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山大学的教授轶事

① 45岁的中山大学癌症研究治疗教授赵勇病逝，为何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早逝

一教授赵勇病逝

很感谢每一个科研人员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而做出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伟大，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日常能够好好休息和保护自己。

② 老人与海鸥

邓启耀，男，汉族，广东顺德人，1952年2月生于昆明，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教育和工作简历
1971年8月－1978年9月在昆明汽车运输总站，车工、美工；当美工期间（1972－1978）多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写生。
1977－1978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短训班学习，其间在藏区生活4个多月。
1978—1982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校学生会秘书长；读书期间，参加民间文艺教研室组织的民俗学调查多次。
1982－1986年当过杂志编辑和公务员。
1986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次年7月被聘为助理研究员。
1992年4月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任副所长。
1993年8月破格晋升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1994年5月—2000年1月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长兼主编。
2000年2月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系副主任。
2003年5月兼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
研究兴趣爱好
民俗学，视觉人类学
教学情况
主要讲授课程：
中国民俗学
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影视人类学
摄影基础
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民族服饰
民间艺术
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等（含调入中山大学前为国家文物局相关培训班及其他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的课程）。
教学及相关学术活动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师（1988）；
·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讲授“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1995）；
·云南大学客座教授（讲过“田野考察”、“文学人类学”等，1996、1997）；
·国家文物局“民族文物抢救与鉴定研讨班”（1995、1999、2001）教授（讲授“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和“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德国弗莱堡Friedrich-weinbrenner-Gewerbeschule学院，讲授“云南民间艺术与现代版画”，并主持“云南版画”展览（1994年）；
. 昆明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研究生（199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庆系列讲座（2001）、98级本科（2002）讲授“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7、99级本科“中国民俗学”（2000－2001）；
. 中山大学公共课“摄影基础”（2000，代课）；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2001级硕士“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2001）；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2001级本科和研究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2000－2002）；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1级本科“滇藏文化带考察”（2002）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9－02级本科“影视人类学”（2002－2004）；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03级本科“视觉表达”（2003）；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和硕士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2005）；
科研情况
主要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包括个人专著10余部、合著多部、论文百余篇、合作译著2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8部42集，其他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创作图像作品数百件，主编丛书6种，杂志1种，个人参与组织和主持的国家级、省级和国际课题10余项。
1、民俗学：《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1992，1996）、《中国巫蛊考察》（1998，1999）、《滇藏文化带考察》（合作，2000）、《灵性高原——茶马古道寻访》（1998）、《变迁中的高原蒙女》（1995，中、英文版）、《访灵札记》（2000）、《鼓灵》（1999）、《古道遗城――茶马古道滇藏线巍山古城考察》（2004）；合著《边地中国》（2004）、《口述中国》（2004）、《秘境节祭》（1991，中、英文版）、《云南少数民族》（日文版，1990）、《云南国土资源》（1990）、《西南民族道德研究》（1990）、《云南省哀牢山森林土地持续管理研究》（1993）、《云南网络全书》（1999）等。
2、视觉人类学研究：《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1991），另有系列配套著作如：《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上下册，1992，1995）、《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服饰》（1993）、《衣装上的秘境》（1993，1993）、《中国民族服饰博览》（合作， 2001）；《服饰文化象征》（2005）；
《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上下册，合作， 1994））、《中国象征文化》（合作，2001）、“云南民族美术全集”之《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合作，1999）、《云南岩画艺术》（合作，即出）；
《云南现代重彩画》（合作，1993）、《云南现代重彩画技法》（合作，1993）。
现在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同时担任中山大学飞天创意工作室的指导老师。

③ 王季思的学人轶事

爱国
抗战爆发，王季思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在一次学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王季思跳上讲台，当场用刀割破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陈词：“我虽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线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们流在一起！”突显了一位热血青年教师抗敌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写错字
有一次，一位刚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写板书时出现几个错别字，学生很有意见，“告状”告到教研室，身为教研室主任的王季思在教研室全体会议上就此事发表意见：“我可以写错别字，你们就不行。”听了这两句，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惊讶，心想：“老师您怎么就可以写错别字呀？”只见王老师笑着说下去：“我写错别字，学生会说王起老糊涂了，连字都写错；但你们写错别字，学生就不会原谅，因为你们还没老嘛！”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无论当事人与否，大家都如沐春风，都在心里默默谨记着季思师的谆谆教导。
给国学大师王国维纠错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研究戏剧的一代宗师，很多人都把他的研究当作标准。但是，有一次王季思却“大胆”纠正了王国维的一个错误。 原来，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引用关汉卿的《窦娥冤》一剧时，有些唱词中的标点有误。“该书出来后，学界一直没有异议，而且所有涉及到这些唱词的书也都是用这样的标点去标。”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季思的第一届研究生吴国钦说，标点符号不是小事，如果弄错了标点，意思就会完全不一样。王季思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刻就此发表文章，指出标点应该怎样标。“经过这件事之后，所有的涉及那段唱词的书都把标点按王季思的说法改了。”

研究资料毫无保留送人
在纪念王季思从教70周年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王先生的学生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求，人师难得。”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老师一直对后辈很提携。”吴国钦说，当时他刚在中大读了一年书，就直接把自己写的《马致远杂剧四问》送给还没有谋面的王季思看。没想到，王季思认真给他提了修改意见，还推荐其在中大学报上发表。“当时，本科生能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没几个。”正因如此，坚定了吴国钦对戏曲研究的一生追求。 王季思是位爱才、惜才之人，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其他有才之人，他也倾其之力帮助。1980年春，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几抽屉的卡片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聪明人要下笨功夫
王季思在治学方面认真严谨，他的一句名言在学生中流传甚广，那就是：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为了完成《西厢记》的校注，他将所有全元杂剧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语、俚语等生僻词语都制成卡片，一一对比、参照，最终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注解《西厢记》。 “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作风一直持续到晚年。”吴国钦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岁高龄的王季思主持600万字的《全元戏曲》也是一字一句审读。一次吴国钦到王季思家中，时值盛夏，但令吴国钦感到吃惊的是，王季思正戴着口罩看稿纸。天气那么热，为何戴口罩？王季思解释说是口涎失禁，怕流到书稿上玷污稿子，所以戴上口罩。一个下午，换了好几个口罩。有了风扇就不用买空调。王季思一生简朴，也要求别人节约。他身居广州多年，许多人家都买了空调，但他却不希望自己家买空调。

④ 中山大学回应教授骚扰事件了吗

2018年7月8日，一篇《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热传。

该网文中，五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2011年至2017年持续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根据网文，五名女性已于两个月前向学校纪委实名举报。引起广泛热议。

张鹏，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跨学科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委员，2016年青年长江学者。

从头衔来看，张鹏教授在学界可谓“功勋卓著”。但就是这样一位学界“重量级”人物，被多名学生曝出，在2011至2017年间持续不断地在骚扰女学生和女教师。在此期间，他还涉嫌性侵一位大一女生（有监控等佐证），被学校给予了党内警告处分。学生们对此颇为不满，于是有5名女生联名，在今年“五四”青年节，给中大纪委发去了举报信。

近年来，校园骚扰事件已是频密曝光。张鹏被曝对多名女学生、女教师骚扰，是否也是掉进了同一个坑里，就目前看，仍待查证。

⑤ 中山大学朱昌宝教授组里发生了什么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朱昌宝教授课题组巧妙地利用三种储钠机制的协同作用，将嵌入型的Nb2O5、转化型的MoS2、吸附型的硬碳进行有效结合，外加整体的软碳包覆，设计并成功制备了一种三维柔性的Nb2O5@hard carbon@MoS2@soft carbon电极复合材料。

其中静电纺丝衍生的硬碳网络提供了柔性支撑骨架；具有本征储钠优势的Nb2O5表现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MoS2的复合显著提升了电极的比容量，且因此又构造了具有提升钠传输的Nb2O5@ MoS2异质结通道；软碳的包覆在提升导电性的同时又将缓冲整体电极的体积膨胀。

制备的复合电极的储钠比容量高于硬碳和Nb2O5，倍率和循环性能又优于MoS2，在循环2万圈后，容量维持率仍具有82%以上。这样优异的性能可归功于有益集成的吸附-嵌入-转化多机制，以及伴随而来的多种协同作用效应。本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未来开发其他类型的复合和柔性储能电极。

人物经历：

2017年6月至今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2013年6月-2017年5月 德国马普固体所，博士后研究员。

2009年9月-2013年5月 德国马普固体所，博士。

2007年9月-2009年9月法国图卢兹三大（欧盟Erasmus Muns项目），理学硕士。

2005年9月-2007年9月厦门大学，理学硕士。

2001年9月-2005年6月重庆大学，工学学士。

⑥ 中山大学法学院杨教授“诱骗”女学生开房被曝，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事情的真相就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杨教授和女学生开房一事是真的，但是女学生在网络上发布的《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和信息，杨教授本人已经着手开始收集相关证据，他认为这篇文章对其和家人已经造成严重的诋毁，他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本人也因为此事被学校相应的党政警告处分 ，不管怎么说，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是事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事情的真相纠结是什么，这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他表是自己确实与女学生发生关系，但是文章中很多内容存在不实，至于该教授的说法是否属实，还得通过论证才知道，不管怎么说，男教授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他也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⑦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赵勇逝世，生前有过哪些壮举

这些时间以来，我们所说到的噩耗非常的多，这不，又有一个英杰离我们而去，这是来自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赵勇，他因病逝世，享年45岁，非常的年轻，他为社会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在细胞衰老和端粒研究领域，做出了多项开创性工作，他是伟大的，他的离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所以令我们悲愤不已，然而事实已经发生，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祝福他，在那一边，远离伤病，健康快乐。是啊，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因为疾病，而导致早早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对于我们身体，要引起重视，这样才能避免，疾病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甚至是影响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下面大家一起简单了解一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我们拥有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⑧ 郭秉文的人物轶事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 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 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 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雷厉风行， 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郭秉文任校长。
经过几年发展，国立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国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中国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 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求社会赞助、协助校务的经验，着手建立学校董事会。 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据1924年正式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其职权包括：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 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 1921年3月，经全体职员大会议决，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
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 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1924年东大筹建生物馆，其中10万元是校董筹集来的；校董穆藕初独 资兴建了东大农具院的房舍，还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深造。
然而，大学董事会制度也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1924年3月，东南大学校董会以经费不足为名停办工科，事先不与主任茅以升通气，酿成风潮。1921年，校董会决定将商科迁往上海与暨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也没有征求商科主任杨杏佛的意见，杨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顿时勃然大怒，这是他与郭秉文后来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会决策下，哪个系给钱多，哪个系给钱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顾教育规律，引发教授不满。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会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时公开帐目，他要求会计李仲霞只听命于他本人，可李仲霞却趁机贪污。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 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当时郭秉文得知原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前曾立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南开大学建造校舍，于是，便亲自写信给继任 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独资捐建东大图书馆，将好事办在生前。齐燮元心动，以其父的名义捐助15万元修建孟芳图书馆。后又陆续募集到现款17000余元，图书2612种，从而使“东大”的学习条件大为改善。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由于南高——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一直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齐被迫下野，避居上海。
齐的被讨给郭秉文带来了厄运。作为国立的东南大学，预算经费的2/3是由江苏省承担的，郭秉文不能不与齐燮元搞好关系，而齐燮元也确实给过郭秉文以支持。这样，郭与齐的交往在党争的有色眼镜中就变成了对直系军阀的依附。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匆匆通过了免除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决议，教育部下发了第一号训令，并于次日在报上公布。
对于郭秉文的被免职，多数人大惑不解，就连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虽然郭秉文为了学校的生存，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关系较为密切，但郭秉文“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的主张是人所共知的。直到2月上旬《京报》把吴稚晖给邵飘萍的信登了出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是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国民党人的主张，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而此时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已悉数倒台，于是便有人出来赶直系“学”阀下台了。
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国民党员杨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为杨杏佛秉性耿直，对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责，言语尖刻，因此郭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直奉大战之后，打了胜仗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和在前线倒戈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和稳定大局，一方面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暂掌北京政权；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因此，国民党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热，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很有份量。
郭秉文看到这一消息，遂取消返宁计划，给教育部和东大各拍了一封电报，没有说什么抱怨的话，只叮嘱校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希望教育部速让新校长胡敦复到任，以免“学校停顿，学子失学”。
但东南大学这边却已是群情哗然。东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发表全体学生宣言，对免郭表示强烈反对；东大部分教师也以全体教职员名义致电教育部；东大行政委员会则立即致电黄炎培、蒋梦麟诸校董，要他们出面维持。
社会上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对免郭持反对意见。曾任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王朝阳在致电教育界时慷慨陈词：“东大郭校长，无端免职，实骇听闻。从此学界亦将卷入政党倾轧潮流。”“敢告全国，共抒正论，为学界留一线人格，为教育界延一缕生机。”当时已辞去东南大学教职的陶行知更点明：这是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之先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钦点的新校长胡敦复一再表示不就东大之职。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再次举行会议，决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由东大校董会和商大委员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协助两校行政委员会维持校务。
2月中旬，《民国日报》又登出了一封汪精卫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郭与齐（燮元）之关系，齐未败时郭未尝讳言，即就郭平日与铭（汪精卫自称）所言，亦自谓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也。”汪精卫的这封信把本来还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计较”的郭秉文惹恼了，他立即于2月21日发表了驳斥汪精卫的公开信：“文（郭秉文自称）与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后，绝未再面，何来‘即就郭平日与铭所言’？如此说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时，则东大尚未诞生，苏督系李（纯）非齐（燮元），何至有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之谈话?若此函果为足下所写，空中楼阁，窃为足下不取也。”这封信弄得汪精卫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黄之嫌，落了个灰头土脸。紧接着，郭秉文又将了汪精卫一军，既是叫他难以收场，更是为自己讨个清白：“文以为足下平时之人格，决无此言。尚祈将《民国日报》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证是否足下所发，以释群疑。”结果是，再也没有下文。有资料表明，汪精卫之所以如此起劲地拱郭秉文下台，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东南大学的校长，只是后来形势有变，未能如愿。而郭秉文也于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去了。
但郭秉文的怆然离去并未让风波稍事平息。3月9日，本来声称不来就职的胡敦复突然来到东大，径至校长室，令文牍员交出学校印章。正在上课的学生闻讯赶来，愤怒之下，有的同学对胡拳脚相加。1925年3月11日，教育部训令取消东大校董会，19日，东大教授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致电执政府，退回教育部训令。
1925年4月18日，北京政府仍决定由胡敦复简任校长，东大风潮再起。胡则要求江苏省政府派卫队保护，进驻东大，但遭到拒绝。东大学生闻讯则紧闭校门。5月5日，陈逸凡等48名教授声明，坚决拒胡。胡敦复进不了校园，只好打口水战，数次在报端发布公告，表示要接管东大；东大校务委员会则针锋相对，也刊登广告，否认胡为东大校长。
如此这般，易长风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才逐渐平息，尽管郭秉文最终没有回到东大，但胡敦复也未能进入东大。1926年1月7日，东大师生为此举行校耻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陈逸凡教授慷慨陈词：“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东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为自豪者”。

⑨ 吴宏聪的生前轶事

“国礼”赠徒孙以鼓励后进
■为人
吴宏聪生前十分低调，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只是一个教书匠，只是一个老师，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在学生们眼中，吴宏聪被评价为“中文系最大的凝聚力”，因为他空前绝后地当过22年中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他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他的人格思想也影响到学生。学术界的同仁、同事和学生们都称他为“仁厚师长”、“赤诚的朋友”。“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追忆恩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钦俊深情地说。
吴宏聪在中大执教数十年，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著名学者中大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原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广东省宣传部部长林雄都是他的学生。
早些年，聚会时最为传奇的是，吴宏聪能准确叫出每一位学生的姓名，甚至是籍贯和爱好、求学期间的学习情况、恋爱故事。多少届桃李，多少年风霜，同学之间都相互忘却的往事，老师却还记得，这使学生颇为感动。
一次，弟子吴定宇的一位博士生去拜访“师公”。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后生，吴宏聪二话不说，便赠与了一套贵重的《沈从文全集》。这套丛书价值不菲，本是专门赠送给外宾的“国礼”，这让学生受宠若惊。
晚年研究丘逢甲以寄情怀
■治学
吴宏聪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先后受教于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王力等大师，后留在群英辈出的西南联大当助教。
来到中大中文系后，吴宏聪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鲁迅先生在1927年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和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希望能把他的风骨一直留在这里。中大中文堂落成时加建了鲁迅广场，也是他和教授们一起努力争取的。
上世纪70年代，吴宏聪作为广东省鲁迅研究小组的副组长，曾在故纸堆中发现了鲁迅的轶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这对完善鲁迅的文献无疑是最大的贡献。
在老师的带动下，1979年入其门下的嫡传弟子、中大中文系教授邓国伟后来也走上了研究鲁迅的道路，也慢慢理解老师何以在退休后选择研究丘逢甲。“地方先贤的独特价值有待发掘，这也是老师爱国爱乡的体现。”二子吴嘉乐则认为，父亲晚年研究丘逢甲，除了同为客家人，也是寄爱国主义精神于学术研究，盼望祖国统一。
但由于各种原因，吴宏聪编纂的《徐志摩全集》一直不得出版，邓国伟感叹：“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不主张学生急于求成
■育人
在学术造诣上，吴宏聪一直强调要“厚积薄发”。邓国伟说：“他不主张我们急于求成随时发表文章，但火候成熟时，他甘于为学生做推荐人。”吴宏聪还时常让学生校对文稿，希望他们安于寂寞，在日积月累中做好学问。至于学界时有的抄袭现象，他深恶痛绝，一再告诫学生不可为之。
后来由于职务要求，这个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不得不把学术研究的精力分到行政中，教书时间减少，但“益人”从不落下。
德诚于中、礼形于外，吴宏聪的举止十分儒雅，走路时衣襟带风，学生们都非常仰慕他的翩翩君子之仪。上课时，老师讲解流畅从容不迫，施其生评价，“他不是那种随手拈来洒脱不羁的老师，他之前的准备一定十分周密。”
家传就是要多念点书
吴宏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二子吴嘉乐追忆：“他是个教书匠，鼓励我们要学习，要给后一代留下最好的东西是知识。”
上世纪70年代，吴嘉乐从广雅中学毕业后就赶上“上山下乡”。他分配到新会县当知青，一去就是5年。下乡那几年，父亲很鼓励他去念中专、大学，甚至出国。“如果说有什么家传，就是要多念点书。”
兄妹三人后来分别考入中大历史系、外语系和华工化工学院橡胶专业。吴嘉乐和妹妹后来还都远赴国外求学。
“儿不嫌娘丑。”吴老生前多次讲过的这句话，让吴嘉乐印象极深。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很容易自我否定，觉得外面世界很精彩，本国的价值观、传统不如西方。吴老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儿不嫌娘丑。第二句，努力工作，不要一味抱怨。
吴老最后10年
拿着放大镜也坚持读报
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吴宏聪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日下，但他达观从容，还经常拿死亡开玩笑：“我这两年死不了。”期间，学生邓国伟、金钦俊常常来看望，他总是关心地问起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现状，对自己的身体不以为意。
多年来，只要学生来探访，吴宏聪必“回访”。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在家人的搀扶下巍巍地上了高楼。80多岁时，吴宏聪还拎着果篮，爬上6楼看望患了肺癌的学生王晋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差不多听不见了。为了和学生交流，他弄了块小黑板，像教书匠一样用粉笔刷刷地写。
医生为了让他修养，禁止他看电视，但他硬是拿着放大镜，一天要看完6份报纸期刊。《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的国家政事和民生大事固然是必读的，《文学报》和《文艺报》的专业动态也不可丢。即使在身体最衰弱的时候，他也一定要把标题看完。

⑩ 黄伯荣的生前轶事

晚年的黄伯荣先生，一直关注着《现代汉语》教材教学的新动向，他不满足于现有教材的质量，希望打破30多年旧框架的限制，在教材编写方面做出改变。据了解，我国高校推行课程改革以来，学时普遍减少，当时流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几乎没有一本可以在规定课时内讲完，有的又因内容陈旧而不便使用。
2008年5月，已86岁高龄的黄伯荣先生带领中山大学及相关院校的20位教师，在原教材的基础上，耗时三年编写出了《现代汉语》（中大本）。新版本的《现代汉语》很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新版本的篇幅较小，但必要的内容和分量并不因此而削弱，黄先生管这叫“瘦身不瘦脑”。编写人员中除了黄伯荣先生的弟子，还有他的徒孙，可谓师徒三代人共同完成的著作。
退休后，黄伯荣先生长居家乡广东阳江，为了配合教材的编写工作，86岁的他又学习了很多新技术，他用相机拍下自己的手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身在广州的其他编写成员。现编写团队仍保留着上百封与黄伯荣的两地信件。在编写期间，虽然已近90岁高龄，但仍然每天12点睡觉，4点就起床工作。
“他不是挂名主编，是真的参与教材的编写”，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李炜说，他认真到极致，甚至会对教材例句是用“秋天来了”还是“春天来了”都再三斟酌。
黄伯荣临终前，李炜与同事来到阳江看望老师，并带去了新出版的中大本《现代汉语》的课后习题答案，这也是这套教材首个出版周期的收尾工程。黄伯荣看到教材，情绪很是激动，尽管已无法准确发声，仍不断地叫着李炜的名字。
李炜感慨地说：“他是一位兢兢业业，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甘坐冷板凳。主编了几十年，精益求精不断进取，是真正的君子。他的研究以现代汉语开始，以现代汉语结束，从没跑过题。”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傅雨贤回忆起《现代汉语》出版时的一个小故事，在《现代汉语》的编写大会上，黄伯荣先生被选为主编，廖序东先生被选为副主编。黄伯荣先生一直尊重年长自己7岁的廖先生，又是编纂组中唯一一位教授，所以1979年春交稿给出版社时，他悄悄地去掉了廖先生副主编的“副”字，最终教材变为二人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