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周风教授

㈠ 有谁可以告诉我，《追忆似水年华》那个版本的翻译的最好

大多数人推荐的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译林的排版很好,印刷清晰,纸质也不错，李恒基、桂裕芳的翻译很到位。 译林社将推《追忆似水年华》新译本
由徐和瑾重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正文已经翻译完毕，即将由译林出版社明年出版。据悉，徐和瑾此次的翻译无论在法文版本的选择和一些具体词汇的翻译上，都得到了法国普鲁斯特研究中心主任让·米伊的大力支持。
徐和瑾是原复旦大学法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他透露，1987年译林出版社曾组织讨论书名，结果有两种意见，一是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二是意译为《追忆似水年华》，后又进行表决，结果各得九票，译林出版社决定用后一个书名。这次重译，第一卷的卷名新版本译为《在斯万家这边》，以跟第三卷《盖尔芒特那边》的译名相对应；第六卷的卷名，新译为《阿尔贝蒂娜失踪》。

徐和瑾说，翻译文学作品应该把握原著的风格，也应了解作者对风格的理解。在艺术作品的选择方面，他要求原汁原味。翻译普鲁斯特的小说，首先是长句的处理，长句要分割开来，各个部分长短的差别不能过大，但又不能有断裂的感觉，读起来要十分流畅；另外，普鲁斯特在谈到人物时，常常把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混杂在一起。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动植物名，如讲到《昆虫记》时提到的guêpe fouisseuse，名词意为“胡蜂”，形容词意为“善于掘地的”，《新法汉词典》中没有这个词组的释义，在译林的旧译本中译为“土居的黄蜂”（上海译文版译为“善于挖地的胡蜂”，第138页），其中译名在花城出版社新版的《昆虫记》中才查到，原来是“泥蜂”。再比如，维尔迪兰夫妇带奥黛特去德勒看坟墓，译林的老译本译成“上德勒看坟场”（第291页），上海译文的版本改为：“去参观德勒的墓区”（第324页）。其实普鲁斯特在谈贡布雷的教堂时就已指出：“教堂的墓石下面，埋葬着贡布雷历代修道院院长的高贵遗骸”。在司汤达的《卿奇一家》中说得更加清楚：弗朗切斯科·卿奇要建造一座奉献给圣多马的教堂，目的是把他所有子女的坟墓，都埋在这教堂底下。

徐和瑾的翻译得到了普鲁斯特研究者的大力帮助。他认为，翻译的主要问题是对原文的理解，对普鲁斯特小说的翻译尤其如此，因此在翻译开始后就请法国尼斯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女士帮忙，后来，又请到了让·米伊先生答疑。徐和瑾一卷书译完之后，问题竟提了六百个之多。后来，徐和瑾还提出能否用伊利埃-贡布雷地区的一些照片作为插图，最终得到普鲁斯特之友协会会长让·皮埃尔·昂格雷米先生（中法文化年的法方主席）的同意。法方当即在莱奥妮姑妈之屋（即普鲁斯特博物馆）拍了二十来张室内照片，供译林的新译本免费使用，后来又同意使用普鲁斯特博物馆出售的明信片上的照片。

㈡ 中国史学四大家是谁

很多人都很喜欢历史，但是却对历史学理论不感兴趣。殊不知，只有了解历史学理论才能对历史事实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本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近代四大最著名史学家——“前辈史学四大家”：
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3 被毛主席称“国宝”—— 陈垣

陈垣（1880.11.12-1971.6.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㈢ 纸质媒介在哪些领域的应用不会消亡

传统纸质媒体是否会消亡
编者按：在数字化浪潮中，纸质媒体的坏消息不断。日前，英国《卫报》称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美国《新闻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数字版。这再次引发了"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的争议。为此，本报约请两位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是为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与本报联合开设的"争锋"栏目第二十四期。

不断创新的纸媒长生不老
雷启立
●只要人类还有精神承担和思想传承的需要，纸媒的未来就还在
●《新闻周刊》"找死"，没理由让整个纸媒"陪葬"
●传统纸媒应求变图新、坚持责任和理想，才有可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
日前，在得知英国有近60年历史的老牌媒体《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在美国《新闻周刊》宣布从明年一月起停止发行纸质印刷版、转而改为数字版、从而再次引发有关“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讨论之际，鲍里斯·约翰逊的这段话，尤其耐人寻味。

思想不息 纸媒不死
很多人在讨论网络媒体取代纸质媒体的时候，都是从使用者的人数和经济效益的此消彼长来证明的。当今互联网的发展气势、盈利能力和各种统计数据当然会给它的支持者们以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如此只以一种媒体的盈利与否、盈利多少，以是否以及有多少人在使用来衡量一种媒体的存在理据，是不是过于有失偏颇？人们的“工具理性”到了这等地步，也真是当得上是“经济动物”了吧。敢问，媒体曾经理直气壮的理想、责任和担当何在？承载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意识何在？
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数万年前，人类先民结绳记事，但即使在最初的草创时期，文字和书写也不是仅仅以数字来构成的。象形文字的出现不只是代表它所图示的对象，而是包括与图像相关的丰富的思想、情感等意义。各种不同文字的发明，最初都是与记载人类的祭祀、占卜、艺文作品相关。唐初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应用是为印制佛经，15世纪中叶古登堡等人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最初印制的是圣经。《诗经》《楚辞》的传播更不是为盈利。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纸张的发明到印刷技术的进步，以纸质印刷为介质的媒介就一直是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的。大规模机械印刷、纸质媒体的出现与现代思想的产生和传播、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形成，更是相互滋长。这也告诉我们：传统纸质媒体是商品，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个物质化了的思想和精神的载体。今天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活动是已经深刻地为经济、发展、金钱、数字所捆绑，但要说思想、文化的光芒就此被罩住，承载思想和文化的纸质媒体的使命就此终结，恐怕也太短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还有真正的凝视（而不是浏览）、阅读和思考，还有精神承担和思想传承的需要，纸媒的未来就还在。
人类思想不息，人间纸媒不死。

内容为王 求变图新
毋庸讳言，新兴网络媒体逼迫下的传统纸质媒体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但这样的困境不在于外在的挑战，却更由于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的不足。就拿即将改为数字版的《新闻周刊》来说吧，即使没有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新闻周刊》之类的纸质媒体其实自身也处在不断衰落的颓势中。很多年前，《新闻周刊》就因其定位古板、风格陈旧、经营不善而出现了严重危机，两年前不得不以一美元的象征性价格被《华盛顿邮报》转手给哈曼集团。此后，更在不断滑坡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以至于其末任总编辑、媒体制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蒂娜·布朗试图为这本老旧的杂志增加一些迎合市场口味的内容时，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由此看来，《新闻周刊》纸质版的消亡，从来就不能被看做是一件可以与“纸质媒体必然消亡”划等号的事件。“内容为王”，对于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新兴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而言，都是第一位的决定要素。同样是纸质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发行量却一直在增长，目前每期发行量已超过140万本。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人》就曾预测自己的读者很可能因为危机的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多。何以故？因为，困顿的年代，人们更需要的是思想。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早就揭示过这一点。《经济学人》的逆风飞扬，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内容为王”这一规律：由于能够提供清晰的事态分析、鲜明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建议，《经济学人》能够在互联网兴起和全球金融危机双重压力下，逆势增长，成为传统纸质媒体的一个旗杆。
当然，在纸质媒体坏消息不断的今天，纸媒是有问题的，而且有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是资本过于侵袭其中，以至纸媒过于商业化。思想和文化被过剩的纸浆稀释，思想和文化的尊严被金钱和数字所淹没。没有达到学术水准的著作大批出版，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信息到处泛滥。在无止境的商业化过程中，纸媒把自己葬送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维克多·纳瓦斯基分析说，《新闻周刊》陷入困境并非由于它一直固守旧有的新闻传统和创刊宗旨，恰恰是由于它在巅峰时期抛弃了这些传统和宗旨。《新闻周刊》“找死”，没理由让整个纸媒“陪葬”。
纸质媒体与人类精神、思想相生相随的历史特质，以及网络新兴媒体固有的天然缺陷，注定了传统纸质媒体与网络新兴媒体不是一对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网络新兴媒体在体现它的即时性、互动性、方便性等等优势的同时，也深刻地暴露出它“过载”、碎片化、缺乏权威性等等负面特性。所以，《浅薄》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说，“利用网络代替记忆，……我们将面临被掏空大脑的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传统纸质媒体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消亡，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可以皓月当空、稳坐钓鱼台。相反，当此之时，传统纸质媒体尤其应该求变图新、坚持自己之所以为之的历史和承担，以自己的责任和理想为定力，孜孜以求，才有可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纸质大众媒介最终将消亡
邓建国
●在市场经济中，主导大众媒介组织运作的是商业逻辑
●“个人对纸张的感情”与“大众媒体组织的理性商业决策”不同
●纸张“在生活中的存在”与“作为大众媒介的存在”不同
其实，美国《新闻周刊》的决策者们一直面临着选择：坚持纸质版还是全面转向电子版。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新闻周刊》的决定了。这如同警匪片中的彪悍杀手拿枪指着被害者的头时通常会说的：“这仅仅是出于生意，而非个人恩怨。”

大众传媒首先是生意
“生意”，在一个世纪前“黄色新闻”肆虐时就是新闻业的“轴心原则”，后来在“社会责任论”口号中转为隐蔽。今天，在新媒体的无情紧逼下，终于又再度凸显。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纸张若能给媒体带来利益，则用之；不能带来利益，则弃之。
一个世纪前，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将人人视为无利可图的纸质报纸变成了能赢取暴利的大众媒体。他认为，报纸的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发布新闻，而是为了发布广告以获得赢利。新闻是诱饵，广告才是目的。报纸是“在页面上塞满广告之后才拿新闻来填补空隙，而不是相反”。至于报业后来追求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只不过是在“黄色新闻”毁坏了世风引起公愤后，报业对公众舆论作出的一种姿态。
在大众报业的投入产出计算中，纸张成本一直都是关键因素。1441年德国金属匠古登堡发明了铅板印刷。1605年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但是，由于受到高昂的纸张成本和低下的大众阅读水平这两个因素的限制，直到20世纪初，商业化的大众化报纸才出现。纸张如何来之不易，可以从以下史实看出来：直到1776年，北美马萨诸塞州的法院还通过立法要求每个居民区都必须设立专人收集可用来造纸的破布；为了节省纸张，直到1818年，在英格兰印刷面积超过22×32英尺大小的报纸还会受到惩罚，而这差不多正好是现在《纽约时报》的大小；当时的美国人苦苦寻求廉价的造纸材料，先后尝试过大麻、松果、土豆、石棉等等；造纸商还一度从埃及运来整船整船的木乃伊，将裹在其上的亚麻布拆下来做成纸张。1840年代，专门用于大规模生产植物纤维纸浆的机器终于出现了，纸张的价格才开始下降，而高速印刷机也同时面世，这才使得所谓“便士报”（pennypaper）成为可能。大众化报纸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而出现。
报纸的发展史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主导大众媒介组织运作的一直都是商业逻辑，而不是其他。尽管纸质介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许仍会存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大众媒介组织以逐利为运营原则，关注的是投资回报，考虑的是生死存亡。今天，在报纸的生产成本中，纸张占比仍高达60%－70%，而报业当年的高利润已好景不再。如果纸张已经成为其负担而不是获利凭借时，媒体就削减或干脆剔除掉纸质。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似是而非的乐观理由
然而，作为旁观者，不少人却尚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固执地对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介质的未来抱乐观态度。这里，我们对这一态度背后的理由分别加以辨析。
第一，有人同样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史上新媒体从来就没有完全取代过旧媒体，因此，报纸当然也不会被取代。这是一种“从历史推知未来”的归纳法，它忽视了两个因素，即作为可以“吞噬”此前所有媒介类型（书籍、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媒介之王”，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电视没有取代书籍、报纸、杂志和广播，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不能取代这些媒体，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纸张。
第二，有人认为，尽管纸张不一定会继续作为大众媒体介质存在，但由于还会有对纸张的小众需求，所以它仍然会存在。毋庸置疑，对纸质媒体的小众需求（古旧书籍和艺术作品等）仍会长期存在。但是，首先，这样的小众人群所需要的纸质媒介，不是作为大众媒体介质的纸质媒介，满足这类小众需求的纸张已经脱离其新闻媒体属性，与我们当下所讨论的“纸质大众媒体的未来”并不相关。其次，即使这些小众需求数量足够大，同样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由于这些领域的成长性有限，媒体组织也会谨慎投资于这样的领域。
第三，有人认为，“人是怀旧的动物”，总会有人因怀旧而坚持使用纸质媒体，所以，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仍会存在。这是一种感情干扰理性的判断。所谓“感情”从来就没有在媒体的商业决策中占有过任何位置，阅听者也不会纯粹因为某种感情而持续选择使用某种媒介。而且，我们对纸张的恋旧也许是因为我们恰好是跨越纸媒和电子媒体的一代人。试问，90后对“前互联网时代”基本没有记忆，他们会对之有所留恋吗？当我们这些跨界一代全都老去，我们的后代们会对纸张时代有所怀念吗？答案显然是“不会”。
第四，有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刚会识字的人群，“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订阅甚至阅读过报纸。假如仅仅做到让中国每个家庭至少订阅过一年报纸，对报业就意味着翻几番的发行潜力”。其言下之意是，纸质报纸还可以高枕无忧几十年。该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体现了一种媒介使用习惯的线性发展观，即认为人们总是先使用纸质报纸，然后使用电视、互联网等。然而，在当前多样的媒介选择前，新识字群体完全有可能跨越报纸而径直使用门槛更低、口语特征明显的电子媒体。只要看看当今流动人口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多还是纸质媒体的多，结果就很清楚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区分“纸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介质的存在”，并且区分“个体层面上人对纸张的感情”和“大众媒体组织的理性商业决策”的话，我们就不难得出“纸质大众媒介最终将消亡”的结论。
对纸质媒介的忧虑是与新媒体的发展共生的。在以数字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所谓新媒体广泛出现后，不少人认为纸质媒介前景不妙。有人预测：50年后纸质文献将在主要国家退出历史舞台。100年后，人们将只能在博物馆中见到纸质文献了。[1](69)还有人断言：由互联网和手机结合而成的网络文化确实具有一“网”打尽的超强能力。尽管网络文化“通吃”所有文化形态的情况目前尚未启幕，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150)这些观点，与西方一些专家关于媒介发展的推想不谋而合。纸质媒介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吗？在网络传播来势凶猛的当下和不断发展的未来，纸质媒介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文化建设。
一

自从东晋时期纸基本上取代了简牍到上个世纪后期新媒体的出现，纸质媒介一直是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纸质媒介早已超越了媒介最基本的传播功能，而是以其载体的特殊性建构着人的精神情操、审美情趣，影响着人的生存和生命，与人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读书人最喜欢自己的书斋，无论怎样布置，书是少不了的。那一架架一柜柜的书，就是书斋主人的贴身伴侣，精神性命。“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3](136)这里说的似乎有些古人的味道，其实现代人也是如此。现在，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好多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就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商贾们，也要辟出一个空间，里边摆上装帧精美价格昂贵的书。为了阅读也好，附庸风雅也罢。
书本固然可以传递知识，摆脱了现实功利目的的读书却不单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出于习惯，看重读书这一行为本身蕴含的乐趣。花前树下，湖边草地，都是读书的好场所。“或在一个雪夜，一个人坐在炉边，炉子上的锅子丝丝地响着。身旁放着一袋好烟草，一个人拿了十来本哲学、经济学、诗集、传记，把它们堆放在榻上，于是闲适地拿几本来翻翻，于是平静地拿了当时引起他的兴趣的一本来看。”[4](107)这是林语堂笔下的读书之乐；余光中则兴致盎然地谈到了他对书的艺术形式的喜好：“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5](133)
这类读书、赏书的精神、喜好，已经不仅仅是人的外在生活了，而是形成了习惯、品性，内化为人的生命。即不光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艺术的生存。而一旦某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习惯、癖好，与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审美情趣融为一体时，要改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新媒体固然发展很快，也有纸媒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但要想让读书人舍弃他视为性命的书，而从网络、从电子出版物中获取他在纸质媒体中得到的快乐，几乎是不可能的，起码是难上加难。我们无法想象书斋里只有一台电脑、一摞光盘；更无法想象一个读书人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操作着一台现代化的阅读器。不是这种情形不可能出现，而是人难以改变他的审美兴趣、阅读习惯。
中国文化传统从来都讲求艺术人生，西方人也主张要诗意地栖居。逛一逛书店，购一本喜欢的书，盖一方闲章，睡前伴着灯光读上一会儿，睡后放在枕边榻旁，这是多么美妙安详的境界。很难想象世上没有纸质书刊，人的生活将会怎样。
不少人都认为现在读书的几乎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几十年之后，这些人不在了，纸质媒介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这种判断有些简单。不要说传统、习惯这类东西不会随着人的消亡而消亡，就拿现在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不读纸质书吗？尽管他们从小学甚至学前起就接触新媒体，也还是纸质书刊的使用者，而且也受着喜欢纸媒的祖辈、父辈的影响。他们生活的是一个新老媒体共存的时代。有资料证明，法国有三分之二的图书读者年龄在35岁以下。这说明尽管进入了网络时代，法国青少年仍然喜欢纸质媒体。[6]中国青少年的阅读空间虽然被新媒体占据了一大部分，但若说他们已经与纸质媒介绝缘也是不合乎实际的。
二
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灵活动态、简捷直观、信息丰富、传播迅速、不受时空限制、传受双向互动，等等。因此，纸质媒介的维护者便往往也抬出纸媒与之相应的特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其实这种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它并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好比是骆驼和羊的童话，到头来，还是高有高的好处，矮有矮的好处。所以，我们暂时先放开新老媒体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先看看新媒体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新媒体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又一次成功，是人的力量的体现，所以人们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不仅认为它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而且认为它体现了人对偶然性的克服，能增强人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甚至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实现了自由和平等。这类观点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剑，这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米兰·昆德拉在《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提到了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次著名讲演中所忧虑的欧洲人类危机。胡塞尔认为危机的根不是发源于当时，而是在现代的初期就已经看到了。“它们在伽利略、笛卡儿那里，在欧洲科学的片面性那里。这些科学把世界缩小为一个简单的技术与算数勘探的对象，而把具体的生活的世界即他所说的die lebenswelt（生活的世界）排除在他们的视线之外。”[7](251)米兰·昆德拉除了转述胡塞尔的观点，自己也认为是“科学的高潮把人类推进到各专业学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见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藩篱。”[7](251-252)
胡塞尔和昆德拉的话也许包含着更广阔的时空，但是由此观察新媒体与人的关系却正合适。生活的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动态存在，它仿佛是一个充满了噪音的空间，一个聚集着万千尘埃的场。想将其条分缕析地整理清楚，一个一个地弄明白，从而为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生活的世界。人的幸福或者说使命就是投身其中，去思考和探索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的和空间的，短暂的和永恒的，从而使世界和我们自身更加丰富。这之中，体验和询问当是生存于世的最佳途径。而新媒体却将生活复制缩小到了一张屏幕上。
新媒体有着自己的传播特征：网络语言颠覆了传统纸媒的诗性叙述方式，而采用一种新型的技术性的表述话语；网络页面常常充斥着简捷直观的图像信息；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被拆解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局部信息传递为全息式取代；传受互动模式使批评失去了沉淀的时间，成了即时性话语。这种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的传播—生活方式被昆德拉称为“缩减”，实施着“缩减”功能的正是与新媒体有着本质的相同的传播媒介：“这些东西是统一地球历史的代言人，它们把缩减的过程进行扩展和疏导；它们在全世界分配着简单化和老一套的能被最大多数，被所有人，被整个人类所接受的那些玩意儿。”[7](262)于是，在新媒体的裹挟中，人变得懒惰、顺从、平庸、不思考，对自己和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人的灵性被传媒的魔掌遮蔽了。
那么纸质媒介又如何呢？
与新媒体的全息性、传播迅速、储存量大、传受互动、科技含量高等特点相比较，纸质媒介确实缺乏一些现代化的优势。然而，正是这种优势的缺乏，使它具备了新媒体所不具备的长处。新媒体的目的在于招徕观众，某种程度上，说它哗众取宠也不过分。即使是原创性的网络写作，键盘一敲，也难以不想到网络的另一端——即时性的互动模式决定了写作的功利性和浅表性。而真正的纸质写作却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个人化行为，来自灵魂深处，所要揭示的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历史、现实、思想——一种颇具本质意义的深层的东西，以及对诗性生存的守护，并使自己和他人在揭示和守护中体验到生存的痛苦和快乐。他置身的不是一方狭小的屏幕之前，而是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时空；所追求的不是即时性的喧嚣，而是恒久、孤独、厚重，并把这些提供给它的受众。一些纸质写作者直到目前仍然本能地拒斥网络媒体，甚至刻意使自己的写作避开俗世的纷扰，寻一方宁静偏僻之地，都是为了守住灵魂，守住距离，守住诗性，守住生命。
人还需不需要孤独、寂寞、痛苦、愤怒？在当下普遍的平面化思维和浅层次生活中，这个问题很可能被视为偏激、另类，其实答案是肯定的。美籍犹太教哲学家和神学家赫舍尔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应当隐退、幽居，以便倾听。独处是对社会歇斯底里症的侵扰和惊吓进行必要的反抗，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8](41)和当下大部分人甘愿活得平庸、平静、随波逐流一样，另外一些人则不肯放弃对与之相对的一些东西的坚守，比如孤独、痛苦、思考、冒险之类。因为它们同样是生命的需要，同样符合人性。这些，都不是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新媒体的不足，为纸质媒介的未来生存提供了条件。
也许有人会说，近年读书的人不是越来越少了吗？是的，据有关资料反映，近年阅读纸质媒介的人数确实在逐年下降，甚至演化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客观一点儿说，这不是纸质媒介之为“纸”的原因，更不能说从纸媒中退出或者不读纸媒的读者都到网络一边去了。这里有纸媒自身的质量问题。多少年来，我们的创作风气、学术风气和出版风气都不能说很正。写作者追逐时尚，哗众取宠，编写出来的书刊不是浅薄庸俗、空洞无物，就是艰涩难懂、不知所云。某种程度上已经深受流行媒介的影响，甚至沦为流行媒体；出版部门也充满了铜臭。纸媒读者的下降，正说明了读者对流行媒体信息的不满、抗拒。

我们不否认新媒体的优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纸质媒介的冲击力，而且是巨大、持久的冲击。但因此就断言传统纸媒终将为新媒体所取代，还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纸质媒介与人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任务不在于使媒体之间相互取代，而在于使媒体服从人的生存之需要。毕竟，媒体只是承载传递信息的工具
参考资料：中华网

㈣ 风啊，你这弹琴的老手简介

赵丽宏

赵丽宏 青年散文家，1951年生，上海市崇明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故乡插队，当过木匠、乡邮员、教师、县机关工作人员。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大学毕业后当过《萌芽》杂志编辑，后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上海作协副主席。出版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三十多部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作品曾数十次获奖，《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赵丽宏：书是永远的朋友

按常理说，专业作家是以写作为生的。然而，先后著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专著四十余部，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大奖的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散文家赵丽宏，却一直觉得对自己而言，“写作还是业余的”。他说：“要说我有什么专业，只有读书”。在新近出版的《赵丽宏读书随笔》一书的自序中，赵丽宏又一次表白“最大的实惠和快乐就是读书。”

出生于上海的赵丽宏，从小就是个“书虫”，读书从来不管时间场合，“只要拿起一本有意思的书，就能沉醉其中，忘了一切。”赵丽宏往往是走路读，吃饭读，睡觉读，上厕所也读。从连环画、童话、神话，到《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再到《唐诗三百首》、《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和《红楼梦》，赵丽宏总觉得“这些书要比课本上学的历史有趣得多”，常常读得入迷了，大人的一声叫喊才把他从痴梦中惊醒。

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赵丽宏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无论什么书，他拿到就读，平时除了读鲁迅，读茅盾，读巴金，读冰心，他还把上高中的姐姐从图书馆里借回家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都读了一遍，如《安娜·卡列尼娜》、《唐·吉诃德》和《复活》、《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以及《基督山恩仇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特别是赵丽宏在上海旧书店里淘得的一套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新诗丛，更令他兴奋不已。这一套新诗丛都是普希金的诗歌，译者是查良铮，出版于一九五五年。它们成了赵丽宏中学时代最喜爱的书。可以说，赵丽宏后来写诗，和当初读这几本诗集有很大的关系。这几本书，赵丽宏很珍惜，为减少磨损，他就用透明的纸很仔细地将封面包起来，但它们还是被赵丽宏翻得很旧。赵丽宏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我读得多而杂，读得囫囵吞枣，读得没有章法，然而就是靠着这样的阅读，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使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中学毕业后，赵丽宏离开上海市区去崇明岛“插队落户”，简单的行囊里寥寥几本印刷品中，有一本《野草》。现实中，很多小说往往读第一遍时觉得新鲜，看第二遍便觉无味。《野草》这样的书却可以让赵丽宏“一遍一遍地读下去”，因为读这样的书“可以让你反复回味，时时能品出新的韵味来。”当时，赵丽宏就想，“倘若鲁迅先生没有那厚厚的十几本著作，只有一本薄薄的《野草》，他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漫长岁月中，赵丽宏“曾感到过孤苦无援，前途渺茫。”可就是那些和赵丽宏朝夕相处的书，使他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在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下，是书伴他“度过了许多温馨而愉快的时光”，使他“逐渐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也是书“帮助他选定了人生目标”。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赵丽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可供赵丽宏选择的“好书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多得叫人眼花缭乱”。一九八一年赵丽宏毕业后到《萌芽》工作。那时，赵丽宏住在浦东，每天坐公共汽车经过黄浦江隧道，要花很长的时间到市区上班。由于“在车上的时间是特别难熬”，赵丽宏每天手握一本好书，便把难熬的时光化为愉快的瞬间。在公共汽车上，赵丽宏总能聚精会神地读书，任何噪声都不能干扰他的情绪，即使有人挤他，有人推他，他都木然无知，因为他正“躲进书里作一次愉快的旅行”。

八十年代初，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赵丽宏以《诗魂》为题写了一篇散文，讲述他和《普希金抒情诗选集》的故事，表达他对诗人的怀念和对那个灰暗时代的复杂感情。前苏联的汉学家、莫斯科出版社总编辑别仁将这篇散文翻译成俄文介绍给俄罗斯的读者。他的散文集《诗魂》出版后，荣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组诗《中国，我亲爱的祖国》被谱成交响曲合唱，也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九八七年，赵丽宏应聘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时代发展到今天，千变万化，然而，赵丽宏对书的痴迷却始终没有改变。已有了七八个书橱，拥有好几千册书的赵丽宏说，“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会思想，我决不会离开书籍，决不会舍弃这些可爱可敬的朋友。”我想，这些话，应该是赵丽宏的肺腑之言。

㈤ 再麻烦您个问题

张经（1492-1555），字廷彝，号米洲，侯官（今福州市）人。弘治五年（1492年）生于洪塘蔡厝坊。
嘉靖四年（1525年）张经进京任吏科给事中等职，他刚正不阿，弹劾不避权贵。宁夏总兵官钟放胆敢到京城行贿，被人告发，兵部尚书金献民牵连在内，张经联合同僚高世魁向皇帝报告，金献民只得告病辞职。
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张经建议撤消横行无忌的厂卫校官，被皇帝采纳，罢了厂卫校官。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经升为兵部左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广西断藤峡侯公丁占据弩滩聚众叛乱，张经与御史邹尧臣等定计，采取军事行动，让副使翁万达诱擒侯公丁。参议田汝成建议乘势进讨，命副总兵张经（同名，另一人）率将士三万五千人为左军，副使翁万达配合，都指挥高乾带领一万六千人为右军，副使梁廷振配合，指挥王良辅、马文杰等分别率兵抵达叛乱据点，多面夹攻，侯公丁手下向林峒以东逃走。王良辅等迎面拦击，斩首1300余级。张经以他的军事才能，平定了广西动乱的局面，朝廷升张经为左侍郎，加一级。
安南莫登庸篡位，朝廷各大臣都说要出兵讨伐。张经分析后上奏：“进兵安南有六条路，一年军饷要用160万两，造船造车，买马制兵器及军费又要70多万两。何况横渡大海，彼逸我劳，得不偿失，应周密考虑。”他与毛伯温定计，采用怀抚政策，解决了问题。朝廷十分赏识张经的才干，再次升为右都御史，又平定思恩九土司叛乱，升兵部尚书兼都御使，镇守南疆。副使张瑶征讨马平叛乱屡次打败仗，皇帝加罪张瑶宽恕张经。但给事中周怡弹劾张经，张经请求辞职，皇帝不同意。因丁忧回福州守孝。
福州于山报恩定光多宝塔，建于唐天佑元年（904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被雷火焚毁，张经守孝期间，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与状元龚用卿倡仪募资重建砖塔，外涂白灰，俗称白塔。他还热心教育事业，撰写《四门学碑记》，今碑存于山碑廊。三年孝期满，张经被任命南京户部尚书，改任兵部尚书。张经做官后在福州文儒坊建了房子，并重修文儒坊，署尚书里，其故居仍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面对猖獗的倭寇，设总督大臣治理。任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军队，直接调拨。朝廷征集“狼土兵”剿寇，张经总督两广时深受“狼土兵”爱戴。但张经较傲慢，何卿、沈希仪等大将地位很高，老而气骄，新来的将领既怕死又狡猾，连战不利，使张经威望大降。朝廷大怒，逮捕了应天巡抚屠大山罢职为民，谴责张经久战无功，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接替屠大山专办抗倭军务。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倭寇侵犯浙江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杭州西部。嘉靖皇帝要求张经限定日期剿寇。派奸相严嵩的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监督，他咄咄逼人，指挥张经。张经以大臣自重，“以兵事秘，不吐露与文华”。赵文华认为张经看不起他。上奏控告张经“经闽人也，虑贼入其乡，故养寇糜财。”皇帝偏听偏信，降旨逮捕张经。
在赵文华写奏章时，广西东兰诸州“狼土兵”和田州瓦兵赶到，于是有了石塘湾大捷。五月初一，倭寇几千人水陆并进侵犯嘉兴。张经率领浙江军队捣毁松江的贼巢，永保的“狼土兵”亦攻破川沙洼的据点，倭寇大败，出海逃走。张经得知倭寇进攻嘉兴，派参将卢镗监督保靖“狼土兵”、总兵俞大猷监督田州瓦兵，由嘉兴泖湖赶往平望、参将杨克宽带领战船由中路拦击，各路合战于嘉兴北面王江泾，斩寇首1980余级，烧死的和溺死的不计其数，史载“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
捷报传到京师，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上书说：“王江泾大捷，倭寇锐气大损，这时不宜换主帅，请皇上收回逮捕张经的命令。”嘉靖皇帝大怒：“张经欺诳不忠，听说赵文华弹劾才去打仗。李用敬等是张经的奸党，打五十大板，罢职为民。”张经进京，详细介绍进兵始末，说任总督半年来，前后俘获和斩首倭寇有5000人，请予赦免。皇帝不接受。恰巧，刑部郎中何鳌上书，要求杀张经。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张经与巡抚李天宠被斩首于北京。
隆庆初年，张经孙儿张懋爵上京诉冤，张经平反，官复原职，赐葬并谥号襄愍，子孙封荫。张经葬于福州洪山桥附近黄店山，为大型明代石构龟甲墓，墓前立有文武石人、望柱、马、狮、虎、羊等石兽，原有“东南战功第一”石坊，已毁。后人为杰出的抗倭将领张经鸣不平，在其墓壁题“堪恨阶前无铁相，张坟何异岳家坟”。认为其冤案与岳飞相似。张经墓于1961年被定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几次重修。张经善于诗文，有《半洲诗集》传世，传藏于各大图书馆。明人缅怀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在洪塘建造张经祠，保存至今。

㈥ 从幼儿园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如何理解其公正性

一、使所有幼儿均能适应的原则 这是幼儿教育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幼儿能否适应学前阶段的教育，直接关系到以后学校教育的成败。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注意研究每个幼儿的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地位、父母的职业和文化素养等因素对幼儿的影响，然后根据幼儿不同的经历、素质、独创性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样自然会提高每个幼儿对 教育的适应性。
二、促进思维的原则 幼儿教育一方面要适应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帮助幼儿掌握越来越复杂的思维 方法。要多让幼儿接触实际，观察事物，并加以集中、分类、比较。鼓励幼儿经常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奠定思考方法基础的手段。
三、依靠自身发展的原则 真正的教育并不是强加于人的。幼儿教育只能在幼儿毫无对抗情绪的情况下进行，促使他们自愿地得到发展。汇集各种知识、印象，在自己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这一活动过程是在成人指导下，靠幼儿自身的努力完成的，任何人都无法取代。因而，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各种能给幼儿带来新感受的
环境，以帮助他们从各种感受中获取新知识。为此，许多国家址分重视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幼儿广泛持久的兴趣。这是幼儿自我教育的动力。
四、重视能力培养的原则 学前阶段，应该让幼儿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周围五彩缤纷的世界，逐渐丰富感性知识。知识只有成为智力活动的推动力才具有价值。因而，教师不应该反精力放在毫无意义的知识罗列上，而应该明白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发展幼儿的注意力、感觉能力、知觉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推理能力、语言能力
和审美能力等。
五、面向未来的原则 今天的幼儿教育不可能给予幼儿解决未来社会问题的答案。但是，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幼儿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生活。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教师应该引导幼儿思考，发现并鼓励他们的新想法，在创造性方法的运用中提高幼儿的创造能力。
六、追求人格平衡发展的原则 追求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培养良好的个性，是当前世界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学前期是幼儿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所以许多国家提出“学前教育应为幼儿未来的人格形成打下基础，只有基础牢固，人格才能得到均衡发展。”幼儿的个性是在社会团体中，依靠集体的力量得到发展的。心理学家瓦伦说：“幼儿的‘自我’只有处在与他人的‘自我’相互作用的状态下，才能得到发展。”因此，教师在给予幼儿个人活动机会的同时，应给予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并教给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方法。

㈦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术研究

2013 年，该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项， 位居上海高校第一、全国高校第九；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35项， 居上海高校第一、全国高校第七；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6项，居上海高校第一、全国高校第七；获批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年度课题17项，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根据“自然亚洲”（natureasia） 网站2013年6月发布的亚太地区“自然出版指数（Nature PublishingIndex：NPI）”中国排名， 华东师范大学学者过去12 个月在《自然》（Nature） 及其系列期刊上共发表论文5篇， 总贡献点数（Corrected Counts：CC） 为2.14， 在内地高校中列第十二，在全国科研机构中列第十五。
根据2014年6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该校何积丰院士获2013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13年科技到校经费院系名称纵向经费（万元）横向经费（万元）经费总数（万元）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81036814491生命科学学院39530933488信息科学技术学院76227093471软件学院54127123253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2231943216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73821182856化学系39917582157物理学系19214761668数学系2912181247科学与技术跨学科高等研究院345610955网络教育学院163400563金融与统计学院27526553国际航运物流研究院90403493教育部 （ 上海市 ） 脑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28256284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32156188社会发展学院07777体育与健康学院07373教育科学学院0100100商学院04343公共管理学院01212人文社会科学学院066其他单位1410141总计47142462129335备注: 1、以上经费中含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经费、校内创新基金2、“其它”一栏中包含2013 年未列入以上单位统计的理科项目经费 （表格内容资料来源：2014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官网） 馆藏资源 截止2013年底，图书馆拥有印刷型文献总量435.48万余册，其中图书 355.78万余册，期刊合订本近 36.96万册，古籍文献 32.74万余册，学位论文 2.48万余册，非书资料 7.49万余册；各类电子文献数据库124个（含 334个子库），其中电子期刊 4.7万余种，电子图书近136万种，学位论文256.9万余篇。馆藏文献的学科范围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等学科领域，尤以教育学、地理学、文史哲等学校重点学科领域的文献见长。 学术期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学术性杂志，分为哲学社会科学版、教育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三种期刊。三刊均已连续多次被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研究评价中心（CSSCI）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CSCD）等单位确定为各类“核心期刊”或“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55年，“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刊，后于1978年复刊。该刊以致力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专业领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形成了“严谨、严肃、严格”的办刊风格。2001年， 该刊被确定为“中国期刊方阵”中的“双效期刊”；2004年，该刊“世界史研究”栏目入选教育部“学报名栏”；2006年， 该刊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2012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入选期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于1955年，复刊于1978年。 该刊主要刊登华东师大师生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同时适量刊登历届校友和海内外科研人员的优秀论文，以及反映有关科研课题最新研究进展的学术简报；其内容涵盖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技术、计算机科学、教育信息技术、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等领域。该刊多次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等称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创刊于1983年，是中国高校中第一本教育科学专业类学报。 该刊开设了教育理论、教育改革、教育史、心理学等栏目以及如“海外来稿”、“专题讨论”等特色专栏。该刊已连续多次被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新闻出版局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的称号，曾多次获得“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上海市最佳学报”的称号。

㈧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动漫专业有哪些老师名单

历史上教师名单一般是不对外的宣传的，不过下面的简介或许对你有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详细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成立于2004年9月，其前身是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艺术设计方向。该专业经过20年建设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学科基础，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艺术研究群体。
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艺术设计人才需求情况，华东师范大学于1995年设立了装饰设计方向，2000年设立了视觉传达设计方向。经过多年努力，艺术设计课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并以多工艺门类、多材料的设计运用和中西艺术融汇的教学特点见长。目前艺术设计的主干课程包括：设计史、设计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网络广告设计、企业视觉形象设计、展示设计、广告设计等。
2004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在上述学科建设积累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设计学院将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优秀课程和教材，改革教学内容，汇聚学术精英，加速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同时，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契机，创办一所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新型艺术设计学院。并努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使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水准的一流设计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2005年先行开设4个专业，它们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多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专业和动漫形象设计专业。招收本科生100名。2005年的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也在进行中。2006年起学院计划增设室内设计、景观设计、时尚设计、设计管理和动漫游戏设计等专业。
目前，设计学院共有四个年级的全日制本科在校生近100名。许多学生在校学习时获得了国家和上海市的广告设计、网页设计比赛大奖。去年，该专业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能力得到了各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和肯定。
设计学院荟萃了一批年轻而具有天赋的教师，许多教师都有着曾在欧美深造的经历，有着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开放的学术态度。他们中的一些教师所编撰的设计专业教材，上了全国同类49种教材发行排行榜的首位，有的教师担任了国内五星级酒店空间艺术设计的总设计师和设计总监。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实力的团队。
2004年，国家文化部将“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这一重要机构设在华东师范大学，这对设计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设计学院积极广泛地开展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单位合作。目前，正与美国Pratt等学院洽谈合作意向，并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艺术设计专业(非师范)
多媒体设计方向
多媒体是由多种媒介(multi-media)、多种编码(Multi-code)、多种模式(multi-modal)形成的综合表达方式。多媒体设计方向的专业设置基本涵盖了多种媒介(multi-media)、多种编码(Multi-code)、多种模式(multi-modal)三个方面。本专业开设的课程内容主要侧重于交互媒体和网络媒体、计算机图形、计算机动画等方面,以培养21世纪多媒体创意、制作和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科交叉研究能力、媒体理论和媒体实践能力，以满足社会各行各业的广泛需求，能胜任各类院校、企事业单位、IT企业等设计开发研究工作。
本专业课程包括三个部分：专业基础课程、数字媒体与出版、数字动画设计。
专业基础课程是为专业培养方向提供的必修课程；数字媒体与出版以平面图形、电子出版系统、交互设计为培养方向，学生需要掌握图形设计、出版设计流程、交互程序设计、网络媒体设计、电子出版物设计等技术。数字动画设计主要以三维模型、动画为培养方向，学生需要掌握动作和风格，时间语言，2D和3D动画技术。 课程目标和任务遵循传统的艺术设计概念和数字技术相结合,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研究相结合,理论和实验室实践相结合,多媒体表达形式和交互语言相结合的原则。
主要课程包括：现当代艺术设计史、当代科技前沿、人体解剖、视知觉和应用心理学、电脑游戏基础、运动分析、文案脚本和策划、大众传播和当代媒体、动画衍生产品开发等。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本专业培养以视觉图像信息传播为主，以设计创新为核心的复合型优秀设计人才为目标,引进国内外知名专家和课程，注重多元化设计理念教育，使学生掌握现代设计的研究方法，具备了解中外设计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向，具有较强的设计和实际开发、交流的能力,能胜任在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机构从事艺术设计教学、研究、设计、策划等方面的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目前拥有3个课程板块，分别是品牌形象设计、包装设计和插图。
主要课程包括：视觉语言、插图、字体设计、编排设计、标志设计、书籍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品牌形象设计、网页设计、展示设计等。
动漫形象设计方向
本专业培养以动漫游戏形象设计为主，熟练掌握动漫原画创作、原创角色设计，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行后期处理制作，设计理念先进，具备研究、开发、交流推广能力的复合型动漫设计人才。
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在高校从事动漫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报考动漫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进入动画公司、电视台、网络公司、出版社、广告公司、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社等单位，从事动漫管理、影视动画片策划与制作、影视特效剪辑合成、影视广告创作、电视栏目包装、游戏动画创作、网络传媒设计、多媒体课件设计、卡通形象设计与编辑等工作。
主要课程包括：动漫原理、中外动漫史、原画创作、动漫创编基础、动画视听语言、剧作与脚本、运动规律、角色设计、场景与道具设计、故事板与镜头语言、二维动画设计、三维动画设计、动漫赏析、音乐鉴赏与合成、DV技术、数字影像后期合成、动漫周边产品设计、软件技术(Photoshop、Painter、Flash、3Dmax、Maya、After Effect、Shake等)。
工业设计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有宽阔的专业视野和知识面，了解本专业的前沿成果和发展方向，注重创造性思维，有前瞻性，对产品的功能、人性关怀、视觉审美有着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工业设计人才。
该专业目前设有家电、家居、玩具、礼品等专业课程板块。毕业生能胜任高校、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机构从事产品设计、教学、研究、开发、流通等领域的工作。
主要课程包括：工业设计史、机械动力基础、科技前沿、材料与加工方法、形态训练、模糊设计、系列化设计、仿生设计、无障碍设计、更新设计、概念设计等。

㈨ 中国有哪些教育学家

1、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2、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3、陈鹤琴

陈鹤琴（1892年3月5日－1982年12月30日），浙江省上虞县人，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教授，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早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留学美国五年，191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五四运动期间回国后，最初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教授和教务主任。

4、叶澜

叶澜，中国著名教育家，女，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并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5、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 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