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李实教授

『壹』 什么时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

2015年01月23日人民日报发布《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

主要内容：

1、不容回避的现状——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

2、分化趋势初步遏制——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基尼系数实现“六连降”，但“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面临更多挑战。

3、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

(1)北京大学李实教授扩展阅读：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这是党媒罕见的公开承认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其描述的两极分化的情形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 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 0.3左右。

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 0.24到0.36之间。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贰』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来源：网络

谁是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

1. 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为“弱势群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价菜价一起涨，弱势群体难招架”，“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也常常应者云集。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这些人，光和特别有钱的人比。一个月拿1万多、经常坐飞机，还说弱势！”田林3年前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退休，近40年的工龄，月养老金刚过1500元。“我们厂里好多高工，当年也是复旦、同济毕业的高材生，现在退休了也就拿两三千元。他们还没抱怨，大城市里每月赚1万多的小年轻却天天喊穷，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10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几年随着资源向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集中，小企业的生存开始变得艰难，有遭受排挤的‘不公平’感。此外，个别权力部门的‘寻租’问题还十分突出，使一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强势’者仍然无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实说。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2. 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仍然有超过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老李指着商场大门说：“那些人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可能一年都挣不回来。”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吃饭、水电费都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讨去，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告诉记者，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非常不稳定。进城的农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类公民”对待，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中，有些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民，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城市贫困家庭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3. 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方面

李云强目前每个月开出租能挣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所有的司机都抱怨“份儿钱”重，可没人敢和老板说不。“谁敢跟‘饭碗’叫板？现在出租公司都是私营的，找个借口就能把你开除。”李云强回忆，十来年前报纸上还替他们呼吁过这事儿，但现在没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里有个小电视，她也偶尔翻看那些拣回来的报纸、杂志。“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报纸什么的都在说有钱人的生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根本不存在。”

农民出身的小老板章德旺现在经常上网。他注意到近几年一些事件通过网络“炒热”后，确实帮很多基层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不过，又有几个农民是舍得买电脑、上网的？”章德旺认为网民发帖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声音，“有的网站为了点击率故意扯玄，据说现在还有专门发帖的公司。”他说，今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网络上替城里人抱怨的多，为农民说话的少，那是因为“谁用得起，谁的嗓门就大。”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这让国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层就走样儿，效率、针对性打折扣，比如盖办公楼不差钱，扶贫却捉襟见肘。但政府和官员也同时面对舆论压力，如果媒体能多反映农民和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并传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确能引起管理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李实说。

“北京有7万名出租司机，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无援，”李云强觉得应该有工会之类的组织替大家出头，跟老板讨价还价。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让很多“弱势群体”面对自身权益受损时，因为维权成本过大而选择了沉默和放弃。专家指出，对经济、文化和法律意识等处于不利局面的“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拥有专职人员1.2万多人，但相对社会需求依然远远不足。

4. 让“弱势群体”早日富起来、强起来

——“弱势群体”大量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要加大公共政策对其倾斜力度

“任何社会当中都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李实认为，特别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势群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橄榄型的社会构架，但他们也同样经历过因弱势群体庞大而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积聚的阶段。比如美国在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就是这种情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来慢慢消除社会矛盾。

解决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政策入手。

——让弱势群体富起来。“最近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认为这其中要特别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点应放在‘提低’上，穷人涨工资得‘快上加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而这涉及到收入增长计划、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比如用公共财政给保障房、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扩大补贴范围、提高低保金发放标准、实现低保金与物价联动等等。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应种类与数量，让低收入群众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与及时社会救助。”李实说。有专家测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较大进展，至少应当减少基尼系数0.05，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8减少到0.43左右。

——让弱势群体强起来。“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对进城农民工‘身份歧视’，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就业、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发展民间社团组织，鼓励劳资之间开展薪酬、福利谈判；保障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参与社区事务权，等等。此外，掌握话语权的各类媒体，也应该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反映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促使全社会从感情上接纳弱势群体，在行动上关注弱势群体，在各种制度设计时照顾弱势群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李实说。

『叁』 李实的生平

1948年入解放区华北联大、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中共党员、教授，先后在国立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东北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东北林业大学林业机械研究室任教，曾任新中国第一拖拉机站站长，东北国营农场总局王岗实验场场长，北京农业机械学会理事，离休后为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东北林大老干处总支委员。从教40年来，结合生产实践，首开农、林机运用学。并讲授过农林业机械化、农机管理、林机设计、林机测试技术、专业外语等课程，建设新学科，教书育人。获林业部和黑龙江省颁发的荣誉证书，农业部全国拖拉机站站长培训班评为优秀教师。1950年创建第一拖拉机站。《东北日报》以《东北农业机械化的先声，沈郊首创拖拉机站》头版头条报道建站代耕新闻，《人民日报》转载。纪实《新中国的第一个拖拉机站》载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农机史料。组建国营机械农场开发北大荒。王岗实验场初获小麦丰收，《机农通报》专文总结推广。参加农业部专家工作组考察农业机械化工作，加强农机管理，推进农具改革。出席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科技工作会议，进中南海受中央领导接见。筹建国家科技发展重大项目——北京农业机具系列化、农业机械化试验点，组织蔬菜栽培机械配套选型试验成功。研制CXL—4型蔬菜起垅播种机，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批量生产推广，全国农业机械成套设备展览会选展。参加修订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发展纲要》，制订林业部《林业机械化技术政策》和《便携式割灌木机技术标准》。完成扎赉诺尔煤矿局《大型苗圃机具配套规划及喷灌系统设计》，泰州林机厂《半自动投苗植树机的部级技术鉴定》，与中国农机院合著《重力式种子精选试验台试验报告》。参加国家课题《捣厩肥机》、《振动式采球果机的设计研究》，完成样机。编写《农机运用与管理》、《林机运用补充教材》，合编《营林机械构造、理论与计算》、翻译小岛幸治《林机讲授提要》、冈察诺夫《机组在山地运用的特点》。论文《中国农业建设的途径》发表于1944年元旦上海《申报》、《抚育间伐机械化的现状与发展方向》入编《世界学术文库》，获世界学术贡献奖论文金奖。1999年入选《世界文化名人辞海》，获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中共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多次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业绩载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共和国建设者》、《中国世纪专家》和《世界名人录》新世纪卷。

『肆』 3月8日cba山西对辽宁那场比赛的裁判都是谁

CBA裁判都从哪来？
本赛季执法CBA常规赛的裁判共有74人，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山东、前卫、解放军、通讯体协等23家单位。其中，上海裁判有8人，人数最多，其次是解放军7人，北京和江苏各有6人，辽宁、浙江和山东各有5人，广东仅有两人。

在众多的CBA裁判中，来自北京大学的体育教授马立军无疑是目前名气最大的。在CBA十年最佳贡献奖中，马立军获得了最佳裁判员的称号。作为CBA的见证人之一，马立军曾多次获得CBA“金哨奖”，并多次担任国内联赛决赛的主裁判工作。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与来自山东的宋延平一道参加了篮球比赛的执法工作。

目前执法CBA的所有裁判员，同时也要参与WCBA的执法工作。在本赛季WCBA优秀裁判员名单中，来自上海的国际级裁判郁斌荣膺“金哨奖”。1996年就被国际篮联授予国际级裁判称号的郁斌，临场执法非常冷静。来自辽宁的杨茂功也是多次获得CBA和WCBA“金哨奖”的裁判，他曾参与过2002年美国男篮世锦赛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篮球比赛的执法工作。

广东宏远宝玛仕已经夺得了两届CBA总冠军，但广东在篮球裁判队伍建设上还有些薄弱，虽然目前有两名广东裁判参与执法CBA，但他们都还不是国际级裁判。

本赛季CBA常规赛，球队教练与裁判争执的场面屡见不鲜。新华社记者王小川摄

CBA裁判主业为啥？

“据我所知，CBA的裁判90％是老师。”马立军告诉记者。的确，在目前执法CBA的裁判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学校，而且不少还是来自名牌大学。

在几名北京裁判中，马立军来自北京大学，杨宏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辛迎喜则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在上海裁判队伍中，大学老师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吴敏华和赵军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夏春来自上海体育学院，胡吉来自上海大学；3名天津裁判都是来自当地的大学，王俊智是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乔龙升是天津工业大学的老师，李实是天津体育学院的老师；江苏的孙卫兵来自南京商业专科学校，李荣和李正分别来自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和江苏医科大学；广东的汤小康来自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另外也有一部分裁判是中学老师，如井文来自北京22中，邓勇来自青岛17中，何鲁伟来自杭州高级中学。

其余10％的裁判大多出自于体育竞赛管理部门，本赛季WCBA“金哨奖”得主郁斌目前就职于上海市体育局，来自辽宁的宁日辉目前的身份是鞍山市体育局副局长，浙江的王卓平是浙江省篮协的官员，他也是浙江省体育局竞赛处主任。另一位浙江籍裁判宋晓竞现在工作于浙江桐乡市文体局。

作为辽宁省最年轻的国际级篮球裁判，姜志远现在的身份是鞍山市财会人员培训中心教务科科长。隶属于前卫体协的周江安是我国首位国际技术代表，他被称作是“裁判中的裁判”，他目前供职于西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但他同时也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兼职教授。

CBA裁判待遇如何？

一场常规赛700元，一场季后赛800元，这就是CBA裁判本赛季执法一场比赛所能获得的报酬。实际上，这已经比上赛季有所提升了，上赛季CBA裁判执法一场季后赛也不过600元。在交通方面，车程在8小时以内的，裁判只能乘坐火车，车程在8小时之外的可以坐飞机，这笔费用都由国家篮管中心实报实销。

“目前CBA裁判执法一个赛季收入最高的也就是3万元~4万元。由于要经常出差，裁判自己的本职工作肯定会受影响，他们在原单位的收入也会因此减少。”这是马立军总结的一个数据。对于这一收入，马立军表示并不满意，他觉得与运动员、教练员动辄就拿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年薪相比，裁判的收入显然过低。

“CBA的裁判绝大多数是大学老师，他们在学校的收入每月都在4000元上下。”马立军认为CBA的裁判在金钱方面并没有太大压力，但是与运动员或教练员比起来，裁判在CBA中属于“低收入阶层”，两者之间待遇相差太大，这也就给了个别人想钻裁判“空子”的余地。

实际上，对于裁判待遇偏低的现状，很多人也早已意识到，国家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一年前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职业化裁判队伍，以杜绝目前裁判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究竟该给裁判多少报酬，才能使这些本已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裁判们能放下一切成为一名职业裁判？这个问题让李元伟当初的构想一直难以实现。马立军认为，如果要建立一支职业裁判队伍，中国篮协应该在薪水方面缩小裁判与运动员的差距，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减少各种问题。

球迷们最希望裁判公正执法。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CBA裁判权力多大？

事实上，裁判队伍的内部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像球迷想象的那样大。中国篮协有一套裁判管理体系，而且每一场比赛都会派出比赛监督，他们大多是退役的国际级裁判。当年的“金哨”靳茁如今也是比赛监督之一，有这样的“火眼金睛”在场，当值裁判的错误是无可遁形的。

对于每一位裁判执法水平的高低，在一些比赛中犯下的错误，比赛监督在每场比赛之后都会向中国篮协递交报告。而出现严重错判和漏判的裁判，都会受到内部处罚。

由于CBA大部分的裁判都是兼职，这些处罚一般不会对外公布，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对其家庭也会造成影响。实际上，国际上大部分的体育组织对于裁判的处罚也都是内部处理，很少对外公布的。而对于下派到各个赛区的裁判，中国篮协也有“避嫌原则”。除本地裁判不执法本地球队的规定外，当一名裁判被某个俱乐部投诉较多时，中国篮协也会考虑尽可能不让他到这个俱乐部的主场执法。

不过，中国篮协尽管已经竭尽所能地想了很多办法，制订了很多条例，但这些条例的实际约束力并不是很大。如果某位裁判执法工作没有做好，他还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正职去安心工作，因此有个别胆大的人收受“红包”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中国篮协虽然一直希望能够建立职业裁判体系，但要实现这一计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CBA裁判如何发展？

目前CBA的大部分裁判都是大学老师，这是一份安稳、舒适且受人尊重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裁判是各地机关单位的干部，其中有不少还是副处级的领导。

要建立职业裁判体系，意味着这些裁判要放弃原本待遇优厚的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裁判工作当中，而目前大部分的裁判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据悉，中国篮协在最初提出建立职业裁判体系时曾经征询过裁判们的意见，结果遭到大部分裁判的反对。

与此同时，中国篮协又无法在短期之内迅速地培养出一批新裁判来实现裁判的职业化，因为目前CBA比赛节奏很快、对抗也很激烈，新的裁判在短期内根本无法适应如此大的压力，并且裁判对于比赛的理解也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裁判也属于高危行业之一。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单单是两方球队，还有现场的无数球迷。当“黑哨”的喊声响起时，相信大部分的裁判都会承受巨大的心理煎熬，他们甚至会遭到情绪失控的球迷的攻击。

要建立职业裁判体系，首先就要界定裁判的收入。让裁判宁愿放弃原来优厚的待遇，投入到职业裁判队伍当中，这需要给他们相对较高的报酬。

另外，要裁判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中国篮协就需要给职业裁判建立例如养老、医疗、公积金等相应的保障体系。从这一点来说，建立职业裁判体系，CBA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伍』 迈斯和李实博士什么关系啊是中科院的那个李实博士吗

清华大学李实博士是迈斯教育的教学总顾问，是迈斯课程体系的构造者。
2001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学位。在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多机器人系统、智能控制与智能机器人。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李实博士积极参与并推动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与教育工作，参与修订国际比赛规则，提供机器人技术指导，并积极推动中国青少年与日本、欧洲的青少年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1999年开始，李实博士组建并领导了清华大学足球机器人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并且于2001年代表清华大学首次参加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第五届RoboCup国际机器人足球锦标赛，在战胜了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京理工学院等众多世界知名大学之后，获得了仿真组比赛的冠军。这也是清华大学在国际重要的学术赛事上获得的首个世界冠军。回国后受到了校长顾秉林院士、汪劲松教授的接见和表彰。

在此基础上，在李实博士的带领下，研究小组再接再厉，于2002年在日本福冈举办的第六届RoboCup国际机器人足球锦标赛仿真组比赛中，再次战胜国际众多的知名学府，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在这个项目的竞赛中，只有美国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和清华大学取得过如此的成绩。
在参加国际比赛的同时，从1999年开始，李实博士还负责组织了中国机器人大赛，每年举办一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组织规模最大的大学生机器人竞赛活动之一。
现在是RCJ大中华区主席，迈斯教育学生总顾问

『陆』 话剧一个人的莎士比亚的主演和编导是谁啊

您好~

亲，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将于2013.08.27-2013.09.01号每晚19点30分在东宫影剧院—原东四工人文化宫演出，编导/主演：Joseph Graves（约瑟夫·格雷夫斯）。大麦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购票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具体情况如下：

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编导/主演：Joseph Graves（约瑟夫·格雷夫斯）

时间：2013.08.27-2013.09.01

场馆：东宫影剧院—原东四工人文化宫

状态: 售票中

票价：60,120,160,200

票务总代：大麦网

订票点击：北京话剧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感谢您对大麦网的支持！

『柒』 李实的任职经历

兼职：
德国劳动研究所（IZA） 研究员
天则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兼职教授
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重点研究室 研究员
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就业促进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家发改委等机构的项目专家
承担以下学术杂志的编委会或学术委员会委员：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报，金融研究，世界经济文汇，中国劳动经济学，中国金融评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China Economic Review, China Review,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Studies.
此前任职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思想研究室主任，
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捌』 十七大报告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怎样阐述的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本报讯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此前的收入分配主要原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相比较，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在初次分配中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引起各界关注。记者昨天就此话题采访了部分代表。

■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尊重劳动者的具体表现

北京团代表、宣武区信访办主任耿惠芳告诉记者，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尊重劳动者的具体表现，因为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对其最现实的尊重。这一政策将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良好措施。从耿惠芳代表从事的信访工作来看，收入低、贫富差距大，就会带来社会矛盾。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才能解决这些社会矛盾。

北京团代表、朝阳区委书记陈刚表示，社会分配不公一直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起来，首先应该关注社会最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传统产业工人、农民工等，他们中一些人至今还受到拖欠工资、同工不同酬等不公平待遇。政府应该从规则、制度上着手，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在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分配的提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北京团代表、华北电力大学教授乌云娜认为，从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适合当时的发展需要，而现在正是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最好时机，因为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已经有能力把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提前到初次分配时实现。

■实践视角看“收入分配”

据新华社电顾海良代表现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他认为，十七大报告中的新提法、新表述，无一例外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多彩的实践，学者首先要具有实践视角，坚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上的概念出发，要善于到实践生活中去寻找研究对象。

收入分配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顾海良代表认为，十七大报告中就收入分配有两个重要的新提法，一是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前一提法针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劳动者工资偏低的现象，后一提法又体现了平等保护物权、鼓励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两个提法互为辩证关系，统一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

顾海良代表说：“这两个提法在本本上是找不到的，不了解目前改革开放实践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挑战，很难对收入分配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针对报告中提到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代表、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今后财政部门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将加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背景解读

初次分配公平需要提高劳动者地位

■受访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实

李实教授1988年加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从2002年开始成为项目主持人。课题组进行了三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入调查，并三次将调查结果结书出版。第三本书即将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II)》为名出版。基于这本书的内容，李实提出，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和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从制度根源上着手，切实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广大低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使之得到公平待遇，从而增加他们的劳动收入。

李实告诉记者，他主持的课题组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成了拉动全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二是部门之间差距，主要是指垄断性部门与竞争性部门之间。三是区域之间，主要是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四是教育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较少，使20多年前“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完全反了过来，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收入上的差距也在拉大。

对于初次分配中存在的涉及公平的问题，李实认为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参与初次分配的机会不均等，即就业机会不均等，失业是导致劳动者劳动报酬不高的主要因素，另外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都导致了起点上的不公平。二是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一些歧视，包括性别歧视、户籍歧视等，导致同工不同酬。三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供过于求的现象，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导致一些企业过度使用劳动力、压低工资等现象。四是在初次分配中，除了工资，作为劳动报酬一部分的社会保障也由于身份不同而存在分配不公。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一些制度缺陷造成的。

李实认为，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初次分配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及时的决定。政府应该着力改善劳动力市场，创造充分就业的条件，从制度上允许农民工等劳动力自由流动，消除身份、性别、户籍等歧视现象，使按劳分配的原则覆盖到所有劳动者。

专家解读

如何理解

初次分配中的公平

■受访者: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赵.振.华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如何理解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呢？我认为要把握好以下两点：

第一，要把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放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整体框架下来考虑。任何国民收入的分配必然既包含初次分配，又包含再分配，不存在只有初次分配没有再分配，也同样不存在只有再分配没有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贯彻生产要素按贡献获得收益的制度，等量生产要素贡献获得等量报酬，即贡献多者多得，少贡献者少得，没有贡献者不得。如果贡献多者不能多得而是少得，贡献少者不能少得而是多得，或者不分贡献大小获得的收入都一样，这不仅不是公平，恰恰是不公平。

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表面看收入差距很小似乎是公平的，其实这是严重的不公平，这是贡献少者无偿地占有了贡献多者的劳动成果。所以，不能将公平与平均划等号。在初次分配中越讲求效率，将贡献与收入挂钩，就越能够调动各种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性，越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民收入再分配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在再分配过程中就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如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老弱病残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总会存在一部分地区发展相对缓慢，部分居民生活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在再分配中通过更多的转移支付来解决。

第二，处理好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目前需要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即没有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收入与贡献不对等，同样的贡献没有获得同样的收入，或者说贡献不大者获得了较多收入，同样扭曲了分配关系。

目前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从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来看，少数垄断行业获得了过高的收入，他们获得的高收入不是因为贡献大，而是因为具有行政垄断性质，导致行业之间差距不适当地扩大。二是从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来看，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少数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不当的过高收入，大部分普通员工没有从企业增长的利润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个问题是经营者内部高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存在收入与贡献不对等，高层管理者收入过高，而中层管理者收入比较低；还有在部分国有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的收入由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相对比较低，而副总经理等的收入由市场决定，反而比较高，出现倒挂现象。

因此要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玖』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

总体收入水平提高增长速度有别 差距拉大属于改革发展必经阶段

2006年08月09日03:19

吴敬琏

萧灼基

赵人伟

樊 纲

李 实

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明峰

嘉 宾：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樊 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

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还是感到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难道这个问题就无法避免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樊纲：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吴敬琏：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差距不能归咎改革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李实：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左右。1997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可以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巨大差距。

赵人伟：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3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记者：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萧灼基：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国有很多特殊情况：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是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这和有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不仅是差距扩大，而且伴随着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下降。一个是上升趋势，一个是下降趋势，不一样。第二，我国还有3条保障线，一个叫贫困线，一个叫低保线，还有一个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这3条线保障了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3条线非常重要，人如果吃不上饭，就要闹事了。国家对最低、最贫困的群众的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通过最低保障线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就能够稳定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能够起到稳定作用。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要逐步改变贫困者的贫困面貌。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以此逐渐地保障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对不少贫困人员来说，他们也会看到希望，除了极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外，多数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希望，这样我国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不会出现大的乱子。

『拾』 中国贫富比例是多少

瑞信研究院公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按绝对值计算达1.09亿人，为全球最多，但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5.9%，目前中国仍有九成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水平之下。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像是金字塔型而非均衡合理的橄榄型。

现状

（一）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405元提升到2015年的31790.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60.2元提升到10772元，城乡收入的差距在绝对量上不断的扩大，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由244.8元上升至21018.3元。

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虽然在近几年出现下滑的态势，城乡收入比由2009年的最高点3.33下降至2015年的2.95，但是相对差距依然保持在较高的位置，同时城乡收入比也超过了1979年的2.52。现阶段城乡收入比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人口因素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呈下降趋势，农村人口不断的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向城镇转移的这部分人口并没有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会拉低城镇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同时也会使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城镇二元结构演化，从而造成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更加突出。

（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中国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但是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东部最发达地区的人均GDP与西部最贫困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015年已扩大到8万元以上，且这种差距还将会继续扩大。

如果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衡量，则2015年东部最发达地区已超过西部最贫困地区29000元以上，是西部最贫困地区的2倍之多。

（三）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体现在部分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过高，具体特征表现为准入门槛较高、专业性强、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等，这些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等。

而收入较低的行业往往具有竞争较为激烈、生产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准入门槛较低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特征，这些行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

其中金融保险业是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而农林牧渔业是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014年时达到79917元，收入比达到3.82。

（四）财产差距不断增大

除收入之外，人民所拥有的财产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近年来中国财产逐渐向少数人聚集，这种财产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2015年胡润公布的中国富豪榜中，前726人的财富为99350亿元，占2015年中国GDP的14.5%。同时，房地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6》显示，房产净值占全国家庭人均财富的65.61%。

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分化，还体现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过高的房价也使贷款买房者提前透支了未来的收入，使买房者“贫困化”。

此外，金融资产也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具有推动作用，而且出现金融资产逐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也显示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逐年走高，1995年中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已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

解决方法

（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合理保护资本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规范和约束资本行为，建立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强工会力量，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缩小雇员与经理层的收入差距，增强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同时需要规范国有垄断性行业的劳动者报酬，提高非垄断性行业的劳动者报酬。

（二）强化税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快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逐步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课征所得税，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问题，建立个税综合数据库，健全财产税税收体系，进一步完善财产税的税基、税种和税率，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收力度，尽快实现房产信息登记联网制度。

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重点向拥有多套房产的人群征税，减缓贫富差距向代际间的传递，降低弱势行业的税负标准，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压力。

（三）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加强保障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积极引入民间资本，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鼓励企业积极从事各项慈善事业，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国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