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㈠ 陈寅恪的具体资料

陈寅恪（1890年--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渡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通多种语言，和语言学家赵元任都被认为是语言的天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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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㈡ 刘桂生的介绍

刘桂生，幼时在昆明读中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转至上海读高中。1948年考入广州珠海大学外文系，1949初转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1950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53年起工作于清华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78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北京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1993年改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转回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客籍教授，云南大学兼职教授。是第一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㈢ 有关陈寅恪简历

陈寅恪简历

陈寅恪（1890年－－ 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著作书目及相关研究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㈣ 顾颉刚其人

顾颉刚(1893—1980)

一其人： 顾颉刚传略、生平年表
二著作：
1.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
2.著作阅读及选介
《古史辨》
《三皇考》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中国边疆沿革史》
《吴歌甲集》
《汉代学术史略》
《尚书通检》
《史林杂识》
《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中录》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相关期刊
《禹贡》

三研究： 1.顾颉刚研究书目
2.新书推介
《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辑》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顾颉刚先生学述》
《历劫终教志不灰 我的父亲顾颉刚》
《顾颉刚评传》
3.顾颉刚研究重要论文索引
4.相关学人
童书业 杨向奎
研究学人
杨 宽 刘起釪 顾 灏
顾 潮 顾 洪 刘俐娜
谭其骧
四其他：

回忆与纪念
相关链接：
禹贡与禹贡学会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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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传略

顾颉刚(1892—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顾颉刚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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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㈤ 有没有人知道陈序经老先生的事迹

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共产党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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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梁方仲的生平经历

梁方仲生平：
1908年7月19日出生；
1929年入北京上中学；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次年转读西洋文学系；
1928年再转读经济系；
1930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本科，同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经济系，主修财政学，专攻明代田赋史，撰写《明代田赋制度》硕士论文；
1933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34年，梁方仲与吴晗等人成立“史学研究会”，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刊物；
1937年，梁先生赴日本考察；
1943年赴美国考察，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员；
1946年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以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一次大会；
1947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次年任代理所长；
1948年九月，解放军南下，中央研究院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命令全院各所作迁往台湾的准备，并将各所的书刊资料先期迁运上海，但梁方仲敢于违抗朱家骅的命令，组织全所十多个研究人员拒绝迁往上海，表示要留在南京等待解放；
1949年，应岭南大学邀请，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岭南大学撤销之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兼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市政协委员；
1970年5月18日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梁方仲：中国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史专家，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明代财政史，更是鞭辟入里，多所创见，成绩斐然，被国内外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