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蔡教授

㈠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的教研机构

人体解剖教研室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院校中最具特色的基础课程。其任务是讲授和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通过教学各环节，着重培养学生掌握人体解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其它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打下基础。本教研室历经原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发展而来，1978年被批准为硕士点，1986年即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已为中国解剖学界培养了大量人才。
该室针对研究生、五年制、七年制、八年制本科学生，及海外留学生等不同层次；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药学、护理等不同专业学生开设了解剖学-I、解剖学-II、系统解剖学-I、系统解剖学-II、系统解剖学-III、人体形态学模块-I、人体形态学模块-II、断面解剖学、神经解剖学等十余个层次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中以学生自己动手解剖标本的教学方法为主，理论联系实际、极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我室这种实地解剖为主的教学方法曾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人体解剖学课程在2005年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
本室在全国最先开展断层解剖学的应用研究，其中，对“腹膜后间隙”和“盆筋膜间隙”的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人体体模”的应用研究获国家发明奖。随生命科学、现代医学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本室的科研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形态学领域，除临床应用解剖学外，本室对肿瘤耐药及转移的分子机理、干细胞定向分化等正进行深入研究，并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卫生部科研基金”、“四川省科委基金”和“CMB基金”的经费资助。2000年在本室成立了干细胞应用研究中心，次年该研究中心获准成为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组织胚胎学与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组织胚胎学与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是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主要科室之一，现有在编教师12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3名、讲师5名、工人1名。另有特聘教授1名。
本室每年承担研究生、留学生、四~八年制本科生、进修生等不同层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教学任务，年总学时约1500多学时。开设有“组织学与胚胎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医学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实用组织学”、“医学教学法”、“人体胚胎探谜”、“健康与美容”、“人体生物钟揭秘”等课程。我室一贯重视人才培养，强调教书育人，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先后承担了多项四川省、CMB基金和校级教改课题，获得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项，校、院级优秀教学成果奖7项。1994年“组织学与胚胎学”被评为四川省教委重点课程，2004年“组织学与胚胎学”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2013年“组织学与胚胎学”被评为四川省省级资源共享课和四川大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及公开课程。本室1995年被卫生部授予《三育人先进集体》称号，近几年来连续被评为院级先进集体。
本室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系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现有博士生导师1人，兼职博士导师1人，硕士导师4人，每年均承担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任务。已培养硕士生70余名，博士生20余名。
本室科学研究的重点在神经生物学，特别是脊髓损伤与修复、神经内分泌学、神经免疫学等领域。目前我室科研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神经损伤和神经可塑性研究”、“神经免疫调节机理研究”、“糖尿病与神经系统的关系”、“ 唾液酸及其介导的免疫效应在人类生殖生理及病理的原因和机理探讨”等。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5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4项，教育部国际合作基金2项，85攻关课题1项，CMB基金5项，省级基金8项，校院基金9项，协作课题多项，共获基金200多万元，美元1.75万元。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主编出版了14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1986年获四川省卫生厅科技进步四等奖，1996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获成都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本室拥有神经生物学开放实验室，四川大学特聘教授王廷华博士任主任。拥有组织化学、细胞培养、分子生物学三大公共实验平台。此外，还有实验准备室、动物手术室、动物饲养室等多个支撑系统。具备开展细胞学、组织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相关设备。
本室原名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考虑到本室的科研重点是神经生物学，自1990年以来一直为七年制本科生主持开设神经生物学课程，故2001年经学院批准改名为组织胚胎学与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本室是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在国内同行专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科室之一，在国内一直是西南地区解剖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科研中心。已故陆振山教授是我国知名的神经解剖学家之一，为原华西医科大学培养出了第一批神经组织学研究领域的博士。后来博士导师吴良芳教授、欧可群教授、兼职博导祝彼得教授继续带领教研室，为我国相关专业培养出了大批专业型的高级研究人员。陆振山、吴良芳、欧可群、操高原、解文、保天然、李永红、章为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现任主任为周雪教授。2004年我室聘请了王廷华教授，初步形成了以周雪教授、王廷华教授、齐建国教授、王蕾教授、李永红副教授、杨桂枝副教授、马芳副教授为学科带头人，数名年轻教师、3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数名国内外兼职教授共同参与的新一代教学科研团队。目前大家正满怀信心地为将本室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教学科研基地而辛勤耕耘，努力奋斗。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生物化学课程始建于华西协和大学的创立时期。1910年，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5教会在四川成都华西坝上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并相继成立文、理、医、牙、教育、宗教等学院及相应的系科。本课程的创始时期—华西协和大学生物化学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首任系主任是加拿大人Cornier博士。后来，在我国生物化学界的先驱者、著名生物化学家蓝天鹤教授的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蓝天鹤教授早年留学美国，获生物化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纽约Rochester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生物化学讲座教授、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等。1947年回国后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基础上创建了当时中央政府批准并登报告示的国内第一个生物化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设备先进、人才荟萃、技术力量雄厚，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也为我国早期的生物化学事业培养了人才。解放后，为了适应新中国建设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和生物化学事业在全国的发展，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调整。在华西协和大学、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和华西大学的发展历史基础上，组建了四川医学院。原生物化学研究所也被撤销，留下部分人员成立四川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将另外一部分学术骨干调往国内其它高校或研究所，以帮助这些单位的建立或建设。后来，这些学术骨干都成了这些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建设骨干，也成了有影响的科学家。本课程不仅为新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生物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自身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生物化学学术机构，是我国首批博士及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之一，蓝教授是首批博士生导师。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经有了较丰富的积累。20世纪50～60年代在蓝天鹤、张玉钿、徐仲吕等教授，特别是70～90年代在刘秉文、傅继梁、孙芝琳，陈俊杰、陈曼玲、刘柏林、傅明德，蔡桂英等教授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绩。
生理学教研室
本室现有教师11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2名，讲师5名;实验师2名;有四川省教学名师和四川大学教学名师各一名;承担全校医药卫生、生物医学、信息工程等专业学生共4个层次的生理学理论课教学及机能学实验课教学，以及研究生神经生理及生殖生理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科研方向有神经生理、心血管生理、呼吸生理和生殖生理;同时承担生理学博士生及硕士生的培养。1985年以来，已毕业研究生114名，其中博士19名。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27项，博士点基金2项，省部级科研基金9项，CMB基金2项。发表论文378篇，其中SCI收录44篇，EI收录4篇，专利1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省部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市级三等奖1项;连续六年获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教学质量一等奖。
1981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1998年 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基础医学及生物医学博士后流动站组成学科
1998年 被评为原华西医科大学重点建设课程
1998年 被评为四川省重点建设课程
2003年 被评为四川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2004年 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
2004年 被评为为四川省重点学科
药理学教研室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药理药理教研室(原华西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成立于1953年，一直从事药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抗生素等化疗药物的研究方面有杰出的贡献，近五年我室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 973课题分课题一项，曾经研究已鉴定投产的药物及制剂60余种，为我国化疗药物等开发与基础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得国家发明奖三等奖二项，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省厅局级及市级成果奖四项。并在抗生素、抗肿瘤药物、心血管药理及中草药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近5年主编及参编教材和参考书20余本，并多次荣获药理学教材评比表彰奖。以第一作者署名发表科研及教学论文近70篇，其中SCI论文35篇。
多年来，药理学教研室老、中、青几代教师及技术人员为提高药理学的教学水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式及教学条件改善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室现有教师10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5名，讲师3名，实验员1名。承担全校临床医学八年制，五年制，口腔医学八年制, 七年制，五年制，妇幼保健，医学检验，基础医学，医药卫生、医药保险，医学技术，护理，医药企业管理等专业各层次学生的药理学理论课教学及机能学部分实验课教学，同时还承担有留学生的全英文药理学教学任务，以及研究生临床药理学、分子药理学、药理学进展、实验药理学技术等的教学任务。科研方向包括抗肿瘤药物分子药理、抗生素药理、心血管药理、时间药理学，神经药理等。同时承担药理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我们热忱欢迎各地优秀本科毕业生报考我室硕士研究生。同时欢迎海内外有志于药理学教学、科研的学者加盟我室，共同开创药理学教学科研新局面。
寄生虫学教研室
寄生虫学教研室共有6人。包括教授2人，副教授1人，讲师2人，高级实验师1人。
1986年7月获批准为寄生虫学科博士点。
1991年获批准为基础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中的寄生虫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在50年代，寄生虫学教研室有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王正仪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王正仪教授在钩虫吸血问题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级)。
在80年代及90年代，我室有全国知名的学术带头人(胡孝素教授)及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梯队。我室瞄准国际上寄生虫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有重点地对某些寄生虫开展分子水平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获199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多项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开展了杜氏利什曼原虫、间日疟原虫、旋毛虫、肺吸虫、犬弓首线虫等的分子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主要科研成就有：① 在抗杜氏利什曼原虫单克隆抗体研究方面，已将筛选出的优质单克隆抗体应用于检测患者血清循环抗原获得成功，为黑热病诊断及疗效考核提供了一个新的诊断技术，易为病人接受，特异、敏感、重复性好。② 在抗间日疟原虫红内期单克隆抗体研究方面，筛选出对配子体感染力及其在蚊体内发育具有抑制作用的单克隆抗体，在制备配子体疫苗、阻断间日疟传播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③ 通过对我国利什曼原虫不同种株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首次揭示了我国平原疫区、山丘疫区和荒漠疫区分离的杜氏利什曼原虫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从DNA水平发现了导致了不同类型黑热病的L.d之间的差异。④ 应用PCR鉴定黑热病保虫宿主及诊断疑难病例。进行了内脏利什曼病核酸疫苗构建及保护作用研究。⑤ 应用套式PCR系统诊断、鉴别人体疟原虫感染。此系统特异、灵敏、稳定、简便，对疟疾的诊断、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及疫情监控有实际应用价值。
近年来，我室有陈建平教授、博士导师，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刘佩娜教授、硕士导师，为四川省动物学会理事;王雅静副教授，硕士导师，为中国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四川省动物学会理事兼寄生虫学专委会副主任。两位讲师均为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教师，科研梯队已经形成。寄生虫学博士点是国内最早批准的博士点之一，有较好的科研基础。
目前我院病原生物学在全国处于第五位。我们在教研室营造和谐、宽松的环境，活跃学术气氛并加强学术交流。鼓励大家积极申报科研课题，开展新课题的研究。王雅静副教授课题组正进行阴道毛滴虫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将阴道毛滴虫铁氧还蛋白基因、氢化酶体腺苷酸激酶基因和黏附蛋白33基因进行克隆和序列测定，并在大肠埃希菌中表达出了蛋白质。刘佩娜教授疟原虫科研组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合作，承担日本丰田基金关于亚洲东南部地区人疟原虫变异株的流行病学调查项目。已完成中国西南地区部分疟区疟原虫的虫种调查和鉴定。今后将完成西南地区疟原虫的虫种调查，制作疟原虫诊断图谱。用计算机完成疟疾的诊断，提高诊断效率。陈建平教授课题组开展军团菌疫苗构建系列研究，目前正在构建嗜肺军团菌mip基因与霍乱弧菌CT-B基因的嵌合基因工程双价核酸疫苗，并进行免疫保护性研究，同时还构建嗜肺军团菌omps-flA融合基因核酸疫苗和lvga-HspA融合基因核酸疫苗，目前正在进行该2种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免疫保护性指标检测及评估。该疫苗的构建可望为“非典”病原之一的军团菌提供有效防御措施;针对我国黑热病三个疫区划分(平原型、荒漠型、山丘型)，我们对黑热病各疫区L.D分离株进行核糖体基因间隔区分析及序列测定，为最终在基因水平阐述三个疫区划分的理论基础作出贡献。
法医精神病学教研室
本教研室现有教师4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1名，实验师1名。承担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法医精神病学、法律心理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现已承担国家级及省级多项科研项目，同时承担司法精神病学博士生、研究生的培养以及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工作。我们热忱欢迎各地优秀本科及硕士毕业生报考我教研室硕士、博士生，同时欢迎海内外有志于司法精神病学、法律心理学教学、科研的学者加盟我室，共同开创法医精神病学教学、科研新局面。
法医毒物及药物分析教研室
法医毒物分析教研室成立于1984年，1988年与原药学院毒物分析教研组合并。本教研室现有教授1名、副教授1名、实验员1名、办公室人员1名、研究生30余名，设有检案受理室及样品室、毒物化学实验室、高精度仪器分析室、数据处理报告室、教师研究室、教学实验室等，具备了进行高等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条件。常年承担着各个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进修生的培养工作，并对外受理药(毒)物鉴定的工作，并承担对外受理药(毒)物鉴定的工作，同时具备进行国家级科学研究的条件。欢迎海内外有志于法医毒物分析教学、科研的学者加盟我室，共创教学科研新局面。

㈡ 人类如何善待地球

环保是现代生活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基础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传,提高人们的觉悟与认识,加强环保意识.
其次,要进行废物回收利用,减少对森林树木的砍伐.还要加强对白色污染的处理,少使用塑料制品.
最后,要对清洁方面作改进.使市容更整洁.
为了地球的明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要好好地保护环境.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实行垃圾分类袋装化.这样不仅能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还能更好地起到废物利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
买菜时,少用塑料袋,尽量用竹篮子.
用笔尽量用可换芯的,减少圆珠笔外壳的浪费与垃圾量.
外出吃饭尽量不用一次性饭盒.
播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 垃圾过剩与环境问题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学
从喝纯水想起

时下,饮用水正成为一种潮流.尽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绍过�盟�闹种直锥?但"饮用水"族仍然日益扩大.

饮用水不单单指纯水,还包括矿泉水,蒸馏水甚至太空水等等. 而我们喝着长大的自来水则成了相对的"非饮用水". 我们并不排除目前饮用水风靡,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反映了当前水体污染的严重已经到了难以下口的程度.

有报道说:"据报道979年对全国798座城镇的调查, 全国日污水排放量为国为民258万吨, 其中工业废水占用819,生活污水占据199. 1989年对全国代表大会854个城镇进行调查,每天的排放量达365.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达成协议5.5亿吨. 这些废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江河湖海.

此外, 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每个上海人面前.上海的母亲河黄埔江,50年代中期(1958年)之前是一条水质清澈,鱼虾成群的河道,1962年水质开始受到污染, 1963年开始出现为期22天的黑臭期,1988年上升到场29天,占全年约2/3, 水质不合格江段占64.5km,占全长113.5km的56.99%.

水污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水体污染,水质恶化对人体健康和人类生活,生产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洁净的人能给人们带来葱茏花木,鸟语花香,恬静舒适,美丽如画的优美环境,给人们带来宁静,愉悦和和平.但是今天污染了的水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恐怖和灾难.为了使生活更美好,让秀丽的山水永驻人间,让清水长流不断,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防止水污染的重要性.
播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 垃圾过剩与环境问题 从喝纯水想起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浴室中的科学

2.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3.我们应该持一种怎样的环保观

我们应该持一种怎样的生态环保观和资源开发观？环保和资源开发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吗？我看不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因此科学的生态环保和资源开发是能够做到对立统一的。
我相信所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人都怀着一颗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赤诚之心。我们也不应怀疑那些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尽早脱贫致富而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他们同样也有着一颗保证和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存的拳拳之心。只不过极力主张保护的人考虑的是整个人类长远的生存问题，而积极主张开发的人要解决的却是当前局部地区人民的生存问题。我们有理由剥夺局部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吗？
这些年来，在各环保组织的宣传努力下，广大公民已经有了一定环保意识，这是各环保组织和人士的功劳，但有环保意识并不等于懂得了环保。我们还有很多人虽然有了环保意识，但出于对自身眼前利益的的考虑和贪图享受，并不愿意自觉地去遵守环保准则。例如，我们一些已经无需为自己的温饱担忧问题的人，为了尝一尝野味，穿戴高档皮毛时装，显耀自己的富有，于是促成并刺激了野生动植物交易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该受到指责的应是那些衣食无忧的消费者，而不是那些衣食无着，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索取自然资源的人，也不应去指责那些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尽快摆脱困境而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
为什么环境问题至少在工业革命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现在却成了一个越来越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紧迫性问题？这是因为在过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及产生的各类垃圾还没有超出大自然的承受力，而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及大量的生活和工业垃圾已经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穷奢极欲的不断追求。要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遏制人们这一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因此我们在宣传环保和揭露环境问题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在我们这些衣食无忧，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的城市人中提倡一种为富济贫的道德观，过一种简约的生活。那些生活在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落后简约了，已经简约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了。该如何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呢？
我们应该反对那种教条的，极端的环保思想。这种思想表面看上去很正确，也极能蛊惑人心，实际上却是非常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剥夺了贫困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
在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当地的人打猎，伐树，烧荒，那是为了生存。也正是因为现代文明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他们，所以还沿袭着这一落后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不打猎伐树，请问你让他们吃什么？烧什么？用什么？对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及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的一些环保者总爱不分青红皂白的加以指责，而且常犯一个善意的错误，那就是：你们不能砍伐这的原始森林，不能捕杀野生动物，不能在这的江河上建大坝，保留这的原始风貌，你们可以通过开发绿色旅游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啊。但是在当前我们国民素质和环保意识还不高的情况下，旅游真是绿色的吗？开发旅游就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吗？让我们来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吧。1.过去当地人只产生少量的生活垃圾，而且几乎没有不可降解的垃圾；而现在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别是那些过去当地极少见到的塑料食品包装袋;请问这是谁之过？2.由于游客们要品尝当地的野味，原来不存在的野生动植物交易运营而生了；过去当地人只是少量地捕杀和挖掘野生动植物，满足自家食用就行了；现在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也为了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开始大量捕杀和挖掘野生动植物了;请问这是谁之过？3.过去当地人，民风淳朴，待人真诚；而现在伴随着各色游客而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山外文化，及不法商贩带来的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和花样百出的坑人，骗人的手段，让当地人受益匪浅，从此民风不再淳朴，待人不再真诚;请问这是谁之过？
云南的泸沽湖景区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然而这个报道仅仅只是简单地指责了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有几个人想过这一切是谁带来的呢？这种情况几乎所有景区都未能幸免。在此我并不是反对开发旅游，我想说的是，开发旅游并不是解决环保与发展的万能药，搞不好，开展旅游比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大。而实际上旅游本身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利用，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能不能和该不该得问题，而是怎样开发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该是一味地追求原封不动，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持这种极端环保观的人在关心环境的同时，忽略了生存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们把环保理想化和教条化了，使环保失去了生命力。这种人自己吃饱喝足，无忧无虑地在城市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有几个到过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更别说在那生活和工作了。少数人去过，那也不过是坐着豪华越野车蜻蜓点水般去游山玩水而已。他们只不过是想借此，保留下供城市人酒足饭饱后能有个娱乐和寻幽猎奇的后花园罢了。按照他们的观点，人类恐怕要回到原始社会才符合要求。这种思想只能使我们作茧自缚，让社会停滞不前。
一次我到云南省的独龙江旅游拍照。那里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清澈的溪流江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当地居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边防战士对我说的一段话：“这里对你们旅游者来说是青山绿水，可是对我们这些天天在这的人来说则是穷山恶水。”请注意，这还只是一个只需在此服役两年的人说出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世代生活于此的人来说又会如何呢？这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使我这个也曾大喊环保的人清醒了许多。
我们不能把所有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视为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样做真的太自私，太教条。我们反对的因该是那种不顾长远利益，盲目的，过度的毁灭性开发，而对那些能使当地人脱贫致富，步入文明，已做过生态评估，考虑到了开发后的生态恢复，有序的，科学合理的开发不因横加指责和阻止。实际上，只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开发，那种局部的，暂时性的破坏并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而相反会形成新的生态景观，甚至改善原来恶劣的自然环境。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远的有四川的都江堰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近的有浙江的千岛湖和云南的鲁布革水电站。
在环保方面，我们目前最急迫的目标不是简单粗暴地去指责和阻止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要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特别是要提高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在文明中，不愁吃穿的现代城市人的环保意识。那些偏远贫困地区没有环保意识的人，他们对环境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有些甚至可以说其行为本身就是当地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链。反倒是我们这些有文化的现代城市人在吃饱穿暖之余，为了贪图享受，刺激了一些奢侈业如皮毛，高档木制家具，野味餐饮，一次性用具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才真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彻底而毁灭性的打击，现代文明的城市人才真正是生态环境直接和间接的杀手。
试想，假如有两个人，一个是不愁吃穿的富人，一个是衣不掩体，食不果腹的穷人，一只珍惜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富人为了享用皮毛和野味而捕杀之，而穷人则是为了御寒，填饱肚子活命而捕杀之，请问两种行为都该受到指责吗？

5.怎样的环保才“理智”
——兼评Charles Krauthammer的《Saving Nature, But Only for Man》

随着时间范围的普遍的环境恶化，环保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各种各样关于环保的建议、提案、规则、法律，有人提出要对它们进行选择。比如，大学英语书的某篇课文宣扬这样一种被称为“理智环保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理智”地宣称：人类“不是为大自然，而是为我们自己保护环境”，因此人类应该“仅在居住环境受威胁时再作出紧迫调整”。为了争取支持，该理论“不要求人们为其它生物作出牺牲”。

人类确实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保护环境，但问题在于如何保护。这篇文章宣称我们应该在“居住环境受威胁时再作出紧迫调整”，就是说我们应该等到自己都住不下去了才想到保护环境。是谁让环境糟糕得住不下去的？确实，这其中有地球自身的气候变化周期的因素，但在工业化革命以来的短短几百年里，把环境变得不宜于人类居住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面对一天比一天恶化的环境危机，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不改变视环境为“自由资源”的错误观念，而是借口某些环境问题不紧急而听任环境继续恶化，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智”的人应有的态度。

事实已经证明，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方式，会造成大量资金的浪费——因为制造污染取得的效益往往小于消除污染要花费的成本。然而，由于这只是“外部不经济”，不用作者自己立即买单，因此他就会对消除这些污染毫无兴趣。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在心甘情愿地为别人的“外部不经济”买单的同时，又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大量地为别人，甚至他的后代，制造着代价巨大的“外部不经济”。

该文的另一个奇怪的观点是“不要求人们为其它生物作出牺牲”。试想一下，如果人们被要求为其它动物作出“牺牲”，那么“牺牲”的会是什么呢——大概仅仅是一些金钱，或者改变食用野味的爱好而已。我们知道，当生物间有冲突的时候，要不两败俱伤，要不总有一个要作出“牺牲”。现在人类不“牺牲”，那只有让其它生物牺牲了。它们应该如何为人类牺牲呢？很简单——献出生命。

作者说，他喜爱北极驯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句话说出口的），但是为了能开采到石油，他不惜破坏驯鹿在阿拉斯加的繁殖地——因为这样能避免战争。且不说事实已经证明，开采了阿拉斯加的石油，根本不能避免战争；即使可以避免战争，为了人类的石油便宜一些，而使北极驯鹿无法繁衍后代，这种在种族延续和金钱间选择金钱的做法是否理智，实在值得考量。

类似的，作者喜爱斑枭（但愿他喜爱的生物越少越好），但是为了伐木工的生计，他不惜支持他们砍倒森林灭绝斑枭。我不知道作者怎么会持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似乎伐木工不伐木就不能找到新工作，并且不伐木就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因此他们不伐木就无法生存，所以为了他们的“生存问题”，只好把斑枭“出卖”了。

在这位作者的眼里，只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利益发生冲突，哪怕只要牺牲人类的很小的利益就能换回其它生物的宝贵生命，他也会认为人比其它生物更重要。这就是所谓的“理智”的环保观。在这种“理智”的环保观中，我们看不见一点“理智”的影子，透过冠冕堂皇的包装，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莫名的“唯我独大”的霸气、一种为了一丁点的经济利益可以听任其它生物灭绝的可怕的漠视。

作者说，那些为不会立即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事进行的环保是“奢侈环保”，“奢侈环保”仅当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达到才是好的。可是，有什么与环保有关的事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达到吗？几乎没有。也就是说，作者对那些为不立即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事而进行的环保是不会支持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理智环保论”吗？这种“理智环保”，其实就是坐等环境恶化，直到等不下去了，大家都受不了了，然后齐心协力把某个环境问题缓解一下。一方面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缓解环境问题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它产生的速度。有些问题，我们本可以把它遏制在萌芽阶段，可“理智环保”者偏要等到污染不可收拾时才出手。可以说，这种“理智”已经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能力。

怎样的环保才理智？那就是被那个作者看作“感情用事”的环保的办事方式。要环保，就要热爱大自然，而不是把它看作我们“利用”的对象；要环保，就要把环境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听任问题一天天扩大。这样的环保，才是真正理智的环保。

㈢ 蔡祖泉的个人经历

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9月担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中国光学学会，中国轻工业学会首届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副理事长、上海照明学会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蔡祖泉于上世纪60年代被树为上海的革新标兵和劳摸标兵，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国防部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蔡祖泉最初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年仅16岁、只有小学3年级水平的蔡祖泉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在那里从事了十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他曾协助几位大学教授从事药剂实验工作，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建设X光管实验室，周同庆和方俊鑫教授希望将他调去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
1951年，在上海市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教授向陈毅市长递了张条子，认为蔡祖泉对玻璃真空有研究，应该调入大学工作。在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的陈毅市长过问下，很快，工人出身的蔡祖泉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1952年院系大调整，他调到复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
1955年，在周同庆教授的领导下，我国独立研发成功了第一支X光管，填补国内市场技术的空白，年仅30岁的蔡祖泉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看到研发X光管的真空系统主要设备都是依赖进口的，便立志要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在这一技术领域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经过他的钻研，1956年，我国第一只立式三级玻璃油扩散泵试制成功，随即又研制麦克劳水银真空斗，这些技术和设备研制成功，为后来对新型电光源开发研究和生产打下了技术和物质的基础。
蔡祖泉曾希望读大学，并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但因为玻璃真空研究工作需要，他并没有读成。他一生的科研知识，全靠坚持不懈的自学和实践。
上世纪60年代，自学成才的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1961年，蔡祖泉与同伴们初探我国科学家的“空白领域”———电光源，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
80年代后，蔡祖泉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光源与照明的学术交流，多次出席国际性科技研讨会议，了解电光源发展的最新发展状况，并及时将国际上的专业信息转至国内企业，指导我国光源照明的研究和开发。同时，针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成功研制新光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进行二次开发——工程化开发的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获国家科委推广二等奖。1984年，蔡祖泉提议在复旦开设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系，如今，作为经教育部批准的惟一在高校设立的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已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1988年，本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他克服种种困难，成立了中国自己的照明学会。
1992年退休，退休以后，蔡祖泉依然心系创新，在市科协副主席、上海照明协会理事长岗位上兢兢业业，谋划建言。卸任后，蔡教授仍坚持每年做出一两个专利。他说，“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这一点我得向他学习，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2007年，在蔡祖泉直接推动下，被誉为光源界“奥林匹克会议”的国际电光源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国内外企业家、研究人员深入交流，中国电光源力量精彩亮相。他对身边亲人同事说，“我最大的心愿，已了。”
2009年7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2时36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㈣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院工程学院蔡绪福老师怎么样研究哪个方向

蔡绪福现在是教授职称，科研学术在学院里面虽然不是最强的，但是还是有点水平的，主要是资历比较老，好像是一个实验室的主任。
他目前主要研究方向聚合物阻隔功能材料，聚合物阻燃，聚合物合金化与增强改性等。

㈤ 四川大学普外博士蔡雨龙2015年公派日本是否批准通过

请咨询四川大学国际交流处

㈥ 蔡林的介绍

蔡林，1948年生于四川营山，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摄影家、作家。从事绘画与摄影创作、教学、科研50年。作品在全国及全军专业展赛中获奖、入选一百余次，独立撰写出版六十余部学术专著，在各级专业书刊发表作品一万余件。 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摄影专委会理事，中国美术研究院理事、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教育摄影协会顾问，四川南北美术院顾问、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㈦ 蔡林的蔡林先生

企业问题分析实战专家、高级管理咨询师上海德明管理顾问公司资深咨询师、培训讲师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中企联高级咨询顾问
四川大学EMBA高管班客座教授、特约培训讲师
国内几十家企业管理教育培训机构的长期特聘讲师
拥有23年工厂生产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经验
《成本压缩·工厂淘金》项目研究小组成员、主讲讲师

㈧ 菜刀体的介绍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蔡尚伟，曾以创作《兽兽不是野兽》歌词一炮走红，被称为“麻辣教授”。2010年11月，他在微博上写微小说，雷人的“菜刀体”自成一派。蔡教授还给学生们摊派任务，每人每天至少负责转发1次，并摊销10个粉丝。

㈨ 蔡洪滨的人物介绍

蔡洪滨老师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出身于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车的工程师 。人们常说，国企是个小社会，因此在国企成长的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他从国企的子弟小学读到子弟中学，这样的环境也确实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起来。
1984 年，蔡洪滨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且红火一时的时候，关于改革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争论很多，武汉大学学风也非常自由。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和小氛围，蔡洪滨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观点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到后来便开始自学一些经济学教材，大学毕业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报考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
经过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滨如愿以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厉以宁、秦宛顺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这以后，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渊博的学问和对经济学理论的细致讲解，尤其是厉以宁老师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给他在学识和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
北大的求学经历对蔡洪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他慢慢学会了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也逐渐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级时，系里选拔他参加中美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于是他有机会到了复旦大学，参加现代经济学的高强度培训。
之后的1991年，蔡洪滨远赴美国留学，1992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这里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聪明和勤奋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都让他兴奋不已。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终身做研究的志向，因为做研究其实是最有挑战和最有趣的一件事，总要创造最新的东西极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释说，做研究总是试图把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同时有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虽然过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来，就好像艺术家创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样，那时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997 年，在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蔡洪滨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之职，先后获得青年教师发展奖、经济系优秀教学奖，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间，还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师应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调任院长助理，分管教员引进，及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和学科建设等；8 月，根据学院安排，他不再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职务。
昔日光华的优秀学子成为了今日光华的知名教授及教学、科研管理的带头人。 蔡洪滨老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他已在国际顶尖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 蔡老师还为三十多 家学术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顶尖 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作匿名审稿人。他对经济学研究持续的投入，正体现出一名学者对追求知识的热情和执着。
让我们来看看蔡老师的研究中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新政治经济学吧。他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的学术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点研究政府集权和分权对各级政府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挑战了该领域的流行观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分权能够促进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则用理论模型说明，只有当各个下级政府是均等时，分权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否则分权反而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加剧各地区间原有的不平衡。这一结论的含义是，竞争对地方政府会有激励，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之间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的。
通俗地讲，当两个竞争者在赛跑时，如果起跑线是一样的，并且两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竞争者才有足够的动力来争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制度设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竞争者之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例如，让西部城市与上海一起竞争，那么就起不到激励作用；因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发达，不用努力也要比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么努力，短期内也很难追得上。这样的竞争态势就达不到预期的激励竞争的效果。尤其在中国，由于许多地方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政府过分分权，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还会加剧地方之间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发达的省市利用原有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发达，落后的地区由于没有竞争动力就会越来越落后，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差距会更大。
此外，蔡老师及其合作者还研究了分权与投资环境、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分权的关系等。国际理论界对于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新观点的出现”。 蔡洪滨老师之所以回国，主要是希望把经济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蔡老师认为，这是个非常高的目标，需要一大批经济学研究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策选择越来越复杂，对经济学研究和相关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师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体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现有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在全世界都会有其意义。由于这种共性，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应能极大丰富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关于做学问的心得，蔡老师给我们区分了国内外做研究的区别。在他看来，与国内不同，国外的研究是细致的分工下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具体原因包括：
第一，国外的数据很多，并且分工很详细，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收集、分析与总结数据和事实。这些基本的素材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便。国内则由于各种原因，缺少对数据和基本事实的归纳与系统总结。
第二，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一项政策或者一个数据的意义比较直观，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国的情况复杂许多。一项政策出台后，执行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中国的数据背后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填数据的人当时是什么想法等等。如果对这些政策或者数据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机械地得出结论，那么对事实的掌握就会出现偏差。
因此，蔡老师认为，在中国做研究，就必须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深层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断。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需要向老一辈和回国比较久的学者学习的地方。例如，像厉以宁老师、张维迎老师和邹恒甫等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就得益于他们平时大量地接触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通过到各地考察，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能感觉到和把握住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和新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后再借助恰当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出现有创新性的成果。
那么在中国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问呢？蔡老师认为，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现代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方法，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要具有国际水准，研究成果也能对中国的政策分析和公众的讨论有所帮助。
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蔡洪滨老师领导建立了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学者、国际经济学界最出色的华人学者，以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外顶级学者。蔡老师希望研究所能够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他们的目标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得到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者产生积极影响。 光华的应用经济学系规模并不大，建系历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华管理学院重视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学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时，就由厉以宁老师出任系主任，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今的光华管理学院正是在当初的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多年以来，在厉以宁、邹恒甫、秦宛顺、朱善利、张维迎等老师的建设下，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氛围，积累起雄厚的研究实力，并取得了一系列广为重视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包括许多从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也在加入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后很快成长，逐渐崭露头角。
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应用经济学系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瞩目的进步。首先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一学年，应用经济学系共有四位老师在国际A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也屡屡见诸国内核心期刊。更为可喜的是，系里的年轻教员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也正是光华应用经济学系蓬勃发展的佐证。蔡老师说，这样的进步与应用经济学系对学术研究的强调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次是每周二的学术研讨会。蔡老师认为，以国外的研究经验而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讲座不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围，也能促进师生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因此，应用经济学系在过去的一年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讨会制度，定期邀请相关领域内较为活跃的学者来光华展示研究成果。参加研讨会的师生与演讲者充分交流，双方都能从自由讨论中受益。同时系里还会安排年轻教员及学生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蔡老师希望这方面的举措能为年轻教员和 学生提供参与国际顶级研究的机会，最终增强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力量。
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学培养计划的调整，课程设置在广度和难度上更加贴合国际标准，研究生不仅相互之间更为积极地讨论，与老师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发组织的好几个讨论班时，蔡老师说，研究生在现阶段体现出的这种对于研究的热情和自主性，正是他们将来进一步出国深造、或是在国内高校和相关机构任教研究的基础。
作为新任院长助理的蔡洪滨老师，主要负责教员引进、学科建设和本、硕、博项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通过引进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励研究和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提升光华的总体研究能力。蔡老师还介绍说，由于经济学在培养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学院将加强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并争取在下一年落实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本科项目。而同时还作为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的蔡洪滨老师，将继续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学研究中去。刚刚卸下系主任担子的他相信，应用经济学系将在新一任系主任龚六堂老师的带领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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