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辞职办学

『壹』 武汉大学如何处理周玄毅

有网友爆料周玄毅已经被武汉大学开除了，但是武汉大学并没有公开回应，周玄毅本人也从未回应过。

2020年1月8日，“江苏贫困人口只剩17人”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玄毅对此发布微博称，“八千万人的省，贫困线以下17个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不是扶贫工作有成效，而是贫困线的划定有问题。”因为这番言论，周玄毅被冠以“恨国党”、“臭公知”的称号。

2020年2月10日，一封流传在豆瓣和微博上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玄毅老师举报材料》列举了周玄毅的四大罪名：一是造谣国内疫情通报时间晚于美国，二是与李文亮医生有关发言，三是转发阶级斗争言论，四是侮辱正当爱国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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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友表示，网友们特别失望，欣赏周玄毅曾经代表武汉大学决战狮城的风采，后来越来越油腻和傲慢，自以为掌握逻辑跟话语制高点，阴阳怪气各种抨击调侃政府的做法来凸显自己特立独行和享受自己智商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假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评论病毒可能是美国大兵带来武汉的，这个确实证据不充分。周玄毅 看到一下子激动起来，讽刺羞辱各种内涵起来。

网友表示，周玄毅不通过正当党内渠道发表意见，阳奉阴违，不忠诚不老实。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即是“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对两面派、两面人“，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贰』 家人都想要让我上大学，我也想啊，可是现在我有不能上学的理由。我不知道是不是报应。是我活该！！我不想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我的梦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每个人在成长的岁月里都会在心中有个榜样，特别是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在内心总是对那些历史上的英雄颇有好感，我自己也不例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套十本的《周恩来传》对我影响至深，从周恩来总理儿时求学到参加革命，从领导、解放战争到后来纵横外交、风云，我把里面一个个的故事翻阅过很多次，品味一代伟人为人处事的风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个为中国奉献了一生的好总理，我想，我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好人，如果有可能，我也想去做一名像他一样的总理。 这个朦胧的梦想伴随着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给予过我一种精神的感召，特别是周总理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名言很多次让我内心澎湃。我憧憬着自己的梦想，父母、老师告诉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要好好读书、考进大学，因为在大学里就可以学习更多人生的智慧，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我在书中看别人对于大学的描写，听父亲对于自己当年因为成分问题而没有机会走进大学的遗憾和他内心由衷的向往，这是父辈对我最大的希冀。 我一直感到幸运的是:自己一直非常喜欢读书，所以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一帆风顺。高中毕业，我幸运地走进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带着父辈对于自己的期望，也带着自己心中那个朦胧的“要做总理”的伟大梦想，我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爸爸在开学时给我的第一封信上写道:“你已经完成了我们家三代想上大学而不能的梦想，在大学的校园里，将会有更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同时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孟子曰:夫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性，曾益其所不能。你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发奋努力，好好读书。”我的内心感动于父亲的良苦用心，在书桌前的墙上，我郑重地贴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个字幅，以勉励自己珍惜大学时光，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不辜负自己的理想。 走在武大美丽的校园里，路过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我可以感受到这所百年名校里深厚的人文和历史底蕴，一种说不出的涌在心里的感觉。我想这么美丽的大学里，应该会有知识渊博的教授和意气奋发的青年学子，思想碰撞，砥砺智慧，探讨人生理想，我一定会度过充实而难忘的大学岁月，我也真正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我的人生就要大展宏图。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所美丽的大学有了很多的困惑。 二、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 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 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 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 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 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其次是榜样的困惑。在我大一刚开始的时候，班级组织邀请了高年级的优秀学长来给我们介绍他们优秀的经验，这些优秀学长都是甲等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每个人讲的重点，都是怎样考好试，怎样通过英语四、六级，怎样为计算机过级做准备，要多参加社团活动，而这一切都可以为得奖学金铺垫，为以后的保研和就业增加砝码。大家一致地看法是:拿奖学金是大学学习最好的表现，而最终能够保研、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是最好的结果。当时的自己，也天真的以为这就是我努力的方向，于是我在专业学习上刻苦努力。然而在这样的学习之余，我的内心越来越空虚，我不确定自己要走这个专业的方向，我不确定我的方向是什么，保研、找到好工作的确是不错的结果，可是为了追求什么去读研、工作?这些优秀的学长怎么都没有提过自己的理想呢? 种种的困惑以及缺乏指引，在初到大学的第一个冬天，我的内心和武汉的天气一样寒冷。原本开朗积极的自己，竟然也碰到了郁闷这个词。我在每天写高数作业的时候痛苦异常，我问我自己是不是考虑要换个专业?难道我到了大学里就是这样在解题?(后来才知道，其实当时的自己是过于认真，现在大学里的学生对于平时习题都是抄抄而已，到了学期末的时候拼命准备一段时间，然后看看上届的就考过，我自己身边就有同学这么干，但自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平时下工夫)。我内心的声音在告诉自己这个专业的方向不适合自己，我想过是否根据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转一个专业。 思想挣扎的痛苦，会逼迫一个人去寻找出路。我开始尝试了解自己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专业的学习。我在新闻部带着相机在武大各个角落跑着;我开始去听更多的人文类讲座，满足内心追逐的疑问。像我在中小学读书那样，去读更多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书籍，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的思维开始跳出专业的束缚，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我的内心在那个时候流淌出这样的文字: 现在， 武大百年的文化底蕴让我开始懂得大学该如何度过，当我坐在教三听着李敬一老师眉飞色舞的演绎时，当我听着李工真老师精辟又不偏激的批判时，当我与台下许多同学一起开怀大笑，一起深思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了我坐在大学里，我才真正的懂得了梅贻琦老先生的那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而谓大，因有而谓大矣。 就这样，我不断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大学，大一下的时候，一门《武大校史》的选修课和华科姚国华老师的《大学重建》《文化立国》两本书，让我找到了期望中的大学和期待中的答案。 《武大校史》里讲到了武大的过去，我才明白原来这里曾经有很多睿智的和追求智慧的学子;我才明白八十年代的这里，有一位叫做刘道玉的老校长引领了高校的改革，曾经的武大有诸多学者和青年的学子在这片山水上朝气蓬勃;我才明白原来曾经的大学就是我期望的那样，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消逝了的历史。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三、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 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 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 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 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心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四、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 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后来据说校长看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著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 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 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首先是学生不关心学问。每一个大学生，都是带着家人的期望和心中的憧憬走进大学的，但是由于应试教育中只关注考分，带来了很多人缺乏自我管理和思考的能力，加之对于专业的缺乏了解，更缺乏老师对于人生方向的指引，使得大学校园里的很多人迷惘，在不知所措和内心空虚无聊中，选择了游戏大学，而所谓“正确”的榜样导向，也使得很多人努力学习的目标根本不是学问和真理，而是“贴金贴标签”，为一个又一个的证书、奖学金和硕士、博士的学位而奔波努力。以为这些光环能够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创造价值，能够给自己带来一种安全的保证，却忘却了真正去思考定位人生的方向、了解社会，忽略了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大量阅读，如此没有夯实长远的发展基础，所有的证书和学历都只是一个虚名。 因此，大学里缺乏真正去追求智慧，追求理想的大学生，他们很多人要么选择了游戏大学，要么就是急功近利仅仅为一份谋生的工作而奔波，大学变成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而且很多人在这里还根本学不到任何技能，却养了一身坏毛病。余敏洪先生曾在一个演讲里说:很多年前大学里谈论最多的是理想与人生，而现在却是工作和赚钱。其实这两者共同的方向，都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然而缺乏理想的支持与人生的定位，而仅仅为了追求金钱的创业和工作究竟能走多远?现在的大学生，会成为将来的俞敏洪吗? 第二是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业授道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体”，他们被一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思考和具有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

『叁』 谁知道武大教授张在元现在的状况呢唉，好可惜呀，多么伟大的人才！

他老婆吧~
附：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张在元事件再调查

日期：2009-11-19 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武大腐败案”还未完结，“武大解聘病危教授”事件再次将武汉大学这座拥有116年历史的名校推向社会舆论的漩涡。

针对“擅自更改合同时间”的说法，早报记者昨天下午联系上武汉大学人事部。武大人事部解释说，合同日期是从张在元老师工作日期开始算的。张老师为学校外聘的非全职教师，2005年4月到岗，但合同“是2005年9月1日签的”。人事秘书把签约日期当成了合同日期，所以进行了更改。“更改日期时,张老师也在场。”

“学校胡说。”张在元的亲戚兼委托人陈四平表示，“如果张老师也在场，为什么没有在更改处签名呢？现在张老师已经无法说话了，学校为掩饰错误，就说张老师在场。”

陈四平称，张老师那份合同原件已“失踪”，“在他办公室抽屉里不见了。”
是被解聘还是到期自动终止？

“中国知识分子的下场竟然如此惨不忍睹！教书育人的机构，难道可以不讲道义吗？中国的最高学府怎么可以这样冷漠无情？”最先披露此事的发帖人——网民“戚非子”，在北京工作。16日，按照帖子后面公布的手机号码，早报记者联系上了“戚非子”。

“戚非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她是张在元教授1988年的第一届学生，在张教授生病期间，曾去探望（去年）。据她介绍，张教授对学生非常好，在张教授生病后，学生间还有过捐款。

针对网上发帖，早报记者联系了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办公室。对方说，网上帖子的情况并不属实。“终止合同是真的，但是属于合同到期。他（张在元教授）住院两年，学院的工作没人主导，不能一直没有院长来主导工作吧？关于医疗费，我们没有停止。关于住房，他本来就是兼职教授，自己在学校没有住房。何来停止住房？”

武汉大学人事部负责人表示，张在元老师聘期已满，属合同自行终止，不再续聘。2005年4月25日，武汉大学聘任张在元老师为城市设计学院院长，聘期4年。今年4月，鉴于张在元老师因身体原因无法履行院长职责，且张在元本人及家属并未向学校提出续聘要求，聘任合同到期自行终止，不存在学校“提前解除合同”、“解聘”、“辞退”等问题。“学校根据法律程序，在征得主治医生同意，其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当面将不再续聘的信息告知张在元老师，当时他本人意识清晰，情绪稳定，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

对此，张在元教授的亲戚兼委托人陈四平有着不同的说法。

昨天上午，陈四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解聘一事发生在2009年4月30日。当时张教授只有老伴在身边，学校方面派了人事、组织、学院、校医院4个方面的人来过，当着面宣布与张教授解除合同，张教授当时就面色大变，老泪纵横。实际上，张教授当时气管割开，仅靠机器呼吸，属于病危状态。”
更改合同日期教授是否在场？

“实际上当时聘任合同还没到期，但学校为了尽快解除合同，居然擅自更改合同时间。我手上拥有合同证据。”陈四平还在博客中写道。

针对“擅自更改合同时间”的说法，早报记者昨天下午联系上武汉大学人事部。武大人事部工作人员对早报记者解释说，张在元老师为学校外聘的非全职教师。2005年4月，张在元老师正式到岗工作，但合同“是2005年9月1日签的”。该工作人员称，当时合同是由人事秘书操作的，秘书把当时的日期当成了合同日期，所以进行了更改。

“签合同更改日期时,张在元老师也在场，学校很多人都在场。”上述工作人员称，合同日期是从张老师工作日期开始算的。

“如果张老师也在场，为什么他没有在更改日期的地方签名呢？为什么只有人事部的章？”陈四平昨天对早报记者质疑说，“现在张老师已经无法说话了，所以学校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就说张老师在场。”

对于这个一式三份的合同，除学校、学院以外，张在元手头也有一份。“三份合同肯定都一样，如果说进行了更改，那张老师的合同就应该不一样。”武汉大学人事部这位人士说。

陈四平对此表示，他现在手头的合同复印件，是从人事部得到的，而张老师自己的那份合同原件已经“失踪”。“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不见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不见的，发现不见的时候是去年6月，他女儿去他的办公室拿东西，结果发现其他东西都在，就这份合同没了。2007年10月住院之前，他把合同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

对于校方关于更改合同日期“张在元在场”的说法，陈四平表示，“学校是在胡说。”“人事部当然可以说张老师在场，因为他现在没有语言功能，不能表述了。学校为什么不让张老师签字呢？”

保险是自己交还是学校交？

对于张在元教授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武大人事部工作人员昨天对早报记者的解释是：学校和张在元教授签订的合同上写得非常清楚，张在元老师“每年在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120天”，“甲方（学校）为丙方（张在元）提供每月1万元的劳酬（包含养老、医疗、失业以及工伤等保险和公积金中单位承担部分，若因个人未投以上各保险和公积金所引起的后果均由丙方个人承担）”。

“张老师是兼聘教授，每年只来上三四个月的班，薪酬是每月1万元，这是‘打包’的薪水。其他的外聘老师薪水也是这样‘打包’的，他们的人事关系都不在学校。”这位工作人员说，按照合同，张教授应该自己上保险。

张在元教授的委托人陈四平承认，张教授的人事关系不在学校，但他也不知道在哪里。不过，对于“打包薪水”的说法，陈四平认为这是违法的。“包工头还要给农民工强制上保险呢，学校凭什么不给老师上保险？哪个地方说是自己去上保险的？这个合同本身就是违法的！”

陈四平表示，“问题需要协商解决，但是学校关闭了沟通的大门。自10月1起，学校给张老师停了治疗费，也不和我沟通，让我直接找律师。”

当事人是否会将武大告上法庭？陈四平回答，“没有打官司的必要，法律解决不了张老师的所有问题。”
校方是否垫付68.6万医疗费？

对于此次事件引发质疑，武大人事部工作人员昨天表示：“舆论总是同情弱者，但是非自有公论。”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老师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考虑其实际困难，截至2009年10月，学校除补贴16.5万元用于治疗外，还垫付了医疗费用68.6万余元。“尽管合同已到期，学校仍要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其家属未交付任何医疗费的情况下坚持治疗至今。”

“学校支付了七八十万元。”这位工作人员说，学院里很多学生都打来电话说学校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

对于校方的说法，陈四平质疑说，“这个所谓的垫付，是否包含从张老师的工资卡里支付的呢？如果包含了，那学校真正垫付了多少呢？如果不包含，张老师的工资卡呢？”

陈四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按照合同所说的每月付1万元的劳酬，到4月30日，张在元的工资卡本金利息有50多万元，这些钱可足够支付欠下的医药费，“但这笔钱不知到哪儿去了？”张在元的夫人陈翠梅也对媒体称，“工资卡我从没见过。”

张在元与“解聘事件”

张在元，东京大学工学博士、UIA国际建协研究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

1984年开始主持筹备武汉大学城市规划专业。1988年赴东京大学留学。1997年任香港大学研究员。1997年至1998年赴美国做高科技区规划设计博士后课题研究。1999年应广州市政府邀请主持“生物岛”总体概念性规划设计。2001年为“喜马拉雅空间设计”总建筑师。2002年为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先后主持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广州天河软件园区等项目规划设计。2005年被聘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2007年，张在元教授患上神经元传导障碍，现病情仍未好转。

近日一则帖子称，张教授病危，武大派人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聘用合同，停止医疗费和住房。事件迅即引发激烈讨论。据新浪网统计，六成网友表示“悲愤，大学对功勋教授寡情薄义”；近三成网友表示“理解，学校已尽义务，不可能为每个老师养老送终”。

『肆』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发展历史

1953年至1955年，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武汉大学前校长李达教授积极筹备恢复哲学系的工作，说服高教部，并延揽人才。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重建，当年招收了复建后的第一届学生。李达校长亲自兼任系主任达六年之久，并亲自授课。我国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亦曾亲自担任系主任。1996年12月，武汉大学在哲学系基础上成立了哲学学院。1999年哲学、中文、历史、艺术等院系合并，组建人文科学学院。2003年8月恢复哲学学院建制。

『伍』 怎样评价邓晓芒的学术水平

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与其刊载论文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其选定范围为全国所有期刊，并没有对学术与非学术期刊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主要是用来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的，而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也不具备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才使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如确有必要以期刊作为学术论文的一项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

一．颇有争议的新举措

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中文核心期刊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的确认方面，如在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教师、研究人员完成工作量等，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时间段内，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有些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

这项据说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新举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是说"坏话"的人越来越多。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1]；或认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也有学人干脆斥之为"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3]。

实际上，该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职务一事。原因就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而校方则坚持说，实行该项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4]。邓晓芒的辞职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5]。

日前，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目前学术界推行最广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以下简称《总览》）的部分内容，研读了作为《总览》前言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才了解到，自1992年9月问世以来已出第三版，"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和情报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该书适应了社会需要，填补了在此之前国内缺少该类工具的空白"[6]的《总览》，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也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科研成果[7]。无论从其目标还是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来看，《总览》都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但在实践中，却被阴差阳错地广泛应用于职称和学位评审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

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下先介绍一下核心期刊（Core Journal）的理论依据。

根据《报告》，各类"期刊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但是它们在期刊中的分布，它们的流通与使用都存在一定的规律，那便是‘集中与分散'规律，这些规律构成核心期刊的基础"：

（1）一次文献（首发）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

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首先发现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这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

（2）二次文献（文摘、题录、索引等）的分布规律。

二次文献所反映的期刊论文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

（3）引文分布规律。

《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1971年统计了2 000种期刊中的约1 000 000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该研究表明，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因此，"文献从它的出现、情报加工、使用三方面所呈现出的核心效应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因素（载文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半衰期、共引关系等）的集中效应，在核心期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测定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实际测定时，应当综合"布拉德福式的载文量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次文献收录量大"和"加菲尔德式的被引次数多"的"各种优点"，在众多期刊之中最后确定哪些为核心期刊；其标准当然就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

三．《总览》的筛选依据与特征

1．以数量为主要依据

据《报告》介绍，《总览》选出的1 571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步骤和依据，大致如下：
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总数超过万种）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港、澳、台期刊暂不计入），整个筛选依次分三步完成。
第一步，采集数据。
筛选指标有6项：（1）被索量统计；（2）被摘量统计；（3）被引量统计；（4）载文量统计；（5）被摘率统计；（6）影响因子。
第二步，综合筛选。（1）初选结果构成矩阵；（2）求隶属度，构成评价矩阵；（3）加权平均。
第三步，专家评审。将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评审，请学科专家鉴定筛选结果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
最后，《总览》选取累积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30%～50%，累积文摘量占总文摘量的50%～70%，累积被引量占总被引量的70%～80%的刊作为核心期刊。

由上可知，《总览》的主要依据即"筛选指标"都是从数量上考虑的。即将某一类期刊所刊文献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各项指标综合后降序排队，排在一定比例之内的高指标者即为核心期刊。虽然有"专家评审"这一项，但由于是在事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评审，因此不可能从其他比如学术水平方面整体性地进行调整。据了解，《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专家的意见一般只占7%～10%。拥有年度收文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引文库的研制者（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则认为，由于社会科学有特殊性，以及目前期刊数据的不规范性和不完整性，在核心期刊的评选中，专家的意见应占10%～20%。即使如此，专家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总体认定基础上的微调而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总览》会选出什么样的核心期刊可想而知。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一些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甚至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2．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

什么是学术期刊？什么是非学术期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关于期刊的定性，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

关于期刊的宗旨，以所谓"学术性刊物"《法音》为例。据《总览》介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为宗旨。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佛教文化。"其中虽然有"研究"一说，但从总体上看，很难将其定性为"学术性刊物"。实际上，《法音》刊发的学术性文章比例很小，而且也多未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去做。这当然不是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其办刊宗旨就不是学术研究，即使有学术性文章也多是为了宣扬佛教文化。上述其他几种宗教协会的会刊，宗旨与《法音》大同小异。

因此，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8]据笔者了解，其"多次被转载"，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

四．盲目应用的误区

由上可知，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并不具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却被有关部门用来承担它承担不了任务，变成了"核心期刊制"，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1．《总览》的误导

《总览》为什么会在应用中完全走了样？笔者发现，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览》自身。

从《总览》所依据的核心期刊理论即"集中与分散"规律可以看出，所谓核心期刊主要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一个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虽有"对该主题最有贡献"、"重要文摘杂志"和"被引频次高"之说，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价值判断。"被引频次高"自不待言，"最有贡献"与"重要"，也都是从数量角度说的。

但是，到了《报告》给核心期刊定义时，却发生很大变化："某学科（或专业，或专题）的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

很显然，《报告》给出的定义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即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数量虽然仍是重要特征，但事实上是从质量方面给核心期刊重新下了定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期刊除了"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外，发表在上面的论文，必然具有"学术水平较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研究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优点。

不可否认，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载文量多"、"收录量大"、"被引次数多"的期刊，其刊载的论文，整体上要质量好一些、水平高一些。但实际上，数量多即质量好，只是一种可能性，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反过来认定，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就一定比刊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或"较高"。高质量的论文很可能未刊载于核心期刊，其"二次文献收录"与"被引次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价值之前，自然也不会很多。

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核心期刊主要是由数量上"多"决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期刊的评优——"实际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只能从总体上大致反映学科期刊的状况"，而决不能认为是对其刊载论文水平的认定，虽然这两者有一定关系。但《报告》在下定义时，却把对期刊的评优与对其刊载论文的评优混为一谈，运用到科研项目比如《总览》中，核心期刊就有了"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等质量内涵[9]。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数量多与质量好人为地统一起来，"核心期刊"由定量到定性，变成了"刊载优秀论文的期刊"。这种作法是比较轻率的，从引发的问题来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总览》也没有对"论文"与"文章"作出必要的区分。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文献，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三个"分布规律"中有两个是用"论文"，一个是用"文章"表示。但"论文"与"文章"有什么不同，《报告》并没有任何说明。从定义来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指的就是"论文"，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等字样。人们会很容易由此认为，《总览》中收入的期刊全部是学术期刊，至少该期刊载文应以论文为主。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导。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表作为选择的参考"[10]，虽然说是"参考"，也是很不适当的。

此次调查之前，笔者一直认为，核心期刊就是刊载优秀论文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笔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同仁的共识，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将其无条件地作为学术评价指标。这类误解的产生，显然与《总览》的误导和对核心期刊作用的夸大有密切关系。

2．研究成果的滥用

《总览》的作者虽然将核心期刊定义为刊载"学术水平较高"论文的期刊，但他们毕竟是研究者，最清楚该项成果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因此，《报告》用黑体字作了如下的强调：
"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用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期刊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一项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核心期刊的意义最初只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方便，可以提高效率，便于集中查找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二是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提供方便。现在许多单位将其简单地用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是把经给念歪了。

对此，《报告》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本课题并非纯理论研究，评出的核心刊有实用价值，主要供各类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

但是，在实践中，要进行这种分别是非常困难的，对文献计量学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

由于《总览》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权威，即使有些重点科研教学单位自己独立确定核心期刊，也并未改变《总览》的基本原则。就笔者了解，其核心期刊无论分类体系还是具体刊物，都是从《总览》上抄来的，然后加加减减，顶多再分个ABC级别。而一些科研能力较差的单位，更难另搞一套，只好全盘照抄。

任何一项评价，抽象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难于执行，而非常具体者就容易操作。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其水平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编辑的工作成绩评估，一向缺乏可信度高的依据，论文水平高低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作者的事，与编辑关系不大。在许多人眼中，编辑已经被降为没有学术水准，只能查找错别字和病句的工匠。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渴望水平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心情极为迫切，核心期刊制无疑会受到那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核心期刊"编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在一部分学人的鼓吹与炒作之下，本来应由专家承担的责任，就交给一个什么级别的刊物了。

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什么事，说风就是雨，一听说有个什么"好"办法，也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盲目跟风，大干快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大规模地迅速推广，以致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

总之，一项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科研成果[11]，在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是否适合推广的情况下，就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内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五．核心期刊制的出路

关于核心期刊制的出路，有学人提议"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12]。笔者以为该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以下谈些补充看法。

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期刊的评选，后者是这种评选结果的运用。期刊"载文量"，文献"收录量"、"被引次数"，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为产生的。按照一定标准将期刊分为核心与非核心，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社会的需要。因此，核心期刊所面临的不是取消，而是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评选的问题。

至于说将核心期刊变成核心期刊制即一种评价体系，则必须非常的慎重。这一标准适合不适合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近读学人文章，多是从如何"科学"、"公平"评选，以及能否在发稿质量上严格把关方面，对核心期刊制提出批评。似乎只要核心期刊评选准确，发稿严格，就可以避免诸多弊端，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核心期刊评选"科学"、"公平"，发稿严格把关，也不可能用来作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按照《总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所选出核心期刊其实与学术评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并不是为学术成果评价服务的。《总览》如果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是不能运用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去的。

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有必要把学术期刊作为一项成果评价指标，就必须重新确定选刊标准和方法，以选出适用于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期刊即《报告》所说的"重要期刊表"。而各单位科研部门在推行这一评价体系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一甄别有关期刊后，再制定自己的"重要期刊表"。如果没有能力，可参照情况相近单位实施。至于现在的《总览》，只能作为基础资料使用。这些工作没有做之前，核心期刊制应当取消或暂缓实行。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重要期刊"，也不能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只认衣冠不认人。不能说凡是发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就一定比发在非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对于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其水平也要请有关专家重新审核，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非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果作者认为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专家鉴定，确实达到重要期刊水平者，应视为相同等级论文。

总之，对于核心期刊制，应当重新加以研究，若要以之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

本文只是从核心期刊理论与实践矛盾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由于笔者不是文献学专业人员，对现行核心期刊制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抛砖引玉，将这个影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陆』 易中天为什么离开武汉大学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向记者坦言到：“中天虽然没有向我说明他为何要离开他的母校，但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心想：他肯定是在心情不愉快下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学术称职上压了他，他直到1991年才提升副教授，而与他情况相同且成果不如他的人，却提升了教授；二是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压抑。鉴于此，对于中天的离开，我是支持的，尽管我为他留校花费了心血。”

易中天在武汉大学教书10年，一直都是讲师，要调到厦门大学武大才给了一个副教授的待遇，对此，易中天当年的同学、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解释说：这在当时叫“提调”，就是你要走了才给你提职称，你不走就不给你提。武大的学术研究体制竟如此叫人尴尬！

1992年，易中天来到厦门大学，担任艺术研究所所长，并很快晋升为教授。在厦大，易中天重新思考学术道路问题，最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多年以后，成名的易中天在回答为什么离开武大时总抱以“武汉太热”作答，这里，环境的因素是否有更深的含义？

『柒』 田文军的求学历程

1970年8月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
1973年12月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留校继续学习两年，（武汉大学当时决定从毕业生中选留研究生学习的计划曾报教育部备案，后得到湖北省政府批准）1975年10月毕业后留校任教；
1978年赴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
1984年报考武汉大学研究生，198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
1994年赴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研修一年；曾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系副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务，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理事。

『捌』 武大副教授终于被解聘，网友怎么看

这波武汉大学在大气层。

支持武大。不仅要做，而且要在全行业进行通报。让涉事人员，在整个行业里面形成行业禁入。

如果有必要的话，烦请将相关涉事人员转交有关部门，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玖』 大学里面的教授会辞职吗

大学里面的教授一般都不会辞职的，他们的待遇太好了。压力也不大，所以很多都不会选择辞职。但是如果有比大学条件更好的邀请他们，他们有的会选择辞职。

『拾』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 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 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 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后来据说校长看民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