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清华大学赵教授

Ⅰ 赵忠尧的核物理先驱

二战结束后，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但是地位却很低微。根据《雅尔塔协议》，东三省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外蒙古也被割出宣告独立......赵忠尧认为，要在这个强权世界上生存和不挨打，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科学，这是一个爱国科学家责无旁贷的使命。赵忠尧此行并不只是为了隔岸观花，而是负有进一步了解核爆炸核心技术的使命。核爆炸的核心技术就是加速器，时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物理学家萨本栋在赵忠尧临行前，曾特意叮嘱他要滞留美国，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本栋本人则留在国内筹款给他汇去。
赵忠尧的失踪并不神秘，他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
他本应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我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是描写浙江诸暨的诗句。1902年6月27日，赵忠尧就出生在山清水秀的诸暨，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助教。他工作踏实，肯钻研，深得物理学界前辈叶企孙的器重。1925年夏，叶企孙奉命筹建清华学堂大学本科，携赵忠尧前往，让他在新筹建的物理实验室任职。1927年，赵忠尧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
密立根教授很能够慧眼识才，但人非常严厉。他最初给赵忠尧布置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利用光学干涉仪做实验。但赵忠尧感觉这个题目对于他来说太一般了，请求密立根给他换一个难一点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题目。虽然密立根认为这个中国学生不一般，但他并未很快答应，而是过了一些日子后才让赵忠尧改做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这个题目。当他发现站在面前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好像还是不太满意时，密立根颇为不悦。赵忠尧发现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劲已经惹密立根生气了，他马上抱歉地说：我接受这个题目，并且一定把它做好！无论是密立根，还是赵忠尧，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题目会把赵忠尧推到一个物理科学的伟大发现的门口。
当时，人们认为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主要是由自由电子的康普顿散射所引起的，用于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Klein-Nishim)公式当时刚刚问世。密立根让赵忠尧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一公式的正确性。实验开始了，赵忠尧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则通宵取数据。为保证每隔半小时左右获取一次数据，赵忠尧不得不靠闹钟来不断叫醒自己。苦撑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当赵忠尧将测量的结果与克莱因-仁科公式做比较时，却发现硬伽马射线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符合这个公式，而当硬伽马射线通过重元素--比如铅时，所测得的吸收系数比公式的结果大了约40%。
这项研究做了一年多时间，1929年底，赵忠尧把论文交给了密立根。但两三个月过去了，密立根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原因在于，这项创新性的实验结果让他感到很吃惊，也与他的预期不相符，他不太敢相信这一结果的正确性。赵忠尧有点急了，因为在科学发现的竞技场上，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科研成果披露的先后往往决定着一项研究的命运。这时，替密立根管理研究生工作的教授鲍文向密立根证实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他对密立根说：我对赵忠尧实验的全过程很了解，从仪器操作、实验设计、测量记录到计算的全过程，都进行得非常严谨，实验结果是完全可靠的。密立根终于同意赵忠尧将论文送出发表，该论文于1930年5月发表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当时，当赵忠尧在加州做着实验时，英、德两国有几位物理学家也在进行着同一实验。三处同时发现了硬伽马射线在重元素上的这种反常吸收，并都认为可能是原子核的作用引起的。
这项结果对赵忠尧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赵忠尧想进一步研究硬伽马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机制，观测重元素对硬伽马射线的散射现象。鲍文听了赵忠尧的想法后说：测量吸收系数，作为你的学位论文已经够了，结果也已经有了。不过，如果你要进一步研究，当然很好。当时虽然离毕业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由于有了第一个实验的经验，赵忠尧还是决心一试。由于反常吸收只能在重元素上被观测到，赵忠尧决定选择铝和铅作为轻、重元素的代表，比较硬伽马射线在这两种元素上的散射强度。这个实验一直到当年九月才结束，赵忠尧准备了好久的暑期旅行因此取消。
赵忠尧的这个实验结果首次发现，伴随着硬伽马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特殊辐射。赵忠尧不仅测得了这种特殊辐射的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而且还测出它的角分布大致为各向同性。原来，当硬伽马射线通过重金属铅时，会产生成对的正反物质--反物质碰到正物质，两者迅速消失，并演变成光子。湮灭后产生的光子是一种没有方向性的、被软化了的伽马射线，能量相当于电子的静止质量。这些记录表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察到了正反物质的湮没现象。赵忠尧把这个结果撰写成第二篇论文《硬伽马射线的散射》，于1930年10月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密立根看到学生取得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心中好不得意。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他当着其他教授的面讥笑起赵忠尧来：这个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当初我让他做这个题目，他还嫌太简单，说要'考虑考虑'呐！后来，密立根在他1946年出版的专著《电子、质子、光子、中子、介子和宇宙线》中还多处引述了赵忠尧论文中的结果。
可以说，赵忠尧是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这个发现足以使赵忠尧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瑞典皇家学会也曾郑重考虑过授予他诺贝尔奖。不幸的是，有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对赵忠尧的成果提出了疑问，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1936年，为了表彰正电子的发现这一重要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1932年在云雾室中观测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逊，而不是1930年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湮灭的赵忠尧。
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后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是时，叶企孙从理学院调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吴有训接任理学院院长，赵忠尧曾经一度接任物理系主任。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有萨本栋、周培源等多位教授。这个时期，为办好物理系，大家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齐心协力地进行教学和科研。 赵忠尧开设了我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但他却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他和物理系的同事一起，用盖革计数器进行伽马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研究结果有的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也有一些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如《硬伽马射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以及《Ag、Rh、Br核的中子共振能级的间距》等。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在前一篇论文前加了按语，说这一实验结果提供了正-负电子对产生的又一证据，并对赵忠尧回国后能自己动手创造条件，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大加赞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忠尧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任教，在那种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下，他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和张文裕用盖革-密勒计数器做了一些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完成这些实验，他便将实验方案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赵忠尧与他的老师叶企孙一起，培养了一批后来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都曾经受业于赵忠尧。
这里要补充交待几句赵忠尧与叶企孙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叶企孙，就没有赵忠尧。赵忠尧是叶企孙的得意弟子。他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就读时，南京高师正要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1924年春，赵忠尧提前半年修完了高师的学分,因父亲去世，家境困难，他决定先就业，同时争取进修的机会。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正好缺少助教，学校根据赵忠尧的成绩，同意他担任叶企孙的助教。就这样，赵忠尧一面教书，一面和在校生一起听课、考试，第二年便补足了高师与大学本科的学分差额，取得了国立东南大学的毕业资格。1925年夏，叶企孙受邀去清华,邀赵忠尧和另一助教施汝为一同前往。叶企孙为人严肃庄重，教书极为认真，对赵忠尧的教学和科研都有很深的影响。在清华，赵忠尧第一年仍担任叶企孙的助教。第二年起任课程教员，负责实验课，与其他教师一起为清华的物理实验室制备仪器。当时国内大学的理科水平与西方相比有不少差距，赵忠尧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德文、法文，将眼光紧紧盯着西方发达国家同类研究的进程。赵忠尧感到，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就必须到西方去掌握第一手的物理学专业知识。当时，清华的教师每六年有一次公费出国进修一年的机会，但赵忠尧不想等这么久，他靠自筹经费于1927年去美国留学，除了工资结余及师友的帮助外，赵忠尧还申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40美元。出国前，为了恪尽孝心，赵忠尧完成了婚姻大事，与郑毓英女士成婚，然后把新婚妻子送回到诸暨老家，陪伴照顾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心中想的是发展自己民族的核事业
赵忠尧此次趁旁观原子弹爆炸的机会回到了母校，他利用一切条件,对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进行了深入研究，迅速掌握了加速器的设计和制造细节。
他的美国老师、诺贝尔奖得主、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显然知道赵忠尧目的何在，他十分赞赏赵忠尧的才智，也敬佩赵忠尧的爱国心。更何况，美国的核事业是在赵忠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便于赵忠尧熟悉情况，在实验室多工作一段时间,密立根聘他为自己的工作助手，特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相关核心图纸。
这时,萨本栋秘密汇来了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的费用。钱汇来了，赵忠尧却感觉有点犯难，买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这点钱根本就不够。何况，即便买到了，也拿不到出口许可证,无法运回中国，美国政府严禁此类尖端技术出口。 惟一的办法是将技术参数默背下来，烂熟于心，然后回国自己制造，而一些国内一时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然后再想方设法托运回去。
赵忠尧成了实验室里最勤奋的人，在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他拼命掌握着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参数。每天，他的工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
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等处进行了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时，该实验室的主任屈润普非常支持赵忠尧的工作。他让赵忠尧利用他们的资料，还给他介绍了另一位专家；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给赵忠尧做试验用。在麻省理工学院呆了半年之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赵忠尧又去华盛顿的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了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正准备回国，赵忠尧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一些零星器材。毕德显为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半年之后，为了寻觅定制加速器部件的厂家，赵忠尧又重返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型号都很特殊，每种用量又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很多工厂都不愿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赵忠尧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终于联系到一家开价较为合理的飞机零件制造厂。这样，加速器的运转部分、绝缘柱，以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他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以及一些核物理实验所需的器材。这些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
不久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下令，一切外籍人士必须离开核物理实验室。赵忠尧只好到纽约等地的科研机构做临时工。为了进一步掌握相关技术，赵忠尧主要在美国的几个加速器及宇宙线实验室做义务工作，他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
赵忠尧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这期间，他每年的生活费只有2000美元，而当时的公派人员却是1万美元。赵忠尧只能尽可能地节衣缩食，一日三餐多是开水、面包加咸菜。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用来购置了设备。
1948年，身在美国的赵忠尧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底，赵忠尧完成了静电加速器的器材订购任务，欲回国研制。是时，南京国民党政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四面楚歌，一个旧政权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待尘埃落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再回国，回国后直接参加和平建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赵忠尧兴奋异常，欢呼雀跃。
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许多人都在暗地里摩拳擦掌，相约回去为新中国效力。但形势却发生了变化，中美已不通航，大陆学者借道香港回国也受到重重阻挠。历经5个多月的磨难，赵忠尧才得到香港的过境许可证，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程。
然而，他并不知道，台湾当局和美国把他作为争夺目标，已经紧紧盯上了他，千方百计阻止他回到祖国大陆去。
1949年底，赵忠尧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工作。对赵忠尧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材。赵忠尧1948年准备回国时联系的是一个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货也已经存到了那家公司联系的仓库里。为了将器材运回新中国，而不是运到台湾去，必须设法将这批器材转到别的运输公司。赵忠尧利用1949-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货取了出来，重新联系了一个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没想到，赵忠尧的这一举动立即被联邦调查局盯上了，他们不仅到运输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调查赵忠尧的一举一动。虽然加州理工学院回答调查的杜曼教授告诉他们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但联邦调查局仍然扣去了赵忠尧的部分器材。特别是扣下的四套完整的供核物理实验用的电子学线路，使赵忠尧备感痛心和悲愤。不仅因为这些线路正是国内急需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线路是麻省理工学院宇宙线实验室主任罗西专门派人为赵忠尧制造的。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了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钱学森本人被指为毛的间谍，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再次遭到野蛮翻查，但对方没有发现什么，因为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已经将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了祖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了任意摆放，成功地迷惑了美国的搜查官员，赵忠尧被放行了。同船的还有邓稼先、涂光炽、罗时钧、沈善炯、鲍立奎等100多位留美学者。
然而，美国情报局还是回过了神儿，这位差一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学者可能掌握着核心机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拦截赵忠尧的命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冲上船，将赵忠尧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与赵忠尧一起被关押的还有罗时钧和沈善炯。赵忠尧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只是执行华盛顿的决定，没有权力处理你们的事。台湾驻日代表团派了3个人，软硬兼施，要把赵忠尧等人带到台湾去，有一次甚至让他们三个人面对一堵墙站好，美国宪兵在他们背后拉枪栓进行威胁，告诉他们如不承认罪行,坚持不到台湾去洗心革面，就枪毙他们。但赵忠尧他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同意到台湾去。硬的不行，再来软的，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却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如此纠缠了两个月之久。
美国政府为了扣留赵忠尧，不惜编造出各种谣言，说他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机密，说他和钱学森是同案嫌犯等等。他们仔细检查了赵忠尧的每一件行李、每一张纸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想从他儿子赵维志写给父亲的信中寻找到他们希望得到的罪证。但那是一封充满了亲情的信,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赵忠尧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美军监狱的消息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世界舆论高度关注，美国科学界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的巨大浪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此发表了声明，钱三强也联合一批著名科学家发起了声援赵忠尧的活动。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在没有证据可抓的情况下，只得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11月底，赵忠尧终于途经香港，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国。 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成立，钱三强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
1950年11月28日，冲破阻挠的赵忠尧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将带回来的器材和零部件全部交给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五年后，被美国海军次长认为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终于辗转回到了祖国。
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对我国的核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革中，由于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赵忠尧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决定狠抓高科技，加强国防建设。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赵忠尧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积极参加了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以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1989年以来，一批新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这一切蕴含了包括赵忠尧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而此时，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则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青年科学家。
新的历史时期,赵忠尧尽管年事己高，但因他德高望重，深孚众望，还是出任了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和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为了表彰他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会于1995年向赵忠尧颁发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获奖后，赵忠尧当即决定将何梁何利奖的奖金全部捐赠出来,设立赵忠尧奖基金，以奖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物理系的优秀学生，激励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勤奋学习。
赵忠尧为人正直、忠厚，一生只知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工作，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与他的成就极不相称。作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国人对他所知甚少。
1998年5月28日，当赵忠尧以96岁高龄辞别人世时，遗体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媒体也并无太多报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遗憾。不过，我相信，历史终会记住，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物理学者，一位创造过如此辉煌业绩的核物理先驱，一位为我国的物理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一生的爱国者！

Ⅱ 赵忠尧在我国核物理研究方面作出哪些贡献

一百年来，坐落于南京市四牌楼的百年名校东南大学，为祖国培养了15万多名高层次优秀人才。素有“中国核物理的鼻祖”之称的赵忠尧，就是这众多东大学子中的佼佼者之一。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诸暨。1920年，赵忠尧从诸暨县立中学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东南大学前身）数理化部，1924年毕业后相继在湖州第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任教员。1927年赵忠尧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深造，师从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R.A.密立根（Millikan）并于1930年以优等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赵忠尧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等校任职。1948年，赵忠尧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1年，赵忠尧冲破重重困难回到新中国，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赵忠尧一生献身核物理事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核物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这位中国核物理的鼻祖辞别人世时，有人这样评价他：
在中国物理学史上，他是一座丰碑；
在世界物理学史上，他也是一颗明星

Ⅲ 赵忠尧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将50毫克镭从清华大学实验室里取出来

50毫克镭里的爱国心

作者:唐宝民

1931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着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师从着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教学过程中，卢瑟福被赵忠尧勤奋求学的精神打动，在赵忠尧学成归国时，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赵忠尧特别感动。虽然这种镭在全世界都禁运，但他还是历尽千难万险，将这50毫克镭带回了中国，存放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保险柜中，供研究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号令，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将平津的几所高校迁往上述两地，师生们开始撤离平津地区。赵忠尧教授也准备撤离，前往长沙。但他没有马上走，因为他惦记着一件事，就是卢瑟福赠送给他的那50毫克镭。这50毫克镭还保存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中，可是，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返回清华园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但赵忠尧教授担心这50毫克镭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便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这份国家和民族的珍宝。他想到梁思成先生有一辆小轿车，就急匆匆地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帮忙一同去清华园取镭。梁思成一听，立即答应。他们在黄昏时分开车出城，冒着随时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险，悄悄潜入清华园，进入实验室，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50毫克镭；趁着夜色，再悄悄驶出清华园，千方百计躲过日军，返回城中。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赵忠尧教授与梁思成握手作别后，便带着这份珍宝上路了。天亮以后，他找到一个咸菜坛子，把装镭的铅筒放在咸菜坛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

一路上，为了保护这些镭，他白天藏起来，天黑了才敢上路，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他几乎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却从未让那个咸菜坛子离开过自己。一个多月的行走，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原本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衣服破烂、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的乞丐。最后，他终于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门前，眼泪不禁扑簌而下。恰好梅贻琦校长从内室出来送客，他用沙哑的声音喊了一声“梅校长”，便放声痛哭起来。梅贻琦起初没有认出这个“乞丐”，仔细一看，发现是赵忠尧教授，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Ⅳ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赵元任

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赵元任（1892—1982 2.25）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1900年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读书。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对他一生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十四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D。J．Carve）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离别歌》（AuldLang Syne，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17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他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1929年，他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语言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中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笔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Ⅳ 谁能提供一些关于赵元任的资料！！急需！！！

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1900年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读书。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对他一生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十四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D。J．Carve）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离别歌》（AuldLang Syne,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向姜斯东（E。Johnstone） 学习作曲，向夸尔斯（J．T。Quarles）学习钢琴与和声，向席佛曼（S．P．Siwerman）学习钢琴，还上过多年的声乐课。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在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后，1915年人哈佛大学主 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在哈佛期间的音乐教授有希尔（E，B．Hill）和斯帕尔丁（W。R。Spaulding）。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
青年赵元任
1921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学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8至1941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其间加入了美国国籍。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就偕外孙女昭波和女婿迈克回国探亲。5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诸友。
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 （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
赵元任
器乐小品 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编辑本段语言功力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元任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2]。
编辑本段音乐成就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Ⅵ 爱国科学家赵忠尧：美国三道军令拦截回国，离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吗

这样的家国大义者古来不在少数，也正因为他们对国家的一片赤忱，才成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才成庇护了一个时代的百姓安宁。也正因有了这么多的爱国志士，才有了新中国的今天与未来。赵忠尧就是新中国建设者之一。

1902年，赵忠尧出生于浙江省，从小勤奋好学，成年之后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毕业之后来到了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在这里学习到了物理学科，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过，那时国内科技学科发展落后，物理学学习资料严重缺乏。

诺贝尔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忠尧随校迁往云南大学任教，后来又辗转来到了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在这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找到了他，邀请他到比基尼群岛观摩美国原子弹的实验，他来到美国后，将在原子弹试验中的数据一一详细记录，便于中国日后的原子弹研发。

之后，他又来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工学院继续钻研核物理，通过四年的沉淀，也在美国科学界有了一定的地位。1950年，赵忠尧回到国内，和卢瑟福再次相遇，收到了卢瑟福50克镭的宝贵礼物。他很感激卢瑟福，这份礼物对于当时的中国弥足珍贵，收好礼物后，他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Ⅶ 赵忠尧错失诺奖、两度入狱，临终为什么仍不忘物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