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生平碑文

1. 杨良瑶的生平

杨良瑶是唐朝宦官。歴事唐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皇帝，剔歴中外50余年，特别是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来判断，杨良瑶出使的政治目的可能是与起源于小亚细亚两河流域的黑衣大食帝国一道，共同遏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试图彻底摆脱其对唐王朝西域的军事威胁。据笔者考证，杨良瑶很可能是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官阶不高，但作用匪小。从碑文看，《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无疑是唐代后期的典型制作之一，足以反映所历王朝的兴衰脉络，尤其是在“借兵回纥”、“出使岭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皆能看出杨良瑶不遑宁居的奔走身影，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细节之一。
从形制看，该碑体形高大，额篆“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9个篆字，周正圆浑，苍遒大气。碑文以楷体书写，间以行书，结体活泼，字迹劲秀，线条华畅，文气通透，具有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平，不失其为中晚唐书法中的佳品制作。据宋佚名《宣和书谱》卷一载：“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还，世相祖袭，至代宗家学未坠。”唐德宗时，“观其行书笔意，亦不愧前人云”（宋佚名《宣和书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第1版）。至宪宗初年，宫廷崇尚“集王圣教序”之风，仍不稍潜。足见中晚唐右军行楷书体之兴盛，当披靡于朝野上下。
从作者看，该碑由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诏陆邳撰文；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赵良裔书丹；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汤陟篆额。唐朝官阶明确，“朝请郎”为文官第18阶、正七品上；“承务郎”为文官第25阶、从八品下；“给事郎”为文官第22阶、正八品上。均职阶不高，正史未载，但就撰文、书法而论，仍属非常可贵。
据当代学者考证，赵良裔，约当唐德宗、顺宗和宪宗时人。其书迹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元和142《乘着志》（元和玄枵之岁）。该志署衔“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翰林待诏赵良裔”篆题，楷书。又，陆邳，约当唐宪宗、穆宗时人。书迹初见于《金石录》（宋赵明诚着）卷九，《金石录》第1738《唐平淮西碑》，署名段文昌撰，陆邳八分书，元和十四年十二月（820年）。别的书迹还有《唐邠国公梁守谦功德碑》，杨承和撰并书，陆邳篆额，篆书。长庆二年（822年）。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07。陈思《宝刻丛编》（中华书局，1995年）卷七有著录。另外，《唐左武卫将军刘德惠碑》，唐严绶撰，刘继元书，陆邳篆额，长庆二年；《唐兵部郎中郭晤碑》，唐陆邳隶书，长庆四年（824年）；以上俱见《宝刻丛编》卷八。
从《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可知，陆邳、赵良裔两人在翰林院内均有升迁。陆邳从朝请郎、行南康县丞、云骑尉升职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亦即由文官第18阶、正七品上晋升为文官第14阶、正六品上；赵良裔从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晋升为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亦即由文官第25阶、从八品下晋升为文官第14阶、正六品上。两人初期官职悬殊，后来则臻于一致。尽管如此，却都不改其“翰林待诏”的御用角色。两人于元和元年为《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撰文、书丹，足以证明其由来已久的同事关系。陆邳擅长篆隶，却奉命撰文；赵良裔擅长楷书，故一仍旧贯。
至于翰林待诏汤陟，尚不见于著录，然其擅长篆隶，当时影响也不会低。刻字匠朱士良，吴郡（即苏州）人，刻工洒脱，颇见功力，亦不见著录。但刻家留其名，大约也是一种荣耀。
依据王海滨《唐代翰林书待诏制度综考》（2008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一文研究，“（唐代翰林书待诏）为皇家的御用书家，其书法技艺水平是非常高的，都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好手，他们在朝野内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并认为，翰林书待诏的书法属“院体”书法，“直接代表了皇帝的书法，翰林书待诏奉敕所书的碑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观点，洵非无识。
按：唐人墓葬勒石，向有“神道碑”和“墓志铭”两种。所谓“神道碑”，就是树立在死者墓道上的石碑。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立碑》一诗中写道：“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所谓“神道碑”，正是这种“路旁碑”的一种。就内容看，该碑蹈常袭故，不乏溢美之词，但就其深受信重、频繁出使而言，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使大食而声教旁畅”、“聘大食兮声教普”，也都成为出使获效的直接标志。
据碑文载：杨良瑶终于元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同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由此推断，杨良瑶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杨良瑶之死，从明幡发丧到归里入葬，历时共83天。依照关中民间葬俗：树碑立石，通常在三周年之际完成，时当脱服之期。而此碑刻立的时间，则在丧葬期内。另外，神道碑为墓道用碑，均在地面之上，而墓葬内有墓志铭，也是唐代定制。
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正文用过许多简笔字，与今日官方确定的《汉字简化字总表》有相似之处。譬如“请”写作“请”，“继”写作“继”，“万”写作“万”，“迩”写作“迩”，“尔”写作“尔”，“貌”写作“皃”，“辅”写作“辅”，“弥”写作“弥”，等等。这些汉字简化字的普遍使用，对于研究唐代文字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启迪和帮助。
早在1984年4月，泾阳县文物工作者从事田野文物调查时，在当时扫宋乡（2002年后并入云阳镇）大、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通晚唐石碑，此即《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笔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偶然见及，震撼于该碑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精湛的艺术价值，遂决意加以整理、研究。1998年，笔者最先在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所主编的《唐史论丛》（第7辑）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当即受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的深切关注。2001年，新编《泾阳县志》（何平、李新荣、杨西安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中第一次公布了该碑碑文，但差错太多，难以卒读。2005年，笔者又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再次公布了神道碑碑文并做了初步考释。因拓本欠精，辨识困难，仍有错讹。2012年冬，笔者赴北京出差，从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总编辑处获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据此有了新的深入研究，在《文史》2012年第3期上发表了《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研究员联系，得以获读，由此对碑文句读做了个别修正。对于诸位学人的支持和帮助，笔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查知，该碑身首相连，碑首高85.5厘米，碑头篆额“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9字，3行，每行3字。碑身高189.5厘米；上部宽93.5厘米，下部宽102.5厘米。正面镌刻行书碑文，记叙了“唐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良瑶的家族渊源和生平事迹。该碑文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揭橥了这位不见于正史文献的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的出使生涯。
经整理，对碑文标点、划段如下（按：行文中的空格依照原碑格式处理，以示敬重）：
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
唐故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公神道碑铭并序
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 诏陆邳撰
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赵良裔书
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汤陟篆额
公讳良瑶，字良瑶，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诸阳，寔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至若王孙以薄葬称，楼船以大功命，敞因谦畏为相，雄由辞赋荣名。洎乎伯起之慎“四知”，叔节之去“三惑”，大鸟集于葬墓，飞鳣降于讲堂。或朱轮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两汉，裕垂后昆，氏族源流，远矣盛矣。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
及公曾祖， 为唐元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至今家焉。遂为京兆人矣。
祖怀贞，皇许州别驾。
考彦昱，处士，高标世利，处士园林，公即处士之第四子也。
公质状殊观，心灵独立，气概感激，慑于时流。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故得入为内养，侍玉墀以承恩；出使外方，将天命而布泽。累经试效，益着功劳；诚素既彰，委任方重。
当永泰中，慈、隰等州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继章掠众，聚兵逼胁州县，不顾王命，恣行剽煞，虔刘晋郊之士庶，震骇虢略之封疆。于时两河初平，四远犹耸，朝廷难于动众，皇上姑务安人。遂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以公为判官。崇进畏懦而莫前，公乃愤发而独往，口宣恩德，气激凶顽，遂使天威挫其铓，皇泽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既而复命，阙下大惬，圣衷有诏赐禄，仍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监作。由是恩顾稠迭，委任频繁，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是用东西南北，匪遑止宁；险阻艰危，备尝之矣。
大历六年，加朝议郎、宫闱局丞，守职不渝，在公无替；昼日三接，风雨一心；天颜不违，圣眷斯至。当信重之际，罔敢告劳；安梯航之心，何远不届。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于荒外，委忠信于洪波。往返无疑，匪僭程度；复命至于广府，会叛军煞将，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纵狼心，将邀王命，承公以剑求表，上闻公山立嶷然，不可夺志，事解归阙，时望翕然。至十二年，迁宫闱令。内官式叙，中禁肃清，由公是拜也。洎建中末，遇鸾舆顺动，随驾奉天，勤劳匪躬，始终一致。
兴元初，天未悔祸，蛇豕横途。皇上轸念于苍生，臣下未遑于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请使西戎，乞师而旋，遮寇以进，覆武功之群盗，清盩厔之前途，风云奔从而遂多，山川指程而无拥。兴元既得以軴跸，渭桥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区，不改旧物，繄我公乞师之力也。其年二月，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骤迁，盖赏劳矣。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駈。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功绩既着，恩宠亦崇；若惊之心，日慎一日。
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
十四年春，德宗虔虔孝思，陵寝是恤，将复修葺，再难其人。必求恪恭，祗奉于事。唯公惬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焕乎咸新，无乖睿约。及乎卒事，议功莫俦，以其年八月，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后贵主亲王，监护丧葬，圣情念切者，必委于公。至于以劳受赐，金帛纷纶，亦不可备纪矣。
十五年，陈、许节使云正，淮西承衅而动，剽掠阳翟，攻逼许昌，汝洛惊惶，关东大恐，天下激发二十万师，韩全义统之，且挠戎律。国家难于易帅，议者知必无功。时，德宗皇帝负扆兴叹，凝旒轸虑，思安东都宗庙，念济河洛苍生，是用命公监东都畿、汝州军事。闻命而三军增气，戾止而百姓咸宁。公知韩全义无才，乌合众难用，淮西城小而固，遐迩易动难安，遂思远图，独出奇策，使押衙东惟悟孙白身志和深觇寇情，观衅而返，乃具所谋画，遽献表章，请缓天诛，许其悔过。当皇威未霁，事寝莫行。及全义大崩，诏用前计。遂申恩舍罪，罢讨息人。公乃居安虑危，处否思泰，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于是远近获安，道路斯泰，皆公之尽力竭忠经略所致也。
至永贞元年，以事既宁辑，恋阙诚深，恳请归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公素积威望，久着勋庸，警跸诫严，中外悦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彤庭而臣下朝萧，月闲清禁而天子夜安。国朝之环拱得人，于斯为盛。
公以躬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秏消，体皃癯瘠，疾生而医药不救，善积而命运奈何，寒热内攻，风露外迫，遂至不起，呜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终于辅兴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
皇上轸悼，士庶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归葬于云阳县龙云乡之原，顺其先志。盖以公之仲弟忠武将军良彩、季弟游击将军光晖、夫人彭城郡君刘氏，皆先公而终，坟墓所在，则临终之日，思及平生，友爱念深，遗命不忘之故也。
公自至德年中，入为内养；永泰之岁，出使有功。恩渥日深，委信渐重。至若震忠义以清慈、隰，明勇决以伏哥舒，乞师护于南巡，宣化安于北户，使大食而声教旁畅，监东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余载，议勤劳而前后无比，论渥泽而流辈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纡金拖紫，名高史荣，庆传子孙。况公壮年以忠勇自负，长岁以尽瘁勤王。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
长子升，嗣子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希旻，次子操，移孝为忠，光昭令德，祗奉前训，罔极是思。谓福善无征，风树不止，诚感未达，隙驹莫留，想象既难于攀追，德业实惧于堙没，愿琢贞石，纪勒芳猷，见托为文，敢不书实。
铭曰：
云从龙兮风从武，圣功出兮忠臣辅。天降公兮竭心府，歴四纪兮奉四主。
鸡常鸣兮忘风雨，躬尽瘁兮心神苦。伏哥舒兮刚不吐，抚慈隰兮慑戎虏。
西乞师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户。聘大食兮声教普，监汝洛兮勋超古。
校切业兮无俦伍，赐赉繁兮莫得数。一命偻兮三命俯，恩弥崇兮孰敢侮。
垂金章兮结绶组，既分茅兮亦祚土。琢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后人。
元和元年岁次景戌、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
吴郡朱士良刻字
传统学术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而郑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但是，上述唐代碑文的发现证明，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应是唐代中后叶的杨良瑶。
按：杨良瑶，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着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据碑文记载，其先祖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自先秦以降，名流辈出，家业兴旺，“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其实，由于唐人讲究郡望，攀比门第，故此所列举的杨氏名人，譬如杨王孙因首倡薄葬被称道，杨仆（楼船将军）因大功而有名，杨敞因谦虚敬畏作宰相，杨雄因撰写辞赋获殊荣（按：作为辞赋家的当是扬雄而非杨雄。历史上确有杨雄其人，但不以辞赋见长），杨震（伯起）所谓要慎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杨秉（叔节）所谓“酒、色、才”三不惑等等，其实都是历史附会，殊不足信。其曾祖为唐初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唐代云阳县隶属京兆府，治所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城北。祖父怀贞，为许州别驾；父亲彦昱等，皆是处士。可见杨氏号称世代荣耀，但杨良瑶这一支其实并无显赫背景。
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看来是个很有抱负、作为的人。曾娶妻刘氏（封赠彭城郡君，盖刘氏均以“彭城”为族源发祥地），生有长子升，次子操。唐肃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杨良瑶21岁至23岁时，入为内养，也就是成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后收宦者希旻（曾任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为嗣子。他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功劳突出。唐代宗永泰年间（756年），慈（治今山西吉县）、隰（治今山西隰县）等州发生武装叛乱，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率众劫掠，威胁州县。这时，“西河初平，四野犹耸”，唐王朝无力兴师东征，遂派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让杨良瑶充任判官。碑文称刘崇进畏懦不前，杨良瑶毅然孤身前往，当场宣布皇帝口谕，迫使狼山部众“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此举得到了唐代宗的高度赏识，除褒奖赐禄外，还授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监作。此后他“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深蒙皇帝的信任。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杨良瑶官升朝议郎、宫闱局丞。他守职不渝，风雨一心，先后奉诏宣慰安南（越南古称，包含广西一带），震慑广府（今广东广州）叛军首领哥舒晃，因大义凛然，不辱使命，归朝后备受赞誉。十二年（777年），迁官宫闱令，负责宫廷事务。顿时中禁肃清，秩序井然。
建中末年（783年），因京城颠危，唐德宗被迫西出奉天（今陕西乾县），杨良瑶随驾有功，被皇帝看重。兴元初年（784年），国内各地割据势力武装叛乱，唐王朝无力弹压，杨良瑶遂受命出使回纥，乞求援兵。因回纥援兵及时赶到，唐王朝才得以遏止叛乱，“再造寰区”。当年，杨良瑶因乞师有功，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
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 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 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 诏书。奉 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至今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当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 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 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碑文载，“（贞元）四年（788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出使成功的褒奖。
原来，唐德宗登基时（779年），以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分封割据势力，表面上算是暂时平息了，但在事实上，分封割据行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因其迫害理财家刘晏遭到朝野抱怨。建中二年（781年），淄青镇（治青州，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正己、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田悦联合反唐，假藉“清君侧”的名义，要求在本镇确立世袭传子制度。德宗连忙调兵遣将，大发各路兵马讨伐叛军，但因既无用兵策略，又未确定统帅，加之指挥失误，遂使战事扩大，屡战不获。后来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赖有浑瑊、李晟等中唐名将尽力反击叛军，唐王朝才得以绝处逢生，摆脱了当下覆亡的悲催命运。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城长安；贞元元年（785年），三藩平叛算是大体上结束了。但此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开始，乘机夺取了河西诸镇，虎视眈眈地垂涎唐都长安。德宗初期，吐蕃再攻陷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建中四年（783年），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不久，吐蕃又悍然进攻泾（今甘肃平凉）、陇（今陕西陇县）、豳（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陷落盐（今陕西定边）、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银（今陕西榆林东南）、麟（今陕西神木北）等州。嗣后，唐蕃双方战和不定，相互关系时松时紧。
为了抵制强大的吐蕃政权给唐王朝西域边疆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唐德宗启用一代名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后立即实施。同时，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战役后，基本确定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所以海洋上的丝路贸易空前频繁。可以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谢多诃蜜首次派遣使节来唐，唐王朝授其使节“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勋位，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以黑衣大食使含嵯、乌鸡（一作焉鸡）、莎比（一作莎北）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亦有16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其时，年满50岁的杨良瑶亲率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经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辟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结果，正如《新唐书·大食传》所记载的：“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还是颇见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于贞元九年，曾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详见《新唐书·地理志》）。与此相近，公元9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据悉他十分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并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样。
杨良瑶回国后，因功勋卓著，恩宠更渥，颇受德宗皇帝的青睐。贞元十二年（796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四年（798年）春，特受命主持修葺先帝陵寝。杨良瑶“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受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嗣后，举凡唐德宗圣情眷顾的贵主亲王，其丧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筹划办理，因其功劳巨大，受赐“金帛纷纶，不可备纪矣。” 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吴少诚拥兵叛乱，“剽掠阳翟（今河南禹县），功逼许州（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洛（今河南洛阳）惊惶，关东大恐”，唐德宗被迫派遣20万大军，由夏绥节度使韩全义率领平叛，但朝野上下，并不看好韩全义其人，而杨良瑶作为监军也就显得更加重要。果然，由于韩全义指挥失当，一败再败，杨良瑶于是奉命主持军事。他安抚民心，派人侦察敌情，“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用了较短的时间，当即平息了藩镇叛乱。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年正月，杨良瑶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至此，他因素积威望，久著功勋，已经成为唐顺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2. 碑文范文

我国从汉朝以后，刻碑的风气逐渐普及，几乎处处可碑，事事可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宫室之碑，桥道之碑，坛井之碑，家庙之碑，风土之碑，灾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观之碑，托物之碑等。前人实行，后人效法，中国的名胜古迹，竟形成独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围极广的实用文体。碑的种类繁多，碑文的体裁各具特色，归纳起来，可分六类：
（1）功德碑。这类碑是为活人歌功颂德的。旧功德碑一般有三种形式。有的全用韵文写成，如公元前的二一九年秦始皇登泰山顶，李斯刻石颂扬他的武功文治。有的前序后颂，序为散体，颂为韵文，如李白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有的全是散文，没有颂之类的韵文，如《敦煌太守裴岭纪功碑》。这类碑文是为活人写的，解放后，我国已没有人立这种碑了。不过，在中国以外华侨聚居的地方，立功德碑的还是不少。
（2）庙碑。解放后，破除迷信，没有人再为神灵鬼怪立碑，但我们国家的古代寺庙建筑颇多，都是难得的名胜古迹，需要修补或重建，修建时立碑记事，以垂示后人。不过，现在作这类碑文应侧重叙述古迹的兴废历史，古迹确定的依据以及重建过程中的有关事项。
（3）墓碑。旧式墓碑有两种：
i）标名碑。墓碑的正面标名墓中人的姓名、立碑人及立碑时间。这种碑多是死者子孙所立。也有学生给老师、女婿给岳父岳母、夫给妻、妻给夫、朋友之间立墓碑的。现将墓碑文中对亡灵的称谓简介如下：
ii）简介死者生平碑文的墓碑。这种碑文一般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著作、逝世年月、葬时葬地，最后是铭文，多为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骚体都行。大多数是死者后代请托别人撰写的。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也有介绍死者介绍得更简单的碑文和简短的墓志铭。

显祖考某某太府君之灵 （对祖父）
显祖妣某某太夫人之灵 （对祖母）
显考某某府君之灵 （对父亲）
显考讳某某大人之灵 （对父亲）
显妣某氏老孺人之灵 （对母亲）
显妣某某太夫人之灵 （对母亲）
岳父大人之灵 （对岳父）
故岳考某公讳××老大人之灵 （对岳父）
岳母某太夫人之灵 （对岳母）
故岳妣某门某氏老孺人之灵 （对岳母）
夫子某某大人之灵 （对老师）
先夫某某君之灵 （对丈夫）
先室某某夫人之灵 （对妻子）
某君某某仁兄之灵 （对朋友）
某君某某贤弟之灵 （对朋友或弟子）
实例一
讳先显祖考某公某某太府君之墓云
孝孙男 昌成
××年×月立
实例二
讳先 考某公某某府君之墓
大文孝男士中暨孙宏武全
××年×月立
实例三
先妣张李氏太夫人之墓
勇成
孝男张军孙张立
张
××年×月立
实例四
××省××地区专员
讳先考某公某某府君之墓
孝男某某
××年×月立
实例五
××省××县副县长先父×××之墓
孝女某某
××年×月立
实例六
×××91×××先生之墓——×××
＜实例＞一
先父×××于××年×月×日生于××省××县××乡××村，××年××月参加革命工作，××年×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担任××职务，因病于××年×月×日在××地方逝世，享年××岁。
孝男某某
××年×月×日
＜实例＞二
韦素园①墓记
鲁 迅
韦君素园之墓。
君以一九○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②。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③，友静农④，霁野⑤立表；鲁迅书。
说明：作者鲁迅即周树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生于1881年，殁于1936年。
注解： ①韦素园——文学家，安徽霍邱县人，生于1902年，死于1932年，未名社社员，鲁迅的好友。译有果戈理《外套》等书。②厄于短年——厄，困穷、苦难的意思。韦素园只活了三十年，所以说短年。③丛艽——指韦丛艽，安徽霍邱县人，未名社社员，翻译员。④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邱县人，未名社社员，翻译家。
＜实例＞三
王统照先生的墓志铭
山东省文化局
王统照先生，山东诸城人。生于一八九七年古历初八日，卒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九日，享年六十岁。先生生平，酷爱文学。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很大成就。其代表作有《一叶》、《黄昏》、《山雨》，诗歌《童心》和散文《片雪集》等。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人士之一。
先生毕生，献身于文教事业，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上海文学社《文学》主编，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开明书店编辑和山东大学教授等职。
先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先生的革命思想更加提高，从而也更博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先生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民盟中央委员及济南市委会主任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副厅长、山东省文化局长、山东省文联主席和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先生不但对人民文学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对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亦有很大功绩！先生的革命热情和事业的坚韧精神，均值得后代学习和颂扬。谨撰此文，以资纪念。
注：王统照先生埋葬于济南市金牛山公墓。公墓位于济南市北郊金牛公园内。此为山东省文化局在先生碑墓上写的碑文。
（4）纪念碑。这类碑文主要是为了纪念著名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如明朝航海家郑和，人民为纪念他七出西洋的壮举，在他的家乡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建亭立碑。清朝著名将领林则徐禁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凛然正气，人们在虎门炮台旁边修建了《林公则徐纪念碑》，表彰他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国的纪念碑多为碑刻，纪念人的详于写人，纪念事的详于写事，长汀罗汉岭瞿秋白就义处建有“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较详细地记述了瞿秋白生平事迹和他就义时的悲壮情景。这类碑最有名的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由毛泽东同志起草，周恩来同志书写的碑文，文字简练，气势磅礴，碑座四周镶嵌十幅大型浮雕，文图并茂，产生了一般碑文难以达到感染力。
（5）记事碑。这种碑的种类很多，有建筑之碑，名胜古迹之碑，文人雅事之碑（如兰亭）天灾人祸之碑等。这类碑意在存真，碑文必须质朴真实，稍有夸饰，就不能取信于人。
（6）诗碑。这种碑不是指用诗词体裁写的碑文，而是指为诗而立的碑。这种碑古今中外都有。如公元一四五八年在河南汤阴县岳庙有人为岳飞“满江红”词立了一通碑，叫《岳庙满江红词碑》，刻上岳飞“满江红”词。内蒙呼和浩特昭君墓前人们树立董必武咏昭君的诗碑。日本岚山立有周恩来总理“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碑。现在修建的桂林“碑林”，其中亦有不少是为现代名人新立的诗碑。

3. 李大钊雕像上的碑文是什么

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央为他撰写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

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人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完）

4. 名人碑文

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的纪念碑近年落成，碑的外形为阿拉伯数字“1”与“2”叠加在一起，象征着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所取得的（1＋2）的重大突破；在底座的黑色卧碑上镌刻着被国际数学界命名的“陈氏定理”。

中国著名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启功，在66岁时自撰的墓志铭诙谐生动，让人过目难忘：“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脸微圆，皮欠厚。妻子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墓碑上刻的是他自己撰的碑文：“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爱自然和真理的人。”

英国当代文豪萧伯纳，视死亡如同叶落归根一样自然。他一直活到94岁，墓碑上风趣地写道：“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铭十分简单、寓哀于谐：“恕我不起来了！”

1873年，英国人欣克斯利用无穷级数的方法，将π值计算到小数点后707位数字。这一工作几乎耗费了他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后人敬仰他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π的小数点后707位数字，以纪念他的功劳。

英国大数学家麦克劳林的墓碑上镌刻着“承蒙牛顿推荐”几个字，深表他对发现和培养他的“伯乐”——牛顿的无限敬仰和衷心爱戴之情。

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墓志铭是：“37、22、35，RI．P”，看来似乎简明，却留下了一个谜，该谜底最终被梦露研究会解开：3 个数字分别是梦露的胸腰臀三围的英寸数，表明死者生前的爱美之心。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的精力，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π＝3.”。

英国诗人雪莱的墓志铭是莎士比亚《暴风雪》中的诗句：“他并没有消失什么，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

聂耳是我国的著名作曲家，他的墓志铭引自法国诗人可拉托的诗句：“我的耳朵宛如贝壳，思念着大海的涛声。”

爱尔兰诗人叶慈的墓志铭是他去世前夕写的一首诗的最后十七个字：“对人生，对死亡，给予冷然之一瞥，骑士驰过。”

大文豪萧伯纳的墓志铭：“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

大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铭：“恕我不起来了！”

对任何一位画家的赞美，又有什么样的语言，能胜过出现在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墓碑上的：“活着，大自然害怕他会胜过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会死亡。”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精炼：“米兰人亨利-贝尔安眠于此。他曾经生存、写作、恋爱。”

伏尔泰，这位《哲学通信》和史诗《亨利五世》的作者，顺理成章的在专门迎葬伟人的先贤祠里占了一“席”，并受到这样的赞美：“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

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墓志铭出自哲学家柏拉图之手：“美乐女神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终于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发现。”

古希腊大数学家刁藩都的墓志铭：“过路人，这里埋葬着刁藩都的骨灰，下面的数字可以告诉你，他的一生有多长。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颊上长了细细的胡须。如此，又过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结了婚。婚后五年，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运给这个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只有他父亲的一半。自从儿子死后，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结束了尘世的生涯。”

杰弗逊是和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卢梭：“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热爱自然和真理的人。”

马克-吐温：“他观察着世态的变化，但讲述的却是人间的真理。”

贝多芬：“他总是以他自己的一颗人类的善心对待所有的人。”

冯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旧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美国空军颁发紫心勋章给麦洛维奇，表扬他在越战中的英勇表现。后来他被发现是同性恋者，于是被解除军职。其墓志铭为：“当我在军队时，他们因我杀害两个人给我一枚勋章，却因我爱一个人解除我的职务。”

普希金：“这儿安葬着普希金和他年轻的缪斯，爱情和懒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牛顿临终前曾说：“我只不过是在大海边捡贝壳的小孩”。然而，大异其趣的是，镌刻在这位英国大科学家的墓碑上的，却是：“死去的人们应该庆贺自己，因为人类产生了这样伟大的装饰品。”

日本医学家野口英世，曾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国。为了探究肆虐在非洲的黄热病病源，声誉日隆、功成名就的他，力排众议，毅然决定亲自深入疫区，终于殉职。在纽约乌兹德伦墓地上的他的铜板墓碑上，刻的是：“生于日本猪苗代，死于非洲哥尔多克斯，献身科学，为科学而生，为科学而死。”

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生前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解释，他的墓碑上只写着他发现的公式“S＝KlnΩ”。

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对自己遗骸、“阴宅”的珍爱，似乎并不在著名的埃及法老之下，法老库孚墓碑上，有令人恐怖的咒语：“不论是谁骚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冀’将在他头上降临。”而莎士比亚的墓志铭，据说是他自己撰写的：“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让我安息者将得到上帝祝福，迁我尸骨者将受亡灵诅咒。”

曾经“捕捉”天上雷电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的墓碑上刻的却是：“印刷工富兰克林”。他至死不忘，并引以为自豪的，正是他青少年时代担任的印刷工。

有一个人，生前并不算名人，但死后，却因墓志铭而成名。名不见经传的“卑贱者”，美国人约翰-特里奥的墓碑，被他的相同国籍的作家纳撤尼尔-霍桑在“阴暗潮湿的一隅”发现。作家在看了刻在碑上的“凄凉的诗句”后，哀痛地说：“要想用更精练或者更感人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使人寒心的不幸的生死与埋葬的故事，不是容易的事”：可怜地生活，可怜地死去，可怜地掩埋，没有人哭泣。

5. 碑文怎么写

碑文的形式有多种，写法也有一定差异。

墓碑

墓碑通常有抬头、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

抬头主要写死者的生前职务、职业等，有的也可以省去不写。

正文主要写明立碑者对死者的称谓及死者的姓名。如“先考王君××大人之墓”。

落款写明立碑人的身份、姓名。立碑时间可写可不写。

墓志铭

墓志铭常常由标题，正文和落款三部分组成。

标题一般由死者名和文种名组成。如《柳子厚墓志铭》。

正文内容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要简单介绍死者的主要生平经历；二是要评价死者主要的成就业绩及其社会价值；三是要写出立碑的意义，同时对死者的不幸逝去表示哀悼之情。

落款注明立碑的单位名称、撰文者姓名，同时署上成文日期。需指出的是，有的墓志铭立碑单位名称或撰文者个人姓名已写在标题下，所以落款只注明成文日期即可。

功德碑

古代歌颂公德的公德碑在今天已基本绝迹，但今天为了表彰一些先进的个人，比如捐资建校等也会立碑以纪念，这可以称作当代功德碑。这类功德碑通常也有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

标题通常由功德人姓名称谓和文种名称构成。如《某某先生捐资建校纪念碑》。

正文叙述在何时、何地、为何原因、何人作了什么好人好事，同时正文也要阐明立碑单位或个人的感激之情。

落款署上立碑者名称或姓名，并署明立碑日期。

(5)大学教授生平碑文扩展阅读

墓碑文的体制，一般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文章著作、逝世时间，然后是某年某月葬于某地，最后是铭文。墓志的内容也包括姓名世系、籍贯、行为事迹、年寿、逝世年月、子孙大略、葬时、葬地，最后是铭文。铭文是总括性的赞语，多为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骚体都行。

墓碑、墓志所包括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志求简明而碑尚丰丽。我国从汉朝以后，刻碑的风气逐渐普及，几乎处处可碑，事事可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宫室之碑，桥道之碑，坛井之碑，家庙之碑，风土之碑，灾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观之碑，托物之碑等。

前人实行，后人效法，中国的名胜古迹，竟形成独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围极广的实用文体。碑的种类繁多，碑文的体裁各具特色，归纳起来，可分六类。功德碑，庙碑，墓碑，纪念碑，记事碑，诗碑。

6. 冯友兰的人物生平

1895.12.04，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
1902年，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0年，遵其母嘱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年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1912年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学 。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又到广东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6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1921年，在《新潮》杂志发表《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等文 。
1923年，发表《评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32卷3号）、《论“比较中西”（为读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学艺》3卷10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19期）等文章 。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
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 。
1931年、1934年分别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
1937年，发表《哲学与逻辑》、《论民族哲学》等文章 。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
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1946年，“贞元六书”出版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66年文革开始，冯亦受到影响。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冯友兰几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于1990年11月26日，这位中国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变幻的世界。

7. 碑文上中间字代表年代

一般来说碑文上面的文字是用来说明为什么立这个碑，是为了纪念什么事情而立的这个碑，通常会在碑的左下角写上年代。

8. 李大钊同志生平事迹!!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9.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原文

原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译文：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

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

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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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制作背景

铭文告诉我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击事件拉开了抗日战争序幕。当日本侵略者入侵南方时，平津是急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大学被勒令迁往湖南，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学校事务由前三任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主持。

他们在那一年的11月1日上课。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上海和南京相继成为敌人。武汉震动，临时大学正式迁至云南。成百上千的教师和学生成批向南旅行。他们大多数人走了3000英里。他们中的一些人乘汽车和船旅行，有些甚至绕过香港，途经越南。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他们于1938年初夏抵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上课。学校分为位于昆明的理工学院、蒙自的文法学院和同年冬天的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校又迁回昆明。1946年5月4日，大会结束后，三所学校迁回平津八年。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西南联大纪念碑

10. 李大钊的碑文是什么

李大钊的碑文：正面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邓小平于1983年4月1日专门为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墓地书写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坐落在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1983年10月29日落成并对外开放。李大钊的汉白玉全身雕像，雕像后是烈士及其夫人赵纫兰同志墓，墓后为纪念碑，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的北面是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庭院正西房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战斗里程和丰功伟绩。李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由建园开始到2008年这十余年来，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生平简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后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马克思主义，发起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代表中央指导北方革命工作，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与孙中山谈判，建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4月6日与80多位革命者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折磨，任刽子手将竹签打进指甲缝直至被剥去双手指甲，仍坚贞不屈，于28日与其他19名志士一起英勇就义。时年38岁。1933年葬于万安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