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大学女教授

㈠ 于希宁的人物生平

他笔下的白梅，铁骨冰魄，奇逸纵横，雪蕊吐芳，格调清奇，如同他刚挺高洁的品格；
他笔下的红梅，高古雄奇，冷艳出尘，气韵丰沛，灼灼如火，俨然他一颗痴情炽热的艺术之心。
面对于希宁先生姿态各异的梅花图，扑面而来的是“岁寒三友”中梅的浩然正气，也是中国传统的君子气质和磅礴精神！作为我国重要的花鸟画代表人物，于希宁把传统的君子文化赋予了梅花，将人文情愫倾注于花鸟草虫，他把花鸟画的人文境界，拓宽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近日，记者采访了于希宁，走近于老的艺术世界，领略了国画大师的个人风采。 齐鲁大地，钟灵毓秀。博大深厚的齐鲁文化孕育出来的文化艺术名人可谓灿若星辰，早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美誉。
于希宁不但堪称国画大师，同时也是美术教育家，是具有诗、书、画、印和美术史论全面艺术修养的大家。
今年94岁高龄的于老先生，近期正在医院静养，由于年事已高，现在已经动笔很少，除了一些重大活动外，也很少出头露面，除了和家人、老友接触外，多数时间在家中静养，鲜与外界接触，所以一般人心目中，艺术家的生活有些神秘色彩。其实走近于老的身边，就会了解，他的生活非常简朴淡泊、返璞归真。
他说：“我不喜欢热闹，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写点画点，浇浇花，翻翻过去的作品，也自有一番乐趣。我已经养成习惯了……不断阅读过去的作品，总结经验和教训，总能产生新的感悟与新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学习。”
由此可见，于老深居简出固然与年龄身体状况有关，但更多的是缘自于个人的天性，他不习惯于外界的喧嚣，而更喜欢一个人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于老的作品在市场上售价不菲，在拍卖会上也屡屡拍出高价，普通人的想象中于老的生活可能应该有很高的档次，完全有资格生活得奢侈一点。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活上于老力求简朴，烟酒从来不沾，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他用的床和椅子还是上世纪40年代的物品，饮食上以素为主。家人告知，于老的牙不好，所以只要求把菜做烂一些，至于做什么他从不作要求，做什么就吃什么。 生活中的于老非常单纯、风趣，生活和创作中都有不少趣事。去年秋天，石榴刚下来的时候，家人送了一个大石榴给他，一下子引起了他的画思，画完后在旁边题字的时候，习惯性地写下了“朱竹素梅，共奏清芬”的题款，当他醒悟过来以后，自己笑了，于是又挥笔用小字写下“石榴笑了，我也笑了”。情景交融，妙趣横生。
于老93岁大寿的时候，孩子们送给了他一个玩具，是一个会弹吉他会跳舞的小人，他非常喜欢，经常摆弄，只要家里来人，不管人家年龄多大，他都要拿出来，摆弄给人家看，惹得一片笑声，其赤子童心可见一斑。 梅花作为传统人文的“君子形象”，历来是画家喜爱的素材，历代画梅花的高手不少，大多把梅花画得离尘隔世，孤傲清高，以此来寄托文人的出世情怀。
在于希宁家里，挂着一条字幅：“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这是他为自己写下的自勉诗句，于老自称，“是一生的座右铭”。
于希宁提出梅花的精神气质为骨气、生气、清气的“三气”说，在他创作题材中画梅占有很大的比重。不仅画梅，还为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我念梅花梅念我”，梅已成为他艺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于老讲，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多次到江南访梅，后来因为政治原因和梅花相隔了40年，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10余年时间里，他又七次到江南梅乡探梅访梅，自谓“相思未了有奇缘”。
在早些年，于老就说过：“梅花是我们的国花，它不同于一般的花草，梅的精神气质玉洁冰清，铁骨其本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把梅花画得颓废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梅花的气质尊严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一脉相通，我要画出这种精神！”他将梅魂与人魂、国魂交融，达到了“三魂共一心”的境界。这也是一个艺术家人品与画品融合的最高境界。
于希宁对梅的“痴”还有不少小故事，比如他曾为杭州超山一株宋梅被伐而伤心欲绝，从此不再踏入超山一步；当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当乔石同志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回答：“我自己没有什么困难，我只担心天台山两株隋代梅树的命运，请求领导责成地方部门保护好。”“梅痴”之名可谓名副其实。 执着艺术、勤于作画的人，也许会在历史上成为一个画匠，但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还得具备大师的品格和风范。
于老家人拿出一张照片，是90岁的于老拄杖弯腰加工一张铺在地上的大画时的情景，看后令记者震撼和感动不已。于老对艺术有着非同一般的执着。据家里人介绍，90多岁的他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会作画。从70岁开始，他列出“我的十年计划”，到了80岁、90岁高龄还在做“十年计划”，每五年又有更具体的计划，落实到每天都有要做的事情。
在“于希宁九十寿辰暨从艺七十周年艺术展”上，他亲笔书写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自幼习画，不善言辞，却知道笨鸟先飞。治艺之道，靠的是勤奋与执着，不敢有丝毫懈怠。人渐渐地老了，但精神不能老，艺术不能老，事业心不能减。”
作为传统绘画与现代艺术的结晶，于老的画曾五十多次被选为国宾礼物，赠送给英国女王等外国首脑及友好团体。在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天安门城楼及全国许多美术单位、宾馆等都有于老的精品。
于老习惯说“交作业”。尽管他的画在市场上售价不菲，但他几年前即表示要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国家美术馆。他说：“这些作品记录了我的艺术生命的轨迹和历程，凝聚着我全部的情感和心血，我愿将这些作品捐给国家，报答养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
养颐之年的于老，还一直关注着民生和艺术教育，他曾多次捐画给儿童基金会、抗洪救灾、援防“非典”，并先后多次向社会和学院捐赠书画作品。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00幅作品，2006年，他又把展出的60件艺术精品无偿捐赠给山东艺术学院。他曾经谦逊地说过：“这是我的作品的捐赠展，也是我的一份作业。”
作为山东艺术学院的教授、名誉院长，于老还捐出了个人多年的积蓄，设立了“于希宁奖学金”，用于奖励该校成绩突出、品德优良的优秀本科生、研究生，激励在校学生努力学习，成为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人才。
于希宁70多年艺术生涯中，以自己的画品和人品，展示出一个大师级的国画艺术家应有的情操和胸襟。

㈡ 吴印咸的演艺经历

从1927年起，吴印咸离开家乡回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首次接触到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并继续从事业余摄影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代表性摄影作品有《纤夫》、《负重》、《归途》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经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吴印咸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义感。1928年，他来到上海，做起了演出布景师。
1930年，昔日同学合资开了红灯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
1934年他拍摄的《田螺》，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的摄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写照。它说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不仅十分注重光、影、画面结构等艺术表现形式，也把摄影用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直到晚年，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一直悬挂在吴印咸书房兼会客室的墙壁上，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青年时代的吴印咸，在他的摄影创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地同情。他拍摄了《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纤夫》等摄影作品，表现了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期待着变革。
1935年与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这是吴印咸第一次举办个人影展，展出作品56幅。
离开天一影片公司，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风云儿女》。
随后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
摄影作品有：《呐喊》、《侧目而视》等。
1935年，吴印咸应电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电影摄影师。该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主题更加深化，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日后成为我国的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该片运用不同的喜剧表现手法，讽刺、鞭笞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迂腐。
后来，他又为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拍摄了《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前者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则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赞美了他们美好善良的心灵，表现了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开展的抗争。该片上映后在上海其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收到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马路天使》成为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这部影片也是吴印咸的成名作，标志着他电影摄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电影摄影师。1980年－1981年，该片在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及法国巴黎、里昂举行的“中国电影月”上放映，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舆论的重视。1982年2月，在意大利都灵市举办的“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开幕式上放映了《马路天使》，受到广泛赞扬。该国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著文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该片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吴印咸在摄制影片的同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这期间他拍摄了《呐喊》、《霹雳》等多幅摄影作品。《呐喊》以疾声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泄了被压迫的人们要反抗的内心世界。《霹雳》则以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寓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期望着深刻的变革。
1936年完成了《生死同心》的拍摄，紧接着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
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吴印咸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时，袁牧之于1938年夏发来电报，邀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原来，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邀请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
接到消息后，吴印咸立即离港经上海赴武汉。于汉口逗留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一天夜里,到指定地点接受了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一台只有一个镜头的“埃姆”电影摄影机和二千英尺胶片。袁牧之又从香港购买了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吴印咸倾囊购置了三台照相机，他们于当年八月到达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国事业。在延安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中，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任电影团的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重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更不必说拍电影的器材。拍电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制拷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洗印并放大制作出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政治指导员李肃，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及总务、勤杂等六、七人组成。
10月1日，应周恩来之邀去延安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皇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该片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此间的摄影作品有：《宝塔山》、《延安远眺》、《驼铃叮咚》、《抗大午餐》等。
1939年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新闻素材片。
摄影作品有：《白求恩大夫》、《红缨林立》等。
1939年，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后，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摄制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吴印咸在前线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的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电影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应《抗敌报》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提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摄影干部阅读。该书虽篇幅不大，却是解放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摄影教科书。它是吴印咸冒着酷暑在田边树下的大石头上、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灯下撰写而成的。此书由邓拓、沙飞各自撰写序言，并由抗敌报社印刷出版，发行到部队和地方广大地区，它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1940年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等素材。
摄影作品有：《朱德》、《周恩来》等一系列人物照片。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会议摄影师。
摄影作品有：《艰苦创业》、《拓垦》、《骑兵演练》、《延安文艺座谈会》等。
1943年大型纪录片《南泥湾》摄制完成。
摄影作品有：《组织起来》、《延安大白菜》、《兄妹开荒》、《志同道合》等。
1945年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学，吴印咸主持教学。
摄影作品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登机告别》、《归来》、《七大会场》、《朱德报告》、《刘少奇报告》等。
吴印咸意识到，要使摄影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有力武器，就必须发展党的摄影队伍，培养更多的摄影人才。1945年初，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该班由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这期训练班除讲授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外，还突出讲授了摄影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摄影工作者的任务，教导学员要坚持摄影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训练班的学员每人只能分得两张过期的电影胶片，拍摄后必须立即做好记录，待底片和照片冲洗出来后，再对照拍摄记录进行总结，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吴印咸亲自编写了教材，图文并茂，上面的插图照片均由他自己拍摄、印放制作。因为胶卷奇缺，他们常常采取“空弹射击”的训练方法——当时用于教学实习的照相机中，有的装了胶片，有的则未装胶片，但学员们并不知情，仍旧十分认真地选景、采光，仔细拍摄。当然，相机里安装了胶片的学员所拍摄的照片便成为课堂讲评的对象。就这样，学员们学会了拍摄、制作图片的全套技术，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1945年11月，电影团奉命随东北挺进干部支队，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新区开展工作。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开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后因战局变化暂时中止。至1946年，第二期训练班继续开课，仍由吴印咸主持授课，讲授电影摄影技术与电影制作的基本知识。不久，吴印咸跟随叶剑英去北平军调部工作，摄影训练班由其他同志主持。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东影举办了4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吴印咸在担负厂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在训练班中讲授摄影课程。结业后的学员大大充实了电影厂各部门的力量，并为日后输出摄影专业干部打下了基础。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战场前线，成为摄影报道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吴印咸任技术部主任，年底任副厂长。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任摄影记者。
1949—1954年吴印咸接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
任厂长期间，东影生产了《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
1952年率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度第一届国际电影节。
摄影作品有：《喂鸟人》等。
1954年因病离职休养。
1955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工作。
作品有《瓯江帆影》、《节日的北海》、《故宫太和殿》等。
1955年，吴印咸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任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北京电影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自50年代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电影艺术创作人才的高等学府。自她建立之日起，吴印咸便出任该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认为经过大学的教育，应使学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付出了许多心血。
吴印咸一边担负领导工作一边亲自执教，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开课之初，他总是像讲故事一般，用亲身经历，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向年轻的同学们讲述一番，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谈到，在延安拍电影时，器材之匮乏、条件之不足难以想象。不仅底片不够用，更难的是没有印片机，而且还没有电，何从印制“拷贝”？但是，困难吓不倒电影团的同志们。他们把那台“埃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卸下来，将已显影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紧紧叠在一起装在里面，让它们一起通过摄影机的片门，利用日光进行接触印相，硬是把拷贝印制了出来。
拍照片也遇到不少困难。延安没有电，怎么放大照片？他们筑起一间像岗亭那样没有窗户的小房子，房顶留个小洞，在那儿安装上一架带延伸皮腔的旧照相机，权作放大机。要放大的底片放置在照相机取景磨砂玻璃处，镜头朝向放大纸。助手在小房子外面随时通报阳光之强弱变化，借助小洞透射进来的日光，透过照相机镜头使相纸感光，制作出宣传用的照片。
摄影系的学生听了吴印咸讲述的这些传奇般的故事，受到极为生动、极有说服力的教育，对于他们人生观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学生中有很多继承了他们的恩师——吴印咸的精神，毕业后对我国的摄影事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吴印咸还经常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他说，有先进的器材固然好，但我们国家底子薄，我们要立足使用不太好的摄影器材拍摄出优秀的作品，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他身体力行，以身示范。在他“60年摄影生涯作品展”每幅照片下端，均贴有一张照相机图样，说明该作品是用哪台旧照相机拍摄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也继承了吴印咸的这种传统，几十年来虽然培养出众多的优秀摄影人才，却没有花费更多的外汇去购买顶尖的摄影器材。身为副院长兼系主任的吴印咸1966年应邀赴日本、香港进行摄影交流和创作，还从新华社摄影部临时借用了一台照相机。
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吴印咸的治学精神是十分严谨的，对同学们极其负责。他极端重视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而且亲自拍摄和制作成套的照片，用来加强教学效果。为了说明不同的光线和气候对摄影造型的影响，他不辞辛苦地在北京景山针对同一场景用顺光、侧光、逆光、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天、早晨、正午、黄昏、傍晚等不同的自然条件拍摄制作了一系列组照，向同学们讲解；在人像摄影课程中，为了说明光线效果对被摄者造型的影响，他亲自在灯光室拍摄了一套套成组的照片，仔细向同学们讲解……他的敬业精神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同学们由衷尊敬。
吴印咸一向认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应该具有坚实的业务基本功，毕业后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专业训练方面，他要求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进行。学习摄影离不开实践，但他不主张刚入校的低年级同学就去忙于摄影创作，他认为在教学之初主要应该让学生练摄影基本功，创作宜安排在稍后进行。他还认为学习电影摄影应该首先学好图片摄影，先用照相机锻炼，在掌握了图片摄影的造型基本规律后，再进行电影摄影的动态训练便容易些，更扎实些。他的这些教学主张，无疑对学生是负责的。从实践效果检验，摄影系历届的毕业生，从总体水平来说，都具有较坚实的摄影技能，都能较好地完成所担负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毕业生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之后78届的毕业生，由于在教学中真正贯彻了吴印咸提出的重视基本功的思想，一般都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吴印咸在授课过程中，十分重视古今优秀文化的继承关系。他在讲授摄影造型表现手段时，常常有针对性地引用我国优秀的传统绘画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启发他们继承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他结合南齐谢赫的《六法》讲授摄影的画面构图，使学生加深对这篇著名画论中提及的“气韵生动”、“经营位置”、“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涵义的理解；结合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传神》篇的精神，讲授人像摄影课程，阐述人像摄影要达致“形神兼备”的境界，防止只重外貌描绘和只抓神态表现的片面性，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印咸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创建的教学体系，不仅使我国电影教育事业走上了全面而正规的发展道路，对于全国的图片摄影教育也是一个创举。北京电影学院虽然不是我国最早开设图片摄影课程的院校，却是第一所摄影课程门类最为齐全的高校。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就是教拍电影，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从50年代中期起，电影学院摄影系一直有相当完善的图片摄影课程，包括摄影构图、摄影光线处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静物摄影、彩色摄影、新闻摄影、生活摄影、暗室技术等。这些课程，都是在吴印咸主持下建立的，有些课他亲自执教。这些课程的建立，实际上起着双重作用：既是电影摄影的专业基础课，又是图片摄影的系统训练。学过这些课程后，既可从事影视摄制，又可从事图片摄影；既可从事商业摄影，又可从事报道摄影；既可担任图片编辑，又可献身摄影教学和理论研究。因为，吴印咸创立的摄影教学体系是相当全面和完整的；学生掌握的摄影技能虽然因人而异，但总体上是比较全面的。摄影系的毕业生，有多人献身于图片摄影岗位，有十多位任职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摄影画报——《人民画报》，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助理、采编室主任、主任记者等重要职务，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任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毕业生曾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第一名，就是明证。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图片摄影教育体系中，吴印咸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所设立的课程，是相当全面的，对学生的培养是严谨的。正因为如此，原来的摄影系摄影基础教研组于1996年扩建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全面培养图片摄影人才的高等学府。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系的教学期间，高瞻远瞩，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对于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这是很有远见并十分负责任的主张。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教师的艺术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使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时间，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无疑，这些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几十年来，摄影系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他们在摄影教育领域享有很好的知名度，成为摄影教学的中坚力量。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教学的同时，自身不忘摄影实践，先后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担任了故事片《骆驼祥子》的摄影指导，并创作了大量图片摄影作品。与此同时，他身先士卒，着眼于学科教材建设，撰写出版了摄影理论巨著、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第一部教科书——《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此书的面世受到摄影界极大重视。在50年代中期，国内仅有的少量摄影著述涉猎的内容仅仅停留在摄影技术层面，尚无系统讲解摄影艺术造型理论和阐述摄影创作规律的专著。而吴印咸的这部著作，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系统地阐明了摄影艺术创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各类摄影体裁的特点以及艺术表现技巧，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作。该书不仅是当时惟一一所开设摄影艺术课程之高等学府的正式教材，也必然成了社会上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难得的读物。此书出版不久立即售罄，在读者之间出现了手抄本；1973年，意大利米兰玛索塔出版社将此书翻译出版在西欧发行，为国际摄影出版商所重视，足见其影响之巨。
吴印咸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多年中，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技术与艺术技巧的研究上潜心钻研、不懈努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优秀人才，很多人创作出造诣很深的艺术作品，一些人成为电影摄影界和图片摄影界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也有人成为知名学者。吴印咸常常为自己作为他们年轻时代的老师感到高兴和欣慰。
吴印咸以其师德、人品、艺术学养，深得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吴印咸是我国电影界和摄影界的泰斗，为人却十分谦和，平易近人，尤其对年轻的教师、年轻的同学充满关爱。摄影系的同学每逢有集体活动，他都为同学们拍照，并用自己的相纸放大制作出来，送给每人一张。为了节约，照片当然不大。60年代初他去桂林摄影创作，由于拍的胶卷很多，让一个助教帮他一道显影。他自己冲洗画幅较小的135胶卷，助教冲洗画幅较大的120胶卷。助教心里很明白，吴院长120胶片不多，不到节骨眼儿上是舍不得动用120的，凡120必是重要画面，所以格外谨慎。无奈当时经验不多，注入显影液时带进不少气泡，误认为药液已满，结果使一卷重要底片报废。助教看着那残缺不全的影像，傻了眼，内疚极了。正当助教惶恐不安时，吴印咸却慢慢地说：“没关系，第二卷就好了。”这样，那助教才能够继续操作下去。这事使那位助教一直牢牢记着，从那以后，不管是他自己的底片，也不管是别人要他冲洗的底片，不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从未出现冲洗事故。
1956年9月1日，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吴印咸任副院长，兼任摄影系主任。
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选为理事。
1960年中国摄影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吴印咸被选为副主席。
1961年，《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作品160幅，后到七个省市展出。
1963年至1964年期间，吴印咸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总摄影师，到上海在电影制片厂拍摄，为了培养年轻教师，带了两位助教作助理。此影片是厂方投产的重点片，创作人员包括多位享有盛名的电影艺术家，住在上海最著名的华侨饭店与国际饭店。有一次，摄影棚内布景未干，大伙儿休息。吴印咸趁此机会邀约摄影组的机械员（管摄影机的）到他住的华侨饭店的房间洗澡。这使得那位机械员左右为难，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因为这位机械员是旧社会在电影厂当学徒熬过来的，从来没遇到这事儿。享有盛望的总摄影师，邀请他到宾馆的个人房间洗澡，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他找吴印咸的助教商量：去，还是不去？助教说，吴老是很随和的，没有架子。次日，机械员果真去了。助教在饭店门口迎他进屋。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文革”开始后，这位机械员老师傅对吴印咸的处境很担心。
1966年秋，他特意托人从上海到北京电影学院找那位助教，打听吴老的现况。助教只好勉强告诉他：吴老威望高人缘好，造反派也不过叫他看看自行车，拔拔草……。吴印咸这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就是这样关心着他人。
当然，吴印咸也时时关心着全国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关心着摄影教育事业在全国的普及。在他高龄离开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岗位后，把全部精力投入撰写摄影著作，并到各地讲学，传播摄影知识。他认为，有幸步入高等摄影院校求学者仅是少数，更多的人要通过“没有围墙的大学”进行学习，获得知识。在他80多岁高龄之时，在写作之余，还不辞辛劳，赴陕西、甘肃、四川、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学，并撰写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用光》、《摄影滤光镜使用法》、《摄影构图120例》等专著，提供摄影人员阅读。他常说，应该把他从事摄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促进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直至90多岁他住在疗养院时，也是带着著作手稿，带着图片，甚至带着放大机，不停地写作，写作……
1970年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主持电影系教学工作。
1972年，吴印咸重回延安采风，入住时，整个宾馆都传开消息：“毛主席的摄影师来了！”这个头衔成就了吴印咸，也设定了他一生的底色。
1979年11月中国摄影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吴印咸为副主席。
摄影作品有：《作家茅盾》、《画家黄胄》等。
1984年中国人像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摄影作品有：《宁静的海滨》、《遥摄者》、《腾飞》、《澳门炮台上》等。
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吴印咸当选副主席。
摄影作品有：《〈九歌〉剧照》、《月季》、《牡丹》等。
1987年赴哈尔滨参加《吴印咸摄影六十年作品展》开幕式。
1988年4月，应邀访美，在美国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的“摄影功勋证书”，并展出作品43幅，展览名为《新中国诞生地——延安》。
7月参加“第十九届阿尔勒国际摄影节”。
11月，上海第二届国际摄影展举办《吴印咸摄影回顾展》，展出作品121幅。
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吴印咸“名誉会员”称号。
吴印咸被写进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
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吴印咸“荣誉教授”衔。
被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选为名誉主席。
在新疆乌鲁木齐参加《吴印咸摄影回顾展》开幕式。
摄影作品有：《火焰山》等。
1990年，组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获第十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特别荣誉奖”。
1991年1月，《吴印咸抗日战争时期摄影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展出作品69幅。
在第五届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吴印咸被推举为协会名誉主席。
1992年3月赴深圳参加深圳摄影大厦落成时开幕的《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展出作品160幅。
10月，中国第二届摄影节期间在北京展出《吴印咸摄影作品及使用相机展》，展出作品165幅。
参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举办的《中日摄影名家二十人联展》，展出作品12幅。
获“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电影摄影第一届评奖委员会授予“电影摄影优秀奖”之“特别奖”。
北京电影学院授予“金烛奖”。
1993年6月《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瑞士维拉博物馆展出，展出作品90幅。
《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成立，吴印咸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吴印咸风光花卉摄影集》由中国广东老摄影家协会、中国广东华侨摄影学会、中国广联实业株式会社联合出版。
3月，港澳摄影协会颁授“摄影大师”名衔。
9月7日晨与世长辞，终年94岁。

㈢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一生坎坷但淡看人生，从她身上可以学习哪些东西

爱国、尊师、好学。这三个品质在叶嘉莹先生的身上体现的十分淋漓尽致，也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她静静地站在那儿，这位学者身上就已经散发着让人敬畏的气息。

在中国，能被称之为“先生”的女性屈指可数，我能想到的，除了有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先生外，便只剩叶嘉莹先生了。在百家讲坛听过叶嘉莹老师讲课，其不愧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古典诗词专家，深受学生们的爱戴。94岁高龄的她还将全部财产捐出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我们必须要为这样的学者点赞，跟随她的步伐坚决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㈣ 金古梁温黄 ，这是怎么个由来

金古梁温黄分别是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这五位武侠小说大家。当时小说作家众多，被人们认可的写武侠的宗师只有五位，他们每一位都创作了大量的武侠作品，虽然写作风格不一样，年代也不一样，但都是经典，被人们尊称金古梁温黄。

1、古龙

古龙，原名熊耀华，新派武侠小说泰斗。1985年9月21日，因肝硬化、静脉出血，古龙在台湾去世，终年48岁。代表作有《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英雄无泪》等。古龙把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开创了近代武侠小说新纪元，将武侠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2、梁羽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因病在悉尼去世，享年85岁。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梁羽生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的理念。

3、黄易

黄易，原名黄祖强，1952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香港作家。2017年4月5日中风，于医院病逝，享年65岁。代表作有《大唐双龙传》、《寻秦记》等。他求学期间专攻传统中国绘画，一心专注写作的黄易，1989年辞去丰厚工资的工作，隐居大屿山专心从事创作。终于在九十年代，作品风靡港台地区。

4、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等。

金庸所创作的小说中无处不体现了对历史意义及价值的探寻。他通过在小说中塑造武林门派之间、人与人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正教与邪教之间、国家民族之间以及朝代与朝代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造就了不同个人、门派、国家、民族、教会、朝代的各种悲剧。

5、温瑞安

温瑞安，原名温凉玉，港台武侠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四大名捕》系列、《神州奇侠》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刀丛里的诗》、《布衣神相》等。他在新马以文学评论和散文起家，在台湾地区以诗人著称，小学时已在港台地区发表诗作、评论，20世纪70年代已写玄幻、惊悚、推理、心理、现代言情小说，但在内地则以武侠小说著称。

(4)94岁大学女教授扩展阅读

武侠小说是中国旧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多以侠客和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身怀绝技、见义勇为和叛逆造反行为。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崛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造就了不少金庸迷。

金庸也不愧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阅历，对武侠精神的理解，对武术知识的掌握，精彩的叙事与描写，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香港是新派武侠小说发源地，50年代初期，出现第一部现代武侠：《虎鹤双形》。

50年代属于梁羽生，梁开创了一个时代，其古典文学素养很扎实，小说中诗词随处可见。但尚没有完全脱离近代武侠的窠臼。

50年代中后期金庸的出现。金庸引入了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在当时港台政治压抑的年代，让武侠小说变成畅销书。并把武侠小说上升到了文学艺术的高度。

与金庸同时代香港另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人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但是，金庸这座山太高，与他同时代的武侠小说作家是不幸的。

70年代初，金庸封笔后，香港武侠小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台湾武侠与香港有所区别，在金、梁同时代有司马翎、卧龙生、独孤红、陈青云、萧逸等数十位武侠专业作家。司马翎在当时影响力最大。博学多才，擅长写情写欲、斗智斗力。

真正让台湾武侠走向世界华人圈的人是古龙。一个可以在台湾武侠小说界大书特书的名字。是台湾武侠小说界可以与金、梁比肩的人。古龙于60年代初期开始写武侠小说，在1965-1967年间古龙完成了他创作中期的重要作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开始走红。

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温瑞安在1970年以“温凉玉”笔名在香港《武侠春秋》发表处女作《追杀》（为“四大名捕”故事之一），时年仅十六岁；虽然文字技巧很幼稚，但想象丰富，已见潜力。其早期作品颇受古龙影响，如《四大名捕》系列、《神州奇侠》系列均可见古的痕迹。

但由1987年开始，温瑞安却以“现代派”自居。从此武侠小说的创作进入低潮，直到90年代初期，香港的黄易从《大剑师》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或者说科幻小说，其间有明显的田中芳树的痕迹。到《寻秦记》才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开创了玄幻武侠小说时代。

2000年后出现大批网络作家从事武侠创作，是好事也是坏事，好是大大丰富和繁荣了读者的可看种类和数量。但由于网络小说多数是连载，必须按时交稿，以及网络作家的不可见和随意性，导致大量太监作品出现。另有部分作家因为网站倒闭等原因导致作品连载出现中断。现代武侠小说是纸上武侠的新阶段，理想和言情色彩淡化。

㈤ 《感动中国人物》2021人物事迹有哪些

1、张定宇：宇定光自发

他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最早接诊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收治病人全部为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是抗击疫情的最前沿。

身为院长的张定宇日夜坚守，果断决策，处理得当，带领全体医护人员，为抗击疫情做出重要贡献。张定宇自己还是一位病人，2018年10月他被确诊为患有渐冻症，在新冠袭击武汉时，张定宇隐瞒了病情，也无法照顾已感染新冠的妻子，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

㈥ 梅格·瑞恩的资料，拜托！！！！

中 文： 梅格瑞恩
英 文： Hyra, Margaret Mary Emily Anne
职 业： 演员
地 区： 美国
性 别： 女
生 日： 1969 11.9
制 式： 天蝎座(10.23--11.21)

在好莱坞，默片时代的女明星玛丽-平克馥曾享有“甜心”美誉。时至20世纪末，同样以浪漫喜剧见长的梅格-瑞恩其“甜度”早已超过了老前辈。这位金发碧眼的女演员以她塑造的众多可亲可爱的“甜女”形象征服了亿万观众，成为名符其实的新一代“甜心影后”。

有其母，必有其女

梅格-瑞恩1961年月11月19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从小在纽约长大。十五岁时，她的妈妈苏姗为了自己的演员梦弃家而去，留下作中学教师的父亲哈里抚养四个孩子。梅格能成为一名演员，也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但儿时的这段记忆并不美好，她一直不能真正原谅自己的母亲。

读中学时，梅格是个品学兼优的女生，毕业后，她进了康涅狄格大学读新闻专业，由于母亲的关系，她那时就加入了“演员同业工会”，靠着在电视商业片中的兼职表演，来支付自己的学费。其间，梅格第一次“触电”，1981年在乔治-丘克的影片《荣华富贵》中演了一个配角。不久，她中断了学业，开始专业表演生涯。起初她只能在电视片中扮演一些小角色，为此她来到洛杉矶寻求发展。1986年的《壮志凌云》使瑞恩开始受到关注，剧中她与安东尼-爱德华兹合作，扮演他的妻子。尽管角色无足轻重，但影片的成功却为她铺就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因为此后她的上镜机会便大为增加。1987年她与丹尼斯-奎德在科幻片《零度空间》中合作，1988年在《D.O.A.》中他们再度相遇，银幕上的“假戏”不久开始“真做”，由此有了好莱坞一段难得的良缘。1991年两人结婚；次年他们的儿子杰克-哈里便出生了。

哈里遇萨利，瑞恩遇成功！

对瑞恩来说，1989年是重要的一年，在罗布-赖纳的《当哈里遇到萨利》中，她第一次成了女主角，那热力四射的迷人魅力大放异彩，影片一举获得成功，使梅格第一次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瑞恩极具天才的喜剧表演潜质被广泛认可。接着，她与汤姆-汉克斯在《魔岛仙踪》中合作，尽管并不很成功，但却是这对黄金搭档共创辉煌的开始。1991年她在奥利弗-斯通的《门》中扮演吸毒的妻子，再次受到评论家的赞誉，进一步奠定了她“甜心影后”的地位。1993年在梅格又在黑色喜剧片《灵与肉》中大显才华，以至于与她合作的丈夫奎德受到了冷落。同年，瑞恩重回浪漫题材，与汉克斯在《西雅图夜未眠》中合作，这次的成功使她喜获金球奖提名。1994年，她拍摄了一部浪漫喜剧《I.Q情缘》，扮演了一位可爱的女教授。而在《复兴时代》和《当男人爱上女人》中瑞恩给观众带来了一些更加戏剧化的新感受。

更甜！更高！更努力！

1996年，梅格-瑞恩在《生死豪情》中与丹泽尔-华盛顿合作，扮演一个海湾战争中的女兵，1997年《为你疯狂》中则扮演复仇女郎；同年她还为动画片《安娜塔西亚》配了音。1998年她与汉克斯在《邮件情缘》中合作，这是一部讲述青年男女网络爱情的浪漫故事。她还与尼古拉斯-凯奇合作拍摄了《天使多情》，出演漂亮的外科医生。在《浮世男女》中她尝试着扮演了一个厌世舞女。2000年我们又看到她在《父女情深》与莉萨-库卓和黛安娜-基顿有过成功的合作。

浪漫喜剧奠定了瑞恩成功的基础，最终使她成为最受观众和评论家喜爱的女明星。尽管作为一名女演员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才能、个性和勤奋，但瑞恩似乎并不满足，1993年她建立了自己的影片公司“Fandango Films”，1995年，她制作了第一部影片《法兰西之吻》，作为制片人还推出了一部超级惊险片《Lost Souls》。也许这位好莱坞的“甜心影后”并不想“一甜了之”，她正在试着努力创造更多的奇迹。

㈦ 李莲英死于何时葬在何处

莲英死于宣统三年，时年64岁。李莲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佟洵，女，1945年6月生， 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院历史系。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从1984年开始，佟洵展开了对李莲英死因的调查。她发现，据现存史料记载，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这无疑与李莲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发现了史料中的一个疑点，随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终于，佟洵做出了一个令社会哗然的推断，李莲英是被人害死的。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声不绝于耳……

史料记载，李莲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档案。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着手准备毕业论文,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太监李莲英。
对于李莲英离开皇宫之后的生活状况，种种史料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记载。那就是李莲英因病而终，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问题却在于，假
如李莲英果真是寿终正寝，又该如何解释其墓中身首异处的现实呢？
一天，当佟洵又一次读到李莲英的墓志铭时，发现其中一处模棱两可的表述：他的墓志铭用了一个陨字，陨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没有病死的含义。此外，佟洵还发现，虽然相关史料中都提到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对他的病因却只字未提。
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文章中，不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之墓的全过程，以及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莲英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唐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这些年来，他几乎翻阅了全部的清代太监档案。对于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他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评断，但他认为，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说法中，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唐益年眼中，机警圆滑的李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认为，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就立了一个铁牌，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党人，等他临死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唐益年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

研究员称，李莲英被杀于后海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馆已故研究员颜仪民。他在文中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位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二品太监总管。颜仪民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辑，因为按古代来说，行刺都是提着脑袋走，没有留下脑袋扛着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为据，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任陕西汉中镇总兵，一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卫戍司令，李莲英死在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江朝宗还远在几千里之外当总兵，怎么去杀李莲英呢？”
同时，唐益年也对文中所讲的，小德张是李莲英死敌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张比李莲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莲英出宫后，隆裕皇后当上太后时才慢慢得势，而且小德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从来没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所以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利害冲突。”

争论不休，李莲英之死谜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颜仪民的讲述也表示了异议。依照档案记载，江朝宗当时并不在京，那么李莲英是与江朝宗吃饭之后被杀的说法，就有了明显疑点。但是，颜仪民却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一切他是亲耳听江朝宗之子江宝仓讲述的。
颜仪民满姓叶赫颜扎，他在文中称，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时期的大户人家，其叔父毓贤曾为山东巡抚，而父亲毓泰曾经就是江朝宗的机要秘书。颜仪民说，正是两家这样的渊源，他和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成为了忘年交。而江宝仓对李莲英被害一事毫无顾忌，不仅向颜仪民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甚至泄露了其中隐情：“李莲英被杀后，次日一大早，李莲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颜仪民认为，江朝宗这种明知故问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与李莲英在后海被杀有关。然而，这个证据也遇到了质疑。为了说明小德张和李莲英素有嫌怨，颜仪民在文中说，小德张曾奏请隆裕太后下令查办李莲英的财产。
但王道成认为，“李莲英已经退休了，退休后他为什么还把300万两银子放在宫里？据《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后，李莲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80万两金条抬到了住处，另外的亲属有100多人，他把财产按亲疏关系都分给他们，那么那些太监们怎么可能再来打他的主意？”
这处例证也许有失严谨，那么是否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由于颜仪民先生已于2003年时故去，所以已经无法听到他亲口讲述曾经的所见所闻，而94年前，发生在后海那惊险一幕的真实性，也只能等待继续考证。
从1985年佟洵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至今，整整20年间，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另类说法

李莲英死因的种种传说
在民间，关于李莲英之死有多种说法。有传说，他死于革命党之手。因为李莲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时期。此外，有传言说李莲英被宫中的仇敌所害，也有人说他被杀死在去山东讨债的路上。
但李莲英的过继孙女李乐正说，祖父死于痢疾，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但有专家怀疑了这种解释，因为按1911年3月4日来讲，正是初春季节，这个季节得痢疾让人费解。
对于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言，虽然都没有找到李莲英被杀的直接证据，但专家认为，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记载，以及散布于民间的传闻，以至李莲英后人言语中的破绽，都已经暗示了李莲英之死的种种蹊跷。

㈧ 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有哪些

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举例如下。

1、张定宇：宇定光自发。

57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最早接诊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收治病人全部为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是抗击疫情的最前沿。身为院长的张定宇日夜坚守，果断决策，处理得当，带领全体医护人员，为抗击疫情做出重要贡献。

张定宇自己还是一位病人，2018年10月他被确诊为患有渐冻症，在新冠袭击武汉时，张定宇隐瞒了病情，也无法照顾已感染新冠的妻子，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

㈨ 梁树年的人物简介

梁树年先生，1911年生于北京东郊六里屯，字豆村，画室名安樗堂，北京人。
擅国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是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位名宿，也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理论家、篆刻家和诗人。
自幼喜绘画，1929年师从摹古和画小北宗山水著名的祁井西， 常到西山写生。1936年成立豆村画社，1945年从师国画大师张大千，为大风堂入室弟子，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在传统基础上予以创造性的发展。
其山水画初学王翚、吴历，后上溯宋元，继而又学石涛，追求诗境；梁树年曾任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美术教员二十余年。
自上世纪30年代起，梁树年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62年起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1964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担任教授。1974年被聘为留学生导师。1979年任中国画系研究生导师。
晚年游桂林、黄山、太湖、三峡、太行，多为公共场馆作大画，画名渐显。
曾经为国务院办公厅、政协礼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央电视台、中国外交部及北京各大饭店作画，并被收藏。其部分作品被国家领导人定为重要国礼送给部分国外最高领导人。作品有《夹谷松风》《莫谓攀登无去路》《松下观瀑》《黄山旭日》等；曾多次在海内外举办个人山水画展。
出版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现代名家画集·梁树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梁树年画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梁树年山水画稿》；由荣宝斋出版《梁树年山水画谱》；由中央美术学院编辑的美院教材《梁树年山水技法》。2005年2月24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3月3日，中央美院师生、梁树年生前亲友、学生共300余人参加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追悼会。
梁树年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他强调“临摹与读画”，通过学古达到开今的目的。在指导学院学生的同时，他也收徒传艺，以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身授，因材施教。他注意启发学生的悟性，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登山不是一条路，山谷灵秀多云雾，毕竟高临放眼宽，好山好水今无数。”学生们当他既是严师，又是慈父，他也把学生们当作朋友，经常与他们赏画品诗，畅谈艺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