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

㈠ 邵雍的简介

邵雍，男，1953年12月生，浙江慈溪人。1982年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习，师从中国会党史学会会长魏建猷先生，1985年毕业。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教研室工作。1987年晋升讲师，1992年、1996年经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校重点学科社会学负责人、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研究室学术顾问、上海市教委考试院专家组成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山学社理事、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专业特长为中国近现代帮会及下层社会史。学术专著有：《中国帮会史》下编（34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连同上编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中国会道门》37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民国绿林史》30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秘密社会第六卷·民国帮会》30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贩毒史》、《中国近代妓女史》、《中国近代绿林史》，上述专著为国内外十余种学术专著作为主要参考书或直接引用。336 26038
参与编写的学术著作有：《长江文明史》、民政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社团发展史》。同济大学四平路
参与编写《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民国三教九流归宿》、《中国通史史论辞典》、《义和团大辞典》、《中华民国大辞典》等书。专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民国档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除了涉及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外，还涉及孙中山研究、党史研究、宗教史研究、上海史研究、朝鲜韩国史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001年、2002年三次在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全体教师的科研成果数量排行榜上名列前十名。现正在进行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历史上秘密结社与民间宗教研究”。院
参与编写的教材有：《中国近代史教程》及其增订本、《新编中国现代史》、《中国史学史》、《当代人类社会问题》以及上海市初中和高中历史教材。前两种书获上海市教委高校教材三等奖。kaoyantj
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中国近代史料学》、《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等必修课和选修课，深受同学欢迎。1999年、2000年、2002年三次获得人文学院教学奖。 33623 037
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86年起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委员、历史系教工党支部书记，现任中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分党委委员。2001年荣获上海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先后在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揭批邪教，扩大了上海师大的影响。济
现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已收入《中国高等教育专家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上海高教系统教授录（三）》等辞书。

㈡ 郑伟的个人经历

郑伟，2014.11 - 至今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紫江青年学者。
2008.07 -2014.11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语言研究所）讲师（2008.07 - 2009.08）、副教授（2009.09 - 2013.08）、教授（2013.09 - 2014.11）、博士生导师（2014.06 - 至今）；
2009.08 - 201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
2011.12 - 2012.06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访问学者；2012.10 - 2013.04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访问学者。
个人荣誉 2014.03 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中国北京； 2014.03 上海市2013年度“曙光学者”，中国上海； 2013.06 上海师范大学第七届“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中国上海； 2012.12 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中国上海； 2012.12 第一届上海市青年语言学者优秀论文奖一等奖，中国上海； 2011.02 纪念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研究学会2010年度“李方桂博士论文奖”（LFK Dissertation Award），美国西雅图； 2010.11 纪念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研究学会2010年度“李方桂田野调查奖”（LFK Fieldwork Award），美国西雅图； 2010.11 第十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二等奖，中国北京； 2010.06 上海师范大学第十届“优秀青年教师”，中国上海； 2010.05 国际中国语言学会“青年学者奖”（桥本音韵学奖，Mantaro J. Hashimoto Award o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美国波士顿； 2008.06 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奖”，中国上海。 个人著作
2012.05 《汉语音韵与方言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13.08 《吴方言比较韵母研究》（2011年度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中国语言学文库·第三辑”丛书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08 《高山流水：郑张尚芳教授八十寿诞庆祝文集》（潘悟云主编、郑伟副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发表论文
曾在Language and Linguistics、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文》、《民族语文》、《方言》、《语言科学》、《语言研究》、《语言学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近50篇。
【2015】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ern Wu and Min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ho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3.1A: 119-149. (SSCI, A&HCI) (in English) Wu dialect, to appear in William S-Y. Wang and Chaofen Sun (eds.) Oxford Handbook on Chines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English, co-authored with Shangfang Zhengzhang) 论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和方法：以吴语为例.《语言科学》1：25-46. 淳安威坪方言古全清阴平字的浊化.《方言》1：36-43.(第二作者，与袁丹、徐小燕合作) 吴语与南部江淮官话音韵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51：108-131. 中古以后麻佳同韵的类型及其性质. 《中国语文》3：254-265. 【2014】
1.《事林广记》音谱类〈辨字差殊〉若干音韵条例再分析.《汉语史学报》14:105-116.
2. 论古汉语核心词“咬”，潘悟云主编《高山流水：郑张尚芳教授八十寿诞庆祝文集》，181-185页，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3. 当涂湖阳方言的体貌标记“啊”，卢小群等主编《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321-329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1. 论《切韵》麻韵和佳韵在吴方言中的演变与分合，《汉学研究》（台北）31.1: 37-68.
2. 《切韵》重纽字在汉台关系词中的反映，《民族语文》4:28-36.
3. 早期和现代吴语中的指示词“能”及相关问题，《汉语史学报》13:189- 196.
4. 历史音变规律与方言地理分布类型，《语言研究集刊》11:266-279.
【2012】
1. “支微入虞”与现代方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Taipei, SSCI & AHCI) 13.5: 887-928.
2. （第一作者） 安徽当涂湖阳吴语同音字汇，《方言》4:314-325.
3. 安徽当涂吴语词汇，《东方语言学》12: 41-110.
4. 自然音变与音变类型：边近音l的演化方式，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Hong Kong) 6.2:121-140.
【2011】
1. 先秦两汉文献所见楚语词札记，《汉语史学报》11: 227-234.
2. 探索不同材料所反映的汉语以母字的音变，《语言研究》4: 73-79.
3. 〈切韵〉寒韵字的演变特征与现代吴语，《中国语文》 4: 352-363.
4. 书评: Branner(2006)-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东方语言学》9: 195-203.
5. 吴语音韵史中白读音的保守与创新——以虞韵[*iu]、鱼韵[*i]的两项变化为例，《语言科学》1: 21-32.
【2010】
1. 吴语太湖片曾梗摄字的读音及其演变，《南开语言学刊》2: 72-82.
2. 龚煌城先生汉藏同源词表，《东方语言学》8: 141-159.
3. 早期和现代吴语中“上”的完成体用法，《方言》1: 45-52.
4. 论北部吴语与闽语的历史联系—几个词汇上的证据.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SSCI & AHCI)38.1: 70-86.
【2009】
1. 切韵侯尤韵在太湖片吴语中的演变，《汉语史学报》8: 86-98.
2. 吴语太湖片果摄的演化模式和历史层次，《语言科学》4: 356-365.
3. 从侗台语看汉语的复声母，《民族语文》2: 50-56；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9. 9: 75-81.
【2008】
1.（第一作者） 常州方言的句末语气词，复旦大学《语言研究集刊》5: 123-135.
2. 古吴语的指代词“尔”和常熟话的“唔”——兼论苏州话第二人称代词的来源问题，《语言学论丛》37: 105-124.
3. 闽语、侗台语给予义“与”字的音韵层次及年代问题，《语言科学》3: 320-328.
4. 常州话的体助词“则咧”和“佬咧”，《吴语研究——第四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62-165，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 吴语早期文献所见的“等”字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2: 33-42.
2. 古代楚方言“(羽能)”字的来源，《中国语文》4: 378-381.
3. 汉语和藏语的“来”，《民族语文》2: 24-31.
【2006】
1. 说上古汉语的“洗”，《语言研究》4: 56-61.
【2005】
1. 常州方言的指示代词，《吴语研究》，306-312.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 （第一作者）汉语方言女性称谓词“伯”之来源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6-99.
2. 古壮语地名“武缘”“无虞”试释，《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6:45-47.

㈢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知名校友

这学校真心依靠地理位置在坑人。没几个知名校友

㈣ 石立善的个人简介

他早年赴日留学，师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秀三教授、西胁常记教授、安保则夫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博士后期课程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0年秋开始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任教。在受聘上海师范大学之前，他曾在日本京都女子大学、近畿大学、同志社大学执教、从事研究。2011年9月10日，当选为国家一级学会朱子学会第一届理事。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古代经学史、敦煌学吐鲁番学、日本汉学史及儒学史。他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翻译论文二十余篇。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台湾大学、中正大学等海内外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做过学术演讲与专题报告，并多次出席日本、韩国、台湾、大陆等地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并担任大会主题发言人、论文评议人，还身兼国内外多家学术刊物的编委、特约审稿人。

㈤ 日本的年号是如何选定的

根据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的传统最早源于汉朝。日本年号的使用借鉴自古代中国，其最早的年号出现在7世纪。公元645年，日本发生宫廷政变，中大兄皇子领导的改新派在政变成功后，拥立孝德天皇（日本第36代天皇）掌权。孝德天皇效仿中国的年号传统，以“大化”作为年号，开启了日本年号的历史。

“大化”两字来自中国《易经》中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胜。”还有《宋书》卷二十中的“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日本神话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的“神武”两字也出自此章）。此后几十年，日本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年号，直到701年，即文武天皇5年，以年号“大宝”为起点，年号才作为日本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延续到今天。

在日本历史上的两百多个年号中，有些年号跟中国古代王朝的年号一样。比如日本第56代清和天皇（在位858年-876年）的年号为“贞观”，与中国唐朝唐太宗的年号不约而同。再如第96代后醍醐天皇（在位1318年-1336年）在1334年将年号改为“建武”，这正是中国东汉王朝光武帝的年号。

日本的年号每个字都取自中国古籍。比如明治时代的“明治”两字取自《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对于年号变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范，虽然一般情况下，新天皇即位才改变年号，但也出现过因其他原因而改变年号的情况。比如明治天皇之前的考明天皇，从1848年2月到明治天皇即位之前的1865年，在位17年，自己就换了6个年号，依次是：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応。考明天皇频繁改元的原因大致有几种：遇到喜庆吉祥之事以示庆祝;遇到地震、瘟疫等天灾，改年号以求转运;受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并参照《易经》中“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一说，遇到甲子、辛酉岁次时就改元，以祈求国泰民安。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在“明治”这个年号公布的同时，日本政府才颁布了“一世一元制”，规定此后只有新天皇登基时才能变更年号。

安淑：理由是，感觉平成时代是一个无情事件多发的时代，地震、洪水这样的天灾很多。所以，希望下一个时代，不愉快的事情能够少一些，大的天灾不要那么多。好期待一个安心、美丽的世界。

中央：理由是，让日本站立在世界中央！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大学的名字（日本有一所中央大学），但是“中央”听起来真的很好！

和光：理由是，和平的“和”跟“光”组成的年号。让人能憧憬光明的未来。和平之光的意义，让人感觉非常积极。每次听到“昭和年代出生”这样的话，就感觉是旧时代的人，有代沟，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不知不觉就跟他们有了同样的思维，想到这个就伤心。还是希望平成时代能够继续。

共立：理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站立起来，共同奋斗！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越来越孤独，跟以前比起来，跟周围的人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是，试想如果能这样改年号的话，那“共立”就真的太棒了！

辉光：物体不能漂浮起来，但能发光的话，也会令人欣喜。随着时光流逝，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就是新年号的时候了。到时会期待日本运动员获得奖牌，也会好奇那时候日本还能不能继续发展？各种意义上的辉煌都越来越多的话，那真的太奇妙了。最近负面的新闻、让人不安的东西很多，很希望日本能有个光明、进步的未来。

从公元701年日本政府正式确立年号制度之后的“大宝”开始，到今天的“平成”，日本沿用年号这一传统，共持续了超过1300年。在清朝覆灭后，日本也成为亚洲唯一仍使用年号的国家。算上“大化”之后断断续续的一些年号，日本历史上一共使用过247个年号。

虽然2018年日本公布的新年号是什么对我们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不过了解日本年号的来龙去脉之后，到时留意一下新年号出自哪一本中国古籍，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㈥ 张志平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张志平，1968 年8月生，陕西潼关人，曾在中学当过英语教师，1994-1997年在山东大学师从谭鑫田先生学习西方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97-2000年在复旦大学师从刘放桐先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院工作，副教授。主攻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方向：价值哲学；现代性研究；当代德国哲学（舍勒研究）；当代社会的价值伦理问题。主要著作有：译著《迷途指津》（三人合译）、《现代性的踪迹——启蒙时期的政治哲学》（三人合著）以及《犹太名人传之思想家卷》（参与撰稿）、《西方哲学十二讲》、《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

㈦ “天人合一”、“天人互泰”、“天人互益”等名词具体属哪一类哲学名词

当代天人感应论者既不参与这些科学研究，也不阅读有关学术专著，只是拿来几个名词，以便让天人感应论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由于完全不懂这些科学概念，他们的文字里总是充满“极有可能”“非常危险”之类的词汇。用煽情的形容词，代替对“人—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而其结论却异乎寻常的明确，那就是不要再搞科学，不要再发展工业，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警惕借科学概念复活的“天人感应论”“天人合一论”

“天人感应论”是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提出的理论。虽然是一个中国哲学概念，但也概括出了古代宗教意识的某种核心成分。而在今天，一些人正在试图借生态学与环保科学的概念将它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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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论”是指“天意”和“人事”的互相影响。这些影响当然有好有坏，“天人感应论”的提倡者最终都会提出“天人合一”的理想。反过来也都要抵制他们认为导致天人失和的行为。
中国古代没有统一信奉的创世神，“天人感应论”中的“天”指自然环境，但被认为拥有意志，就可以主动发起行为，类似于后来西方的自然神论。如果人类行为触怒了“天”，后者就会以各种“灾异”作为惩罚。
大部分“灾异”对人类能造成真实的损害，如地震，水灾等等。也有一部分是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食和陨石撞击，甚至超新星爆发。因为不常见才令人恐惧，也被视为对人类不端行为的警告。
古代西方人相信有位格的创世神，但他几乎不与异教徒面对面接触，而是用灾难来惩罚异教徒。通读《圣经》后你会发现，神只在相信他的先知面前现身。对于异教徒，就直接用各种灾难予以毁灭，手段包括洪水、瘟疫、地震，以及从天而降的硫磺火。
如果只看后一类行为，这里的神就是自然灾害之神。讨论信神与不信神的不同后果，就是宗教版本的天人感应论。
不仅古代官方说教里充满天人感应论，民间更是如此。封闭的村社环境充满各种禁忌，以及严格的伦理要求，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触怒“天”。比如，村子里有人发生非婚性行为，很可能导致全村庄稼绝收，必须严厉惩罚以挽回天意。
人类行为当然会影响环境，并且会承受环境的反作用。按季节播下种子就会有收获，没处理好粪便污水就会暴发传染病，这都是人与环境之间真实的互相影响。但是古人缺乏科学知识，把人与环境的作用夸大化，成为封建迷信的重要基础。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正确解释了环境与人类行为到底有哪些相互影响，破除了传统的天人感应论。比如，科学告诉人们，恒星组成的星座十分遥远，人类既影响不到它们，它们也影响不到人类。
科学知识普及之处，传统的天人感应论纷纷破产。再借传统术语抒发对“天”的恐惧，会成为社会的笑柄。然而，这种对环境的莫名恐惧仍然在很多人的心头残存。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后，他们借用生态学、环保科学提供的术语重新包装这种心态，在舆论圈里流行开来。
美国宇航专家布劳恩曾经遇到一名神职人员，指责他搞火箭发射，导致佛罗里达陷入干旱。实际上，一次火箭发射使用的能源差不多相当于十次远途民航飞行。释放这点能量不可能导致大面积干旱。但是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很多普通民众，并不能理解能量守恒定律。
美国火箭发射
再比如厄尔尼诺现象，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严重影响全球大气，导致各种气象灾难。 这个概念在科学界形成于60年代后期，一些人马上借来指责人类正在触怒大自然，声称它是工业化的结果。
实际上，科学界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成因仍在探讨中。比较集中的一个推测是太平洋中央海岭的火山周期性爆发，加热上部海水，最终影响大气环流。而那些借用厄尔尼诺现象抒发“天人感应”之怒的人，甚至不清楚它发生在地球的哪个位置。
新天人感应论者发展到今天，也有强与弱的区别。“弱天人感应论者”主要是反感人类行为影响到其他物种，希望收缩人类在地球上的行动范围。“强天人感应论者”不赞同任何“反自然”的行为，包括从月球上取样带回地球。
生态科学与环保科学产生于20世纪，专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真实影响，并提出具体的对策。与其它科学一样，它们需要长期调查研究，得出可量化的结论。有关科研院所为此设置专门的实验室，组织专门的野外环境勘测人员。
当代天人感应论者既不参与这些科学研究，也不阅读有关学术专著，只是拿来几个名词，以便让天人感应论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由于完全不懂这些科学概念，他们的文字里总是充满“极有可能”“非常危险”之类的词汇。用煽情的形容词，代替对“人—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而其结论却异乎寻常的明确，那就是不要再搞科学，不要再发展工业，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继承了古代天人感应论者的基本诉求。那就是社会不要变化，不要发展，一切都保持在他们能够适应的那种古老状态。不要被他们使用的科学概念所欺骗，这和科学没有半点关系。
作者：郑军
附录：
科学造就新人类
作者：郑军
每年，我都会应邀担任科幻征文的评委。无论多忙，我也都会接受这个邀请，为的是看看新作者有哪些新的创作趋势。
近日，我刚看完主办方送来的二十多篇科幻小说。总的来说，现在的作者学历高，知识面也广，这方面为以前历代科幻作者所不及。但有一个缺点却保存下来，就是都在写“新科技”+“旧人”。科技是未来的，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平不仅停留在当代，有些甚至倒退到过去。
比如，有篇作品描写文明等级达到7的外星人。小说用的是卡尔达舍夫理论，将能量支配水平作为划分文明的标准。按这个理论，人类文明等级仅仅有0.73，卡尔达舍夫本人也只设想到文明等级达到3的样子。而小说里这个第七等级文明中的外星人，不仅像野蛮人那样侵略成性，说话办事都像现实中的小混混。
这种错误并非中国作者或者年轻作者才犯。《沙丘》在中国票房欠佳，一个原因就是把背景设置在公元一万年，情节却是中世纪的宫斗戏，而它是一部科幻经典。
电影《沙丘》海报 图源：goolge.com
描写“新科技”但不描写“新人”，体现了传统人文学科的一个顽疾，就是只把科学当工具，来实现陈旧的道德社会理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个顽疾的体现。
并非只是中国人文界有这种倾向，日本人也喊过“和魂洋才”。而在近代科学的发源地欧洲，早期科学只被用来检验上帝对宇宙的精妙设计。明末清初第一批向中国传播科学的人，身份都是传教士，科学只是传教的工具。
科幻小说作者往往来自理工科，但他们在学校接受的人文教育十分陈旧。知识结构就是新科技加旧道德。受此影响，写出“新科技”+“旧人”的科幻并不为怪。那么，有没有描写“新人驾驭新科技”的科幻小说？也有，但是非常少。苏联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仙女座星云》勉强可以算代表作。
《仙女座星云》书封 图源：google.com
小说作者叫叶菲列莫夫，背景设置是公元三千年，一个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作者首先要写好一千年后的科技。这一点，身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作者写得很到位。但小说宗旨不是陈列科技奇观，而是设想未来的新人类。写他们如何生活，写他们的精神面貌。这个任务，《仙女座星云》并未完成得很好，但至少有自觉意识。
叶菲列莫夫写到，未来人类平均寿命会达到一百几十岁。这么高寿，肯定不可能六十岁就退休。未来人类工作一段时间就又去学校深造，再从事另一个行业。有的人物先搞基因工程，后做考古学研究，又成为音乐家。六十岁的人刚结束一段职业，便去修习另一个专业。那不是休闲式的老年大学，而是正规学院，他们要准备人生的下一阶段。
小说中没有一个角色来自低知识群体，所有人物最起码是大学生。于是，他们的谈吐和爱好就要有高知识群体的特点。小说中不仅每个人都是才高八斗，而且看问题客观、理性和全面。
高知群体并非只是文凭吓人，道德风貌也会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很高的成就动机。不允许自己一事无成，不愿意随波逐流，非常珍惜时间。叶菲列莫夫活到65岁，《仙女座星云》是他五十岁前后的作品，他写的就是自己的人生规划。
在《仙女座星云》中，角色们来自不同民族，姓名和外貌都带着这些民族的特点。但是，一千年后已经没有国家，民族也不再是社会身份。大家说话办事都不带民族烙印，除了考古学家，也没人再谈论这些民族的过去。
《仙女座星云》因此完全不同于《星球大战》这类主流科幻，但它可能更接近未来。今天，俄罗斯一半人口拥有大学文凭，而中国的00后，80%都是大学生。一个已经跨了星际的文明，很难想象还有农夫、海盗这类群体。即使务农，也都是农业科学家。
想象一个停滞的未来，或者想象一个倒退的未来，其实很容易，想象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很困难。《仙女座星云》并没有完成作者预定的任务，书中的人物都不生动，没有留下鲜活的形象。但是，作者的创作初衷仍然值得提倡。他坚信，科学时代长大的人肯定比今天更优秀，他要努力写好这些新人。
电影《蠢蛋进化论》假设了一个人类文明倒退的未来世界 图源：google.com
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家的任务，所有文学，所有人文学科，都应该把关注点转移到这里。下一代人不仅要比我们更聪明，而且要比我们更高尚。我们忙忙碌碌地研发那么多高新科技，难道不是为了把它们交给更出色的人吗？
易学真相：“天人合一”不是人与自然合一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些年来，学界谈论甚多，在一定范围内，它已经被作为易学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因此，弄清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对于易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然而，要弄清这个概念的意义，不能根据我们当代学者对它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而应该求助于古人自己的言论。看一看，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而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义，关键又是弄清“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什么意义。
程颐
本人从《四库全书》中共找到二百余条明确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关于这一观点，则一条例证也没有找到。用一句传统的理解来说，就是：这些“天”，都是“主宰之天”。
依据这些材料，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出处，是张载的《正蒙》。然而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不认可，他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依本人理解，张的“合一”，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一气，或同此一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一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再往前追溯，则此一思想的发明者可以归于董仲舒。董仲舒的名言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当然，也是一个主宰世界，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董仲舒剧照
在董仲舒那里，“天人一”的“一”，是“一类”的意思。因为在董仲舒当时，由于自然科学新的发现，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人们认为，感应的发生，是由“气” 在做着它们的中介。同时人们还发现，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但不能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一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为了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与人同类。这是天人合一的现实背景。
董仲舒论证天人同类的方法，叫做“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是天的“拷贝”。比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有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节，如此等等。类似的思想发展到宋代，就出现了明确的“天人合一”说。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都被认为是讲述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作。那里讲的也是，人的仁义礼智本性是天所赋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天人合一
再后，天人合一思想就成为解读《周易》的基本思想，易学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多起来了；天人合一也成为解读古代其他经典的基本思想，在对于其他经典的解读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多起来了。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为中国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赋予了它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然而这些意义都是今人附加的，不是天人合一的本义。

作者：李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习《易经》，其实对国家和个人都没有什么大用
最近我解答了关于《易经》“是不是迷信”的提问（见本文的“附录”部分），提出：古往今来《易经》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劳动实践有任何推动作用。这立即就炸了锅，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好比，有一群人围坐一圈在吸毒，我大喝一声，你们不能再吸了，这玩意有害，他们就很是不屑地对我说：混蛋！老祖宗吸了几千年，这可是文化瑰宝，你这么可以说它有害?！
天人合一？
网民1：易经，用科学是无法解释的，或许比现代科学更高一级文明的产物，易经包罗万象信息在内，以目前人的认知，怎能解释清楚呢？
【点评：
你怎么知道科学无法解释《易经》?
你怎么知道存在更高一级的文明?
你怎么证明《易经》与更高文明有关联?
你怎么证明《易经》包罗万象?
你怎么知道人的认知不能解释?
以上5个提问，你如何解答我?
你说了一大堆，你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易经》具体的用处。】
网民2：不敢苟同作者的观点。......最要命的是，您现在使用现代汉语来诋毁《易》经，有很多词就来源于易经。不夸张的说，只要你说汉语，你的思维就浸泡在易经了。在此就不展开了。易经之广大悉备，穷尽所有现代电子比特都无法尽以描述。所以您的观点，只能呵呵了！
【点评：
佛经也给汉语带来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一刹那”。但是，佛经只能起到安慰作用，并没有在劳动实践、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科学知识技术发明方面有任何促进作用。《易经》也是类似。虽然受它影响，创造了一些词汇，但是即使没有《易经》，依然不影响我们表达，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别的词汇来替代它们。
至于《易经》蕴含的“思想”，并不是特别了不起的思想，不过是很朴素，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体现出什么“大智慧”。《易经》并不神秘，没有必要神话。
最后，您说了半天，依然没有举出《易经》再劳动实践上有具体用途的实际事例，完全是自夸。】
网民3：你敢怀疑否定《易经》，这是一部深奥科学大作，没缘分你都学不了、学不进去，像你这样不懂阴阳、不懂五行、不懂因果的糊涂虫，会讨论个啥呀？笑话！
【点评：
五行不过是战国时期邹衍为了推行政治理念吓唬君王编造出来的学说，连他自己都未必信。五行也不是真正的学问，而是粗陋的玄学。
而中微子是没有阴阳性质的，构成万物的是夸克，不是阴阳。所谓的“阴阳”，不过是对现象的一种粗浅认知。比如，黑夜和白天，不过是地球表面接受恒星电磁波强弱有变化，或者是热力学意义上的简单区别，与“阴阳”没有关系。在一个炽热的中子星上假设也有生命存在，它们区分不出所谓的“阴阳”。
至于因果，科学上的因果与神学的因果不是一个概念，神学所言之“业力”是虚构的，不存在的，而量子力学证明有时候并不必然存在因果。
所谓“没缘分学不了”，让我想起有人吹嘘说：在深山老林里面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他武艺高强，可以一个人打1000个泰森，但是没缘分你们见不到他们。
最后，你说了一大堆虚的，还是没有《易经》有用的实锤证据。】
网民4：你这是管中窥豹，不值一驳。汉字也是古人发明的，从甲骨文演化而来，你也别用了吧。古人智慧远超过你。你这思维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把中国人的文化之根给否定了。100年前新文化运动，蔡，胡，周等猛将们，都会嘲笑你。
【点评：
汉字是古人发明，不过并不是特别了不起的发明。即使我们没有发明现在的这种方块字，也必然会发明其他类型的文字。这与智慧没有太大关系。即使没有特别高深的智慧，只要集合大众，时间足够，加上一些生活经验，也可以发明文字。文字在文明发展上具有重大贡献，但贡献大不代表发明者就特别具有智慧。发明家不是科学家，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智慧或者科学理论知识。
古人的智慧，也未必超过今人。牛顿是不是特别的牛?但是任何一个正儿八经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都已经超越了牛顿。科学绝对不崇古。古人值得我们尊敬，但不是做偶像的。科学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被超越的。科学智慧就是最高层次的智慧，对所谓“《易经》的智慧”并不迷信。
磕头
中国人的思维为什么不能改变?在古代，给皇帝恭敬的磕头，挨完板子打还要谢恩，就是中国人的主流思维。而今已经走向了文明时代。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但也是落后的根。《论语》《孟子》也是文化的根，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你为什么不提这些优异的，偏偏要捍卫落后的?如果有一张皮衣，文化只是皮衣上的装饰，换了装饰，皮衣就不能御寒了?
最后，你给人扣了一大推帽子，还是无法拿具体事例证明《易经》有用。】
@鲁中居士 ，易经如果有用，那就是有一些朴素的哲学思辨，具有一些文化考古上的价值，并不是它真的可以指导生活实践，拿它来占卜完全也是失败的。就更不要提什么“超科学”“大智慧”了。
至于“易经的思维”，任何一个智商正常又善于思考的普通人，他都可以做到，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易经》这一著作。《易经》里面不过是阐述了简单的道理，在生活中也能自己体悟出来。
附录：《易经》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易经》，是古代先民创作的一部算卜的书。可以看出来，那个时代文字还没有完善，先民不知道如何用合适的语言文字描述，所以采用了一些图形来替代。我们不要迷信世面上某些解读者对《易经》的吹捧，这些人把《易经》拔高到很骇人的地步，甚至认为是超越宇宙的“大智慧”。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些话都是鬼话，都是糊涂蛋在扯淡。《易经》里面有非常朴素的哲学思辨，这在当时的年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毕竟《易经》成书太早，很多知识都没有掌握，完全是依靠个人的臆造，难免粗陋。
我们也不宜夸大《易经》的作用。一个伟大的东西，除了文化上的意义，必须有实打实的作用。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易经》，请问，有谁真正的利用这部书改善了生活的?
至于所谓的“计算机二进制来源于《易经》的启发”，这种辟谣了几十年、几亿次的低级谣言，没有必要拿来炫耀。
如果《易经》真的这么厉害，直接去预测一下六合彩开奖号码，岂不是快哉?
在中华民族无数次面临危机的时候，依靠的是仁人志士拼命的干，这时候《易经》又在哪里呢?为什么没有从《易经》里面找到解救民族危机的方法?
电影《神鞭》剧照
（电影《神鞭》剧照。傻儿面对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最终改弦更张，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变“神鞭”为“神枪”，成为北伐军中的神枪手。）
当中国在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领域全面落后于西方，继而挨打受气的时候，《易经》又在哪里?
我们苦苦钻研了《易经》几千年，为什么没用悟出任何对科学生产，劳动实践有益的东西?现代企业管理，近代科学，哪一项与它有关联?
古往今来，我们有那么多的易学大师，天天把牛皮吹得震天响，为什么当年就没有占卜出地球是圆的，元素周期表有多少位?
《易经》，就是一种迷信。祸害了国人千年的迷信。它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文王先天六十四卦之类的鬼扯。

㈧ 谢志斌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学术简况
主要从事基督教哲学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基督教伦理，涉猎现代基督教思想、公共神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等领域；曾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已出版英文专著1部，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
科研成果
2002年以来的主要科研成果：
1、《生存的个体：克尔凯郭尔寻求信仰的思想路程》，（香港）《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2年第17期
2、“Religious Diversity and the Public Roles of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13:2, 2003. 后收入Yang Huilin and Daniel H. N. Yeung, eds.,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
3、《潘霍华关于‘他者’的观念》，《宗教比较与对话》2005年第6辑。
4、《何以公共？何种限制？——公共神学的形式与张力》，《基督教思想评论》2005年第3辑
5、专著：Religious Diversity and Public Religion in China ,Hampshire，England: Ashgate, 2006
6、《宗教、公共生活与全球化——访普林斯顿神学院公共神学家马克斯·斯塔克豪思》，《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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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链接：

链接: https://pan..com/s/1CG6Q5t1NfXc9Mf8HPRHpKA

书名：儒教简史

作者：李申

豆瓣评分：7.7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1

页数：192

内容简介：

《李申先生宗教史系列:儒教简史》内容简介：在当代学界“儒学是宗教”由任继愈先生首倡，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作者承任先生衣钵，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李申先生宗教史系列:儒教简史》分十部分，以时间为序，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儒教的发展及其特点，重点讨论儒教的改革和演变，资料翔实，论述精当，从中可见儒教发展、变迁的基本面貌，对管窥中国宗教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

李申，1946年生，河南孟津县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宗教论》（三卷本）《隋唐三教哲学》《简明儒学史》《道教本论》《气范畴通论》《敦煌坛经合校》《易图考》等。已在我社出版《宗教简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