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汪玉教授

⑴ 清华大学汪玉老婆

汪玉很厉害的哦，不要乱发东西哦

⑵ 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⑶ 政府职能转变，打通"最后一公里"什么意思

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关键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此前，中央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激发民间活力，目前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今年以来，国务院分四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与此同时，企业登记数增长25%，其中民营和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明显超过政府性投资增速。
张立群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程度仍偏高。从地方政府层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将切实解决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更为有效地释放改革红利。
李克强强调，政府机构改革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职能转变能不能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下放了许多权力，下一步还要看地方，如果地方政府改革不及时跟进，简政放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地方要负起责任，配合落实中央举措。中央和地方必须上下一贯，保证政令畅通。
避免走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怪圈
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等事项也很多，对市场和社会也存在过度干预的现象，职能转变的任务不比中央少。
李克强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抓好“接、放、管”。接，就是把中央放给市场的权力接转放开，把中央下放给地方的职能接好管好;放，就是把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管，就是把地方该管的事情管起来、管到位。
汪玉凯说，地方政府必须做到“管”、“放”平衡，中央给地方放权，地方政府要接好，但政府不能“一放了之”，该管的必须管起来，不能缺位。

专家指出，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一在于把权力“越位”和“缺位”的问题解决好。在市场、社会能做好的事情上，不“越位”。在保障民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监管违法行为等方面，不“缺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过程中，要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加快配套改革和法治建设，特别是长效机制的建设，在积极有序推进“放”的同时，加强调控监管，切实做到“放”“管”结合。
李克强强调，这次地方政府改革，要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防止再走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瘦身”与“强身”并进
这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着力搞好“控、调、改”。控，就是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总量;调，就是调整优化机构编制结构;改，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推动机构编制释放潜力。
事实上，“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是本届政府上任之初向社会和人民承诺的“约法三章”之一。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占“大头”。我国90%以上的公务员、85%左右的财政最终支出是在地方。
“必须改变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局部存在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状况，否则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可能完成。”汪玉凯说。
人们注意到，现在机构编制不是总量不够，而是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些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环节，有的人手急缺，管不过来。而另一些已经弱化的领域，闲职太多，效率低下。
事实上，往往越是基层部门人员越缺。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负责人马文达说，该所共有工作人员48人，但需要监管的有餐饮企业1264家，公共场所560家、医疗机构91家，学校176所，遍布城乡各个区域，监管难度很大。李克强说，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地要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把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

⑷ 7年前，684分摘状元上清华，想让父亲早回家的河南男孩，现状如何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出自宋代汪洙的《神童诗》

父母一生为儿女操心，儿女也希望能在父母未老之时，一举登科，衣锦还乡。

7年前，河南男孩孙寒泊，高考以684分摘得省理科状元，考上了清华大学，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出一个心愿：“我想让捡破烂的父亲早点回家团圆。”

三、结语

努力的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孙寒泊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而读书更是寒门子弟最好的途径。

相信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就是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也许读书未必会让我们大富大贵，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在社会立足，可以让我们明心见性，可以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

对于孙寒泊的故事，你有什么看法？欢迎下面留言！

⑸ 大数据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有何区别

大数据近年来越来越火，因为有了它，好像什么行业都能精准分析。但是，大数据本身的发展却很少有人分析。近日，国家信息中心、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7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首次把中国大数据本身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全面呈现了出来。
用大数据来了解大数据
这份报告全面汇聚了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所掌握的30多个种类，总计40多亿条相关数据，综合运用多种大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进行了全面分析。所以，称得上是用大数据来了解大数据。
北京、广东、上海大数据发展位居前三
报告显示，我国大数据发展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地域上看，就有意思了。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院长于施洋指出：“从地域分布，从各个省来说，北京排第一，这个不足为怪，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省份排在前面，大家也都能够想象。但是在西南地区，四川、重庆、贵州这三个地方异军突起，是我们大数据发展的第二个增长极。”
产业落后是地方大数据发展的突出短板
具体来看，各省份大数据发展指数的排名中，贵州、重庆、四川，紧随东部沿海省份，全部排进了前十名，领先任何一个中部省份。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地方政策引领的结果。这三个西部省市，早早都把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作为重点工程来打造。对于这种“弯道超车”现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这些地方下一步可以重点考虑产业落地问题：“它们是首先抓住了一个概念，然后占了一个先机。但是相对能够落地的产业应用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它们的软肋。所以我认为，你们一定要注意应用，要打造你的优势。”
人才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报告指出，数据管理环节漏洞较多，是大数据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包括由此引发的运营成本过高、资源利用率低、应用部署过于复杂等难点。而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大问题。
我们会发现，大数据领域里数据是有了，但是能驾驭这些数据的人是极其匮乏的。比如说大数据的专业人才方面，现在分析类的人才，市场是供不应求，缺口非常大，而项目管理类的人才，供给又远远大于需求，所以结构上还不平衡。高端的人才奇缺，这是最突出的问题。”
发展大数据要谨防人才“眼高手低”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数据的抓取与分析，而分析环节，目前离不开人工设置变量，建立模型。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大数据分析对人才的要求很高。但首份大数据发展报告却揭示，我国大数据人才能搞管理的不少，真正能做分析的却远远不够，这是典型的“眼高手低”，势必伤害大数据产业的长远发展。人才短板可以从教育方面着手弥补，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比如，将高校大数据系列课程分为理论教学和技术教学两方面；比如社会上优质的专注大数据人才培养机构等多方面进行。

⑹ 汪玉凯的介绍

汪玉凯，出生于陕西横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从事公共管理、行政改革、电子政务以及非盈利组织等领域的研究。因提出加快省直管县改革的五条建议而为业内典范。2013年初主持《中国特色官邸制课题》研究，7月撰写的实行官邸制建议稿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报中央。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

⑺ 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更难了是怎么回事

在“逃离北上广”的话题里，北京从来都是主角。

毕业季来临，在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难度或将再加大。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2017年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部署会上，北京市人社局副局长桂生表示，北京将坚持“两严控一支持”引进毕业生，即按照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对落户指标实施“总量封顶”。

未来，去哪？

在汪玉凯看来，“总量封顶”会对相对中低端，以及不属于北京四个中心领域的专业人才产生影响，这类人才或许会离开北京。

但汪玉凯也指出，高端人才本身流动性也比较强。数据显示，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的留京比例逐年下降，清华、北大的毕业生留京率已跌破50%，而去往东部其他城市的比例逐年增多。

与城六区的严控趋势不同，近年来北京不断释放政策信号表示将进京指标倾斜城市副中心通州。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2017—2020年）》显示，北京2017年为乡村教师特岗计划开列了345个进京指标，其中，通州区将获得50个指标名额。

根据规划，到2030年，副中心通州常住人口调控目标为130万人以内，其中就业人口60万-80万人；通过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单位转移及带动，通州预计将承接中心城区40万-50万人口疏解。有专家表示，未来北京向通州倾斜进京指标等政策优惠或成趋势。

对于备受关注的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汪玉凯表示，积分落户系统有望今年推出。“但积分落户制度也会非常严格。它必须为‘总量封顶’的目标服务，以‘总量封顶’形成倒逼机制，从而进一步修订积分落户制度本身。可能还会出现各相关规章，使积分落户制的规则能够更好地服务北京作为四大中心来选人。”

⑻ 居民收入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和联系

摘要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⑼ 仕途受挫的省部级

严重违纪。
地方官员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问责的案例近两年也比较常见，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受到警告处分，但也有例外。至于严重违纪的官员到底会被降几级，受访专家均表示，法律法规虽有“降级”的处分方式，但目前尚缺乏具体的标准和细则。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此前曾建议制定对违纪公务员的降级标准，视违规情节、涉案金额和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来确定违纪程度和降级档次。由于违纪的严重程度不同，被开除党籍的官员，降级的幅度也大于没有被开除党籍的官员，从不完整的通报资料来看，前述高官被开除了党籍的，似乎都会被至少连降四级以上。

⑽ 行政案例分析

（1）杨某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他可通过申请行政复议（二个月内市交通局、市工商局、县行政复议委员会均可行政复议），或三个月内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2）杨某的合法权益是受到侵犯。县交通局以杨某的行为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的规定为由已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而县工商局又对杨某作出了罚款1000元，属重复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县工商局对杨某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是合法的，不在“一事不再罚”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