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张民族大学教授

『壹』 云南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在读的学生，对其他专业不太熟悉，我只能跟你推荐一些法学专业的老师了，可能不全是教授，但是我觉得讲课讲得好坏是与职称无关的，很多讲师的课堂也是气氛非常融洽，讲述的知识点丰富，又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可以说是很棒了。

第一个要说的是负责讲授法理课的两位老师，杜建荣和王鑫，我们大学的第一门课就是法理，这两位老师可以说是我们法学路上的引路人。他们的课感觉风格很像，都是非常喜欢向学生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开放性问题，在与学生的不断探讨中引导我们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一定是具体的知识点，也可能是看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等等，这些对于一个人的法律思维，甚至超出法律之外的思维能力，都是由极大帮助，对这两位老师，我虽然也会开些玩笑，但他们毫无疑问是值得尊敬的。

嗯法学院还有很多其他老师，比如其他回答提到的王启梁教授，杨莉红老师，李斌老师，李娜老师等等，本来法学课程就是一个实用性极强的课程内容，很多老师都有着极强的教学能力，他们的课都值得去听。

『贰』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的学院领导

学院院长：
陈斌，男，1962年2月13日出生。1978年——1982年就读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1982年——1985年在个旧市第一中学任教；1985年——1990年在云南大学攻读博士，获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1990年——1996年在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任职；1996年调至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1999年担任该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2007年调云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担任副处长。2009年1月调入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工作，同年3月担任教务处副处长，2010年3月担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党委书记，2010年7月任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先后出版《瑶族文化论》、《丛林中的映山红——瑶族》、《苗族文化论》、《民间文学概论》、《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民俗文献》等专著和教材。其中，《瑶族文化论》、《苗族文化论》先后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三等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省院省校合作研究课题一项（《云南民族文化形态产业化模式研究》）；省教育厅研究课题一项（《云南省边境贸易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先后在省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论文近40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被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登。2005年领衔申报并获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授权点，担任该硕士点第一导师，分别为研究生开设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民族民间文学等硕士学位课程，为本科生开设民俗学、民间文学、神话学、云南文化史、云南风物等课程。
党总支书记：
李光明，男，哈尼族，云南元江人，1963年9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云南民族大学校团委书记、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主持工作）、学生处处长、学工部部长、武装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校党委委员、人文学院党委书记，中共昆明市官渡区委副书记、官渡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总队总队长。
自1985年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大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国防理论教育》、《大学生就业指导》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出版《共青团理论与实践》等编著五部，在《思想战线》、《中国教育周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十余篇，侧重于当代大学生心理与行为、大学生教育与管理、大学生就业、贫困大学生救助等领域研究，有一定经验和成果。

『叁』 张金鹏的介绍

张金鹏，现为云南民族大学博士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兼职博士生导师。

『肆』 云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师资队伍

现有教职工24人，其中院领导5人、管理人员20人、专职教师1人。学历结构，博士1人，硕士5人，在读硕士学位5人，本科9人；职称结构，教授2人，副教授、副研究员7人，讲师、会计师、馆员、助理研究员9人，助教1人。另有返聘人员及临时用工3人。 建立了一支200余人、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姓名 学历学位 职称 毕业学校 教学 研究方向 尤仁林 本科 教授 云南大学 哲学、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 陈继扬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西南大学 教育学 民族教育 杨兆云 本科 副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 高等数学 数学教育 尹世堂 本科 副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 程序设计 计算机应用 张邠 本科 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 市场营销、管理学 经济学 洪崇文 硕士 副教授 西南大学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管理 李亚生 本科 高级工 云南省委党校 余绍明 临时工 常荣华 本科 讲师 云南师范大学 植物地理、土壤地理 地理学、自然地理 杨云红 本科 馆员 云南大学 周华宁 研究生 讲师 云南民族大学 许云章 大学普通班 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 教学管理 孙大春 本科 助教 昆明理工大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计算机 江舟 在读硕士 会计师 重庆商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 袁戈 在读硕士 讲师 云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统计学 会计学 冯秀英 在读硕士 讲师 云南大学 大学语文 文艺学 郭华 研究生 实习研究员 中科院社会学院 社会学 李潇楠 临时工 雷亚兵 硕士 讲师 云南师范大学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哲学、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锁昕翔 本科 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文精读、中国文化概论 、大学语文 现当代文学、回族文化学 张敏 硕士 副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 社会保障、货币银行学、市场营销、财政学 财政与金融 马鑫 本科 讲师 中央民族大学 货币银行学、财政学 货币金融 金海烨 在读硕士 讲师 云南大学 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伍』 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师资队伍

一、财务会计系
主任：聂顺江
副主任：杨 蕊
(一)财务会计教研室（8人）
职责：会计学、财务管理两个专业课
主任：杨 蕊（兼）
教师：聂顺江 杨 蕊、张 洁、张家洁、杨 芳、周晓惠、赵馨燕、李东红
（二）条件成熟时将会计学与财务管理分设教研室
二、工商管理系
主任：王春秀
副主任：周 竺、李柏文
（一）工商管理教研室（11人）
职责：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两个专业的专业课
主任：周 竺（兼）
教师：王春秀、周 竺、徐永林、任宏伟、严边霞、张魏、张锦贤、肖冬平 、敬辉荣 、张江峰、李新宽
（二）旅游管理教研室（9人）
职责：旅游管理1个专业的专业课
主任：李柏文（兼）
教师：李柏文、朱逾、和丽春、高姗、陈燕、李永芬、刘燕、赵蔚霞、秦岩
三、公共管理系
主任：刘文光
副主任：赵云合
（一）公共管理教研室（7人）
职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业的专业课
主任：赵云合
教师：刘文光、和志华、赵云合、纳 勇、周家明、杨 滟、聂丽君
（二）条件成熟时将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分设教研室
四、管理基础系
主任：杨志雄
副主任：熊云飙
（一）基础理论教研室（12人）
职责：各专业的管理基础课
主任：熊云飙（兼）
教师：杨志雄、熊云飙、沈素平、魏 红、郑 旭、王莲、李 军、黄 梅、蒋益明、李丽莎、阚燕、余慧颖

『陆』 赵世林的云南民大

赵世林 、男，1963年1月30日生，云南鹤庆县人，白族。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曾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党总支书记，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2003—2007在云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民族学、专门史研究。社会兼职有：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兼职研究员、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云南布依学会顾问。曾主持、参与国家、省部级以及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独立承担云南省教委项目“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传承”；参与云南省社科八五重点项目“民族文化志”，负责“傣族文化志”的调研和撰写；参与国家民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大词典.白族卷”的调研和撰写；独立承担台北中流文教基金项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凝聚力研究”；参与云南省科委项目“云南科考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参与福特基金项目“石林县少数民族妇女参与旅游工作和文化活动的调查研究”；在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西南民族文化传承与产业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3BMZ010）；主持国家财政部云南子课题（云南省财政厅资助）“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参与云南省旅游规划项目“易门县绿汁江流域旅游开发与规划研究”；参与中国美术出版社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编撰”；参与云南省政府项目“三江水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研究”；参与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规划项目“溪洛渡电站建设背景下的永善县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主持云南省玉溪市委项目“玉溪市三个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与财政问题研究”；参与云南省省委宣传部、社科联项目“《云南特色文化》编撰研究”负责子项目“土司文化”…….

『柒』 民族学概论的作者介绍

杨堃（1901～1997）,男,汉族。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教授。曾用名杨赤民,笔名有张好礼、杨念基等。
1901年10月8日, 杨堃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农民家庭。十二岁入大名县第二高等小学,十五岁入大名中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新学可以救国的思想,认为西方的社会学或许是救治中国社会弊端的良药。1920年, 杨堃高中毕业,考入保定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1921年暑期,预备班结业, 杨堃以名列甲等第三的成绩留学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杨赤民,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 杨堃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支部的宣传委员,后又被选为驻法总支部代表大会里昂支部代表,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中被选为驻法总支部宣传委员。当时, 杨堃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到处宣传中国革命。中法大学社会系设在哲学系, 杨堃觉得记笔记有一定困难,因此,便决定先学理科,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暑假后, 杨堃转入文科,从师汉学家古恒教授,着手准备撰写文科博士论文。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以国民党名义声讨蒋介石。“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 杨堃立即退出国民党,并与人一道解散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和里昂支部,为了能继续撰写博士论文,不致影响自己学术上的深造, 杨堃接着退出了共青团。1928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初稿《祖先崇拜在中国家族、社会中的地位》。接着杨堃赴巴黎大学进修,从师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兰言教授,随后又到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攻读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前考古等课程。同时,还在巴黎高等学术实习学校听“原始宗教课,又在巴黎民族学博物馆实习。1929年撰写《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同时撰写《法国社会学家访问记》。在法期间, 杨堃曾利用假期到欧洲各国旅行,参观了几个较大的民族学博物馆和民俗学博物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增强了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兴趣和信心,1930年夏杨堃回到里昂,获得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同时,与张若名女士结婚。
1931年初, 杨堃与张若名回到北平。杨堃先在河北大学农学院任教,接着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处任教,主要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普通人类学和民族学诸课程。任教期间杨堃除阐述法国社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外,也将自己观察和访问的体会加选了讲义和论文之内,并运用法国民族学派的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进行实际调查。回国初期,先后翻译了《法国现代社会学》、《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气与歌谣》等论著,先后参加《鞭策周刊》《西北研究》、《社会学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为《社会学辞典》〈孙本文主编〉撰写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辞条数万字,1934年, 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后任民族学会《民族学报》的编委。1937年,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原始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学说等课。接着,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民俗学、民族学论著,如《社会学文存》〈1938 年〉、《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1939年〉、《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与张若名合作1939年〉、《葛兰言中国学研究导论》(1939年)、《社会发展史鸟瞰》〈1939年〉《民俗学与民族学》〈1940年〉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门, 杨堃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作民俗学专任研究员,负责民族学小组工作,担任《民俗季刊》编委,撰写发表了《民俗学与社会学》、《灶神考》等论著,后因人事关系辞去专任研究员职务,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1947年寒假,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开始民族学的三地调查工作。1947年暑假,加入去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被选为“新联教授会小组长。抗战胜利后, 杨堃的主要论著有：《论中国的母系社会制度》〈1945年〉、《我国民俗运动史略》〈1948年〉、《云南农衬》〈1949年〉等。
解放后, 杨堃致力于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学。1951年暑假,与刘尧汉带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武定民族地区实习、搜集了许多资科,撰写了调查报告。1953年,转入历史系任教授并任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4年,参加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写有总结报告。1956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撰写了调查报告。1959年,参加了云南彝族简志的编写工作。1960年,参加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调查工作,写有《凉山彝族的手工业》。1966年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对哈尼族进行调查,写有《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族的宗教生活》的调查报告,十多年的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撰写了《什么是民族学》〈1957〉、《试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1957〉、《关于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的重新估价问题》〈1964〉等文。
文革期间, 杨堃被抄家批斗、关牛棚。他的大部分图书资料、读书卡片和手稿都遗失了。尽管身处逆境,仍继续思考民族学的问题。打倒“四人帮后, 杨堃调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兼在北师大、中央民院授课,讲《民族学概论》。相继出版了《民族与民族学》〈1983年〉、《民族学概论》〈1984年〉、《原始社会发展史》〈1986年〉等专著,发表《论人类起源学的几个问题》〈1979年〉、《试论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1980年〉、《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1982年〉、《中国民俗学运动史略》〈1982年〉、《民俗学和民族学》〈1983年〉、《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1985年〉、《女娲考》〈1986年〉等论文,杨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神话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杨堃在他漫长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生涯中,考察了大量的民间文艺现象,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文章,对于民间文艺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宗教、民俗事象中的民间文艺现象的考察,而尤以对神话的研究为最突出,
一、对神话的界说、产生与发展及其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的认识。
对于神话的定义与范围,学术界多以马克思那段关于神话的话为依据。杨堃在《神话与民族学》等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神话的定义是从文艺的角度来下的,仅适合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他认为：“人类童年时期〈原始群时期〉不可能产生神话,神话最早仅能产生于五万年至一万年以前,即旧时期时代晚期,亦即晚期智人时代。他以考古资料证明：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全产生于这个时期。由此出发, 杨堃还对神话的发展、演变及消亡作了分析。他认为新石器晚期或石铜并用时期应是原始神话的发展期,这时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里,对当时神话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是原始神话的衰亡期,它开始向传说与史诗过渡。到阶级社会后,原始神话并未消失,一部分记于统治阶级的“圣经之内,一部分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宗教的组成部分。
对于神话的消亡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杨堃认为,任何民族,只要有宗教存在,就有神话存在,神话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神话、礼仪、巫术、圣物与圣地,阶级社会与宗教亦可归纳为四个因素：神话〈“圣经中的神话〉、礼仪〈祭祀典礼〉、宗教人员及信徒、庙宇和寺院。任何时候,神话都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只要宗教存在一天,神话就存在一天,阶级和宗教消亡的日子,是神话消亡的日子,在神化与迷信的关系问题上, 杨堃不完全同意袁珂以“对待命运采取的态度的区分法。他认为原始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尚未完全化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幻想征服大自然,另一方面也向大自然屈服,乞求大自然帮忙。这是原始神话产生的原因,也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而宗教与迷信没有严格的区分,相信宗教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则是迷信,因此,宗教与迷信同在,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迷信依然存在。杨堃不同意民间文学界那种认为“宗教是消极的,神话则是劳动人民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的看法。
二、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研究民间文艺学及原始意识形态。
杨堃学术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利用民俗资料,民间文艺资料研究民族学问题,同时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来开拓民间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角度与领域。
在《女娲考》中说：“我发现,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仅知从民间文学的观点去调查传说,而不知从民族学的观点或民俗学的观点去调查这一民族、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间生活与民间文化的全貌,那就带有局限性,而说服力不强。纱整篇《女娟考》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纵横比较研究,深入浅出,洋洋洒洒,对母亲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得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便是以母系崇拜为主体,并以反映母系崇拜的图腾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结论二文中对女娲由来、女娲与蛙图腾、原始思维、女娲与伏羲等问题,均有自己的见解。1987年杨堃又写出了《图腾主义新探》一文,作为《女娲考》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认为彝族、佤族的葫芦崇拜、鸟图腾、虎图腾等都是母体崇拜,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在另一篇文章里, 杨堃以“鲧腹禹与“产翁制材料,充分证明了民族学对神话学的贡献。他运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有关材料,证明“产翁制产生的年代不可能太早,同时,又利用这些材料,去补充和分析了我国鲧禹神话的内容。在学术界,多认为“产翁制发生于因对偶婚制而产生
父亲地位观念的中石器时代。杨堃对这种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产翁制的出现比对偶婚制的出现要晚得多,它之发生与对偶婚制之发生没有因果必然联系。“产翁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石铜并用期〈亦即父权制初期〉。这时,男子成为主要生产者,为产翁制这一上层建筑的产生打下了经济基础。为取代母亲在子女中的威望,男子便想方设法将生儿育女之功记在自己帐上,这是“产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他以美拉尼亚的仇布端安岛人和云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少数民族为例,旁证这种制度发生时代不会太早。反映在我国历史上,“产翁制时代正是鲧禹神话时代。杨堃认为：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研究鲧禹,皆未指出这是一则“产翁神话,这是一个不足。他在以“产翁制”角度复述这个神话之后,运用民族学的有关知识和材料对鲧禹神话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补充。他认为鲧腹禹是一种“产翁制”,而涂山氏的行为是一种“不落夫家的习俗,对鲧变鳖、变龙、变熊等说法,对禹变熊、禹为石所生、涂山氏变石等等都进行了分析阐述。他通过民族图腾和社会习惯等方面知识作分析研究,对传说时代的古史,寻找出具相应的年代和当时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这种在经济基础变更中寻找原因,在社会劳动分工变更中寻找依据,运用民族学中有关资料来分析神话的方法与角度,为民间文艺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除此, 杨堃在民间文艺史探讨和国外民间文艺理论翻译介绍诸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可说是中国民间文艺的一篇简史,尽管其中观点不无商榷之外,但其史料价值是比较大的,有的甚至填补了民间文艺史的空白,如对抗战时期有关民俗活动的记载。翻译介绍方面,有《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令与歌谣》、《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派》等。在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民间文艺理论及国外学者对我国民间文艺研究状况,并借鉴其有益成分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捌』 张文山的基本信息

张文山，男，1951年3月出生，汉族，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现任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被聘为云南大学法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和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3年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杰出法学家”。

『玖』 小河淌水的人文内涵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阿诗玛》主要整理者、当年任云南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的杨知勇认为，《小河淌水》的活水源头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肥沃的民歌土壤，另一个是在第二条战线斗争中形成的音乐激情。
旋律和结构是一首曲的骨架，风格、主题和感情是一首歌的灵魂。考察《小河淌水》与弥渡民间流传着的很多山歌、调子的曲调和唱词，我们可以看出，《放羊调》、《月亮出来亮汪汪》、《田埂调》、《月亮出来照山岩》、彝族《过山调》、《密祉山歌》等民歌与《小河淌水》在调式、旋律和所抒发的思想情感是一脉相通的。
﹙一﹚、《月亮出来亮汪汪》
﹙二﹚、《放羊调》
﹙三﹚、《田埂调》
《小河淌水》留存了以上民歌的许多“原汁”。它和弥渡民歌同属“一族”。
民歌，是人民之歌，同时又是人民生活的境子。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南北，每一时代、地域、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理、气候、民俗、语言、文化、宗教的影响下，都不其然会产生一类有别于别地人群自娱、文化留传或生活实质的宣泄。他们会以不同的形色传递他们的历史、文明及热爱。社会学俗称之为民歌/谣。
《小河淌水》歌词用语中的“亮汪汪”、“清悠悠”、“你咯听”、“我尼”都是弥渡方言。“亮汪汪”、“清悠悠”是弥渡方言中的形容词。“亮汪汪”是形容“亮”和“清”的口语。如，这面玻璃镜子“亮汪汪”的，这个铜盆“亮汪汪”的，这潭水“亮汪汪”的、“清汪江”的，等等；“清悠悠”是弥渡方言形容词的口语。如“绿油油”，弥渡方言说“绿悠悠”，还用“清悠悠”、“清丝丝”形容水清澈的样子。“阿妹”是白族的常用口吻，“郎”在弥渡山歌中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你咯听见”是弥渡方言语气凝问句，意为“你听没听见”、如“你咯来？”意为你到底是来不来？长辈责问晚辈“你咯听话？”意为你是不是不听话？“尼”弥渡方言意为“的”，如“这是我‘尼’家”、“这张桌子是他家‘尼’”等等。
弥渡山歌、调子、花灯中，歌词中的本地用语、方言口语比比皆是：如《月亮出来亮汪汪》中“主子出门走（呃）夷方”，“主子”是妻子对丈夫的称谓，“呃”是弥渡方言借用该字语音作语气叹词；又如：《十大姐》中“山茶（那咯）花（来嚜）山茶花”，六字唱词就加了两个弥渡方言语气助词。在音旋律方面，传统音乐从来都是互相影响吸收、互相丰富的。但从基本方面看，民歌又是其它各种音乐的基础。《民族音乐概论》一书中把《十大姐》与《小河淌水》曲调作比较指出：“云南花灯《十大姐》是歌舞音乐，它的曲调显然来源于当地广泛流行的山歌，即《小河淌水》一类的曲调……它们的曲调基本结构相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河淌水》歌词中“你（咯）听见阿妹叫阿郎？”弥渡方言表现出了深遂的意境。2003年11月，弥渡县委宣传策划制作《〈小河淌水〉的故乡——弥渡》邮资明信片联系尹宣公核对《小河淌水》词曲时，尹宜公特别强调：“郎啊？郎！郎！就像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一句中的“就像”两字不能省略。这与前一句“妹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是相对应的。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一书中指出：“对收集到的民歌，作音乐方面的润饰、加工而又不失民歌原貌，是又一种重要的民歌工作。”1947年春，汪骛决定《教学唱》出一期民歌专辑，尹宜公和他的战友们正是做了这样的民歌工作。尹宜公回忆当时的民歌收集整理工作，在1994年5月27日寄给益群同志和《云岭歌声》的信中感言道：“重视和发展整理民歌，有的填上新词赋予新的生命，形成民族的大众的通俗的新民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音乐工作的可贵经验和传统。”可见当年编写《教学唱》民歌专辑音乐工作者的足迹。
音乐艺术来源民众，高于民众生活。一首民间歌曲，往往有多种流传，几个版本。任何一个音乐工作者收集、记录、整理民歌，都不是不带思想倾向、不加认知、有闻必录地“照孤芦画瓢”。他选择什么歌曲，选择哪位民间歌手演唱，作怎样的记录甚至是改编？取决于他对民歌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的解读，并且带着他个人的情感，体现着他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水准。而《小河淌水》正是尹宜公带着弥渡人某种共同的思想情感，从他烂熟于心的众多弥渡山歌小调中选择、整理改编而成的弥渡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