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一教授说历史

㈠ 清华教授陈寅恪为什么会说华佗是印度人

正是由于这三个论证说明，陈寅恪先生就摆出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观点，认为华佗其实是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反对声一片。甚至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这样来否定自己的古代先贤是对古人的大不敬。但是也有的人认为陈寅恪先生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他所提出的疑问，肯定有一定道理。

无论真相如何，华佗对我国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正是这些先行者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享受今天的便利生活。同时清华教授陈寅恪先生的求真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㈡ 如何评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的“落后不一定挨打”的言论

其实我是真的并没有很赞成这个言论的。我个人认为，“落后是一定会挨打的”。

纵观我们上下5000年的世界形势来看，“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战争分部的主要原理。

生活中的我们，总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俗语都是具有双面性的。比如说有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是也有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㈢ 清华大学没学历的教授，被誉为百年一遇的大师，他是谁呢

中国近代出现了许多文豪墨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五大文豪分别为：鲁迅、巴金、矛盾、郭沫若、曹禺。这几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人他叫陈寅恪。大家可能会不禁发问，既然小编说的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师，那为何在这几大文豪之中却无一席之地呢？小编是这样认为的，俗话说得好，大鱼总是沉在最底下的，今天就让小编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位陈寅恪到底有多牛。

陈寅恪从12岁开始留学了美、日、德、法、瑞等国，但是一路游学学会了几十门语言到头来一张文凭都没拿，对此陈寅恪自己说：博士不难，但是耽误时间，只要我学到了知识，有没有学位一点都不重要。正是这位视文凭为废纸的大师，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㈣ 清华教授陈寅恪摆出3大证据,华佗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人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

东汉末年的历史，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占据蜀地，孙权占据江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赵子龙的舍身救主，刘关张三兄弟的桃园结义等一系列，为后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和故事都发生在东汉末年。战火连年不休，刘备，孙权，曹操三人各自为营，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和范围。这的确是中国的真实历史，但是在《三国演义》等描写与叙述下，各个人物的性格以及形象都格外分明和直观。不管怎么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小说，只能说在大体上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具体细致地描写每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三国人物，有很多可能是虚构的，很多事件也可能是虚构的，但这本小说读一读也可以大致了解东汉末年的情况。

其实无论如何我们尊重各种历史说法，但是很多历史说法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据与史料考证，不然就不要乱说。因为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因素，历史不仅证明着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一个国家的艰难与成功历程，给一个国家的国民以警醒与经验，更给一个国家以底蕴。

参考文献：

《三国志》

《神僧传》

《赠陈君景初》

㈤ 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回批硕士研究生毕答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

㈥ 历史学者陈耘 确教授，原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你是说陈寅恪吧，chén yín kè。恪是多音字，通常人们认为用于陈寅恪名字的时回候念què。
陈寅答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㈦ 求问什么是历史——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㈧ 华佗不是中国人清华教授陈寅恪抛出三点论据，到底有无道理

除了以上两方面，陈寅恪再从《三国志》的一段文字中寻踪觅迹，认为书中所记华佗为当时广陵府的太守陈登治“不食”之病而致使陈登吐出红虫的故事，其真实的来源有待商榷。这个故事与印度史书中一则神医救人的故事如出一辙，而且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期也基本一样。故此，陈寅恪推断华佗应该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印度人，而且懂得医术医理。

我们丝毫不怀疑陈寅恪惯于运用中西史料结合的考证法和对比分析法来还原历史真相的能力和思路，学术观点本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华佗究竟是不是中国人恐怕只有东汉人才能够确切知晓，不仅仅是华佗，就连关羽、张飞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都曾引发过很多史学家的争论，真相究竟如何，还期盼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寻找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证据，揭开华佗身世的谜题。

㈨ 清华大学秦汉历史系教授

应该是秦晖老师
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专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属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㈩ 如何妙趣横生讲历史

谈到商鞅变法，一般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徙木立信”的故事。从我们的小学课本，到当下各大电视台火热的国学讲坛，谈到中国历史，都少不了商鞅“徙木立信”一环。诚然，“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如是说，想必大多数人也都会有这样的认识。

但张国刚这里强调的“意义”，却并非同以往的历史学家那样就变法而谈变法，就变革内容而谈其对后世历次改革的影响，而是站在纵观历史的高度上提出了新论：商鞅变法提倡的价值观，即不断地努力工作就能改变自己身份的观念，把人们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如何掌控这种欲望，如何对世道人心和现实秩序进行管控，是后世统治者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从管仲的“四维”、贾谊《过秦论》到后世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所一直在力求解决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