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百岁教授

⑴ 蔡元培奖的获奖者

2006年12月13日
此次获奖的10位名师包括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侯仁之、带领中国稀土工业昂首步入世界前列的徐光宪、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奠基人曲绵域、中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的开拓者王夔、率先在国内揭开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奥秘的韩济生、非均衡经济理论和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中国微电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阳元、横跨文史文化学研究的袁行霈和率先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林毅夫。他们大多在北大从教50年以上，德高望重，深受师生爱戴。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说：“把首届‘蔡元培奖’颁发给这10名教授，不仅因为他们学问高深，更因为他们多年来以提携后学为己任，甘为人梯，以高尚的师德风范为北大全体教师树立了学习楷模。”
2008年05月04日
北京大学举行盛大的建校110周年庆典，知名数学家、北大数学学院张恭庆院士等十位在北大讲坛上为人师表数十年的大师，获得北大最高荣誉“蔡元培奖”，北大同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享有“中国氢弹之父”之誉的于敏等十一人杰出校友奖。“蔡元培奖”今年是第二次颁奖，被视为北大教授的终身成就奖，每五年评选一次。此次获奖者还包括：北大结构化学创始人、化学学院唐有祺院士，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翟中和院士，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董申保院士，北大哲学系黄枬森教授，北大法学院芮沐教授，北大经济学院胡代光教授，北大人民医院冯传汉教授，北大第一医院严仁英教授，北大医学部马旭研究员，北大数学学院张恭庆院士。此次获奖的教授平均年龄达到88岁，年纪最小的也有72岁。整整百岁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芮沐，是“蔡元培奖”当之无愧的老寿星，在北大执教达六十八年。
2013年8月29日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大学教师最高荣誉奖“蔡元培奖”第三次颁奖，十位获奖者分别为：考古文博学院宿白教授、医学部彭瑞骢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沈渔邨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王恩涌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芳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杨芙清教授、法学院罗豪才教授、物理学院陈佳洱教授、工学院黄琳教授、药学院张礼和教授。本次“蔡元培奖”的十位获得者平均年龄达83岁，其中六位已过耄耋之年，最“年轻”的76岁。

⑵ 雷洁琼的社会荣誉

雷洁琼同志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
在长达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撰写了大量有关婚姻、妇女、儿童等问题的社会学论文，为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继承发扬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指导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五大城市的家庭生活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揭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她十分关注妇女问题和教育事业，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发表了《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农村妇女地位研究》等重要论文。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多次发表论文专著，在许多场合积极呼吁保护妇女权利。她一生钟情于教育，自1931年留学归来执教燕京大学后，始终在教育园地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她经常说，“振兴中华、教育为本”，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发展教育的根本支撑点，多次呼吁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教育经费、关注失学青少年。耄耋之年，仍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并深入全国各地进行执法检查和调查研究，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法制完善忘我地奔波操劳。
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雷洁琼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年代里，雷洁琼是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之一。“五四运动”时，雷洁琼只是一名14岁的学生，却已经奔走在南国广州的街头，登台演讲，振臂呐喊。从美国留学归来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后，雷洁琼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当时的报纸描绘成“学生游行队伍中惟一的女教授”。1938年至1940年，她到江西南昌领导抗日救亡工作，是江西妇女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
为实现祖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1945年12月，雷洁琼和马叙伦先生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赴京和平请愿团，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法西斯暴徒的残暴殴打，雷洁琼也身负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
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大业中，雷洁琼贡献良多。1949年6月，她在北京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雷洁琼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她主持并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
她还指导研究出版了《世纪之交的城市家庭》，并指出：现在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和深刻变革过程中，希望大家关心发展变革浪潮中的家庭、婚姻、妇女、儿童、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问题，不仅使国家更富强，还要让社会更加和谐、健康、稳定。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1983年，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由雷洁琼教授担任学术指导。
那年雷老已届78岁，仍然兴致勃勃地和年轻人一起讨论和分析资料，不见倦怠。
有一次在小组讨论中几个年轻人为城市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发生争论，相持不下之时去找雷老评论。
雷老听完后笑着说：“支持我们自己观点的最有力根据是资料，我们何不用资料来说话呢？”一句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也让几个年轻人将这种“用资料说话”的严谨学风铭记在心。 雷洁琼1931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0年任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教授。1941年后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并兼任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6年重返北平燕京大学。至百岁高龄，雷老仍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雷洁琼为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不仅长期在教授职位上亲自教书育人，更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检查执法情况。
从1985年到1993年，雷洁琼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法学家的她又为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这些光环后面不知有多少操劳在等待。曾有记者追问雷洁琼：您何以能保持清晰的思维、旺盛的精力至耄耋之年？老人幽默地回答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
实际上，她认为只要脑子不出毛病，其他“零件”的机能也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因此她要求自己经常思考点问题，在前些年紧张工作之余，她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笔耕不辍。
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倦的雷老，始终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现在她每天坐轮椅散步后，都要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由工作人员为她读报，讲国家大事。雷老曾在1979年访问过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爆发时，雷老对战火中的伊拉克人民十分同情；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几次讲话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从事社会学研究多年的雷老微笑着点头说：“我听清了！”
以工作为乐，习勤俭相伴，故而，雷洁琼松柏长青。

⑶ 徐诵明的技术成就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13岁在私塾读书。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浙江掀起反英护路风潮，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瞒着双亲，由同学资助赴日本学习。此间，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取得公费。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他于11月返回祖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他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色，1916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间郭沫若也在日本求学，他举办的进步刊物经费困难，徐诵明为之慷慨解囊，并参加郭沫若组织的爱国反日义务通讯社——复社的活动。1919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至1928年。其间，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他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初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宁汉分裂后，他拒绝何应钦提名的军医处长职务，回到北京。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此时正值大革命进入低潮，他的学生、共产党员贺诚毕业后到了上海，徐诵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贺诚得以在上海开业，而他的诊所为中共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提供了场所。1929年，徐诵明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后，徐诵明任北平大学校长至1937年。
1935年，日伪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徐诵明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一份日文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徐诵明当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申明坚决不同意，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李蒸、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密令教育部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进步教师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5人，徐诵明多次顶住未予执行。
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大学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在陕南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同年，西北联大被解散，徐诵明即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他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44年，调任同济大学校长。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教病理学。1948年，他受聘于浙江医学院，同年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
1950年2月，徐诵明受聘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7月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时任社长。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 年，他被划为右派，被撤消编辑部主任职务。1978年彻底平反。同年，他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他应聘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在百岁寿辰前夕，徐诵明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 分，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中国现代病理学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徐诵明在开创、建立中国病理学，培养病理学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他回国后首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病理学教室（教研室），翻译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1920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他当时的助教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专家。
徐诵明在日本研究病理学期间，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细胞增加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了普查与对照研究。
徐诵明一生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他首次任教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原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美、日诸派之长。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
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国际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1919年，徐诵明回国后曾应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
199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树起了徐诵明的半身铜像。

⑷ 李尧棠的资料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2005），字芾甘。汉族人。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祖籍浙江嘉兴。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一位姓巴的同学“巴恩波”。巴金正在翻译的著作的作者“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4年母亲去世。1917年父亲也去世。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译著也很多。解放后，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1977年至198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⑸ 关于周有光去世事件的介绍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享年112岁！今天上午，曹可凡通过自己的微博透露了这一消息。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网络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周网络”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

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2013年，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 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2015年，周有光迎来了110岁大寿。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接受采访时称赞周老“心态很好”。他表示，老人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昨天是周老的112岁大寿，网友们纷纷通过微博等平台向其发送祝福，不曾想一别竟成永夜。

⑹ 陈汉第的家庭情况

陈汉第出生在书香门第，其家人中不乏成绩卓著的名人。
父亲陈豪（1839-191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蓝洲，号迈庵，晚年号止庵，是清末著名的画家、诗人。陈豪同治九年（1870年）以优贡分发湖北，历官房县、应城、蕲水、汉川知县，有惠政、有口碑。他曾倡立“辅文社”，尝试挑选优秀学员亲自教导，培养人才。后因养母年老，归家奉侍，家居十余年后去世。陈豪诗、书、画皆工，书学苏轼，遒劲飘逸；画山水意境超逸，花卉功力尤深，绘画精品收入故宫博物院。著有《冬暄草堂遗诗》，画有《山水花卉册》。陈豪有三子：即光第、汉第、敬第。
陈汉第的胞弟陈敬第（1876―1966），字叔通，二十六岁（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参加过维新运动。
1904 年，陈叔通东渡日本，攻读政治和法律，开始接受“兴中会”的革命思想。1906年回国，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后对清廷的统治渐感绝望，倾向于革命党。曾参加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先后任《北京日报》经理、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1927年后，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叔通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三届主任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 2月17 日在北京病逝，享寿九十岁。
陈叔通专长政治法律，著有《政治学》、《政法通论》。他爱好诗词、书画、金石，不仅与篆刻名家叶为铭、丁佛言、童大年等交往，藏有佳印，还为《十钟山房印举》作序，并著有诗集《百梅书屋诗存》。他也爱好收藏，藏品特丰，后都捐献给国家，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陈汉第的儿子陈植（1902—2002），字直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1915年，13岁的陈植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后官费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学。1927年入研究院深造，一年后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仅建筑学成绩非凡，于1926年获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还师从费城科迪斯音乐学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霍·康奈尔教授学了4年声乐，1927年他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合唱团成员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柯立芝的接见。1929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年接受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设计任务，并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赵深合作创办建筑师事务所。同年，流亡到上海的宾大同学、东大同事童寯也应邀加入，遂于1932年改称“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陈植、赵深、童寯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如虎添翼，他们先后设计出不少建筑精品——如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大上海大戏院、金城大戏院、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浙江兴业银行等，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和赞誉。
解放后，陈植长期担任上海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建筑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等职务，还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工学院除了航空工程系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可以说，陈汉第之子陈植，也是浙大校友）。此间，他除了管理、教育，还亲自主持设计了金山化工总厂生活区、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等建筑。
2002年3月20日，百岁建筑大师陈植病逝于上海。
陈汉第自幼聪慧，又承家学，对诗词古文、书画金石均有很深造诣，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
他学法律，编著有《法学通论》（天津丙午社光绪三十年出版），编译《商法总则》（天津丙午社光绪三十三年出版）。他虽长期从政，少有时间泼墨挥毫，但从未影响他的兴趣，还在金石文字收藏方面取得成绩。到了晚年，他寓居上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书画艺术创作上，出了不少佳作。
陈汉第善写花卉，也画山水人物。在他笔下，枯木竹石无不精神。他尤喜画松竹，其作品《赤松》、《虬松》、《劲松》、《罗汉松》；《朱竹》、《墨竹》、《菊竹》、《凤尾竹》等，不仅笔墨谨严，极有法度，画面也生动有致，格调淡雅。1936年画的《云栖翠竹》，犹如绿云压径，飘逸生动。其书法以行书见长，他画的扇面，书画合璧，亦显功力。
1920年5月29日，留英研习律法的画家金城集合当时北京、天津地区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收藏家陈师曾、陶瑢、贺履之、陈汉第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这是当时北方画坛最大的美术社团。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定期观摩(展览)，招收研究员(学员)，聘请画学评议(教员)，以培养中国画人才为主要内容。陈汉第是研究会的“早期评议员”，评议员还有陈师曾、贺良朴、徐宗浩、萧谦中、俞明等十数人。
陈汉第爱好金石，擅篆刻,有《伏庐印谱》传世。他“尤嗜研究古玺印，藏印颇丰”，有《伏庐藏印》6册（后于1940年据《伏庐藏印》另辑《伏庐选藏鉨印汇存》3册），每页有一枚印章。
陈汉第为《伏庐藏印》自序。他在序中称：自已二十岁左右开始收藏金石文字，但收藏的“大半皆近时拓本”，直到1912年冬，与裴子逐一鉴别，才知自已的旧藏 “不足观”。他先是收藏六朝碑志、秦篆汉分、初唐巨碑、宋明旧拓，但因“旧拓精本殊寥寥”，即使见得精品，也多是“同好辗转商让而得”，因此价格极高， “动辄数千百金，竟不敢问价”，于是，渐渐失去兴趣，转而从事搜集秦汉印章。他“博观约取”，自1918至1919年，就得印章二百钮，其中，他自已审定了十之五六；与裴子商榷而后定的有十之四五，因印谱成于1919年，故称《己未集》。到1920年，又编5册《古杭陈汉第集印》，又称《庚申集》。
2006 年5月，《北京晨报》以“22家捐献印章故宫展出展品共269件套”为题，报道了故宫景仁宫推出的“二十二家捐献印章展”，文中写道：“该展是自1945 年至1991年间22位爱国社会人士向故宫博物院捐献的历代珍贵印章文物”……，“这些永留史册的捐献者们有陈汉第、陈万里、陈元章、马彦祥、吴瀛、郑珉中、黄镜涵、张振武、孙瀛洲、邓以蛰、楚图南等22人。”陈汉第名列第一位，可见其贡献之大。
陈汉第自1902年离开求是书院后，再没有回国立浙江大学任职。但他与浙大的情缘却始终连接着。1947年浙大五十周年校庆时，他曾撰写过《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一文。2006年，浙大图书馆在整理一批古籍时，发现其中许多书籍都盖有“陈汉第印”、“伏庐”和“伏庐老人”等印章，显然是陈汉第赠送给母校浙大的，粗略估计约有一、二千册。这些书中有些是校图书馆所缺藏的珍贵图书，其中还有陈汉第本人撰写的《租借地刍议》和《显考蓝洲府君事略》（此书收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弥足珍贵。这些书籍究竟是何时所赠，又有谁经手，已无从查考。但从当时加盖的“国立浙江大学藏书”和“伏庐老人”两枚印章来看，当是陈汉第晚年所赠。可见，陈汉第始终关心着他亲自参与创办，又为之付出过心血的学校。
陈汉第先生的赠书，极具文史价值，不仅为浙大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古籍藏书，留下了悠悠浙大历史的印证，还留下了这位求是书院的创办者、老师长对母校的拳拳之心和对浙大莘莘学子的深情厚意。

⑺ 眼科泰斗夏德昭逝世，享年104岁，他在眼科这一领域有什么样的成就

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悲哀。刚从新冠疫情防控走向常态化，我们终于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接踵而至的却是一个个的噩耗:5月20日中国眼科领军人物夏德昭逝世、5月21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逝世、6月22日下午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同样在这一天“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逝世。这些人撑起了我国各领域的发展，他们的仙逝对我国来说是很严重的损失。

本来一生荣誉的他可以就此安享晚年，但是他不愿平凡，在100岁高龄还致力于培养眼科人才为我国的眼科事业作出贡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还风趣的为后辈们解疑答惑，并和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他幽默的说到:“百岁只是起点，我是一个典型的00后，要把自己的从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承给年轻一代医生。”

就这样一位幽默的眼科泰斗离开了我们!国士无双，夏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⑻ 100多岁的老作家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人物经历
1911年7月17日，杨绛生于北京。
1923年，杨绛在启明上学，举家迁苏州。
1928年，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2]
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并认识钱锺书。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
1938年，杨绛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
1956年，作品《吉尔·布拉斯》经大修大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一版。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
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1984年，她写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
1985年，她的散文集《隐身衣》出版了英语译本。
1986年，她出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
1992年2月，法译本《洗澡》及《乌云的金边》在巴黎出版。
1997年，杂志第5期《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十月》发表。
1997年3月4日，其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
1998年12月19日，其丈夫钱锺书去世。
200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
2003年，她出版作品《我们仨》。
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生——自问自答》一书。
2011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
2013年7月17日，杨绛102岁生日。
2015年7月17日，杨绛先生迎来104岁生日(如按照杨绛先生自己的虚岁算法，是105岁)，身体依旧很好，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

⑼ 施士元的重要贡献

施士元从国外回到上海，正逢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施士元在会上作了放射性元素β磁谱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会上接到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聘书。他认为中央大学更需要他，于是应中央大学之聘来到南京，成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只有25岁，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在1933—1952年的19年中，他每学期开两门课，有时开三门课。除无线电课程以外，其余课他都开过。由于当时只有外文参考书，没有中文教材，因此他在讲课过程中，常常自编讲义，先后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理论力学、光学等讲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还编写了X光结构分析、核理论、粒子物理等教材。为配合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又翻译了X光结构学、角动量理论、核理论精选等方面的书。在他和物理系一批老教授的教诲下，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了一批物理学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如吴健雄等 。
施士元在教课之暇，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于1936年用X光衍射法观察到，钠在熔点以上处于液态状态还存在着晶态的衍射花样，这表示，在液态中一个钠原子周围的环境，还保持局部的晶体环境 。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因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骚扰，实验室工作大部分停止，科学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科普工作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原子弹？为什么原子弹有这样大的威力？原子弹是怎样制造的？等等。施先生的学生吴健雄就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并负责曼哈顿计划中最尖端的核心技术部分。吴健雄博士是唯一一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故而吴健雄博士有“原子弹之母”的称号 。

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施士元根据核物理知识和自己对核裂变现象的了解，作了一系列报告。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作为新闻出现。于是政府机关（如资源委员会等）、工矿企业、军事部门和军队纷纷约请他作报告 。
在50年代，当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后，施士元做了多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当苏联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下水启航时，施士元又做了一系列报告。这些科普宣传工作使施士元获得科普积极分子称号 。
抵制搬迁。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政府命令中央大学搬迁到台湾去。施士元当时任理学院物理系的代理系主任。理学院数物理系的图书仪器最多。校长周鸿经派人送来木箱子，要施士元组织人力将图书和仪器设备装箱，搬到台湾去。施士元借口箱子质量差，不符合长途运输的要求，不能装物理系的图书仪器，抵制搬迁。理学院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开会，讨论搬家问题。会上，施士元说，一个大学要搬去台湾，图书仪器一定要同时搬走。如果没有图书仪器，教学和实验很难开展。而今图书仪器不能搬走，我们只好不搬。共产党来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建议不要搬到台湾去。最后大会举手表决，大家同意理学院不搬。当时的中央大学有七个学院，包括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医学院、政法学院。理学院是一个大院。理学院不搬，工学院知道了也不搬，医学院、林学院、师范学院随后都决定不搬。这样中央大学就没有搬到台湾去。不久南京就解放了。最后只有校长周鸿经和教务长唐培经两人携带了中央大学的公款，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央大学没有搬到台湾，这批教师留了下来，图书仪器保留了下来，这对保证解放后江苏南京地区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创建金属物理专业
1952年，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 ，并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各系成立专业教研室，采用苏联教材。1954年，施士元为了配合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与同事们共同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目的是培养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物理人才。施士元开出X光结构分析课，翻译出版了《伦琴结构分析》（俄译本）与《X光结晶学》（英译本），培养了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与光谱分析方面的进修教师，发表了AuCu3有序无序转变动力学等10余篇文章。
创建原子核物理专业
施士元为了配合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在校领导支持下，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结束以后，苏联来我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图片资料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翻译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听者茫茫然。为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索要施士元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多年之后，这本书依旧是从事核反应堆设计学生们的入门教材 。
创建核物理实验室
1958年，核物理专业师生分成加速器、探测器、质谱仪、β谱仪、核电子学等小组，日以继夜研制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奋战一年后，核物理实验室逐一建立起来，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往祖国边远地区原子能事业单位。
施士元考虑到核物理是实验科学也是理论科学，遂在专业内建立一个理论小组，并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出版了《角动量理论》与《核理论精选》二书。约在1975年，核理论小组接受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工作的任务。在核武器或反应堆设计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核参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子打在一些核素上的散射截面。理论计算工作是使零星分散的实验数据系统化，填凹补缺，内插外延，以满足设计工作的需要。核理论小组用共振群方法进行中子对一些轻核的截面计算。计算结果经鉴定后被采用，并得集体奖。施士元用蒸发模型成功地计算在氚及氦上的（n，2n）和（n，3n）截面。当时在极低能量区中，理论与实验不一致。施士元在1983年用准自由散射模型获得满意结果，文章在核物理杂志上发表。1978年以后，核参数工作发展成为核少体问题理论工作，施士元曾多次主持核少体学术会议 。
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研究
70年代末，国内在1958年建立起来的核物理专业纷纷下马。施士元和同事们将实验工作转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核技术应用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先后开展了穆斯堡尔谱在生物分子研究方面的工作和用正电子湮没技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工作。在理论工作方面，施士元转向研究粒子物理最基本的强作用问题 。
社会活动
施士元除科研和教学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起被选为江苏省第二、三、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南京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质谱学会副理事长与质谱杂志主编，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物理学会、科普协会常务理事。施士元积极参加由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的物理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由他参加编写的《英汉物理学词汇》，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起到1987年，他主持编著《汉英物理学词汇》，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80岁开始画油画
施士元退休后，由于身体原因，不再能从事物理学教学科研工作。从80岁开始，学习画油画，临摹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古典名画几十幅，创作油画一百多幅，其作品《雁归来》参加了1993年中国油画展。

施士元于1987年退休，并受聘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19日，南京大学物理系和江苏省物理学会为施士元先生庆祝百岁华诞，其文集《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 举办首发式。
2007年9月28日，多个媒体发文，悼念施士元先生逝世 。

⑽ 列出超过百岁的中国近代名人

宋美龄 106岁 陈立夫 103岁 巴金 101岁 苏步青 101岁 张学良 100岁 谈家帧 100岁
晏济元 108岁，生于1901年，当今最年长的知名画家
梁披云 102岁，1907年生，学名龙光，又名雪予，原籍永春。现为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创会会长，澳门福建同乡会会长，厦门大学名誉教授，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华侨大学副董事长，黎明大学名誉董事长
周有光 103岁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学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蔡尚思 103岁，号中睿，福建德化浔中诗敦人，久居上海
邵逸夫 102岁， 1907年生人
王明贞（1906-）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李静轩（1906-）著名武术家，济南形意拳研究会顾问
李国彝（1906-）台湾著名诗人
蒋信平道长（1906-）成都市道教协会会长，四川省道教协会顾问
高魁元（1907-）台湾“国防部长”，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林启武（1907-）著名资深体育教育家，北京体育
我觉得原因是：1.饮食要清淡。这里的“清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口味上要清淡，少吃油腻食物；二是食量上要节制，不暴饮暴食。
2.心境要平和。保持心境平和有利于长寿同样有医学道理，心境平和，就可以降低舒张压，让心跳变慢，长时间坚持下来，因血压飙高而引发心脑血管病变的机率自然就会大幅度降低。
3.要多运动。这个“运动”包括身心两方面的运动，既是指身体的运动，又包括脑筋的运动。如果不注意活动脑子，记忆力容易衰退，还会引起脑部疾病，所谓脑不老，人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