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罗教授

A.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的两院院士

赵忠贤
物理学家。辽宁新民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198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直从事低温与超导研究。1967－1972年参加几项国防任务。1976年开始从事探索高温超导电性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包括第Ⅱ类超导体的磁通钉扎与临界电流问题；非晶态合金的超导电性。1983年开始研究氧化物超导体BPB系统及重费米子超导性，1986年底在Ba-La-Cu-O系统研究中，注意到杂质的影响，并于1987年参与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体 。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郭光灿
光学和量子信息专家。1942年生于福建惠安。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现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物理系教授。
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密码、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概率量子克隆原理，推导出最大克隆效率，在实验上研制成功概率量子克隆机和普适量子克隆机。发现在环境作用下不会消相干的“相干保持态”，提出量子避错编码原理，被实验证实。提出一种新型可望实用的量子处理器，被实验证实。在实验上实现远距离的量子密钥传输，建立基于量子密码的保密通信系统，并提出“信道加密”的新方案，有其独特的安全保密优点。在实验上验证了K-S理论，有力地支持了量子力学理论。发现奇偶相干态的奇异特性等。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建国
物理化学家。1959年生于福建平潭。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1989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5年在美国Oregon州立大学化学系做助理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副校长、理化科学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结构分析、表面物理化学和无机材料制备方法的研究。利用分子自组装技术，获得了能够分辨碳—碳单键和双键的分子图像，并从实验和理论上分别论证了扫描隧道显微术对单分子直接成像的可能性与限制因素，并进而确定了C 表面晶格的取向特征。此外，发展了确定单分子在固体表面吸附取向与局域电子态的方法，提出了制备具有特殊性能的同质分子超晶格的新途径。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子和
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1950年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在《Nature》上发表了SIV-MA的晶体结构，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Cell》上发表了H Factor Ⅸ EGF-like Domain与Ca++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理；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SARS病毒的蛋白质－3CLPRO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论文在《PNAS》上发表。其研究组已经系统地表达出200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解析出50多个重要蛋白质的结构。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震西
磁性及非晶态材料专家。江苏省海门市人。1942年9月3日出生。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总经理、研究员。长期从事磁性非晶态材料的研究及应用推广。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国防用多种微波铁氧体材料和器件。在非晶态DyCo3．4合金薄膜中，合作发现并命名了SPerimagnet（散磁性）新型磁结构。研制成功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磁合金，系统地解决了大规模工业生产中整套关键技术、工艺和设备，并积极推广。创建产业型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经济效益显著。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quot;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磁合金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余篇。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祖彦
1940年2月生，1963年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从事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研究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可调谐激光，全固态激光和超快激光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染料可调谐激光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电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研究非线性光学和光参量宽调谐激光，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项，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研究大功率全固态激光，取得多项国内外领先成果和发明。研究超快激光，国内首创全固态飞秒光源和国际领先宽调谐飞秒激光器等。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立泉
1940年生于四川南充,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其间1976～1978年赴西德马普协会固体所进修；1985年、1990年和1992年曾分别在法国科研中心波尔多固体化学研究所、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纳米离子: 纳米离子材料和离子电子混合导电材料的制备和表征；纳米离子材料和离子电子混合导电材料的离子和电子的输运特性和其他物理性质。高能电池和燃料电池中的物理化学过程。发表论文下23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3项。长期从事固态离子学的研究，是我国固态离子学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锂电池、锂离子电池及可持续能源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在固态离子学及可持续能源领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现担任国际固态离子学学会的委员、“ Solid State Ionics ”国际杂志的编委，中国固态离子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中国固态离子学学会理事长。发表论文23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13项。曾是国家863计划二次锂电池专题负责人并参加了课题研究，主持了专题研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及全国11个子课题研究的协调。近年来取得纳米金属储锂合金负极材料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被美国能源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的唯一一篇中国的文献。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B. 哪些专家 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过课

鲍鹏山：现为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从事医学工作20年
陈振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毅明：现任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程遂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系教授、副院长
淳子：上海东方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女作家
丁牧：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丁万明：河北省委党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段怀清：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
方北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小凡：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冯光生：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范德伟：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员
高日晖：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高有鹏：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高长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韩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韩田鹿：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韩秀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郝万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黄凤春：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总领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胡金兆：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北京市文联退休编审
纪连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历史教师
贾英华：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作家、晚清史研究学者
江英：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正师职，大校军衔
姜安：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金正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教授，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
康尔：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昌集：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李敬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蕾：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
李清泉：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博士
李任飞：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李蓉：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晓：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李寅：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中国清宫史学会理事
林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厉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后
刘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心武：当代作家，中国著名作家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
刘扬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
吕立新：书画鉴定专家
吕玉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罗大中：中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
马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二战专家
马瑞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者，作家
马茂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
马未都：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梅毅：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斌：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乔良：军旅作家，现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邱紫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苏升乾：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隋丽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丹林：锦州市楹联学会会长，渤海大学特聘教授
孙国亮：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邵维正：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
唐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馆博士
田凯：河南博物院院长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翔：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王士祥：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树增：国家一级作家、大校警衔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
王新陆：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
魏新：山东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作家、诗人。
翁思再：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高级记者
吴桐祯：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特级教师
吴建民：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原外交学院院长
徐放鸣：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徐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杨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瑾：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姚淦铭：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叶广芩：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于涛：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博士
于钟华：浙江大学哲学博士、书法学硕士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袁腾飞：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员、北京市高级教师
曾国平：重庆大学贸易及法律学院院长
曾仕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
张一清：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大千：脑科医学专家，中西医结合内科教授
张宏杰：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作家
张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三部主任、副研究员
张望朝：现为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作家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少泉：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中国地震局研究物理所研究员
张志君：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赵世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赵晓岚：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英健：河北遵化市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赵玉平：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博士、国学博士、心理学博士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岭：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红学家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
周文顺：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朱翔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北京四中校长助理[1]
翟双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基础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C.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罗开富教授生什么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关信息,
可尝试询问学校办公室、人事处。
奔跑吧，兄弟。
祝你好运。

D. 华罗庚的资料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1985年6月12日死于日本东京。
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我国著名大数学家华罗庚同志的成功就得益于他的坎坷经历。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右腿残疾。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奠基。
[编辑本段]华罗庚-职业贡献
《统筹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方法使得妇孺都能明白、掌握应用，取得了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效果。华罗庚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这期间，他还与王元教授合作开展了近代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上的应用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平台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深受广大中国工人的欢迎。
他精辟地总结了这些年来从事普及数学方法工作的经验，他提出并解决了普及数学方法的目的、内容及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三条原则”，即(1)为谁？(2)什么技术？(3)如何推广？
[编辑本段]华罗庚-个人荣誉
华罗庚教授在数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既广泛又具有开创性，发表论文150多篇，著作10本。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并于北京科学会堂隆重举行了赠书仪式。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身高1.65米，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华罗庚不承认自己是天才。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得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辛酸地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顽强地自学到18岁。1927年秋，和吴筱之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集合》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19岁那年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 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回国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克服了来自美国政府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 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活动。 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毛主席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毛主席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晚年大家时期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E. 中科大80后的教授获量子计算奖，他究竟是谁

由于研究成果突出，在获得量子计算奖之前，他在同龄学者中，已经获奖颇多。2015 年，陆朝阳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6 年，他被《自然》杂志评为“中国十大科学之星” ，同年入选美国光学学会会士 。2017 年被欧洲物理学会授予“菲涅尔奖” 。2018 年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 岁以下创新 35 人”（TR35）榜单。2020 年，陆朝阳被授予美国光学学会颁发的阿道夫隆奖章，这是该奖章设立 80 年来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奖。

关于研究量子计算，他曾对媒体表示：“做科研工作可以聆听自己的梦想，跟随自己的兴趣。这种工作的本质就是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一直在创新，挑战新高度。”

F.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
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G. 中科大教授获量子计算国际奖项，这个奖项有多重的分量

我国量子信息领悟传来了好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获得2021年度罗夫·兰道尔和查尔斯·本内特量子计算奖（2021Rolf Landauer and Charles H. Bennett Award in QuantumComputing)，美国时间10月7日，美国物理学会（APS）宣布将2021年度罗夫·兰道尔和查尔斯·本内特量子计算奖颁给陆朝阳，奖励他“对光量子信息科学，尤其是固态量子光源、量子隐形传态和光量子计算的突出贡献”。

量子计算国际奖原名“兰道尔-本内特量子计算奖”，是国际上首个以量子计算命名的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其获奖者是由国际评审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的、博士毕业12年以内的青年科学家。今年是第五届，陆朝阳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获得比奖项的人，而全球仅仅有5人获得。可以看出来这个奖项在本领域有着非常重的分量！恭喜陆朝阳教授获得此项荣誉，也感谢他为该领域做出的伟大贡献！

H. 华罗庚的简历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

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