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杨

① 杨良宜的人物简介

第一，杨老师是少数被国际仲裁界认可的资深仲裁员。搞仲裁的人都知道:一个在册仲裁员与一个称职的仲裁员会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的声誉是凭着真才实学和过硬的案件质量累积的。而一个称职的仲裁员能做到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资深仲裁员，几乎是寥寥无几。一方面是获取国际商事仲裁知识无论在金钱还是在时间精力上都代价高昂，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几乎由欧美精英垄断，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很难获得参与的机会。杨老师是自学成才，从船员干起、干到船长、再学法律、再干仲裁，办理的国际海事、商事案件约2500件，其制作的裁决有600件左右。高贵的品行、出色的业绩，渊博的学识，令国际同行信服的专业水准和能力，奠定了杨老师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声望和影响力，他先后担任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文件委员会委员、国际海事仲裁大会主席、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亚太地区仲裁组织主席，并担任香港、内地十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成为国际商事仲裁高端圈子里少有的亚洲人之一。这种近乎传奇般的经历，让人十分佩服！

第二，杨老师是全面、系统引进英国商事法律第一人。杨老师因为工作中“每天几乎都可见到、听到或碰到中方受骗，每次损失都在十万、百万甚至千万美元”。担心国家“因流血不止而大难临头”。为了普及国际商务游戏规则知识，杨老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书，他以英国商法作为他著作体系的核心兼顾美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商事法律、国际上重要的公约、规则、惯例。因为，英国商法“作为国际商贸活动主要使用的法”、是构成国际商务游戏规则的主要内容，而且“相对而言最完整、最实用、最符合商业人士本性、和现实接轨且不断改善的法律”。到现在为止，杨老师出版的书籍有30余部，内容涵盖英国合约法、国际货物买卖、信用证、海事法、仲裁法、英美证据法、禁令、以及造船、期租、程租合约、提单、滞期费、海上货物保险，等等，从实体到程序，涉及的领域之广、跨界幅度之大，知识体系之庞杂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从事国际商务、法律服务需要了解的英国及国际重要的立法、规则，惯例、判例等，书中均有涉及。而且，每个领域的介绍都相当全面、详细。如杨老师今天所讲《英国合约法全貌》，实际上包括他1998版的《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约法》，2007版了《合约的解释》、2013版的《损失与赔偿救济》和2015版的《合约的解释——规则与应用》四部书的内容。这四部书应该是国内介绍英国合约法的大全。从合约订立、履行、到争议发生后的违约救济全过程各重要环节的法律问题，书所举的规则、惯例、案例之多，各类参考资料之全、之新，不仅远超过国内同类教科书，而且，许多内容是杨老师专门针对“中国商业人士相对薄弱或缺乏理念”部分所写，填补了国内法学教育的空白。比如，在1998版《英国合约法》之后，英国合约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时间精力有限，杨老师无法对《英国合约法》全面更新，转而选择合约的解释和损失赔偿与救济两个课题详加论述，单独出书。因为，商业法官包括仲裁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争议中“对商业的合约条文做出解释”，“合约法尤其是合约的解释是整个中心灵魂”。而“损失计算也是合约法最复杂、最重要的课题”，其重要性在于“任何商业决定与发生纠纷后的和解或诉讼都免不了涉及，而最终的赔偿金额就是各种商业决定”的底线。这些内容不仅是商业人士在国际贸易中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也是法官、仲裁员处理复杂、疑难、新型案件中面临规则不明、相关裁判经验挑战时，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玉”。杨老师希望读者通过他的书，全面、系统了解英国商法体系的大框架，能够“更长远，更全面，更精密，更逻辑与更连贯”地思考问题。

杨老师写书目的是培养人才，他了解实务工作者的阅读习惯，他从实际、从问题出发写书，根据问题整理和编排书目，使读者从目录对书的内容一目了然，可根据目录的线索寻找答案。为了使文章易懂，杨老师避免使用艰深的概念、术语，尽量用浅显直白的语言诠释深刻的道理，阐明常识后的逻辑。即使非科班出身、外语不够精通的实务工作者，只要肯学、肯钻，也能理解掌握书中的内容。杨老师在《禁令》一书中介绍过“跳板说法”——即“街知巷闻”的公开资料，只要“这资料能对获得者起到跳板的作用”，可借此轻易地向前跨一步，该资料即视为机密受法律保护。杨老师书中引用的法律、规则、判例虽然都是公开的资料，但却包含了杨老师个人95%以上个人知识、经验和感悟。他的书取材于英美国家法学家和法官教学、研究与审判实践中的优秀成果和成熟经验。书中所提的问题，引用的判例，也是杨教授凭着他几十年仲裁中与世界顶尖高手过招的经历，凭着他对中国人常见误区的了解而精心挑选。这些由精通国际游戏规则、经验丰富的律师、当事人在商战中提出，并由博学、智慧的英国大法官、仲裁员经过深思熟虑予以解答的问题和案例，经过杨老师的分析梳理，中国读者可以隐蔽在国际商事仲裁神秘面纱后“穴位”、“门道”，从而深入了解法律条文、仲裁规则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了解国际最优秀的法律人士运用法律、规则过程中展示的睿智和思维方法，包括杨老师本人的真知灼见。杨老师的书都是简装，字小、书厚、价廉，体现出杨老师为国内经济尚不宽裕的年轻人卖得起书体贴和照顾。杨老师希望他的书可以为中国读者的“跳板”，让那些勤奋有为年轻人踏着他的背，比他“跳得更高更远，迅速成长为中国“抵挡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世界级人才。遗憾的是，杨老师这些书的价值很长时期内未被内地所认识。面对西方国家这方面教育发达、人才鼎盛，杨老师感到自己的“势单力孤”。今天，当我国企业、个人依然因为无知而损失惨重，当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央明确提出要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发现国内像杨老师这样精通国际商务游戏规则的世界级顶尖人才极度匮乏，我们的教育太不给力，这才注意到杨老师的这些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第三，杨老师是国内积极普及推广英国商事法律第一人。虽然杨老师清楚“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大面积地帮助中国青年提高思维”，但他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懈努力。杨老师不是富商大款，但他通过赠书、设立奖学金，赞助海商法论文评选等方式为内地学子捐赠的款项近千万。早期为了给内地大学购买价格昂贵的劳氏法律报告等国外法律资料。他甚至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购书款。从1979年到现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杨老师每年都到内地义务讲学，授课达600多场次。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杨老师一般把课程放在周末，通常一个题目连续讲两天。这些课程是杨老师在办案、写书、从事繁忙的学术、社会活动之余完成的，这种长时期超负荷的工作，非常人能及。近年来杨老师也渐感到力不从心，时不我待，他动员自己的儿子、朋友、学生参与写书、讲学工作。总之，杨老师的善行义举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但杨老师对此却看得淡然，他认为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一份担当，是一个系统学习英美商事法律的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一份责任，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做也可以做的事。他不图名利上的回报，他只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学他的书、用他的书，尽快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才，他只希望内地更多的人支持他的事业。相比杨老师我们常常感到汗颜。我想，如果哪个法学院能够以杨老师撰写的英国合约法、仲裁法、英美证据法、禁令等书籍为教材开展教学工作，那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之福，因为这些学生凭借这些实用知识进入职场后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并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我相信，我和北仲的同事、仲裁员，也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讲这些似乎超出主持人对主讲嘉宾一般性的介绍。杨老师讲课的精彩众所周知，也无需我多言。但我希望在座的同学、朋友在了解杨老师的为人、贡献后，不仅认真地听讲，还能认真研读杨老师的书，奋发图强努力成为杨老师期望的国际商务、法律服务领域的高端人才。

② 杨振宁其人

杨振宁讲他的故事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著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著。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③ 有关邓稼先和杨振宁的资料

杨振宁简介
杨振宁（1922～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原籍安徽省合肥市。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1954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40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70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20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30到50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2005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54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的祖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以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1945年杨振宁的父亲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的父亲，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缡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 ，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④ 杨振宁的诺贝尔奖哪国颁发呢怎么能得到呢

杨振宁简介

杨振宁（1922，10.1～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此后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同李政道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1966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他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2005年1月杨振宁与翁帆结婚。
翁帆,1976年7月出生在广东潮州,从汕头大学毕业后，先是到汕头一家企业工作，但一个多月后就离开那家公司，到深圳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工作。她在深圳工作了3年，其间，与香港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在香港办理了结婚手续，但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就宣告破裂。此后翁帆选择报考研究生，并考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
荣 誉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1954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编辑本段]杨振宁的科学成就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1．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最杰出的贡献是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最近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2．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另一项杰出贡献是：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杨振宁的其他贡献包括：费米-杨模型(1949)，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杨振宁7），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1985)等。
3．在统计力学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1952)，与李政道合作的关于相变的理论(1952），与杨振平合作的关于数种模型的严格解(1966～1985)等。
4．在凝聚态物理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与N.拜尔斯合作的对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释(1961)，非对角长程序观念(1962)等。
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回美以后，对促进中美建交、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杨振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振宁发表过约200篇科学论文和报告。

⑤ 足疗创始人杨茗茗的资料

杨茗茗先生（又名：杨春明）是中国“老三届”中的优秀人才，由于他有工、农、商、学、兵的生活经历，养成了他具有刚柔的耐力和宽厚乐观的胸怀。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他是《足部按摩师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他佛缘宽厚、为人真诚而真实，是“意笔佛书”的创造者，在世界健康管理、保健养生、康复领域中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杨茗茗老师职务

国际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 主任

世界保健按摩职业资格联盟 主席

北京若石保健咨询服务中心 董事长

北京若石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校长

《中华足道》杂志社 总编

杨茗茗老师发展历程

1968年－1974年开始研究自然疗法并从事自我保健工作。

1984年专业研究中国自然疗法(物性疗法与物理疗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普及推广若石健康法。

1988年在北京创建了北京若石保健咨询服务中心，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组建了中国若石健康法专业委员会。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温贝尔格女士对若石健康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3年获得温贝尔格女士签字的若石健康法荣誉奖。

1994年出版发行了《若石健康法——足部保健按摩实用手册》三种版本和教学录像带。

1995年任中国残联盲人按摩学会理事，经常义务为残疾人进行足部按摩技能的培训和教育。

1996年被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授予“中国特技名医”荣誉称号。

1997年组织起草了《足部按摩师国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教材》以及试题和考核办法。

1998年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向杨茗茗颁发了《世界名人》证书，并将杨茗茗的事迹和贡献刊登在《世界名人录》中。

1999年足部按摩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填补了中国职业分类的空白。

1999年杨茗茗被任命为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0年杨茗茗创建了北京若石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任校长，担任韩国、日本、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

2000年被加拿大剑桥国际自然医药学院任命为该院副院长。

2000年当选中国香港国际反射学研究会副会长。

2001年组建足部保健按摩健康产业基地，为适应WTO的要求成立了面向国际的健康组织，即“世界保健按摩职业资格联盟”(立足国内，面向国际)。

2004年为培养高技能人才，修订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教程》，增加了足部按摩师技师级别，使足部按摩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专业高度。

2005年组织召开了全国足部按摩行业专家工作会议，组建了专家队伍，制定了专家组织发展规划，为全国足部按摩行业朝着技术专业化和管理规范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007年参加商务部出台的《足浴保健经营技术规范》编审工作

2008年3月5日在全国召开的“两会”开幕式上，人民政协报四版特刊形式全面报导杨茗茗的事迹。

⑥ 请问有关于杨振宁的学历、研究成就，何年获何项诺贝尔奖

杨振宁简介

二十世纪物理学出类拔萃的设计师，世界公认：杨振宁教授的最大贡献是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给人类对宇宙基本作用力和自然规律提供了理解”。
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1942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取得硕士学位。1945年，杨振宁作为“留美公费生”赴美，师从E·费米、E·特勒等大师，于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1955至1966年任该所教授。从1966年起，他担任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学研究所所长。
在理论物理学上，杨振宁创造了许多辉煌。他的最高成就是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打下了基础。它被世界物理学家们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结构之一，是继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和狄拉克的量子理论之后的最为重要的物理理论。
杨振宁的另一杰出贡献是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推翻了原来被认为适用于一切相互作用的“宇称守恒定律”。而这个“宇称守恒定律”，本来是被视作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的。他们因此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成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也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他近年来另一个重要工作——Yang-Baxter方程受到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密切关注，并成为最热门的研究题目。
杨-密耳斯规范场、宇称不守恒定律与Yang-Baxter方程被公认是杨振宁的工作中达到世纪水平的三项成就。
除诺贝尔奖外，杨振宁还在1980年获Rumford奖，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技奖，1993年获美利坚哲学学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1994年获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
为表彰杨振宁的杰出贡献，中国有关方面也报请国际机构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421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请他担任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院校也聘请他担任名誉教授。
杨振宁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于1971年夏天访问中国，是美籍华人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他作为全美华人协会主席，参加发起了“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以赤子之心努力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铺路架桥。他深知科学技术、教育是强国之本，经常就科学技术、教育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才培养、科技体制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发表演讲，介绍自己的读书、教学、研究经验。他对中国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放开眼界，博学多才，融合中西，培养自己的风格，发挥自己的特长，做有价值的工作，为祖国的发展作出实在的贡献。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组织CEEC（与中国学术交流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进修，还促成香港实业家刘永龄先生设立“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陈省生数学奖”，倡议成立了多个学术研究机构。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尽心竭力，其贡献已远远超越了一个物理学家所做的一切。
杨振宁曾经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在杨振宁之前，包括知识界在内，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自信心，以为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技术上不行，以为诺贝尔之类的奖项与中国人根本无缘。是杨振宁用自己的成就打掉了国人们的自卑感，使他们从心理上战胜了自己，敢同西方人一争短长了。
杨振宁，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楷模。

⑦ 杨振宁的工作是什么

杨振宁教授在中国几乎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6年至今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1986年起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他与李政道教授在1957年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1980年又获Rumford奖，继而于1986年获自由奖和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93年获美利坚哲学学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1994年秋又获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

创立于1743年的美利坚哲学学会，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国际学术组织，其目前的700名成员中，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有100名。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代表该学会的最高荣誉。这个学会的执行官说，授予杨振宁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是因为“杨振宁教授是自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出类拔萃的设计师”，他和李政道的合作及与密耳斯的合作取得的成就是 “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对物理学影响深远和奠基性的贡献”。

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是美国最具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这个学院颁给杨振宁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是美国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25万美元）。杨振宁教授是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物理学家。该学院的正式文告说，给杨振宁颁发此项奖金，是为了奖励他在规范场（即杨振宁于1954年与密耳斯合作创立的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杰出贡献。文告称赞杨振宁的研究工作“对20世纪下半叶基础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人类对宇宙基本作用力和自然规律提供了理解”，“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行列，并必将对未来几代有类似的影响”。

为表彰杨振宁教授在理论物理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中国有关方面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提出申请，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的、国际正式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已获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杨振宁星”将在浩瀚的宇宙中永远闪烁。

令我们崇敬不已的是，这位科学大师，时刻关注并鼎力支持着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的功绩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1996年1月，杨振宁被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首次授予国家级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同时得该项奖的还有英国的已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美国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李政道、德国的知识产权专家豪伊塞尔和日本的水稻专家原正市等六人。此项奖旨在奖励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⑧ 关于杨振宁

杨振宁（1922，10.1～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此后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同李政道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1966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他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
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离异）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荣誉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个人经历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1954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40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70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20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30到50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2005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54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的祖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以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1945年杨振宁的父亲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的父亲，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婚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 ，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