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孔寒冰教授
A. 为什么三月份是女人的节日
关于这一节日的起源，在我国通常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起源于1909年美国芝加哥市女工的斗争；另一说是起源于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争。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研究表明，国际妇女节起源于纪念1908年3月8日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oU1i国际妇女节起源于纪念1908年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3Ym曾任美国共产党主席的威·泽·福斯特在《美国共产党史》一书中写道：美国社会党曾经于20世纪初把活动扩大到青年、宗教人士等领域，“党在妇女中也进行了一些工作，并且于1908年成立了一个全国妇女委员会。同年纽约东部的妇女社会党人在3月8日组织了一次争取选举权的示威，后来这一天就成了国际妇女节。”（见中译本第116页）这段文字明确地表明，1908年3月8日纽约市妇女的示威游行是国际妇女节的起源。NI@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著名学者菲·方纳也持此见。他在1980年出版的《妇女与美国工人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当今》一书中这样说：“纽约针织业女工1908年3月8日奋起发动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导致两年后把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1910年在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德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提议把美国妇女举行游行示威的3月8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以后每年3月8日各国妇女都决意为所有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第156页）YHMO-《美国妇女史网络全书》（史料编纂出版社2000年第2版）中的“国际妇女节”辞条写道：“两次罢工引发了妇女节的诞生，第一次发生于1857年3月8日，纽约市有数百名服装业女工上街游行抗议她们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即时被警察强制驱散。第二次是1908年3月8日，另一批纽约服装业女工，有1．5万人走上街头提出自己的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争取投票权，并制止童工。她们的口号是‘面包加玫瑰’（‘bread and roses’），这标志着她们渴望过上比最低需求更好的生活。为纪念她们的罢工，美国社会党在美国举行第一次全国妇女节，随后由德国社会主义妇女杂志《平等报》主编克拉拉·蔡特金提议并通过作为国际妇女节。”（第127页）>;.k0g以上几份资料能够证明，国际妇女节起源于1908年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L“芝加哥女工斗争说”和“彼得格勒女工斗争说”与实际不符up'v国际妇女节起源于芝加哥市女工斗争的说法，究竟是何人、何时提出的呢？VCftRC从1929到1939年，我国的报刊文章只是说“三八”节起源于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女工的斗争。1940年，中共中央长江局主办的《群众》周刊在 3月8日这一天出版的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了7篇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其中有文晖的《“三八”节的历史及其意义》一文。文中这样说：“远在1909年3月 8日，美国支加哥劳动妇女群众，曾举行争取自由平等的游行示威。这得到了全美妇女热烈的响应。在1910年，在丹麦哥的平哈根（应为哥本哈根———引者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由全世界劳动妇女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蔡特金同志的提议，规定每年‘三八’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在我国媒体中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芝加哥女工斗争说”，盖源于此。$对此说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孔寒冰。1992年以来，他就此发表了多篇文章，2004年与许宝友合作撰写了《国际妇女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认为1909年3月8日发生过美国芝加哥市女工抗争的说法不可信。为搞清情况，笔者请人向创办于1847年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查询，得到明确答复：该报从未发表过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示威游行的消息。R9|A上述《国际妇女节考》一书认为：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只是写明“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节日”，并没有规定在3月8日； 1921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才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这个新的考证成果对于我们认清国际妇女节的演变确实很有帮助，但也有问题，它认为把妇女节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争，而与美国历史上的女工斗争没有联系。K=J\事实上，在 1910年哥本哈根会议上，蔡特金确实提出定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只是因为有不同意见，在正式决议中才没有写明国际妇女节定于何月何日。会上的意见分歧源于美国社会党已经于1908年5月决定把每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全国妇女节，用以纪念同年3月8日纽约女工的斗争。这是为了便于女工利用休假日进行活动。纽约市女工分别于1857年和1908年的3月8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正好这两天都是星期日。美国女工也已于1909年2月28日和1910年2 月27日举行过两次全国妇女节。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在决议中明文规定3月8日为妇女节，是便于各国社会党灵活掌握。但由于蔡特金提出了3月8日，所以美、德、奥等国从1911年到1913年都在3月8日前后某一天纪念社会主义国际妇女节。VdYHS从1914年起，德、奥、匈、荷、俄、美等国妇女已经统一在3月8日这一天采取行动，反对战争，争取妇女权益。到1921年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时，更进一步在决议中明确规定3月8日为共产主义国际妇女节。可能是由于当时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斗争，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为了纪念俄国彼得格勒市女工在1917年3月8日的英勇斗争，把这一天定为共产主义国际妇女节。这种说法旨在表明，与第二国际1910年在哥本哈根妇女会议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妇女节划清界限。实际上，俄国从革命低潮过后的1913年起，每年都是固定在公历3月8日纪念国际妇女节，1917年彼得格勒市女工3月8日的英勇斗争，已经是第五次纪念国际妇女节。其实，俄国女工连续五年在3月8日行动，正是对1910年哥本哈根会议号召的响应帮忙采纳一下谢谢
B. 联合国冷战之后发生的变化以及其地位和面临挑战有哪些
在新的世纪里，联合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挑战的实质可归结为两点。其一，联合国是成为所有成员国的联合国，还是成为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发挥主导作用和重要影响的联合国；其二，联合国是朝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向前进，还是沿着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下滑转向。
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维和机制如今面临着严重挑战。当前，联合国维和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维和活动的内涵和形式不断被扩大，已经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拉开了距离。超级大国根据其战略需要，在人权问题上和维和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使维和行动大受其害。西方某些国家及其国家集团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使联合国安理会声望严重受损，科索沃战争即是一例。维和行动与“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论调交织在一起，使维和更趋复杂化。维和行动的开支日趋庞大，削弱了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挑战之二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在联合国成员国中造成了混乱，而且将在新世纪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从西方国家根据其战略利益组建的“多国部队”和“人道主义干预部队”的行动便不难看出某些国家的用意。迄今，多国部队行动已达到20次，派出部队达84万多人，派出国多数系发达国家，其司令之职基本上也是由发达国家的人选担当。美国等西方盟国筹建“人道主义干预部队”，始于1991年1月的伊拉克北部安全区的多国“安抚行动”。迄今共组建了6次，总人数达7万多人，包括南斯拉夫的北约“人道主义干预”部队和南斯拉夫科索沃的“多国实施部队”。这些部队尽管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参与，但主要由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组成。在6次行动中，有4次未经安理会授权和当事国的认可，如北约13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狂轰滥炸等。美国等西方国家筹建“人道主义干预部队”意在一箭双雕：联合国安理会不能为其战略利益服务时则使之边缘化，并试图为北约等组织取代安理会埋下伏笔。
挑战之三是，全球化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繁荣，也使一些国家更加脆弱，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据世界银行按汇率计算和统计，富国人均收入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包括60名美国人在内的世界最富的225人，共拥有资产1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25亿穷人的总收入”。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9日发表的一项报告指出，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物资和服务的86％，消费能源的58％、纸张的84％、汽车的87％。而占世界人口20％的穷人，仅消费世界物资和服务的1．3％，只消费肉和鱼的5％。富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万、3万甚至4万美元，欧美国家居民每年花在给宠物购买食物上的钱就有170亿美元。但迄今世界上仍有15亿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维持生计，发展中国家约有11亿人缺少住房，33个国家粮食极度匮乏，全球约7．9亿人食不果腹。
新世纪的联合国如何定向、能否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已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联合国能做出6个方面的努力并取得成就：西方大国主导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状况有所改变；工业品和原料价格的“剪刀差”问题有所解决；援助和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不再同“人权”、“民主”条件挂钩；南北对话经常化并有进展；科技转让状况不断改善；联合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固定基金中西方认捐部分有所增加。
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希望，新世纪的联合国继续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具体说，坚持大小国家一视同仁的平等原则，关注世界发展的积极原则，履行维和行动的公理原则，遵循改革联合国的公正原则，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一贯原则，恪守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原则以及主张联合国秘书处从最高行政首长直至普通工作人员的中立原则。如此，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己任并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国，将会对世界作出莫大的贡献，并因此被载入光辉的史册
在“热战”中诞生，在“冷战”里成长。成立60年了，世事沧桑今非昔比，联合国形象也沦落为无所事事的官僚机构。随着“冷战”之后的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化，联合国原有的组织框架和运作机制都难以适应，它的存在与发展都面临着的新挑战。联合国，你该改革了。
成就分离主义
上个世纪1980年代底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龙头老大苏联轰然解体，诸多东欧国家纷纷剧变，原本东西方对峙的“冷战
”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站在风云变幻的十字路口，联合国似乎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在成员国的扩大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苏东地区由原来的10国变成了29国，其中新诞生的国家在1991~1992年间都进入了联合国，再加上接纳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1999年联合国的成员国达188个。在2002年东帝汶加入之后，联合国的成员国已达191个。不断增丁一方面显示了联合国大家庭的扩大，可另一方面又使联合国扩大过程伴随恐怖、动乱、战争、死亡和饥荒区。所以，有学者提出，联合国对成员国的开放状态也成就了各地的分离主义者。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在一场场战乱以后，一个个新国家获得独立，而这些通过血腥战乱而独立的“新”国家也一个个获得联合国的接纳，获得所谓“国际上的尊严”。
当今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上个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展开的冲破殖民枷锁、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更多的是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联在一起。联合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大门对他们是开还是关？
蓝盔不再蔚蓝
维护世界和平是联合国出生的理由，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在战后的60年中，联合国在维持和平行动上应当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观察团也好，蓝盔部队也好，对于停止地区的冲突、维护地区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国家就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帮助下，实现和平，如西撤哈拉、柬埔寨、东帝汶等等。在许多动荡不已的地区，蓝盔部队成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生存下去的希望。
然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实施也并不是一件易事，牵扯到方方面面，比如武力的使用问题，经费问题。由于维和人员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于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积极性越来越小。于是，在上个世纪末，当南联盟的塞尔维亚人同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联合国就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派观察团，更没有派维持和平部队。结果，北约部队既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也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批准，便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在不久前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更是绕开联合国和安理会，单独行动打垮了萨达姆。这些说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新的国际冲突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靠集体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构想越来越成为一种空话。
权威已被哄抢
其实，联合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协商性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小强弱有很大的差别，目的所在和利益所求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许多重大或者敏感的国际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的协商结果并不多，而在各种力量严重失衡的背景下，这种结果几乎更不可能。不仅如此，即使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力量强的当事国也可以置之不理。综合起来看，由于躲在暗地里的恐怖分子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之一，由于像以色列这样有实力、有依靠的国家敢于无视联合国的决议，由于像美英这样的大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单独行事，联合国实际上已无法按自己的宗旨行事，而越来越成为一些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场所。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第60届联合国大会议题第60届联大首脑峰会于9月14日到16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来自17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召开了6场全体会议、4次圆桌会议和一次发展筹资问题会议，讨论联合国改革发展等诸多议题。联合国各成员国代表就加强联合国作用、推进联合国改革、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
此次大会一个重要议题是回顾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上所取得的进展，并决定如何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事实表明，要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当付出更大努力。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确定了到2015年将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普及初等教育等8项发展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据新华社
胡锦涛四点寄语联合国
据新华社15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5日下午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圆桌会议，并发表题为《坚持民主协商推动改革进程》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提出四点看法，希望联合国改革，切莫急于求成。
1.要着眼大局，坚持原则。2.要发扬民主，广泛协商。3.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4.要把握重点，全面推进。
小泉演讲肯定联大改革
据中新社16日电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联合国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说表示，有决心在今后一年内，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C. 大国崛起观后感
最佳答案
记得以前学生时代，一上中国近代史，我就逃课，有关这方面的图册一本也不买，原因是感到这门课的内容悲惨得令人窒息，今天割地明天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真是太伤自尊了。不仅如此，在国人笔下的中国近代史，深藏着一种强烈的“悲情情结”，一字字似乎都用血泪讲述着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同时，还在义愤填膺地谴责西方列强的野蛮无理。这是中国人一种独特的历史观、世界观。央视正在热播的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之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评，我认为关键之处就是，正面叙述了被我们称为西方列
强的国家崛起的过程，对国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提出了挑战。
为什么会有“悲情情结”
中国的近代史有那么多“悲情情结”，起源于中国自康熙以来紧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撞开、中国人天朝大国的桃园美梦被它们的大炮轰开之后。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重农业轻商业，重陆地轻海洋，重防守轻进攻，自给自足，这使中国完全可以在对外封闭的情况下解决自我生存问题。再加上本身“地大物博”，中国人始终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其他民族是未曾开化的，把东边的民族称为夷，西边的称为戎，南边的称为蛮，北边的称作狄，全部都带有贬低蔑视之意。
这样一个向来是恩施天下、极少冒犯别人的大国，自1840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前后被西方强迫签订了100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将自己的领土暂时地或永久地划归外国，赔出近20亿两白银，海关也几乎交由外国人管理。这的确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可忘记的屈辱历史，特别是中国几乎从没主动地去惹谁却无辜遭受此惨祸，更令人心痛不已。伴随着腐朽、没落但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被列强连拖带拉、连打带压地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自然在中国人心中长久地沉淀下来。
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
“悲情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到底怪谁呢？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依然黯然神伤地述说着那段悲惨的经历、控诉西方列强的暴行，还是更深层次地看待西方崛起的进程，总结那段历史的教训呢？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生机勃勃的西方与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之间是绝不可能有什么“平等”条约可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这都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又无法更改的规律。
对于这个问题，伟人已有高论。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旧中国存在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英国的暴行破坏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邓小平说：“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西方产业革命后，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不思进取，因而既跟不上时代步伐，也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
站在今天的高度反观那些大国的强势崛起，反思近代中国的弱势发展，我们似乎应当这样总结：造成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因素固然有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但更在于中国自己没有把握时机，没有抢先走上近代化之路。历史绝不能忘却，可该记住的不只是曾有过的辉煌或遭遇的苦难，最主要的应该是经验和教训。历史需要反思，可反思的主要不是别人当初不该做什么，而应是自己当初为何没有做，为何不抢占历史先机，事先成为世界强国。只有这样，才能以史为镜，校正中国今后发展的路标。
换个角度看世界
被我们称为列强的国家，最初也并非世界性的大国，有的甚至只是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但是，它们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社会发展过程。它们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历史机遇，该走出去就走出去，该革新的时候就要革新。在走出去和革新的过程中，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现代化，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这一种历史进程绝不能因为其中一些国家后来衰落了，甚至像德国、日本一度走上歧途而被完全否定。事实上，正是由于过去扎实的底蕴，直到今天，那些列强中大的仍是世界性强国，小的也依然位于最发达国家之林。
更重要的是，问题还有另一面。西方国家是曾欺侮过中国，可从现代化角度上说，它们强迫中国打开大门，也促使中国开始卷入世界市场的漩涡当中。曾有一本名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列举了360个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还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所以，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更要探求它们兴盛的缘由和奥秘，可汲取中华复兴之丰富营养。不宜专捡它们崛起历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来论证实际上是不走向海洋、不走向市场、不走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
“大国”不只是几个国家，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发展趋势，想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重视并且应当融入这种潮流。观世界、看历史，这大概是最主要的。
世界性的大国不是天生的
当崛起的大国并不容易。有学者指出，大国崛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历史机遇，经济实力，还有心理准备。
在这三方面中，历史机遇指的是客观环境，它是最公正的，几乎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每个国家自己如何去解读，怨天尤天是懦夫的表现。经济实力指的崛起者内部物质条件。可是，经济实力的强弱在时空上总是相对的，中国现在GDP总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人均GDP排在百名之外，那么，中国经济实力是强还是弱？到底有没有崛起或复兴的基础？因此，笔者以为，心理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心理因素不只是短暂的冲刺状态，而是一种恒久的强国意识。
何为强国意识？它不是那种动辄怀念自己先前阔过的炫耀或者曾经悲痛现在富裕，也不是自己未来强大了就能怎样的幻想，这些实际上都是弱国心态，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胜利法。
真正的强国意识是一种对待自己的充分信任，是一种对待历史的平和心态，是一种面向未来而非沉浸于过去的深邃眼光。强国意识应当是一种永远向上的心理常态，是一种开放、开拓与开明，包容、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观。机遇是给有强国意识的国家准备的，实力是有强国意识的国家才能取得的，而机遇、实力只有在强国意识中才能进一步升华。
世界性的大国不是天生的。中国两千年来的成功不是天生的，而百年前的破败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要以为若没有近代史上那些波折，中国就一直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孔寒冰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自《孔寒冰：《大国崛起》挑战国人悲情历史观》
参考资料： 孔寒冰：《大国崛起》挑战国人悲情历史观
D. 中苏关系缘何恶化
（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亦明确表示支持新中国，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苏关系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到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从1950年到1957年，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国建设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苏两国还在军事、外交领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等等。
这种类似“蜜月时期”的中苏关系持续了好几年。其间苏联虽然发生过斯大林逝世，新领导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对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未产生影响。与“蜜月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相适应，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则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尽管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却从未将“埋怨”上纲到“意识形态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开地互相抨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批评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时，中国的领导人却从未这样说过，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等都没有这样说过。其实，这并不奇怪。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却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不能不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像过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苏共是列宁缔造、斯大林领导的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头羊，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榜样。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国只能紧跟苏共和苏联，只能继续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不可能也不敢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有任何怀疑。即使对苏方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论、路线、政策上怀疑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蜜月时期”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中共和新中国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的结果。
然而，中苏“蜜月关系”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虽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却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中苏关系也难免会发生变化。果然，从1956年初开始，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首先受到冲击，稍后，中苏“蜜月关系”也随之逐渐发生动摇了。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事实亦正是如此。从总的方面来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各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为上述争执的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而作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等人觉得，若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赫鲁晓夫怎么会作出如此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吗？！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肯定出了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可见，国家利益的冲突实际上促使了意识形态分歧的升级。再从上述争执的某些具体问题来看，有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利益，也涉及意识形态。如对中国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治问题。又如对美国的态度，既是外交问题，也牵涉到理论问题。中国当时反对苏美缓和时，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可能真正爱好和平，因而赫鲁晓夫热衷于讨好美帝国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头子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进一步扩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国家利益的冲突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反过来，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当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进行围攻，以便压服中国的企图失败后，便进一步采取行动，撕毁了援助中国的所有合同和协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从而造成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更大冲突。1963年，也是为了在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中打击和报复中国，苏联改变了过去一直坚持的立场，决定和美国、英国签订部分禁试核武器条约，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致使中国方面非常恼火，终于下决心与苏联分道扬镳。这些例子都说明，当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分歧和争执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收拾，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致使争执陷于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就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双方当时的观点也不一定都对，但如前所述，双方对待分歧的做法相对来说，都还比较谨慎，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虽然也在内部互相争论和批评，但注意心平气和，不强加于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后，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双方都开始变得不冷静，变得武断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面对分歧，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方则是错误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争论中，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批评对方，却不注意考虑对方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更不愿作自我批评。二是强加于人，毫不妥协。双方都声称自己有消除分歧的愿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内部会谈中，在一篇又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双方又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声称对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观点，承认并纠正错误，分歧才能消除。结果，所谓的谈判、讨论均成为对对方的批评。双方均把对方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苏方指责中方“反苏”，中方则指责苏方“反华”。更糟糕的是，在争论中，双方都采取“鸡蛋里挑骨头”和“算旧帐”的作法，以图击败对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双方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弃同求异”，硬要找出所谓的“原则分歧”，大做文章。算历史旧帐，则是将过去的争执重新翻出来，以斥责对方。实际上事情早己过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恶感。三是无限上纲。分歧本来都很具体，涉及到一个一个具体内容，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去分清“是非”，即采取所谓“就事论事”的做法。然而，随着分歧的扩大，双方均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无限上纲”，将每一个分歧都上纲到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上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高度。中方认为苏方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在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如此等等；而苏方也给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总之是帽子满天飞，纲越上越高。诚然，双方的分歧不能说没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但究竟什么是“真理”，不是自己说了就算数的，也不能靠“引经据典”来证明，更不能通过强加于人，通过无限上纲来判断，而只能由实践，由历史来检验。而实践与历史均证明，双方当年自以为正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争执中双方坚持的许多观点均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邓小平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页。）四是不断进行报复与反报复。在争执中，双方都指责争论是由对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卫反击”，只是行使“答复对方攻击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进行报复与反报复，结果必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谁也不愿退让一步，甚至认为退让就是“投降”，就是“屈服”于对方，如此“循环往复”，只能是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气氛越来越紧张，后果则越来越严重。
第三，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从而将争执引向极端，成为对中苏关系的致命打击。
众所周知，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最后发展到最高峰时，采取了大规模“公开论战”的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公开论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既然双方如前文所分析，固执己见，毫不妥协，又把争执看得如此严重，势必要导致“公开论战”。一般地说，党派之间、国家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出现意识形态分歧，也都有可能采取“公开论战”的做法。对“公开论战”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说，“真理愈辩愈明”，也不是毫无道理。然而，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爆发的大规模的“公开论战”却非同一般，应另当别论。首先，论战的规模之大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先例；其次是论战的双方都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党和大国，双方都拥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都拥有数亿支持者，并能通过当时堪称现代化传播手段，故影响广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双方均各执一词，对立之严重，矛盾之尖锐，态度之蛮横，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尽管这样大规模的“公开论战”曾被毛泽东戏称为只是“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树木照样长”，“河里的鱼照样游”，“论战一万年也无妨”，（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页。）但由于双方的态度并不正确，论战并不是真正讲道理，因而规模虽大，真理却没有愈辩愈明，任何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相反，大论战把本来浑浊不清的水搅得更浑了，把双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乱了，甚至由于大论战将意识形态分歧作为主要内容，反而将国家利益冲突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掩盖了；大论战还变成了大批判，双方在报纸上电台上互相骂来骂去，除了使双方的对立更严重，错误更深，更不愿妥协，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总之，公开大论战的方式将双方的意识形态争执推向极端，对中苏关系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公开进行了大论战之后，中苏关系除了走向彻底破裂，再无别的路可走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后来确实对双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在于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双方又对分歧和争执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必须指出，笔者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分歧和争执也有“是”和“非”、正确与错误，也不完全否认有些“斗争”，如中国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就意识形态争执的主要内容和双方争论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在争执中，中苏双方谁应负更大的责任，则又须作具体分析，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另文探讨。
（三）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及对双方关系造成的危害，给人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地提一下笔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应尽可能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开，并且尽可能地谈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国家之间，既有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必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论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基本相同，还是根本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如此，且都会发生矛盾。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重，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虽然不能不考虑，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应尽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将国家利益的争端与意识形态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则，就可能重蹈中苏关系恶化、破裂的覆辙。
第二，对其他党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除涉及本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应当十分慎重，不要轻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评论。
这是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各国的党也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国情提出自己的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其他的党和国家因为经历、经验不同，也不大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情况，难以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想法，因而不应轻易地判断其是非，更不应以自己所谓的“原则”、“框框”去套人家，对人家指手划脚，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划脚。”“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页。）
第三，如果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确实产生了涉及双方的重大原则分歧，而是非又比较清楚，正确的一方认为必须坚持，也应采取说理的态度，同对方进行讨论，或对对方进行适当的批评，同时允许对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尽可能地“求同存异”，而不应强加于人，不应无限上纲，并且尽量避免采取“公开论战”的方式去解决分歧。
E. 中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高分悬赏！！！
1950 年 2 月 14 日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 ,贸易急剧下降 ,军事摩擦不断 ,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对于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 ,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 ,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 ,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 ,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 ,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 ,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 ,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 ,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开磐石 :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 重思冷战史》、高沃龙( Garver. John) 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 ,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二类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 ,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 ,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 ,该书
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 ,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来 ,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 О. Б. Рахманин) ,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 ,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 ,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对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 ,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 ,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发展。
三是中国学者方面。长期以来 ,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 ,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 , 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 , 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 , 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 ,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 ,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 ,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 ,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 ,对中苏
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 ,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3021230.html
F. 为什么三月八号被定为国际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的由来 三八妇女节又称国际妇女节，是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节期在每年三月八日。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妇女为争取到这一权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服装和纺织女工举行了一次抗议，反对非人道的工作环境，12小时工作制和低薪，游行者被警察围攻并赶散，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这些妇女组织了第一个工会。 1908年3月8日，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享有选举权，禁止使用童工，她们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经济保障，玫瑰象征较好的生活质量。五月，美国社会党决定以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做为国内的妇女节。 1910年，德国社会学家蔡特金(Clara Zetkin)建议为了纪念美国服装工人的罢工应设定一天当“国际妇女节”。该建议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妇女社会学家会议接受，但并未定出具体日期。 1917年，俄国妇女号召在2月23日罢工以要求“面包和和平”，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食物短缺。这天依据俄国使用的儒略历是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折合成欧洲广范使用的格里高历是3月8日。 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三·八”节纪念大会。 1949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三月八日定为妇女节，该日全国妇女放假半天，举行各种仪式的纪念，祝庆活动。 1977年12月，联合国采纳了一项决议声明，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和平日，在一年的某一天，服从各成员国的历史和传统，对联合国而言，国际妇女节订为3月8日，且从1975年开始。 三八"节的由来 1903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歧视，争取自由平等，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这一斗争得到了美国广大劳动妇女的支持和热烈响应。1910年，一些国家的先进妇女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主持会议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蔡特金的建议，为了加强世界劳动妇女的团结和支持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从此"三八"节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为争取和平、争取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伟大节日。 我国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始于1924年。当然，我国劳动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广州举行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通令全国，定3月8日为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活动 谁能告诉我在银河一粟的地球上,从古到今有多少伟大的女性?谁能告知我,我们96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里,在冰封雪盖的西北高原,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地,在繁华热闹的城市,在风雨飘摇的海岛,那里没有女性的足迹和笑音?谁再能告诉我,祖国日益繁荣和强大,各条战线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没有女性洒下的汗水和心血?你们可记住高尔基的这首:“我们该赞美她们-妇女，也就是母亲，整个世界都是她们乳汁所养育起来……没有母亲，既没有诗人，也就没有爱。”我，要赞美她-女性，伟大的女性。 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必定是将自己的生命开采得最充分的人。一位伟人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他奉献了什么。这并不是唱高调，挖掘自身能量的过程，也就是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过程。翻开历史的史册，从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到中国古代的黄道婆;从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居理夫人到新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徐功巧,从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勃郎宁夫人到南宋的李清照、当今的冰心;从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向暴风雨呐喊的勇士”的克拉拉.蔡特金到为新中国诞生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杨开慧、刘胡兰；从拉丁美洲第一个靠自学获得知识并获得诺贝尔奖的智利著名的女诗人加夫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到身患病魔却奋发攻书的“当代保尔”张海迪。这数不胜数、无穷无尽的女性，为争取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她们有的是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女革命家，有的是推动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有的是在后方任劳任怨默默作出奉献的中国妇女，更重要是为了帮助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封建残余的神权、政权、族权的压迫，真正获得妇女解放。面对着她们，我会情不自禁讴歌，女性，伟大的女性。 众所周知，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世界各国劳动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妇女解放而斗争的节日。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为争取自由平等而举行规模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响应。1910年8月，在丹我们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领导会议的德国革命家蔡特金向大会建议，以每年3月8日为世界妇女的斗争日，得到一致拥护。我国妇女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第一次群众性的“三八”纪念大会。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规定3月8日妇女节。 在又一个“三八”节来临之际，我想起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女革命家秋瑾。1907年7月，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发动了安庆起义，秋瑾在浙江响应徐锡麟起义，不幸起义失败，秋瑾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被杀害的前一刻，她凝重仰望天空，说了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后英勇就义。这是何等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她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临死之前担忧的是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正是有了秋瑾这样爱国的女英雄，致使多少中国妇女对革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激励着多少中国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毅然踏上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 遗憾的是，自古以来，虽然中国妇女对社会都有不可抹杀的贡献，但由于封建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得妇女的贡献往往不是被抹杀，就是被男士们所掩盖而取代。君不见，中国历代帝皇的腐败无能导致皇朝的灭亡，最终结果都是归罪于女性祸害即所谓的红颜祸水。连有沉鱼落雁、醉月羞花之美誉的中国四大美人也摆脱不了成为政治牺牲品的悲惨命运。中国妇女如何争取妇女解放和为自身对社会贡献作出真实的批注，以及得到目前还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的普遍肯定？ 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三八妇女节，在很大一部分中国妇女的眼中仅仅只是一个节假日而已，只是一个单位发奖品或奖金，成为妇女放假一天的节日，浑然忘记三八妇女节的精神所在，忘记三八妇女节的内涵，以及妇女们为了自身的平等地位所要承当的责任。 中国妇女想要得到社会普遍的肯定和理解，首先妇女们必须要自我肯定，理解“半边天”的真正内涵，不断对社会做出贡献，只要社会的机制是健全的，妇女的贡献必然会得到回报。决策失误总是由认识失误造成的，所以关键是认识自己，任何事业的成功之路，都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倡：“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要发掘这种资源，为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妇女走入社会，争取自由平等地位。 时代在变化，人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新世纪的宏伟大业，为广大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新时代的广大妇女要进一步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大显身手，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我们作为女性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我们的前后，在我们的周围竟有这么多伟大的女性。姐妹们，你是否想到要加入这伟大的行列呢？伟大的女性，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你是否愿将你的毕生精力投到这伟大的事业中去呢？姐妹们，愿你奋发，愿后来的人在伟大的行列中看到你的踪影，更愿她们对你说：我赞美你—伟大的女性。
G. 孔寒冰的介绍
孔寒冰，女，1965年2月出生，山东沂水人。硕士学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H. 为什么把三月八号定为妇女节
关于这一节日的起源，在我国通常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起源于1909年美国芝加哥市女工的斗争；另一说是起源于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争。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研究表明，国际妇女节起源于纪念1908年3月8日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oU1i 国际妇女节起源于纪念1908年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3Ym 曾任美国共产党主席的威·泽·福斯特在《美国共产党史》一书中写道：美国社会党曾经于20世纪初把活动扩大到青年、宗教人士等领域，“党在妇女中也进行了一些工作，并且于1908年成立了一个全国妇女委员会。同年纽约东部的妇女社会党人在3月8日组织了一次争取选举权的示威，后来这一天就成了国际妇女节。”（见中译本第116页）这段文字明确地表明，1908年3月8日纽约市妇女的示威游行是国际妇女节的起源。NI@ 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著名学者菲·方纳也持此见。他在1980年出版的《妇女与美国工人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当今》一书中这样说：“纽约针织业女工1908年3月8日奋起发动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导致两年后把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1910年在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德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提议把美国妇女举行游行示威的3月8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以后每年3月8日各国妇女都决意为所有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第156页）YHMO- 《美国妇女史网络全书》（史料编纂出版社2000年第2版）中的“国际妇女节”辞条写道：“两次罢工引发了妇女节的诞生，第一次发生于1857年3月8日，纽约市有数百名服装业女工上街游行抗议她们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即时被警察强制驱散。第二次是1908年3月8日，另一批纽约服装业女工，有1．5万人走上街头提出自己的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争取投票权，并制止童工。她们的口号是‘面包加玫瑰’（‘bread and roses’），这标志着她们渴望过上比最低需求更好的生活。为纪念她们的罢工，美国社会党在美国举行第一次全国妇女节，随后由德国社会主义妇女杂志《平等报》主编克拉拉·蔡特金提议并通过作为国际妇女节。”（第127页）>;.k0g 以上几份资料能够证明，国际妇女节起源于1908年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L “芝加哥女工斗争说”和“彼得格勒女工斗争说”与实际不符up'v 国际妇女节起源于芝加哥市女工斗争的说法，究竟是何人、何时提出的呢？VCftRC 从1929到1939年，我国的报刊文章只是说“三八”节起源于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女工的斗争。1940年，中共中央长江局主办的《群众》周刊在 3月8日这一天出版的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了7篇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其中有文晖的《“三八”节的历史及其意义》一文。文中这样说：“远在1909年3月 8日，美国支加哥劳动妇女群众，曾举行争取自由平等的游行示威。这得到了全美妇女热烈的响应。在1910年，在丹麦哥的平哈根（应为哥本哈根———引者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由全世界劳动妇女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蔡特金同志的提议，规定每年‘三八’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在我国媒体中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芝加哥女工斗争说”，盖源于此。$ 对此说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孔寒冰。1992年以来，他就此发表了多篇文章，2004年与许宝友合作撰写了《国际妇女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认为1909年3月8日发生过美国芝加哥市女工抗争的说法不可信。为搞清情况，笔者请人向创办于1847年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查询，得到明确答复：该报从未发表过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示威游行的消息。R9|A 上述《国际妇女节考》一书认为：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只是写明“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节日”，并没有规定在3月8日； 1921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才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这个新的考证成果对于我们认清国际妇女节的演变确实很有帮助，但也有问题，它认为把妇女节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争，而与美国历史上的女工斗争没有联系。K=J\ 事实上，在 1910年哥本哈根会议上，蔡特金确实提出定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只是因为有不同意见，在正式决议中才没有写明国际妇女节定于何月何日。会上的意见分歧源于美国社会党已经于1908年5月决定把每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全国妇女节，用以纪念同年3月8日纽约女工的斗争。这是为了便于女工利用休假日进行活动。纽约市女工分别于1857年和1908年的3月8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正好这两天都是星期日。美国女工也已于1909年2月28日和1910年2 月27日举行过两次全国妇女节。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在决议中明文规定3月8日为妇女节，是便于各国社会党灵活掌握。但由于蔡特金提出了3月8日，所以美、德、奥等国从1911年到1913年都在3月8日前后某一天纪念社会主义国际妇女节。VdYHS 从1914年起，德、奥、匈、荷、俄、美等国妇女已经统一在3月8日这一天采取行动，反对战争，争取妇女权益。到1921年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时，更进一步在决议中明确规定3月8日为共产主义国际妇女节。可能是由于当时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斗争，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为了纪念俄国彼得格勒市女工在1917年3月8日的英勇斗争，把这一天定为共产主义国际妇女节。这种说法旨在表明，与第二国际1910年在哥本哈根妇女会议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妇女节划清界限。实际上，俄国从革命低潮过后的1913年起，每年都是固定在公历3月8日纪念国际妇女节，1917年彼得格勒市女工3月8日的英勇斗争，已经是第五次纪念国际妇女节。其实，俄国女工连续五年在3月8日行动，正是对1910年哥本哈根会议号召的响应
I. 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50年代是10%，在60年代平均是8%，到了70年代就变成了多少
1950年2月14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对于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llanMayers)的《劈开磐石: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Lewis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重思冷战史》、高沃龙(Garver.John)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Heinzig)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第二类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80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该书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О.Б.Рахманин),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对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E.П.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发展。三是中国学者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对中苏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J. <大国崛起>观后感
记得以前学生时代，一上中国近代史，我就逃课，有关这方面的图册一本也不买，原因是感到这门课的内容悲惨得令人窒息，今天割地明天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真是太伤自尊了。不仅如此，在国人笔下的中国近代史，深藏着一种强烈的“悲情情结”，一字字似乎都用血泪讲述着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同时，还在义愤填膺地谴责西方列强的野蛮无理。这是中国人一种独特的历史观、世界观。央视正在热播的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之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评，我认为关键之处就是，正面叙述了被我们称为西方列
强的国家崛起的过程，对国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提出了挑战。
为什么会有“悲情情结”
中国的近代史有那么多“悲情情结”，起源于中国自康熙以来紧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撞开、中国人天朝大国的桃园美梦被它们的大炮轰开之后。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重农业轻商业，重陆地轻海洋，重防守轻进攻，自给自足，这使中国完全可以在对外封闭的情况下解决自我生存问题。再加上本身“地大物博”，中国人始终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其他民族是未曾开化的，把东边的民族称为夷，西边的称为戎，南边的称为蛮，北边的称作狄，全部都带有贬低蔑视之意。
这样一个向来是恩施天下、极少冒犯别人的大国，自1840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前后被西方强迫签订了100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将自己的领土暂时地或永久地划归外国，赔出近20亿两白银，海关也几乎交由外国人管理。这的确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可忘记的屈辱历史，特别是中国几乎从没主动地去惹谁却无辜遭受此惨祸，更令人心痛不已。伴随着腐朽、没落但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被列强连拖带拉、连打带压地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自然在中国人心中长久地沉淀下来。
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
“悲情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到底怪谁呢？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依然黯然神伤地述说着那段悲惨的经历、控诉西方列强的暴行，还是更深层次地看待西方崛起的进程，总结那段历史的教训呢？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生机勃勃的西方与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之间是绝不可能有什么“平等”条约可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这都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又无法更改的规律。
对于这个问题，伟人已有高论。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旧中国存在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英国的暴行破坏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邓小平说：“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西方产业革命后，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不思进取，因而既跟不上时代步伐，也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
站在今天的高度反观那些大国的强势崛起，反思近代中国的弱势发展，我们似乎应当这样总结：造成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因素固然有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但更在于中国自己没有把握时机，没有抢先走上近代化之路。历史绝不能忘却，可该记住的不只是曾有过的辉煌或遭遇的苦难，最主要的应该是经验和教训。历史需要反思，可反思的主要不是别人当初不该做什么，而应是自己当初为何没有做，为何不抢占历史先机，事先成为世界强国。只有这样，才能以史为镜，校正中国今后发展的路标。
换个角度看世界
被我们称为列强的国家，最初也并非世界性的大国，有的甚至只是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但是，它们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社会发展过程。它们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历史机遇，该走出去就走出去，该革新的时候就要革新。在走出去和革新的过程中，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现代化，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这一种历史进程绝不能因为其中一些国家后来衰落了，甚至像德国、日本一度走上歧途而被完全否定。事实上，正是由于过去扎实的底蕴，直到今天，那些列强中大的仍是世界性强国，小的也依然位于最发达国家之林。
更重要的是，问题还有另一面。西方国家是曾欺侮过中国，可从现代化角度上说，它们强迫中国打开大门，也促使中国开始卷入世界市场的漩涡当中。曾有一本名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列举了360个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还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所以，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更要探求它们兴盛的缘由和奥秘，可汲取中华复兴之丰富营养。不宜专捡它们崛起历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来论证实际上是不走向海洋、不走向市场、不走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
“大国”不只是几个国家，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发展趋势，想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重视并且应当融入这种潮流。观世界、看历史，这大概是最主要的。
世界性的大国不是天生的
当崛起的大国并不容易。有学者指出，大国崛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历史机遇，经济实力，还有心理准备。
在这三方面中，历史机遇指的是客观环境，它是最公正的，几乎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每个国家自己如何去解读，怨天尤天是懦夫的表现。经济实力指的崛起者内部物质条件。可是，经济实力的强弱在时空上总是相对的，中国现在GDP总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人均GDP排在百名之外，那么，中国经济实力是强还是弱？到底有没有崛起或复兴的基础？因此，笔者以为，心理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心理因素不只是短暂的冲刺状态，而是一种恒久的强国意识。
何为强国意识？它不是那种动辄怀念自己先前阔过的炫耀或者曾经悲痛现在富裕，也不是自己未来强大了就能怎样的幻想，这些实际上都是弱国心态，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胜利法。
真正的强国意识是一种对待自己的充分信任，是一种对待历史的平和心态，是一种面向未来而非沉浸于过去的深邃眼光。强国意识应当是一种永远向上的心理常态，是一种开放、开拓与开明，包容、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观。机遇是给有强国意识的国家准备的，实力是有强国意识的国家才能取得的，而机遇、实力只有在强国意识中才能进一步升华。
世界性的大国不是天生的。中国两千年来的成功不是天生的，而百年前的破败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要以为若没有近代史上那些波折，中国就一直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孔寒冰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自《孔寒冰：《大国崛起》挑战国人悲情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