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医大研究生导师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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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非，也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禹州市]，韩王室诸公子之一，《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 养非所用 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 《五蠹》 《内外储》 《说林》 《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虽死，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 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 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 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顾准对其人的评价
“教民耕战，富国强兵”是法家的积极的贡献，因为历史上秦皇汉武的对内大
一统、对外开拓疆土得益于此，然而韩非对此没有贡献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
罪”，以及废除贵族，实行二十等爵等等，是把专制君主一人而外的一切人都平等
化了，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对此，韩非没有贡献什么。在“法术势”三者之中，
韩非的贡献在术势两者，也许势还是他的创造发明，他的术是君主充分运用势的术，
比申不害的术要厉害得多。所以他的贡献，似乎不外是：(1) 君主阴险残酷的御下
之术；(2) 君主有权无限纵欲的说教。这两者，在法家的全部武器库中是积极作用
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的东西。二千年来法家被攻击为刻薄寡恩，目标首先
是韩非。这么说来，从“法家立场”来说，韩非也是害群之马。说他“集大成”，
起商鞅、李悝于地下，一定坚决反对。
韩非为李斯所杀。

二.
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❷ 韩非的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华夏族，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

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韩非是韩王之子，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学。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

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但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嬴政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李斯因嫉妒韩非的才能，将韩非害死在秦国。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毛主席最佩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❸ 韩非的代表作是什么

代表作是《韩非子》。

《韩非子》是后人收集整理韩非所著的文章而编纂成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子》内容共二十卷分为五十五篇，总字数达十多万言。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等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在内容方面，则论“法”、“术”、“势”、“君道”等，文裁条理清楚，用意深刻。

(3)哈医大研究生导师韩非扩展阅读：

韩非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❹ 韩非是如何看待人性和人际关系的本质的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性的观点，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普遍本性，因此，物欲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其行动的原点。但是，与荀子直接将人性的好利恶害界定为“恶”不同，韩非子没有把“善”与“恶”纳入人性讨论的范围。对于人好利恶害的本能需要，韩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对人性只做事实描述，不做道德评价，既不以之为恶，也不以之为善，表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人性本无所谓好与坏,都是由其利害观念所决定的。统治者经常处在最危险的状态,因为他拥有着最大的财富和权势,若有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也就攫取了最大的利益。统治者就像是车轱辘的轴心,所以辐条都归向他,这就好比是追求利益的欲望都像辐条一样射向轴心。最高统治者便成了群臣对准的利益目标。韩非子还认为,夫妻之间也有利害矛盾。
因为夫妻之间并没有什么骨肉血亲,夫妻恩爱,关系就亲;不恩爱,关系就疏远。君主的后庭更是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如果以容貌日渐衰退的女人去侍奉好色的君主,就会遭到贱视和疏远,失宠之后,儿子也必然失去继承人的机会。
但如果事情转向发展,君主死后,后妃夫人立为后,儿子继位,那她大权在握,就可以无所顾忌。并且臣下更会利用君主夫妻之间的关系来为自己牟取利益,当他们看到后妃得宠的有利条件,便会竭力讨好她们,使之在适当的时候,向君主提出要求,迷惑君主,从而窃取权力。于是妻子构成了君主权力的最大威胁。
韩非子提到,医生善于在病人的伤口上吸吮脓血,并不是与病人之间存在骨肉亲情,完全是因为他的利益在于病人的回报。所以造车的造成了车轿,就希望别人富贵;木匠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别人夭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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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韩非的资料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是中国战国时期（前2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战国时期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汉族。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苟卿。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乃发愤著书立说，以求闻达。秦王政慕其名，遗书韩王强邀其出使秦国。在秦遭李斯、姚贾诬害，死狱中。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集法家思想大成。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平简介

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始皇十四年，战国时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是韩国的旁支公子。他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李斯自以为不如。
韩非虽然师奉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末期新形势下，他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世，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秦始皇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本来不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始皇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始皇后来感到懊悔，使人赦免他，韩非已经死了。(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从此结束了他冤屈的一生。�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法家思想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韩非子与《韩非子》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是一“实用派”作家。 韩非子与《韩非子》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是一“实用派”作家。

❼ 韩非的思想体系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主张通过变法和立法的途径来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以顺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春秋时期，这样的人物就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管仲和子产，虽然他们没有提出法治的理论，不能称之为法家，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活动为法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和依据，是法家的先驱人物。到了战国，就出现了进行变法和立法活动，有提出了相应理论的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这些前期法家虽然思想、学说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感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重法、重术、重势、不尚贤的法治主张和奖励耕战的措施。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先驱人物和前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1．“以法为本”的法、术、势论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认为三者都是君主手中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自己的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大一统服务。
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饰邪》)。法是体现国家利益的，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所以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安危》)。重视了法，就能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王蠹》)的功业。所以他得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他又认为要明法，就要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成为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不许再有其他标准。因此，他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所以他禁止儒家主张的“仁政”、“德治”，以期“禁奸于未萌”(《心度》)，达到统一思想的要求。

韩非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颁布成文法。它的好处有二，一可以使大家有所遵循，二可以防止官吏专横徇私，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八说》)。法令颁布以后的贯彻执行，他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赏罚，因为人性重利，只有严格实行赏罚，才能使之“畏其威而归其利”，使法令得以执行。而要进行贯罚，就要审合刑名，使赏罚合乎法令的规定。他还指出，法要不分贵贱，一律遵守“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体现了以“法治”代替“礼治”的进步意义。

韩非认为，“术”是实现法治的手段。君主为了掌握政权和使臣属贯彻法令以实行法治，就必须有驾驭臣属的术。“法”、“术”对于君主来说是二者“不可一无之具”(《定法》)，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法治。因为“徒法而无术”，君主就“无术以知奸”，不能防止臣下阴谋篡夺、损公肥私和阳奉阴违。反之，如果“徒术而无法”(《定法》)，释法而用术，君主就失去判断察奸的标准和给予赏罚的依据。结果是：“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矣。”(《说疑》)

韩非所说术的作用有二个方面：一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这是说术是任免和考核臣下的方法，即是根据能力大小授与官职，用“循名责实”的办法考核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守法令。对名实相符的给予奖赏，对名实不符的施予处罚。他认为这是“知奸”和“禁奸”的好刃、法，既能了解臣下是否失职，也可发现臣下是否越权。

二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这是说，术是君主藏在自己胸中而不显露出来的，以对付各种事件和驾驭群臣的手段，用以防止群臣阴谋篡夺政权和损公肥私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君主专制。

韩非以为君主之所以能立法和行赏罚，以掌握权势为前提。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势是使人服从的政治资本。只有“君执柄以处势”，才能“令行禁止”(《八经》)。

韩非还指出君主之所以为君主，在于君主有权势，“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君主失去了权势，就要君臣易位，改称为臣子了。“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孤愤》)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主必须“擅势”，必须集权于一身，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外储说右下》)，“赏罚下共则成分”(《八经》)，权轻位卑，就没有人听从了。

韩非还强调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法”与，“势”结合思想。他在强调“法”不能离开“势”的同时，也强调“势”不能离开“法”，因为有“势”而无“法”，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实行人治，中人之君便无法治好天下。反之，实行法治，中人之君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好天下，以说明法治优越于人治。

2．历史进化思想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是继承《商君书》来的，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上古之世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指鲸、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当今之世，指他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进化的，守成不变，复古倒退，就要闹笑话。他说：“今有构木钻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鲸、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他以为，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结论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固为之备。”“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韩非还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探索。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可见，他是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说明历史进化的原因。而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观念的变化。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这是说上古竞于道德，并不是人人都好，而是由于当时物多人少；今天人们互相争夺，不是人的思想退步变坏，而是财少人多造成的。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他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既指出了变化的必然性，又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说明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条件下，只有用赏罚的手段进行统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和富国强兵，才能实现大一统。因此，他的历史进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3．人性好利思想

韩非的人性论，并非继承苟卿的性恶论，因为苟卿认为人性好利是恶，需要改恶从善。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无需改变，君主可以用赏罚的手段来利用它。

韩非是继承了慎到和《商君书》的人性好利思想。他认为人的好利的本性首先出于人的本能需要，说：“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解老》)但他又指出，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说：“古者黔首悦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 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忠孝》)

因此，当今之世人人都好利，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即使父子之间，也是计利相待的，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征，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至于君臣关系则更是利害关系了，他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 臣不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 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他在《难一》中更具体地把它看成是一种买卖关系，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这就是君臣在进行“死力”与“爵禄”交易。

韩非又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他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故“明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六反》)。因此韩非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五蠹》)。“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因此，他认为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邻”(《六反》)。这是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

韩非还用利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他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备内》)总之，这些人的行为，不是他们心的善、恶决定的，而是他们的利益决定的。

人性既是好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统治者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赏罚为手段来进行统治。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因此，韩非的人性好利思想，也是韩非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4．认识论

韩非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一是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解老》)这是说人依赖天生的眼、耳等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来感觉和思维客观世界。二是天地万物都有所以然之道、所以然之理和事物的性质、形状，可以为人的这些器官所感觉和思维。

韩非认为事物的道理是不容易认识的，要进行深思熟虑，“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解老》)而思虑时，又必须完全客观，不能有主观的偏见。他说：“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已。”(《扬权》)又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同上)这就是说，在思虑时，必须去掉一切主观偏见，才能认识规律，得到知识。

韩非还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法，他说：“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八经》)这就是说检验一种言论是否正确，要把事物排队(伍)，作比较研究(参)，注意到各个方面(众端)，包括自然的(天、地、物)和社会的(人)各种因素。只有这些方面都符合的言论才是正确的。

韩非还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轻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对于先秦各个学派，韩非都批判了。他的论断是：所有他们的言论都没有“以功用为之的彀”，因而都是无用的。可见他的认识论和他的实行法治的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5.自然观

韩非论述了道、理、德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主道》)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这是说，道是自然界及其总规律，理是万物借以互相区别的特殊规律。他还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解老》)意思是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的总和，体现出了世界的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又认为自然界万物所得于“道”而成为自己的内在性质的，是“德”。“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所以“德”是“道”的体现。

韩非反对迷信鬼神，指出“龟夹鬼神，不足以举胜，……然而持之，恩莫大焉”(《饰邪》)。他又指出，迷信鬼神，是国家灭亡的象征之一，他在《亡征》中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他还解释产生迷信鬼神思想的社会根源，是“人处疾则责医，有祸则畏鬼。”(《解老》)这就是说，迷信鬼神的根源，来自疾病与灾祸。

韩非认为，天没有意志。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扬权》)“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功名》)他发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可以运用工具去改造自然物，并以这种看法去论证他的法治主张。他说：“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善之道。”(《显学》)由此可见，韩非对于自然和人事的态度是反对任其自发和偶然的因素，而赞成积极的自觉活动。这又显示出韩非的自然观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相通的。

❽ 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韩非，也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一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苟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性本利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改革和法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 《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朴素辩证法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用人口增长速度愧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人口理论来说明“当今争于力气”，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即五子二十五孙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❾ 孔德之家的心理咨询都是韩非老师亲自咨询的吗

真诚感谢你的关注。目前涉及强迫症与恐惧症一类的心理诉求全程均有我本人亲自授导。

当下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强迫情绪所奴役，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想努力走直线却总是走不直。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到强迫症、恐惧症其顽固的病灶主要根源于一颗长期失落的心而孕育出的完美主义，敏感多虑，安全感不足，自我价值感缺失与吞忍型人格。

而这些身心情结非一朝一夕形成，我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还没有走出强迫、恐惧的怪圈，它有很多的因素都要追溯于我们孩提时期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模式以及充满不安的成长环境，而且和我们的一些先天业习、后天创伤印痕导致的吞忍性人格、植物神经能量场失衡、被无明症状反催眠、以及小我的患得患失，灾难性联想，条件反射式的预期恐惧都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在孔德之家不是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咨询，而是师承修心，简而言之就是在启蒙指导师的带领下，勇敢的面对自己过去的业习，并为这些业习完全负起责任，然后循序渐进的跟随指导师学习掌握一套定静心灵的究竟之学。另外，保持一个平常心来学习，将会有意外的收获，也绝对不要有治病的概念。 孔德之家不会治病，我只会让学子认识到烦恼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去度化自己的“内在众生”并恢复到如其本然的安详面目。

在系统修心疗愈中，在我们尚未培养出足够的定力前， 过去的许多深层业习依然会威胁到内心的平静，【无常起伏】的症状也会继续产生，预期恐惧中的烦恼也会跟我们对立。 然而，系统疗愈并不是保证从一开始就不会面临困难，正如刚学会开船，不代表航程会一帆风顺。 【暴风雨】还是会来，想逃避是枉然的，而且会有挫败感。因此一旦踏上系统疗愈之路， 无论如何都不要对结果感到焦虑，遵循自己的速度与方向前进，你只是在【探索自我】，而不是【治病】。

根据孔德之家的经验，在神经症深度的心灵疗愈探索中，往往会经历一个【螺旋向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个别学子会暂时经历一些精神上的困难，因为要卸下一些错误心理防御机制并去面对觉察自己真正的软肋与脆弱之处，而这又是人格改善所必须的。

另外近期我在腾讯空间里整理了一些电子书与公益视频，一些网友反馈良好，楼主可随喜参考，如果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积极自救，恢复动态平衡，则暂时不需要去寻求指导师的协助。 真诚祝愿！ 天助自助者。

❿ 请问 韩非是怎么死的

关于韩非的死因，切实没有太确定的说法，但是，流传比较广的应该是公子韩非阻止嬴政灭韩，因而惹怒秦王被关进大牢，同门李斯嫉妒秦王对他的信任，所以抢在赦免圣旨之前送去了毒酒，毒杀公子韩非。但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就应该知道不靠谱，就凭秦王那个小心眼，李斯怎么可能违背他的心意自作主张。我觉得历史中的韩非死因应该归功于他自己。

所以，把自己想学的学到手之后干脆就学楚晋王从源头上扼杀“意外”的出现了。所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韩非的死因与李斯有关，但李斯不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被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