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吕京

❶ 列举民国以来五位史学大家的名字 研究方向 专著名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其著作合编在《饮冰室合集》 历史著作主要是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生于江苏常州。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男，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
主要著作《国史大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先秦诸子系年》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等；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顾颉刚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主要论著有《古史辨》、《崔东壁遗书》、《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等。

❷ 绵阳师范学院的办学力量

根据2014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有省级特色专业7个，省级优势特色专业1个，有省级教学团队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省级精品课程21门。
省级特色专业：生态学、中国语言文学、音乐学、化学、药学、心理学、应用经济学；
省级优势特色专业：应用心理学；
省级教学团队：生态学教学团队（带头人：苏智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负责人：杨栩生）、历史学教学团队（带头人：周明圣）；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心、生物基础课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精品课程 精品课程生态学大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热学高级英语素描保护生物学气象学与气候学财务管理普通逻辑学世界近代史现代汉语无机化学数学分析C语言程序设计声乐史学概论高等代数生物制药工艺学西方经济学药用植物学 根据2014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有专业学位硕士点1个、校级重点学科3个。
专业学位硕士点：环境工程；
校级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教育与心理学、生态学。 根据2014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3个，校级研究中心14个、校级研究所3个。
省级科研机构 类别机构名称重点实验室生态安全与保护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校级科研机构 机构名称负责人依托单位LED研发中心郭兴吉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所何云晓 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分子诊断与药物研究中心阮期平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光致功能材料研究中心孙玉希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国土资源研究中心陈朝镇 资源环境工程学院计算物理研究中心刘国跃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龙门山地震带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董 鸣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绵阳网络安全与计算技术研究与服务中心王明生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汽车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谢 刚 交通运输与管理学院地方高校大学生职业发展研究中心王德炎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非洲研究中心吕 京 外国语学院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廖 胜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民间诗学研究中心王 辉 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许小君 商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所陈 寒 教育科学学院中德文化与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肖 萍 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唐虎兵 馆藏资源
根据2014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图书馆藏书141万余册，各类电子数据库99个，拥有数字资源72463GB，其中电子图书7291GB。
学术刊物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创刊于1982年，原名《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年更名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是由四川省教育厅主管、绵阳师范学院主办的省级综合性学术刊物。2007年更改为月刊。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统计刊源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期刊、《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原文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❸ 四川大学的学校领导

原四川大学（1896-1994.4）类别时期姓名在任时间历
任
校
长 四川中西学堂何维棣1896－1897年王荣懋1897－1898年谷绮龄1899－1900年李尚昆1901年蔡德耀1902年袁凯1902年四川高等学堂胡峻1902－1909年周翔1909－1912年骆成骧1912－1916年国立成都高等 师范学校周翔1916－1918年杨若笠1918－1919年贺孝齐1919－1922年吴玉章1922－1924年付振烈1924－1925年蔡锡保1925－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张澜1926－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王兆荣1932－1935年任鸿隽1935－1937年张颐1937－1938年程天放1938－1943年黄季陆1943－1949年四川大学谢文炳1950－1952年周太玄1952－1953年彭迪先1953－1958年戴伯行1958－1962年温建平1962－1977年康乃尔1978－1981年柯召1981－1984年鄢国森1984－1989年林理彬1989－1994年历任党组织领导四川大学倪受禧1950－1950年谢文炳1950－1953年戴伯行1953－1956年丁耿林1956－1975年温建平1975－1978年赵铎1978－1984年饶用虞1984－1994年原成都科学技术大学（1954.8-1994.4）类别时期姓名在任时间历
任
校
长 成都工学院许琦之1954－1956年袁仲凡1957－1965年郑方1965－1978年郑方1978－1982年曹振之1982－1983年王建华1983－1992年陈君楷1992－1994年历任党组织领导成都工学院许琦之1954－1955年郑方1955－1978年郑方1978－1983年韩邦彦1983－1985年赵静桂1985－1994年原华西医科大学（1910-2000.9）类别时期姓名在任时间历任校长华西协合大学毕 启1913－1930年张凌高（代）1930－1932年方叔轩（代）1932－1933年张凌高1933－1946年方叔轩（代）1946－1948年方叔轩1948－1951年华西大学刘承钊1951－1953年四川医学院刘承钊1953－1968年马俊之1978－1984年马俊之1984－1985年华西医科大学曹泽毅1985－1988年杨光华1988－1995年张肇达1995－2000年历任党组织领导华西大学孙毅华1952－1953年四川医学院孙毅华1953－1967年李资平1959－1968年展旗1972－1978年董启勋1978－1984年顾德诚1984－1985年华西医科大学顾德诚1985－1988年陈钟光1988－1995年吕重九1995－2000年四川联合大学（1994.4-1998.12）类别时期姓名在任时间历任校长四川联合大学陈君楷1994－1997年卢铁城1997－1998年历任党组织领导四川联合大学饶用虞1994－1996年王祯学1996－1997年卢铁城1997－1998年四川大学（1998.12-2000.9）类别时期姓名在任时间历任校长四川大学卢铁城1998.12－2000.9历任党组织领导四川大学卢铁城1998.12－2000.9（以上表格内容资料来源： ）

❹ 社会调查学的发展历史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我们一直从近代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或西方社会科学输入影响来解读。

近日
，来自史学界的新的声音是，作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蓬勃而兴的社会调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本报及时将史学界声音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推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也并不只是服务于社会改良、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实用性工具，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当时极力反对那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为调查而调查”的纯学理式研究的李景汉，其调查的目标，除了随时应付现实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同样，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清末北京街景

1939年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20世纪初祖孙三代的合影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即景

1890年前后上海的一条商业街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仅视为“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愚”、“穷”、“弱”、“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

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偏颇之处。李景汉之所以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偏重于事实的呈现，一方面是考虑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长，另一方面则是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希望等到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相当的结论”。而且就像社区研究派自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法”一样，李景汉亦同样将用统计的方法、图表的方式反映社会状况，看做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描写”。（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年）两者孰是孰非，大约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提有误。这一点对于人类学调查也是同样适用。至少在这一方面做得不仅不逊色，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乡村调查，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农村的道路，就与费孝通的研究结论大不相同，而后者与李景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其最初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在与李景汉持同样主张的许仕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社会调查的学派之争，毋宁说是反映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内在发展的趋势和动向。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学派之争”而非“门户之见”，才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一。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用来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一场学术革命，或许并不过分，至少它也是这场学术革命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生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统计学的传入、兴起与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庚子事变以后，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通过他们，统计学知识大量输入到中国来，同时与新政改革相联系、相一致，在中国也逐步掀起了一股调查、统计的潮流。民国以后，西方的数理统计学派的著作、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加大，对于3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的高涨，影响非常直接。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以后反过来对现代统计学在中国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统计学这样一个现代兴起的学问很多是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成果，与社会学的本土化自觉相比确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当时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对统计学做出了贡献，但更多的是从数理统计、从数理方法上做的。从中国的社会调查出发得出一些结论的，我们目前掌握的还是很少。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兴起

吕文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社会调查与很多的社会科学门类都有关系，而与社会学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不能回避的就是前人的一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1948年孙本文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内有他对实地社会调查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1936年燕京大学刘育仁写的一篇学位论文，叫《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关系做了一些基本分析。

李章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逐渐把社会调查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喜，其中一些成果的水平更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遗憾的是，对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关系的问题，学术界作专门研究的很少。

教育调查的兴起与近代教育变革

毕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育科学化是近代新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以求得精确的结果。这极大地触发了中国教育界人士从事教育测量和调查的热情，导致清末民国教育调查的兴起，调查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教育告别传统“教化”，走向社会教育的历程。

农村经济调查热潮与农业经济学

郑清坡（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的特征及其兴起发展的历程来看，因农村经济学应用的性质，必然要对农村进行调查以求得数据，并反施于农村改进。因此，农村经济调查的兴起发展实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社会调查影响民国时期经济学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社会调查与近代社会科学兴起”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的发展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也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或者说在100年前左右中国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科学范式，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等。同时，也就是在100年前左右，中国才真正开始有自己数量上的统计和关于社会的调查。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确实有一个时间上的同步，但背后实际上有很微妙的关系。就是社会调查已经从方法上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经济知识、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统计调查方法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的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但真正被大家认识到有经济学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100年前左右的事情。我们明朝以后就有所谓的经世传统，整个有清一代也有一种很强有力的思想，也就是经世思想，最后被汇编成十几种《皇清经世文编》，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后经过传教士的译介，一直到严复翻译《原富》这本书并于1901年出版，中国人才开始认识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的范式才逐渐形成，从传统的什么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慢慢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刚刚开始认识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相应的统计、调查资料，比如我们缺乏相应的人口调查资料，缺乏货币资料，缺乏当时刚刚兴起的当时中国工业情况的调查，也没有中国农业的调查。在缺乏这些具体数字、数据的情况下，经济思想要来指导这些具体的经济，那距离就会相差很远。

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与中国商法学的产生

王雪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民初中国曾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事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研究成果很丰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胡旭晟《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还有张勤、毛蕾《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等等。另外还有商人自己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由上海商务总会等发起，各埠商会也展开了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并以此为基础，编成《商法调查案理由书》。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商事立法注重调查习惯的立法理念及立法方法等，对近代中国立法史、社会史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内容包括各地商人对各地商事习惯的调查，再综合各个国家的一些习惯。此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比较各国”和“参酌习惯”，它的制定是中国商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和《商人通例》均是由《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发展而来。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

邱志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角度，来考虑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之间的关系，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习惯调查对于司法的、立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最早对习惯调查与现代法学关系进行论述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在给前述严谔声之《上海商事惯例》的序文，文中曾详细论述了习惯调查与法学研究关系。

近代中国人口调查与人口学的建立

王大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清朝政府加快了举办“新政”的速度，筹备立宪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工作。而准确地了解国内的人口情况和实行完善的人口统计登记制度则是实行宪制选举的前提。清政府借助一些西方的人口统计理念和技术，由民政部拟定《调查户口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为整体人口统计的政策上的基础。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国民政府似乎也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俗称“民元人口调查”。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近代中国的人口调查已经形成了比较先进的人口统计学理念和技术。

❺ 双流名人

秦载赓

秦载赓名明良，华阳县兴隆乡人。同盟会员，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东路同志军统领。6岁时与胞弟省三习武于祖父武棚，闻鸡起舞，常练不辍。18岁时已膂力过人，应县童子试，因考官不公，秦将其从轿中拽出痛殴，闻者咋舌，称为"天然革命家"。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曾多次在四川各地策划起义，均遭失败。当时秦任华阳县中兴场民团"安吉团"团总，同情革命，常与革命党人密有联系，其间与同盟会员龙鸣剑甚为相得，并在其影响下加入同盟会。

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按照同盟会部署，必须拥有武装。秦以"安吉团"为基本队伍，以袍哥组织名义，兼并仁寿煎茶溪"仁"字袍哥"文明公"，取得舵把子地位。后联络各地袍哥，伺机举事。

宣统三年（1911年）6月，清政府决定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借款，将全川人民用租股集资修建川汉铁路的权利出卖，激起强烈反对，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铁路股东代表会决定"破约保路"，成立保路同志会，各州县纷纷响应，相继成立分会或协会。7月中旬，秦被选为华阳同志协会会长。旋即赴新津参加九成团体会，要求各回本籍，召集人枪，相机起事。会上秦发言激烈，被推选为东路同志军首领。

按照九成团体会部署，秦将"安吉团"扩编为同志军，拣选精壮，编伍训练；又调集铁匠30余人，在苏码头开炉设厂，修造枪械。龙鸣剑等同盟会员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近成熟，商定秦载赓以袍哥名义，邀集川西南各州县袍哥首领，于8月4日赶赴资州罗泉井开"攒堂大会"，确定起义方略。要点有：侦明敌情，交换情报，向所在州县团练局或绅商借枪借款，动用积谷及未解租股，由各地同志会直接领导建立同志军等。会后，秦决心毁家纾难。回县将祖遗田产30多亩变卖，全部用来购枪造弹，装备同志军。

9月7日（农历七月十五），川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立宪派人物蒲殿俊、罗纶等人，又开枪镇压去督署请愿群众，制造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秦在苏码头于午夜得到消息，义愤填膺，鸣锣齐团，率千余人打着"东路同志军秦"大旗，一路高呼"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口号，浩浩荡荡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发。拂晓，在东门牛市口、大面铺一线与清军激战，最先打响保路运动武装革命第一枪。终因秦军装备简陋，又素缺训练而败退下来。在二三日内，"四方应召至者万余人"，环成都周围，形成重重包围，然后转战龙泉山一带。

9月中旬，秦率同志军开拔至仁寿籍田铺休整。时荣县王天杰与龙鸣剑所率同志军2万人，也因攻打成都不克退下，与秦军会师后组成联军，成立东路同志军总部于籍田，秦被公推为全军统领，王天杰为副统领。通过整顿扩充，军威大振，复又向成都进攻。在琉璃厂、包江桥、中和场、中兴场、二江寺、苏码头、秦皇寺等处，与清军展开大小战斗20余次。二江寺一役，清军伤亡惨重，横尸遍野，使"赵贼夺魄"。坚持半月之久，遂放弃再攻成都计划，分兵往下川南，收复州县。

从籍田铺出发，兵分三路，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各率一路。秦军由同盟会员陈宽草檄文，李难草约法，明确提出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所到之处，连下仁寿、井研、犍为、威远、自贡等十余州县。这时荣县在同盟会员吴玉章精心策划下，于9月28日首先独立，秦很受鼓舞，协助巩固革命后方政权，出力颇大。10月底，有消息传来荣县，称驻井研的同志军负责人邓大兴变节，与赶下台的地方官沆瀣一气，大搞复辟。秦闻讯勃然大怒，跃马直奔井研，历数邓的罪状，并收缴印信，张贴布告，重申新政。恼羞成怒的邓大兴唆使爪牙，在11月1日设伏于秦登程去犍为必经之城南三官楼，从背后连发数枪，秦坠马殒命。消息传出，川南州县，无不悼惜。

蒋 琬

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省湘乡）人也。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琬见推之后，夜梦有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意甚恶之，呼问占梦赵直。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大吉之徵也。”顷之，为什邡令。先主为汉中王，琬入为尚书郎。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於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迁为参军。五年，亮住汉中，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八年，代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蒋琬铜像
地点：棠湖公园·东升镇·双流县

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延熙元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睿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又命琬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

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构戏於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琬以为昔诸葛亮数闚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於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由是琬遂还住涪。疾转增剧，至九年卒，谥曰恭。

子斌嗣，为绥武将军、汉城护军。魏大将军锺会至汉城，与斌书曰：“巴蜀贤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诸葛思远，譬诸草木，吾气类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祠致敬。原告其所在！”斌答书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讬通流，未拒来谓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修敬坟墓。视予犹父，颜子之仁也，闻命感怆，以增情思。”会得斌书报，嘉叹意义，及至涪，如其书云。

后主既降邓艾，斌诣会於涪，待以交友之礼。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斌弟显，为太子仆，会亦爱其才学，与斌同时死。

田家英

原名曾正昌，属鸡，四川省成都市人（祖藉双流县的永福乡）。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给《华西日报》等报纸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1936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5-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颜 楷

颜楷（1877～1927）字雍耆，又号拔室子，华阳县人。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书法家。出生世宦人家，先辈皆登显位。幼年从父读书，16岁考中南学（京城贵族子弟学校）第二名，颇受翁同龢器重。后又从名学者王闿运学，入湖南衡州东州书院。甲午（1894年）战败后，维新思想大兴，受其熏陶，常与川籍维新人物刘光第交往。戊戌（1898年）政变，六君子就义，颜气愤不已，精神有些失常，其父深恐罹祸，遣至甘肃舅家疗养。后回四川，入华阳县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乡中举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在河南开封所举行的中国最末一科科举考试，中第六名进士。翌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习法政。回国供职翰林院，授编修加侍讲。宣统元年（1909年），由南学故人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调去广西协办新政，任巡抚衙门总文案。在广西创办法政学堂，监狱学堂，并亲任监督。

辛亥（1911年）4月，告假回成都。6月，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千余人在成都召开大会，反对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修路借款合同，颜被选为特别股东会会长。大会决议成立保路同志会，又被选为干事长。

8月24日，"破约保路"发展至成都全城罢市、罢课，附近州县纷纷响应，情况日趋严重。川督赵尔丰约见颜楷，要求开市，颜与之面争，阐述"文明争路"道理；赵则责以"少年喜事"，并以"乱党"相威胁。9月7日上午9时，督署通知股东会，声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磋商，将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等人诱捕。群众闻讯，赶来督院请愿，遭到赵尔丰的屠杀，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与此同时，在革命党人的推动和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各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武装进攻成都。10月6日，赵尔丰迫于形势，释放张澜等人，但仍羁押颜楷等四人。直至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清政府颁布"上谕"，将赵尔丰革职论处，颜等才全部获释。被羁押时间共2月零9天。

民国后，曾任四川法政学堂校长，民国7年（1918）辞归。从此以卖字维生，讲求清心寡欲。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南面题字就出自颜的手笔。颜的一生，青年时代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追求进步；中年时思想消极，与世无争；晚年崇尚佛、老，慎独静思。常言他一生最推崇四人，"德行槐轩（刘沅），名儒曲园（俞樾），文学湘绮（王闿运），师相瓶生（翁同龢）"，因此他把书斋取名为"四师精舍"。

颜楷德行高洁，辛亥革命后，其妹夫尹昌衡出任四川都督，数度敦请他任宣慰使，他力辞不就。处决赵尔丰，是民怨攸归，但他坚决反对株连家属，并将赵的孙儿收养在家，后送回北京交赵尔巽抚育。
民国16年（1927）3月7日，颜楷在成都病逝，终年50岁。

张万选

张万选（1904～1927）字文儒，号学斋，双流金花乡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起义牺牲的革命烈士。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弟兄五人，万选行二。少年时代，在县城东站外广东会馆求学，就读于县立第一模范小学。生性浑厚，沉静寡言，对师长、同学和蔼可亲，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五四运动"后，张万选于民国9年（1920）考入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革命空气浓厚，同学争读进步书籍，学生运动活跃。民国11年（1922），成都成立学生联合会，第一师范在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同全市学生一道，举行罢课，列队游行。张万选积极投入这次运动。民国13年（1924），成都各校学生为声援重庆"德阳丸"轮惨案，以及民国14年（1925）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学生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每次学运张万选都不遗余力积极参加，成为其中很活跃的人物。

民国14年（1925）夏，张从省师毕业回县，任县立第二模范小学教员。民国15年（1926），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北伐军意气风发，浩浩荡荡从广东出发的消息传到双流，张万选深受鼓舞，欢喜若狂。是年暑假，他便与志向相投的同学相约，结伴离家，长途跋涉去广州参加革命军。殊不知行至途中，形势发生变化，张等未能到达广州，只得暂在南京住下。秋天，适逢南京大学招考新生，张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于是入学就读。然而他的革命意志并未因入大学而稍减。不久，北伐军攻占华中重镇武汉的消息传来南京，他兴奋不已，彻夜难眠。告别师长，告别同学，乘船赶至武汉，终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实现投笔从戎的宿愿。

民国16年（1927）4月，北伐军举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分校学生随营开赴河南，迎击奉军张作霖部南窜之敌。二次北伐结束，张万选所在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直接由叶剑英领导。张万选被编在该团的3营9连。10月，教导团南下广州，驻"四标营兵房"。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下，以教导团为主力军，发动了"广州起义"。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临时组成行动小组，张是共产党员，也在这个行动小组之中。14日上午，张万选所在的第三营，发动进攻盘跨在沙面、下角、白鹅潭以及"宝璧"舰上的国民党叛军。在殊死决战中，行动小组表现尤为壮烈，张万选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3岁。

张万选是为反对国民党破坏合作、背叛革命而英勇牺牲，然而他的事迹数十年来一直为世间所不知，包括遗属在内。1985年由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提供线索，当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6期张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参加广州起义、今犹健在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朱冕群老人回忆证实，张万选的革命事迹才为人知晓。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报经上级批准，追认他为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

刘咸炘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双流柑梓乡人，史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教授。祖刘沅（止唐）是清代有名学者，父刘梖文（子维）曾任清中书科中书。咸炘自幼受家学熏陶，聪慧好学，初受从兄刘咸荥（豫波）学，提问深奥，豫波自认"难以为师"，遂改由其父教读。求学如饥似渴，每日往返数次，从书斋取书数十册，读毕归还原处，从无倦色，家人嗤笑他是陶侃运砖，戏呼之为"老秀才"。

民国3年（1914）刘子维死，又改由其从兄刘咸炘（字仲韬，清光绪癸卯举人，成都尚友书塾创办人）授业。民国5年（1916），学成，为尚友塾师。民国15年（1926）至逝世前，除主讲尚友外，又先后兼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民国21年（1932）8月9日在成都病逝，年仅36岁。

刘咸炘治学谨严，著述丰富，短短一生在史学、目录学、校雠学、方志学诸领域都有较高成就。史学方面，学习章学诚"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抨击前代史家"重朝政而轻民风，详实事而略大势"。本此见解，撰写出《吕氏春秋发微》《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史学散篇》《翻史记》等。对校雠、目录之学，刘咸炘认为这两种学科是求得"读书、辨体、知类"的方法，撰有《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及《目录学》等著作。在方志学方面亦有独创见解，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还认为"国史记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贯通之识，为文之主而存于文外"。虽推崇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成就，也指出其著作中仍缺"贯通之识"。这些研究心得，运用于实践，结合本地政事、民俗，撰《蜀诵》及《双流足征录》二书。文学方面，认为应分人道、群理两大类，抨击时人"高谈八代"之弊，提倡写白话文，著有《辞派图说》《白话文评议》等。其著述已刊行的就达235部，475卷，总名《推十书》（"推十"系其书斋名）。

刘咸炘读书必作札记，20岁前手写札记累达几大箱，执教尚友，每读一书，必在书上眉批，进行点、校、评、识。藏书23000余册，几乎本本有眉批。用功之深，于此可见。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受到中外学者的推崇，哲学家梁漱溟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之读书处。"史学家陈寅恪抗战期间讲学成都，专事搜访刘咸炘著作，遍及成都书肆，赞扬其"见识高"。浙江学者张孟劬访寻刘的方志论述，读后评论说："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与刘交谊笃厚，在《四川方志序》中称赞他"其识已骎骎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1982年有日本学者来四川省图书馆，专事查阅《推十书》；继而又有西德学者写信四川省图书馆，咨访他的著作。

张群

张群字岳军，属牛，出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属双流县管辖），1908年春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与蒋介石同入振武学堂，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回上海，参加陈其美领导的起义。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成立，任军械处长，继任二十三师参谋。1913年任讨袁军副官长，讨袁失败逃亡日本入士官学校。1915年毕业回国任浙江督军署参谋，1917年起先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军政府副官长和四川省、河南省警务处长。北伐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1927年9月跟随“下野”的蒋介石到日本。1928年复任总参议并任上海兵工厂厂长，1929-3月～1929-6月任同济大学校长。1929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历任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外交部长。

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次年任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行政院副院长。1940年被任命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成为蒋介石控制大后方的大员。1947年任行政院长。1948年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改任西南长官公署长官。1949-12-9日卢汉起义时被扣昆明，11日获释出境，经香港至台湾，历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资政等职，著有《谈修养》等书。

1949年去台湾后，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因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奉蒋之命，频繁往来台北、东京之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

晚年的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还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一起轮流做东，参加“三张一王转转会”。1991-12-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徐 炯

徐炯（1862～1936）字子休，华阳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人。自京回籍后，一生致力于教育。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成都江南会馆创泽木精舍，以经史及自然科学教授学生。每逢学官考试，江南会馆照壁上，红报满墙，学门之旺，为省城第一。学生成名者不可胜数，民国以来如熊克武、吴玉章、戴传贤、魏时珍、张群、文藻青等皆出其门下。执教四川高等学堂、开办通省师范学堂，得人材更多。

担任通省师范监督时，还兼师范附小校长。常言百年树人应从基础教育做起，更提倡学生要参加劳动。一日正带领学生校园植树，忽传事房来说，总督赵尔巽要会见校长，徐炯拒绝说："率学生劳动事大，见达官贵人事小。去回总督说我外出。""戊戌政变"，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杀，消息传来成都，徐炯愤极，一日上课，课文中有句涉及"决囚"事，忿然对学生讲："杀六君子的这一刀，把大清朝三百年的国脉砍断了!"言被四川按察使沈秉堃侦悉，说他"诬诋朝政"，必须惩治。

为避祸，徐炯去陕西，被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所器重，聘为留日学生监督，去日本。他深恐学生只重知识，忽略道德品质修养，手辑《韦弦录》，学者人手一册，励其自我教育。一年后回国，旋即担任四川省教育会会长。

辛亥革命后，全国有城市发生屠戮旗兵旗人事，成都和平解决，维护了民族团结；办少城学校，办同仁工厂，辟少城公园，拓东城根街，安置旗人就业，徐氏做了大量工作。民初去北京，受聘为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教授。不久回川，在省立一中教课。袁世凯当国，陈宦任四川巡按使，数召徐炯不见。蔡锷在云南发起讨袁之役，徐竟冒死直函陈宦，劝其倒袁，宣布独立。民国5年（1916）川督蔡锷以病去日本就医，军政由罗佩金（滇军）、戴戡（黔军）分掌，客军与川军不协，致成都发生巷战，全城罹难。徐乃命其门人徐孝刚用大炮轰焚皇城武器库，戴戡败走，战祸始息。

民国14年（1925）7月，四川所谓"统一之战"暂告结束，刘湘任善后督办。为了分赃，召开善后会议。徐炯作为特邀代表，发言谴责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刘督办的诺言，践十分之一，川民幸甚!川局幸甚!"

徐炯一生治学，尊崇孔孟，致力于经史。民国以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下主张复古。曾创立国学会、大成会，开办大成学校，修礼殿，以孟轲、朱熹配享孔子，要求学生多读书，"宁可读书未用，不可用时无书"。民国25年（1936）在成都病逝。

向迪璋

向迪璋字礼南，双流县城关镇人，同盟会员，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任双流同志协会会长。清末向在成都求学，初入通省师范学堂，后就读于省立商业学堂，不久又转读法政班。在求学期间，与在成都的革命党人多有接触，交往频繁，在其影响下，遂加入同盟会。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卖国政策，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7月，按照运动领导人张澜、彭芬指示，向回县联络乡绅，发动袍哥，成立双流县保路同志协会，向被推选为会长，在县城北街考棚演武厅设署办公，并派出代表，随时与省城相呼应。然后又奔走川西、川南间，联络各地袍哥，组织同志军武装，为起义做积极准备。

9月7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及立宪派人物，并在督署前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制造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都全城一片恐怖。向迪璋时在成都，下午趁城门未关，潜出东门，乘小舟赶到中兴场，把成都发生的事件告诉华阳同志协会，使华阳会长秦载赓很快得到情报，于当晚在苏码头鸣锣齐团，集同志军千余人，向成都开拔，首先发难，凌晨打响保路运动第一枪。

第二天向赶回双流，亲率双流同志军，联合新津侯宝斋的同志军数千人冒着大雨，直向成都进攻，在红牌楼与清军接仗，相持数日后败退下来。以后在邹家场、彭家场、牧马山与清军迂回作战。在牧马山相持时间最久。

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向主持成都安抚和劝业工作，收容流亡，恤孤济贫，做了一定工作。以后离开成都。民国10年（1921）前，历任北川县知事，大足、璧山、仁寿等县征收局长等职。民国21年（1932），向传义出长四川建设厅，向迪璋出任该厅的主任秘书。这期间，多以"落伍者"为笔名，在成都各报发表政论性时评，虽赢得众多读者称赞，也得罪不少大小军阀，只得告退回双流。

民国22年（1933），主持国民党双流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后因受地方新派势力的排挤而趋消沉，日以吸食鸦片自遣。民国29年（1940）在双流病死。

❻ 高手来！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

肖复兴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收获颇为丰厚的作家之一。作者的作品朴实无华，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精神渴求，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变化。
肖复兴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有关风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乐艺术的记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笔细腻，意味隽永，写出了水之经典、山之精魂、音乐之永恒，引导读者漫游于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

铁凝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舒婷

舒婷，原名龚佩瑜。
1952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
1969年下乡插队；
1972年返城当工人；
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1980年至福 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

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等。

舒婷崛起于70年代末中国的诗坛，她和同代人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以迥异于前辈的诗风，在中国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朦胧诗”大潮。她们的诗一改新诗明白如话、几近分行散文式的传统特点，意蕴深厚而不显露，变诗的单一形象为多层次的意象迭加，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阐述的余地，使许多诗失却传统的明朗色彩，蒙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氛围。他们用朦胧诗表达了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审慎思索和批判。
舒婷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

刘墉，1949年生，号梦然，祖籍北京，现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及副教授，著名的散文家及画家。其作品以教导读者如何面对人生为己任，行文穿插各种小故事及自己的人生体会，虽无特别的哲理智慧但却颇有寓教于乐的功效，是较高雅的都市文化快餐。（宇慧撰写）

作品年表：

文艺理论：

《中国绘画的符号》（《幼狮文艺》·1972）

《诗朗诵团体的建立与演出》（联合报1981）

《花卉写生法The Manner of Chinese Flower Painting（中英文版）》（纽约水云
斋·1983）

《山水写生法The Thousand Mountains（中英文版）》（纽约水云斋·1984）

《翎毛花卉写生书The Manner of Chinese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中英文
版）》（纽约水云斋·1985）

《唐诗句典（暨分析）》（纽约水云斋·1986）

《白云堂画论书法Inside The White Cloud studio（中英文版）》（纽约水云
斋·1987）（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奖助）

《林玉山画论书法The Real Spirit of Nature（中英文版）（纽约水云斋·1988）
（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奖助）

《中国绘画的省思》（专栏系列）（中国时报·1990）

《艺林瑰宝（专栏系列）》（《财富人生杂志》·1990）

《内在的真实与感动》（联合报·1991）

《中国文明的精神（三十集二十七万字）》（广电基金·1992）

《属于这个大时代的丽水精舍》（太平洋文化基金专刊（1995）

画册及录影：

《欧洲艺术巡礼》（中国电视公司播出·1977）

《芍药画谱》（水云斋·1980）

《Th ReaI Tranquility（英文版录影带）》（纽约圣若望大学·1981）

《春之颁（印刷册页）》（纽约水云斋·1982）

《真正的宁静（印刷册页）》（纽约水云斋·1982）

《The Manner of Chinese Flower Painting（英文版录影带）》（纽约海外电视25台
播出·1987）

《刘墉画集（中英文版）》（纽约台北水云斋·1989）

《刘墉画卡（全套三十四张））（水云斋·1993·1994·1995·1996·1997）

有声书：

《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飞扬（刘墉·刘轩演讲专辑）》（台甫德兰启智中心·只供义
卖·1994）

《这个叛逆的年代（刘墉演讲专辑）》（马来西亚华侨董事会联合总会·只供义
卖·1995）

《在生命中追寻的爱（刘墉演讲专辑）》伊甸社会福利基金·只供义卖·1996）

译作：

《死后的世界（瑞蒙模第原着）》（水云斋·1979）

《颤抖的大地（刘轩原著）》（水云斋·1992）

诗、散文、小说：

《萤窗小语（第一集）》（水云斋·1973）

《萤窗小语（第二集）》（水云斋·1974）

《萤窗小语（第三集）》（水云斋·1975）

《萤窗小语（第四集）》（水云斋·1976）

《萤窗随笔（诗画散文集）》（水云斋·1977）

《萤窗小语（第五集）》（水云斋·1978）

《萤窗小语（第六集）》（水云斋·1979）

《萤窗小语（第七集）》《真正的宁静（诗画散文小说集）》（水云斋·1982）

《小生大盖（幽默文集）》（皇冠·1984）

《点一盏心灯》《姜花》（水云斋·1986）

《超越自己》《四情》（水云斋·1989）

《创造自已》《纽约客谈》（水云斋·1990）

《肯定自己》〈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水云斋·1991）

《人生的真相》《生死爱恨一念间》（水云斋·1992）

《冷眼看人生》《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改写·改写·刘轩原著）》《离合悲欢总是
缘》（水云斋·1993）

《冲破人生的冰河》《作个飞翔的美梦》《把握我们有限的今生》（水云斋·1994）

《我不是教你诈》《迎向开阔的人生》《在生命中追寻的爱》（水云斋·1995）

《生生世世未了缘》《抓住心灵的震颤》《我不是教你诈②》（水云斋·1996）

《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杀手正传》《在灵魂居住的地方》（水云斋·

❼ 中国当代十大历史学家

吕思勉（.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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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组以交代“有关刘少奇的问题”为名对翦伯赞进行逼供，时年70岁的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药自杀，以死抗争。

❽ 川大碎尸案：因为唱歌男子将室友连砍50多刀，自称有抑郁症，后来怎样

2016年3月27日，四川师范大学发生恶性杀人案。音乐演奏系大二学生滕飞在我的宿舍给专业学生卢克丝蒂娜砍了50多刀，导致他死在了另一个地方。什么样的仇恨能做出如此残忍的手？事发前一天晚上，有人把汪峰的《人生全粉》放在宿舍。陆克里斯蒂娜喜欢唱歌，不然也不会选音乐专业。

陆海强的弟弟形象生动，外向，多才多艺，特别喜欢唱歌。为了学唱歌，家里条件很差的陆克里斯蒂娜很节俭，很注重为他和家人上昂贵的美术培训班。陆克里斯蒂娜工作努力，有很好的天赋，声乐表现也很好。

无独有偶，滕飞当初也参加过这个培训班，只是当时不认识，老师也不一样。带滕飞的老师说，滕飞天赋一般，精神状态不好，但是很努力。谁能想到两个爱唱歌的人的关系会让唱歌变成最后一片雪花？律师问滕飞为什么要杀卢克丝蒂娜，滕飞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

滕飞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想杀了他。其实我想了很多次，只有这个动作。滕飞还说，卢克里斯蒂娜喜欢开玩笑，但他不喜欢别人嘲笑自己。卢克里斯蒂娜的笑话在他看来是对自己的嘲弄。而滕飞说，他一直想死，但是他杀不了陆克里斯蒂娜，所以法院可以判他死刑。

滕的母亲没有想到会杀人，并说如果儿子自杀她也不会奇怪。滕飞高中因抑郁症辍学，但滕牧为了自己的未来和人际关系不断表白。滕飞自杀过两次，但第二次他几乎救不了他，而且他经常自残。滕飞最终如他所愿被判处死刑，但他被困在自己的心里，永远无法走出去。

为了死，选择了杀死与他发生冲突的鲁·克里斯蒂娜。同时，他害怕自杀。这种矛盾的心理说明他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他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就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周围放了一面玻璃墙。他能看到别人在说话，但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在嘲讽和讽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