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保法教授
⑴ 简述刑罚方式在环境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一、环境刑法的学科定位
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全社会关注，这是环境刑事立法发展完善的现实社会条件和背景。不容忽视的是，完备的环境刑事立法还需要坚实的环境刑法理论支撑。自然，环境刑法的学科定位和基础理论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是国内较早研究环境刑法的学者之一。通过对学科划分问题的研究，结合环境问题的整体性，他认为环境刑法学学科虽然具有交叉性，但也有独立性，甚至可以独立于一般意义的刑法学。为推进环境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建议不断完善环境刑法学科理论及体系，重视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建立学科研究效果评价体系，加强学术交流。当前，环境刑法学应特别关注社会各层面对环境的利益诉求，在整体上为环境刑事立法趋势作出判断，并提出立法意见和建议。
研究环境刑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基本立场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教授以环境伦理价值为基础，认为当前环境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不足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应予纠正。他建议在立法伦理选择方面应吸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内涵，着眼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通过立法引导公众树立生态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建议充实罪名，把所有导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增加危险犯，并扩大财产刑的适用。另外还应设置资格刑和采取非刑罚措施。
对于环境刑法学学科的独立性和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尽管环境刑法和环境刑法学很重要，但要成为独立于刑法学的新的法学学科，环境刑法学还做不到。从学科分类逻辑讲，环境刑法学应当是刑法学的一个方面或分支，其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等并不能离开刑法学。关于环境刑法的伦理立场选择，陈兴良教授不认为环境刑法的伦理价值一定要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如果没有了人的存在，环境和生态就无从谈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志刚说，环境刑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厘定环境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建立符合学理和实践需要的罪名体系并推动科学立法。那种把“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也列入环境犯罪范畴的分类方法反映出环境刑法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环境刑法的立法与刑事政策
与会者关于环境资源犯罪的争论和建议，反映出当前我国刑法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尚不成熟，有待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认为，这种状况与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政府理念及公民意识的形成过程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境刑法是刑法大家族中“最晚分娩的产儿”。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沮丧，因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欧美等发达诸国有关环境犯罪的立法成果也不多。
这个判断在美国田纳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尼尔·沙佛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中也有印证。尼尔·沙佛教授介绍，美国多数州将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和环境犯罪的主要任务委托于行政管理机构，然而，行政管理机构对打击环境犯罪并不十分热心，处罚也不严厉，提起刑事指控的案件也不多。他认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跨国公司不断增多的当今世界，针对环境不法行为予以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并将面临更多挑战。在韩国，环境刑事立法未采用统一规制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刑法典也没有专门规定环境犯罪的章节，多数环境刑事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本中的刑事章节部分。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炳宣介绍了韩国环境立法模式和内容。韩国环境立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令和其他法律规范，包括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第二部分是附属性刑法条款。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韩国法院确定了过失构成共同正犯的可能性。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环境资源刑事立法，高铭暄教授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坚持立法内容的严密化和形式的集约化，建立严格责任机制，延长环境犯罪追诉时效，以自由刑为基础，辅之以资格刑，并引入非刑罚处罚方法如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做到了以上这些，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就会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除刑事立法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挑战外，当前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也并不令人满意，实践中，以罚代刑、有罪不罚或重罪轻罚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打击环境犯罪的实际效果。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地方政府以维护经济发展为由干预查处环境犯罪；二是有些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背后往往有失职渎职，办案中容易受到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阻挠；三是出于部门利益考虑，有些行政执法机关不向司法机关移交涉嫌犯罪的案件。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王良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我国缺乏公开、明晰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没有统一完备的刑事政策指引，就很难形成全社会重视环境保护、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共识，以至于立法缺失、执法不力、司法难为。环境犯罪深远的严重性、与经济密切关联性和高度的专业技术性决定了建立、健全以强化保护、严厉打击、从重处罚为主要内容的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孙春雨认为，从法律实施角度讲，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是重要原因，建议在严密法网的同时，更加重视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的制度和机制构建，以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早日实现。
同样重视刑事政策的重要作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单民教授更加注重惩治环境犯罪与发展经济之间关系的平衡。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尽可能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具体到刑事司法，刑种宜多选用。
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环境法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5 法学院)
初试第四门参考书：
1、《环境资源法学》，吕忠梅、高利红、余耀军编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环境法案例辨析》，吕忠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版。
3、《环境资源法论丛》
4、最近三年核心期刊有关论文
复试参考书：
《国际环境法》，王曦编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是比较稀缺的书，建议你找书店帮忙订，一般老板还是愿意的。
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知名校友有哪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知名校友有：
学界：
1）贺 铿：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2）何盛明：著名财政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则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曾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3）王利明：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典草案》起草者，多次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授课
政界：
1）钱运录：原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2）黄嘉华：学者外交家，曾任常驻联合国特派全权大使兼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3）关广富：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商界：
1）王明权：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申银万国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朱小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信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3）田国立：现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2013年4月起)，董事长。
4）陈四清，中国银行副行长。
5）姚中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6）马明哲：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干，兼有文学、史学、哲学、理学、工学等八大学科门类的普通高等学校，由原隶属财政部的中南财经大学和原隶属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的四大财经院校之一，是国家“211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之一。
⑷ 徐涤宇教授妻子
徐涤来宇
编辑
徐涤宇 ，自男，汉族，1970年7月生，湖南新邵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马法系研究中心主任、副院长；兼任中国环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湖北省首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并入选湖南省高校民商法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人才计划。2014年获“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最有名的教授是谁
你问的也太有才了，几百个教授，你要哪方面的啊
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法怎么样
我今年有个同学考上中南的刑法了，他说中南对本校的学生很照顾，外校的很吃亏的。不过，可喜的是，环境法是最近刚热起来的法，报考的人不会很多。他今年环境法上线的人就少于招生人数，很沾光的。
⑺ 国内环境法的知名学者有哪些呢我想考硕士研究生，求推荐一些人物，越多越好~~
中国人民大学的曹明德教授，武大的环境法全国第一，很多知名学者，例如蔡守秋，陈汉光，还有现任武大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的秦天宝，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吕中梅教授，也是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的李爱年教授，中山大学的李挚萍教授
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何盛明，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专财政属学家。刘放桐现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哲学家。 王朝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
黄进，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名法学家。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刑法学家。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丽明，山东大学校长，著名财政学家。
(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保法教授扩展阅读
截至2018年10月，学校共有教职工24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总数1500余人，教授280余人，副教授570余人，博士生导师200余人。先后聘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3名、“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名、湖北省“楚天学者”22人，校聘海内外“文澜学者”讲座教授30名。
学校积极引进海外优秀师资，从全球著名学府聘请了多位教授担任“长江学者”、“楚天学者”和“文澜学者”，其中包括美国波士顿大学苗建军获聘该校首位“楚天学者”，以及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海涛等。
⑼ 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过没过"生态关"谁说了算
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新规来了！过没过“生态关”“卫星”说了算！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从2018年起，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由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开阶段。审计新规落地，标志着一项全新的、经常性的审计制度正式建立。
部门联动打好“生态牌”数据共享算好“生态账”
全面推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山水林田湖草由不同部门主管，审计机关能否及时、准确拿到相关数据尤为重要。就算拿到数据，基层审计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能力作出客观评判也值得关注。
对此，《规定》明确表示，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负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工作部门应当加强部门联动，尽快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共享平台，并向审计机关开放，为审计提供专业支持和制度保障，支持、配合审计机关开展审计。
记者基层采访调研发现，在当前的审计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也遇到一些困惑，当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还未完成实物量向价值量的转换，一些物品缺乏参考价格。比如，林木资源的统计中，榆树、杨树都可以参考市场交易价格定价，但是对于一些稀有树种，因为没有市场交易行为，所以难以定价。
内蒙古审计厅资源环境审计处处长李慧敏认为，下阶段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资源价值量调查方法，相关部门需制定出台一套可操作性强、可动态调整的定价方法，指导各地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利用不同系数进行定价，能够把不同资源加在一起，并可将这些资源进行横向对比。
专家建议，除了加强部门联动，政府还可考虑综合利用来自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相关审计项目，把这项审计做精做实，督促协助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打好“生态牌”、算好“生态账”。
⑽ 黄进的人物简介
国际私法学权威
黄进1958年出生于湖北利川，1975年到农村插队，1977年，考入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开办了法学专业。考入大学的黄进实现了“自己当知青时候的梦想”，年龄在班里倒数第三的黄进学习非常刻苦，并对当时在国内尚处研究空白的国际私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湖北财经学院77级法学系走出了众多中国法学界的知名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王利明当时和黄进同班、同一个寝室，同班同学中还有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的吴汉东。
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后，黄进的学术生涯就始终伴随着“破格”二字。1984年底，硕士刚毕业，他就开始留校担任助教。1987年任讲师，1988年博士毕业后，黄进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国际私法博士。1988年初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91年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法学教授之一，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从1982年算起，到2009年离开武汉大学北上赴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九任校长，这27年的时间里，黄进曾担任过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学院副院长，以及武汉大学教务部部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务。期间黄进还曾有过国外任职的经历。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的仲裁员，黄进教授作为被选中的12名仲裁员之一，参加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仲裁工作。
1996到1998年，黄进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事务办公室法律专家，负责澳门回归前的法律本地化工作。“本地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更名，而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澳门当时施行的葡萄牙法律很多是100多年前颁布的，要对其进行一些修改。”黄进说。此外，黄进还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过一年的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尽管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黄进的工作基础一直都在武汉大学。经过数年的研究、教学工作，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法领域实力最为雄厚的院校，黄进教授担任所长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于1987年被原国家教委确定为重点研究所，并于1988年确立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该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995年，黄进当选为中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当时一同获选的法学家中，包括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等。
在这串“星光闪闪”的名单中，尽管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国际法领域的权威。谈到那份荣誉，黄进教授本人却很淡然，“当时评选的条件有年龄不超过40岁，我们所的几个教师里只有我符合条件，所以我就评上了”。
尊师者成尊师
《法制日报》记者在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校长黄进。黄进拎着一只本科教学评估的工作包走了进来，操着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黄进不愿多谈自己的经历，倒是自己的老师，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的韩德培教授成为他屡屡提及的名字。
黄进自1982年初到武汉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就开始追随韩德培教授，也是他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黄进钦佩韩德培先生的敏锐，他说韩老在主持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同时，于1980年就组建了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紧接着1981年，在大多数国人还没有起码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时候，韩老即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后改为国家环保局）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而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而且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在世界上也是建立最早的环境法研究机构之一。
韩德培先生这份对学科的前瞻性影响了黄进。1999年，就是在电子商务出现的第四个年头，黄进便首创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的起草工作。
示范法的发表，对中国进行电子商务立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当初那些略为青涩的科研团队成员，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国电子商务法的骨干力量。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齐爱民即是其中之一，他和课题组的另一成员何其生博士都因参与课题而得到政府的关注，被选派到维也纳作为政府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贸法会大会，直接参与电子订约公约的缔结工作。
一件小事至今令齐爱民念念不忘，“在课题进展过程中，我曾协助黄进老师收集电子商务法总论的资料，他在发表的署名方面再三要求我和他共同署名。用他的话说，我做了工作。我坚辞，黄进校长勉强应允，还说这样不好”。
10多年后的今天，电子商务法已经成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必修课，是法学院普遍开设的选修课。“回过头来看，黄进老师的学术眼界令人叹服。”齐爱民说。
但最令齐爱民敬佩的是，“黄进老师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师长，胸怀似海”。“在电子商务法的研究方面，我作为一个非国际法专业的学生，却获得了和黄进老师合作的第一个学术机会。我当时很为感慨，对待学生，无论是否自己指导的，无论是什么专业的，他都一视同仁，没有门户之别。”
但黄进却说自己的导师韩德培先生才是真正的“一个有大海一样胸怀的人”。在解决刚恢复的武汉大学法律系教师的职称方面，韩老则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武大法律系教师职称问题解决之快，不仅超过了武大其他科系，而且在全国法律院系也是名列前茅的。
“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就我所知，他并不是对人对事没有自己的评价，他即使对某人有意见，但总是从学科、院系和学校的大局和全局利益出发，大胆推荐，大胆提拔，大胆使用。我想，韩老之所以这么大刀阔斧地干，是因为他在这方面毫无私心，有宽广的胸怀，有大家的气派。”黄进教授说。
正是这样一个被学生尊重的尊师者，黄进教授本人格外重视道德建设，他在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古语，并提出法大师生要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谐发展。或许这也正是中国政法大学，乃至整个大学教育所亟需的一份淡定与温润。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