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宗教文化复旦大学教授

A. 谢金良的学术成就

曾多次参与和独立完成国家、省、校级科研课题，已出版《谷梁传漫谈》、《<周易禅解>研究》、《身国共治：政治与中国传统文化》(合著)、《融通禅易之玄妙境界》(繁体版)等学术著作，参与校勘大型丛书《中华道藏》中二十几种道教易学典籍（个人完成近60万字）、校理《尚氏易学存稿》（参与完成近20万字）、撰写《续修四库全书》之易学提要、编写《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等项目，先后独立主持“易学与数术学关系研究”、“先秦诸子管理决策思想研究”、“先秦道家典籍审美观研究”、“和谐之道：《周易》对先秦诸子审美观的影响”等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多次应邀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与中国易学、哲学、经学、儒学、道学、佛学、美学、管理学相关的研讨会，已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周易研究》、《现代哲学》、《道学研究》、《文化中国》(加拿大)等海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篇。
2006年以来，担任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主讲教师，讲授《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并多次为上海东方讲坛、复旦大学（望道书阁）、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浦区教师进修学校、复旦大学附属高中、控江中学、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深造项目（CEDP二期）等单位开设易学普及讲座。2008年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讲学一年，并受邀为该校即将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开设首场讲座《中国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2009年受邀为复旦大学网络学院暑期骨干培训班开设讲座《儒学思想源流及其当代意义》，并开始为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核心课程多校区同步视频教学。

B. 一带一路指什么，对此有什么评价

一带一路门户网http://www.edailu.cn

目标：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意图： 让所有人分享一带一路带来的益处
口号： 一带一路，对时代负责
使命：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守则： 共商、共建、共享、合规、敬业
愿景： 为国家赢得价值，为体系创造效益，为人才创造发展
价值观： 从事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中获取价值

C. 对中西文化的思想与看法，国学能否现代化等三题

中西文化
近年来，由于资讯发达，中西文化在表面上虽已不若往日那般差异，但在思想根源上，却依然南辕北辙；而这两种文化，也同时受到科技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种种挑战与冲击。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的定义，依据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eober）的统计，文化的定义高达一百六十种之多，兹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1）大英网络全书的定义：“人类社会由野蛮至于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表现于各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器用、制度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
（2）克罗伯说：“文化是一些经由学习及传递而有的反应、习惯、技术、思想和价值，以及所引致的行为。”
（3）人类学家希伯（Paul G. Hiebert）认为：“文化是一个经由学习，且反应社会特质的行为、思维以及产品的综合体系。”
（4）文化历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文化乃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需求而有的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代表着生活及思想的复合物—包括行为方式、信仰形式、价值标准、技术、符号及机构。”
因此，综合上述意见，宣教学家路兹别克（Louis J. Luzbetak）总结出文化本质上的三个特性：
1）文化是人生的蓝图或规划；
2）文化是社会所拥有的；
3）文化是经由学习得来的。
因此，那些艺术作品，或可观察的行为反应、仪式、社会关系等，都只是文化的“表现”，而非文化本身。
一、普世性的文化危机
当我们正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进行全面的反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固然有些是我们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譬如：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包袱），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是全球性的，例如都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的、环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种种问题。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地沉重，也特别地紧急。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份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仅见。
因此，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正如中国大陆学者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话题。”
今天中国社会，不容否认地，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
中西文化差异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

美国人却不同，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

对于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人如果一大家子来购物，父母为小孩买东西天经地义，已成年子女为父母代付钱也理所当然。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已成年子女抢着为年迈的父母付钱，双方抢来抢去，争个半天。老外却不同，父母、子女各自理财，互不搭界。甚至有些小孩买东西，也得自掏腰包，用他们帮助父母做家事挣得的零用钱来支付。每当我伸长手臂，接过比柜台还矮的小孩，从口袋上的钱包取出的钱币时，心中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难过，真想责问站在一旁的家长，为何不掏钱？而那些已成年子女，在金钱上，和年迈的父母，同样经济分明，年迈父母从干瘪的钱囊中抖抖索索掏钱时，他们却是心安理得，丝毫不为之动容。

曾有一位大客人，住在高级白人区，是个医生，每次来都要买上几千块的东西。有一次陪纽约来的母亲来买东西。老板见是大客人，不敢怠慢，亲自接待，带他们上楼看贵重物品，好半天才下来，老板忍不住发话了，“老太太真挑剔，什么都看不上”。在楼下，老太太挑中3个总价为50美元的景泰蓝小盒子及一个等价的粉红水晶小象，她拿在掌心把玩着，爱不释手，一会说要买象，一会儿又说买盒子，再三考虑着。我心中不免嘀咕了：既然喜欢，为何不爽快买下，真是个吝啬鬼。这时，站在她旁边的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对母亲说：“你只有50多块，只能买一样，等你回纽约，汇钱过来，老板会帮你寄去。”噢，我错怪老太太了，原来不是她挑剔、吝啬，而是她实在没钱。心中顿时五味杂陈：难怪美国人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没有中国人这么高，这个挥金如土的医生，宁愿看母亲失望而归，也不愿为母亲尽一点孝心，付一点小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培养出了个有钱的儿子，父母却沾不到一点光。

这就是现实的美国，儿子可以是百万富翁，父母却照旧穷困潦倒，和中国人的“母以子贵”，“一人得道，合家升天”的中国传统天差地别。

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中西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中国是大陆文化
西方是海洋文化

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
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

这种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而形成显著区别。

主要区别：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
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早先，人类只能在陆地从事生产与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使陆地与陆地沟通，促进航海与商品贸易的发展。
大陆文化
大陆文化因受山岭江河阻隔而造成狭隘性与封闭性，因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产生封疆与世袭观念，又因土地占有的面积大小与山岳的高低形成等级制度。
陆地是稳定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风调雨顺；封建政权的代号为“江山”，即使说“四海为家”，也是以四海为边界。传统所谓“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把海疆排除在外。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惜别怀乡，这些都是大陆文化的生成背景：封闭，保守，墨守成规，求稳求太平，害怕社会变动。
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大陆文化虽然平和,厚重、典雅、精致，其局限性则是很明显的。

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海洋的广阔与一望无际而表现出大气与开放姿态（李白诗：“海水不满眼，观涛不称心。”）；又因海洋无法私人占有而形成平等观念，密切了人间关系（“同舟共济”“风雨同舟”）。
海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天风海涛，最能启迪人们想象与幻想；而险恶的风波，又能培养人们的冒险精神，使航海成为勇敢者的事业。海洋是流动的，变化的，宽容的，有较大自由度（普希金诗：“大海，自由的元素。”），较少狭隘观念与保守思想。海洋又是积极的，进取的，浪漫的，有广阔的想象与联想的空间，开拓人的心灵世界。这些构成了海洋文化大气、强悍、机智、热情、浪漫、生气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基本特征，也构建了海边民豪爽、旷达、灵活、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心理素质。海洋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是一种城市文化、市民文化，体现了人类文化最新发展成果，有鲜明的时代标志。其外延涵盖当代的科技发明、商业流通与社会进步；其内涵包含近代的民主理念、平民意识与自由思想，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质与精神境界。
它不仅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更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标志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上就是1.对中西文化的思想与看法 这问题的答案。
2.国学能否现代化，如果能，如何现代化
就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啥叫国学吗？
我们国家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老文明的东方古国，之前是还有几个文明古国，但它们的历史都已近断代了，不是像咱们国家一样一直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延续下来的。咱们国家是有着属于自己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还有着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国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它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一个集合体。
国学它原来是指国家学府，即古代中国、朝鲜的中央学府，为官学体系的最高学府。
虞之上庠，夏之东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汉后之太学，隋后之国子监，皆为国学。
而今我们谈到的国学是指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查阅国际君友会资讯中心的国学词目有如下定义：国学，可译做“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具体点说就是：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下面讲讲国学与西学的相关知识
国学发展
西学东渐诞生国学。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与西学的论战。 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单纯的说国学，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自西学东渐、文化分流转型以来，为区别于西学，时人把我国的“六艺、五术”“诸子百家”统统称之为“国学”，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现代自五四以来的新青年运动前后，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而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

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分流的发展。 国学本为我国之独有，但在中华近代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之学的分野，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开始逐渐分流发展。在中国大陆，国学曾因破除四旧而遭涂炭，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后，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复起至今。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

中华国学其宗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应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其中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乃是“为生民立命“之术；其中五术，乃是 “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 被今人疵垢为“迷信”，那些轻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的人，其实他们很少站在与人生存在状态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去认真的探究天人之际的真切意蕴与内在价值，去拉近生命存在与天人之际之间的间接和直接联系，在传统与时代、学问与生活中架设一架沟通的桥梁。

大国学论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 有鉴于此，今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现代“华学” 学者针对在当前国际社会上，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意故意的造成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的历史时代之际，把国学称谓“华学” （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蚩尤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一切反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论和舆论，都是对民族文化的践踏，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 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
以上就是关于何为国学，及它的发展，还有传统文化的价值。你想想国学它该怎样现代化呀？
下面再补充一些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知识
传统国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它是新一代应该了解的知识之一。
大国学概念的衍生：国学、汉学、中国学。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非秦（有英语China为证）即汉(Han Studies)，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范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以上文章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
“国学“，更有宽泛的解释。如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以上文章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
国学教育
至于大学里设立国学学位，有人说“国学学位”的定位本身就十分模糊，其实，国学包括哪些领域和范围本身并不模糊。国学分为小国学圈与大国学圈，小国学圈仅仅限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大国学圈则囊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国学随着西学渐淫东学式微之际经波澜起伏而日渐风起云涌，走到今日实属不易，国学是伴随中国传统文化而生长的、伴随中国历史而发展的。近来有闻者，2008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表示将向有关部门正式提交设立国学学位申请，请问是将国学中哪一门、哪一科目设立“博士”学位？还是该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都设立“博士”学位，如果厚此薄彼，是否其他科目非中国学问，不该列入“国学”之列耶
你说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是很无价呀！

D. 你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简述一下他

萨特
目录·详细介绍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社会集团理论
·百家评品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专家。19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后任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次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

详细介绍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父亲是个海军军官，在萨特15个月大的时候在印度死于热病。萨特12岁时母亲改嫁，继父是一名海军工程师，迷信数理科学，主张萨特将来也学工程师，这使萨特十分反感，也加强了他从事人文学科的决心。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萨特虽然曾经是一个早熟的才华横溢的学生，然而直到33岁时，他才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在勒哈弗尔小城做中学教员期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萨特产生了失意感，于是开始撰写对孤独的思考，连续写成了以下几篇文章：《对偶发性的论述》、《论心灵的孤独》、《忧郁症》以及《安东纳·洛根丁的奇特冒险》，最后一篇后来改编为小说《恶心》(1938)。

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这些著作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料。

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55年，萨特和其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访问中国。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小说《恶心》和剧本《苍蝇》、《问隔》、《恭顺的妓女》等已有中文译本。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50 、 60 年代，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这一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存在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因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建立起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主义的变种，但由于萨特在阐发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种误解，似乎萨特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进新鲜的血液。事实上，萨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 50 、 60 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极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存在主义“输液”。
应当承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本人的《存在与虚无》所代表的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考察中形成正确的结论，即不可能在历史的进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当然，萨特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

萨特社会集团理论

萨特在考察社会集团的时候，并不是象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每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萨特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萨特认为，集团形成于外部压力的威胁，由于这种威胁，使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当法国国王惧怕发生一场暴力而把军队调到巴黎时，本来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巴黎群众，一下子意识到国王对他们的不信任，意识到他们即整个巴黎群众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把对自己的威胁也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人的威胁来体验，认识到在被国王的军队包围了的巴黎，每个人的命运是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抢劫面包坊而去抢劫军械库，从而武装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由于国王的军队已经开进巴黎，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攻克国王在巴黎的堡垒——巴士底狱。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狱中组成的集团完全是由于国王的军队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这种集团中，“个人之间的联结，在其各种真实的形式上，是在他人那里直接发现了人们自己的它者性的联结。” [1] 是共同的危险把分散的个人实践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
萨特认为，巴黎群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融合集团”中，人性得到复活，自由得到恢复，在否定的君主专制的行动中，整个巴黎市民组成了一个共同的人。所以，萨特说：“融合集团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 [2] 也就是说，在融合的集团中， “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反作用：不是作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共同的人的个别体现。” [3] 融合集团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历史的发展中，融合集团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共同的目标实现之后，融合集团就会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为融合集团在恢复了个人自由的同时必然面临着遭到个人自由破坏的未来。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只能够实现瞬间的结合，如果去维护集团的形式，个人自由就得不到张扬，而维护个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团。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自由地组成融合集团，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这个集团。融合集团只是个人自由的这种二重性的暂时效应。

百家评品

萨特百年：引人心动的文化现象
作者：黄正平 来源：《了望东方周刊》
1940年年初，法英对德宣战，法国阿尔萨斯前线已是剑拔弩张。德军阵地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之遥，双方随时都有交火的可能。法军兵营里，一个30多岁的士兵却埋头在笔记本里，写啊，写啊，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为了节省当时十分宝贵的纸张，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公分的空隙。一年的前线生涯，他有了15本这样涂满墨迹的本子。这些文字在作者身后以《笔记本》为名发表，有600页之多。从内容来看，笔记里有随想，有哲学思辩，有小说梗概，有剧情构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毫无限制。这位几乎是“写作狂”的人便是日后成为法国文坛泰斗的萨特。

今年巴黎的春天深深印上了他的标记。

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死于1980年4月15日，今年正是他的100周年诞辰和25周年的祭日。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摩纳哥还专门发行了一枚1．11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节目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萨特的鼎盛期是20世纪的50—60年代，70年代后期起，对他的批评渐多，但他的影子仍然覆盖面很大，这从如今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可见其一斑。

那么，今天看萨特，他的哪些地方最引人心动？从人们所忆所谈的内容来看，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一部“思想机器”和“写作机器”

萨特自幼丧父，生活艰难，又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被大家叫做“小个子”，但这对他没有产生任何自卑的影响。相反，他是天生的自命不凡。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即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居然成为了现实。

1936年，他发表《想象》一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传统形像思维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行文豪迈自信，已经显露出一个大哲学家的风范。

1938年，《恶心》问世。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是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之后，萨特持续交替发表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

《墙》（小说，1939年），《想象》（哲学著作，1940年。此书是1936年《想象》一书的姊妹篇），《苍蝇》（剧作，1943年），《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代表作，1943年），《间隔》（剧作，1944年）……

这些作品都毫无疑问是20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出色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最近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象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象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我们无法理解，逻辑思辩和形象推演，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笔下毫无妨碍地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作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巴黎被德军占领时，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9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2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在咖啡馆定型的。据说，那家咖啡馆的氛围特别适应他那无法收敛的思绪和无法叫停的笔耕。

咖啡馆叫“花之咖啡馆”，坐落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个路口上。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去年，我陪来访的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特地去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郁浓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教授们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这地方可以说是萨特奋斗及其影响的一个见证。

“存在先于本质”：一种入世精神

但是，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入世精神。存在主义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把这运用到人生观中。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实践也使他成为当时的大社会活动家，大政治理想家。

40年代，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50年代，萨特与***日益接近，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7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1964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60年代后期，法国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

总之，萨特很长时间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板”。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但萨特追求入世只限于精神领域。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那年为论文的事我去巴黎，顺便去看了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爱德加·基内大街29号，第10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但我还是在楼上楼下徘徊了很久。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也许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

“萨特恐惧症”及其它

物极必反。威望过重，阻人之道？，久而久之，引起反弹；或者时过境迁，理论不再符合实际。总之，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这些批评，后来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卡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很多时候，事情到了动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是他生前名声过大，威望过大的牺牲品。

2000年，我去巴黎索邦大学参加由萨特研究协会举办的萨特逝世20周年讨论会。作开场白的被称为“新哲学家”的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爱萨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爱萨特一样。”这反映的正是人们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面前无所适从的现实。

2000年，正逢萨特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2000年1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1924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考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各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

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评论：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萨特与中国

萨特和波瓦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陈毅分别接见了他们。对于这次访华，萨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专题采访外，没有多作评论，而由波瓦执笔写了题为“长征”一书，我猜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分工。据说波瓦为写此书，经常熬夜，搞得眼睛红肿，萨特为之心疼。书成之后，由于内容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颂扬，在西方引起不少争论。

但是，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当成一个革命者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对我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伶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萨特著作在中国的大量引进是在80年代后的事。也就是说，当萨特沉寂于西方之时，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他，带着崇敬，至今不变。至少余秋雨近年写《行者无疆》时，便是把萨特当作至尊者来写的。有些学者感叹说，人家在本土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却刚刚在补课；此地的萨特并非那处的萨特。

但是我想，我们对萨特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想了解点别人的东西，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意向。萨特的学说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西方对萨特的种种批评，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这也就是尽管外面杂音很大，萨特在中国始终是个偶像，没有什么人会板起脸来批他的原因。接受从来不是照搬。接受以后的东西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并非少见：一个在本国已崩溃的神话，在另一国土上却生了根，开了花。

不过，真正科学的方法也许是中西互补，让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实现有机揉合。比如有汉学家提出，萨特哲学中特别重要的关于“虚无”（néant）的思想，可以用来对老庄哲学中有根本意义而又含混的“无”的概念进行有效地科学地阐释；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萨特的虚无在西方已很难再有理论发展前途的话，那则是因为那里没有老庄哲学滋润过的深层土壤。在这意义上，西方哲学是否也有借鉴中国哲学的必要？这类问题是不可回避，也总是引人入胜的。

巴黎已是初夏景色，塞纳河边的风还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尤近。

E. 复旦大学走出过哪些知名校友

知名校友，我只想到陈果，毕竟是网红。但是听到关于她负面消息居多，嗯，各方面的，我保持中立态度，因为消息这个有可能是加工过度了。对于她的课程我没听过，在网上被安利过，可惜真的听不大下去了，可能觉得有些鸡汤吧，我这个人又不大爱喝鸡汤。但是有的时候人生艰难，适度喝喝鸡汤可以帮你过得舒服些，感觉人生还有希望，那鸡汤其实就是还不错的~

F. 司佳是什么病去世的

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 [1] ）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200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期间曾前往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研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讲师，美国圣约瑟夫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兼职助教授。

中文名 司佳 国 籍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1]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 学位/学历 博士 职 业 教师 专业方向 历史 发表论文数目 27篇（截至2019年7月） [2] 职 称 副教授
个人简介编辑
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 [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 [1] 。
研究方向编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学术经历编辑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恒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并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2]
学术论文编辑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 [2]
学术著作编辑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
学术会议交流编辑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ate Student Indivi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 [2]
独立承担项目编辑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立项。 [2]
学术访问编辑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 [2]
获奖成果编辑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编辑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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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科学与宗教

作者：梅尔威利·斯图尔，徐英瑾

豆瓣评分：7.3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1

页数：262

内容简介：

《科学与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对话-英美四名家复旦演讲集》汇集了英美四位顶尖哲学家与科学家对于宗教一科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并向读者描绘了一幅科学与宗教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壮美图景。这些演讲者反复申明了这样一个论点：一方面，无神论或激进的自然主义并不是科学研究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有神论不仅完全可以和各种科学理论(如宇宙发生学、量子力学、进化论等)彼此相容，而且还能为帮助人们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意义，提供一个科学无法提供的思想框架。熟悉美国文化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基督教在当今美国的群众基础要远远超过其在欧洲大陆的群众基础，甚至很多专业科学家也都是虔诚的教徒，但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却依然长期保持全球第一。为何科学事业恰恰能够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得到蓬勃的发展？这恐怕是不少读者都怀有的一个困惑。

作者简介：

徐英瑾：2004年获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专长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2002～2003年曾在意大利慈幼大学以访问学生身份学习一年。2007-2008年在美国圣母大学以访问学者身份学习一年。其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获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美）梅尔威利·斯图尔特：1983年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明尼苏达州贝瑟大学哲学教授，获得大量学术荣誉。现为美国贝瑟大学和卡培拉大学的兼职教授。近年来在我国的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频繁讲学，主授认识论、宗教哲学等课程。与中国学者合作编写了很多关于宗教哲学的中文书籍，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当代西方宗教哲学》（与赵敦华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欧美哲学与宗教讲演录》（与赵敦华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东西方宗教伦理及其他》（与张志刚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本书的姊妹篇《科学和宗教的对话》（与郝长墀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H. 国外（境外）中国哲学（国学）教育

复旦：

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于是1956年，是建国后全国高校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现有本科专业2个、硕士点7个、博士点4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其中西方哲学被列入"211工程"，于1995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1994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哲学系被批准为哲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哲学系现有在职教职工53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18人，博士生导师17人。
该系现有各类学生497名，其中本科生251名，硕士生115名，博士生131名，外国留学生6名。
哲学专业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基础学科，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最为悠久的传统。它探讨人与周围世界的根本关系，反思人类文明的深层动力，研究民族文化的命运与前景，思索人类当代问题的基本性质与人类发展的前景。哲学专业培养通晓中西思想史、富于理论思维能力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文化宣传、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人才。哲学系自90年代以来在课程建设上致力于改进课程、强化基础、不断创新。新课覆盖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学生，其中有的是为加强学生的基础，如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经典原著研读，更多的则是贴近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主要专业课程：马恩早期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原著导读、西方哲学原著导读、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科学哲学、心理学概论、伦理学概论、宗教学概论、专业英语、现代化理论研究、数理逻辑、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资本论》手稿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现代新儒学、康德哲学、佛教哲学等。

人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原哲学系宗教学系）现有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学三个本科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美学和宗教学等八个硕士点和博士点，招收高级访问学者、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是国内哲学学科教学、科研和培养高级人才的重镇，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和教育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往来，同英、美、德、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有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在东南亚地区和港澳台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原哲学系宗教学系）学科配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卓著，学术水平一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先后有四人次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肖前教授、罗国杰教授、陈先达教授和刘大椿教授），现任两人（刘大椿教授和焦国成教授）；先后有三人担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罗国杰教授、陈先达教授和刘大椿教授），刘大椿教授现任副主任委员；26人次担任哲学各专业全国性学会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哲学系宗教学系目前有现职教授37人，返聘教授3人，兼职教授4人，副教授20人，讲师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36人，形成了以名教授为主导、以高级职称教师为主体、以中青年教师为中坚、老中青相结合的建构合理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和学术梯队。

I. 上海“友朋会”是做什么的

友朋会，会朋友

友朋会由上复旦国学会长、同济大学校董、资深旅人张松先生携好友创建，秉承“读书、行走、谈艺、志道”的理念，是一家以讲座沙龙、文化行走、互联网人文栏目及企业文化定制等为一体的文化传播公司。

友朋会以文化为基、以沙龙为介、以名流为柱、以友汇朋，在阅读与行走中探寻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在笑谈和论道间提炼一种更为良性的生活体验，已成为众多高端人士、社会精英乃至高校学子共学共融共进的首选之地。

核心活动

阅读/讲座沙龙：友朋会多年来已举办了多场广获赞誉的读书活动及公益讲座沙龙，并推出了一系列人文大家系列课程，由国际国内权威的知名学者、导师主持主讲。

友朋会目前主要导师有（排名不分先后）：

清华大学“这个时代少有的网络全书式学者”——秦晖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中苏、中俄、东欧问题研究学者——金雁教授；

武汉大学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学者——赵林教授；

复旦大学佛教哲学与宗教学学者——王雷泉教授；

复旦大学“风格幽默有魏晋风流”的中国文学学者——骆玉明教授；

复旦大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葛剑雄教授；

复旦大学西方艺术哲学学者——王德峰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者——许纪霖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学者——韩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西方当代思想文化学者——刘擎教授；

同济大学“喜爱一切文化艺术的学者”——鲍峰教授；

同济大学德国和艺术哲学研究学者——孙周兴教授；

同济大学心理学学者——吴敏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思想、政治思潮文化学者——萧功秦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外交及欧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杨成教授；

上海开放大学“百家讲坛”主讲嘉宾、文学博士、学者、作家——鲍鹏山教授；

……

文化行走：“行走，去的地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去。”友朋会多年来开展的文化行走活动以文化为主线，路线设计独具匠心，足迹遍布国内与海外，国内如安阳访古、景德镇陶瓷之旅、龙泉青瓷艺术游学等；国外如佛陀之路、古波斯文明之路、神圣罗马帝国之路、摩尔人最后的背影等海外游学，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深度阅读与行走的平台。五洲四海已经成为友朋会解读文明的畅游之地，友朋会也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艺术文化交流之地。

品牌理念

读书：阅读是精神的行走

行走：行走是身体的阅读

2019年海外游学最新路线

新年：从印第安文明到冷战前哨：墨西哥+古巴+巴拿马，已结束。

春：意大利（南部）之行：罗马+阿西西+巴里+布尔迪西-阿尔布罗贝洛+……

夏：巴尔干半岛之行：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

秋：探寻狂野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

冬：一生一次必去的南美洲：秘鲁+玻利维亚

冬：南极之旅：旅行者的终极梦想之地：南极。

J. 国内外心理学界名人

1、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08.31—1949.08.09)美国心理学家，动物心理学的开创者，心理学联结主义的建立者和教育心理学体系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一系列学习的定律，包括练习律和效果律等。1912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17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

2、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年8月16日—1920年8月31日），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被公认为是实验心理学之父。

他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这被认为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一生作品达54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等。

3、张耀翔（1893—1964），湖北汉口人，曾留美获心理学硕士， 回国后从事心理学教学以及实践研究，先后担任多所大学心理学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是中国最早传播西方心理学学者之一、中国心理学会的奠基者。

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时张耀翔首任会长。1922年，张耀翔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 ——《心理》，并担任主编。在高校任职期间，张翔耀组织建立心理实验室，并撰写论文论述和探讨人类的生理、性格、情绪、智慧 等心理活动过程。

张耀翔毕生从事心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心理学科普工作。

4、伊万·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英文：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年9月26日—1936年2月27日），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

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也是传统心理学领域之外而对心理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1904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奖，是第一位在生理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5、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1919年从美国布郎大学学成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大附中、上海光华大学、光华附中、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并曾任主任、副校长、副院长、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