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潘维教授

㈠ 改革开放的表现

MyChinaisverygood

㈡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如何主动把握经济文化的话语权

当中国默默无闻的发展自己的经济，改革自己的社会体制，却永远不可能避免国际上各种各样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潮杂的声音，严重干预中国国内舆论导向和内部事务，影响对于国内经济时局的正确判断，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实施。
《中国崛起》的作者张剑荆在2005年指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和文明的崛起。同时他预言，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崛起的意义将等同于欧洲革命时代，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将成为普世的人类文明而具备世界话语权的地位。这一对于文化以及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整体思考，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的报告中列为了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并成为了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显要共识。
在这里，“话语权”有着一个国家理念、一种社会制度和一个时代主流价值确立、输出与文化创意财富兴起的双重价值，因而大大超越了单一资本和商品生产制造的能效，更成为一个国家藉此而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影响力与美誉度的杀手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指出：上个世纪东西方冷战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决出胜负的文明大战，也是西方话语权崛起而前苏联观念解体导致的结果。
话语权造就中国区域经济竞争力
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和区域，抑或是产业和品牌，谁真正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够蠃得新一轮经济和财富的先机！

㈢ 潘维的介绍

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㈣ 民主是自由之敌还是自由之友

包刚升：民主是自由之敌还是自由之友？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民主论战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民主与政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法治、民主与平等、民主与市场、民主与国家，等等。解读政治诸要素的关系，构成了理解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
1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从来都是政治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过去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这个观点反映出价值排序的优先性，即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但这只是考察两者关系的一个视角。

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于1876年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赠送给美国的礼物。
若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民主与自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两者互相冲突的逻辑，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按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说法，自由就是免于强制。英国近代哲学家约翰·洛克把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得到确定无疑的保护视为自由问题的核心。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来到世界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投票，而是这些基础性的自由权利能否得到确定的保障。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认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在只跟自己有关的事务上是完全的、绝对的主权者，而只有涉及他人时才需要对社会交代负责。

约翰·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
根据这些观点，自由的道理与民主的道理是两回事。有人甚至担心，民主可能侵犯自由。在政治决策中，民主高度依赖于多数规则，但多数规则下不见得会做出尊重自由的决定。如果一个由多数规则做出的政治决定是侵犯自由的，那么此时的民主就是反自由的。自由派确实有理由担心：当民主规则意味着多数派做决定时，少数派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呢？进一步说，这种多数决定规则是否可能导致多数暴政呢？若自由派笃定认为，自由才是优先价值，那么只有当民主保障自由时，这种民主才是令人向往的；当民主侵犯自由时，这种民主就不再是理想的统治秩序了。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第二种逻辑恰恰相反，即两者互相兼容的逻辑。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教义是：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的同意。这既是约翰·洛克阐述的政治原则，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经典教义，有人会问：“既然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的同意，那么被治者如何同意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与程序来确保这种被治者的同意呢？”依此原则，迄今为止的人类统治秩序中，只有一种与之对应的统治形式，那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政体，才有可能落实“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同意”的原则。所以，这是从自由原则推导出民主规则的一种逻辑。

美国独立宣言
此外，民主固然可能侵害自由，但这里还有一个相反的问题：与民主相比，非民主政体是否更能促进自由呢？显然，这个问题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或许，在民主化时代之前的欧洲，符合立宪原则的非民主政体有可能保障自由。但除此之外，亚非拉地区的非民主政体通常都是自由的破坏者。从概率上看，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政体当然更有可能是自由的捍卫者。
2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
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同样重要。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曾出版过一部书，名叫《法治与“民主迷信”》，其核心观点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法治，而非民主。他甚至把很多人比较坚定的民主信念称为“民主迷信”。这一派学者主张“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不妨称之为“法治优先派”。他们大致是说，只要有法治，即便无民主，善治可期；但如果只有民主而无法治，则容易沦为多数暴政。
从全球经验来看，欧洲法治与民主史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佐证。以英国为例，英格兰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1258年又签署了《牛津条约》，由此国王的权力受到了约束，同时一个贵族会议得以创建并最终进化为后来的英国议会。但在相当长时间里，英国（1832年之前）拥有投票权的人不足5%。所以，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都不算是严格的民主政体，而是一种少数人拥有投票权的竞争性精英政体。但是，这种统治尊重英国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与惯例，政府发号施令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英国作为一个案例似乎可以证明，只要有法治，即便民主程度不足，亦有可能实现一种优良的统治秩序。

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场景。
然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非都是英国或欧洲国家。“民主优先派”对此的一个质疑是，优良的法治传统主要存在于欧洲。如果没有优良的法治传统，再加上没有民主来约束统治者，这样的国家能够实现善治吗？尤其是，如果统治者倾向于制定恶法或破坏法治，这个社会若同时缺少民主对统治者的控制，那么善治如何可能实现呢？对于欧洲文明之外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如果民主缺位，统治者是无法被约束的。
因此，“民主优先派”认为，民主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其实，这一派很难说是真正主张民主优先论，他们通常强调民主与法治需要携手并进，但他们确定无疑地反对只要法治而认为民主可有可无的观点。
3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政治平等？
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是经久不衰的议题。民主能够促进平等吗？或者，民主能够实现何种政治平等？罗伯特·达尔《论政治平等》一书强化了他关于政治平等的观点，表明他更坚定地站在了左派阵营。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开国之父们对基本政治平等之上的其他平等并不是那么重视。达尔则试图寻求某种实质性的平等。在他的框架中，权力就是影响力，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就是每个公民获得相当的或同等的政治影响力。当然，很多人认为这种主张是一种政治幻想。这如何可能呢？

罗伯特·达尔的著作《论政治平等》
如果说民主至少意味着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这是很多不同思想流派都乐意接受的观点。美国《独立宣言》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所有人生而平等。这是某种基础性的政治平等，亦即政治权利的平等或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当然，如果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基础性的政治平等其实也来之不易，可以算人类政治史上的一种伟大创造。在过去数千年中，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家、文明和政治体都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基本的政治平等。相反，这主要是最近二百多年的事情。
但有人觉得仅有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投票权的平等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还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期待民主能增进一个社会的实质性政治平等。然而，几乎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贫富差距。不同职业、行业、教育水平、家庭出身的人，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距往往是巨大的。在被视为现代民主典范的美国，有的500强CEO年收入高达数千万美元，很多普通人一年薪水则不足4万美元。此外，不同人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不同的。统治精英、高级官僚、跨国公司高管、公共知识分子、演艺明星的政治影响力通常都比较大，而普通公民的政治影响力则相当有限。如果理想中的政治平等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相当，那么保守派会认为这是无法做到的。

芬兰的国会大厦，这里是最先实行了普选权利的地区和国家之一。
大家关心的是，一个社会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或平等呢？平民主义民主论和精英主义民主论在这方面的分歧很大。达尔期待的是寻求实质性平等的民主。麦迪逊和熊彼特等人则认为，最多能够实现的是大众统治与精英治理相结合的民主，但毫无疑问，精英仍然会比平民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完全意义上的实质性平等，则是任何社会难以企及的。
4民主与市场：朋友还是对手？
有人还关心，民主和市场是什么关系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占领者声称：他们是99%的普通人，而华尔街那些贪婪的金融寡头与投机者正在剥削整个美国。这个例子似乎预示着，代表“民主力量”的多数普通人对不受节制的市场力量——至少是对金融市场——感到不满和厌恶。

2011年，美国长达近两个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那么，民主反对市场吗？似乎并非如此。今天，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度配置，就是自由民主政体与市场经济模式的组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莫不如此。但问题是，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之间一定是朋友吗？或者，它们还可能是对手？
一种可能是民主和市场的相互强化。一方面，放眼全球，自由民主政体通常都致力于保护产权，其政府是责任政府。产权保护和责任政府，一般都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发育。否则，如果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或胡作非为，市场经济就难以获得充分的成长空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中讲过一个故事，近代法国南部曾经有一个发达市场，后来法国国王不知节制，开始对该市场征收高额的税费，结果这个市场就慢慢衰落了。

道格拉斯·诺思的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更容易造就经济繁荣，同时有利于培育一个社会的多元力量。从经验上看，只有市场经济模式，才会造就持久的经济繁荣。此外，由于资本掌握在不同人和不同企业的手中，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多元化经济，这也有助于孕育多元的社会力量。如果一个社会既富有又多元，当然更有可能促成民主的兴起与巩固。
简而言之，民主政体保护产权、塑造责任政府，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创造经济繁荣、维系多元社会，有助于强化民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经验告诉我们，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两大强国——英国和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种自由民主政体与市场经济模式的结合。
另一种可能是民主和市场的互相削弱。一方面，民主可能要求更多地干预市场及推行再分配政策。民主政府的惯常做法是更多的政府干预、更大的政府规模、更高的所得税率以及更积极的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最初往往来自普通民众对民主政府的施压。然而，市场经济要求资源根据效率原则进行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所以，民主政府的政策措施可能会跟市场经济模式相冲突，或者会削弱市场的力量。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与结果可能也会削弱民主的力量。市场承认贫富差距（注意作者这里用的不是“加剧”，因为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贫富分化可能更严重），市场还会强化资本力量。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民主政体往往更难维系，原因在于穷人容易产生革命性的要求，富人则由于不安全感而倾向于反对民主。此外，资本力量若过于强大，可能会试图控制政治过程。美国允许政治捐款，但国会立法给每场选举中针对一个候选人的政治捐款设定了上限，就是希望抑制资本对政治的过大影响力。这种立法的背后，也是民主体制对资本力量的担忧。
简而言之，民主政府有可能强化政府干预和再分配政策，结果就会削弱市场力量；市场承认贫富差距并强化资本力量，可能反过来削弱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抗逻辑。
5被启蒙传统忽略的国家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与国家的关系。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政治上的实际做法则是限制国家。这套限制国家的标准配置，包括宪政、法治、民主、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等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政治观念的主要倾向是防止国家干坏事。这里有一个流行的美国小故事，正好对应了这种国家观。
圣诞节快要到了，美国有个小男孩想得到一份圣诞节礼物。他决定向上帝求助，他寄给上帝的明信片上写着：“亲爱的上帝，圣诞节马上就到了，你能否赐予我100美元作为圣诞节礼物？感谢上帝！”邮递员由于找不到上帝，就把这张明信片寄到了白宫。几天之后，美国总统收到这张本来要寄给上帝的明信片。其实，总统秘书不过是想让总统开心一下。读到小男孩的信后，这位总统慷慨地从钱包里抽出50美元，委托秘书把钱寄出去。这样，几天后小男孩就收到了从白宫寄来的50美元。

白宫
又过了一些天，这位好心的总统收到了小男孩写给上帝的回信。上面写着：“亲爱的上帝，感谢您给我寄来钱作为圣诞节礼物。可是，当您的钱经过白宫时，被那帮狗娘养的克扣了50美元，所以我只收到了50美元。再次感谢上帝！”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小男孩对国家权力都抱有深刻的警惕。的确，防止国家干坏事很重要，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有能力做好事吗？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可能更需要国家有能力做好事。比如，作为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他看到的是印度的人均GDP不足100美金及印度与欧洲之间的鸿沟。作为领导人的尼赫鲁有很大的冲动，要把印度这个新生的国家带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印度国家”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吗？

尼赫鲁家族，最左上方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右上左二是日后的第一位印度女性总理英迪拉·甘地。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国家本身，即国家能完成有效的构建吗？相反的例子是，有些国家在独立建国后不久就面临着国家垮塌与解体的危机。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尼日利亚在独立后不久即陷入内战。再比如，苏丹自独立以来一直内乱不断，最后不得不分裂为苏丹和南苏丹。对这样的社会来说，国家构建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如果国家构建的任务基本完成，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家能力或政府效能的塑造。美国建国之初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即能否塑造一个有效能的联邦政府。在《联邦党人文集》这部讨论分权制衡的经典作品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复论述塑造有效联邦政府或政府效能的重要性。当然，经济学家通常不喜欢讨论国家能力的问题。一位很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在微信上跟我讨论，他也认为国家能力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但是，从政治学角度看，国家能力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当国家能力不足时，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宗教或族群分裂程度很高的社会——随时可能会面临国家失败的风险。

《联邦党人文集》一个早期版本的封面
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国家构建：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认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国家做坏事太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没有能力做好事的问题。所以，国家构建与国家效能应该成为政治学和民主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最近的政治秩序作品中，福山更是强化了这一观点，他把“有效国家”视为“政治现代化菜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外两大要素是法治与民主问责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蒂利则认为，国家不仅有政体类型的区分，即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而且还有国家能力的区分，即高能力国家和低能力国家。在蒂利看来，只有民主与有效的国家能力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善治。所以，高能力的民主国家，才称得上人类优良统治秩序的典范。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与民主有关的很多理论问题，那么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上的人造物是如何起源的呢？它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进？敬请继续关注本系列。（作者：包刚升；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作品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和《被误解的民主》等，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与“《纽约时报》2014年19本中文好书”；《政治学通识》获评“《南方都市报》编辑部评选之2015年度十大好书”；专栏评论“被误解的民主”（《东方早报》）一文获评“网易2014华语新媒体传播大奖之年度评论奖”。

㈤ 北大四大怪才是哪四个

1、政治学教授潘维，声称“民主是个坏东西”。2、法学家朱苏力，鼓吹“法治不适应中国的现实”。3、文学教授孔庆东，坚持“反右、文革就是好”、用粗话大骂记者、大骂纳税人、大骂香港人是狗。4、经济学家张维迎，高呼“腐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北大之“四大怪”。

㈥ 潘维的人物经历

潘维，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硕士生，师从陈翰笙教授。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1996年博士。现居北京，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

㈦ 南方日报述评：为什么要加快流通业大发展

南方日报述评：为什么要加快流通业大发展？
本月初，在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刻，我省自2001年后再次召开全省性的流通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会上指出，广东要从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跳出流通看流通，跳出流通抓流通，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加快转变流通方式，全力开创流通工作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重要抓手，广东省政府主办的“广货网上行”即将全面开展。如何认识当前我省推动流通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如何认知“广货网上行”活动的战略考量？本报从今天起连续3天推出“跳出流通看流通”系列述评，以飧读者。
本月9日，制造业大省广东，发出了一个强音：加快流通业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主持召开了全省流通工作会议，重点推动广东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流通新业态的大发展。
广东经历3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入世开放流通业的市场历练，全省上下对于流通业的重要作用，认识尤其深刻。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率先在流通领域冲破计划经济藩篱，广州“价格闯关”勇敢地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杀出一条血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东进入加速工业化发展阶段，主要精力放在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上。虽然成就了“广东制造”的美誉，但“重生产、轻流通”的倾向，越来越成为了制约全省产业转型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发展短板。
应该说，流通业发展态势与广东建设经济中心的要求已经极不相适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提出加快流通业大发展，意义重大。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加快流通业大发展，是引导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在他的《论人类生产方式第二次大转折》中曾指出，人类生产方式正在经历第二次大转折，即从第二产业主导发展为第三产业主导，而第一次转折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从第一产业主导发展为第二产业主导。在广东，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29年全国第一，流通业增加值在GDP和第三产业中的占比却明显偏低，全国分别仅排第12位和第25位，落后于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加快流通业的大发展，可以延伸价值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的速度、效益和质量。
其次，加快流通业大发展，是增强内生动力，应对金融危机的迫切需要。广东的互联网网民总数全国第一、网络购物交易额全国第一，但全国B2C在线零售商销售前十名企业中，广东唯有腾讯QQ商城上榜，且其销售额不到“天猫”的6%，不及美国亚马逊的2%。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需持续疲软的当下，发展流通业可以帮助优质广货拓展内销市场，为我省巨大的工业产能寻找出路，更好地抵御外部风险的冲击。
第三，加快流通业大发展，是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正是以流通业大发展带动了全球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飞速运转，从而执全球经济之牛耳。广州的林安物流园创新“商贸综合体”的全新业态模式，通过信息化帮助物流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物流业中的林安，电子商务中的唯品会，这些广东区域经济的“供血”新秀，亟需更好的发展环境。
放眼国际国内形势，广东流通业大发展机遇空前。当前，面临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又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提升流通业跨越式转型升级的阶段性机遇。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加快部署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国务院日前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流通业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新兴业态取代传统业态、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的新陈代谢过程，是一种市场选择。政府和社会要做的，正是积极引导和培育催化这个过程，让新兴业态的“星星之火”早日燃成燎原之势。

㈧ 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软实力

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讲，我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到位，例如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世界性活动平台展示我国文化与政治理念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只需要继续正确的做法。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国则需要采取大力措施予以推进或改善。例如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非政府组织的建设等。在本文中，我们将指出各种有利于我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和措施，不论我们在那些方面表现得好还是不好。因为这样可以为全面审视我国的软实力建设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
一.积极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凝聚人们的力量靠的就是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一直处于变化最快、发展也最快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而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头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以致广泛出现道德困惑、信仰危机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位。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是中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要崛起，就无法回避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旷新年则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失落，意义真空，用祝东力先生的话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2007年两会期间，来自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十分关注中国人核心价值迷失的问题，“加紧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希冀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得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是在委婉地承认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二.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无疑是一种软实力资源。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明确体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发展模式。由于充分反映时代的需要，体现以人为本与环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能够获得人民真诚的支持，能够起到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国际社会，它也符合主流政治价值观，从而赢得广泛的支持。而从其内容上看，软实力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软实力建设来实现国家发展的思想。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贯彻科学发展观与软实力建设，实际上构成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如果结合目前威胁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问题来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就尤其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今已然突破了国际警戒线。这种分配格局，便是威胁我国社会稳定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展示出一种弥合社会裂缝的姿态，便能获得普罗大众的认可。如果能够得到真诚、坚决的贯彻，必将为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创造新的基础。
三.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充分发挥法制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法治对于社会和谐这个特定目标的这种积极作用，说明法治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形式，意味着实施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实际上，对于突出强调平等与自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理想，法治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法治不仅对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还是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法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一，甚至被西方世界冠以“普世价值观”的名义。提高法治水平有助于提高我国在西方的亲和力，消除不必要的防范心理和措施。
目前，我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是由我国的传统和现实所决定的。但是，法治化是一个避免的趋势。这就决定了我国可以通过法治建设同时提高对内软实力和对外软实力。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四.根据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社会制度
制度创新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事关国家的凝聚力、动员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陆与台湾不同的政治制度构成两岸统一的障碍；计划经济体制压制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意味着，成熟、完善的制度有助于防治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并实现社会的稳定。
实际上，无论何时，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制度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制度问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的意义尤其重大。尽管我国在制度创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制度仍然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建设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例如，制度的执行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以至于符合民意的新制度法规出台时，人们常常不敢以乐观的态度来预计其效果。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不仅在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基本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造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度既有普适性也有特殊性，这就要求我国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既立足于本国国情，又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
五.提升我国建构国际制度的能力，维护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权威
建立民主、平等、和平的国际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期望，也是国际机制的吸引力所在——只有这样一种制度，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从而提高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另外，维护国际制度的权威与尊严也是保证国际制度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不能履行承诺的国际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
一个国家的人员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是该国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影响到该国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可能获取的利益。如果能够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权力，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获得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就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解决问题，而无须采取强制措施，也无须付出过高代价就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为尽早结束目前的国际金融风暴并避免重蹈覆辙，胡锦涛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指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注资应该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分摊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应该得到改进，要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另外，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这些呼吁正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的体认，也体现了中国参与建构国际制度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以提高中国通过柔性手段维护本国利益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能力。
六.提升依靠国际法的能力，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所谓“谦卑的强权”，就是指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却仍然尊重他国的利益与意愿，谋求通过协商和对话，争取他国的同意，进而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强大的实力只是通过潜身于情境背后，隐蔽地影响世界基本格局来发挥作用，而不会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显在筹码。这样的做法常常能为主体国赢得世界的尊敬，主体国反而更有可能得偿所愿。正因为如此，欧盟、中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推崇协商和对话。而美国攻打伊拉克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选择了武力，而非协商和对话机制来解决问题。
在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个方面，我国一直以来都做得比较好。我国一贯主张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包括我国和东盟国家关于南沙岛屿问题的争端，我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东海油气田问题的争端。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也为我们按照相关法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提供了机会。总体而言，即便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之下，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对策，但是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大势所趋，是一个不可扭转的时代潮流。因此，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提升我国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
七.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
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是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而通过民间交往，也能有效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例如，那些相信在中国人权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士，在与中国民众的交往过程中，就会见证中国经历的迅猛发展，体会到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的巨大自由，从而一改他们的错误观念。再比如，美国30多个民间组织成立“公民外交联盟”，向出国的美国公民发放《世界公民指南》，强调“每个公民在每次与人握手时”的权利和责任。由此可见，民间交往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意义是备受重视的。
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在国际交往场合无处不在，具有广阔的舞台。这类外交可以体现在一次文化展览盛会上，也可以体现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或一次出口产品推介会上，甚至体现在人和人的一次交谈中。因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应该要有强烈的外交意识，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为推动国外人士正面理解本国文化和政策而努力。中美两国打开外交关系的大门就是从乒乓外交开始的，中日两国的民间外交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放开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对促进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一定作用。
八.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升国民文明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陈爱莲说，文化道德、文学艺术、公民素质、思想理念等都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外化的文化，而国民素质是一个民族内化的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说文化是一国三大主要软实力资源之一，那么作为内化的文化的国民素质，势必构成国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资源。
虽然我们始终不懈地推动着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客观而言，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例如，单就国民科学素养而言，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仅占所调查人群的1.98%，而根据类似调查方案得到的其他国家和实体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美国25%(2005年)、欧盟24%(2005年)、加拿大4%(1989年)、日本3%(1991年)。显而易见，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明显偏低。
没有高素质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国家的人都会被人歧视。国家的强大，经济发达只是一个方面。正如没有人会看得起粗俗的暴发户一样，与他们打交道，看重的可能是口袋里的钱，而不会从心底里去尊重他或是崇拜他。国与国打交道也一样，别人看重我们的市场，捧“热忱”而来，但他们骨子里未必会真正敬仰这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我们的大学能产生像耶鲁牛津这样的大学，像唐朝吸引众多“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一样，那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大提高。
九.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吸收传统文化精髓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儿女携手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说明中华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中华文化曾经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繁荣作出巨大贡献，在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软实力竞争时代，在国际矛盾日趋尖锐化的今天，中华文化注重“和谐”的思想，更容易被别人认同和接受，更能体现协调、平衡和包容，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因此，传统文化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进程中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中华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凝结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因此，中华文化又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个性独具的文化容易吸引他人的目光，是形成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还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因此，我们要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挖掘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之中。
在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有两项工作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

㈨ 如何看待“拼爹游戏”的社会现象

拼爹游戏使得人们进入拼爹时代。遏制马太效应，不让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现象肆意横行，提供一个最大限度是由个人能力竞争，而不是靠社会关系资源比拼的平台。让穷人能够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这其实反应的是一个社会流动现象。社会流动分为向上和向下流动，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必然要有合理的双向的社会流动，穷人可以凭自身实力，不用太费力可实现向上流动，而纨绔子弟也会因为个人能力不足自然地向下流动。至少，奋斗改变命运，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公理，只有如此，这样的社会资源世袭盛宴才会越来越少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㈩ 考研政治材料一提高国家软实力 结合材料谈谈怎样提高

1、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凝聚人们的力量靠的就是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一直处于变化最快、发展也最快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而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头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以致广泛出现道德困惑、信仰危机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位。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是中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要崛起，就无法回避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

2、强大的实力只是通过潜身于情境背后，隐蔽地影响世界基本格局来发挥作用，而不会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显在筹码。这样的做法常常能为主体国赢得世界的尊敬，主体国反而更有可能得偿所愿。正因为如此，欧盟、中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推崇协商和对话。而美国攻打伊拉克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选择了武力，而非协商和对话机制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