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性工作者调查
『壹』 著名社会学家当代名录
摘要 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从师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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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汉唐阳光
副标题: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出版年:2017-9
页数:364
内容简介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中国“红灯区”实地调查笔记,深刻展现“性工作者”群体真实的生存状况)时间跨度十余载的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记录其中的曲折经历,也记录刻骨铭心的感悟与反思。他们从田野归来,跨过社会鸿沟而来,带我们与边缘群体近距离相见,进而相知。内容提要: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作者简介
黄盈盈,197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现为该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身体、性、性感》《性社会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等。

『叁』 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做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俗称妓女或牛郎(鸡或鸭),为尊重故称之为性工作者。在大都市里的一些诸如俱乐部、桑拿中心、按摩中心、发廊等娱乐场所,活跃着一批批来自天南海北的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在历朝历代,东方西方、各色人种,都是存在的。既然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色情行业的存在,给社会的家庭的稳定性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会给诸多家庭主妇带来痛苦和烦恼,更为严重的是,大大加速了艾滋病以及性病的传播和扩散;从佛法的角度来看,无数的当事者,又结下了更多的孽缘,出离三界苦海更是遥遥无期了。
『肆』 性工作者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从事
性方面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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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在现场
作者:潘绥铭
豆瓣评分:7.5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9
页数:364
内容简介: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国“红灯区”实地调查笔记,深刻展现“性工作者”群体真实的生存状况)
时间跨度十余载的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记录其中的曲折经历,也记录刻骨铭心的感悟与反思。他们从田野归来,跨过社会鸿沟而来,带我们与边缘群体近距离相见,进而相知。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黄盈盈,197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现为该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身体、性、性感》《性社会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等。
本书作者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潘绥铭教授,及该研究所部分毕业生。
编辑推荐:
说到“小姐”群体,人们最容易联想到哪些词?
觉得“小姐”道德败坏吗?但作者们在深入调查后这样说:
“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觉得“小姐”是因为走投无路吗?但有时“小姐”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虽然我告诉阿凤我是学生,不干这行,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开放’,阿凤总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干这行的,好几次她不经意间说道:‘其实,你只要涂个口红什么的,应该也会有生意的。’”(黄盈盈《“你要自甘堕落”》)
觉得“小姐”薄情寡义吗?不,她们也有情有义: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她这句话,让我至今想起都会眼眶一热。”(王昕《疏离与亲密》)
觉得“小姐”的生活是“风花雪月”的吗?其实相反,是非常无聊: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又或者,觉得“小姐”是弱势群体吗?若换成她们的视角看,也不一定:
“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们是弱势群体,她们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压力,躲躲藏藏地生活在社会中;同时,还要承担各类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刚入田野时,我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群人;但当我真正进入田野后才明白,在这里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若没有小姐的帮忙,我在这里寸步难行。”(张楠《透过酒杯的霓虹》)
所以这本书看完,你会发现,“小姐”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就连她们的冷漠、刻薄、谎言乃至敌意,通过作者们的笔端写出,也变成可以理解的了。而这首先是因为,作者自己跨越了与边缘群体之间的隔阂,他们站在对方的视角上,将心比心地感受对方的处境与情感,直至打通。所以他们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有穿透力,仿佛直接将读者带到现场,与边缘群体相识相知。
作者们是一群社会学家,他们用充满情感的文字写下这本书,同时对过滤掉“人”之丰富性的社会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所以也具有突破性学术贡献。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学家呢?他们带着问题走入待考察的“田野”,就像陌生人去往异乡,然后他们融入田野,为我们呈现一个活生生的田野本身。所以真正的田野,是社会学家与调查对象并肩存在的场所,仿佛田野以社会学家为试炼场,通过他们的工作消解群体之间的隔阂。这是关乎世间所有人的工作。

『陆』 性工作者是做什么的啊
性工作者就是妓女或者牛郎,现代人大多称他们为 ”鸡“,”鸭“,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获得报酬,为了尊重他们故称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不应该受到歧视。其实,绝大部分的性工作者,都是来自广大的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都是心存善良的女孩子,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步入了色情行业。有的是被生活所逼迫,有的是被他人所逼迫,有的是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心愿。
她们从事这一行业,需要极尽忍受屈辱为能事,过得也是极不容易的,是可怜悯者。有的孩子,是为了给父母治病;有的孩子,是为了供弟弟读书;有的孩子,是为了开一间自己的服装店;有的孩子,甚至是为了读大学。

(6)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性工作者调查扩展阅读:
现象:
性工作者在历朝历代,东方西方、各色人种,都是存在的。既然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色情行业的存在,给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性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会给诸多家庭主妇带来痛苦和烦恼。
更为严重的是,大大加速了艾滋病以及性病的传播和扩散;从佛法的角度来看,无数的当事者,又结下了更多的孽缘,出离三界苦海更是遥遥无期了。
『柒』 性工作者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
美食家,正所谓食色性也,食色很明显是吃东西么!所以是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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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论方法
作者:潘绥铭
豆瓣评分:9.3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9-30
页数:464
内容简介:
《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以中国社会学调查方法中本土经验为依托,着重强调高质量的社会学调查需要本土的调查情境,以及本土的文化、社会、个体因素对于调查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于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这两种主要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进行有侧重点的分析,原创性地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反思目前流行的结合使用两种方法的误区与局限,并建设性地探讨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与条件,提出可以提高调查质量的一些具体建议。
作者简介: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建人、所长。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基于二十余项实证研究,奠定了中国性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创立了“初级生活圈”、“中国性革命”、“性产业”、“性化”等基本概念。
黄盈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小姐”研究、女性的身体与性、性研究的定性方法、艾滋病的社会影响因素。著有《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等论著。
王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政策,社会学研究方法。

『玖』 高危人群的女性预防
艾滋病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尤其目前把防治艾滋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重视,已成了全球共识。而随着对艾滋病发展的关注,艾滋病领域的女性话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到2002年底,女性感染者已经占到了感染者总数的50%,其中15至24岁的女性占60%。女性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是男性的2至4倍。艾滋病对妇女健康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人们不得不关注妇女中哪些是易感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母婴传播、卖淫、卖血、性乱、吸毒、性病病人,是女性感染与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母婴传播,还是妇女独有的传播途径。 妇女卖血潜在着感染艾滋病危机
在卖血人群中,有不少是妇女,她们大多是因为贫困,或者是为吸毒聚积毒资。在贫困地区,血液采集有时是非法的,这就给卖血者带来了与他人或多人共用注射器的隐患;卖血也使得妇女的体质下降,一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免疫体系更会不堪一击,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而她们也就成了艾滋病的一个传染媒介。
艾滋病通过血液渠道传播的失控,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顿血液市场已迫在眉睫,必须高度重视。
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的预防
(1)不可尝试吸毒,已有毒瘾的人必须戒毒。有调查显示,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比例颇高,而静脉注射毒品最容易引起艾滋病病毒传染。吸毒者很容易接受经静脉注射毒品的吸毒方式。
(2)在必须接受输血时,事前一定要了解血液来源是否安全。当患者本人不能这样做时,家属一定要重视了解情况。
(3)不自行从国外带回血液制品,不注射可用可不用的血液制品。
(4)参加无偿献血,不卖血,更不可以到非法的地下采血点去卖血。
(5)了解自己的孩子在接受计划免疫注射时,是否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不论是托儿所、幼儿园、小学都应重视。要告知已懂事的儿童,拒绝接受数人合用注射器或针头的预防注射。
(6)在去医院或诊所接受拔牙或其他口腔治疗、注射、针刺治疗等时,必须了解这一医疗机构是否认真执行消毒措施。对于消毒不严的治疗或检查(如内窥镜)应拒绝接受。
(7)能服药治疗的就不打针,不论是皮下、肌肉或静脉注射都应尽可能避免。
(8)不到消毒不严格的理发馆、美容院去理发或美容。理发、美容的刀具、针具如不消毒或不严格消毒,也有可能在刮脸、穿耳、纹眉时传播艾滋病病毒。
(9)浴池的修脚刀必须彻底消毒,否则也可能引起艾滋病病毒感染。浴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均适宜于染有血液的修脚刀上的艾滋病病毒的生存。
(10)电动剃须刀、刮脸刀不要互相借用,因为刮脸、剃须时经常会使面颊皮肤发生轻微擦伤。人们往往不能觉察这种细小的损伤,但是你在刮完脸后尝试用肥皂水涂抹脸部,便会感到不同程度的皮肤刺痛,这表示已有表皮损伤。
(11)牙刷必须每人自备自用。刷牙时出血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有牙龈炎时出血更多,所以不能共用。
(12)不要纹身。纹身针刺破皮肤有可能造成艾滋病病毒感染。
(13)救护流血伤员时,要设法不让血液直接沾染自己的皮肤,尤其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皮肤破伤时更应重视。可以用衣服、塑料单来隔开伤员。
(14)医生、护士、化验员在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人服务时,要严防手术刀、注射用针头损伤自己的皮肤。
(15)在可能因剧烈冲撞而引起皮肤损伤流血的体育运动中,应该了解对方是否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16)不要打架斗殴。打架斗殴双方难免流血,完全有可能造成艾滋病病毒感染。
(17)对供血员加强输血传播艾滋病病毒知识的普及教育。
(18)提高供血员自我保护意识,主动监督血站的消毒和无菌操作措施。
(19)对供血员加强不可流动供血和供血前必须接受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等守法教育。 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高低历来被作为艾滋病流行程度的衡量指标。艾滋病病毒已在我国女性吸毒人群中出现了流行势头。毒品和艾滋病联手,正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中肆虐。
吸毒者与艾滋病的交叉互动
(1)吸毒者与艾滋病感染者交叉互动。监测调查报告表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多以吸毒人群为主体。以2001年为例,吸毒人群占艾滋病感染者总数的68%左右,这其中主要是静脉注射毒品人群。他们共同使用注射器的行为,导致艾滋病病毒经血液传播。
(2)吸毒妇女性病感染率高。艾滋病感染者是以吸毒人群为主体,而吸毒人群恰恰又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吸毒的青年男女均处于性萌动期与旺盛期,他们的性乱行为导致容易感染性病,性病的传播又作为吸毒与艾滋病的中介而存在。中国性病感染人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据不完全统计,吸毒人群中有20%~30%的人患有性病,吸毒妇女性病检出率则在21%~33%之间。
(3)女性吸毒者10年间增长近一倍。目前在全国,女性吸毒者约占吸毒总人数的20%,比10年前多了近一倍,而且女性吸毒人群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在沿海地区的广东,女性吸毒人口甚至占到了吸毒总人数40%以上。妇女吸毒人数的上升,表明女青年参与经济的比率提高。卖淫妇女递增,夜总会中的三陪女、吧女以及按摩女、暗娼,她们往往先染上吸毒的毛病,然后在性乱行为中得上性病,进而感染上艾滋病,这就使艾滋病由高危人群逐渐传播到一般人群中变为了可能。
妇女吸毒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毒品和艾滋病问题的今天,女性吸毒因其特殊性而开始受到关注。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女性吸毒为艾滋病传播提供更广泛空间,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吴尊友教授在 2000年曾以中国吸毒、性乱与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为研究课题,查阅了10年间有关中国女性吸毒的全国地方性文献资料。结果发现,中国女性吸毒者数量约占我国总吸毒人数的17%。考虑漏报因素,估计当时我国实际女性吸毒人数约为100万人,艾滋病病毒在中国女性吸毒人群中出现了流行势头。中国女性吸毒问题已引起国际关注,联合国禁毒署、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国家禁毒委在南宁举行了“女性滥用毒品社会后果与健康危害”会议,联合国官员和专家会同中国专家学者就女性与毒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女性吸毒与传播艾滋病的特点
(1)女性吸毒低龄化日趋严重。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吸毒女性年龄偏低且未婚。据卫生部一份专家调查报告,女性吸毒者平均年龄在22~27岁之间,比同一地区男性吸毒者平均年龄小3~4岁;其未婚率在41.7%~73.7%之间。吸毒女性由于长期吸毒、卖淫,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性病、传染病较普遍。调查显示,吸毒女性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在8.3%~79%之间,梅毒感染率在1.4%~ 29.2%之间。女性吸毒者普遍存在“以淫养毒”现象,通过卖淫获取高额毒资,这一比例高达50%以上。感染艾滋病病毒吸毒女性的性行为,是一个地区艾滋病流行最具威胁的因素。
(2)女性吸毒戒断难。女性的“以淫养毒”方式,是更具有隐蔽性的获取毒资手段。女性有比男性更好的毒品药理感觉,具有上瘾快、感觉好、依赖性强和戒断难等特点;女性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更易陷入复吸;女性滥用毒品后,比男性更易感染艾滋病。
(3)女性吸毒者性乱行为高于男性。吸毒人群将艾滋病病毒向其性伴的传播扩散也在增加,而大约有41.7%~55.9%的女性吸毒者卖淫,女性梅毒感染率普遍高于当地男性,吸毒女性有多个性伴的比例也高于男性吸毒者。这就导致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吸毒者的性行为对艾滋病流行影响最大。
此外,吸毒女性注射毒品的比例在9.5%~80.4%之间,其共用注射器比例为88.1%,使得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病毒成了一个重要途径。
对吸毒人群的预防服务
为遏制毒品和艾滋病流行,专家提出建立三级预防体系:建立面向公众的预防宣传教育体系;建立针对脆弱人群的预防体系;建立针对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体系。同时向吸毒女性提供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医疗关怀、心理支持、法律、经济、就业支持,使女性远离毒品。同时要加强血液传播教育力度,使其深刻认识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的危险性;突出戒毒和防止复吸的教育。 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以来,一直以输血感染和吸毒人群共用针头感染为主。近来,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在卖淫、嫖娼人群中,艾滋病感染人数出现迅速上升的势头。
在艾滋病病毒的流行中,买卖淫者无疑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高危人群。2000年中国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表明,在广西和云南,卖淫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分别为10.7%和4.6%。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教授潘绥铭提出过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从自己主持的一项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85%的嫖客除了与卖淫者和妻子有性关系之外,还与其他女性有性关系,他们平均每个人有过8.1个其他的性伴侣。正是这些男人,将从卖淫者身上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传播到其他女性中间。就是说,那些既与卖淫者有性关系又与其他性伴侣有性关系的男人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第一媒介。是他们把卖淫者与普通人连接在一起,他们是通过性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
三陪小姐以及一些特种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旅店、宾馆、歌舞厅、酒吧、发廊、桑拿浴室、按摩院、路边店等场所服务员)也是传播性病、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如果不做好艾滋病的预防工作,那么这些女性就极有可能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中介,因为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群体。
卖淫妇女不能保护自己的性健康。那些被迫从事或被贩卖到性工作中的女孩,有的甚至未到青春期,一般都缺乏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意识,无法逃避,也不能采取保护措施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但并非所有的卖淫都是强迫性的。对于某些妇女来说,卖淫是一种选择,而许多人从事境遇性的或长期的性工作是出自可怕的贫穷的一个出路,性交易是她们自己和孩子生活的基本经济来源渠道。通常,这类妇女包括因为战争生活被破坏的妇女,或因为不公正的法律和习俗而失去财产的离婚者或寡妇。在很多地方,性交易者中的妇女不懂得或不能够在交易中保护自己。如果她们要求用安全套,她们或许会面临暴力或失去收入的危险;只有在少数政府制定了“必须用安全套”的规章制度的地方,卖淫妇女才有可能用安全套减少一些感染的危险。
卖淫妇女往往是传播性病的高危群体,而性乱又恰恰是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
对卖淫妇女人群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教育措施:
(1)突出女性的自尊自重教育,在她们有从良的愿望时,能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
(2)突出性行为轻率是对女性的严重危害的教育。
(3)提供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知识教育,比如:在电视节目中增加相关的公益性的广告,在各大酒店和旅馆的房间放置安全套和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材料等等。
(4)免费发放安全套。尽管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但是从预防角度讲,是很有必要的。 多性伴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行为
性乱,就是性行为对象不专一,这是非常容易引起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行为。参与性乱活动的人往往都与多个人有性关系,其中多数人都可能染有性病,甚至染有艾滋病病毒,所以性交的对象越多,就越容易染上性病和艾滋病。受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多数人没有任何不适感觉,只有通过化验才能发现,而人们往往不能自觉地意识到应该到当地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或医院检测,在刚受感染1至3个月内还有可能查不到抗体,这使得艾滋病病毒的传染隐蔽性更强。
合法夫妻双方都未受艾滋病病毒感染,并且在性关系上互相忠诚,这样的性行为是安全的。但在婚前,即使是恋爱对象之间的性关系也并不安全,因为恋爱关系不受法律约束,而道德对恋爱者行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如果谈恋爱期间就发生性关系,恋爱对象又是不专一和不稳定的,不论先后或同时和几个人谈恋爱都有性关系,这就在实际上形成性乱,更不必说那些没有恋爱关系的婚前男女性行为了。
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这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而且,性伴的数量是在青年人中估测艾滋病病毒潜在流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外有学者对一位每年平均与20至30名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艾滋病病人的性伴研究发现,与这位男子有过性接触的16名妇女中,10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有3人仅与病人有过一次性交史;感染者中有8人出现了艾滋病的典型或不典型症状。有专家曾对艾滋病高发的纽约等4城市的800人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分为两组,一组人过去5年间仅与同一性伴保持性关系,另一组每人5年间至少有6个性伴。结果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率在前一组仅为0.25%,后一组则达到6%,是前一组的24倍。
一般说来,与其他疾病相比,包括与其他种类的性传播疾病相比,艾滋病病毒实际上是难以传播的。美国科学家的调查发现,一个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男性,如果一直与一个女性进行无防护的性交,那么在500次性交中,将会有一次把艾滋病病毒传给女方。在这种阴道性交中女性传给男性的机率会更小一些。虽然有的青年人每次只与一人发生性关系,但他却与多人保持这种性关系,也会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危险的境地。在这种一对一的性接触中,自我保护(比如用安全套)的意识淡化了。由于一个人的性伴并不永远与其保持唯一性关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也就一直存在。
性观念开放引发艾滋病感染概率提高
不久前全国妇联一项对2400位女性进行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人们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变化,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以及多性伴现象均有增加的趋势。年轻女性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改变现象非常突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1.73%的调查对象除丈夫外还有其他性伙伴。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该项调查内容涉及个人隐私,会存在一些拒答和瞒答的现象,所以估计婚外性行为的实际情况要高于该项调查结果。在北京一项针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10.2%的大学生有婚前性行为。与此相契合,广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广州市外来未婚年轻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已非常普遍,工厂女工约为50%,服务业更达到80%,更换或同时有多个性伙伴的现象也不少。
性问题上的开放与多重性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增加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概率,但是伴随着不安全的性行为,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
在H艾滋病第二类流行地区(主要是非洲、加勒比海和南美一些地区),多性伴生活得到鼓励,丈夫的婚外性关系与多配偶在文化上能够被接受。另外,由于包办婚姻中对女性必须生儿育女的要求,导致了婚姻的不和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婚外性关系的出现。由于对生育的过分看重,妇女也可能会通过婚外性关系怀孕,这就使婚外性关系和多性伴现象不可避免。
在HIV艾滋病第三类流行地区(括亚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的太平洋地区、中东、东欧与南美的一些乡村地区),近年来离婚年龄的提前导致了婚外性伴侣的增多。
性乱者对艾滋病的预防
在艾滋病第二类、第三类流行地区,男女性关系中的性别差异是降低其高危性行为的障碍。消除这种差异并非易事,其最终实现在于改变整个社会的规范,提高妇女的地位。在自由恋爱的风潮中,有些人根本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在性行为上不向对方承担任何责任,对这种危险行为进行干预的重点应该是让青年人明白与多人保持性关系的危险性,并忠告他们每次性交都必须使用安全套,同时更要向妇女倡导保护自己。
相对来说,流动人口、性病病人、暗娼、嫖客和劳教劳改人员是当前容易产生性乱的高危人群,应是预防与教育的重点对象。流动人口(包括旅游者、打工者、海员、出国劳务人员、卡车司机和厂矿工人),他们的性问题已经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隐患,一般他们的性伴不稳定,且不愿使用安全套,所以经性传播的危险性更大,一旦感染其蔓延波及的范围不是小圈子,因而对他们的教育显得尤为突出。而性病病人、暗娼、嫖客传染或感染性病的机率更是高于一般的人群。
对流动人口应采取如下的预防教育:
(1)家庭安危教育。明确个人染上艾滋病病毒将使整个家庭陷入不幸。
(2)正确使用安全套教育。
(3)海员和出国劳务人员性健康教育,突出禁欲无害和手淫无害教育。
对暗娼、嫖客和劳教劳改人员的预防教育:
(1)暗娼和年轻女劳教、劳改人员的妇女生殖健康教育。
(2)嫖客容易染上艾滋病、性病,危害自身,危害家庭的教育。

『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师资力量
社会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50年代初,新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伊始版,全国高校权就开始了学科调整。在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被取消的同时,许多著名社会学家曾来到人民大学工作,例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为人民大学80年代初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师资力量雄厚。
教授:郑杭生郭星华李路路洪大用林克雷刘少杰潘绥铭俞国良赵旭东郝大海李迎生陆益龙于显洋冯仕政
副教授:廖菲王卫东王水雄谢桂华奂平清张有春黄剑波刘谦黄盈盈齐亚强
讲师:张慧王玉君储卉娟富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