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项贤明教授多次指出

『壹』 大学全集《第六章·格物致知》原文赏析与注解

大学全集《第六章·格物致知》原文赏析与注解
格物致知
朱熹称此章为“传之五章，释格物致知之义”。因阙失作补传。补传反映了朱熹的完整认识论。朱熹讲的理，包括物理，但主要内涵是仁义礼智四德。“明德”的内涵也是此四德。这同《大学》本意已有不同。《大学》更强调认识外部事物，而朱熹是要焕发人内心固有的道德意识。
朱熹指出，“格物”即明辨，穷究事物的道理，从而扩充知识，增长智慧，一说“格”是格除的意思，即格除自己思想的杂质，使自己不被物欲所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使自己不受恶行的玷污而污染了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行为高尚，使自己的心灵美好，使自己的修养提高。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理，增长知识和智慧，以达到至善的境界。
【原文】
（此谓知本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②。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③，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④，]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
（这叫做抓住了根本。）
所说的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认识、研究事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穷尽它的道理。大概人的心都是灵动的，都具有认知能力，而天下事物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因为这些道理还没有被彻底认识，所以人的知识很有限。因此，《大学》一开始就教人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彻底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精粗都被认识得清清楚楚，而自己内心的一切道理都得到呈现，再也没有蔽塞。这就叫万事万物已被认识、研究，这就叫知识达到了顶点。
【注释】
①此谓知本：程颐、朱熹都认为此句是衍文。与上句重复，当删。
②穷：穷究，彻底研究。
③未穷：未穷尽，未彻底。
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至“此谓物格”为朱熹取程颐之意所作的补传。
智慧运用
此谓知本。
【典句札记】
此句和上段话中的末句重复，放在上段话中理解强调的意思比较明显。归在此章有引起下文的意思。由此引出的是怎样知道“得天下”的根本。
人为天地之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于民，关注民生，注重民心，体恤民情，主张为民请命。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的“民为邦本”；不论是政治家，还是人文智者，或是古圣先哲，在对于民众的关怀上，都体现着精深的辩证色彩，富有深刻的哲思和睿智的思想光芒。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总是在“君权”与“民本”间摇摆，从而推动历史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前进。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秦王朝。秦统一六国，可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但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秦王朝却践踏“公天下”的道德传承，只为了一家一姓的权利而不顾百姓的意愿，一味地奉行严刑峻法，剥夺人民的自由，加重人民负担，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结果只经过短短十五年便改朝换代。于是，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语告诫当政者要善待民众，爱护百姓。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史无一例外地证明，民心的向背是国家兴亡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薄民”，则“其亡也忽焉”。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体现的则是民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些以成就帝王霸业为目的的统治者，只是把人民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其驱使的“牛羊”。这些统治者虽然也曾掀起了历史的波澜，但是他们的功业都是短命的，很快便又被民众争自由的浪潮所淹没。
相对于斗转星移朗朗乾坤，人类是渺小的，是微乎其微的。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
史例解读
在其位，利其民
薛胄，字绍玄。隋代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北周大将军薛端之子。薛氏从东晋时就是豪门世族，历代显赫。薛胄虽然生在豪门显族，但他聪颖好学，经常借阅那些被束之高阁、无人翻阅的深奥古籍。每览奇书，对于其中所载的奇人异事，都细究深摩，直到了然于胸，晓解其意。少年时代的刻苦攻读，为薛胄日后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明帝时薛胄世袭爵位，赐为元城郡公，累迁司金大夫，加开府。周亡入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任兖州刺史。任内惠政德民，遂升任大理寺卿。到任后，薛胄发现监狱里人满为患，积案数年，无人过问，数百人多年监禁，仍未定案判决。于是他逐案审查，发现在押犯人大部分都是贫苦无助的百姓，因为诸如欠税逃租之类的原因而被羁押。薛胄只用了十余天即处理完毕，将无罪百姓释放归田。隋文帝说：“赵绰断案多以法，薛胄断案多以情。”薛胄平暴除乱，执法宽平，昭雪冤案，深得民心。因此，他又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但是，终因他性情刚正，坚持原则，政见与当朝权贵不合，被贬出京。由于薛胄长年奔波迁徙，心力交瘁，病卒于途中。
薛胄在任兖州刺史时，曾治理泗河水患，修筑丰兖渠，变害为利。
兖州地势平缓，城东有两条河，一条叫沂河，一条叫泗水。在此汇合后转向南流，形成大泽，泛滥成灾，吞没农田、房舍，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
从北魏元匡修筑泗津桥堰到薛胄时，已历八十余年。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蚀，当年元匡所建的桥堰已被毁圯无余。又由于战乱，东魏娄昭攻取瑕丘城时，决泗河水灌城，致使堤防遭受严重破坏。数十年间，无人修治，使泗水河成了瑕丘城的一大祸患。每到雨季，河水泛滥，沿河流域尽成泽国，居民无以为生。
薛胄到任后，实地进行勘察了解，组织当地民众筑堤修渠，利用地形，当河垒石为堰，引水西流。工程完成后，被水淹没的田地恢复成为良田，并利用堰水灌溉兖州的田地，免去了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之后，薛胄又开通淮河至渤海的通路，开发航运，进一步发展水利，使兖州的经济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百姓富裕，给淮海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百姓感念他的德政，至今百姓仍把淮河至渤海所开通的航路称为“薛公丰兖渠”。
薛胄治理泗水河，兴修丰兖渠，不仅保证了兖州农业的丰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时为发展漕运，开掘了会通河，多次对丰兖渠加深疏浚，通过丰兖渠引泗水补给济运。数百年中，既通航运，又有灌溉和排涝的功能。
以民为本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代皇帝，“贞观之治”的开创者，他深知获得民心的重要。
《贞观政要·务农》里面记载了唐太宗重视农业，以民为本的故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他的近臣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凡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如连年打仗，营建宫殿，而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物力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了，他们难道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隋代的灭亡就是眼前的借鉴啊！陛下承受了隋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么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的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自己的缘故。”
贞观二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蝗虫就抓住了几只，愤怒地说：“百姓以粮谷为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宁肯让你们吃了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啊。”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灾难？”于是便吞噬掉蝗虫。唐太宗在《务农篇》中还说：“夫食为人本，农为政本”。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发现天下米价一斗卖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卖三个钱。因此他对近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国家就没有收入。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的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劳役，不占用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的途径。我还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人都得到尊贵，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孙武功成身退
孙武也就是孙子，出生于约公元前535年，字长卿，后人又尊称孙武子，《孙子兵法》的作者，著名的军事家。
孙武出生在齐国，后被伍子胥推荐到吴国为官。当时的楚国是中原诸国中的强国，伍子胥为了为父报仇一直筹划攻打楚国，孙武在对楚国的攻战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不但击败楚国，而且攻下了当时的楚国国都郢都，致使楚国长期一蹶不振。
破楚凯旋以后，吴王想论功行赏，按功劳孙武第一，但是孙武说什么也不接受，下决心归隐山林。吴王深觉不甘，再三挽留，但是孙武执意要走。吴王于是派出了伍子胥去劝说，孙武见伍子胥来了，就让左右的人都退下，推心置腹地对伍子胥说：“你知道自然规律吗？夏天去了则冬天会来，吴王从此会仗着吴国之强盛四处攻击，当然战无不利，不过从此骄奢淫逸之心也就冒出来了。要知道功成身退，不然，将会有后患。现在我不但是想自己隐退还想劝你一起隐退。”
可是伍子胥不以孙武的话为然，孙武和伍子胥话不投机，也就不再多说。随后孙武飘然隐去，从此不知所归。
后来果如孙武所料，伍子胥被吴王夫差处死，头颅挂在了城门上。吴王夫差也在和越王勾践争霸中，先胜后败，最后身死国灭。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典句札记】
此段话用来讲的是格物致知的意思，和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解释为：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是古人认识事物的法则，格物，就是要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糊涂。放在今天的哲学范畴来研究就是通过表象的认识深入到本质的认识，通俗一点的讲就是说能够通过认识掌握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处还指出《大学》的教育就是，让学者多接触事物，用亲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知识，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就会达到认知的飞跃，从而心智豁然贯通，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规律也变得清清楚楚了。
世界虽然看上去杂乱无序，但其运行是有规律的；万物的存在也都有其意义。认识世界是困难和复杂的，但简单地说，世界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我与我之外的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我与外在的一切的关系。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但是，世界又不能无视我的存在，也因为我的作用而使这世界有了些细微的改变。而我对于世界的影响，在于实践、在于思考，并由此而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而现实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都是事物存在的具体形式。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与现实的妥协的产物，是一种相对的合理，永远也没有绝对的求解。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只能是一种探索，谁也不能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还在不断地获得新的解答。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自身的认识，乃至一切知识的来源，都离不开实践。想要求取真理，必先付诸实践。学习与思考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学习是实践，当然也需要思考，而思考也就是实践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更高级的实践方式。“格物致知”就是教给人们求知和认识事物的方法。
史例解读
好学不倦，获得真知
鲁丕，字叔陵，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他性格稳重，好学不倦，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宴请交游上，常因此被人非议。但鲁丕依然故我，并欣然自得。经过不懈的努力学习，鲁丕通晓五经，尤其对《鲁诗》《尚书》深有心得，并以此教授弟子，成为一代名儒。
建初元年举贤良方正，鲁丕以对策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后又升任青州刺史、赵王相等职。前去向他求学者常达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影响很大。
鲁丕任赵王相期间，赵王商曾经听信巫医之言，想要移居学馆来避病。鲁丕谏止说：“我听《礼记》说，诸侯死于职任，大夫死在家里，人的生死各有天命，没有听说过有可以逃避得了的先例。学校是传授五帝治化之道的所在，是弘扬先王礼乐教化的处所，您却想废除杜塞这个神圣的净地，用来私相结交游宴，那些巫医相师的邪说妄语是不可听信的。”赵王因而对鲁丕感到敬畏。
鲁丕任赵相六年后，升为东郡（河南濮阳南）太守。他重视发展农田水利，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门豹破除迷信
西门豹，战国时魏国人，生卒年不详，魏文侯（前446-前396在位）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区北）令，后来还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他还是一位无神论者。
西门豹来到邺城后，发现那里非常荒凉，人口也很少。于是，他把当地的民众召集到一起，了解情况。
西门豹问：“这地方怎么这么荒凉？老百姓一定很苦吧？”
人们回答说：“都是因为河伯娶亲，人们都快逃光了。”
西门豹觉得很奇怪，就问：“河伯是谁？他娶媳妇，为什么老百姓要逃跑呢？”
有位老者说：“这儿有一条大河叫漳河，漳河里的水神叫河伯。他最喜爱年轻的姑娘，每年要娶一个媳妇。大家必须挑选漂亮的姑娘嫁给他，他才保佑我们。不然，河伯就会兴风作浪，发大水把庄稼全冲了。”
西门豹问：“这是谁告诉你们的？”
老者说：“是巫婆说的，巫婆和衙门里的差役一起出面给河伯办喜事。他们把选好的少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搭起席床，让少女坐在上面，顺着水流让她漂下去，河伯就把少女娶走了。每年为了办喜事，我们都得拿出很多钱，没钱的人家就不得不逃走了。”
西门豹听完，心里明白了，原来是当地的官员用“河伯”娶妻来搜刮钱财，残害生灵。他继续问道：“你们这儿经常闹水灾吗？”
老者回答说：“幸亏每年给河伯娶媳妇，还算没碰上大水灾。有时候夏天缺雨，庄稼旱了是难免的。要是巫婆不给河伯办喜事，那么，除了旱灾，再加上水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西门豹笑着说：“河伯还很灵验啊！下回他娶亲时，麻烦你们告诉我一声，我好去给河伯道喜。”
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当地的大小官员也都来了，四周围观的老百姓有几千人。一个70多岁的老巫婆，身后跟着十几个女徒弟。
“娶亲”就要开始了，西门豹说：“把新媳妇叫过来，我要看看她漂亮不漂亮！”
老巫婆把少女领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一见，大声对老巫婆说：“河伯的媳妇必须挑个特别漂亮的。这个女子不够漂亮，麻烦你去报告河伯一声，说我们准备另外再找一位漂亮的女子，过两天就送去！”
说罢，西门豹命令几个武士抬起老巫婆，“扑通”一声，把她扔到河里去了。岸上的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老巫婆在河里挣扎了一会儿，沉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大巫婆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你们年轻的女徒弟去催她一声吧！”接着，只听“扑通、扑通”两声，两个女徒弟又被武士们扔到河里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这些弟子都是女人，还是麻烦几位乡官去催催吧！”说罢，又命人把几个官员都扔进了河里！
河岸上的老百姓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而那些官员们都吓得魂飞魄散，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一会儿，西门豹看着几个官员说：“他们怎么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那几个官员早已吓得面如死灰，赶紧跪下连连叩头，把额头都叩出了血。又过了好一会儿，西门豹说：“你们起来吧！看来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咱们都回去吧！”于是率人离去了。从此，再没人敢提为“河伯”娶亲的事情了。西门豹动员邺城一带的百姓开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河的水灌溉庄稼。不少荒地变成了良田，水灾、旱灾也很少见了。老百姓安心耕种，以前很多逃走的人，又都纷纷回来了。
西门豹机智、果断地处理了“河伯娶妻”这一危害百姓的迷信行为，大大造福了百姓。很多年以后，当地的百姓还在怀念着西门豹。西门豹的事迹，亦成为我国历史上破除迷信的著名故事。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典句札记】
此句是对上段话的总结，是说，一旦自己内心明白了才算是真正的认识了事物。
常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是自己对自己人生存在价值的一个客观定位。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大多数人是很难把握自己的，所以也就很难客观地评判自己。所以也才会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之说。人在职场，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会做什么、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是最可贵的。只有对自己定位准确，才能使自己适得其所，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有不少人在树立理想、目标的时候十分在行，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却不会及时修正自己的目标，而是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条道上走到黑。表现在求职上，他们往往只考虑大单位、白领职位，年薪不能少于多少多少，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改初衷，却不考虑自己有多大本事，值不值拿这么多年薪，能不能胜任这些高级职位。这种行为是导致“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你所追求的理想高不可攀；当你为了达到目标而同时又会失去很多、得不偿失；当你实现理想后并不能给就职的单位和自己带来益处……这个时候，你就应当选择放弃。虽然放弃是痛苦的，但比起失败的痛苦又小了很多。
实际当中，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能干什么，然而我们却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因为，我们没有舞台。没有舞台，一个再好的演员也只能是默默无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失望，而是要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无愧于心。
史例解读
应召应当不为虚名
魏舒，字阳元。战国时晋国任城樊（今山东济宁市）人。
魏舒幼年丧父，成为孤儿，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建造新的宅院时，有位风水先生看了看这所宅院的位置后说：“从宅象气势看，当会出现显贵的外甥。”外祖母因为魏舒自小就天性聪慧，心里认为必定会应验在他的身上。魏舒也说：“我当为外婆家争光。”
魏舒为人诚实质朴，看上去似乎有些迟钝，因此不为乡亲所重视，但魏舒对此并不介意。在日常言行当中，魏舒并不刻意遵守平常人所信奉的礼仪行为，也没有做出过为人所称赞的事情。与人交往，总是宽以待人，从来不指责别人的不足。他生性喜好骑马射箭，经常穿着皮制的衣服，深入山泽，以渔猎为乐。只有太原王乂对魏舒说：“你的才德堪当国家栋梁，终当为台辅，只是至今仍然未能令妻子免于饥寒，我当尽力资助你。”于是常常给予接济，魏舒也坦然接受而不推辞。
魏舒曾经去野王（今河南省泌阳县）拜会朋友，适逢主人的妻子夜间分娩。不大一会儿，魏舒听到外面有车马声，又听有人问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回答说：“是男孩，记录下来，他15岁当受到铁器伤害而死。”又问：“借宿的是谁？”回答说：“是魏公，叫魏舒。”15年后，魏舒又来到这家，问起当年所生孩子的情况。主人说：“那孩子因为修剪桑树时被斧子所伤，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魏舒便知自己日后应会封爵为公。
魏舒四十多岁时，郡府推荐他当孝廉，宗族中年长的老人觉得魏舒没有学问，就为他筹划说，不要应召，这样还可以得个辞让的美名。大家也都认为不应召是上策。
魏舒不愿意这样假做作。他说：“去应召考试，如果因为自己的才德修养不行，不被选拔，那是我自己的责任。怎么能以不应召而获得一个高士的虚名呢？”
从此，他奋发上进，发愤学习，每百日诵读一部经典。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魏舒以对策升第。魏舒先被任命为渑池长，后升任浚仪会、尚书郎等职，又转任相国参军，封爵为剧阳子。魏舒善于决断大事，遇上众人难以决断的国政大事，他总能娓娓道来，详为筹划，其见解之深刻多在众人之上，因此深受晋文帝的器重。文帝曾称赞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晋武帝即位后，魏舒累官至司徒，为当时所宗仰。
仁者的诈变
宋朝官场暮气沉沉，这是受赵匡胤用人的影响。他认为老者稳健、年轻浮躁。所以想升官者虚报年龄，年刚40，却报称已届五旬。《宋史》记载：“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少年往往罢去。或教寇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耶？后中第。”
寇准是个老实人，不敢增报年龄。宋真宗很器重寇准，有意提升他为宰相，但因为他年纪稍轻犹豫不决。但是寇准很想再为朝廷和人民做些事情，就到药店买了一种药，服后须发全白，顿时变成老成持重的模样。不久，做了宰相。

『贰』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特征有哪些

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本段]一、“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莎士比亚说过：“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在这里生命与荣誉结为一体。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1、“八荣八耻”是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升华

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 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2．“八荣八耻”是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
中国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比如，此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每每谈起这些精神，我们都情不自禁地与热爱祖国和人民、与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春节期间在延安考察时动情地说，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我国人民用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幅幅壮丽的中华民族与时代精神的新画卷，包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近年来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体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各个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我们积极探索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3、“八荣八耻”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风气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关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对社会而言，风气是许多人通过思维及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好的社会风气可以陶冶、滋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把社会风气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何为“耻”?何为“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一把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为我们确定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衡量标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奢侈腐朽、没落颓废的社会风气；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公民道德，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弘扬“八荣”，从善如流；对“八耻”说“不”，针锋相对。在道德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提倡“八荣”，反对和抵制“八耻”，这是一件扬正气以利千秋的大事情。
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1、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公民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人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一些人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与此同时，损人利已、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不能理直气壮。例如，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视之为不合时宜的“傻冒”行为，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数人以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来显示其拥有的特权与显赫地位；一些大学生生活中以用名牌为荣，以节俭为“寒酸”等等。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清除的障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划出了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一标准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上。值此之际，一定要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激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现在，“拉美化”教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注重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严重损毁经济建设成果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人均GDP曾达到6000美元以上，但由于社会进步能力、和谐能力弱小，物质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结果，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起飞后又坠毁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是GDP的简单增长，它是经济与社会、物质水平与道德风尚的双重起飞。“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具体标准。它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基础的建设；要求我们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21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编辑本段]“八荣八耻”的内容
坚持：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总结意义现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就说到：“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需要，人人都应以诚实守信为荣

『叁』 高手来！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

肖复兴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收获颇为丰厚的作家之一。作者的作品朴实无华，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精神渴求，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变化。
肖复兴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有关风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乐艺术的记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笔细腻，意味隽永，写出了水之经典、山之精魂、音乐之永恒，引导读者漫游于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

铁凝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舒婷

舒婷，原名龚佩瑜。
1952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
1969年下乡插队；
1972年返城当工人；
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1980年至福 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

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等。

舒婷崛起于70年代末中国的诗坛，她和同代人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以迥异于前辈的诗风，在中国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朦胧诗”大潮。她们的诗一改新诗明白如话、几近分行散文式的传统特点，意蕴深厚而不显露，变诗的单一形象为多层次的意象迭加，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阐述的余地，使许多诗失却传统的明朗色彩，蒙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氛围。他们用朦胧诗表达了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审慎思索和批判。
舒婷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

刘墉，1949年生，号梦然，祖籍北京，现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及副教授，著名的散文家及画家。其作品以教导读者如何面对人生为己任，行文穿插各种小故事及自己的人生体会，虽无特别的哲理智慧但却颇有寓教于乐的功效，是较高雅的都市文化快餐。（宇慧撰写）

作品年表：

文艺理论：

《中国绘画的符号》（《幼狮文艺》·1972）

《诗朗诵团体的建立与演出》（联合报1981）

《花卉写生法The Manner of Chinese Flower Painting（中英文版）》（纽约水云
斋·1983）

《山水写生法The Thousand Mountains（中英文版）》（纽约水云斋·1984）

《翎毛花卉写生书The Manner of Chinese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中英文
版）》（纽约水云斋·1985）

《唐诗句典（暨分析）》（纽约水云斋·1986）

《白云堂画论书法Inside The White Cloud studio（中英文版）》（纽约水云
斋·1987）（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奖助）

《林玉山画论书法The Real Spirit of Nature（中英文版）（纽约水云斋·1988）
（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奖助）

《中国绘画的省思》（专栏系列）（中国时报·1990）

《艺林瑰宝（专栏系列）》（《财富人生杂志》·1990）

《内在的真实与感动》（联合报·1991）

《中国文明的精神（三十集二十七万字）》（广电基金·1992）

《属于这个大时代的丽水精舍》（太平洋文化基金专刊（1995）

画册及录影：

《欧洲艺术巡礼》（中国电视公司播出·1977）

《芍药画谱》（水云斋·1980）

《Th ReaI Tranquility（英文版录影带）》（纽约圣若望大学·1981）

《春之颁（印刷册页）》（纽约水云斋·1982）

《真正的宁静（印刷册页）》（纽约水云斋·1982）

《The Manner of Chinese Flower Painting（英文版录影带）》（纽约海外电视25台
播出·1987）

《刘墉画集（中英文版）》（纽约台北水云斋·1989）

《刘墉画卡（全套三十四张））（水云斋·1993·1994·1995·1996·1997）

有声书：

《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飞扬（刘墉·刘轩演讲专辑）》（台甫德兰启智中心·只供义
卖·1994）

《这个叛逆的年代（刘墉演讲专辑）》（马来西亚华侨董事会联合总会·只供义
卖·1995）

《在生命中追寻的爱（刘墉演讲专辑）》伊甸社会福利基金·只供义卖·1996）

译作：

《死后的世界（瑞蒙模第原着）》（水云斋·1979）

《颤抖的大地（刘轩原著）》（水云斋·1992）

诗、散文、小说：

《萤窗小语（第一集）》（水云斋·1973）

《萤窗小语（第二集）》（水云斋·1974）

《萤窗小语（第三集）》（水云斋·1975）

《萤窗小语（第四集）》（水云斋·1976）

《萤窗随笔（诗画散文集）》（水云斋·1977）

《萤窗小语（第五集）》（水云斋·1978）

《萤窗小语（第六集）》（水云斋·1979）

《萤窗小语（第七集）》《真正的宁静（诗画散文小说集）》（水云斋·1982）

《小生大盖（幽默文集）》（皇冠·1984）

《点一盏心灯》《姜花》（水云斋·1986）

《超越自己》《四情》（水云斋·1989）

《创造自已》《纽约客谈》（水云斋·1990）

《肯定自己》〈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水云斋·1991）

《人生的真相》《生死爱恨一念间》（水云斋·1992）

《冷眼看人生》《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改写·改写·刘轩原著）》《离合悲欢总是
缘》（水云斋·1993）

《冲破人生的冰河》《作个飞翔的美梦》《把握我们有限的今生》（水云斋·1994）

《我不是教你诈》《迎向开阔的人生》《在生命中追寻的爱》（水云斋·1995）

《生生世世未了缘》《抓住心灵的震颤》《我不是教你诈②》（水云斋·1996）

《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杀手正传》《在灵魂居住的地方》（水云斋·

『肆』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指的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也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十四五规划的定义：

2020年10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吉喆说，“十四五”时期将按照《建议》的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

共同富裕基本内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共同用以说明富裕实现的范围，它是相对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而言的；富裕则是用来表征生活丰裕的程度，它是相对于贫穷而言的。共同富裕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社会成员的富裕，其要旨在于要实现普遍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占有、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人民获得财富的公平权利；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保证人民享有共同致富的权利。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作为一个社会公平的范畴，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上的绝对平均，而是在生活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就是说社会成员因其素质的不同、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在财富占有的多寡上也必然不一样。事实上，也只有承认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性，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才能为高层次的富裕提供示范。没有差别富裕，也就没有人民群众追求更富裕生活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全体人民高层次的普遍富裕。邓小平正是基于对共同富裕中所蕴含的差别富裕内涵的揭示，才勾画出先富、共富的战略构想，开辟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是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的，这是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内容。然而，仅有物质生活的富裕，这种富裕与现代文明是相背离的。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裕、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人的自身文明素质的提高，这几方面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鲜明特征。邓小平在谈到小康目标时，用的是“小康社会”，也就是说小康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概念。同样，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也不单是一个物质上富裕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物质生活在内的、体现社会成员各方面生活富裕在内的综合概念。也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人们精神生活的充实、社会生活的协调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富裕上，如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所谓的道德、理想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富裕了，人的追求就会向精神生活发展。邓小平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物质生活是基础，但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

人民生活的改善并不单指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各方面生活全面提高的问题。事实上，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丰裕以后，精神生活将成为决定人们富裕和幸福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富裕必须有赖于精神生活的指导才能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拥有闲暇时间将成为富裕生活的一个显著标志，如果没有精神生活作依托，闲暇时间不仅无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可能成为滋生惰性、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的温床。精神富裕的价值，不止是它和物质富裕是互相联系、制约的，而且社会主义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谈到一国的综合国力时，通常主要指该国政治、经济、科技等实力的总和。但社会的发展日益表明，一国的精神凝聚力也应当是其国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力量不行，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还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邓小平在谈到共同富裕时、多次强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逐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纵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需要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二是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横断面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非同时富裕的过程。邓小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根源于我国生产力总体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所以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并且它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与同步富裕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逐步富裕的方法上来看，共同富裕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要实行非均衡与均衡相结合的发展战略，通过积极的非均衡促进相对的均衡，即：一方面鼓励一切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加快全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帮助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即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反对平均主义；再次分配应注重公平，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在处理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收入上，要进一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共同富裕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

把共同富裕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时，并不意味着将来有一天实现了共同富裕，人类就不再前进、社会就至此停滞了。共同富裕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细枝末节上的描述，而是对社会主义公平和理想的一种形象概括。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的动态过程，是一个从贫穷到富裕再到高层次富裕的过程富裕。当下所谓的共同富裕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普遍贫穷而言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不单是一个时间上的界定问题，而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的目的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是指共同富裕本身是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并把人类引入共产主义阶段共同富裕的大门。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性，也是由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无止境性决定的。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追求富裕的历史。所谓理想，在当下是实现低层次的共同富裕，在将来就是追求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只要人类还在，理想就不会湮灭，对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就不会停止。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刻内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实现“五个统筹”。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对共同富裕思想有全面、科学理解的基础上，用它来指导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共同富裕实现前提：

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共同富裕实现途径：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怎样把握时机用好这项大政策？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成为我国在达到小康时实施先富带后富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分配中。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工业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共同富裕实践探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本文以毛泽东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同之路；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强调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胡锦涛突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等重要论述为主要线索。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们党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道路也越走越宽广。本文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论述为线索，系统地梳理和充分地展现六十年来几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共同富裕示范区：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共同富裕示范区正式落地浙江。首先，浙江省情具备开展示范区建设的代表性。其次，浙江具备开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一是富裕程度较高。2020年浙江生产总值为6.46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二是发展均衡性较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最高最低地市居民收入倍差为1.67，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较为浓烈。浙江探索创造了“最多跑一次”等多项改革先进经验，创造和持续发展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各地普遍具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和创新意识，便于大胆探索和及时总结提炼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模式。同时，浙江在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富民惠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最后，浙江开展示范区建设的空间和潜力还较大。发展目标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明显提升，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迈上新台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美丽浙江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度更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优化，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达到更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简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及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分配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带来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出现了贫富差距的极化现象，即一极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政治优势，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能够转化成经济优势。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果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不过，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要积极改进僵化的公有制形式，使其更具有效率。

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并帮助其他人和其他地区走向富裕。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各地区生产力差别较大，而且各阶层各群体的收入差距大。怎样尽快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的。”因此，“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通过“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将先发展后发展的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这些精辟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根据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我们应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在现有分配制度格局下，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还要加大“两个统筹”力度，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构建适应城乡统筹的农村支持体系，以缩小城乡差距；二是统筹区域发展，密切地区经济联系，使东、中、西部地区互惠互利互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简介：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伍』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莎士比亚说过：“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在这里生命与荣誉结为一体。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1、“八荣八耻”是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升华

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 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2．“八荣八耻”是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

中国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比如，此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每每谈起这些精神，我们都情不自禁地与热爱祖国和人民、与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春节期间在延安考察时动情地说，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我国人民用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幅幅壮丽的中华民族与时代精神的新画卷，包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近年来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体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各个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我们积极探索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3、“八荣八耻”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风气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关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对社会而言，风气是许多人通过思维及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好的社会风气可以陶冶、滋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把社会风气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何为“耻”?何为“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一把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为我们确定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衡量标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奢侈腐朽、没落颓废的社会风气；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公民道德，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弘扬“八荣”，从善如流；对“八耻”说“不”，针锋相对。在道德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提倡“八荣”，反对和抵制“八耻”，这是一件扬正气以利千秋的大事情。

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1、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公民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人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一些人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与此同时，损人利已、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不能理直气壮。例如，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视之为不合时宜的“傻冒”行为，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数人以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来显示其拥有的特权与显赫地位；一些大学生生活中以用名牌为荣，以节俭为“寒酸”等等。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清除的障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划出了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一标准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上。值此之际，一定要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激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现在，“拉美化”教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注重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严重损毁经济建设成果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人均GDP曾达到6000美元以上，但由于社会进步能力、和谐能力弱小，物质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结果，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起飞后又坠毁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是GDP的简单增长，它是经济与社会、物质水平与道德风尚的双重起飞。“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具体标准。它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基础的建设；要求我们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21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以下为“八荣八耻”的内容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大学生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要处理好多样性与选择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

一、在多样性与选择性的互动中实现价值认同

任何价值观念都根植于社会实践尤其是现实生活之中。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和变化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在大学生身上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少数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特别是随着他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的明显增强，在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社会越是分化，就越需要社会整合。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个层次和多元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尤其是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上，更要从指导思想的高度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统领和引导，必须确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借以统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二、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中夯实价值基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而展开的，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价值理想和目标。理想具有扬弃现实、高于现实、超越现实的特征，是感召、激励和鼓舞我们为之奋斗的力量源泉。同时人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大学生作为充满理想、活力和激情的群体，容易接受社会和谐必须共同遵守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不易全面理解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对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处理来实现社会和谐与融洽。事实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以科学发展观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去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矛盾，才能以对人类未来文明和后人负责的态度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求去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中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矛盾，更好地形成社会的文明道德风尚，同心协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不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具有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沟通感情、增进融合等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学生，就能够引导他们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致给“纪念五四青年节80周年”的信中所提出来的，使广大青年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的要求，就能够坚定他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的联结中促进价值实现

毫无疑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超越性。马克思从人的解放意义出发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传承了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人文主义精神。同时，“以人为本”思想又蕴涵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当代中国人文意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历史互动过程。从本质上考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超越性并不由于任何外在制度因素限制而被磨灭被消解，恰恰会随着制度历史的曲折发展一再反复被提上人类精神生活的议事日程，并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而成为人类进步的根本精神动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有在和谐发展的社会中才能实现。

在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和人才观念中，强调集体的价值，个人对集体并不具有优先存在的地位。这种强调社会整体价值的传统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但是，如果以片面强调社会性来否定个体的价值，社会就会变成压制人的社会。如果只谈集体而不谈个人,那这样的集体也只是虚幻的集体,是不为个人所依托的集体;相反,如果只谈个人而不谈集体,那这样的个人也只是孤独的个人,只是失去寄托的个人。前者是用集体淹没了个人,后者则是用个人否定了集体,因而都不是合理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时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和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强调的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体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即将个人利益和集体有机结合起来,承认集体和个人的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地位,就是要把对大学生主体性的肯定和社会性原则统一起来，既要发挥学生主体性，又要反对学生主体性的极度膨胀；既要大力提倡集体主义，又要反对忽视个人的价值，这对于我们的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处理好价值取向上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树立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辩证统一的价值观，才能较好地解决目前一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冲突,在两者的相互联结和统一中促进其价值实现。

『陆』 朋友问题

我以前下的,你自己看看.

荀况，即荀子，号卿。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战国时赵国（在今安泽一带）人。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象、教育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况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曾在齐国游学，在稷下（今山东临淄北）学宫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并二次担任学宫祭酒（行礼时的首席）。后来又到过秦国、赵国。晚年在楚国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著书立说，直到逝世。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中文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助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采，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苟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老子 公元前571年农历2月15日，在世界的东方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镇降生了一位伟人老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学家派的创始人，被当代评为世界百位名人之一。大家知道在老子之前，社会上仅有一些哲学观点出现，从《老子》开始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因此，鹿邑这块宝地，即是降圣的仙乡，又是东方哲学的发源地。
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郦道元《水经注》称：“边韶老子碑云老子楚相人也，相虚荒，今属苦，城犹存，在赖游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元初涡河由太清宫南边改道走太清宫北边）。翻阅历代国史，各种词书，名人论著以及《河南省志》、《归德府志》、《鹿邑县志》、《江南通志》、《安徽省通志》、《毫州志》都明确记载，老子生地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史学界、哲学界、宗教界及研老专家，或著书立说，或撰写老证论文，认为老子生于鹿邑太清宫镇证据凿凿。据《毫州志》记载：“太清宫在城西四十五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地”。《江南通志》（清顺治时期，今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卷二百，有一项“辨讹”，专门考证旧志中的讹错其中有对李耳的考证。结论是：“李耳，归德鹿邑人，非今江南地。唐宋之毫州，邻六县，惟谯、城父二县今江南境，余俱属河南。旧志载李耳凤阳人物中，误矣”。在重修《安徽省通志》卷二百六十，却有这样两段记载：“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妊之地，基地犹存，旧名紫极宫，唐天宝二年改”。再一段是：“陈抟为毫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写得明明白白，自动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记载。一九九一年，新华社合肥五月十日电，报道安徽毫州决定举行世界老子学术研讨会的消息称：“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又称聃，是与孔子同时代并齐名的一位古代思想家，也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家乡在与毫州毗邻的今河南省鹿邑县”。实事求是，是我们传统的学风，应该发扬光大。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老子是人，但要从宗教文化去研究，他又是神，是道教的教主。群众尊称为老君爷。老子由人而神有一个历史衍化过程。唐代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非突然而来，盖早有“太上玄元”之名。从司马迁讲“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说明西汉时已流传着老子修道养寿是活了几百岁的活神仙了。东汉边韶《老子铭》曰：“老子先天地而生”，又曰“老子离合于混沌元气，与三光为始”。老子在后汉时期，已经完全神化，成为尊神、教主，所以汉桓帝于宫中产黄老浮屠之祠，把黄老与浮屠并列，前者是道教的教主，后者是佛教的教主。这里所谓的“黄老”即指老子而言。因此在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左官到苦县（鹿邑）祭祀老子。延熹九年（166年）桓帝在濯龙宫亲祠老子。可见这时老子已经成为神圣的教主。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道教宫观，鹿邑的太清宫始建于汉延熹八年，老君台始建于唐初，香火久盛不衰，老子以太上老君受到群众的尊奉。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大宝藏—也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第一部名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兵学、美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网络全书。他的清静无为的学说，一物两项的转变率的辩证理论，深邃的天人之际的哲理，两千五非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各种文化观念。《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出版发行量居世界第二。当今，兴起了全球的“老子”热，老学研究空前高涨。最近几年各地连续召开国际性的老子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三年德国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四年鹿邑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五年中国社科院在西安举办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这样频繁的国际性研老活动，历史上是没有的，它樗着老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
老子思想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对远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作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是老子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创立了以“道”为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老子思想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全主位的影响，并对现代文化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及其存在的根据的形上之“道”，创立了以“道”为核心，包括体体论、辨证法、认识论和人生哲学等内容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的本体思考和方法思考，使“道”真正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从先秦道家、两汉黄老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对老子道论的继承和对老子提出的诸如“道”、“德”、“有”、“无”、“动”、“静”、“无极”等范畴的援用可以看出，老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由于老子思想是一个概念丰富的思想体系， 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都有许多深入、准确的洞察，因此，它获得了某种特殊的理论品质，蕴藏着许多理论生长点和不同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仍需要借鉴老子哲学思想。老子的智慧对于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具有启迪意义。他提出了作为人生价值根源和基础的“道”范畴。老子的“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又是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形而上的“道”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成为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主张人应顺任自然，反对人对自然的掠夺。在个人与他人、与群体的关系上，老子提出“无争”的处世原则，主张挫脱解纷，和光同尘，反对争功名利禄，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在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上，老子提出了“深根固柢”的“长生久视之道”。老子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人类目前和未来的文化和生活提供着积极的智慧。我们要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开拓和谐的天下，创造美好的人间。

庄子( 约公元前369～前286年) ,战国时期道家著名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早年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学识渊博,交游很广.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以清静修道为务,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於抱犊山中.后得仙而去.所著书五十二篇名曰庄子.唐玄宗时追号南华真人,宋徽宗封微妙元通真君.
道家思想:庄子精通老子之学,是老子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者.在历史上「老庄」并称.在唐代,帝王在尊崇老子的同时,也很敬重庄子,《庄子》是当时官方学术之一.
庄子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於上古,而不为老.」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是产生万物的根源,而无所不存在的.
②庄子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应该从道的高度来观察万事万物.
③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要想与道合一,必须「无己」.通过「心斋」,「坐忘」,「朝彻」,与道合一.
④庄子认为至德之世,人们都顺应大道,无为而治,是理想的社会.
《庄子》之重生:庄子主张人应当注重保全身命,养生颐志,而不应为外在事物所驱动,鼓噪欲望,终为其所毁灭.故而,当楚国国君派两个大夫到河边去邀请庄子作宰相时,庄子头也不回地继续钓鱼,他问那两个大夫:我听说楚国国君的大庙里供奉著一个大龟,此龟死时已三千岁.请问二位:你们说是做那大龟被杀死然后被供奉在高堂好呢,还是曳著尾巴在泥巴里面爬的好两位大夫立刻回答说:曳著尾巴在泥巴里爬的好.於是庄子笑道:对,我宁愿做那曳尾於泥中的龟.

『柒』 辛亥革命后置五四运动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追求“思想文化上的西化”

陈独秀提倡全盘西化

『捌』 “三创三先”新时期江苏精神是什么

“三创三先”：江苏新的时代精神

张颢瀚

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催生伟大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伟大成就充分表明，江苏大地蕴含着的“四千四万”精神、张家港精神、昆山精神、“三创”精神等都是江苏发展的精神火炬，是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开拓创取、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当前，江苏正处于“全面小康”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跨越的历史新时期，更需要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时代精神，铸造推动科学发展、推进“两个率先”的“精气神”。

新时期、新阶段、新任务需要新精神

从“三创”到“三创三先”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精神来源于实践，不同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精神，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实践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三创”精神为动力，江苏在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总体建成全面小康，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当前，江苏全省总体上达到省定全面小康指标，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正处在从“第一个率先”向“第二个率先”迈进的重要历史时刻，面对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崭新的、艰巨的、在全国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与新时期、新任务相适应的新的时代精神的引导和鼓舞，需要在原有精神上进行深化与拓展。在经过广泛征集基础上，提出的“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精神，反映了江苏广大群众的意愿，把握了江苏科学发展中的时代脉搏，切合了江苏“两个率先”的实践需要。

全面建设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江苏发展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前后衔接的两大历史阶段和两大标志性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相对薄弱的经济社会基础，发展的方向和方式都要逐步探索，正是凭借着艰苦创业打基础、勇于创新走新路、全力创优争一流的精神，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更为江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的跨越打下了坚实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江苏肩负着中央寄予的“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殷切期望和人民群众的期盼，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方式路径清楚，正要求我们在“创业创新创优”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争先领先率先”具有江苏典型特征的新时代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江苏科学发展新局面，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再创一个黄金发展期。

“三创三先”，江苏优秀文化与现代化实践的深度结合

“三创三先”精神体现着江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江苏大地具有独特的人文素质，历史上的江苏不据中原之利，却自隋唐以后就担负着中华文化灿烂发展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甘落后的精神文化；明清两朝时江苏更是商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昌盛，经济、文化均在全国领先；再到近代率先吸收接纳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在思想文化上和产业经济上均开中华民族近代文明之先，无不反映出江苏以创求先、以先促创的地域先进特质和优秀文化传统。

“三创三先”精神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人民精神风貌的凝练。无论是当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时苏南农民“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争创一流的张家港精神、勇于争先的昆山之路精神、华西精神等，都是“三创三先”精神在江苏改革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动表现和典型阐释。

“三创三先”精神内核早已被江苏广大干部群众认可接受。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鼓舞和引导江苏全省干部群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江苏人民奋勇创业、努力争先，经济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和谐社会建设结出丰硕成果。“三创三先”精神正是这种新时代精神的集中凝结，已经成为江苏的发展之魂。

“三创三先”，引领江苏人民在新起点上开创新局面的精神火炬

“三创”又深化拓展为“三创三先”，顺应时代、适应任务，增加了内涵、强化了力度，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江苏由“第一个率先”向“第二个率先”跨越，在新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精神火炬。

在“创业创新创优”精神中，一个“创”字凝聚改革开放的时代性要求，生动地体现了江苏改革发展“走新路、开新局”的时代性要求。同时，“三创”精神也蕴含精神动员和工作务实的要求，大力弘扬了以艰苦创业、自主创业、全民创业为主要内涵的创业精神，以思想解放、敢冒风险、与时俱进为主要内涵的创新精神，以争先进位、勇于攀登、争创一流为主要内涵的创优精神。

“争先、领先、率先”精神更是对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江苏城乡在工作实践中呈现出的目标取向与发展理念的集中凝结，突出的是一个“先”字。“争先”体现为一种主观主动的积极进取意识，是主动进取、奋发向上、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和追求。“领先”作为引领发展、领风气之先，体现了江苏一直保持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使命意识，也体现了江苏在改革开放中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领先状态。“率先”首先是中央对江苏发展的整体要求，更是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由全面小康到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定位。“三先”精神使“三创”精神得以进一步升华，契合了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和时代要求。

“三创三先”精神是对“三创”精神继承，更是当前江苏发展面对新时代、新阶段、新任务，对“三创”精神的拓展与提升。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三创”的实践过程，也是“三先”的实践过程；江苏将要更多地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率先遇到发展中的难题，没有勇于争先、敢于领先的精神、意念与勇气，既无法应对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也难以推进“三创”实践，也难以完成中央对江苏由第一个率先向第二个率先跨越的战略任务。

“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代精神，上合中央对江苏发展的定位要求，下应江苏人民追求发展的期盼，是引领江苏人民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精神火炬。如今，江苏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三创三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让“三创三先”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提振科学发展的“精气神”，为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事业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鼓劲加油。

（作者系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教授）

向“第二个率先”迈进的引领旗帜

叶南客

“创新、创业、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简称“三创三先”）是对新时期江苏精神的高度新概括。这一新概括充分体现了一种继往开来的文化延续性和开拓性，是站在“两个率先”时代背景下，对7800万江苏儿女的新要求。

“三创”与“三先”相得益彰，它既可以体现合二为一“创先”的一般性精神要求，更能充分体现江苏地域精神的特殊要求。从其特殊性看，它包涵了江苏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新江苏的社会实践内容，贯穿着“两个率先”宏伟的目标性要求、“六个注重”的实践性要求。它将历史的继承、现实的关怀、未来的引领高度统一。

“三创三先”是江苏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引领性要求

中央历任领导对江苏的发展都寄予了厚望，多次明确要求江苏要发展得比全国快，要为全国发展大局多挑重担、多作贡献。今年全国人代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提出了“六个注重”的新要求。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贯彻“六个注重”、实施“八项工程”、推进“两个率先”的新决策新部署。争先，是江苏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鲜明精神特质，体现为主动进取、奋发向上、不甘落后的意识和精神状态；领先，既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定位，又是一种引导和行为过程；率先，是中央领导对江苏发展的目标要求，也是江苏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实践追求。而这一切的“先”路径，历经十多年的传诵，不仅已成为江苏人的文化共识，也在全国范围形成了较大较好的影响的“三创”精神。这种以创业为基础、创新为灵魂、创优为追求，以争先领先率先为步伐的精神，突出了党中央对走在新一轮科学发展前列、在新起点上再创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的期待，是实现江苏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精神导向。

“三创三先”是江苏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瞻性要求

“三创三先”吻合了江苏“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期待。在新一轮竞争中，江苏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和方兴未艾的快速发展时代赢得发展先机，必须坚持率先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江苏有基础也有条件率先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江苏率先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和建立，而且需要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精神”动力。“三创三先”的江苏精神既体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又揭示了实现理想目标的途径。在实现“两个率先”的实践活动中，把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是一个由精神文化向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化过程。这一精神不仅吻合了中央对江苏率先发展的期待，而且早已激发了“两个率先”的追求，成为江苏各地各部门奋力拼搏的精神支持和现代化实践。

“三创三先”是江苏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实践性要求

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建设“幸福江苏”的发展路径。江苏目前正处于全面实现“第一个率先”并向“第二个率先”迈进的关键期，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攻坚期。现实的发展需要具有价值导向力、文化凝聚力、普遍动员力的精神。以思想解放、敢冒风险、与时俱进为主要内涵的创新精神，以争先进位、勇于攀登、争创一流为主要内涵的创优精神，以工作业绩上努力争先进、经济社会各项建设在全国领先示范、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进程中率先达标为主要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争先、领先、率先”精神正是基于江苏实践的现实呼唤，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它必将在“美好江苏”、“幸福江苏”的建设中贡献力量。

总之，“三创三先”精神为江苏在新的起点上“领率先发展之路、争科学发展之先、创和谐发展之美”提供了很好的精神支持。在建设“幸福江苏”的新征途中，“三创三先”生动地体现着“走新路、开新局、勇领先”的现实要求，蕴含了一种精神动员和务实的要求，必将在进一步增强江苏儿女的先锋意识、首位意识、奋斗意识、标杆意识，在进一步激发江苏儿女建设幸福家园的热情，在进一步提升江苏全社会精神风貌中，发挥巨大的精神能量。

(作者系南京市社科院院长)

江苏“为天下先”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郦 波

“为天下先”包含敢为天下先、领天下风气之先与能为天下先、当为天下先等丰富内涵，是江苏地域文化精神一个重要特质。新时期江苏精神“创新、创业、创优，争先、领先、率先”，充分继承发展“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涵，具备现实的张力与历史的深度。

敢为天下先，“争先”、“创新”变革精神的延续

从地域文化角度看，江苏文化是由吴文化、金陵文化、徐淮文化、维扬文化与苏东海洋文化等五大区域文化组成。

吴文化形成于泰伯奔吴。泰伯带周人奔吴，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却后来居上。泰伯让贤奔吴是谦逊退让，但其行动方式与精神却成天下之创举。苏州吴县人范仲淹实施北宋庆历新政，其“先天下之忧而忧”至今振聋发聩，这是与吴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变革精神一脉相承的。

金陵文化又称宁镇文化，是华夏文明史上南北文化碰撞与交流的重要舞台。历经四次南北文化的大冲撞、大交流，结果无一例外都为金陵文化带来了创新的变革机遇，金陵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整合平台，其包容性、开放性与创新性为江苏文化精神注入新的活力。

徐淮文化又称楚汉文化，具有典型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论是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还是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都体现了雄视古今、开创一代的精神。开创精神是徐淮文化的特色，也是对江苏文化精神的最大贡献。

维扬文化因大运河文化的兴起，自隋唐起就渐执天下商贾文化之牛耳。维扬文化在经济上的“争先”之势后来也深刻影响了苏东海洋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国传统大陆文明发生激烈碰撞，苏东海洋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变革，对近代江苏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大区域文化或在政治、或在经济、或在历史、或在人文，都各具典型的争先意识与创新精神。争先与创新的变革精神是江苏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也是江苏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动力。“敢为天下先”必须要有“争先”意识，要“争先”就必须要有“创新”精神，只有创新才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驱动力。所以，“争先”与“创新”的变革精神是江苏文化精神的出发点。

领天下风气之先，“领先”、“创业”变革实绩的递进

江苏文化因“创业”而“领先”，又因“领先”而“创大业”的变革实绩，重要的是源于江苏独特资源优势。

从自然资源角度看，江苏平原面积占68%，水域面积占17%，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从人文资源角度看，在交通方面，江苏居南北要冲，自古以来陆路、水路交通极为发达，漕运与海运更一度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运输方式。在商业方面，建业（南京）、京口（镇江）、吴郡（苏州）、广陵（扬州）等城市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就成为了贸易重镇。在历史文化方面，获评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居全国之首，苏州古典园林与明皇家陵寝明孝陵名列世界遗产名录。文学艺术硕果累累，学术文化大师辈出，在教育方面，江苏自古重文重教。在技术方面，江苏人勤奋善思，在水利、纺织、造船、冶炼、陶瓷等诸多技术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正是有了以上优势，创业的成功几率大大增强，创业精神倍受推崇，江苏文化“领先发展”的道路也越走越宽广。发展永无止境，领先永远都只是暂时的领先，都只是过程中的领先。“领先”与“创业”的变革实绩既是江苏文化精神的落脚点，同时也是发展过程中的“加油站”。

能为天下先、当为天下先，“率先”、“创优”变革能力与垂范意识的发展

江苏文化具有“率先”、“创优”的变革能力与垂范意识，根源在于江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智者文化，其“率先”精神以独具的历史眼光与深厚的文化储备，每在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都能获得先机，在创业过程中落脚在创优的制高点上，从而对一个时代产生巨大的示范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出现过两次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江苏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变革的中心与桥头堡。第一次大发展在明清之际。江苏民营纺织手工业发展迅猛，催生了商品贸易的大发展。第二次大发展在近代，洋务运动获得的第一批实绩是在江苏成立金陵机器制造局、苏州洋炮局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随后，南通张謇、无锡荣氏兄弟、无锡薛氏父子等纷纷倡导实业救国，开启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期。

每当面临大的发展机遇，江苏的创业者总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江苏文化的“率先”精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于江苏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与对现世的信心、情怀与抱负。

因为有敢为天下先的变革精神，有领天下风气之先的发展实践，所以才有“两个率先”的使命与抱负！因为有创新、争先的发展基点，有创业、领先的发展中继，所以才有创优、率先的理想与信念！正是“创新、创业、创优”、“争先、领先、率先”构成了江苏精神的核心价值，成就了江苏文化“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俗而雅正 美而平实

贺云翱

“三创三先”作为新时期江苏精神，从战略高度概括总结、提升了江苏人民的创造力、发展力、影响力，对当代和未来的江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指导、引领和激励作用。同时，具有好记、易懂、可以广泛传诵、人人皆可理解和运用的实践性特征。

“三创三先”在表述上以“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两句十二字架构，上句首字和下句尾字均为同字同声，前后对称，结构平衡，更似中国传统的对联形式，具有高度的韵律美、均衡美、和谐美，让人琅琅上口，过目不忘。其上联“三创”以同字同声开头，以不同的字缀合，构成三个不同内涵的双字词组，整体表达上具有顺次递进更上层楼的涵意和美感：先讲求“创业”，只有人人具有“创业”之志和“创业”之举，一个地区才有平稳发展的牢固基础；继之以“创新”，则比“创业”提升了一层要求，科技优先、人才第一、创新驱动确已成为江苏的现实要求和发展优势；再为“创优”，即在“创新”的前提下讲究“创优”，最终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的目标和态势，形成江苏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下联“三先”与上联构词上正好相反，它以不同的字为词头，以相同的字收尾，表述上三词相续，层累叠加，简洁激越，韵律上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冲击力。“争先”以平声起，显示江苏人民面向国内外“争先发展”的从容与勇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必须要具备强烈的国际视野和竞争意识，不甘人后，善于创业，“争先”既针对每个个体，也是就江苏全局而言，对群众和干部都有激励作用；“领先”续以上声，反映的是江苏人民一贯的努力与进取的品格，“领先发展”是江苏的责任，也是江苏的潜力和优势的实践表达；“率先”收以去声，展现出江苏响应中央号召而率先发展、乐于奉献的决心与意志。平、上、去三种声调巧妙搭配，又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意境，进而可以产生气势磅礴、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江苏既是文化底蕴深厚，又极具现代发展意识，“江苏精神”要成为全民共识和行动纲领，必讲求最广泛的认同和参与，以“三创三先”为江苏精神，积极昂扬，富有江苏地域传统特色，对江苏人民而言十分容易理解和运用，因为在江苏历史上诞生过许多平白而隽永的励志精神，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无不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它们与新时代的“三创三先”精神共同构成了江苏地域精神的文明长河。“三创三先”在尊重和传承江苏地域精神的基础上，还兼顾到社会不同阶层及其不同的目标诉求，更契合国内外的发展形势和党中央国务院对江苏人民的期望与要求，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江苏精神”的提出和传播，必能为江苏贯彻“六个注重”、实现“两个率先”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江苏发展史上写下宝贵的篇章。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附：《新华日报》专题报道：

“三创三先”，江苏发展之魂
——新时期江苏精神诞生记

“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委会确定新时期江苏精神，由“三创”深化拓展为“三创三先”。

为何要对新时期江苏精神加以丰富、拓展和提升？这12个字怎样从海量的征集意见中脱颖而出？它代表了什么含义？本报记者全程跟进征集的整个过程，为您揭示新时期江苏精神的诞生历程。

“海选”收到6300多条应征稿件

4月2日，省、市各主要媒体刊发新闻：即日起，省征集小组在全省范围公开征集拓展提炼新时期江苏精神表述。

征集小组有关人士对记者说，此举是省委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六个注重”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注重加强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先进思想文化的引领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江苏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推进“两个率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建设进程，也是一个思想建设进程；不仅应该建成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而且应该塑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江苏精神”。罗志军书记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报告中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大地上正是有了“四千四万”精神、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精神和“三创”精神，才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奇迹。进入新时期，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既要继承好、弘扬好，又要不断地加以丰富、拓展和提升，铸造出新时期江苏精神。

新闻媒体快速行动、报台网联动，《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推出评论、中国江苏网开设征集网页、江苏手机报开通信息接受平台。全省上下、社会各界踊跃投稿，自发投稿占总数90%以上，一些来稿以家庭、部门为单位酝酿报送。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住在福利院的离休老干部何健男看到征集消息后，深思苦虑至凌晨三点，专函报送省委主要领导。首轮征集短短15天内，收到各类稿件6300多条，其中省内占85%，外省占15%。

应征稿件有专题报告，有网评文章，有长篇信函。一些稿件不仅提出了简约凝练的概括表述，还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论证。

征集小组对征集稿件认真分类归纳梳理，电脑软件检索显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主要有：创新创业、率先领先、崇文重教、开拓奋进、开明开放等。其中，“创新”893次，“率先争先领先”561次，“开明开放”509次，“创优”466次，“创业”453次，“崇文重教”296次。经过筛选，从6300多条中初选500条，从500条中遴选200条，从200条中精选50条，为专家论证提供了基础。

层层遴选 分析论证

在初步归纳整理50条的基础上，征集小组组织省社科联、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1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时间反复分析论证。

经过深入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新时期江苏精神是江苏发展之魂，是从“第一个率先”向“第二个率先”迈进的引领旗帜，是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深入拓展新时期江苏精神，要集中体现继往开来、坚持“两个率先”、在新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总要求。具体讲，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必须体现时代要求、特征和风貌，具有先进性时代性；必须体现我省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要求与战略内涵，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必须体现江苏优秀文化核心价值，涵括区域精神内涵，具有继承性标志性；必须体现大众化，具有好记易懂的通俗性传播性。

按照上述原则，专家们反复推敲征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句，对重点条目深入研究和归纳提炼，最终初步选出10条表述。这10条表述有的是依托“三创”精神拓展提升，有的是根据江苏优秀历史文化归纳整合，有的是紧扣江苏“两个率先”发展要求概括提炼。

从8月初开始，组织了第二轮征集，主要是征求对初选10条表述的意见。省主要媒体和省辖市媒体同步发布，10条表述排序不分先后。中国江苏网增设专栏，开通网络投票，设置网民留言版。还专门发函征求10位先进典型、10位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10位乡镇书记、10位街道书记、10位企业和高校负责人以及部分老同志老领导意见。

『玖』 促进马克思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李大钊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不是说，在李大钊以前，在中国没有人讲过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例如：在19世纪末上海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中，有的就提到马克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提过马克思；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在其所附“马克司所著书”中也提到了《共产党宣言》；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不仅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还讲到《共产党宣言》的要点，等等。

但是，能否把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呢?答复是否定的。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从主观方面来看，这些文章的作者无意信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如上海广学会在19世纪末出版的一些书刊，只是在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同时，介绍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以为其补充；梁启超在介绍进化论者颉德学说时，附带提到马克思，不仅简略，而且带有批评的口吻(转引了颉德对马克思的一些评述)；朱执信虽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但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贯彻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从客观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因此传播开来。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18年，在中国报刊上很少看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

根据以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应从五四时期算起，其代表人物还应是李大钊。

李大钊像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种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即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他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②

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这篇文章应该看作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在此前后，他旗帜鲜明地推动当时舆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如大家所知，在1919年“问题”和“主义”的讨论中，李大钊起了重大作用。

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于当年3月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著作。直到1921年，研究会才公开。

1920年秋，李大钊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后，利用高等学校的讲坛，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底，李大钊指出：最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③

李大钊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齐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产生新的飞跃：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长期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对帝国主义并没有本质的了解。下层劳动人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洋鬼子”可恶，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学西方”，但不了解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李大钊已开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这个词见诸报端可能很早，如1901年有一篇名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的文章，把帝国主义解释为强盗主义。又如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也提到过“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词。但是，像李大钊这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地提出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上述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④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五四”前夕，李大钊撰写的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明确地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指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⑤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重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

李大钊在论述十月革命的论文中，便指出它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中国工人、劳动者在“六三”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更引起知识界的重视。1920年5月，李大钊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中，希望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不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大量的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革命实际斗争中去。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新、旧民主主义的不同。

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新民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接着，他又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一些论点和这些思想是相吻合的。

在李大钊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应该纪念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丰功伟绩。李大钊同志生前写有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两句名言，真正是：铁肩担共产主义思想道义，妙手著马列主义文章。对于他的道义、文章，我们应该多方面、深入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因为它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⑥这些“遗产”、 “丰碑”不仅对当代的人有现实意义，而且是教育子孙后代的好教材。

『拾』 2022 年高考各地作文题有哪些亮点哪一个的最难

2022 年高考各地作文题，全国甲卷给定的材料作文在舆论中是最难的，主要是审题太难了。而北京卷颇有亮点，一是写作赋分60分，50分分配给作文题，还给定了一个三选一的“微写作”；二是大作文题目设计上，给出了一个“说学习”的议论文，学会学习对每个学习者可能都是首要的事情，完成这个认识意义重大。

全国甲卷材料作文：

《红楼梦》写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有一个情节，为元妃（贾元春）省亲修建的大观园竣工后，众人给园中桥上亭子的匾额题名。有人主张从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然”一句中，取“翼然”二字；贾政认为“此亭压水而成”，题名“还须偏于水”，主张从“泻出于两峰之间”中拈出一个“泻”字，有人即附和题为“泻玉”；贾宝玉则觉得用“沁芳”更为新雅，贾政点头默许。“沁芳”二字，点出了花木映水的佳境，不落俗套；也契合元妃省亲之事，蕴藉含蓄，思虑周全。

以上材料中，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现象也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请你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