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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哪些厉害的建筑师
建筑师：山琦实
纽约曼哈顿岛上的世界贸易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机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建筑物之一。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占地约6.5公顷，它是一项耗资7亿美元，由六幢建筑组成的建筑
群，包括一座海关大楼，一座饭店，两座专供重要的政府贸易机构使用以及国际商品展
览用的九层大楼和两座主要建筑——高411.5米的110层塔楼。两座大楼都是方柱形体，
外形完全一样。每边宽63.5米，每幢塔楼面积达46.6万平方米，两幢塔楼面积合计有93
万多平方米。大楼的外墙是排列很密的钢柱，外表包以银色铝板。大楼受到很大的风压
力，在普通风力下，楼顶摆幅为2.5厘米，实测到的最大位移有28厘米。整个世界贸易
中心有5万人在其中工作。每天客人即达8万人次。两座大楼有46部高速电梯，114部区
间电梯，8部货梯。客梯一部最多可载55人。电梯可直达能容纳2000辆汽车的停车场，
并与地铁相连，可以迅速地将来往于世界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及来客疏散到四面八方。
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法国巴黎（1977年）
建筑师：R.罗杰斯和R.皮亚诺
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总造价约4.8亿法郎，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地上六层，地
下四层。该建筑内设有工业设计中心、音乐与声学研究所、现代艺术博物馆、公共情报
知识图书馆以及相应的服务设施。整个建筑被纵横交错的管道和钢架所包围，根本不像
我们常见的博物馆，倒像一幢地地道道的化工厂。这座艺术文化中心是意大利建筑师R.
皮亚诺和英国建筑师R.罗杰斯共同设计的。他们认为现代建筑常常忽视起决定性作用的
结构和设计。为了改变这一陈旧的观念，特意把结构和设备加以突出和颂扬，6层楼的
钢结构、电梯。电缆、上下水管、通风管道都悬挂在立面上，并涂上大红大绿的色彩。
建筑师有意将这座建筑设计成类似机械框架的装置，将内部做成宽敞的无阻拦的大空间，
允许内部布置灵活变动。这座中心是本世纪高技派建筑的代表作。
国家美术馆东馆，美国华盛顿（1978年）
建筑师：贝聿铭
对贝聿铭而言，国家美术馆的扩建，不是在基地上创造一幢单纯的建筑物，基地受
条件限制，与原有馆舍的配合，在华盛顿的地位、建筑计划的需求等，这些都是艰巨的
挑战。
1978年落成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包括陈列馆和艺术研究中心两部分。它在议
会大厦和白宫之间，是白宫前最后一块空地，位置很重要。但是地段的形状不完整，是
个斜角的楔（梯形）。因为东馆是整个美术馆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大门必须面向1941年
建的旧馆（一座新古典形式的建筑）。同时，陈列馆和研究中心两部分要求有分有合，
各自有出入口。这通常会带来一些麻烦：在一个面上设两个门，处理得不好，会使人感
到一个是大门，一个是“狗洞”。设计者把梯形分成两个三角形：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
做陈列馆；一个较小的直角三角形，做研究中心。进陈列馆的大门设在等腰三角形的底
边，研究中心的小门设在两个三角形之间的凹缝里。这座建筑的整个构思都是由三角形
变化出来的，没有一般的矩形空间。造型既清闲简洁而又庄重典雅。陈列馆的中心是个
多层空间，有纵横天桥联接，中央大厅顶部为玻璃天窗，中间有纵横跨过的栈桥或挑出
及四进的廊子。参观者在其中走动时，步移景随，空间景象变化万端。东馆与古典主义
的老馆及附近的美国国会大厦相邻，在对比中又有配合。开幕时由卡特总统亲自剪彩，
他称赞这座建筑是世界上最好的美术馆。
海伊美术馆，美国亚特兰大（1983年）
建筑师：R.迈耶
美国建筑师R.迈耶以擅长设计美术馆而闻名，海伊美术馆外部造型复杂多变，轮廓
生动。R.迈耶的建筑作品用白色，在阳光照射下，光影明暗层次十分丰富。内部有一扇
形中庭，内部空间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绵延流动，景象万千。
香港汇丰银行大厦，中国（1985年）
建筑师：N.福斯特
这是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的作品。大楼外形上显著暴露出钢柱和钢桁架，成为立面
的主角。大楼底部完全开敞，自动扶梯从二楼伸下来，人员即由扶梯往上进入大楼，楼
内空间也尽量开通。这座大楼处处显示现代技术的成就，属于“高技派”建筑风格，这
种建筑虽然不另加装饰，但实际造价相当昂贵。
伦敦劳埃德大厦，英国（1979～1986年）
建筑师：R.罗杰斯事务所
擅长以外露结构而表明其“高技派”（High－Tech）风格的理查德·罗杰斯是当今
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所设计的这座位于伦敦的劳埃德总部大厦包括一个12层、
能同时容纳10000人工作的保险业务大厅以及侧翼呈阶梯状布局的写字楼。建筑师考虑
到公司的持续扩展和建筑的分期扩建的可能，在设计中有意将用钢板包裹的楼梯塔和主
要管线，以及结构部分均暴露在建筑 *** 。这一具有创新精神的做法曾令众多的建筑师
感到惊讶。它体现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水平所赋予建筑的新形象，并使建筑物具有持续
“生长”的可能。
卢浮宫扩建工程，法国巴黎（1988年）
建筑师：贝聿铭
1988年建成的卢浮宫扩建工程是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重要作品。贝氏将扩建
的部分放置在卢浮宫地下，避开了场地狭窄的困难和新旧建筑矛盾的冲突。
扩建部分的入口放在卢浮宫的主要庭院的中央，这个入口设计成一个边长35米。高
21.6米的玻璃金字塔。这是贝聿铭研究周围建筑物的心得，也再度证实了贝聿铭设计与
环境的紧密关系。金字塔的底边长35.4米，底边与建筑物平行，亦即与方位平行，与埃
及金字塔的布局相同，强化了与环境的关系。金字塔的体形简单突出，而全玻璃的墙体
清明透亮，没有沉重拥塞之感。起初许多人反对这项方案，但金字塔建成之后获得广泛
的赞许。玻璃金字塔周围是另一方正的大水池，水池转了45度，在西侧的三角形被取消，
留出空地作为入口广场，以三个角对向建筑物，构成三个三角形的小水池，这三个紧邻
金字塔的三角形水池池面如明镜般，在云淡天晴的时节，玻璃金字塔映照池中与环境相
结合，又增加了建筑的另一向度而丰富了景观。在转向的方正水池的角隅，紧邻着另外
四个大小不一的三角形水池，构成另一个正方形，与金字塔建筑物平行，每个三角形水
池有巨柱喷泉，像是硕大的水晶柱烘托着晶莹的玻璃金字塔。在拿破仑广场，贝聿铭将
建筑与景观完整地合成为一体。
③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奥斯特隆的资料
科学家奥斯特隆是美国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奥斯特隆。
不负重望。1996年10月，他在《中国地质》上发出震耳强音——“恐龙没有灭绝，现代鸟类就是现生的、会飞的、长羽毛的恐龙。”从这一年开始，在演化科研领域，科学家们心悦诚服地将心中的大师做了这样的排列：赫胥黎——奥斯特隆——季强。
(3)耶鲁大学教授1960扩展阅读；
美国科学界为他专门举办了两次大型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全球500多名科学家频频向他起立鼓掌，人们将他和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赫胥黎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称他的科研成果的出现是继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以来演化科研领域最重大的事件。1999年，一位名叫季强的中国科学家震惊了世界。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记者采访了这位曾使全球科学家为之瞩目为之倾倒的人。
季强，1951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7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88年取得博士学位。1990年11月至1992年4月，得到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国跟随盛肯堡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威力齐格勒导师读博士后。
在学习期间，由于研究成果卓著，多次受到德国科学界的褒奖。
1992年4月，季强谢绝导师的挽留回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威力齐格勒先生担心季强得不到重用，特意给中国地质矿产部领导写了一封亲笔信。
他在信中说：“季强在我这里非常出色，发表了好多文章和专著。我尊重他的归国志向，希望贵方给他的科研以支持。
如果他遇到了困难，他随时可以回到我这里来工作。”这年11月，季强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三年以后，季强调任中国地质博物馆做馆长。
季强不负重望。1996年10月，他在《中国地质》上发出震耳强音——“恐龙没有灭绝，现代鸟类就是现生的、会飞的、长羽毛的恐龙。”从这一年开始，在演化科研领域，科学家们心悦诚服地将心中的大师做了这样的排列：赫胥黎——奥斯特隆——季强。
“鸟是恐龙变的”，142年得不到证明的假说，赫胥黎的沮丧，奥斯特隆的无奈
1857年的某一天，一向以发表惊世骇俗观点闻名的赫胥黎心情很烦燥。32岁的他还是不肯像一般俗人所期望的那样安分。
他头发凌乱地在宽大的书房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停下脚来去比较一下鸵鸟和恐龙（化石标本）的脚。
忽然，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接着快步走到书案前，抓起翎毛笔在本子上飞快地写了起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很快就向世人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假说：鸟类是由小型兽脚类恐龙演化而来。
④ 细胞工程在现代生物技术中处于什么地位
概念
细胞工程(Cell engineering)：（高中概念）是指应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通过某种工程学手段，在细胞水平或细胞器水平上，按照人们的意愿来改变细胞内的遗传物质，从而获得新型生物或特种细胞产品、或产物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技术。细胞工程与基因工程一起代表着生物技术最新的发展前沿，伴随着试管植物、试管动物、转基因生物反应器等相继问世，细胞工程在生命科学、农业、医药、食品、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更具体概念）是指应用现代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按照人们的需要和设计，在细胞水平上的遗传操作，重组细胞的结构和内含物，以改变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即通过细胞融合、核质移植、染色体或基因移植以及组织和细胞培养等方法，快速繁殖和培养出人们所需要的新物种的生物工程技术。
[编辑本段]种类
根据细胞类型的不同，可以把细胞工程分为植物细胞工程和动物细胞工程两大类。
植物细胞工程
常用技术手段：植物组织培养，植物体细胞杂交。
理论基础：植物细胞的全能性。
植物组织培养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应用范围：快速繁殖、培育无病毒植物，通过大规模的植物细胞培养来生产药物、食品添加剂、香料、色素和杀虫剂等。
植物体细胞杂交
植物体细胞杂交是用两个来自于不同植物的体细胞融合成一个杂种细胞，并且把杂种细胞培育成新的植物体的方法。
动物细胞工程
常用的技术手段：动物细胞培养、动物细胞融合、单克隆抗体、胚胎移植、核移植等（动物细胞培养技术是其他动物细胞工程技术的基础）
动物细胞培养
动物细胞能够分泌蛋白质，如抗体等。但是单个细胞分泌的蛋白质的量是很少的，要借助于大规模的动物细胞培养获得大量的分泌蛋白。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的应用
生产许多有重要价值的蛋白质生物制品，如病毒疫苗、干扰素、单克隆抗体等。
动物细胞融合
动物细胞融合技术最重要的用途，是制备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
要想获得大量的单一抗体，必须用单个B淋巴细胞进行无性繁殖，也就是通过克隆，形成细胞群，这样的细胞群就有可能产生出化学性质单一、特异性强的抗体——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的应用
“生物导弹”，将药物定向带到癌细胞所在部位，消灭了癌细胞不伤害健康细胞。
生物技术发展到今天，细胞则成了科学家们随意发挥想象力的乐园，他们甚至可以把生命像积木那样组装起来，进行细胞水平上的生命组合游戏。生命组合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游戏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克莱白特·L·马格特和罗伯特·M·彼德斯的杰作。他们在黑毛鼠、白毛鼠、黄毛鼠的受精卵分裂成8个细胞时用特制的吸管把8细胞胚吸出输卵管，然后用一种酶将包裹在各个胚胎上的粘液溶解，再把这三种鼠的8细胞胚放在同一溶液中使之组装成一个具有24个细胞的“组装胚”。马格特和彼德斯把“组装胚”移植到一只老鼠的子宫内，不久，一只奇怪的组装鼠问世了，这只组装鼠全身披着黄、白、黑三种不同颜色的皮毛。迄今为止，除组装鼠外，英国和美国还组装成功了绵羊和山羊的嵌合体——绵山羊。据说，世界各国科研人员热情高涨，正在组装“五位一体”。“六位一体”的生物，实在想象不出那样的生物会是什么样子。
[编辑本段]细胞工程的应用
细胞工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已经渗入到生物工程的各个方面，成为必不可少的配套技术。在农林、园艺和医学等领域中，细胞工程正在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1.粮食与蔬菜生产
利用细胞工程技术进行作物育种，是迄今人类受益最多的一个方面。我国在这一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花药单倍体育种途径，培育出的水稻品种或品系有近百个，小麦有30个左右。其中河南省农科院培育的小麦新品种，具有抗倒伏、抗锈病、抗白粉病等优良性状。
在常规的杂交育种中，育成一个新品种一般需要8～10年，而用细胞工程技术对杂种的花药进行离体培养，可大大缩短育种周期，一般提前2～3年，而且有利优良性状的筛选。前面已介绍过的微繁殖技术，在农业生产上也有广泛的用途，其技术比较成熟，并已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例如，我国已解决了马铃薯的退化问题，日本麒麟公司已能在1000升容器中大量培养无病毒微型马铃薯块茎作为种薯，实现种薯生产的自动化。通过植物体细胞的遗传变异，筛选各种有经济意义的突变体，为创造种质资源和新品种的选育发挥了作用。现已选育出优质的番茄、抗寒的亚麻、以及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系。有希望通过这一技术改良作物的品质，使它更适合人类的营养需求。
蔬菜是人类膳食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它为人体提供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蔬菜通常以种子、块根、块茎、插扦或分根等传统方式进行繁殖，化费成本低。但是，在引种与繁育、品种的种性提纯与复壮、育种过程的某些中间环节，植物细胞工程技术仍大有作为。例如，从国外引进蔬菜新品种，最初往往只有几粒种子或很少量的块根、块茎等。要进行大规模的种植，必须先大量增殖，这就可应用微繁殖技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群体。在常规育种过程中，也可应用原生质体或单倍体培养技术，快速繁殖后代，简化制种程序。另外，还可结合植物基因工程技术，改良蔬菜品种。
2.园林花卉
在果树、林木生产实践中应用细胞工程技术主要是微繁殖和去病毒技术。几乎所有的果树都患有病毒病，而且多是通过营养体繁殖代代相传的。用去病毒试管苗技术，可以有效地防止病毒病的侵害，恢复种性并加速繁殖速度。目前，香蕉、柑橘、山楂、葡萄、桃、梨、荔枝、龙眼、核桃等十余种果树的试管苗去病毒技术，已基本成熟。香蕉去病毒试管苗的微繁殖技术已成为产业化商品化的先例之一。因为香蕉是三倍体植物，必须通过无性繁殖延续后代，传统方法一般采用芽繁殖，感病严重，繁殖率低；而采用去病毒的微繁殖技术不仅改进了品质，亩产量约提高30％～50％，很容易被蕉农接受。
近年来，对经济林木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也受到很大的重视。采用这一技术可比常规方法提前数年进行大面积种植。特别是有些林木的种子休眠期很长，常规育种十分费时。据不完全统计，现已研究成功的林木植物试管苗已达百余种，如松属、桉树属、杨属中的许多种，还有泡桐、槐树、银杏、茶、棕榈、咖啡、椰子树等。其中桉树、杨树和花旗松等大面积应用于生产，澳大利亚已实现桉树试管苗造林，用幼芽培养每年可繁殖40万株。
植物细胞工程技术使现代花卉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60年，科学家首次利用微繁殖技术将兰花的愈伤组织培养成植株后，很快形成了以组织培养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兰花工业。现在，世界兰花市场上有150多种产品，其中大部分都是用快速微繁殖技术得到的试管苗。从此，市场供应摆脱了气候、地理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限制。至今，已报道的花卉试管苗有360余种。已投入商业化生产的有几十种。我国对康乃馨、月季、唐昌蒲、菊花、非洲紫罗兰等品种的研究较为成熟，有的也已商品化，并有大量产品销往港澳及东南亚地区。
3.临床医学与药物
自1975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利用动物细胞融合技术首次获得单克隆抗体以来，许多人类无能为力的病毒性疾病遇到了克星。用单克隆抗体可以检测出多种病毒中非常细微的株间差异，鉴定细菌的种型和亚种。这些都是传统血清法或动物免疫法所做不到的，而且诊断异常准确，误诊率大大降低。例如，抗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的单克隆抗体，其灵敏度比当前最佳的抗血清还要高100倍，能检测出抗血清的60％的假阴性。
近年来，应用单克隆抗体可以检查出某些还尚无临床表现的极小肿瘤病灶，检测心肌梗死的部位和面积，这为有效的治疗提供方便。单克隆抗体并已成功地应用于临床治疗，主要是针对一些还没有特效药的病毒性疾病，尤其适用于抵抗力差的儿童。人们正在研究“生物导弹”——单克隆抗体作载体携带药物，使药物准确地到达癌细胞，以避免化疗或放射疗法把正常细胞与癌细胞一同杀死的副作用。
单克隆抗体可以精确地检测排卵期。新一代免疫避孕药也在研制之中，其基本原理是用精子，卵透明带或早期胚胎来制备单克隆抗体，将它们注入妇女体内，人体就会产生对精子的免疫反应，从而起到避孕作用。人类体外受精技术的日趋成熟，使人类对生育活动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促进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也为不孕症患者或不宜生育的人带来福音。
生物药品主要有各种疫苗、菌苗、抗生素、生物活性物质，抗体等，是生物体内代谢的中间产物或分泌物。过去制备疫苗是从动物组织中提取，得到的产量低而且很费时。现在，通过培养、诱变等细胞工程或细胞融合途径，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还能制备出多价菌苗，可以同时抵御两种以上的病原菌的侵害。用同样的手段，也可培养出能在培养条件下长期生长、分裂并能分泌某种激素的细胞系。1982年美国科学家用诱变和细胞杂交手段，获得了可以持续分泌干扰素的体外培养细胞系，现已走向应用。
4.繁育优良品种
目前，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畜牧业生产。精液和胚胎的液氮超低温（-196摄氏度）保存技术的综合使用，使优良公畜、禽的交配数与交配范围大为扩展，并且突破了动物交配的季节限制。另外，可以从优良母畜或公畜中分离出卵细胞与精子，在体外受精，然后再将人工控制的新型受精卵种植到种质较差的母畜子宫内，繁殖优良新个体。综合利用各项技术，如胚胎分割技术、核移植细胞融合技术、显微操作技术等，在细胞水平改造卵细胞，有可能创造出高产奶牛、瘦肉型猪等新品种。特别是干细胞的建立，更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⑤ 谁是美国传播学耶鲁学派的创始人
关于传播学中是否存在耶鲁学派是有争议的。如果说有创始人，主要是指卡尔·霍夫兰（Carl I·Hovland） 。
卡尔·霍夫兰（Carl I·Hovland）
美国心理学家，研究社会交往以及态度和信念改变的先驱。1916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32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年后获硕士学位，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42～1945年应美国陆军部聘请，在美军中从事军事教育电影对新兵的影响等研究。二战后回到耶鲁大学任心理学教授（1945～1951年任心理学系主任），1961年在美国去世。
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在彼得森、瑟斯顿等学者的基础上，较完善地把心理学控制试验的方法用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与社会实践可能有一定的距离，但对传播的效果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预测。第二，他对军事教育电影的研究不仅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坎特里尔的观点，而且为打破“魔弹论”的神话提供了更有价值的证据。第三，他注意到影响说服效果的多种因素，尤其是说服者及其发出的信息者两个因素，并提出了改善说服效果的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为“可说服性”这个当代传播学的重要课题奠定了基础。
霍夫兰的主要论著有：《大众传播实验》（“Experiment on Mass Communication”,1949年，与人合著）；《传播与说服》（“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1953年，与人合著）；《说服的表达次序》（“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 in Persuasion”，1957年）；《个性与可说服性》（“Personality and Persuasibility”，1959年，与人合著）；《态度的形成和改变》（“A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1960年，与人合著）。
霍夫兰及其说服研究
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为霍夫兰研究个人态度的改变奠定了心理学基础，在耶鲁大学他与赫尔（Clark Hull，人类学方面杰出的行为主义学者）一起研究及工作，赫尔的行为主义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说服研究的基础就在于使行为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混合。
霍夫兰的说服实验使传播研究朝着效果问题的研究方向发展，在此之后，就将说服的结果看作是对传播效果的分析。说服基本上相当于态度改变，霍夫兰对于态度改变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学习理论或强化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取向。他相信，态度是由学习得来的，并且态度的改变与学习同时进行。
⑥ 耶鲁大学教授：经济预测为何屡屡失准
最近美国经济学会在丹佛举办年会，我参加的一场专题研讨会，正好探讨此一现象。与会的小组成员都意识到某种矛盾现象：通俗经济学兴起，恰与人们对专业经济学家的不信任同时出现，因为对于这场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曾预见，甚至连警觉都谈不上。
在我听到的解释中，最有趣的说法是，因为经济学似乎不再是一门精雕细琢、闭门造车的学科，所以变得有趣多了。如果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告诉你，最好把经济预测交由电脑模型完成，而你这名凡夫俗子还得先取得博士学位，才能搞懂这些模型，那还真是乏味透顶了。
事实上，大众是对的：虽然多少都有科学根据支撑这些模型，但它们仍可能大错特错。有时候我们最好关掉自动导航系统，动动自己的脑子，尤其是当危机乍现时，最好善用我们的人类智慧。
脱离现实依赖模型
有一个论点得到在座所有与会者同意：通俗经济学已经成为专业经济学家与普罗大众相互交流的媒介，这种两方对话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毕竟大多数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预见危机来临，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与真实世界中人们的想法和行动完全脱节。
某种程度而言，成功的通俗经济学得将读者或听众视为一个合作参与者，显然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敞开心胸，接纳某些还未被专家普遍认可的原创性理论。
直到最近，许多专业经济学家依然不愿提笔写一本通俗读物，毕竟这种文体无法成为他获取教职或晋升的强力依据，那些评审委员可能认为，由于书中并未包含任何方程式或统计图表，因此不能算是一项具有学术价值的严谨成就。
在这场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也以上述标准来看待自己和个人专业，而且研究趋势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一点。例如，当芝加哥大学在1960年发明一个通用电脑磁带系统，可以容纳数百万只股票的价格资讯，此后就有一大票科学研究人员开始利用这种资讯来证实“有效市场假说”。
科学家发现，证券交易所中似乎存在某种竞争力，迫使所有股价往它们的真实价值靠拢，于是所有不以此一假说为基础的交易计划，都被视为笨方法或居心不良。科学在股票市场理论上大获全胜，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金融危机给了那些信奉科学手法、因而过度自信的经济学家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仅是因为专家们未能预测危机，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模型中，有些甚至推算这场大灾难不可能发生。
应该重视人的因素
有种解释称，经济学界在探讨经济领域时，并未将人这个要素充分纳入考虑，而且这个要素不能够被简单地加以数学分析。
对这次危机发出警告的专业经济学家，看起来是一小批这样的人，不但饱读经济学文献，也不忘进行个人判断：凭直觉比较当前状况与某些历史事件；评论投机买卖、价格泡沫和市场信心；衡量经济参与者的道德目的，最终发现市场已经过度自信，连监管者都松懈了。
这些判断来自于那些熟知商界人士的经济学家，他们看穿这些领导者的诡计、信条、花招和辩词，但这些学者永远不可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观点，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现有的科学程式能证明这些观点站得住脚。
当然，经济学在许多方面确实是一门科学，学者与电脑程式的贡献也功不可没，但正如经济学家塞里格曼在1889年所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换言之，它关注的是伦理，可说是一门研究事物在某段时期内发展状况的科学……它不属于自然科学，因此不是一门严谨或纯粹的抽象科学。”
对我本人及其他与会者来说，探索经济学不确定层面的做法，就是真诚地与公众对话、深入他们的内心、从他们身上学习、阅读他们寄来的邮件，并时而扪心自问：“我最推崇的理论，是否真的接近现实？”(作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
⑦ 吉拉德德布鲁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吉拉德?德布鲁1921年7月4日生于法国的加莱。
他的小学和中学课程都是在加莱市学院学习的。在法国,学院是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的预科大学机构。受优秀的中学物理老师的影响，他考虑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1941年夏，德布鲁进入有声望的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直至1944年春季。
战后初期，德布鲁是法国不拘礼仪的“博尔巴基(Bourbaki)”组织中的一员，这是由一群年轻的法国数学家组成的团体。1945年底至1946年初，德布鲁格在巴黎取得了数学助教的资格，并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但是，尽管他赞赏鲍贝克的数学形式，当时，这种数学在法国占有支配地位，但他认为不应该终身从事这种理性领域的研究，而应把该学科投入应用。这引导他进入了令他着迷的经济学领域。当他在1943年读了莫里斯?阿莱的《个体经济学说研究》中陈述的列昂?华尔拉在1874—1877始创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数学理论时，他对一般均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面临重建的繁重任务。德布鲁认识到，经济学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的热情。结果兴趣变成了终生事业。
1948年夏，德布鲁参加了在萨尔茨堡举行的为时几个星期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由像瓦西里?列昂惕夫这样的人物讲授经济学。年底，他由阿莱提名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在美国、挪威和瑞典度过了1948—1950年这段时期。1949年，他访问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50年访问了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和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当时，拉格纳?弗里希是斯堪的纳维亚最著名的经济理论学家，斯德哥尔摩学院在瑞典声望很高。在那里，德布鲁会见了经济学界的几个著名人物，如林达尔和伦德伯格。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在萨尔茨堡的日子和我的洛克菲勒奖学金使我接触到法国被割断的经济学的一切新进展。”这个时期的访问和接触使他直至今日仍然站在经济学的前沿。
1949年，在德布鲁访问芝加哥大学期间，考尔斯委员会向他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副研究员的位置。
那时他开始同肯尼思?阿罗合作，联名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1954)。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运用迄今在经济学中尚鲜为人知的拓扑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提供了权威性的数学证明。这些论证以及其他旨在证明供求方程的一般均衡体系可能存在惟一解，这常常是容易被人轻视的。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单一价格和数量总是按照某种方式，在不同市场上被决定的。于是人们不免要认为，经济学家最好把时间用于发现市场怎样产生一个惟一解，而不是用在担心一组联立方程在数学上是否可解。但是，一般均衡理论被运用于现代经济学的一切分支之中，如果人们不能肯定一般均衡模型确实有解，则决不可能信心十足地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此外，一般均衡的存在取决于一定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中实际达到多市场均衡的方式。无疑，阿罗和德布鲁的这篇文章的确使实际生活中的竞争的某些方面更清楚了。
1955年，德布鲁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去耶鲁大学，直到1960年为止，他一直在那里任副教授。1959年，他出版了名作《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这本书内容不多，但自此以后，它标志着经济学家在数学上成熟的最后阶段。他运用集合理论的拓扑学，而不是微积分学、矩阵代数，用极大化的经济系统，准确地描述了所有传统的竞争价格理论的结果。对于那些仅仅能够用文字思考的人，这本书完全没有向他们做任何让步。虽说这样，它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思想却影响颇大。
德布鲁后来发表了大量论述所谓“存在定理”的专业性文章，试图使那些证明竞争条件下一般均衡存在的严格假设有所松动；同时，还论述了与此不相干的问题：即实际经济系统在一般均衡解上收敛的速度问题。希尔登布兰德(H?Wildenbrand)编的《数理经济学：德布鲁的12篇论文》就是从这些文章中选了一部分出来重印的。
1956年，德布鲁获得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2年，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5年起又兼任数学教授。德布鲁是多种经济学刊物的编委，1977年起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德布鲁是微观经济学研究中拓扑学方法和集合论方法的奠基人之一。
在考尔斯委员会工作时，研究主任恰林?科普曼斯将他引见给肯尼思?阿罗。当时阿罗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像德布鲁一样，他也正在研究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问题。德布鲁与阿罗进行了极其友好地合作研究，并产生了许多合作出版物，其中一本为《竞争性经济的均衡存在》，于1954年出版。
1953年夏季和秋季，德布鲁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中，他有6个月时间是在法国电力部门渡过的。在那里，他研究了有关水力发电厂水库储水的有效量的不确定性问题。由于受到他在巴黎的实践和阿罗写的一篇关于应急商品的论文的影响，他确定了他的那本古典派著作——《价值理论：经济均衡原理分析》(1959)中有关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章节的基础。1955年，他与考尔斯委员会一起搬到耶鲁大学，该委员会成为考尔斯基金会。在耶鲁时，他完成了《价值理论》的著述。该书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进行了公理性分析。这部古典派著作的最初版本是1956年在巴黎大学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现的。
德布鲁在耶鲁一直工作到1960年，调查了有关基本效用的几个问题。第二年，他是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渡过的，在那里他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有关存在问题一般定理的一种综合证明。与此同时，伯克利向他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工作，在斯坦福附近，能与阿罗、赫伯特?斯卡夫和其他著名人物合作，以及伯克利提供的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条件。
德布鲁于1961年秋季在耶鲁渡过最后的半学期，进行经济核心的研究工作，稍后，在1963年，他与斯卡夫合作写了一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1962年1月，他成为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一直逗留至今，并于1975年7月获得数学教授职务。1968年秋季开始，他几度长期离开，到许多著名的国内外大学和研究中心讲学和指导研究。他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并作为著名成员、研究者、官员和主编参预了几个有声望的职业性组织和杂志。德布鲁是《经济理论杂志》(1972年以来)和工业应用数学学会的《应用数学杂志》(1976—1979)的主编，以及《数理经济学杂志》的顾问委员会成员(1974年以来)。他在许多大学获得荣誉科学学位，如波恩大学(1977)、洛桑大学(1980)、西北大学(1981)和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1983)。他的国外旅行包括作为古根海姆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访问了卢万大学的运筹学及经济计量学中心(1968—1969，1971—1972)；作为海外研究员访问了丘吉尔学院、剑桥大学(1972)；作为客座教授访问了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坎特伯雷大学(1973、1987)；并作为非正式研究员访问了巴黎的CEPREMSP(1980)。
德布鲁是谨小慎微的，显示了对精确性的明显愿望，这个性格一部分来自他的数学特性，一部分来自他对优秀和正确的卓越探究。他经过长期的认真的考察和评价以后，向公众展示了他的科学成果。这就是1983年出版的《数理经济学——德布鲁论文20篇》。
德布鲁于1960年离开耶鲁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经济学和数学教授。1969年至1971年，他曾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70年以后又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会员，1977年和1980年先后获波恩大学、洛桑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但真正给他以极大快乐的，还是1976年他获得的“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他被授予这一荣誉，是因为他在美期间，其语言谈吐、饮食习惯和个人魅力，都无不具有一望即知的典型的法国味。不过，这一荣誉还是不如他1983年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经济学中，德布鲁坚定地相信分工概念和比较优势法则。但他不愿评论现代经济问题，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他宁可把这些问题留给那些领域的专家。他是一个无官职的人，他通过他的手稿与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智慧和对世界的想像力。正像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的那样，德布鲁把新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经济理论中和对一般均衡理论严密系统地阐述，许多经济学家将会牢牢记住他的名字。
德布鲁是数理经济学大师。他用集合论代替微积分，系统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一般均衡的稳定和一般均衡状态恒等于最大效率状态这三个基本原理。他使一般均衡的证明更加简化，并且由于拓宽了货物概念的定义，使得一般均衡理论不但用于纯粹静态均衡分析，也可用于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空间分析、短暂分析和不确定分析。他的一般均衡模型综合了静态分析、区位理论、资本理论、金融理论、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不确定情况的经济行为理论。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所做的贡献。这集中反映在他1959出版的仅102页的代表作《价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一书中。就是这本篇幅极小的著作，帮助他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的桂冠。他的学术贡献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分析方法上的改进。
德布鲁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量、概括帕累托的最优理论(福利经济学)、具有相关商品的均衡存在性(一般竞争均衡理论)、用效用函数表示偏好次序关系、总量超额需求函数(效用的需求理论)、经济核算的收敛定理等。50年代初，他与合作者通过建立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拓扑学集合论基础，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场革命。此外，德布鲁首倡的一般均衡分析领域，已成为大部分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的统一构架。他使用的公理化分析方法已成为西方经济分析的标准形式。70年代以来的资本理论、区位理论、金融理论、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理论等，均从他的一般均衡理论概念、思想和新加入的工具中获益匪浅。
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体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同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制度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进。
第一，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组织、协调和监督，保证统一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各项原则、措施的推行。
第二，签订了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金本位制对汇率制度、黄金输出人没有一个统一的协定，货币区是在规定的地区实施宗主国、联系国的法令。战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是一种国际协议，对会员国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的统一性在于把资本主义国家囊括在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之下；它的严整性在于对维持货币制度运转的有关问题做了全面规定，并要求各国遵守。
第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了现代国际货币管理所必需的各项制度。例如，国际收支调节制度、国际信贷监督制度、国际金融统计制度、国际汇率制度、国际储备制度、国际清算制度等。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不是按各国的铸币平价来确定汇率，而是根据各国货币法定金平价的对比，普遍地与美元建立固定比例关系。
第二，战前，黄金输送点是汇率波动的界限自动地调节汇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为地规定汇率波动的幅度，汇率的波动是在基金组织的监督下，由各国干预外汇市场来调节。
第三，国际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自由兑换，对国际支付一般不采取限制措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许多国家不能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对外支付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四，金本位制度下，国际储备资产主要是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储备资产则是黄金、可兑换货币和特别提款权，其中黄金与美元并重。在外汇储备上，战前包括英镑、美元与法国法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几乎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
第五，国际金本位制下，各国实行自由的多边结算。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有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管制，采用贸易和支付的双边安排。
第六，国际金本位下，黄金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的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美、法三国都允许居民兑换黄金；实行金汇兑本位的国家也允许居民用外汇（英镑、法郎或美元）向英、美、法三国兑换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只同意外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不允许外国居民，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对战后的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暂时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维持了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固定汇率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之一，不同于金本位下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典型的金本位下，金币本身具有一定的含金量，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汇价的波动界限狭隘。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起了货币制度危机，导致金本位制崩溃，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混乱局面暂时得以稳定。
第二，促进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在金本位制下，各国注重外部平衡，国内经济往往带有紧缩倾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偏重内部平衡，危机和失业情形较之战前有所缓和。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美国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散发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一，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促进了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基金组织的贷款业务迅速增加，重点由欧洲转至亚、非、拉第三世界。其二，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提供技术援助、建立国际经济货币的研究资料及交换资料情报等方面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有助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了国际资本流动中引发的汇率风险，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输入与输出；为国际间融资创造了良好环境，有助于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对比一再发生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和缺陷日益暴露。
第一，金汇兑制本身的缺陷。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加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其一，美国通过发行纸币而不动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其二，美国承担了维持金汇兑平价的责任。当人们对美元充分信任，美元相对短缺时，这种金汇兑平价可以维持；当人们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美元拥有太多，要求兑换黄金时，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平价就难以维持。
第二，储备制度不稳定。这种制度无法提供一种数量充足、币值坚挺、可以为各国接受的储备货币，以使国际储备的增长能够适应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布雷顿森林制度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黄金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国际储备的供应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际储备资产不敷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国际储备资产过剩，美元发生危机，危及国际货币制度。这种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特里芬难题”，它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
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缺陷。该制度规定汇率浮动幅度需保持在l%以内，汇率缺乏弹性，限制了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这种制度着重于国内政策的单方面调节。
第四，内外平衡难统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不能利用汇率杠杆来调节国际收支，只能采取有损于国内经济目标实现的经济政策或采取管制措施，以牺牲内部平衡来换取外部平衡。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汇率下跌时，根据固定汇率原则，其他国家应干预外汇市场，这一行为导致和加剧了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若这些国家不加干预，就会遭受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损失。 前期预兆
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这是战后的最高数字。
1950年以后，除个别年度略有顺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逆差。1971年上半年，逆差达到83亿美元。随着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日益减少。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大量资本出逃，各国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伦敦金价上涨。为了抑制金价上涨，保持美元汇率，减少黄金储备流失，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八国央行共拿出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的代理机关，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
60年代后期，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1968年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美国没有了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
崩溃标志
第一，美元停止兑换黄金。 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
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
第二，取消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美元的浮动汇率。至此，固定汇率制度完全垮台。
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仍得以存在，发挥作用。
体系瓦解
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西欧崛起的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相继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美元地位下降。欧洲各国的许多人一度拒收美元。在伦敦，一位来自纽约的旅客说：“这里的银行，旅馆，商店都一样，他们看到我们手里的美元时流露出的神情，好像这些美元成了病菌携带物一般。”在巴黎，出租车上挂着“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写着“不要美元”。美元失去霸主地位，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
⑨ 耶鲁大学的著名法学教授
哈罗德·H·柯，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
Ira Belkin，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驻版华使馆首席法律顾问权
Roberta Romano，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Michael Reisman，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罗伯特.戈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约翰·兰贝，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