自己的全身乃至思想涂满了反叛的色彩，一个狗都懒得理的颓废的男孩取代了昔日的乖乖仔，他那份潜在的自由如火山喷发般烧掉了一切诸如“听话！懂事！有礼貌！”等等虚伪的外表！我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不知道、也不愿知道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所以，当我与自己四目相对时，我选择了逃避！只因为我怕，我怕自己往后走错一步，便留下满腔的悔恨不和一袖怨艾的干风。在15岁的门坎儿边我驻足了，让那静静靠在黄昏的窗口，被金色的阳光模糊了轮廓的不羁少年永远留在15岁的尽头吧！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我啊！

说实话，我不想改变自己。不想改变大大咧咧、喜好冲动、一腔热血、直言快语这些15岁应有的性格。在15岁的眼里，在我的眼里，“小龄青年”的轻浮是应该的！是必须的！是没有也得装出来的！于是我嘻嘻哈哈、疯疯颠颠、潇潇洒洒。对一切抱混世的态度！懒得去理别人异样的眼光，懒得回应别人肤浅的评价，整天无所事事。的确，从表面看，我似乎真的很自我，可内心却依旧寂寞如初！心房中苔藓的霉丝早已布满整个角落！在经历了人际淡漠，学习重压，生活困扰的一番狂轰滥炸后，我那自认必须随着携带的轻浮使我在母亲面前淌下了不争气的泪水，母亲拍拍我的肩对我说：“这些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本来就是哭着来到这世上，哭着离开这世上的！关键是在生与死之间，你成长了没有？你看清世间虚虚实实的幻像了没有？受伤了，人才会成熟！”

母亲说的很平静，平静的就像冬日结冰湖水般，那一字一句如风般的喘息丝毫不能激起湖水的一波一纹。这简直令我不敢相信！母亲平淡到了极点的一句话也使我震撼到了极点！在15岁看来，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想法啊！而在我看来，这句话却像一颗小型炸弹似的，动摇了15岁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思想。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我已不再是小孩了，学会稳健的走自己的人生路，是我必经的一个环节！我想，我那年龄与思想不调和的场面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忽然间明白了那张不羁少年的照片并不真正的自己，也不是15岁的尽头，30岁、45岁、60岁……15岁是没有尽头的。而只有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自己不同成长经历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位静静靠在黄昏的窗前，被金色的阳光模糊了轮廓的不羁少年，只不过是我第一个成长经历的旅程碑罢了。

我还是坐在书桌前，还是咬着下嘴唇，只不过当我与镜中的自己四目相对时，我不再逃避，而是提脚跨过15岁这道坎儿……

谈 自 信

————刘德慧

所谓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理想愿望一定能够实现的一种精神。自信是对想成事者至关重要的。

首先，自信使人勇于尝试，对于以往没有过的新事情因为有了自信，才敢于去尝试。成功与否暂且不谈，事情总是先需要去做，做了才会有所谓成功或失败，不是吗？没有自信，怕失败，不敢面对新事物，又何谈成功？又怎么样进步呢？

其次，自信使人敢于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做了事情，总不可能会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怎么办？“我不行”“我解决不了”缺乏自信，知难而退，岂不前功尽弃？正所谓“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只有自信你才会勇于克服困难，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它，继续向目标前进。

最后，自信可以在失败后给你以动力，使你重新站起，自信者说：“失败了，没有什么，它只能说明这种方法不适合，我可以再试试其它方法，”而自卑者则一蹶不振，死死陷入内心阴暗之中。

让我们看看自信者是怎样做的：

“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寻觅镭的踪迹时，却信心百倍，毫不动摇，成功后她对朋友们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有信心，尤其是自信心。

“毛遂自荐”亦是自信心的体现，没有自信，毛遂怎会勇于自荐不自荐，又怎会被予以重用去说服楚国出兵相救，使自己的国家转危为安呢？

可见，自信是一个人成大事的必备条件。

但自信绝不等于狂妄，自信心是指对自己的充分认识，对自己所具有的气质和才能的正确估计，只有自信才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而狂妄则是盲目的自信，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违背了以物质为基础的客观规律，其后果必是失败，二者不可混淆。

此外，没有行为的自信是毫无意义的。从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到体力极限仍拼搏的王义夫到蒋丞稷在游泳赛中奋力拼搏，2个事例无疑让我们感到：要有拼搏精神。拼搏精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有了它，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才可能战胜困难，才可能创造辉煌。有拼搏精神的人，才可能在人生路上少留下些遗憾，多一些理想境界中的东西；反之，如果过分随遇而安的话，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是今天这样――黑暗中不可能有灯光，许许多多东西都不复存在。拼搏，就似乎一把钥匙，一把现实与理想与成功的钥匙。没有它，你将永远与理想和成功相隔一扇沉重的门。

当然，拼搏并不一定真正走向成功，但你做了总比不做的好。与命运拼搏的强者海伦.凯勒正说过一句话：“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爬行的。”不管结果怎样，拼搏总会给你带来一份希望一次经验一次赢的机会。输了，也是伟大的失败者。何乐而不为？

有目标，有自信，但不去实际行动起来，不去努力工作，也不会获得成功，我这里所谈的自信当然是指有行为的。

总之，如果你确认自己是正确的，那就该坚信地走自己的路切记莎翁的一句话罢：“人要活着很容易，但是要成功地活着必须要有自信。”朋友们，让我们跳起来奋力采摘理想的果实！

谈 自 信

————金美艳

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一种精神。自信是成功者的秘决。

首先，自信使人勇于尝试。对于以往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有了自信才敢于去尝试，才有可能成功。总之，事情总是要先去做，做了才会有所谓成功或失败，不是吗？没有自信，怕失败，不敢面对新事物，又怎样谈成功呢？又怎样进步呢？

其次，自信使人敢于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人的一生，做任何事情不会总是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怎么办呢？如果总说：“我不行”。“我解决不了。”此类话，缺乏自信，知难而退，岂不前功尽弃？如此就会让我们一事无成！正所谓“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千难万难！”只有自信，你才会勇于克服困难，想尽各种办法解决它，继续向目标迈进。

最后，自信可以在失败后给你以动力，使你重新站起。自信者：失败了，没有什么，它只能说明这种方法不适当，我可以再试试其他方法。而自卑者则从此一蹶不振，死死陷入内心的阴暗之中。

就如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在十分恶劣的艰苦条件下寻觅镭元素，却信心百倍，毫不动摇，成功后她对朋友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有恒

心，尤其是自信心。”

说到张海迪。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而在痛苦中支撑她的是颗充满自信的心：“我的身体虽残疾，但我的思想并不残废！”她努力拼搏，与命运抗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信是一个人成就大事最不可少的品质。

人的一切幻想都是一场梦，梦醒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是要面对现实。

人是没有必要自卑的。至少，我这样认为。因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没有一丁点儿优点。人世毕竟是公平的。你的这方面不如其他人，你的另一面却可能是最棒的。

当你独自一人沉浸在失败、痛苦与自卑当中，不妨把眼光投向远方。也许，远方优美的风景，心灵的天空会给你一丝走出失败的力量，会给你一丝温馨的慰藉。这个时候，你会豁然开朗，发现自己缺少的也许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或一点努力，一丝勇气！

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树立自信。通用电子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被称作世界第一经理人。他发动大刀阔斧的企业变革，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拓疆土，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创造了20世纪的商业奇迹。而杰克到了成年还略带口吃。但是，他并未为这个缺陷感到自卑，却把这变成一种激励。他竟能克服这个障碍，在商界出类拔萃。杰克领导的通用电气在日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自信”。

正因如此，许多伟人都强调自信的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总处在自卑的阴影下，谁都无法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人生这段旅程，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何不拥有一份平静、轻松与自信，让自己身上那些亮点，散发更美丽的光芒

⑩ 问个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了题为“汇率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中国的表现及含义”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现在对Rogoff教授演讲是很好时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汇率制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主要货币，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即实行所谓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Rogoff教授讲演将对理解我国汇率制度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对最新的汇率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从历史上看，十多年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使用了浮动汇率制，但所谓中间浮动汇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使用了中间汇率制度。并且这个趋势会不断持续，到2020年可能会继续上升。Rogoff教授强调，在划分国家汇率制度分类时，不是听政府宣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汇率政策，而是要看他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很多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宣称固定汇率制实际是浮动汇率制的，这样的国家很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双重汇率。

Rogoff教授接着讨论未来汇率制度会如何变化。对于“2050年世界汇率体系应该如何”？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观点是，未来只有一种世界货币。Rogoff教授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在未来50年后，世界货币系统应该由至少三种到四种主要货币组成，比如人民币、美元、欧元，再加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或是商品输出国的“与大宗商品相联系的”货币。当然对于外围货币而言，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另议一个问题是，现今中国应该做什么？Rogoff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将汇率制度变得更加弹性化这一举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张，固定汇率制已不再是中国可行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迫使中国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固定汇率制也非常困难。当然中国有能力永远保持固定汇率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中国政府明确应该改革汇率制度，但应如何考虑时机选择问题？Rogoff教授认为，早调整比晚调整要好，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受损害。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不会受损，原因是中国有约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欧洲经验为例说明外汇储备并不能使国家免受伤害。由于不愿放弃固定汇率制，瑞典损失了100亿美金的储备，整个银行系统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崩塌，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国7000亿的外汇储备相比于全球每天20000亿美金的交易市场规模而言微乎其微。外汇储备并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麦金农、蒙代尔教授都曾指出，中国不应放弃原先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蒙代尔80、90年代的著作看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一个中心论据在于，没有一个政府不会通货膨胀。这也几乎是蒙代尔教授唯一重要的论据。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会比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好。货币政策上的改进，例如独立的央行、设定通胀目标，都使国家在没有汇率工具的条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今国际社会的通胀问题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严重。1992年，全球有超过40个国家的通胀率达40%，其中津巴布韦是20000%，刚果人民共和国是10000%。现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依然严峻，但其他的国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胀程度。刚果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通胀率也只有个位数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可以加以控制。这需要中国对自身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管理。

反对放弃固定汇率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金融危机。西方学术界很多文章认为，如果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则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Rogoff教授认为出现金融危机多半是由于国家是被迫放弃原先的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发生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货币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于墨西哥政府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降低30%而造成汇率危机。比索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间墨西哥全国GDP的30%也由于比索贬值而消失殆尽。损失严重的还有墨西哥的很多银行，他们多为借入美元、贷出本国货币。同样的情况还曾出现在韩国和印尼。但中国目前情况是存在汇率升值压力。当然会有银行和企业在此次汇率变动中受损，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危机、或者说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小。

蒙代尔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10%、而会和日本一样降为0。1985年日本曾与美国在欧洲订下广场协议，约定日本汇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经济问题不是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就出现的，导致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确定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严重失误。

汇率制度弹性化和汇率升值是两码事。现在对于人民币的压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后的某一天压力会是使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贸易顺差，也来自于资本的净流入。而资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难。如果资本控制力平衡，那么现在人民币的压力则可能贬值。

接着Rogoff教授列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论据。首先，从货币的购买力看，举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为例，在各国此产品的销售价格各不相同，中国价格最低，仅合1.27美元。再者，从中国的贸易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化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以中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为例做比较。中国以1979年为基点，日本以1955年为基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1966年为基点，作图比较发现，中国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同，贸易规模逐年上升，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

但从真实汇率(经过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来看，中国情况则并不典型。1979年后中国真实汇率发展趋势与自由化后日本背道而驰。日本保持上升趋势，而中国则不断下降。通常来说，从整个世界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的程度与其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越富有的国家东西越贵。因此，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得富有后，真实汇率水平是应该上升的。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会经历货币的升值，原因在于较高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会带动工资的提升。而在中国，Belassa Samuelson效应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队伍。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但是生产率高的地区可以不断地从尚未全球化的较为落后地区吸入劳动力，这一过程阻止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阻碍了整个价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2004年贸易顺差官方数据为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达到日本储备规模。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何处？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最大压力。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会推动美元短期内升值，但这只是暂时性效应，美元总体面临的压力是贬值。美国用掉了全球储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为最富有国家的挥霍行为买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国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为8880亿美金，当今国际上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比中国还要高出很多。而美国2004年的赤字已经达到6660亿美金，几乎吸收了经常账户总额的3/4，这也是美国广借外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不平衡中，中国只占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幅曲线图，表现的是各国在国外拥有资本规模占国内GDP比例。可以发现，红色虚线代表的日本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仅随其次。新兴的亚洲国家近期发展很快，他们以及中东国家现在这一比例都在逐渐升高。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都为负数，即所负外债超过拥有的国外资产。且美国这一比例很高，并逐年增长。这也是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国汇率的弹性化有助于改变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状况，但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间存在较大的关联。Rogoff教授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贸易分成供给和需求两部分，以需求部分为标准来使世界贸易获得均衡，那么需要整个亚洲地区货币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亚洲货币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缓解。

改变国际贸易不均衡的现状最需要美国的调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基本上为零；公共储蓄则为负数。另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欧洲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增加储蓄、降低赤字；欧佩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油价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余，但从过去的经验而言，他们面临着政策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赤字运转的状况。

最后Rogoff教授讨论了“汇率制度与资本市场整合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他展示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不同经济体发展关系的图形，其中列举了1980到2000年间发展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分别列出他们的人均GDP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开放的情况，最快的置于左边，最慢的置于右边。左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泰国、印度等，右边的则包括海地、尼日尔、尼加拉瓜、多哥等。总体来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慢的国家则反之。Rogoff教授强调，资本市场是否开放，仍然要看国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中国，虽然说资本市场不放开，但实际上仍然有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地将资本市场放开。老一辈的宏观经济学家多是持这一观点：资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来看，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Rogoff教授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国家发展证据出发，传统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从资本开放角度看，中国在某种程度包含两个部分，较发达的东部和内地尚未很好发展的地区。较发达的地区，类似于土耳其、韩国等，属于新兴市场。而其他内地地区尚不属于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因此，更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非常适用，但对其他地区并非如此，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弹性汇率制度如果运用于贫穷地区，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会很严重。

最后Rogoff教授对其演讲的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汇率制度非常重要，并且汇率制度是与资本控制紧密相连的，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另外，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但有一条基本规律是，国家变得越富有，汇率制度就应该越弹性化，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越开放，以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