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
A. 本文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回顾了汤一介的一生
1927年2月生于天津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9月9日晚8时55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8岁。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汤一介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上周六从北大校医院转到了北医三院。从9月8日汤先生已经开始昏迷，2014年9月9日一早李中华就守在医院。医生告诉他汤先生的肝和肾已经衰竭。
汤一介的去世，令学界一片震悼。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第一时间说，“失去汤先生，我必须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顾一下……汤先生坦荡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话是‘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一介书生，传承家风
汤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黄梅县，地属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家辈出的鄂东，如徐复观、黄侃、熊十力、胡风等。汤家是地道的以教书办学为业的书香世家，汤一介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融汇中国、西方、印度的学术大家。汤霖为学、为人、为官俱佳，汤用彤得到他的教诲，成为一代名家，汤霖教给儿子的家训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种“担当”精神、君子家风由汤用彤传给了汤一介。而取自“一介书生”的名字，无疑传达了汤用彤对儿子的期待：读书治学，传承家风。在多种场合，汤一介曾多次专门谈过这句家训。在汤用彤的传记中提到，汤霖告诫子孙，“勿戚戚于功名，勿孜孜于逸乐”。现在看来，汤一介都做到了，他一生朴素，做人坦荡真诚。
1946年，因为考北大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汤一介终于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的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汤一介爱书，有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时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直面“梁效”岁月
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裹挟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文革”开始之初，汤一介被中止讲课资格，下放到干校。“梁效”的成立改变了汤一介在“文革”中的命运，也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觉得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我们找去了，冯友兰啊，周一良啊，我啊。”汤一介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当时这些北大老师进入批判组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周一良就曾回忆，自己当时“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汤一介后来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直到现在，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也对早报记者表示，“必须说明的一点，进入‘梁效’，汤先生当时是满腔热情的，并不是简单说上当受骗。”
汤一介身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1958年，他的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写“乐黛云同志收”。
在“梁效”，汤一介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所谓“做材料的工作”，按汤一介解释，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在当时，他真心实意地信仰着共产主义，也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因为这段经历，“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陷入了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这期间，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不同于很多学人的辩解，汤一介一直抱着直面那段岁月的态度，也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卷入历史漩涡中的个人往往是无力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纲认为，汤一介能够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辫子，坦荡面对“前三十年”，是可贵的。
一代学人的精神领袖
汤一介对于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除了觉得做了一些“坏事”外，很大一部分是抱愧于学术研究。他认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在北大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此时他已经53岁了。此后，他的学术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轨，进入到一个井喷期，论著不断出版，思考的问题也转向更为深邃和宏大的层面。1980年代以来，他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界线，提出以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进入19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除了自身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汤一介还积极推动学科建设和文化推广，再次印证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1984年，在他的积极奔走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
至于今天受到万众瞩目的儒学文献丛书《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汤一介提出构想，并为之殚精竭虑主持编纂的。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 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总编纂，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
B. 《书城》停刊了吗
有着12年历史、被视为文化品牌的老牌书评杂志《书城》传闻休刊己久，这次却是真的，《书城》终于正式公布了颇为沉重的“休刊宣言”。
据报道，翻开最新一期《书城》杂志，首页的“主编寄语”不是习惯中的“新年祝福”、“来年计划”之类，而是一篇正式“休刊辞”。在阐述《书城》改版4年的辛苦以及“办成富含‘思想之美’与海派风格的文化杂志”的团队意识后，主编吴士余写道：“趁岁末之际，《书城》将休整半年，广纳良言，善谋策划，再度改版，企望以新的品牌奉献于读者。”而“目录”页则刊登着该刊编辑吴文尚一篇伤感散文《这是未竟的》，表达告别之情：“恰如天下没有不散筵席，人未散，曲已终，更哪堪岁末残冬。”报道透露，主要投资方撤出其资金和人员是导致休刊的主要原因：“投资方接手已累计亏损几百万元，决定不再支持了。”《书城》发行经营总监丁先生也表示，“休刊”主要是由于经营方面的原因。而编务总监李二民却表示，自己“受命”休刊，也“不明白为什么”。
作家薛涌指出，《书城》失败的最大原因是错把“文人”当“人文”，尽管刻意模仿《纽约客》的知识分子趣味，但只是靠找一些气味相投的人来写稿，久而久之脱离了社会。《书城》早期的创办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曾谈过《书城》存在的问题，包括装帧十分豪华，增加了成本；“大作家、大作者”路线常常“把读者吓跑了”。4年以来，成都本土作家洁尘一直是《书城》的专栏作家。在个人博客上，她公布了《书城》编辑的来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催你啦，做完这一期《书城》要停刊了。” 洁尘23日表示，据她所知，“休刊半年”实际上就是停刊了，作为作者，自己觉得特别遗憾：“这应该也是中国期刊界的一大遗憾。”
相关报道：
《万象》《书城》另辟蹊径 网络版有望产生
http://www.bookicp.com/html/2006-3/2006311852351.htm
C. 作为一名哲学家，汤一介的责体现在那些方面
1927年2月生于天津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9月9日晚8时55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8岁。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汤一介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上周六从北大校医院转到了北医三院。从9月8日汤先生已经开始昏迷，2014年9月9日一早李中华就守在医院。医生告诉他汤先生的肝和肾已经衰竭。 汤一介的去世，令学界一片震悼。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第一时间说，“失去汤先生，我必须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顾一下……汤先生坦荡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话是‘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一介书生，传承家风 汤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黄梅县，地属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家辈出的鄂东，如徐复观、黄侃、熊十力、胡风等。汤家是地道的以教书办学为业的书香世家，汤一介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融汇中国、西方、印度的学术大家。汤霖为学、为人、为官俱佳，汤用彤得到他的教诲，成为一代名家，汤霖教给儿子的家训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种“担当”精神、君子家风由汤用彤传给了汤一介。而取自“一介书生”的名字，无疑传达了汤用彤对儿子的期待：读书治学，传承家风。在多种场合，汤一介曾多次专门谈过这句家训。在汤用彤的传记中提到，汤霖告诫子孙，“勿戚戚于功名，勿孜孜于逸乐”。现在看来，汤一介都做到了，他一生朴素，做人坦荡真诚。 1946年，因为考北大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汤一介终于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的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汤一介爱书，有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时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直面“梁效”岁月 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裹挟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文革”开始之初，汤一介被中止讲课资格，下放到干校。“梁效”的成立改变了汤一介在“文革”中的命运，也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觉得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我们找去了，冯友兰啊，周一良啊，我啊。”汤一介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当时这些北大老师进入批判组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周一良就曾回忆，自己当时“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汤一介后来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直到现在，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也对早报记者表示，“必须说明的一点，进入‘梁效’，汤先生当时是满腔热情的，并不是简单说上当受骗。” 汤一介身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1958年，他的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写“乐黛云同志收”。 在“梁效”，汤一介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所谓“做材料的工作”，按汤一介解释，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在当时，他真心实意地信仰着共产主义，也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因为这段经历，“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陷入了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这期间，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不同于很多学人的辩解，汤一介一直抱着直面那段岁月的态度，也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卷入历史漩涡中的个人往往是无力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纲认为，汤一介能够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辫子，坦荡面对“前三十年”，是可贵的。 一代学人的精神领袖 汤一介对于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除了觉得做了一些“坏事”外，很大一部分是抱愧于学术研究。他认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在北大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此时他已经53岁了。此后，他的学术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轨，进入到一个井喷期，论著不断出版，思考的问题也转向更为深邃和宏大的层面。1980年代以来，他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界线，提出以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进入19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除了自身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汤一介还积极推动学科建设和文化推广，再次印证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1984年，在他的积极奔走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 至于今天受到万众瞩目的儒学文献丛书《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汤一介提出构想，并为之殚精竭虑主持编纂的。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 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总编纂，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
D. 周立波的商业价值从哪里来
当时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巡展即将展开，这次票价竟比国内当红一线明星王菲的演唱会还要高，对此，周立波义正词严地说：“我就应该比他们贵，拿他们跟我比是种侮辱。”也许最高定价3880元的“天价”门票只是一个“噱头”而已。但凭借不错的模仿能力以及对各种段子的整合能力，电视让这位滑稽演员变成了“笑星”，结果跳舞的有他，公益慈善节目有他，美食节目有他，健康节目有他，家庭访谈也有他。周立波的究竟贵在哪里？
周立波海派清口的起源
周立波的演出海报上这样介绍他：“周立波以‘噱’而出名，有别于传统噱头的笑料。他的噱头别具一格，简单而潇洒，表演亦庄亦谐，台词充满丰富的想象力?融各派冷面滑稽之集?勾勒出上海大都市的活力以及新上海人的生活风貌”。2006年底，关栋天给他看了一盘香港录像带：许冠文的“栋笃笑”，栋笃笑是广东的一种喜剧表演形式，类似美国的脱口秀，一般是一个演员站在没有任何布景和摆设的舞台上讲笑话，随意谈论新闻，调侃明星。看完之后，周立波觉得自己也能做，融合了上海独脚戏、北京单口相声以及香港“栋笃笑”众家之长的“海派清口”面世。
上海人之所以热捧周立波，把他推到一票难求的高度，与其说是因为周立波的演出既亲切、鲜活、生动，怪诞、热辣、生猛。不如说是上海给周立波提供了最佳的“天时、地利、人和”。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认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里蕴含着上海的文化密码，里面藏着自豪，也藏着悲情。上海人已经实在没什么资本，人口不占优势，生活方式影响力不大??当周立波在台上说出上海人挣100块钱，其中87块交给国家，自己只留13块的时候，我当然感谢他。”上海这座古老的城市，在中国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却总被扣上“自大、排外、自恋、小气、胆小”的帽子，也许只有从周立波的笑侃中才能找回上海人的自豪感。
上海本土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被边缘化。而人一般在什么都有的时候，会去想过去没有什么。上海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就会发现少了点属于自己文化特色的东西，特别是属于上海文化的标杆和符号。于是周立波的出现，正好符合了上海人在经济站上一个新高度后，对于本土文化的一种需求。正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周立波的红是理所当然的。当历史的积怨、残酷的股市、巨大的压力全被搬到台面上以另一种方式演绎时，上海人仿佛昨日重现。每个上海人都会由衷的感概：“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这种复杂的情感，让上海人痛并快乐着。
而另一方面，周立波又在演出中经常拿上海人和外地人比较，会拿上海每年上交给国家多少财政收入说事，会拿刘欢、李宇春、韩红、冯小刚、张艺谋等人的长相开涮，比较经典的就是把自己比作“喝咖啡的”，而把说相声的郭德纲比作“吃大蒜的”。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是建立在上海文化既自恋又自卑的基础上。一方面，他们瞧不起外地人，同时又特别渴望这些外地人对他们进行赞美。周立波只是在经济和精神形成巨大反差时，诞生的为上海人代言的人。
E. 废除科举制的利弊
废除科举制的利：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科举制的废除使得作为科举附庸的学校教育获得了极大地解放，各色各样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造就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和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技精英分子，改变了清王朝掌控教育的局面。这批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脚步，仅仅靠“器物”的学习是不行的，还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建设，而腐朽封建代表的清王朝不可能抛弃自身的利益顺应这一潮流。新式知识分子在一次次的政治骗局中逐渐削弱了对清政府的忠诚度，并最终担任了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科举考试不再是获得仕途的唯一途径后，知识分子逐渐地从封建官僚政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学习西方，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近代化迈进。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社会文化断层，选官制度紊乱，政局更加动荡混乱。科举制度历经千年，在社会人员流动和社会凝聚上已形成良好的循环机制，在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中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作均起着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废除后，没有适时地出现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的局面不复存在，传统的士绅阶层流向其他领域，传统社会文化载体逐渐式微，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建立起公开、刚性和持续化的选官制度，致使选人没有标准，用人无尺度，做官无限制。清政府采取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以至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病就变本加厉。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的长期对立与无序。
废除科举制的弊：
1．科举废于“时”，而非废于“制” ，由于清末废科举时对科举的评价以偏概全，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把科举制作为腐朽落后封建王朝的重要统治支柱加以批判，科举制在国人心目中已形成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工具的刻板印象。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科举制度不仅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且还被西方加以借鉴改造，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文官选官制度。科举之所以被废，是因为后来的科举考试内容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而非因为其制度太坏。清政府在1901年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和文体几乎是脱胎换骨了，但因为科举的向心力太大，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科举制仍被废止。这充分说明了科举制的废除是清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非其制度本身原因被废除的。
2．科举制度的废除过急，科举制废除应采用渐进的方式，科举制度是一种以考试选择官员的制度，虽然时代发展将其淘汰，但作为制度来讲，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设立的“五院”中有专门的考试院，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无论是选举的，还是委任的，都必须考试合格，才能有效；欧美的文官制度也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择官员的。可见，科举制中仍有可保留的部分，而晚清一刀切的做法，不仅隔断了历史的联系，还导致了选官的混乱。假若，清政府当时采取稳重有序的方式推进科举制改革，在渐进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建立新的教育机构及相应配套设施，解决社会层级流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向上层流动的问题，也许结局会是另一番景象。
F. 李天纲的介绍
李天纲，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朱维铮教授，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获博士学位。
G. 哪位专家“研究”得出是中国“民众先抢圆明园”的结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1860年10月发生在北京圆明园的劫难，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建筑园林、其文史价值决不低于故宫的皇家宫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毁于一旦。而造成这次大浩劫的祸首，便是英、法侵略联军，至今，他们从圆明园掠夺去的许多珍宝还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的罗浮宫等处，这便是他们充当强盗的证据。
关于这场劫难的责任，历史早已用血的事实书写清晰了，而英、法两国的正直历史学家也都不否认他们国家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料，事隔145年之后，却有中国自己的“研究者”出来为当年的英、法联军强盗洗刷罪名，声称当年最先抢劫圆明园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中国民众。
谓予不信，最近就有一篇“论文”，题为《1860：以圆明园为证》（刊于2005年5期《上海文化》杂志，作者李天纲），做的是为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的翻案文章。此文一开头就以“民众先抢圆明园”作为第一部分的小标题，用了整整一大部分的笔墨来“论证”英、法联军攻陷圆明园后，是中国民众先进去抢劫，然后才引起联军士兵眼馋，“带动”了联军也发生抢劫的“事实”。证据呢？作者引用了所谓“外文记载”后称：“-按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目的初不是去抢劫。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但这已经是在海淀地区本地人的焚抢之后。”而据“论文”作者说，直到这时，“来自英法乡下的士兵，住在宫殿里”，才刚刚“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谈论盗掠珍宝”。而这第一天据说“还有军纪，法国士兵拿了一些小东西，还没有正式动手”。
与此同时，作者还引用清廷权臣幕僚王壬父的记载，称“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论文”作者据这段记载，武断地称：是“西郊一些八旗子弟趁着战火，冒了外国军队的名义，在附近先烧抢起来，随着才有英法士兵瞠乎其后的烧抢。”这里，作者为了诬陷中国人先抢劫，故意曲解了王壬父的原文，明明原记载只说是中国老百姓假冒夷人之名放火，并未说中国人抢劫，而是联军回来后“大掠”，到了作者笔下，中国老百姓“纵火”便变成了抢劫，这种解读古文，看来并不是古文功底不够，恐怕至少是先入为主吧！另外，作者把王壬父原文中的“贵族”等同于八旗子弟也极不妥，八旗子弟确是贵族，但清朝的贵族并不全是八旗子弟。
关于英法联军的军纪究竟如何，并不是侵略者自己的回忆录说了算，中国人民早在虎门、定海、吴淞、杨村等许多战区“领教”过了，也有历史记载，这里就不多说。我感到迷惘的是，文章作者何以迷信侵略者的遁词，何以要曲解古人的记载？难道凭着他的这篇文章，就能为侵略者洗刷洗劫圆明园的滔天罪行？进行这项研究就为了证明中国人“素质差”是古已有之吗？
圆明园浩劫的悲剧，首先就是英、法侵略者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来，把护卫圆明园的清军打散了，由他们占领了圆明园，是他们首先抢劫，这是铁的事实。难道这些一心想到中国来发财的侵略者第一天真的只满足于“拿了一些小东西”？他们抢掠还要看中国人的眼色？由中国人为他们“示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的专家“研究”得出是中国“民众先抢圆明园”的结论的时候，2003年，法国作家伯纳.布立塞却撰写了一本叫《1860：圆明园大劫难》的书，揭露了英法侵略军火烧、劫掠圆明园的大暴行，并对联军的暴行“感到十分哀伤和内疚”。我想，《1860：以圆明园为证》的作者先生不妨认真去读一读这一本外国人的书（此书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看看法国人是如何反思法军士兵的罪恶的。与此同时，我想应该提醒一些热衷于做翻案文章的专家，不要妄想靠哗众取宠来一鸣惊人了，拿出一点学人的良心来吧！
附所谓的李教授原文
历史的真相——谁先抢了圆明园?
□李天纲
140年前的秋天，1860年10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王�运说是中国人！北京城里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闿运（1832－1916）的《圆明园词》说：“敌兵未�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这话文诌诌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
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王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此话关系重大，不可乱打诓语，要有根据。所以《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黄浚（1890－1937）写到这段疑案，在同意王�运、称“此说大致不谬”以后，另外还引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作旁证。
李慈铭八月二十四日（公历10月7日）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还没有大抢。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
日记说：城外西郊，盗贼遍地。城里的贵族、官僚、富人纷纷害怕起来，打点细软准备出逃。他们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周围的穷满人、穷汉人。暴民们一个个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玉器，已经一群群地潜入城里，准备跟在洋人后面，接着抢。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简直恐怖。“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孓遗。”可见，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枪以后，北京的暴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几十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动乱，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就拖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玉器。
民国初年的时候，王�运曾对人说：“圆明园毁后，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1980年夏，已经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第一次旅游北京，在前门附近看到从圆明园里搬来的石条和界碑，垒砌在街沿上。见我们南方人端详考证的样子，老北京得意地说：“没错！圆明园的，皇上家的，”令人厥倒。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盗掠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没有动手，他们是在几天后，联军司令部商量后才下手的。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满人入关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官的北京没人管，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运、李慈铭所记。
随军的英国纪（Ghee）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但外界不知。情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某些百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说实在，多次读到这段史料，总是不解：“首善之区”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
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
他们却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着。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大约是中国历史书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发明了这句妙语。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细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了博物院。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没有离我们远去。本世纪里，每有“煽风点火”的群众运动，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动者。明眼人可以数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宫赋》，对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乘火打劫”
的现象解释得最为生动服人。他总结秦始皇的阿房宫被焚烧的原因时，说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戌卒叫，函谷举。楚人一举，可怜焦土。”杜牧虽为诗人，不是理论家，但他讲出了大道理：长期朕“一人”，宫城内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贵贫贱，奢侈穷困，差别太大。没有中间阶级的斡旋、社会关系的沟通、舆论批评的发泄，鄙野之人，平日里固然魏阙仰望，敢怒不敢言，可一旦有人揭竿，老实委琐，委屈成奴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在金銮殿里，九龙床上过把皇帝瘾而后快。
由圆明园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讲的家乡故事。抗战时期，某地日寇扫荡抗战村庄。日军后面，跟着邻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烧、杀、抢光）之后，他们再收捡一些破烂回家。由此又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镜头。鲁迅和同代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怪其愚昧。然而，又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习惯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如果总是不鼓励市民有独立的财产、事业、信仰和追求，没自己的事干，老念着、侃着、望着皇上的生活，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的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王�运、李慈铭，还有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毛病，但无法下药。不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点，不再出这样的“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