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会见早稻田大学教授
㈠ 历史上教育方面学大寨的内容与影响
学大寨是1964年开始的一个政治口号，在中国的近代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后来的大寨，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大队，要读懂大寨，就得读懂陈永贵。
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陈永贵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人物。按《「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作者、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的说法，陈永贵是「当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是「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是除过周恩来以外「全国没有哪个敢公开批评的人」……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村，尽管不过区区数百人，却是「世界上唯一什么经验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传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时也是「全国最封闭的村」，是「一个没有（说话和）不说话自由的地方」。
当然，必须承认，早期的陈永贵以及他所领导的大寨，确实还是一个干出来的先进典型。但陈永贵以及大寨的不幸在于他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毛泽东所知道、所欣赏，而且很快被他当成实现自己空想社会主义梦想的一件工具。毛泽东从来不曾去过大寨，说他并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寨大概是公允之论。毛泽东对大寨的推崇在我看来并不是立足于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之上，而是在他急於为推行自己的「左」的主张寻找一个样板时，从下边干部的汇报中了解到大寨那一套「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感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合——这些有著明显「左」的色彩的东西，才是沟通并且密切了毛泽东和大寨关系的媒介，也是陈永贵发迹的基石。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事，时值「文革」前夕，「左」的那一套已经甚嚣尘上。於是，从此以后，大寨就不再是遵循社会发展的应有规律，而是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并且是错误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被大树特树，它原有的不少好东西被逐渐改造掉了，而一些「左」的东西却被发挥到极致并强令全国效法，大寨作为极「左」年代里一个出类拔萃的极「左」典型的悲剧命运，也就因此而铸定。
具体说到陈永贵，另一本书《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中，著名作家韦君宜曾这样评价他：「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至於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这一段话，我以为从整体精神上来理解大体还是不错的。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陈永贵也绝不是那种朴实、忠厚、勤劳到只知道埋头苦干，鲜会投机取巧的老实疙瘩农民。在陈永贵身上，精明、活络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他是那种能上得了台面的农村中的能人、强人，因此也就具备了当宣传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和才能；只不过这种素质和才能后来被用於推行极「左」的东西，这才铸成大错。据《「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披露，抗日战争时期，陈永贵曾参加过日本人搞的「新亚会」，担任过村里的伪「代表」——这是一种既要支应八路军，又要应付日本人的两面角色，陈永贵能担此重任，「公关」能力自非一般。无独有偶，在我看的又一本书里，写到一位也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并在后来步入政坛的人物时，披露出他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或前夕，记不清了）曾私刻公章，冒充省公安特务大队长，吓唬群众、欺压良民的旧事。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思考，你也许就会承认，一味埋头苦干的那种老实人也许能够当上劳模，但却很难进一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像山西的李顺达便是如此，此人的浮沉经历在《「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亦有记述）。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之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还有官场这个特殊行业对从业者在素质、才能上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得那些由劳模进而叱�政坛的人物，必须在能干、苦干以外十分精明，相当活络，甚至还须有一些「痞子」气、「江湖」气。并且，又岂止在农村是这样！
让我们继续来说陈永贵。《「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记述判定，我以为大体是公正的。陈永贵原来是个老农民，他在山西那个山沟沟里，算是一个精明人，但总的说来仍不失农民的朴实。然而自从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以后，特别是在那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期间，陈永贵的学「坏」，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要知道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被称作培养政客、培养两面派的大学校的。原来挺纯洁的青年，经过「文革」的折腾、训练，学会了造谣、骗人，学会了玩弄权术，学会了诡辩，学会了心狠手辣地害人，学会了争权夺利。有人总结，解放前，中国有旧道德，解放后经过继承和改造，中国有新道德，「文革」来了，把旧道德、新道德统统当成封、资、修的「四旧」打倒，「文革」中就成了没道德。《「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有小标题为「『文革』是一所坏学校」的一节文字，作者在这一节里慨叹道：「『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读书至此，我感到了作者心情的沉痛，而我心里，也被沉重所充满。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的「余声」部分，有一节文字的小标题是「陈永贵和李自成」。这一节文字不长，不过两千言，却深刻地揭示出一个真理：用传统的农民意识来领导农民运动，实难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的农民意识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存在的一种社会基础（不信请遍查中国历史，看有哪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想当皇帝）。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至今不能彻底完成，主要原因我看倒不是在於少数人有「帝王思想」，而在於传统的农民意识对「皇帝」（当然是好「皇帝」）的渴盼和认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於急需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倒是切中了要害。
㈡ 什么是“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是1964年开始的一个政治口号，在中国的近代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后来的大寨，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大队，要读懂大寨，就得读懂陈永贵。
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陈永贵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人物。按《「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作者、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的说法，陈永贵是「当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是「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是除过周恩来以外「全国没有哪个敢公开批评的人」……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村，尽管不过区区数百人，却是「世界上唯一什麼经验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传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时也是「全国最封闭的村」，是「一个没有（说话和）不说话自由的地方」。
当然，必须承认，早期的陈永贵以及他所领导的大寨，确实还是一个干出来的先进典型。但陈永贵以及大寨的不幸在於他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毛泽东所知道、所欣赏，而且很快被他当成实现自己空想社会主义梦想的一件工具。毛泽东从来不曾去过大寨，说他并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寨大概是公允之论。毛泽东对大寨的推崇在我看来并不是立足於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之上，而是在他急於为推行自己的「左」的主张寻找一个样板时，从下边干部的汇报中了解到大寨那一套「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感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合——这些有著明显「左」的色彩的东西，才是沟通并且密切了毛泽东和大寨关系的媒介，也是陈永贵发迹的基石。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事，时值「文革」前夕，「左」的那一套已经甚嚣尘上。於是，从此以后，大寨就不再是遵循社会发展的应有规律，而是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并且是错误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被大树特树，它原有的不少好东西被逐渐改造掉了，而一些「左」的东西却被发挥到极致并强令全国效法，大寨作为极「左」年代里一个出类拔萃的极「左」典型的悲剧命运，也就因此而铸定。
具体说到陈永贵，另一本书《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中，著名作家韦君宜曾这样评价他：「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至於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这一段话，我以为从整体精神上来理解大体还是不错的。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陈永贵也绝不是那种朴实、忠厚、勤劳到只知道埋头苦干，鲜会投机取巧的老实疙瘩农民。在陈永贵身上，精明、活络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他是那种能上得了台面的农村中的能人、强人，因此也就具备了当宣传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和才能；只不过这种素质和才能后来被用於推行极「左」的东西，这才铸成大错。据《「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披露，抗日战争时期，陈永贵曾参加过日本人搞的「新亚会」，担任过村里的伪「代表」——这是一种既要支应八路军，又要应付日本人的两面角色，陈永贵能担此重任，「公关」能力自非一般。无独有偶，在我看的又一本书里，写到一位也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并在后来步入政坛的人物时，披露出他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或前夕，记不清了）曾私刻公章，冒充省公安特务大队长，吓唬群众、欺压良民的旧事。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思考，你也许就会承认，一味埋头苦干的那种老实人也许能够当上劳模，但却很难进一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像山西的李顺达便是如此，此人的浮沉经历在《「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亦有记述）。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之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还有官场这个特殊行业对从业者在素质、才能上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得那些由劳模进而叱�政坛的人物，必须在能干、苦干以外十分精明，相当活络，甚至还须有一些「痞子」气、「江湖」气。并且，又岂止在农村是这样！
让我们继续来说陈永贵。《「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记述判定，我以为大体是公正的。陈永贵原来是个老农民，他在山西那个山沟沟里，算是一个精明人，但总的说来仍不失农民的朴实。然而自从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以后，特别是在那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期间，陈永贵的学「坏」，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要知道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被称作培养政客、培养两面派的大学校的。原来挺纯洁的青年，经过「文革」的折腾、训练，学会了造谣、骗人，学会了玩弄权术，学会了诡辩，学会了心狠手辣地害人，学会了争权夺利。有人总结，解放前，中国有旧道德，解放后经过继承和改造，中国有新道德，「文革」来了，把旧道德、新道德统统当成封、资、修的「四旧」打倒，「文革」中就成了没道德。《「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有小标题为「『文革』是一所坏学校」的一节文字，作者在这一节里慨叹道：「『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读书至此，我感到了作者心情的沉痛，而我心里，也被沉重所充满。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的「余声」部分，有一节文字的小标题是「陈永贵和李自成」。这一节文字不长，不过两千言，却深刻地揭示出一个真理：用传统的农民意识来领导农民运动，实难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的农民意识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存在的一种社会基础（不信请遍查中国历史，看有哪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想当皇帝）。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至今不能彻底完成，主要原因我看倒不是在於少数人有「帝王思想」，而在於传统的农民意识对「皇帝」（当然是好「皇帝」）的渴盼和认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於急需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倒是切中了要害。
㈢ 周恩来是那年去世的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再一次做癌瘤切除手术。这正是第一次全农会期间，报纸上除了学大寨就是评水浒，到处是骂投降派的声音。周恩来心里明白评水浒的矛头所向，在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陈永贵从大寨回京。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写一个情况报告，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每次必定鼓励一番，至少要打个电话来，说永贵啊，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好，又进步了。你说的事我已经批给谁谁让他们办了。等等。对陈永贵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周恩来总要表扬几句，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这个力气了，他已生命垂危。陈永贵情绪很不好，老惦着电话，随时准备一听到305有事就往医院赶。
“305”就是周恩来住院之处。周恩来住院期间，卫生部部长也出来亲自顶班。等闲人根本见不着周恩来的面。陈永贵去看望时也被医疗小组挡过一次驾。陈永贵回到家，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邓颖超跟医疗组打了招呼，说陈永贵愿意去随时可以去，不要阻拦。于是陈永贵就有了随时可以看望总理的特权。同样是副总理，吴桂贤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比较远，要求了几次也没能获准探望。吴桂贤没办法就求陈永贵帮忙，陈永贵带着吴桂贤进了周恩来的病房，说：“总理，我给您带了个客人来。”
周恩来病重期间，陈永贵有一次去探望，周恩来握着陈永贵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相对，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陈永贵刚起来就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陈永贵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已经不行了。这一天的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连续昏迷十来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政治局委员们全体赶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唯有江青一进门就高声问：“小超呢？小超呢？”
中午，陈永贵蔫蔫地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住地唉声叹气。
陈永贵对周恩来的感情非同一般。从1965年到1973年，周恩来三次访问大寨，在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和社员一起吃玉米面窝头，跟贾进才等老熟人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使陈永贵和大寨人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周恩来提出了大寨经验的三项内容，他代表毛主席在人大会议上号召农业学大寨，他出面让陈永贵当副总理。他熟悉大寨的干部社员，熟悉陈永贵的一家。陈永贵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求教于周恩来，而周恩来对他也总是既耐心又爱护。陈永贵想着周恩来，忍不住就哭开了，哭得老泪纵横。工作人员来叫他吃午饭，他说吃不下。又有人来劝，他就发了脾气。
下午在人大会堂开了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晚上陈永贵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左右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陈永贵才勉强吃了几口，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他是真难过了。再没有任何人去世更能叫陈永贵难过了，包括毛泽东。如果说陈永贵对毛泽东是崇拜，对周恩来则是敬爱。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增夜就和衣卧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眯一会儿，灯也不关。过一会醒过来又接着抽烟。
这样过了两三天，左右的人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名医专家来看。这几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病，只说是悲痛过度造成的。
大寨和昔阳在这件事与陈永贵完全一致。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出，昔阳立即给省委和地委打电话请示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得到的答复说，中央没有统一布置，各地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设灵堂，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批邓。大寨和昔阳不听，从1月10日至15日全县降半旗，1月10日召开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追悼大会。追忆周恩来总理三次视察大寨的情景。1月15日，昔阳三万多人再次在人民礼堂和七一广场开会，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