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留德副教授

Ⅰ 留德十年的内容简介

《留德十年》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体会。有时候同他们谈一点过去的情况，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因此，他们的意见是，我应当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不要过于自私自利，只留在自己脑海中，供自己品味玩赏。这应该说是我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容推卸。我考虑他们的意见，觉得是正确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离10月10日，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当过大清皇帝的臣民，大概也算是一个遗少吧。我在极小的时候，就听到朝廷这个词儿，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个非人非神非龙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龙是蛇的东西。最后一个朝廷一退位，立刻来了袁世凯，紧跟着是军阀混战。赤县神州，群魔乱舞。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对此毫无所知。对于五四运动，所知也不多，只对文言改白话觉得新鲜而已。在小学和初中时期，跟着大孩子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和英货，情绪如疯如狂。高中时期，国民党统治开始，是另一种群魔乱舞，是国民党内部的群魔。大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留学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于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我漂泊异乡，无从听到杜鹃鸣声，我听到的是天空中轰炸机的鸣声，伴随着肚中的饥肠辘辘声。有时候听到广播中希特勒疯狗似的狂吠声。如此度过了八年。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抵亿金的家书一封也没能收到。大战终于结束。我在瑞士待了将近半年，费了千辛万苦，经法国、越南回到祖国。在狂欢之余，灾星未退，又在通货疯狂膨胀中度过了三年，终于迎来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欢之余，知道道路并不是总有玫瑰花铺地，有时难免也有狂风恶浪。就这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如此丰富复杂的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经历也是十分可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中都可以吸取，对人对己都会有点好处的。我自己如果秘而不宣，确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我决心听从别人的建议，改变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字，因为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让自己的幻想纵横驰骋。我写自传，只写事实。这是否也能写成文学作品，我在这里存而不论。古今中外颇有大文学家把自传写成文学创作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DichtungundWahrheit（《诗与真》）可以为证。我个人认为，大文学家可以，我则不可。我这里只有Wahrheit，而无Dichtung。但是，如此复杂的工作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太多的余闲，我只能分段解决。我把我七十多年的生命分成八个阶段:一、故乡时期二、在济南上中学时期三、清华大学、中学教员时期四、留德十年五、解放前夕六、五六十年代七、牛棚杂忆八、1978年以后在1988年，我断断续续写成了四和七两部草稿。现在先把四留德十年整理出来，让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世界吧！扯雪芹作一绝：毫无荒唐言半把辛酸泪作者并不痴人解其中味以上算是楔子。
留学热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所谓驾，就是赶走。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点的。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安静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抬眼望尽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学生大部分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生是极有吸引力的。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然而我情绪低沉，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离开这里，至高无上的梦就是出国镀金。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在动摇。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是浑身发抖。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则像人间凡夫，更隔蓬山千万重了。我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年。
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资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轻一点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决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临离家时，我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到大门口。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我眼里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扭头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我先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只有北平有可能，济南是不行的。到北平以后，我先到沙滩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那两只大皮箱。立即赶赴清华园，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了一个床位，同屋的是一位比我高几级的清华老毕业生，他是什么地方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夜半联床，娓娓对谈。他再三劝我，到德国后学保险。将来回国，饭碗决不成问题，也许还是一只金饭碗。这当然很有诱惑力。但却同我的愿望完全相违。我虽向无大志，可是对作官、经商，却决无兴趣，对发财也无追求。对这位老学长的盛意，我只有心领了。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阴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宓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离开这里不远就是那一间临湖大厅，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后面。这个厅很大，里面摆满了红木家具，气象高雅华贵。平常很少有人来，因此幽静得很。几年前，我有时候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几个好友，到这里来闲谈。我们都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话海阔天空，旁若无人。我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当时意见截然分成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大家争吵了个不亦乐乎。我们这种侃大山，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有结论。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今天我一个人来到这间大厅里，睹物思人，又不禁有点伤感了。在这期间，我有的是空闲。我曾拜见了几位老师。首先是冯友兰先生，据说同德国方面签定合同，就是由于他的斡旋。其次是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定合同中也出了力。他恳切劝我说，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起麻烦。我感谢师长的叮嘱。我也拜见了闻一多先生。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不幸的是，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我回国时，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他是一位我异常景仰的诗人和学者。当时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但是他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中。有一个晚上，吃过晚饭，孤身无聊，信步走出工字厅，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于时新月当空，万籁无声。明月倒影荷塘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加圆明皎洁。在月光下，荷叶和荷花都失去了色彩，变成了灰蒙蒙的一个颜色。但是缕缕荷香直逼鼻管，使我仿佛能看到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荷叶丛中闪熠着点点的火花，是早出的萤火虫。小小的火点动荡不定，忽隐忽现，仿佛要同天上和水中的那个大火点，争光比辉。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JP〗但是，我到北平来是想办事儿的，不是来做梦的。当时的北平没有外国领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我同乔冠华就联袂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个领馆去请求签证。手续决没有现在这样复杂，领馆的俄、德籍的工作人员，只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含笑握手，并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们的出国手续就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JP〗回到北平以后，几个朋友在北海公园为我饯行，记得有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我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各极其妙。同那天清华园的荷塘月色，完全不同了。我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真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玩了整整一天，尽欢而散。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到了应该启程的日子。8月31日，朋友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前门老车站。当然又有一番祝福，一番叮嘱。在登上火车的一刹那，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万里投荒第二人。

Ⅱ 修志龙的介绍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198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90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化工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93-1994年到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学习一年德语，1995-1997年在德国国家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进修访问两年，1999年-2000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进修一年生物化学课程，2000年8月获生物化工博士学位。自1990年3月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生物化工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97年被聘为副教授，2002年评为教授。

Ⅲ 左如忠的介绍

男，1971年5月出生，清华大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无机与粉末材料系教授 籍贯江苏淮阴。博士、留德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8年）。2001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材料系，获博士学位。2001年9月-2006年12月在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还先后于美国、英国和斯洛文尼亚等做短期学术访问。2008年3－4月和2009年2－3月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及材料科学系作高级研究访问。2006年9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引进。

Ⅳ 汤璪真的人物生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数学家之一。家乡是湖南韶山市杨林乡云源村。1935年，他任中国数学会首届评议委员，1936年第二次年会，及1940年第三次年会上，连任的理事。他一生质朴恬淡，不求闻达，在高等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32载，培养了大量的人材。数学造诣深厚，但由于辞世过早，其著作与贡献已难以寻觅。1919年，汤璪真从高师毕业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女师大)任教，一年后升任讲师和级主任。1920年至1923年曾在北京大学兼课，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1923年底，汤璪真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事数学研究。
1926年，汤璪真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
1928年，汤璪真到上海，曾在江湾永义里附近的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和交通大学等校任教。两年后，他又回到武大任教。
直到1943年，汤璪真因工作调动离开武汉大学，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47年，汤璪真曾到湖南大学任教一个学期，后又去安庆，任安徽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48年底，汤璪真任代理校长。
1951年10月9日清晨，因病逝世，终年54岁。 汤璪真别号孟林，他是长房嫡孙，因而在家族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自幼聪明好学，深受父母和族中长辈喜爱。依靠家里省吃俭用和族人的接济，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完了小学。因为学业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
汤璪真子女共七人．前妻戴立华(已故)生一女，名忠皓，在广西南宁市。戴氏无子，曾抱一养子，名希廉，在北京。后妻张敬之生二男三女，长子川森、次子湘森均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大女儿忠琦、二女儿桂森同在广州工作，小女儿京森(后改名张毅)在太原市工作。 汤璪真生活非常俭朴，读书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黎明即起，当万籁俱静的清晨，同学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他总是悄悄地起床跑到室外，独自专心致志地看起书来，这种晨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由于家境不宽裕，他上学时只有很少几件衣服，勉强够换洗。在高师上学时，尽管有件免费的大衣，而里边穿的棉衣却买不起，北京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没有棉衣御寒是很难熬过去的，同学们发现汤璪真经常到操场上跑步、翻杠子，回到宿舍有时头上还冒着热气，他靠这种办法来取暖和增强抗寒能力。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表面看上去温和沉静、寡言少语，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他深深懂得穷苦孩子上学之不易。他心里想，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大地上鲜花盛开，孩子们带着幸福的微笑，手拉着手走进学校，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他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在家乡亲手创办一所学校，实现自己为家乡人民造福的愿望。
汤璪真从小喜欢游泳，小学时他常和伙伴们一起在池塘里游水嬉戏。伙伴当中有一位和他很要好的同学，他就是毛泽东。汤璪真还喜欢吹箫，离家后，他常借吹箫寄托对家乡的眷恋，有时吹着吹着竟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感情很深，母亲病故时，他星夜赶回家，在母亲的遗体前哭得晕了过去，几天几夜不吃不睡为母亲守灵。父母养育之恩他从小就铭刻于心，唯恐日后不能报答。在家乡，他孝敬长辈、扶助亲友邻里的美德，有口皆碑。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汤璪真曾是其中一员学生时期，汤璪真对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十分崇拜，常以这些人的诗词激励自己。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即已形成，他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在与高师同学一起游行时，前进中遭反动军警殴伤，他结识了许德珩等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并参加了许德珩领导的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早期社员之一。
汤璪真的数学天资，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显露出来。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它被认为是汤璪真早期成名之作。从此，他在数学王国里大胆探索，不断进取。1923年底，汤璪真因出色的工作成绩经选拔被派往德国，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事数学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德国同事们的尊重和好评。在一张与来自各国同事们的合影上，他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被请到前排就坐。汤璪真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并在其后另附一张纸，把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他在德期间，结识了很多朋友，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
汤璪真在德国曾跟随著名的几何学家布拉希开(W．Blashke)做研究工作。他对布拉希开的著作颇有研究。回国后在国内创教德文原本的先例，所授课本即布拉希开所著《微分几何讲义》(Vorlesungen Uber Diffretialgeometrie)第一卷。 1926年汤璪真谢绝了德国朋友们的挽留，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归国后，年仅28岁的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1928年武昌大学解散，两年后武昌大学恢复，他又回到武大任教。
在我国早期现代数学家中，汤璪真也是研究微分几何的开拓者之一。在武大工作期间，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汤璪真精通英语和德语，还懂法语。他潜心钻研数学，埋头著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如《新几何学》(即《扩大几何学》)、《微分学的几个根本问题》、《数理玄形学》、《绝对微分学的一个难关》等。此外，还翻译《集合理论几何学》等书。
1931年，汤璪真研究并翻译罗马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莱维-齐维塔(Levi－Civita)所著《绝对微分学》，曾与原著者多次讨论绝对微分学中一些疑难问题。他对问题独到的见解，使原著者非常佩服。1935年2月，汤璪真填写“研究专门学术人员调查表”，在“本人工作心得与兴趣趋向或其他感想”一栏中，记述了这样一段经历：曾与数学界名流韦尔(Weyl)、施乌顿(Schouten)、莱维-齐维塔、杜斯切克(Duschek)等屡次讨论绝对微分学，其结果作成《绝对微分学的一个难关》一文，登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此可算为本人心得且为比较有兴趣之事。 在武大任教时，汤璪真曾把“拉盖尔几何”(Laguerre Geome－try)的研究成果张贴在教室里，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兴趣。1937年，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招生，数学命题由汤璪真担任，其中一题即是从“拉盖尔几何”里取来的。
汤璪真无论做数学研究工作还是教学都极为勤奋努力。他好深思，思维敏捷而大胆，作风严谨而认真。他的这种数学家的良好素质是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自然形成的。
他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鼓励学生敢于创新。他自己就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创新并有所突破的。这一时期他研究成果颇丰，很有新颖见解，可惜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许多研究成果没有能够及时整理出版。
抗日战争中，汤璪真随武大迁四川乐山，后来在贵州榕江遭遇大水，一家数口死里逃生。他最为痛惜的是自己多年积累的藏书和几篇尚未完成的著作都付之东流了。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汤璪真与武大的师生员工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满腔热忱地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抗战之初，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实现学生时代为家乡人民造福的愿望，他在湖南宁乡县创办了宗一中学，并任董事长．由于他为人真诚、正直，学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因此深受朋友和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他虽然身为大学教授，但依旧保持生活俭朴的习惯。他经常将节省下来的钱寄回老家(这时已搬到宁乡)，或用于办学或用于帮助亲友．家乡人民至今仍怀念着他。
汤璪真在艰难的环境中奋斗，一方面饱经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仍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研究“数理逻辑”，所著论文曾在国外数学杂志发表数篇。此时，他已是中国数学会的理事，并早在1933年就被教育部聘为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会员。1940年又曾任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主编。因此，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均有较高的声望。
汤璪真先后任武大教授十余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材。中国老一辈数学家曾昭安之子曾宪昌是他的学生，40年代末留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11月25日，他从洛杉矶写信给汤(这时汤已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念念不忘老师春风化雨之恩。他写道：“……生在美已过两年，回思所学，莫不得吾师所畀之根基，偶自思有所进步，亦莫不吾师所赐也。”他还表示愿“从吾师教益以尽服务之旨”，决意提早回国献身祖国建设事业。曾宪昌后来也任武汉大学教授，系国内知名的电脑专家。
汤璪真在武大任教期间，交往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很多。周谷城，那时常来他家。1986年6月13日，《人民政协报》载周谷城“怀念章伯钧教授”一文，他深情地回忆起：“……我们每有暇时，常到武汉大学汤璪真教授家中聚会．汤是我的同学老友，与章1926年同时留德回国．”周、章二位与汤璪真都有几十年的友谊。直到1943年，汤璪真因工作调动才离开了武汉大学。
离开武大后的几年内，汤璪真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他在广西大学校刊上亲笔书写“教不倦、学不厌”的题词，并以此为座右铭，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由于他治事勤奋努力、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因此在师生中威信很高。
汤璪真关心和尊重学生，对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实为难能可贵。在他的记事本上记载着很多学生的名字、籍贯、年龄和家庭住址等。他待人和蔼可亲，在学生心目中他没有一点儿大教授的架子。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过一些进步学生，如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吴尊文便是其中之一。 1948年9月，汤璪真应北平师范学院(即北京师范大学)袁敦礼院长和数学系系主任傅种孙之请，返回母校任教授兼教务长。数学系编印的迎新特刊(10月28日)对汤做了如下介绍：汤璪真字孟林，本校民八数理部毕业，留德，武大老教授。好深思，长基础，于几何逻辑、绝对微分诸科之基本概念基本公理，往往能发人之所未发。汤先生以此与世界学者相訾相应，识者服之愚者疑．现授绝对微分、数理逻辑，正其所长。袁院长强以教务。汤先生以治学精神治事自然本立道生，但愿萧规既立、曹随有人，使汤先生专其教学，则本系之福也。”这期特刊还介绍了杨克纯(武之)、张禾瑞、赵慈庚等与他同时新来任教的教授、副教授。杨克纯是汤璪真大学同学，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是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之父。
1948年底，袁敦礼去职，汤璪真任代理校长。当时，北平已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在这动荡不安的非常时期，汤璪真主持校务，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和智慧。汤留德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给他全家准备好飞往南京的机票，在此之前还曾请他去担任教育部一个司长的职务，均被他拒绝。他宁愿留在北平。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排除种种干扰，坚持工作，为师生日夜操劳。为了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和平请愿。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教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当天安门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时，汤臂带总指挥袖章，率北师大队伍接受了检阅。
北平解放不久，汤璪真即被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北师大的领导工作。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坚持学习俄语。他研究群论对于量子力学的应用，所著论文曾在中国数学会宣读。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绝对微分学》一书，但他没能亲眼看到这部凝结着多年心血的著作问世。
汤璪真去世前，曾准备重新整理有关《一种速检方法的报告》的材料。这种速检方法是他在40年代研究发明的，可用于地图、字典、电报书等的速检，比普通方法可快几倍且简便易行。当时他曾将该项发明的全部材料寄政府有关部门，但不幸材料遗失，而后来他没有来得及重新整理就去世了。 解放后，汤璪真与华罗庚、苏步青、樊映川等教授都曾有过交往。他应华之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数学名词》一书的编审委员。苏、樊二位都曾将自己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分别寄汤，请他指正。
汤璪真在这一时期社会活动很多。他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理事和师大支社主任委员。他还参加全国政协学习组的学习，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新气象使他感到欢欣鼓舞。他把刊有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这支歌的剪报贴在家里墙上，让女儿教他唱。他热切希望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1951年夏，汤璪真参加由章乃器任团长的全国政协赴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在四川东部农村考察土改工作情况。他曾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土改时的观感和体会，毛回信鼓励他。回京后，他又应《光明日报》和“九三社讯”之邀写了参加土改的感想。他衷心赞美“新中国既快步又稳步地前进”，心中充满作为新中国一份子的自豪感。 汤璪真生前与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友谊，但他很少对别人提起。作为毛的同学、同乡和老友，他多次到中南海毛泽东家做客。而在北平解放不久，毛即到汤家来看望他一事，更是当时曾经不胫而走的一段佳话。他去世后又引出另外一段插曲——毛泽东为“中国数学杂志”题词。
毛泽东到北平后不久，得知汤璪真在北京师范大学，马上打电话到师大和汤璪真联系。汤璪真对毛泽东说：“我去看你吧”，毛泽东却说：“还是我去看你吧。”毛泽东来看望汤是在一天的下午3点左右。汤请毛泽东走进中间客厅，向毛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并招呼妻子拿茶杯泡茶。直到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才起身和大家告别。临上汽车时，他笑着对汤璪真说：“孟林，今天到你这里来，是我拜望老师、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
汤璪真从四川回京后不久忽患急性胰脏炎，即入北大医院治疗。毛泽东得知后，特派田家英到医院慰问照顾。汤住院不到一周，终因医治无效，于1951年10月9日清晨逝世，终年54岁。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师大传达他悼念之意。毛对汤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称其为“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1951年10月21日，师大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傅种孙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师大与九三学社及中国数学会共同发起追悼会，“欲请主席赐一挽联或吊悼笔墨”。傅又请毛为即将创刊的“中国数学杂志”题写刊名。毛泽东亲笔在傅种孙信上批示：“傅先生：汤先生追悼会当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题名一式三份，附在信内。
在为汤璪真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的花圈摆放在中间。
汤璪真身后萧条，家庭生活困难。毛泽东十分关心汤家生活和子女教育问题，曾几次派人了解情况，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60年代初，汤有三个孩子同时上大学。毛泽东，让秘书每年从他的工资中送去600元，一直到这三个孩子全都毕业参加工作为止。1963年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会议开会期间，毛泽东见到黎锦熙(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又问起汤家的情况。会后，黎向汤夫人和孩子传达了毛的关心。

Ⅳ 邓波的介绍

邓波，男，医学博士，留德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重庆市医学会胸心外科分委会胸腔镜学组委员。获得第一届全国卡文杯全国中青年临床技能大赛优秀奖。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七年制（本科）；2003.9～2006.7 第三军医大学攻读胸心外科博士学位，师从中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王如文教授，蒋耀光教授，2009年赴德国汉诺威医学院（Hannover Medical School）从事访问博士后、访问学者研究，师从Professor .Christoph Klein（现为慕尼黑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研究方向为胸部肿瘤诊断与治疗。

Ⅵ 中国海洋大学院士名单都有谁

文圣常院士 管华诗院士 冯士筰院士 李庆忠院士 高从堦院士 麦康森院士 吴立新院士 宋微波院士 张国伟院士 刘鸿亮院士

Ⅶ 张大煜的人物简介

中国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6年1月15日生于江苏江阴，1989年2月20日卒于北京。192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公费留德。1933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
教授、化工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大连大学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顾问，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燃料化学学报》主编等职。曾倡办《催化学报》，是中国开创催化反应和催化剂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早年从事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云南宜良创办利滇化工厂从事褐煤低温干馏。50年代初在中国天然石油匮缺之时，组建起第一个石油研究所，开展对石油、页岩油和煤的加工工艺和化学基础研究。由他指导的合成油七碳馏分环化制甲苯和水煤气催化合成液体燃料两项研究成果，分别获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三等奖。60年代组建了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山西煤炭研究所，促进了内地科学事业发展。领导催化、色谱、化学激光和化学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促进了中国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肥工业、高能燃料等方面的进步；组织领导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的研究开发，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科研与生产部门合作攻关的重要经验。还提出了表面键催化理论见解，推动了催化化学、化学动力学等学科的发展。
张大煜，物理化学家，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从事胶体和表面化学以及人造燃油的研究；在大庆油田开发以后，组织了石油炼制、石油
化工、高能燃料、色谱、激光和化工过程的研究；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的研究基地，并为我国培育了几代研究人才。晚年仍关注石油工业有重要影响的强化采油中界面现象新领域的开拓。

Ⅷ 王晓明的人物简介

姓名： 王晓明 所属单位： 留德预备部/出国培训学院 学位： 学士 研究方向： 德语强化教学法、德汉互译 职称：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