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李格非教授

1. 有没有描述樱的诗呢

樱迎春风瓣似雪落,影映碧湖魂已忘我.
榉踞夏土枝如云升,菊居青谷念何思卿
珞樱缘起

作者郑 昱 尚珂珂

唯我樱花多丰韵，总领樱花数十年。

红樱绿樱两相伴，神州风采自粲然。

白花鸳鸯双瓣樱，来自蓬瀛甚可观。

这是中文系“五老八中”之一的李格非教授在《珞珈山游》中描述樱花的诗句。

2. 武汉大学文学院有哪些有名的老师

武汉大学文学院
历史沿革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893年张之洞在自强学堂设置的“汉文门”，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时正式命名为文学院，闻一多担任院长。1953年，国家院系调整，组建新的中文系。1997年重建文学院。1999年与历史文化学院、哲学学院等合并为人文科学学院，2003年恢复文学院的建制。

学术前辈的足迹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优良传统，得力于一代代学人的精心打造，凝聚着前辈们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品格。

1918年至20年代末，是武大文学院的初创期。先后在文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杨树达、黄侃、郁达夫、闻一多、沈雁冰、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周建人等，他们为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侃教授师从章炳麟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晚清“三大国学大师”之一。他与章氏创立的“章黄学派”饮誉海内外，对武大文学院的学术研究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30年代至建国前夕，是武大文学院的成长壮大期。刘博平、刘永济、刘异、徐天闵、谭介甫、朱东润、游国恩、苏雪林、黄焯、高亨、冯沅君、叶圣陶、朱光潜、席鲁思、程千帆等著名学者曾在文学院任教。汉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文学院的优势学科，刘博平、刘永济教授分别作为这两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50年代为武大文学院的鼎盛期。这一时期，全院教师锐意进取，注重学科建设，不但巩固和发展了汉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优势，使之居于全国同类学科的前列，而且着力于中国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大量扶植和引进人才，使这两个学科在全国颇具影响。当时，文学院教师队伍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形成了被誉为“五老八中”的学术中坚力量。“五老八中”的具体成员前后略有变化，主要有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陈登恪、席鲁思、黄焯；程千帆、沈祖棻、刘绶松、胡国瑞、李健章、周大璞、李格非、张永安、缪琨等。由于具有群体优势，文学院的教学科研达到全国一流水平。

后继者的成就

八十年代以来，文学院解放思想，发奋图强，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学科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硕士点在全国研究生培养专业调整前即达10个之多，几乎覆盖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所有二级学科。博士点建设也引人瞩目：以黄焯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汉语史学科于1981年获准设立博士点，成为全国最早的博士点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陆耀东等先生带领下迅速发展，于1990年被批准为博士点，以雄厚的师资力量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积极引进中青年学者，学科力量得到快速充实，于2000年被批准为博士点，展现出蓬勃喜人的发展态势。2001年，经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文学院正式设置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经过不懈努力，文学院以国内高校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新的步伐。2004年。在国家组织的一级学科评估中，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全国前十强。

学院简介

文学院现有专任教师63人，其中教授31人，博士生导师26人，副教授21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60.3%。下辖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化系、大学语文部、古籍整理研究所、《长江学术》杂志社、《写作》杂志社、院党政办公室、资料室等机构。院内学科分布合理，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等学科。每个学科均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本科专业有汉语言文学和人文科学试验班、国学班（与历史学院、哲学学院合办）

院内现有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文、史、哲合办），3个校级重点研究基地汉语言文字典籍与整理研究中心、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还有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中心、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心、应用中文研究所、写作研究所、明清文学研究所、闻一多研究室、黄侃研究室。

文学院学术力量雄厚，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如陆耀东、易竹贤、陈美兰、孙党伯、郑远汉、宗福邦、杨合鸣等教授，以及已故的龙泉明、李步嘉教授。现有中青年知名学者：於可训、陈国恩、昌切、樊星、方长安、张思齐、涂险峰、赵小琪、尚永亮、王兆鹏、李中华、熊礼汇、陈文新、陈顺智、张荣翼、李建中、卢烈红、萧国政、赵世举、杨逢彬、骆瑞鹤、罗积勇、万献初等教授，他们已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3. 剥凉薯给我的启示作文500字

“朽木不可雕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公冶长》。原句为：“宰予昼寝。子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生活中，人们常用这句话来比喻人已经败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使我想到西晋时的周处。当周处与南山白额虎、长桥蛟龙并列为“义兴三害”时，他在人们眼中必定也是“朽木”吧，不是有人劝他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吗？以后，周处不但杀了虎，斩了蛟，还在陆云的劝说下改邪归正了，“朽木”变成了良材。看来，朽木未必不可雕。

这使我又想到精美的“龙腾盛世”，其原料不正是1600公斤的枯树根吗？它经过53岁的师玉敬历经两个月的雕刻、蒸煮、晾晒之后，化成了翩翩欲飞的龙，成为传世之作……这不也说明朽木未必不可雕吗？

因此，绝对地说“朽木不可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朽木”遭腐蚀的程度各有不同，有的只是外部朽烂，有的则是内部朽烂；有的只朽了一部分，有的千疮百孔。对不同的“朽木”，要区别对待。真正不可雕的是那些朽透了的木头，非但自己无用，还会污染其他木头，只能将其投入炉火。而对那些单单朽了外部或只朽了一部分的，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付之一炬了，只要剥去朽皮，除去朽孔，仍有大用处。

现实中这类朽木何其多也。德国诗人海涅是学校里人人皆知的后进生，老师常骂他对诗“一窍不通”；数学家巴比基是众人取笑的潜能生，因为成绩差常常被罚站；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读中学时，因成绩不良被教师和家长视为“智力低下的人”； 大诗人拜伦在阿里巴丁小学读书时，成绩倒数第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在读小学时被称为“爱捣蛋的孩子”……在国内，这样的事例也不少。2011年度感动中国的获奖者刘伟，被命运的绳索无情地缚住双臂，他用双脚在琴键上弹奏出美妙的旋律；除语文外，基本每门都不及格的“差生”韩寒，居然成为名噪一时的“大”作家。这一切的一切，不都证明了朽木未必不可雕吗？

那么，怎样才能使“朽木”成为良材呢？周处由“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转而成为为民除害的英雄，关键在于陆云的规劝。同样，要使“朽木”可雕，也离不开独具慧眼的“雕刻者”，有了他们，其貌不扬的朽木才能免遭炉火之焚而成为能弹奏美妙乐曲的焦尾琴；有了他们，枯根才有了生命而成为美不胜收的工艺品；有了他们，社会上的失足青年才可能除去心灵的蛀虫，截除腐朽的劣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浪子回头金不换”。

其次，要使“朽木”可雕，还得靠“朽木”心怀春天。武汉大学教授李格非说得好：天生我材必有用，世无朽木不可雕。

可见，“朽木”未必不可雕，只要辩证、区别地看待“朽木”，具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慧眼，用心去雕琢，再加上被雕刻的“朽木”们有成为“秀木“的梦想，那么，必定能在神州大地的“朽木”群中，发掘出无数有用之材，造就出千千万万的有用人才。

4. 李格非跟李清照什么关系

李格非差不多是宰相吧，李清照是她女儿 后来嫁给赵明诚 赵的父亲就是赵挺之 后来也是宰相 赵挺之和李格非有政治对立 后来李格非被贬就是赵挺之一派的结果 李格非还是苏轼的推崇者 所以苏轼是李清照的祖师爷 大概是这样吧……

5. 什么是珞珈文化

感念珞珈

王必胜

逝者如斯，光阴倏忽。离开母校武汉大学，离开珞珈山，已有24个春秋。

母校是一个优美的记忆。难忘的不只是珞珈山的绿荫嘉卉，澄澈明丽的东湖，也不只是那春日老斋舍灿烂的樱花，夏天清香的桂子和冬日早绽的腊梅。当然，珞珈的秀丽妩媚在众多高校校园中，可以说独具特色，独占鳌头的。有人曾说，武大珞珈山清秀出众，是一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但是，作为百年老校，她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内涵，她的名气和影响足以让每一个学子为之荣耀。也许，北大红楼五四学子的呐喊，清华水木的学理分量，代表了中国一代名校的典范，而珞珈地处中原，南北交汇，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在清丽之中有了几分典雅。校园闻名的“六一亭”，是走进珞珈的“第一景”，黎明前夜，热血学子血祭书斋，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共产党、国民党的要人也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静静的珞珈山，秀慧于内，丰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深藏着不少动人的故事。

人无论走到何处，故乡、母校，是一个永远的心结。

回忆珞珈3年，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当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武大，正是“文革”中期，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因此，学习对我们这些来自社会、来自基层的“学员”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也许这个“学员”的称谓，先决地规范了她的内涵——运动，革命，“上管改”。当年，“文革”的风雷四海震荡，挟“文革”威势，我们热火朝天地“革命”着，批教育战线的回潮风，“批林批孔上管改”，革命得不亦乐乎，真正是偌大校园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记得，当时我们中文系宿舍山墙上有一块壁报，上面有学生们的创作，多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字。大约在1973年下半年，“上管改”口号叫得起劲的时候，那上面成了学生们革命的激烈战场。署名一兵、戈兵等的文字，大批所谓教育黑线，或者从外校贩卖来一些时髦的“左”的观点，斯文的校园弄得有些剑拔弩张。3年里，我们经历了批右倾回潮、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大大小小的运动，这小小的壁报上都及时有反映。天知道，我们这些大多是初中生，文化知识的贫血者，仅凭革命的勇气，就向这知识和文明的圣地挑战，实在是懵懂鲁莽得可以。

说来好笑，我们革命的对象，有时就是我们的上课老师。一次有位老教师上课时提到了某一篇古诗文，对有些权威的解释表示了不同观点，就有同学写成大字报，认为是右倾回潮风，是封资修的教育黑线流毒，好在老师们对此是见惯不怪，只是私下里对我们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革命”中，表示极为惋惜。

回忆珞珈，那一份永远的温馨是我们同尊敬的师长们的情谊，是他们的无私教诲和循循善诱。即便我们幼稚莽撞，我们粗枝大叶，我们对文化粗暴亵渎，我们无礼和无知，而老师们，特别是老教授们，是那样地海涵若谷，诲人不倦。也许，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来自基层，没读过几天书的青年人，对文化的一切藐视和轻薄，都源于自身的无知；也许，老师们的宽大为怀，是出于他们解惑授业的秉性和良知。记得有一次，花甲高龄的周老教授，给我们讲当代词人的作品，对当代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的诗词，提出了批评，我们却很不冷静地认为是对某位官员的不敬，有的同学竟指责老先生是肚量狭小，文人相轻，气得老先生无言以对。这无知而无畏的幼稚荒唐之举，现在想来有如夏虫语冰地可笑。而今这位老教授已作古，作为学生，一直没有机会表达这种歉疚之意，写下这几句文字，算是一份迟到的歉意。

走进珞珈，我们才知晓，作为百年老校，这里深藏有硕彦大儒，有不少名师大家，仅中文系五十年代就有“三刘”名教授之说，而当时的老教授有李格非、周大朴、李健章等，还有因戴上各种帽子的程千帆、毕奂五等老先生。那时候，给我们上课多是一些中青年教师，有陈美兰、詹伯惠、吴肇荣、孙家富、陆耀东、孙党伯、蔡守湘、苏者聪、李敬一、萧作明、何重先等等（恕这里不一一列举），他们有的同我们一起下工厂，到农村，“开门办学”，增添师生之谊，也教我们如何读书，做学问，受益匪浅。一些老先生们或擅长诗词，或书法出众，或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各以其特有的魅力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倾慕，我们中有人至今孜孜不渝，爱好文学，专事学术，得益于老师们的启蒙。记得当时我们系资料室在“工农楼”里，每每查阅资料时，见一老者，毕恭毕敬给我们找资料，态度和蔼可亲，后来得知他就是博学的毕奂五先生。像这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那时在中文系还有几位，可是，对我们这些学生，老先生们不吝指教，毕业后，也曾多次收到老师们惠赠的著述，虽然因工作关系，案头上的书籍不少，但来自母校的老师们的礼物，未敢怠慢，读这些心血之物，常常油然生情，我知道那是母校的情结，那是对过去难忘的珞珈生活的回味和怀念。

那时候，同我们相处最多的是年级的班主任孙家富老师，他同学生的关系近乎兄弟情义。虽然，孙老师比我们年长的同学大不了多少，可是在我们全年级同学的眼中，他是有威严的长者，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班主任。平时难见他笑容，他处理事情一板一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对得起你们的荣誉，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这些文化底子较差的学生，要胜任几年的大学生活，实在是件不易之事。尽管孙老师不苟言笑，但他性格开朗，是个直性子，嫉恶如仇，敢于坚持己见。我们这些来自社会的大龄学员，过去多是在车间、地头、军营，拿钳子，扛枪杆，舞锄头，习惯了力气活，而一下子安坐在课堂里，读古书、写论文，自然是不太适应，不太习惯。孙老师对我们往往是既严厉地批评，又予以足够的理解。我们的学业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有了明显的进步，到毕业时，有的同学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孙老师讲授写作和当代文学课。我的印象中，他对于当代作家作品非常熟悉。他关心同学，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在学习中，他要大家多动笔，多读原著。后来我喜欢上文学研究，也与孙老师的早先启蒙有关。几年前，回母校看孙老师，得知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已退休在家。

前一阵，我们在京的部分同学聚会，说起武大，说起珞珈山，说到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感慨无限，仿佛又回到20多年前，虽然，在那特殊的年月里，我们并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可那毕竟是人生中最为珍贵最值得珍视的一页，那少年意气，激扬文字的岁月，那既是苦涩而又温馨的青春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有不可代替的位置。如今我们华发染鬓，历经磨砺，但对母校的情感，仍然如初。感念珞珈，是对生命中一段特殊时光的回眸和凝注。

《光明日报》2002年5月

6. 汉语大字典李格非，有新出版的信息吗

目前还没有修订的计划。我是武汉大学的，这本《汉语大字典》是武汉大学为主编纂的。

7. 李格非的介绍

李格非，男，汉族，1957年9月出生，湖北武汉市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武汉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8. 李格非的人物履历

1975年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湖北省黄冈县淋山河公社务农，于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秋全国恢复高考，考入湖北财经学院77级政治专业，1982年获哲学学士学位；
1981年参加首届硕士研究生考试，考入湖北财经学院81级哲学专业，1984年获哲学硕士学位；
1995年考入中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博士研究生，199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4年12月湖北财经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湖北财经学院政治系哲学教研室教师、中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理论教研室教师，
1987年晋升为讲师，
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
2000年晋升为教授。
历任中南财经大学团委书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科技副市长、
郧阳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湖北医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武汉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武汉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9.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历史沿革

1918 年至20年代末是武大中文系的初创期。这一阶段先后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学者有黄侃、郁达夫、闻一多、沈雁冰、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周建人等，他们为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侃教授师从章炳麟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晚清“三大国学大师”之一。他与章氏创立的 “章黄学派”饮誉海内外，对武大中文系的学术研究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30 年代至建国前夕，是武大中文系的成长壮大期。这一时期，刘博平、刘永济、刘异、徐天闵、谭介甫、朱东润、游国恩、苏雪林、黄焯、高亨、冯沅君、叶圣陶、朱光潜、席鲁思、程千帆等著名学者曾在中文系任教。传统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中文系的优势学科，刘博平、刘永济教授分别作为这两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50 年代为武大中文系的鼎盛期。这一时期，中文系锐意进取，注重学科建设，不但巩固和发展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的学科优势，使之居于全国同类学科的前列，而且着力于中国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建设，大量扶植和引进人才，使这两个学科在全国颇具影响。当时，中文系教师队伍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形成了被誉为“五老八中”的学术中坚力量。“五老八中”的具体成员前后略有变化，主要有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陈登恪、席鲁思、黄焯；程千帆、沈祖棻、刘绶松、胡国瑞、李健章、周大璞、李格非、张永安、缪琨等。由于具有群体优势，中文系的教学科研达到全国一流水平。
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0年文化大革命，中文系遭到很大破坏，加上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去世，一些人才流失，导致学术研究的滑坡。
1978 年以来，中文系进入恢复发展时期。20多年来，全系解放思想，奋发图强，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学科建设，其硕士点在全国研究生培养专业调整前曾达到10个之多，计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学、汉语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几乎覆盖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所有二级学科。博士点建设也引人瞩目：以黄焯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古代汉语学科于1981年获准设立汉语史博士点，成为全国最早的博士点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陆耀东先生带领下迅速发展，于1990年被批准为博士点，该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积极引进中青年学者，学科力量得到较大充实，于2000年被批准为博士点，展现出蓬勃喜人的发展态势。2001年，经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中文系正式设置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10. 帮我找找这几个字谢谢!!!

我建议你去查查《汉语大字典》,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

下面是它的介绍
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字典》主编：邹华清

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 （全八卷）(16开豪华精装)

定价：1990.00元

《汉语大字典》全书约2000万字，共收楷书单字56000多个，凡古今文献、图书资料中出现的汉字，几乎都可以从中查出，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由四川、湖北两省300多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经过10年努力编纂而成的，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目的的大型汉语专用工具书。

最高荣誉:

·国家图书奖 ·国家辞书奖 ·中国图书奖

·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备书目 ·西部地区版式设计一等奖

·被联合国编入《基尼斯世界大全》，为当今世界汉语字典的“世界之最”

最具权威:

此书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经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批准编写，胡耀邦同志也作了专门批示，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王力等担任学术顾问的真正的国家级工程，1978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1983年又被正式列为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最大规模:

《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历经十余个春秋的风风雨雨，浸透了川、鄂两省三百多名工作者的辛勤汗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辞书编写队伍之一。

最全注释：

《汉语大字典》共收录汉字五万六千余字。在字形上，每单字条目除楷体外，还收列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几种形体；在字音上，不但注出了现代的标准读音，而且还标注了上古的韵部和中古的反切；在字义上，在注重常用义的基础上，还考释了它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并适当收列了复音词中的词素义。

最新楷模：

此书的出版，成为我国文字史和字典史上不朽的里程碑，它堪与《康熙字典》相媲美，与《说文解字》相辉映，与《中华大字典》共辉煌。成为新世纪字典的楷模，为同类辞书的佼佼者。

最佳范本：

《汉语大字典》与《新华字典》是我国建国后五十多年来出版部门编写的两本极具权威的字典，它与《新华字典》珠联璧合，成为21世纪汉字的最佳范本。

最为方便：

每字按部首编排，尊重了人们查字的习惯，并在每卷书脊上标明该卷所有的部首及其在正文中的起始页码，使检索更方便，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必备工具。

《汉语大字典》有哪些版本？内容、形式各有些什么差异？

1．八卷本

1975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召开全国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会议上提出编纂《汉语大字典》的计划，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批准立项，确定由湖北、四川两省出版部门组织有关专业工作者协作编写。经川、鄂两省编写人员近十年的努力，由著名学者徐中舒主编，于1984年编成初稿，并于1985年开始分卷定稿，1986年出版第一卷，至1990年出齐八卷。每卷约200万字，总计约1500万字。

八卷本是最早问世的版本，是正本、母本，内容上最为完整、齐备。《汉语大字典》注重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字形方面，在楷书的单字条目下，收录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形体，并简要说明其结构的演变。所收入的每一个形体都有可靠的实物或拓片为依据，不选用二手或三手材料。字音方面，对收录的楷书单字尽可能地注出了现代读音，并收列了中古的反切，标注了上古的韵部。字义方面，不仅注意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而且注意考释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还适当地收录了复音词中的词素义。释义准确，义项齐备，例证丰富典范。全书收录单字54678个，是当今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一部字典。凡古今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汉字，都无一遗漏地被列为字头。按习惯的部首编排法编排，在传统的214个部首的基础上，删并为200个部首。正文7卷，每册前有“总部首目录”、“部首排检法说明”、“新旧字形对照举例”、各卷“部首目录”和“检字表”。第8卷是各种附录、分卷部首表、全书笔画检字表和补遗。排版上采用繁简体混排的方式，释文和现代例证用简化字，其余全部用繁体字。

2．缩印本

八卷本问世后，学术界反响强烈，好评如潮。然而分卷太多，部头巨大，也造成实际使用上的困难，查检不便，收藏、携带麻烦，且价格昂贵，一般读者较难承受。鉴于此，1992年，湖北辞书出版社和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缩印本。缩印本采用照相技术制版，即按照原版照相缩小字号，制作时除对个别字头的明显讹误作了必要的订正外，原文及附录内容基本上一仍其旧，当然因为页码缩减，对附录《笔画检字表》重新进行了编排。因此，缩印本在内容上与八卷本是一致的。通过这种外部形态的压缩，缩印本全书160个印张，16开，单独一册，颇便查检。

3．简编本

八卷本尚未杀青时，字典的编纂者就已经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并确定了编写简编本的原则及具体实施计划，于1988年下半年着手编纂，由李格非教授担任主编。简编工作的原则是：简缩篇幅，保持特色，订正讹误，突出实用。根据这一原则，编者以正编本为蓝本，删去了没有典籍用例的字头和义项，共收字头约21000个左右；删去了字书、韵书的说解，以及大部分注疏材料和考释性文字，保留了有典籍用例的字头和义项，保留了主要的古文字形体及其解说，保留了三段注音（上古韵部、中古反切和现代音读）。压缩之后，全书篇幅约为500万字，缩减了约四分之三的内容。

简编本的压缩幅度虽然大，却很好地保持了原书的特色，其留存内容足以满足一般文史工作者在阅读研究古文献时解决字词障碍的需要。《汉语大字典》的最大特色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注重梳理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线索。简编工作非常注意对这一特色的继承。在字头确立上，只保留有文献用例的字头。如“一”部一画，原本收有10个字头，简编本只保留了“二丁丄七”4个字头，因为只有这4个字头有文献用例，其他6个只存于《说文》《正字通》《广韵》《集韵》等古代的字书和韵书之中，并无文献用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没有保留的必要。

字形方面，保留了部分能反映形体演变的古文字字形及说解，以“一”字为例，原本“一”字头下收15个古文字字形，简编本只保留了6个。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书收古文字字形的原则是不同的：原本持保存文献的态度，凡是有实物、可确考的字形一概收列；简编本则本着能反映字形发展轨迹的原则，选择最典型的字形。在字形说解上也压缩了不少篇幅，原本在引用《说文》之后，接引了段玉裁的注和徐灏的笺，最后是编者按语，简编本删去了段注及徐笺。

字音方面是简编本对原书继承最多的地方，完全保留了原书的三段注音。

义项方面的压缩也不太多，因为原书收列义项一般都是有文献依据的，而有文献依据正是简编本进行简编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一”字头下，原本列20个义项，简编本列19个义项，差别不大。

本着实用的原则，对附录也做了精简。原本共11个附录，简编本只保存了《历代部分字书收字情况简表》《简化字总表》《汉语拼音方案》三个，删去了不太实用的《上古字音表》《中古字音表》《汉语大字典主要引用书目表》等8个。

值得一提的是简编本的《部首检字表》，因为字头大量减少，部首检字表自然要全部重新编排。简编本的《部首目录》仍然为200个，然而每个部首右边所标明的页码不是该部首在《部首检字表》中的页码，而是该部首在正文中的页码，给读者利用《检字表》检字带来了困难。这不能不说是简编本的一个小小失误。

总的来说，简编本是对原本的一次内容上的重大改造，使这部历史上最大最全的字典卸下“最”的包袱，精简篇幅，突出实用，使一般读者够用、实用。

简编本于1996年出版，143个印张，16开，单独一册。

4．三卷本（原本）

1995年，三卷本《汉语大字典》出版了。这个版本利用原版的版型制作，对原八卷本的附录进行了适当删节，并对个别字头在形、音、义方面的讹误作了必要的订正，此外内容没有任何变动。三卷本的目的和作用相当于缩印本，意在通过压缩版面，改变图书的外观形制，方便读者使用。

5．三卷本（简编本）

除原本的三卷本外，简编本也出版过三卷本。1996年出版的简编本是单独一册，2000年4月，出版社对简编本作了一次改装，内容及版面完全不变，仍为16开，只是装订形式从一册改为三册。

6．袖珍本

“袖珍”的特点是小，是不太影响原著内容的形式上的缩小。因此，袖珍本遵循了与简编本不同的出版思路对正编本进行压缩简编。袖珍本立足于普及和实用，删除字形及字源解说，删除了上古音及中古音，只保留现代读音；简化了释义及例证，一般一个义项只留一个较简单明晰的例证，有的甚至没有例证。所有释文及例证全部用简体字排版。经过这些改编，袖珍本字数压缩为350万。另一方面，袖珍本又保持《汉语大字典》“收字最全”这一特色，保留了大字典所有的字头及义项，充分体现“字典存字释字”的特点。袖珍本1999年出版，32开本，全一册。

7．四卷本

2000年，出版社又出版了《汉语大字典》四卷本。四卷本像三卷本一样，也是利用原八卷本的软片重印，只是对少量的明显错误做了挖改，其他内容照旧。四卷本装帧精美，用纸考究，与字典内容相得益彰，使用和收藏价值俱佳。

8．普及本

简编本及袖珍本的出版虽然使《汉语大字典》成功地做了“瘦身”，大大增强了实用性和利用率，但对于中等及中等以下文化程度的读者来说仍然显得深奥和专业。例如，简编本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古文字字形，保留了每个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保留了过多的生僻字及生僻义项，生僻例证更是比比皆是，每个义项的例证一定先列出最早的用例，正文继承许慎《说文解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传统按部首排序，对于已经广泛接受音序查检法的现代读者来说，也不够快捷。而袖珍本保留所有字头及义项的做法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这些问题影响了《汉语大字典》这一文化瑰宝在中等文化程度以下读者群中的普及率。

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出版社于2003年又推出《汉语大字典》普及本。普及本的编写思想是：简缩篇幅，便于查阅，经济实用，重在普及。

“普及本”将字头精简为2万个左右，删除了古文字形体、《说文》释义、中古反切以及上古韵部等内容，对每一个字头直接标以现代音读。同时，删除了只有音读、释义而没有例证的义项，以及不太常见的义项。一个义项基本只保留一个例证，删除其他例证。通过这四方面的处理，总字数约为160万，只相当于简编本的三分之一。

在排版上，普及本也做了两项重大改变：正文排序由原来的部首排序法改为字头拼音排序法，适合现代读者的检索习惯；改繁简混排为简体字排版。普及本为32开，精装。

通过以上努力，普及本浓缩了《汉语大字典》的精华，使广大读者买得起，用得上，让《汉语大字典》这只“专家学者堂前燕”能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综观以上所述《汉语大字典》各版本特点及其流变，可知《汉语大字典》版本虽达8种之多，但真正在内容上做改变和调整的只有三次，即简编本、袖珍本和普及本，依照八卷本—简编本—普及本这样的顺序逐步简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内容上的改变。八卷本、缩印本、原本的三卷本及四卷本属于同一系列，内容上完全一致，惟装订形式有所不同。简编本及简编的三卷本内容上完全相同，两书在封面上主书名旁都醒目地标上了“简编本”字样。袖珍本与普及本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他版本更是迥异，开本都变为32开，书名上也分别标明了“袖珍本”及“普及本”字样。以上版本除八卷本脱销外，其他版本在书店里都可找到，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