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讲爱国的教授

⑴ 谢希德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成就

【简介】

谢希德（1921年3月19日－2000年3月4日），女，福建泉州人，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丈夫为著名生物化学家曹天钦。谢希德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学系，195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1952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1983—1988年复旦大学校长。专长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理论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并是这些方面科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主要从事半导体表面和界面、短周期超晶格的声子谱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撰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专著4部。谢希德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机遇，为复旦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前任校长苏步青开创了复旦辉煌的“苏谢时代”。

生平经历

1921年3月19日出生于泉州市蚶江镇赤湖乡。那年她的父亲谢玉铭被母校燕京大学请回教物理课程，他一边教书，一边进修高等物理，准备出国深造。1923年，他得到洛克斐勒基金社的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母亲郭瑜瑾则在厦门大学念书。在谢希德4岁时不幸母亲患病去世，此时，父亲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幼小的谢希德在祖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成长。1926年谢玉铭学成回国，应聘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执教。谢希德7岁时，父亲与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张舜英结婚。继母对她十分疼爱，使她的心灵得到极大抚慰。11岁时进入燕大附中，在那里认识同班念书的曹天钦。后来转到贝满女中读书，“敬业乐群”的校训给她深刻的教育。至今也常怀念当年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的师长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谢玉铭举家南下，应邀在湖南大学任教。谢希德相继在武汉圣希理达女中和长沙福湘女中读完高三。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日益逼近武汉、长沙，但当时仍举行高考统一招生。谢希德报考湖南大学数学系，不久长沙告急，全家搬到贵阳。谢玉铭只身回到迁往辰溪的湖南大学。好不容易转移到贵阳后，谢希德住进医院切除扁桃腺，加上又腿痛难忍，因此虽然接到录取通知，不得不申请在家休学一年。后来经医生诊断她的腿痛系股关节结核。那时没有治结核病的特效药，生了这种病与被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需时常躲避空袭，不得安宁。但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青年，在治病和休养期间，大量阅读英文小说，这对她后来的发展很有帮助。1942年夏她又考上迁至贵州省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物理系，但由于父亲不同意而放弃。后来全家从贵州搬到福建长汀县，父亲应聘为厦门大学数理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在萨本栋校长和谢玉铭、傅鹰等各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厦大成为当时东南首屈一指的大学。就在这时，谢希德考入厦大数理系。她勤奋好学，训练严格，基础扎实。尤其是在父辈们的亲切熏陶下养成了优良的学风。1946年秋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市沪江大学任助教。连绵不断的战火，辗转不定的生活，艰难困苦的环境，使她成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立志继承父业，出国深造，为祖国未来奉献力量。

复旦工作

原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曾请谢希德去交大任教，由于院系调整，她同周同庆一起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在这里，她承担了极其繁重的教学任务，从1952年到1956年，先后主讲6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且都编写了教材和讲义。她善于组织课程内容，讲课切合学生实际，由浅入深，信息量大，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使学生们深得教益。现在中国许多中年科技骨干，如方守贤、丁大钊、王启明等都是她当年的门生。在她努力下，复旦大学于1955 年开设了固体物理专门化，致力于半导体物理的发展。1960～1962年间，她同方俊鑫合作，编写了《固体物理学》（上、下册）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深受国内各大学师生欢迎。80 年代，这部书重新修订，谢希德增写了《非晶态物质》一章，保持原书特色，既系统讲述本学科的基础内容，又介绍各主要分支的发展概况。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1956年秋，为了实现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北大、复旦、南京大学、厦大、吉大等5所大学的物理系的部分师生汇集于北大，共同创办半导体物理专门化。黄昆任教研组主任，谢希德任副主任。他们通力合作，撰写了一部专著《半导体物理学》，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在当时国际上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权威性著作，为中国培养一大批半导体科技骨干人才及时作出了贡献。令人钦敬的是她为了科学事业，放下出生才5个月的小孩，交给爱人曹天钦照料，毅然去北大工作。

在科研方面，她也是白手起家，于1958年创办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任副所长（1958～1966）。在她精心指导和组织下，坚持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并重，为上海半导体工业发展和基础研究创建了必要的条件，培养了一支队伍。当时实验技术人员非常缺乏，为此她建立了上海技术物理中专，培养实验员，后来这批人都补齐了大学课程，成为得力的科技人才。当年提前毕业参加建所的大学生中有很有成就的沈学础。

60年代初，国际上硅平面工艺兴起，她和黄昆敏锐地看到这将促进半导体技术和物理的迅猛发展，联名建议开展固体能谱研究，并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共同承担。1962年11月，她晋升为教授。在她指导下，复旦建立了顺磁共振等当时先进的实验技术。她招收研究生，开设“半导体理论”和“群论”课，编写讲义，指导研究生从事空间群矩阵元选择定则、应变条件下半导体载流子回旋共振理论、间接隧道效应理论、半导体能带计算等项科研课题。1966年夏，在北京召开的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她作了能带计算成果的报告，与各国学者进行交流。1986年在原有讲义基础上又进行改写，出版了专著《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此书现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学研究生的教材，使学生较容易掌握群论这样抽象的数学工具，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突出贡献

谢希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又有了希望。1977年8月，当时分管科学教育的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给知识分子莫大的鼓舞。正如郭沫若所说的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在1977年底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谢希德报告了她的科学调研，以殷实的材料说明在固体物理、材料科学和量子化学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边缘科学即表面科学，其基础是表面物理，基本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确定表面的原子成分；二是表面原子结构和成键性质；三是表面电子态和各种特殊的物理性质。她还阐明了表面物理同高新技术和科学发展以及与国民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这个报告得到与会科学家的赞赏。她的倡议得到国家科委和高教部的支持，返校后，她立即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在短时间内，在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研究室。

1978年9月，谢希德又拟订计划，组织两个系列的学术报告讨论会，一是表面物理，系统讲述表面物理的基础内容和发展前景；二是固体能带理论。她安排好报告人并开列参考文献供报告人准备之用。7个多月，她带病亲自组织报告30多次。在此基础上还举办了全国性的表面物理讨论班。

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研究所举办的固体理论讨论班，1979年3月在复旦举行，由副校长兼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谢希德主持并亲自作几个学术报告，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84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70多位代表参加了讨论班，主题是“群论”和“固体能带理论”，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收到很好的效果。

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W.科恩（Kohn）来华讲学，回国后评论说：“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多年的努力和在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现代物理研究所的表面物理实验室于1990年经国家计委组织专家评审，被确定为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开放实验室。在谢希德指导和王迅的努力下，该实验室在化合物半导体GaAs和InP的极性表面结构和电子态，表面界面结构，Si/Ge超晶格的生长机制和红外探测器件、多孔硅发蓝色光、蓝色激光材料研制，锗量子点的生长和研究，磁性物质超晶格等方面取得出色成果。

由于她与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1985年、1987年、1990年和1997年，谢希德和张开明、叶令及蒋平等共取得4项科研成果。这就是“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理论与实验之一”、“镍硅化合物和硅界面理论研究”、“金属在半导体表面吸附及金属与半导体界面电子特性研究”和“量子器件与异质结构电子性质的理论研究”，分别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指导研究生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已培养了博士15名，硕士10多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她是1997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之一。

8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J.巴丁（Bardeen）率团访华。他回国后称赞说：“在中国科学界中，谢希德教授是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由于谢希德的科研成就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她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享有崇高的声望。她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78～1991），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两度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81年和1992年）。美、英、日、加、香港地区的13所大学分别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名誉工学博士和人文科学博士1987年6月接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labany分校授予名誉博士时，《今日美国》报社记者采访她，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1986年她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名誉会员（Fellow）。1988年她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表面科学》等6种国际学术杂志请她担任顾问和编委。她也是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1987～1993），先后担任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的顾问和程序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主席。会议于1992年8月召开，中外专家500余人出席这届大会，报送的论文达900多篇。这是第一次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召开的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良机，对中国半导体学科的发展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谢希德在与国际科技界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中，显示了特有的智慧和才干，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83 年起她每年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回来后必向物理系师生作介绍，并撰文讲述当年物理学前沿的重要发展。她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各种会议，作有关半导体物理、表面物理学术报告外，还作有关中国科学、教育、妇女、人口和环境等方面的报告，足迹遍及美、英、法、德、意、日、俄、波兰、匈牙利、希腊、泰国、委内瑞拉等国。

谢希德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和表面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成就卓著，深受学术界、教育界的尊敬。1991年3月19日欣逢她七十大寿，又值她在复旦大学执教40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联名发来贺电。国际著名的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A.萨拉姆（Aalam）分别发来贺电。国家教委也致电祝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冯端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国内外知名学者撰写了26篇学术论文，汇编成《表面物理学及有关课题》文集，以热烈和由衷的庆贺，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

人物评价

谢希德谢希德不但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高教事业方面，谢希德的贡献是突出的。她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78～1983）和校长（1983～1988）长达10年之久，建树累累。她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苏联模式，根据复旦大学的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等5个学院。她大力提倡师生的创造性和科研工作，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与日俱增，复旦的声誉在增长。她深知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她注意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1956年秋在复旦推行导师制。导师们深入学生中间，指导学生学习，针对各种问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效果很好。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沟通校内各方面情况，使存在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师生和职工们感到比较满意。她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好的学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

谢希德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82年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10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8年5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在中共十三大开会期间，谢希德与浙大校长路甬祥、厦大副校长王路林一同出席中外记者会，她老练地回答了记者们的各种提问。作为上海市政协主席，她的视野宽阔，极为关注浦东新区的开发，对浦东的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见识，后来又担任了校址设在浦东的杉达大学的校长。她不仅关注全市的教育、科技方面的工作，也关注文化、社会风气、农业等等。人们可以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她带领政协委员下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和慰问的动人场面。她关心科普教育，主编一本《阿爸教科学》的新书，给青少年增添了许多新知识。

在复旦校园里，她曾接待过来访的法国总统德斯坦，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国务卿舒尔茨等外国领导人。她代表复旦授予一批世界上著名的学者、教授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顾问教授的称号。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来华访问时，谢希德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了克林顿总统在上海的座谈会。

1998年11月4日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coneter Indartry associaleer）出资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设立谢希德奖金以鼓励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谢希德在团结各界人士、特别是教育界和科技界、国际友人、海外学子和侨胞中，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事年表】

1921年3月19日 生于福建省泉州市。

1942～1946年 在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获理学士学位。

1946～1947年 任上海沪江大学数理系助教。

1947～1949年 美国史密斯学院物理系研究生兼助教，1949年获理学硕士学位。

1949～1952年 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研究一年。

1952～ 在复旦大学先后任物理讲师（1952～1956）、副教授（1956～1962）、教授（1962～）。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1954～1961）。

1956～1958年 在北京任北大、复旦、南大、吉大、厦大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1958～1966年 筹建上海技术物理所，任副所长。

1978年～ 任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1978～1988年 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78～1983）、校长（1983～1988）、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1985～）。

1978～1991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9年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0年 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

1997年 任上海浦东杉达大学校长。

2000年3月4日 逝世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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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于同隐的爱国情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1年于同隐和爱人蔡淑莲冲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国，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于同隐从杭州来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在有机化学教研室工作，后来为配合全国各地的建设，国家决定从复旦大学抽调部分教师支援兰州大学等兄弟院校，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大部分教授和一部分中年骨干教师被调走，以致造成有些课程停开的局面。这时于同隐出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在此较困难的条件下，他一方面培养青年教师，一方面整顿和建设实验室，编写了《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等教材，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开出了有机化学教研室承担的全部课程，以后又带领中青年教师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⑶ 我是演说家熊浩《家国天下》演讲稿 复旦男神诠释何为“爱国”

89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便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
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
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且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
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115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么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一个中国人。

⑷ 如何评价复旦大学钟扬教授的贡献

钟扬同志是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杰出代表，是继李保国、黄大年同志之后教育系统涌现出的又一位优秀教师典型。对党无比忠诚，对事业无限热爱，胸怀科研报国理想，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足迹踏遍青藏高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弥补世界种质资源库缺乏西藏种子的严重不足，为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基因”宝藏。他全心全意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从教30多年来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立德树人，爱生如子，甘为人梯，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培养出的一大批学生已成长为国家急需的科技骨干。
他身体力行党的民族政策，投身援藏，不辱使命，深入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科技精准扶贫，帮助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带出了西藏第一批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历史性空白。他矢志不渝为人民服务，积极投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生态保护和科普教育方面贡献卓著，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和他最钟爱的教育科研事业。
在钟扬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攻坚克难的可贵品质、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的良好形象，集中展示了高校教师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的时代风采。

⑸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杰出教授

周谷城，（1898～1996），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投身湖南农民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著文批判买办哲学。周谷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诚合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来密切，心心相通。
周谷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 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学历考入），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⑹ 复旦大学的志德书院专职导师有下面哪些

综述：复旦大学没有公布相关信息。

志德书院系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先生名“志德”，取其意，明志且道德高尚。马相伯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高瞻远瞩、筚路蓝缕的先哲。

书院导师制度：

志德书院整合相关院系资源，建立了由书院总导师、书院特聘导师、书院专职导师和院系专业导师组成的导师团，为同学们构建全方位的学业指导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志德书院

⑺ 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

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

11月25日，华东师大特聘教授杨奎松在复旦大学星空讲坛开讲，题目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讲座未开始，教室里便已挤满了人。杨教授先谈起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的中国游客“不文明”乱象，他提出：为什么有“中国人不文明”的说法，当下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该如何解释？是中西文化形态上的冲突，还是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冲突？
杨教授认为，今天大家看到的这种“不文明”的问题，绝不是亨廷顿讲的那种“文明”的冲突，而是不同社会发展程度所带来的人的观念意识习惯差异问题。所谓“不文明”形成的原因，简单说来，就是农业人口对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严重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从原先的百分之十几一路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急速扩张的城市化使大批农民成了市民，无论是适应国内城市生活方式，还是适应境外更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都需要时间。问题是，当下中国人多数还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过渡时期，多数人缺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共意识，包括法治观念。
“因此，这样一种‘文明’的概念，更多的是指一个人的公共意识水平的问题。从传统的‘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农生活方式，到遵守现代社会共同的规范、法律，养成在利他的基础上利己的观念意识，一个‘文明’的人和一个‘文明’的社会都要依赖于习惯的养成。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代人很难实现，可能要两代、三代人，还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逐渐完善的法治的社会为基础。”
杨教授说，“不文明”乱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不仅西方社会同样有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各国原有的因种族、族群的历史隔阂而导致的发展差异，都使西方社会中一样存在着文明发展程度不同，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观念差异很大的情况。更不必说当今世界还有许多落后国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部落社会中，或较原始的农牧业社会中，即使他们中一些人去西方留过学，有高等教育的文凭，他们往往还是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人的观念意识格格不入。当今世界一概拿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法律道德标准来衡量，甚至来要求所有国家、所有人，就更是容易弄出乱子来了。
理想受限于现实
杨教授研究的是中共党史，所以会谈到诸如社会发展程度问题、知识分子观念差异问题等，这是他研究探讨各色人等在1949年中国政治重大变革关头的不同选择问题时衍生出来的一些思考。在《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加写的“余论”中，他特别从理论的层面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

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教授相信“存在决定意识”。他提出，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其思想观念总是要受到他所处时代及其条件的局限和左右的。从柏拉图到卢梭，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无不历历可见。但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以国民的政治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普遍化。自十七八世纪欧美新型国家陆续形成后，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后进入到一个新建和重建国家的过程。古代那种“部分为整体而存在”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也逐渐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种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
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以相互平等的国民个人的共同认同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古代中国开始迈入现代社会之门，必须重建国家之际，绝大多数国人实际上还处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中。而摆在少数能够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知识人面前的，则是国际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和国人在国际上被人看不起的严酷现实。
何谓知识分子？一个形象的说法称他们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生存的条件，一定是现代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知识分子不能犬儒”。换言之，现代知识分子理当有马克思那样的胸怀：把研究、思考和探讨人的平等、解放问题，当成自己的志业，亦即首先要有人权、人本、人性的意识，要站在关爱人的基础上来寻找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道路。
但是，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却由不得他们走欧美知识分子那样先启蒙，再建国的道路。如果说英、美、法等现代国家的形成，都多少经历了一个众多国民自我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程序却不能不反过来。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成了“爱国”第一，“爱人”其次的政治主张者。
杨教授举了几个例子：

严复
严复，中国最早的西方启蒙思想的译介者，他自1895年后即十分积极地译介西方的人权、自由、法制思想，反对君主专制。然而，1905年以后，他却转趋保守，重新认定中国非“专制”不可救。
比严复转得更快的是梁启超。梁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比严复晚，戊戌变法受挫之后赴日本避祸期间才开始较系统地接受并大力宣传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然而，1903年游美之后，他就迅速回归保守立场，开始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开明专制”了。
毛泽东，1919年开始涉足政治，起初也是跟着主张改良的胡适走，相信社会改造要一点一滴，从个人的修身养性做起，坚决反对暴力的流血革命。一年之后，和平改良尝试失败，他即转而接受了陈独秀、蔡和森等宣传的俄国革命的观点，开始主张阶级革命，相信非用暴力和专政不能改造中国了。
同样有此变化的，还可以举出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独立评论》派。他们全都是英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1933年前后却围绕着如何救国的问题发生了分化。其中丁文江、蒋廷黻等一干人，转而开始公开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新式独裁”。

《独立评论》
导致中国众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几度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切与忧虑。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中许多人宁可暂时牺牲个人的利益，并且认定这也应该是全体国民应做的选择。当然，既然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政治认同，因此，政治理念不同，知识分子们所爱的国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同为自由主义者，1949年胡适选择帮着蒋介石去维护“自由中国”；储安平选择留下来追随共产党建新中国；张君劢则既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为坚持他的理想，宁愿去作“白俄”。但是，他们无不自认为自己是爱国者。
为什么追随共产党？
新中国建国后，不仅储安平等留了下来，不少留学国外的知识人也都选择了回国。他们选择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个。

物理化学家傅鹰
比如物理化学家傅鹰和夫人1949年时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却毅然于1950年10月回到大陆来帮助共产党建国。和今天讲得较多的在他之后回国的钱学森不同，傅鹰最初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信任，一直到整风反右时，他还发表过不少批评共产党干部的言论。但是，就连毛泽东也认为他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明确指示不能把他划为右派。为什么呢？
傅鹰在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期间不止一次地讲过，他对共产党有看法，但也很佩服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让长期受屈辱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他说，让他最先开始看好共产党的，是1949年解放军渡长江的时候，竟然打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了英国人，中共不仅不道歉，还接连发表言论痛斥英国政府，这让还在美国的他特别解气。回国后，正赶上中共出兵抗美援朝，看到解放军能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人赶过三八线，他更是觉得痛快。再加上看到中共刚建国就能调动几省力量去整治淮河、能够一鼓作气完成了许多国人空喊了几十年的土地改革，这都让他由衷地认同共产党。他说：我和共产党奔的是同一个门，都是为国家，共产党领路领得比我好，我当然跟他走。

根治淮河的历史图片
另一例子是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同样有好几年不喜欢共产党，但逐渐逐渐就变了。杨教授在讲座中举了顾颉刚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59年的四篇国庆日记，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思想转变的轨迹和主要原因：
1952年国庆日记（上海）
此次国庆节，将作终夜狂欢，局中同人有残弱者，闻之愁绝，盖秋夜甚凉，虑不胜也。又政府规定，多加游行之资产阶级须一律穿笔挺西装，系红领结，妇女须穿花花绿绿之旗袍，以有外国人参观，为表示国力富裕，故打破节约教训，迩来社会，行为虽整，心术愈诈，盖导之自上，实亦国家隐忧。既已切实建设，何必尽量作表面文章乎！
1953年国庆日记（上海）
今日所见游行队，与昔年所见异。一，……今皆无之。二，……今亦无之。此皆转变滑稽为严肃之征。
1954年国庆（北京）日记（上海）
今日八时半到天安门，二时退，实站立五小时半，膝头觉僵硬矣。忆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蓄意挑衅，在东长安街演习，汽车上大书一“战”字，日本妇女在林中送茶，予目击之，心痛甚，想到：“只要中国强，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见，中国竞强矣，为之大乐！此皆党之功也。
1959年国庆（北京）日记（上海）
今日为予首次进人民大会堂，其伟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译音收听器（即麦克风），以发言者皆外宾也。此次国庆节，外国参加者八十三国，几包尽世界之国矣，盛大哉此阵容也！

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
傅鹰、顾颉刚等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思想转变？杨教授以为大致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共产党统一中国及强硬外交带来了民族自豪感；其次是共产党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猛进让人振奋；再次是共产党的阶级宣传和思想灌输使知识人产生了一种原罪感（相较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最后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国家”的爱国宣传强化了他们的传统道德感。
由上不难看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及环境的条件有关。虽然不少知识分子原来也曾经是欧美教育出来的，深具超党派、超民族、超国家的自由主义观念，但是，现实的国际环境和国人在国外的屈辱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大都成为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为先，“爱人”其次，这是理想受限于现实的一种结果。
当然，杨教授最后说明，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应该爱国在先，还是应该爱人在先，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至今困扰着许多国家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民族国家存在一天，这样的难题也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⑻ 苏步青的故事

他创建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晚年创建开拓了计算几何新的研究方向。

他先后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及射影共轭网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建了国际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70多岁高龄时，还结合解决船体数学放样的实际课题，创建和开始了计算几何的新研究方向。

苏步青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微分几何。苏步青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属于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方向的。此外，他还致力于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的研究。他创立了国际公认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学派。

(8)复旦大学讲爱国的教授扩展阅读：

苏步青（1902年9月23日—2003年3月17日），浙江温州平阳人，祖籍福建省泉州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

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2015年12月，位于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腾带村的苏步青励志教育馆落成，是平阳县委、县政府和腾蛟镇全力打造的一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全省唯一一处冠以“励志”名称的名人纪念场馆。教育馆主要负责与苏步青有关文物的征集、鉴定、整理、保管、典藏和展示陈列。

开展馆藏文物及其保护技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接收各方提交的与苏步青有关的资料，对其进行整理、建档、保管并为社会提供服务；负责苏步青资料研究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承担苏步青励志故事的宣传、基地建设和信息咨询等公益性社会服务工作。

⑼ 复旦大学教授陈果老师：作为中国人你骄傲的是什么呢

中华文化上下5000年，未曾中断，中华民族绵延至今，未曾败落。在历史长河中，国家曾经强盛，曾经封闭，曾经衰败，但今日，国家强盛，甚至造就了盛世中华。

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复旦大学教授陈果老师曾这样问她的学生：作为中国人你骄傲的是什么呢？我想说，我骄傲于，我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我的中国。

你为什么而奋斗，为我是一名中国人，为要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我想这些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可以做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