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某大学教授

Ⅰ 某大学李其荣教授早在九十年代就被揭发抄袭，为什么现在还混迹于大学

你已经把答案自己写出来了。“混”，对，做学问的少混的多。（如果他已被明证版抄袭）既然都在混，就权不要老大，老二分的那么清楚了。你翻来各学术杂志看看，有几篇文章经得起推敲？几篇是真实数据做出来的？混是某国学术界的精华，既然人家把精华都抓住了，那当然能继续混。

Ⅱ 以前看过一部讲的是一个长生不老的大学教授,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是10年换一地。最后是被迫说自己说谎了，朋友们如释重负的离去，而其中一位老医生因爱妻过世情绪本来就不好，中间拿枪威胁他后回来道歉，结果发现这位看上去40岁的人是他父亲……心脏病发作……黑发人（父亲）送白发人（儿子）……
最后结局是那个很爱他的女士一直留到最后送别他，还说相信他所说的，所以，片子末尾，主角还是停了车，一直望着他的女士笑了朝他的车走过去……

非常喜欢，在Vod588看完后立刻保存此片，接连看了两遍。

Ⅲ 老郑大14号楼非常传奇! 名人辈出, 为啥都在这里

这两天全国各地区的高考成绩相继出炉，郑州大学作为咱们省内唯一的一所211大学，是咱们河南很多考生心之所向的大学。郑州大学能人辈出，尤其以老郑大的文科14号楼为代表。郑州大学医科教育源于1928年的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52年河南医学院独立建院，开启了河南医学高等教育的先河，1984年更名为河南医科大学；原郑州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61年郑州师范学院并入，1991年黄河大学并入；郑州工业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原化工部直属重点院校；2000年7月，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郑州大学

十四号楼人才济济，在郑大校史上的地位无可撼动，是郑大校史上非常浓墨重彩的一页。提到了这么多郑州大学的优秀校友，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Ⅳ 王静康的人物生平

“我有一个梦想，能否在我的有生之年，实现中国由粗品制造大国向高端精品制造强国的转变。”年逾古稀的王静康，这位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国家工业结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一直奋斗在化学工程工业结晶领域，谱写她敬业的人生。如今，她依然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王静康的父亲王恩明毕业于南开中学，1920年勤工俭学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学习化工冶金专业，因学习成绩优秀，1924年毕业后立即被美国匹兹堡卡耐基钢铁公司聘用，1926年回国渴望实业救国。抗日战争期间，不愿做亡国奴的他坚决辞职。抗战胜利后，受侯德榜的邀请再度赴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作为海外归来的爱国科学家，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
秉承家风，王静康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从1955年进入天津大学化工系学习开始，她的人生就与化学工程工业结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青海盐湖拥有丰富的钾盐资源，但由于没有成熟的开发技术，这些资源一直无法得到利用。而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国外公司却垄断市场，对方竟开出数百亿元的天价。1980年，他的老师张远谋教授亲赴青海，承担了“01”号“青海盐湖钾盐生产系统工程研究”攻关项目，王静康作为攻关团队主要成员，在张教授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国家“六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那五年日日夜夜的攻关过程中，也开始培养和锻炼出了一支面向国家产业第一线的高校化工攻关的国家级团队。
化工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础，在20世纪末有一些人认为化工是一切污染的源头，化工不是高新技术，化工的发展前景没有其他专业的发展前景更宽广，在21世纪化工将走向末路……。王静康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推论。
据国际科技界的报道，美国和欧洲等国在20世纪末期组织了很多的专家，研究各种专业和产业发展的趋势，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化学工业作为基础和支撑工业，21世纪还将而且是必须强势发展，如果化工不发展，其他高科技就无从谈起。2003年美国还出版了《21世纪化学与化工发展战略报告》——其题目为“超越分子前沿—化学与化学工程面临的挑战”，展示了化学和工程的融合前景，认为化工作为21世纪发展的基础产业，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国际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以来，美国牢牢占据了世界化工产业的重要地位，美国的化学工业GDP占世界化学工业GDP的30%，欧共体占据了世界化学工业GDP的37%左右。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化学工业在世界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王静康深情地说，我为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学术领域里面工作，能够针对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产业需求开展研发工作，为国家的长远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感到骄傲和幸福。
科技攻关 有苦也有乐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王静康不辜负老师们的嘱托，带领她的团队又连续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十五”一系列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现在正承担着“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给王静康留下深刻印象并引以为自豪的是，她和她的团队完成了“八五”期间的攻关项目“青霉素工业结晶的新技术与产业化研究”。“国家交给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国家急需解决的课题。”王静康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青霉素是中国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但当时受制药技术水平限制，青霉素灌装定量不准，纯度不够，严重影响了使用。
“我们接到这个攻关项目的时候也非常兴奋，这是国家对我们团队的重视和信任啊。” 虽说“八五”攻关是5年计划，但国家有关部门要求这个项目力争在两三年内完成，其项目完成的硬指标是必须完成研发成果大规模的产业转化，产业化成功国家才验收。作为项目负责人，王静康签署了攻关合同，对国家要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当时王静康和她的团队下定决心，攻克难关。作为国家级攻关团队，他们相信只要艰苦奋斗就会成功。因为他们此前已有完成两个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实践经验，曾经针对不同领域的结晶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均取得了由小试研究直至中试成功的成果。
“我们的目标是必须保证产业化一次成功，为此我们坚持校训——以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一次实验成功不算成功，只有20次以上重复数据才为可取。为了和时间赛跑争取早日成功，我们没有寒暑假和春节，试验工作必须全神贯注，条件亦较艰苦。”
最后在进行正式产业化开车的时候，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是他们牢记的座右铭，王静康和她的团队成员昼夜坚守在现场，当时大家即兴奋又紧张，都不敢离开生产车间，饿了就吃方便面，直到最后的检查结果出来，发现不仅晶体质量合格，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家非常开心,才都感到完成任务的快乐！
这个项目攻关成功之后，在该行业推广面超过90%，使中国青霉素的产能提高70%，节能70%以上，节约溶剂30%以上，降低三废排放30%以上。这一技术的使用每年为国家新增利税近亿元。
“我们的成功靠的是团队的力量。”王静康高兴地说，当年“七五”攻关项目我们得到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我们这个“八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我们团队来讲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信心，再次证明我们有能力完成从烧杯到生产线的放大；只要奋斗，我们科技成果产业转化就可以一次成功。
“我感觉到作为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能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一点点贡献，能够获得国家和有关部门的认可和奖励，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当然在科技攻关过程中，有苦也有乐。”
此后，王静康和她的团队在承担“八五”、“九五”、“十五”等一系列科研攻关及数十项大型产学研合作项目中，都是产业转化一次成功的。

Ⅳ 卢惠霖的主要贡献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两种学派之间的正常学术争论被人为地搀进政治色彩。1930年代的苏联，李森科等就打着拥护米丘林的旗号，摆出一副学阀的架势，硬给摩尔根学派扣上“资产阶级”、“唯心的”、“反动的”种种罪名，蛮横地制造政治迫害事件。这种严重违反科学原则的做法，在1950年代中期波及中国。摩尔根遗传学被当成唯心主义理论批判，人类优生学则成了禁区中的禁区。卢惠霖因为是摩尔根的学生而受到株连。可是他决心用自己的科学实践来证实摩尔根理论的正确性。
卢惠霖采取了米丘林学派的“无性杂交”实验来检验获得性遗传。他采用不同品种的鸡所下的蛋，抽取其中的蛋白，将其注入已知品种鸡待孵化的蛋中。孵出了数以百计的雏鸡，除在一只雏鸡的躯干部出现一块杂色毛外，其他雏鸡均未见特殊变异。可惜当时极难得到纯种的鸡，无法进一步查明那块杂色毛的来源。正当他在设计新的实验时，1958 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开始了。卢惠霖成了“活靶子”。尤其是在1960年的“学术思想批判”中，他作为摩尔根的第四名中国弟子，又拒绝接受批判，自然就成为批判的重点对象。他翻译的《基因论》倒成了批判者的启蒙教材。数百名对遗传学一无所知的学生，逼迫他承认自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有人劝他认错，被他拒绝。1961年4月，以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中共中央宣传部体育卫生处处长沙洪为首的中央文教调查小组前来了解湖南医学院的学术批判情况。他们听取了卢惠霖的申诉，并参加了基础部的教师辩论会，明确指出这场学术思想批判“严重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原则性的错误，应立即停止。不久，毛泽东接见上海复旦大学的生物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另一个中国学生谈家桢，鼓励科学家要坚持真理。卢惠霖得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196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卫生部联合来湖南医学院调查，对他进行甄别。
于是，卢惠霖又着手筹建遗传学研究室，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为他配备了人员。卢惠霖把一批年轻教师集中起来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培训，开设了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程。同年，卢惠霖还组织年轻教师开展植物无性杂交实验，将曼佗罗作为砧木，荷色茄为接穗，两种植物间进行嫁接。结果，杂交植物当年结出的荷色茄上出现了色素沉着，种子里还含有砧木曼佗罗所特有的莨菪碱，连花蒂上也长出与曼佗罗相似的刺。但是，把“杂种”荷色茄的种子种下，生长出的后代就把这些性状丢失。而对照组“杂交”植株上的荷色茄，仍保留莨菪碱和曼佗罗样的刺等性状。1962～1965年，他们连续3次重复进行实验，结果均证明：砧木只能影响正在嫁接中的接穗杂种，却不能将本身的性状遗传给后代。
为适应防治当时流行的乙型脑炎的需要，卢惠霖还同技术员张保先采用氢氧化铝抗原血清沉淀法开展了对长沙蚊种嗜血性的调查，取得了可靠的科学数据。
在湖南医学院副院长易见龙的领导下，卢惠霖于1963 年首倡筹建了医学遗传学研究组，并拟订了1963～1972年的10年科研规划，确定建立细胞遗传学研究室和生物化学遗传学研究室。研究组一成立，他们就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长沙市部分中小学的10091名青少年进行了色盲普查。发现男性青少年中色盲发病率为7.5%，女性发病率为0.92%。对48名色盲女孩进行家系调查，发现她们的父亲均为色盲患者。这完全符合摩尔根发现的性连锁遗传规律。
正当卢惠霖雄心勃勃全面部署遗传学研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虽然作为“革命”的对象，“反动学术权威”，免不了被撤职、批斗，但终因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属于保护对象之列，故与同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算是很幸运的。1970～1971年，他被批准到岳阳搞血吸虫病调查和防治。“复课闹革命”一开始，他回到湖南医学院，恢复了生物学教研室主任之职，获得主编生物学讲义的权利。他亲自编写了“遗传学”一章，重新登上大学讲坛。在医学院院长李亭植的支持下，他们决定将遗传学研究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重新主持对医学遗传学的研究。他们很快学会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染色体技术，特别是1970年代初出现的显带技术，又充分利用湖南科学技术情报站掌握的外国文献资料，取得一个个的研究成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得到很大发展。他们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染色体技术经验交流会，推广染色体技术。卢惠霖、夏家辉、张思仲成立一个显带染色体识别标准三人小组。1981年6月，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研究室举办了中国细胞遗传学培训班，培训班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主办，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遗传学家潘士芬受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遣和中国卫生部的邀请前来讲课。有来自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1名学员接受培训，其中25人进行了实验技术操作。 1937年7月，卢惠霖在长沙的《力报》上发表“我们的民族”一文，他在文中将中国人的体格与外国人作了比较之后说：“中华民族的体格，在先天方面，原是大小适中，抵抗力强，若是国人能把注重增加数量的精神，来努力于资质上的改进，充实生计，促进卫生，锻炼身体，势不难养成强健的体魄以担当救亡图强的重担的。”
人类细胞遗传学是1956年创立的边缘学科。其时，美籍华裔科学家徐觉道等发现和确定人的染色体有46条。1959年，国外报告了世界上第一例人类染色体病。196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内成立了一个遗传学小组。随后，上海复旦大学建立了遗传学研究室。可是，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都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到无端批判。年已古稀的卢惠霖被迫递交了“退休申请书”。他惟一的要求是保留进图书馆看书、查资料的资格。1972年，他还经常到湖南省科技情报站查阅资料，将有关染色体显带技术的资料译成中文，在国内率先掌握了人类染色体的G显带技术。1977年，湖南医学院建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医学遗传学研究室。他与同事们分别从人的外周血、皮肤、羊水取样进行研究，又建立了一整套代表1970年代水平的细胞遗传学技术。1981年7月，夏家辉、李麓芸又建立了能代表1980年代水平的人类高分辨率G显带染色体技术，并将其应用于临床。
一开始从事细胞遗传学研究，卢惠霖就确立了为临床服务，为计划生育特别是为人类优生服务的方向。1970年代初，他们便与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胡信德、附属第二医院内科主任伍汉文合作（1963年胡信德在中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羊水穿刺产前诊断）。1973年4月，他与伍汉文合作开办染色体专科门诊，诊断男女性别畸形。1979年4月，他又与本校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胡信德教授、李麓芸讲师合作，首先在国内开设了定期的染色体病咨询门诊，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和宫内检查，预测胎儿的健康状况。
此外，卢惠霖指导研究生肖广惠、许发明、许嘉、何小轩等开展了特殊染色体病的研究，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如他们提出了“家族性断裂重接热点”的新概念；研究了睾丸决定因子在Y染色体上的位置和Y染色体短臂的遗传效应；探讨了经典的里昂假说。多年来，他们发现的异常核型有75种，均载入国际人类染色体异常核型登记库。
1976年，他们在研究鼻咽癌淋巴母细胞的染色体核型时，发现了一条EA染色体。经过反复追寻，特别是由于夏家辉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条染色体的来源，确定它是由三号染色体短臂易位到一号染色体长臂末端而形成的。中山医学院肿瘤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相继证实了他们的发现。据悉，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一条与鼻咽癌相关的组份明确的标记染色体。这为鼻咽癌的病因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
1975年，他们发表了一对单卵双生子同患鼻咽癌的染色体组型、血清及指纹分析等珍贵资料。这些在当时的世界文献中亦为首次报道。随后，卢惠霖、夏家辉又与四川的张思仲一起，在国内第一次研究和发表了《中国人染色体G式显带模式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得到很大发展。他担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
1990年，在沈阳召开了全国医学遗传学代表大会。他已90高龄，仍亲自前往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WHO）1981年发表的资料说明：人类中的遗传病负荷已达10.8%，即每10个人中就有1.08人带有遗传病因子。人类中已肯定的遗传病有2811种，染色体病300余种，其发生率占新生活婴的0.5%～1.0%。
卢惠霖和他领导下的医学遗传学研究室早就对前来求诊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优生优育的宣传，对某些遗传病进行家系调查，查找异常染色体的来源，并且通过羊水或绒毛检查来确认胎儿的健康情况。一旦发现有染色体病的患儿就动员孕妇终止妊娠。
人群中染色体病的发生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外已有许多关于新生儿染色体异常发生率的报告，但在中国此类资料尚缺。卢惠霖领导的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研究室从1979年5月至1982年5月，用了3年的时间对长沙市北区3家医院连续出生的3415名新生活婴进行了染色体G带检查，发现染色体异常者26例，发生率为7.6‰；染色体变异者55例，发生率为1.61%。这一工作为中国制定优生优育政策及染色体病预防计划提供了珍贵的群体资料。
同时，他还指导建立了生物化学遗传学研究室，由张少英负责。该室能检查测定十多种代谢缺陷病（后来此项工作由生物化学教研室负责）。在群体遗传学调查中，邹良秀等发现了家族性多指（趾）、并指（趾）畸形，家族性脂肪瘤等典型病例。
1979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类与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在长沙举行。卢惠霖主持了会议，他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大会开得非常圆满。要求参加的达300多人。会上他报告了中国医学遗传学的成就，提出中国应重视发展优生学，这在当年是很需要勇气的倡议。谈家祯作了题为“从遗传学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报告。卢惠霖请吴旻作了题为“关于优生学”的报告。当时优生学还是一个禁区，吴旻的报告引起轰动。这个消息先在新华社的内参上发表，后来各报纷纷刊载。被禁锢30年的禁区终于打开。会上卢惠霖又被选为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医学遗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到了1981年，湖南医学院两个附属医院妇产科和医学院基础部有关专业人员组成生殖工程研究组。卢惠霖的小女儿卢光琇是湖南医学院58级的医学生，原在湖南衡阳地区人民医院任外科医师，后为了照顾老母调回本校任局部解剖学和外科手术学讲师，她毛遂自荐，改行挑起了生殖工程研究的重担。研究组创建时一无房子，二无设备。除卢光琇和范立青外，其他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了。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卢家开的“父女店”。1985年，生殖工程研究组扩大为生殖工程研究室。
1981年，他们将第一批健康人精子放到-196℃的液氮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2年这一技术在临床上用于人工授精。1983年1月，在本校附属第一医院朱敬璋医师的协作下，中国第一例人工授精男婴诞生。随后，100多名人工授精的婴儿相继出世。接着，卢惠霖指导进行了试管婴儿（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研究。当时国外已有3000多例试管婴儿，而在中国尚属于空白。湖南省政府从本来就很紧张的外汇中拨出10美元，资助卢惠霖、卢光琇的生殖工程研究，他们得以买回急需的仪器设备。省政府另外还资助了两万美元送卢光琇、徐立礼到国外去学习关键性技术。两个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专家密切合作，制定了为期三年的科研计划，组建了具有国内第一流水平的生殖工程研究室。这个课题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88年6月5日和7日，两例试管婴儿先后在湖南医科大学两所附属医院诞生。其中一例是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
卢惠霖与美国Temple（坦波尔）大学发育生物学家牛满江教授共同签署了《十年科研规划协作书》。卢惠霖、牛满江作为学术带头人，经过协商拟定了科研方向及研究课题。他们计划先建立哺乳动物模型，从生殖细胞入手，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手段，改良哺乳动物的基因，从而改善新一代的遗传素质。
1988年，“全国生殖技术及其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研讨会”在湖南岳阳市召开。卢惠霖和卢光琇研究员报告“关于生殖工程与法律、伦理问题的商榷”。1989年10月，卢惠霖参加国家人事部和湖南省人事厅主办的“生物技术高级研讨班”，发表了“全国有关专业力量（生殖、发育和遗传工程工作者）联合起来，为提高新一代儿童天赋素质协作攻关”一文。 几十年来，卢惠霖从当小学、中学教师，做到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在医学院里，他先后讲过普通生物学、寄生虫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人体胚胎学、遗传学等课程。他的讲课很受欢迎。讲课前他总要认真备课，查阅文献，使教学内容跟上科学发展的前沿。
他编写过许多教材，包括公开出版的及院校内部适用的，如《原生质、发育》（华中院校、医学院生物学教材，1953），《胚胎学大纲》（湘雅医学院教材，1953），《普通生物学》（与张敦厚、何鸿饿恩合编，1953），《普通生物学》（中南地区医学院校教材，1956）。
他重视教学方法。1940年在沅陵雅礼中学任教时他在学校里办了一个生物展览会，一时县城轰动，市民纷纷前来参观。有些小学生通过显微镜看到了微小的生物，激起对科学的兴趣。在科学普及方面，卢惠霖也是一个先行者。1950 年代，他就提出“三段五步”教学法，在湖南医学院率先实行预讲制度。为使内容形象化，他在讲授人体胚胎学时在课堂上用橡胶泥将胚胎的发育过程捏出，非常生动好懂。
湖南医学院于1981年举办中国细胞遗传学培训班。1980年以后，办了5期全国宫内诊断细胞遗传学训练班，学院为省级医院和医学院的妇产科主治医师，先后培养临床细胞遗传学技术骨干100多人。
1978年，他开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到逝世时为止共培养硕士研究生24名。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一共培养博士研究生6人。
他诲人不倦，但要求极严。受过他培养的学生，对师恩铭记不忘。

Ⅵ 作文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2ol4年－……

杨玉良，男，汉族，1952年11月生于浙江省海盐县，教授，博士，中共党员，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回教育家，中国高分子答化学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计划”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基本问题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复旦大学校长等职务。[1-2] 现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2014年11月5日，国务院突然任命许宁生为复旦大学校长，免去杨玉良的复旦大学校长职务。杨玉良在卸任演说中称痛恨一切形式的贪污腐败。据称，中纪委专项巡视组入驻复旦大学的时候，举报箱被举报者塞满。
2014年10月24日，不再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5]
现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Ⅶ 哪一个大学的男教授退休后继续讲课讲述人的自然生命

还好老师可以返聘的，各大高校都这么干

Ⅷ 急！！！！！！！！！！！！！

没有所谓的"不守恒定律" 楼主要说的应该是宇称不守恒定律
概述
宇称不守恒定律是指在弱相互作用中,互为镜像的物质的运动不对称.由吴健雄用钴60验证。

科学界在1956年前一直认为宇称守恒,也就是说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本身性质完全相同.1956年,科学家发现θ和γ两种介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完全相同,多数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种粒子,但θ衰变时产生两个π介子,γ衰变时产生3个,这又说明它们是不同种粒子.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各种因素之后，大胆地断言：τ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粒子(后来被称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的运动规律却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说，这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镜子的话，它们的衰变方式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居然不一样！用科学语言来说，“θ-τ”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是宇称不守恒的.

在最初，“θ-τ”粒子只是被作为一个特殊例外，人们还是不愿意放弃整体微观粒子世界的宇称守恒。此后不久，同为华裔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用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从此，“宇称不守恒”才真正被承认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科学原理。

吴健雄用两套实验装置观测钴60的衰变，她在极低温(0.01K)下用强磁场把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把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实验结果表明，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而且电子放射的方向也不能互相对称。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假设有两辆互为镜像的汽车，汽车A的司机坐在左前方座位上，油门踏板在他的右脚附近；而汽车B的司机则坐在右前方座位上，油门踏板在他的左脚附近。现在，汽车A的司机顺时针方向开动点火钥匙，把汽车发动起来，并用右脚踩油门踏板，使得汽车以一定的速度向前驶去；汽车B的司机也做完全一样的动作，只是左右交换一下——他反时针方向开动点火钥匙，用左脚踩油门踏板，并且使踏板的倾斜程度与A保持一致。现在，汽车B将会如何运动呢？

也许大多数人会认为，两辆汽车应该以完全一样的速度向前行驶。遗憾的是，他们犯了想当然的毛病。吴健雄的实验证明了，在粒子世界里，汽车B将以完全不同的速度行驶，方向也未必一致！——粒子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展现了宇称不守恒。

宇宙源于不守恒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并不是孤立的。

在微观世界里，基本粒子有三个基本的对称方式：一个是粒子和反粒子互相对称，即对于粒子和反粒子，定律是相同的，这被称为电荷(C)对称；一个是空间反射对称，即同一种粒子之间互为镜像，它们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这叫宇称(P)；一个是时间反演对称，即如果我们颠倒粒子的运动方向，粒子的运动是相同的，这被称为时间(T)对称。

这就是说，如果用反粒子代替粒子、把左换成右，以及颠倒时间的流向，那么变换后的物理过程仍遵循同样的物理定律。

但是，自从宇称守恒定律被李政道和杨振宁打破后，科学家很快又发现，粒子和反粒子的行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些科学家进而提出，可能正是由于物理定律存在轻微的不对称，使粒子的电荷(C)不对称，导致宇宙大爆炸之初生成的物质比反物质略多了一点点，大部分物质与反物质湮灭了，剩余的物质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如果物理定律严格对称，宇宙连同我们自身就都不会存在了——宇宙大爆炸之后应当诞生了数量相同的物质和反物质，但正反物质相遇后就会立即湮灭，那么，星系、地球乃至人类就都没有机会形成了。

接下来，科学家发现连时间本身也不再具有对称性了！

可能大多数人原本就认为时光是不可倒流的。日常生活中，时间之箭永远只有一个朝向，“逝者如斯”，老人不能变年轻，打碎的花瓶无法复原，过去与未来的界限泾渭分明。不过，在物理学家眼中，时间却一直被视为是可逆转的。比如说一对光子碰撞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而正负电子相遇则同样产生一对光子，这两个过程都符合基本物理学定律，在时间上是对称的。如果用摄像机拍下其中一个过程然后播放，观看者将不能判断录像带是在正向还是逆向播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没有了方向。

然而，1998年年末，物理学家们却首次在微观世界中发现了违背时间对称性的事件。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正负K介子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反K介子转换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逆转过程——即K介子转变为反K介子来得要快。

至此，粒子世界的物理规律的对称性全部破碎了，世界从本质上被证明了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

发现过程

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事业巅峰和“宇称”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科学家的话说，宇称是内禀宇称的简称。它是表征粒子或粒子组成的系统在空间反射下变换性质的物理量。在空间反射变换下，粒子的场量只改变一个相因子，这相因子就称为该粒子的宇称。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宇称就是粒子照镜子时，镜子里的影像。以前人们根据物理界公认的对称性认为，宇称一定是守恒的。这就像有正电子，就一定有负电子一样。杨振宁教授1951年与李政道教授合作，并于1956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对称性反映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中的共性，而对称性的破坏才使得它们显示出各自的特性。如同建筑和图案一样，只有对称而没有它的破坏，看上去虽然很规则，但同时显得单调和呆板。只有基本上对称而又不完全对称才构成美的建筑和图案。大自然正是这样的建筑师。当大自然构造像DNA这样的大分子时，总是遵循复制的原则，将分子按照对称的螺旋结构联接在一起，而构成螺旋形结构的空间排列是全同的。但是在复制过程中，对精确对称性的细微的偏离就会在大分子单位的排列次序上产生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得那些更便于复制的样式更快地发展，形成了发育的过程。因此，对称性的破坏是事物不断发展进化，变得丰富多彩的原因。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亲密合作是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杨振宁对此回忆说：我1948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大学度过了那一年的夏天。秋后，我返回芝加哥大学，被聘为物理系的讲师。我一边教课，一边继续做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研究。1948年尾，李政道和我合作研究衰变及俘获，发现这些相互作用与衰变具有非常相似的强度。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我俩早些时候在中国或许见过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识。我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长他几岁，又先他几年当研究生，便尽力帮助他。后来，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1953年，李政道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继续合作，我们订立了相互访问的制度。我每周抽一天时间去哥伦比亚，他则每周抽一天到普林斯顿或布鲁克海文来。这种例行互访保持了6年。而这段时间我们的兴趣有时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有时则在统计力学方面。这是一种非常富有成果的合作，比我同其他人的合作更深入广泛。这些年里，我们彼此相互了解得如此之深，以致看来甚至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但是在气质、感受和趣味等诸方面，我们又很不相同，这些差异对我们的合作有所裨益。我们的交往始于1946年，这种交往是亲密的，它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关心。接着，迎来了1957年，以及我们的成功（双双获得诺贝尔奖）。在我同李政道做朋友的16年间，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这种合作对物理学的贡献良多，人们对此感到艳羡。李政道自己也断言，这种合作对他的事业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谈到杨振宁、李政道和宇称不守恒时，有一位杰出的中国女性是绝对不能忘记的，她就是吴健雄。吴健雄博士在这场美国发生的、被物理学界称之为“‘宇称不守恒'的革命”中，有着重大贡献。

杨振宁和李政道从理论上怀疑宇称律作用于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的正确性后提出，如果在弱交换作用下，奇偶性不守恒，那么一群有向原子核的贝塔射线应呈轴向的不对称分布。两位科学家为了证明他们预言的正确性，找到了吴健雄博士。吴健雄有许多新巧的物理实验技术广泛为其他物理学家所采用，许多物理学家在实验上遭遇到困难，也会寻求她的协助。在杨李提出请求后不久，吴健雄博士就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阿贝尔博士商讨合作这一实验的可能性，实际工作在3个月后开始。她在极低温度（绝对零度以上0.01摄氏度）的磁场中，观测钴60衰变为镍60，及电子和反微子的弱交换作用，果然电子及反微子均不遵守宇称守恒原理。

实验成功了，吴博士证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推翻了物理学上屹立不移三十年之久的宇称守恒定律。这一发现，使瑞典皇家科学院立即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博士，因为他们指正了过去科学家所犯的严重错误，更开启基本粒子“弱交换作用”一些规则的研究，使人类对物质结构内层的认识迈进了一大步。美国作家李·伊得逊说：吴健雄博士经过了不知多少次艰辛而复杂的实验，方使杨、李二位在理论上的突破，获得了实验上的证明。吴健雄在实验中发现了电子倾向于左手旋的现象，不仅改变了物理科学中“宇称守恒”的基本信念，同时也影响到化学、生物、天文和心理学的发展。虽然吴健雄博士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但她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反而因其他荣推崇和荣誉和纷至沓来，而更显得成就辉煌。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荣誉哲学博士学学位时，校长郑重地宣布：吴健雄博士已充分获得被称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物理实验学家的权利。宇称不守恒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促成了此后几十年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关注。

发现人物
三名科学家获得如此大的成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努力从中国的文化精髓中吸取营养。

中国科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周光召教授用“使中华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伟大科学家”来概括杨振宁教授业已取得的学术成就。他说，杨振宁教授身上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时他又兼融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将二者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他治学严谨、为人朴实的独特风格，令人钦佩、堪称楷模。

1996年6月，杨振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道：“您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现在又荣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您怎样看待这个荣誉？”杨振宁先生沉吟片刻，动情地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珍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个荣誉，我为此而骄傲。”一番肺腑之言，道出了这位饮誉海内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深厚的中国情结――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家学渊源，使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抗战时期，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获得理科学士学位，1944年在清华大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45年冬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工作，此后又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工作。

近代理论物理学许多领域的发展，都与杨振宁的名字分不开。1949年，杨振宁与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模式，即费米－杨模型；与米尔斯合作，提出的规范场理论，确立了杨振宁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奠基人的地位；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这一重大成果冲破了当时物理学界的传统观念，促进了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被科学家们称之为“科学史上的转折点”，从而与李政道于1957年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自始至终认为，青少年时期在国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对自己事业取得成就至关重要。因此，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讲到：“我虽然献身于现代科学，我对于我所承受的中国传统和背景引以为自豪。”

作为一个炎黄后裔，杨振宁身居美国，却情系故国。他一生追求科学真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热情，与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所倾注的关切之情是分不开的。从1971年的首次回国，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他深感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他每年都回国讲学、访问，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科技交流、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不遗余力。对此，他说“因为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因此，对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

1994年杨振宁回国时在中国科技大学为几千名学子讲述“中国科技500年发展史”，曾感染和鼓舞了无数的学子。当记者此刻和杨振宁谈起他的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演讲报告《现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回顾及其前瞻》，并请他就中国的科技发展如何面对激烈的竞争、迎接21世纪的挑战这一问题谈谈看法时，杨振宁感慨而自信地说：“中国过去故步自封，落后于西方，现在却发展得很快。只有依靠科学教育，才能振兴中华。中国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有几千年优秀的传统，加上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一定会迎头赶上。”

12年前，杨振宁访问中国时欣然写下的诗中有“尘寰动荡二百代，云水风雷变幻急；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存争朝夕”。出自这位物理学家口中的诗句，分明也是他对中国腾飞之日的殷殷期待。杨振宁坚信在当今的世纪之交，伴随着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一定会迎头赶上；随着中华民族的腾飞，中国很快也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科技强国之林，成为东方科学的巨子。

1997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南京举办“杨振宁星”命名大会。“杨振宁星”为国际编号3421号小行星。它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1975年11月26日发现的。

已经七十多岁的李政道从事物理科学研究已经五十年了，在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中，他以天才和勤奋在高能物理、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和广义相对论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从1972年起，他又以深厚的爱国情怀致力于支持祖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积极推进中外科学交流合作，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帮助建立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他倾注大量心血促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和运行。十年前，他倡议我国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十年来，这两个中心在李政道教授的主持下，开展了大量中外学术研究交流，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不断培养着高级科技人才。李政道教授这五十年，是他用自己聪明才智探求科学奥秘、为祖国和人类科学发展勤奋奉献的五十年。但是，这位功成名就年逾古稀的杰出学者始终不满足，他仍以蓬勃朝气瞩目未来，希望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再作新的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43号小行星已荣获国际有关机构批准，正式命名为“李政道星”。中国科学院1997年5月30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李政道星”命名典礼。从此，李政道的名字镶上了太空星辰，伴随着3443号小行星遨游并闪耀在宇宙星河。“李政道星”（国际编号为3443号小行星）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79年9月26日发现的。“李政道星”沿着一个偏心率为0.3的椭圆轨道绕日运行，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为3亿5千9百万公里，绕太阳一周需3.70年。

吴健雄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的理学博士学位。1954年加入美国籍。1973年，她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并为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4年，她获得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

吴健雄教授一直关心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从1973年起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讲学。她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在东南大学建有吴健雄实验室。1990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1994年6月，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7年2月16日，吴健雄教授因再次中风逝世，享年85岁。在她的丈夫、物理学家袁家骝教授等亲属的护送下，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她接受启蒙教育的母校——江苏苏州太仓市浏河镇明德学校新落成的“吴健雄墓园”内，实现了她魂归故里的夙愿。

在吴教授80寿诞时，袁家骝在祝寿仪式上简要介绍了吴健雄博士的简历后说，求学时期的吴健雄，对史地深感兴趣，文学造诣也不凡，其后她在物理学上有所成就，使一般人反而忽略了她在文学上的才干。当时已经退休的吴健雄博士在祝寿仪式上致词说，从事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基本修养就是由兴趣、观察、实验、毅力等辛苦做起”。

西方科学家称吴博士是中国的居里夫人，也曾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艾米里·肖格莱博士誉她为“垂帘听政的核子物理学女王”。

影响

“宇称不守恒原理”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人说：“很难想象，假若没有杨和李等的工作，今天的理论物理会是什么样子？！”1998年年末，物理学家发现首例违背时间对称性事件。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正负K介子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这一发现虽然有助于完善宇宙大爆炸理论，但却动摇了“基本物理定律应在时间上对称”的观点。

正如人们经常感叹那样，时光不可倒流。日常生活中，时间之箭永远只有一个朝向。老人不能变年轻，打碎的花瓶无法复原，过去与未来的界限泾渭分明。但在物理学家眼中，时间却一直被视为是可逆转的。比如说一对光子碰撞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而正负电子相遇则同样产生一对光子，这个过程都符合基本物理学定律，在时间上是对称的。如果用摄像机拍下两个过程之一然后播放，观看者将不能判断录像带是在正向还是逆向播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没有了方向。

物理学上这种不辨过去与未来的特性被称为时间对称性。经典物理学定律都假定时间无方向，而且也确实在宏观世界中通过了检验。但近几十年来，物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时间对称性在微观世界中是否同样适用。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组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最近终于获得了突破。他们的实验观测首次证明，至少在中性K介子衰变过程中，时间违背了对称性。

由来自九个国家近百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这一小组在实验中研究了K介子反K介子相互转换的过程。介子是一种质量比电子大，但比质子与中子小，自旋为整数，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按内部量子数可分为π介子、ρ介子和K介子等。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反K介子转换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时间逆转过程、即K介子转变为反K介子来得要快。这是物理学史上首次直接观测到时间不对称现象。

现代宇宙理论曾认为，宇宙大爆炸之初应该产生等量物质和反物质，但当今的宇宙却主要为物质世界所主宰，这一现象一直让人困惑。欧洲核子中心新实验证明，反物质转化为物质的速度要快于其相反过程，因此它为宇宙中物质量为何远远超过反物质量提供了部分答案。另外，新成果对物理学基本对称定律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除了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时间方向性影响外，物体在空间物理反射的过程以及粒子与反粒子的变换过程也应遵循对称性。时间、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被认为是支撑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

本世纪50年代来，物理学家先后发现一些守恒定律有时并不完全满足对称性。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并经实验证实，之后美国人詹姆斯·克罗宁和瓦尔·菲奇又发现K介子衰变过程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对称法则，他们都因此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时间、宇称和电荷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应该守恒，物理学家们曾猜想说，时间在特定情况下会违背对称性。欧洲核子中心的成果首次证实了这一猜想。

1999年3月，科学家称直接观测证明电荷宇称定律有误。美国费米实验室宣布说，该实验室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基本“确切无疑”地证明中性K介子在衰变过程中直接违背了电荷宇称联合对称法则。这一结果被认为是物质和反物质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

目前普遍接受的物理学理论认为，每一种基本粒子都有其对应的反粒子。譬如说与带负电的电子相对应，就存在质量相同、携带电荷正好相反的正电子。在反物质理论提出后，科学家们一直认为，粒子和反粒子之间在特性上存在对称，就象人们通过镜子看自己一样。这些对称特性主要包括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时间方向性影响，以及空间反射下的物理过程以及粒子与反粒子的变换过程遵循对称，它们分别被称为时间、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

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克洛宁和菲奇发现，K介子与其反物质反K介子之间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守恒定律。但两位物理学家主要通过K介子与反K介子的量子力学波动效应而观测到其违背电荷宇称守恒现象，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间接观测。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物理学家也先后得出一些类似结果，但基本也都属于间接观测范畴。而要想直接证明K介子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守恒定律，其主要途径是研究K介子衰变为其它粒子的过程。K介子可衰变为两个介子。物理学家们曾从理论上指出，通过实验测量出一定数量K介子中有多少衰变为介子，这一比值如果不接近零，那么即可被视为直接证明了宇称和电荷联合定律不守恒。

据报道，各国科学家们近年来一直在从事K介子衰变为介子比值的测算，但所获得结果都无法被认为是确切的证明。而费米实验室所获得的最新数值结果（0.00280误差0.00041），由于其精确度比此前实验都有所提高，从而直接证明了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确实有局限性。

宇称和电荷联合定律不守恒最早发现者之一、曾获1980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克洛宁教授在评价费米实验室新成果时称，这是自发现违背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的现象35年来，人们首次获得的有关该问题真正新的认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瓦尔·菲奇说：“这个结果让人极其诧异，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它非常、非常有意思。”

科学家计划继续在费米实验室进行实验和计算，以验证这些最新观察结果是否确实。与此同时，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答案完全就在于左右之间的差异―――你只要看看镜子就行了。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265713.html

Ⅸ 盛彤笙的学为宗师人为楷模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盛彤笙
盛彤笙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微生物学家，是我国现代畜牧兽医教育的开创者。他出身贫寒，但凭借出众的才华和超人的努力，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留学德国并获得了医学和兽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科学救国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畜牧兽医学院，培养了大批畜牧兽医高级人才；他心系我国畜牧业，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为富民强国操劳一生；他治学严谨，追求真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者的典范；他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勇于坚持原则；他对待朋友、师长、后学和家人，宽厚热诚，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盛彤笙先生尽管屡次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卓然独立，不改本色。他为学堪称宗师，为人堪称楷模。
寒门俊才奠定兽医志向
盛彤笙原籍江西省永新县。1911年6月4日诞生于湖南长沙。家中兄弟子侄很多，一家人仅靠当中学老师的父亲之微薄工资度日，日子过得极为清苦。1922年，盛彤笙考入一所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雅礼中学，该校除了国文和中国历史外，其他课程都用英文授课，教学十分严格。雅礼中学的这段严格训练，为盛彤笙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外语功底和文化功底。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长沙，富于正义感的盛彤笙作为学生会领导，组织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学生运动。之后被迫转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学学习。
1928年，盛彤笙高中毕业，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在中央大学，他如饥似渴地汲吮着多种知识的营养，除了学习本系的必修课外，还选修了化学系、物理系、外语系乃至哲学系、经济系的一些选修课程。与此同时，还阅读了许多文艺类书籍和刊物。他最喜欢鲁迅的作品，爱看常载鲁迅杂文的《语丝》、《莽原》等杂志。在后来他赴德国留学时，除了一本《德华大字典》外，鲁迅的《野草》是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中文书。
由于聪颖好学，盛彤笙只用3年便学完了大学4年的课程，最后一年他转入了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即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的本科一年级。1934年夏，他的家乡江西省招考公费留学生，其中有一个留学德国的医学名额。他便毅然回南昌应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同年9月，他中断在上海的学业，登上了开往德国的客轮。
当时德国的大学全是国立的，学制完全相同，鼓励学生转学，以便开阔眼界。这样的教育制度和学术氛围，给了基础扎实、才华过人的盛彤笙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他在慕尼黑大学就读一年后，第二学期转学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他只用了两年便修完课程，并完成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于1936年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因为盛彤笙认为我国人民的体魄孱弱是由于食用动物性食物不足所致，而畜牧兽医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所以，他又转到汉诺威兽医学院完成兽医方面的功课和博士论文，并于1938年获得兽医学博士学位。能在治学严谨的德国短时间里拿到两个博士学位，令人惊羡，而盛彤笙又是从医学转到当时不为国人所重视的兽医学，更是出人预料，但这恰恰表明了他与众不同的高远志向。
心系祖国战火考验忠贞
早在学生时代，盛彤笙就追求进步，参加学生运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1932年淞沪战役中他还参加医疗救护队，到前线救护负伤的抗日将士。大学期间，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吕骥、朱理治等人。在留德期间，盛彤笙结识了王炳南、乔冠华、江隆基等中共党员，思想多有共鸣。1935年，盛彤笙在柏林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他经常用节省下来的学费资助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1938年于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兽医会议上，盛彤笙在闭幕式上发表讲演，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呼吁各国科学家声援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引起与会各国学人的热烈响应，纷纷捐款援华抗日。
1938年9月，怀着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盛彤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先后在江西省立兽医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任教，1941年春，前往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任教。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他在几所大学兼课，潜心于教学、研究和编译工作，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
他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从缩微胶卷上逐行逐字地翻译出凯瑟（Keiser）所著《兽医细菌学》。他还自编了一本《兽医细菌学实习指导》，解决了几所大学微生物学的教材问题。在经费极其紧缺的情况下，他力所能及地开展研究工作，例如对当时刚刚问世的磺胺类药物作了兽医临床试验，写成《磺胺药物对于马鼻疽杆菌的作用》，证实磺胺类药物在一定浓度以上时，对马鼻疽杆菌有杀菌作用，并对豚鼠的实验性急性鼻疽有治愈作用。他的成果《水牛脑脊髓炎的研究》证实水牛脑脊髓炎是由一种病毒所致，在世界上属首次报道，成果在《自然》（Nature）上发表。在条件极为恶劣的抗战时期，他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论文，使同行肃然起敬。
凝聚英才艰辛学科创业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盛彤笙感于中国畜牧兽医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征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同意和联合国救济总署支持，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兽医学院，暂时附设在兰州大学内。盛彤笙就任兰州大学兽医学院第一任院长，负责学院的筹建工作。不久，又将兽医学院从兰州大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立兽医学院”，盛彤笙为院长。当时的兰州，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抗战胜利之后，原来由沿海一带移到内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又返回平津沪宁及东南一带，而盛彤笙却以远大的战略眼光，反其道而行之，坚守西北，甘冒风险，创办一所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兽医学院。为了学院建设，他经常往返于兰州南京之间，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联合国救济总署争取资金和设备，为新创学院延揽师资。当时愿意到西北工作的人很少，为了招揽高水平的人才，盛彤笙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第一，在国内尽力聘请了一批名家来校任教，例如生物化学家郑集（后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畜牧学家路葆清、英语教授张素娥等。第二，预约正在国外的留学人员（如朱晓平、朱宣人）。第三，资助自费留学生。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自费留学考试，盛彤笙从学校经费中挤出一部分款项，资助了4位学者出国的旅费和半年的学费，并答应以后陆续汇款。条件是他们回国后必须到兽医学院任教（如谢铮铭、陈北亨、蒋次升等）。第四，在中央大学1948年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一部分学生就地培养，两年后来校任教，聘为讲师。
盛彤笙作为一名教育家，对人才的珍视和热情超越常人。当时在校任教的许绶泰不辞而别后，盛彤笙焦急万分，尽可能收集了许绶泰亲友的地址，并对每一处地址都寄出亲笔信，劝他回来。许绶泰走到哪里，都见到盛彤笙的亲笔信等在哪里，大为感动，终于给盛彤笙写信，答应回来。即使这样，盛彤笙还是不放心，又派专人亲赴上海、南京等地去找他。使许绶泰终于回到兰州。陈北亨、廖延雄、蒋次升教授留学回国后，盛彤笙都盛情争取他们落户兰州。
盛彤笙对学业有成的人重视，对青年人也不忽视。对到校任教的青年人，他经常深入其宿舍察看水缸里的水打满了没有，窗户纸糊好了没有，煤炭、火炉、引火的柴火备齐了没有，如此等等，使年轻人备受感动。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盛彤笙被任命为西北大区畜牧部副部长及西北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1950年组织西北各省区师生及专业人员组成了庞大的考察团，下属4个考察队，对西北四省区作了为期一年的畜牧兽医调查，这是我国西部历史上第一次畜牧兽医的全面考察。这次考察摸清了家底，积累了资料，培养了人才。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西北农林科技专科学校和西北农学院的畜牧兽医专业并入国立兽医学院，扩大编制，成立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成为当时西北唯一的一所畜牧兽医专业的高等学校，盛彤笙任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
这一时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全体师生在盛彤笙组织领导下，与西北生产实际密切配合，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不论盛彤笙本人还是他所创办的学院，这一时期都呈现一片勃勃生机，如旭日初升，前景不可限量。
1954年，中国科学院在兰州筹建西北分院，时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处副主任的盛彤笙提出在西北分院建立一所综合性兽医研究所，经筹备处研究同意，先行筹建兽医研究室及附设家畜病院。盛彤笙即多方招揽人才，负责兽医研究室的筹建。1957年2月，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兽医研究室成立。同年9月，兽医研究室并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1958年7月1日，以并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兽医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盛彤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 盛彤笙青年时期，切身感受到欧洲畜牧兽医业的发达及其对经济发展和国民身体素质所起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要有发达的畜牧兽医事业，于是由医学转而投身兽医科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通过对新疆、青海、陕西等省区的考察，提倡在牧区实行“划区轮牧，储草备冬，改良畜种”，对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解除一切行政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后，盛彤笙三次在全国和地方会议上发言，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不论地区特点的“以粮为纲”提出质疑，力主加速发展畜牧业，从而促进我国农业早日实现现代化。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发言中，他极力主张的“大畜牧业”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共鸣，他的发言被《人民日报》摘登，产生了较大影响。
盛彤笙被打为“右派”后，尽管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怀着对祖国、对事业、对历史的忠诚，埋头翻译了匈牙利科学家写的德文名著《家畜特殊病理和治疗学》，分上下两卷出版，上卷名为《家畜传染病学》，下卷名为《家畜内科学》。“文革”期间，盛彤笙在“牛棚”中翻译了前民主德国贝尔等著的《家畜的传染病》一书。这是盛彤笙对我国兽医学的又一贡献。 盛彤笙做事严谨认真是出了名的。
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他用整理好的卡片授课，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精练，学生把听他讲课作为一种享受，但课堂纪律极严。上课铃声一响，他准时进教室，把门关上，迟到的人想进来，先得敲门，说明原因。任国立兽医学院院长期间，坚持出版《国立兽医学院校刊》，每月一期，他都亲自看清样。同事们写的调查报告请他作序，他在写序的同时认真地指出了报告中存在的几处错误，而且用很重的语气对他们说：“这是著书立说呀！”大家至今印象深刻。
1984年，同事与年逾古稀的盛彤笙合写了一篇有关畜牧业的文章，助手把稿子誊清以后寄给盛彤笙修改。他把稿子寄回来时，附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两页放颠倒了，原样发回，要同事自己看看。
他的一位老学生，定居美国，在某大学任终身教授。“文革”后回国访问，看望盛彤笙，老师当然热情接待。但谈话间，这位老学生说：“我们美国狗都是吃肉的”，“你们中国”如何如何。盛彤笙极为反感，随后写信给他，说“你的言行，深深地刺伤了我这个中国人的心”。第二年听说他又要回国访问，盛彤笙用复写纸写了16封信，分寄这位先生可能访问的人，要求如果见到他，给予他“帮助”。
盛彤笙不但文字工作认真，一般事务也决不马虎。在国立兽医学院伏羲堂基建中，他要人把门窗做成样子，挂在墙上，出出进进看一段时间，才决定式样。买回一把椅子，他不仅看正面，还要翻过来调过去，面面都要看到才放心。他所订立的仪器药品管理制度，曾经作为榜样，供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学习。
盛彤笙对他学生的身教、言教，无时不在。严师之严，盛彤笙作了最好的诠释。
1987年5月9日，盛彤笙历经辉煌与坎坷，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途。
可以告慰盛彤笙先生的是，他倾注全部心血的畜牧兽医事业和畜牧兽医教育，在西北和全国已经取得空前的发展。为了深切缅怀盛彤笙高尚的人格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盛彤笙畜牧兽医科学基金会于1994年成立，现在改为盛彤笙畜牧兽医科学奖学金，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盛彤笙创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在建所50周年之际为他塑了铜像，矗立于研究所院内，永久纪念先生为我国畜牧兽医事业和对研究所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供稿●

Ⅹ 马克俭的个人履历

马克俭大半生都在贵州，真可谓有缘更有情。
1933年10月22日，马克俭出生于湖南岳阳。少年时逢战乱颠沛流离，逃难中，马克俭来到贵州，先到遵义、后到贵阳。恰逢当时的贵阳一中招生，马克俭便参加考试，随后在贵阳一中初中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3年时光。初中毕业后，他回到湖南老家。
冥冥中或有天意，1958年马克俭从湖南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刚刚建校的贵州工学院任教。就这样，马克俭重回贵州并在贵州工学院扎下了根。50年弹指一挥，从贵州工学院到贵州工业大学、贵州大学，马克俭亲历了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贵州50年来的沧桑巨变。
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克俭开始在空间结构领域崭露头角，不少省外高校或高薪求贤的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马克俭都一一婉言谢绝。离开，会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科研经费，更高的生活待遇，但马克俭忘不了这片在战乱时期给予自己3年养育的土地，舍不得自己奉献了几十年的大学，更放不下自己在贵州的事业。这片土地欠发达、欠开发，但他知道自己的根已深深扎入贵州高原，并融为一体。 1976年文革结束，被迫虚度10年光阴的马克俭既在思考也在徘徊。邓小平的一句话重新激发了马克俭胸中的抱负和力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既然是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就应该对国家做贡献。带着朴素的想法，马克俭开始涉足当时国内刚刚起步的空间结构研究领域，并逐步把自己的研究运用于实践，注重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至今他还感慨地说：“没有党中央的拨乱反正，没有小平同志的思想解放，我们国家就没有今天的辉煌。”
人的创造天赋像火花，可以熄灭，也可以绚烂燃烧，而迸发出科学之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劳动，再劳动。马克俭始终坚信，勤奋是成功的秘诀。除了必要的学术活动，他的时间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空间结构研究所度过的。研究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周六照常上班，可他自己星期天也很少休息。
年逾古稀的他，工作起来却不输给年轻的弟子。兢兢业业的专业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研究生，很多学生毕业后仍然保持着周末加班的习惯，从他那里，学生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
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某项事业中，就会淡化甚至忘记物质享受，马克俭就是这样的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一件衣服他要穿好几年，手机也是过时的老款式，吃饭常常是随便解决，妻子不在家时，自己煮碗面条匆匆吃下，放下碗又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别人是为生活而工作，而马老师是为工作而生活”这是学生对他的评价，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研究需要设备和资金，但马克俭却很少向国家、向学校要经费，原来他有自己的秘诀，就是产、学、研结合，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通过成果转化获得必要的科研经费。
他的理念是：搞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书本上、论文上，而是要把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生产力，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真正乐趣。
1985年，马克俭的成果首次应用于贵阳市花溪区一所疗养院的食堂修建工程中。从那以后，他的作品一个接一个：东北最大的超市“长春欧亚商场”、成都新世纪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馆、贵阳最高的超高层五星级凯宾斯基酒店、贵阳世贸广场、大十字环形人行天桥、青海省西宁市劳动大厦、新疆自治区库尔勒市国际购物中心，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的创新成果频频运用到各地的高楼大厦上。1985-2007年，在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安徽、青海、新疆、吉林、河南、上海、深圳等10余个省(区、市)，他的新型空间结构体系在实际建筑工程中运用达100多万平方米，节约建设资金上亿元。其中，成都新世纪国际会展中心项目节省工程投资1310万元；贵阳世贸广场获“中国楼盘创新大奖”、“CIHAF04年度中国最佳写字楼”等荣誉。
2003年，马克俭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自己醉心的领域里不断攀登、不断创新。他相继发明了“大跨度新型张弦空间桁架结构”、“大跨度短撑杆新型张弦桁架结构”、“大跨度屋面斜拉式双层预应力平板型网架结构”等6种预应力钢网格体系，并应用于新型大跨度屋盖结构中。
2007年增选院士的答辩中，当马克俭完成自我陈述和提问答辩后，一位评委院士走上来与他握手说：“马老师，你的成果真的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不容易！不容易！” “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动脑子，喜欢摸索新的东西。”不断挑战传统观念、创造全新的空间结构技术已经成为马克俭的爱好。
对于技术创新，马克俭有自己的想法：创新不是赶时髦凑热闹，只有结合本地实际的技术创新，才是真正有用的创新。贵州是一个相对贫困落后的省份，在贵州搞建筑科学，最大的追求就是用最少的钱盖最好的房子。
贵州多山区多山地，导致建筑工程中的钢网架结构造价比钢桁架结构还高；此外工业与公共建筑中，18-30米跨度的建筑占大多数。为此，上世纪90年代，他研制开发了“钢筋混凝土空腹网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空腹夹层板楼盖结构”、“现浇混凝土空心大板楼盖结构”等大柱网、大跨度新型钢筋混凝土空间网格结构；这种新型空间结构，既满足大开间、大柱网、灵活划分房间的需要，又实现了安全合理、低造价、低成本目的。在全省推广使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马克俭不仅勇于创新，也善于创新。他的设计有三条原则：一是结构受力体系简洁合理且造价低廉，二是承载方式安全可靠，三要兼顾建筑物的美观大方。前几年，当他发现湖南省某专利技术的缺点后，通过反复试验，他提出了相关楼板的精确分析方法——矩形网格板法和实用分析法，并获得国家专利。该成果应用于“贵阳世贸大厦”，节约工程造价2000万元。这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既有普通大板结构的建筑功能，还有降低屋高的优点，现已通过全国知名专家论证，建议大面积推广使用。
面对国内外建筑业新兴科技，马克俭既注意吸收又不盲从。2003年底，应邀参加四川省重点工程“成都新世纪国际会议中心”大跨度钢结构工程投标时，他所领导的科研团队经过周密论证，放弃了呼声正高的日本某大学开发的张弦梁结构专利技术，而采用该省省长基金项目“大跨度下弦管内预应力空间管桁架结构”参加竞标。国内设计大师、权威专家组成的技术评定组最后评定，马克俭团队提出的方案排名第一，一举中标，2005年该工程建成使用。 涉足空间结构领域20多年，马克俭带领研究生团队，撰写专题研究报告十多本(近110万字)，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4部，地区规程和国家规程各一册；先后有30多项科研成果通过设计转化为实际工程，多项原创性科研成果通过工程实践应用实现了产业转化。以主持人身份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钢协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6项。1996年至2006年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及发明专利共计59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金牌奖2项、全国创造发明竞赛一、二等奖各1项、香港柏灵顿(中国)教育基金会第四届孺子牛金球奖1项，其他奖项合计76项；199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及“五一”劳动奖章，两次获贵州省劳动模范称号及“五一”劳动奖章；他还培养出30余名硕士、博士，有的学生已经成长为教授、省管专家，形成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
现年74岁的马克俭精神矍铄，他仍然亲临施工现场检查指导，继续在贵州大学培养研究生，全然不顾自己已超龄服务8年。
近年来，面对贵州省经济加快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马克俭又瞄准新的目标，提出“磷石膏位模板的密肋式剪力墙结构”方案，把省内两大磷矿基地生产磷酸的工业废渣变废为宝，使其成为建筑工程的主材和辅材，既降低工程造价，又保护青山绿水，契合推进“自主创新”和“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为马克俭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庆祝会发去贺信：“马克俭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既是马克俭教授的光荣、贵州大学的光荣，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向马克俭教授学习，学习他扎根贵州、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开拓创新、刻苦攻关的精神，学习他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精神，为早日改变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面貌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选院士既是荣誉更是责任。”马克俭教授在庆祝会上说，“院士只是科技工作者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特权，今后自己更要承担起促进科技创新的重任，踏踏实实地回报贵州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