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大学的励志教授黄

① 同乡女孩给黄国平博士写信，黄国平有着怎样的故事

好在上了高中后，学校免了黄国平的全部学杂费，自己偶尔也能获得一些奖金，还有老师和师母一直接济他的生活，他才得以读完高中，考上大学。

都说当今社会寒门难出才子，黄国平靠着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鼓舞了更多的身处艰难中的人。

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黄国平都能在泥泞里开花，在风雨里舞蹈，他的精神和意志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② 黄祖洽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

注重实事求是黄老注重实事求是，他认为在什么岗位上就做什么岗位上的事情。在他的心目中，所谓敬业精神，就是自己看重自己，也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以前，北师大曾有人建议出一套名师名著的丛书，黄教授当即表示不赞同这种提法。在他看来，名师也好，名著也好，都是后人对前人的评价，而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从一个短期行为就能够确定的。总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淡泊名利的老人，经过世事的沧桑，你能从他身上体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
提起他的淡泊名利，最大的例证是他曾30年从事核研究，是“两弹一星”功臣，但军功章并没有戴到他的胸前。对此，他无怨无悔。在我们的几次追问下，他只是用一种“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的心态回答我们。他说：“《大学》中有句话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早在四十几年前，由于一句“老夫髦矣”的玩笑，他成了“黄老”。不料，1994年当《黄祖洽文集》出版时，何祚庥院士在序中又出来作了“黄老不老”的“翻案”。因为在别人眼中，他仍是一位活跃人物，精力和影响都不减当年。不管戴老不老的头衔，黄祖洽一直勤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自1980年调任北师大以来，他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敏锐的科学目光和民主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硕士与博士生的培养，希望能有超过他们那一代的接班人，为中华民族腾飞效力。他对年轻学生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因此还受到过批判，说是“学霸作风”，但事隔几十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回过头来感谢他，感激他的“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而黄老对他的学生是“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雏燕离巢去，良材异国挪。”欣慰之意、惋惜之情都体现在了其中。
黄教授不仅在核物理方面有卓越的成绩，而且在文学修养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的五古《抒怀》写得朗朗上口，用典准确，文采飞扬，意境高远。黄教授让我们看了一本由他母亲保存的《少年作文选》(此为复印本，原件由学校收藏)，可以看出他从小就表现不凡，许多习作都被“抄贴”，当年老师的评语“孩子你有志向”，让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他重温时感慨万千。
一位博士寄语先生：“曾为攻关奋战苦，又与后辈铺路勤；一路插下枝无数，回首望去已成荫。”当我们告别教授时，已近晚上六点，而他又打开台灯工作了。

③ 黄新民的成就

黄新民于1913年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清流县，自幼酷爱读书，立志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先考取长汀第七中学，继而考取上海清心中学插班生，并获得全校唯一全免学、宿、膳奖学金。直至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获化学系、数学系两系奖学金。他进入化学系后刻苦学习，同时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实用科学研究会的国防化学组活动。193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留校担任助教。同年抗日战争爆发，黄新民出于抗战激情，参加了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防毒学兵队，担任化学教官。由于该队政治腐败，不久即愤然离去。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讲师。当时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的黄新民，不得不先后兼任中学教师、家庭教师、化学药品公司工程师和医院、药厂的药剂师，以维持生活。
在昆明时期，他时时为国担忧，多方探索民族出路。他参加过吴晗、闻一多等学者名流的民盟活动，还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学习会。1945年考试获取了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和美国庚子赔款奖学金，他先入英国伦敦药学院读研究生，1946年转入剑桥大学学习。在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A.R.托德（Todd）为主任的化学系及在P.G.曼（Mann）指导下刻苦钻研，194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吲哚化合物若干问题》。吲哚化合物广泛地以天然产物的形式存在于动植物中，其中许多具有工业应用的价值，如作为染料的靛蓝和药物的吲哚生物碱，而且能够合成生产。黄新民在他的吲哚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中，提供了50多种新的吲哚衍生物，并发现其中有些化合物具有光敏性能，有可能成为新型的光敏剂。在剑桥大学的第四年担任博士研究员，继续异吲哚方面的研究，寻找更好的光敏染料，即可使照相底片感光速度大为增加的一些染料。
黄新民留学英国后不久，就接受了我党在英组织的直接领导。先后以留英科学工作者协会总干事和中国留学生总会常务委员、主席等身份，编写进步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团结留学生开展革命工作。1948年在布拉格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出席了世界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做了题为《科学与人类》的演讲。1949年又以国际学联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和平大会，为我党在海外的进步活动做出了贡献。
1949年7月黄新民根据党的指示和安排，动员和组织留欧学生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1949年9月黄新民等30余人从国外回到北京，一同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被任命为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处处长，兼政务院文委招待回国留学生委员会秘书。黄新民根据周总理指示以个人名义向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发出了两千多封邀请信，号召留学生和科学家们回国。他领导的留学生处共接待并安置了近两千名回国的科技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总理曾亲切鼓励黄新民说：“牺牲一个博士专业，换回千百人专家，不很合算嘛”。黄新民倍受鼓舞，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周总理的话当做座右铭，经常勉励自己、教育同志。他说：总理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事事想到全局，想到长远，听党的话，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
在此期间先后兼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副教授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此外，他还参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学术名词统一方面的工作，被聘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的审查委员。
化学物质的种类繁多，其名称的系统化及统一工作，极为重要。化学名词较其他科学名词更加繁多，实难在一本篇幅有限的名词书中一一列出，而且新化合物不断发现，事实上亦无法使其完全。比较合理的办法，是定出一套命名法则，以便学者对于一些结构已知的物质，不论它是早发现或新发现的，一看便能定出它的系统名称。18世纪末，欧洲即已开始从事无机化学物质命名的系统化工作。19世纪末关于有机化学方面，曾举行国际会议。我国化学物质名称的统一工作始于1915年，并于1932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1937年修订一次，1945年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学术名词的统一工作。黄新民从1950年开始参加关于化学命名原则的修订。1953年参加了《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一书的修订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编著工作。黄新民曾建议：将一切杂环母核均由其结构相当碳环母核来衍生名称；加杂原子名称于碳环名称之前以命名。常见的芳香族碳环母核，大抵均有简名；对新字读音提出了两种方法：（一）音切法，即原音与烷相切。直到目前已审定的有机化学命名中，被沿用的名词中只保留了“甾”字的命名。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侵略美军肆意践踏国际公约，在朝鲜战场公然使用化学武器。当时志愿军急需防护器材，而我军的防护科研还是空白。为了建设防护科研事业，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1952年8月黄新民不计名利地位、个人得失，离开国家机关，辞去三所大学教授职务，从地方来到部队。
黄新民开始在防化学校任训练部防化系主任，主持防化研究室工作。他说：“这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许多开拓者”，“我愿意为这项事业倾心尽力”。一到职就立即带领全室人员奋力苦战。在不长时间内研制出我军早期型号的一批侦毒器等防护器材。防护研究室从计划、专业设置到实验、翻译国外专业书籍以及组织科研协作等，都是他亲自操持，四处奔波，费尽心力。他常说：“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基础就在于人才的培养”。他编、译、著《毒剂化学》《毒剂化学与分析》《军用毒剂与侦毒》《杂环化学》《高等有机化学》等多种书籍和在军内发行的大学讲义。由于黄新民的努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他们是五六十年代开创防护科研事业的主力，也是现在和今后发展防护科研事业的骨干。同志们说：“培养人才是关键的一着棋，是黄新民的一大贡献。”
为了开创军事防护科研事业，黄新民从主持防化研究室到建立防化研究院，一直担任科研管理的领导工作。他着眼于现代战争的需要，从当时的条件出发，有针对性地设置防毒专业、核防毒专业，为防化科研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2月黄新民担任了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兼国务院引进人才办公室负责人。
1980年8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不久，黄新民担任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他以极大热情投入环境科学领域的探索，在筹建工作中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从调配培养科技队伍、制定科研发展规划、科研基地建设以及广泛开展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国际间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环境科研机构，担负着国家环境科技攻关及重大综合性、区域性、应用性环境问题研究；开展全球性、超前性环境问题研究；为国家环境立法、制订政策以及加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黄新民深刻理解国家建立这个研究院的宗旨，以他丰富的科研组织领导经验，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要求，对科研人员以身作则，循循善诱，钻研环境科学新理论，强调树立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号召每一个职工都要立志为建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做贡献。他的领导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在他主持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创办了《中国环境科学》刊物，他担任主编。这一刊物在传播环境科技信息，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年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他组织刚进院的科技人员、大学毕业生编辑了《英、汉环境科学词汇》，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环境科技工作者及时提供了急需的工具书。
1982年8月黄新民因病离职休养。1983年1月黄新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顾问。

④ (2)黄大年身上有那些宝贵的精神品质值得大学生学习和传承

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将奉献精神与党员行为准则融会贯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人民公仆的价值所在和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

学习黄大年同志的爱岗敬业精神。爱岗敬业是工作态度的体现，是对工作岗位最基本的尊重，是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由于黄大年同志的爱岗敬业精神，才能刻骨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许多科技技术的空白。

无论我们是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要像黄大年同志学习，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对工作充满热情、脚踏实地，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

黄大年的评价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特聘教授、新兴交叉学部学部长，负责协调和组织管理中国跨部门和跨学科优势技术资源和团队，首次推动了中国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的研发，攻关技术瓶颈，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他既是“无私的爱国者”，也是“新时代海归科技报国的楷模”。

很多人评价黄大年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什么职务也不要，就想为祖国做些事。还有人评价他是另类的科学家，因为他对待科研只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

⑤ 黄锡禹事件 分析

黄禹锡教授的研究不仅给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萎靡不振的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给意志消沉的韩国百姓重新带来了自信。可以说在这期间他的研究对整个韩国社会振兴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力。然而自从黄教授的理论被发现为造假后，韩国百姓无法从失落的现状中挣扎出来，社会处于严重分裂状况，韩国未来的社会发展着实令人不安。

黄禹锡丑闻事件反映出了当代韩国人及韩国社会的现状。

首先是韩国社会的急躁症。自从1999年体细胞克隆牛的成功诞生以后，黄教授相继发表了对疯牛病病毒有抵抗力的牛、长白山虎复制，以及无菌猪克隆等科学成果。黄教授由此一直保持着在同科学领域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通过这次对人类胚胎干细胞复制的尝试，可以看出黄教授急于实现自己在此领域中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但是，黄禹锡惊动世界的丑闻事件不仅是其本人利欲熏心的结果，更是其背后的整个韩国舆论界、政治界、以及经济界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韩国舆论界对于黄教授的研究不经过科学验证即予以报道，出于担忧自身支持率下降的卢武铉政府也大肆宣传了黄禹锡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用及IT强国、世界杯4强等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消息。对于那些渴于寻求新的发财之路的韩国金融家来说，投资于新的“生命科学产业”是继IT产业以后的第二次跳跃性尝试。如此看来，黄禹锡丑闻事件不仅仅是黄教授个人的问题，更可以被理解为是韩国政府、企业、舆论等所有有关联的韩国现状的自画像。

其次是韩国社会对伦理意识的缺乏性。此事发生后，不论是黄教授的拒不认错，一再为自身开脱罪名的狡辩的态度；或是舆论界在未经学者讨论验证就把此学术问题向世人公布，从而使其升级为社会问题的态度；还是韩国政府对黄教授的研究在看似成功和彻底失败两个阶段时的巨大反差上来看，无不反映了韩国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符合伦理道德方面的科学发展标准。

但是这次黄禹锡丑闻燃起了韩国国内新的希望。

首先，年轻的生命科学学者和“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对于黄教授的科学研究成果迅速及彻底的调查，显示了韩国学术界的“自净”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对同僚教授进行了客观及彻底的调查，最大限度地保全了整个学术界的名声。

其次，这次的黄禹锡事件促进了整个韩国社会思考方式的转换。1990年代末期，在韩国国内IT产业的崛起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科学发展及经济发展中如何赚取更大的利益成为了主流倾向。这次黄禹锡丑闻明确地展示了科学发展的效用性和商业性结合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人们带来正确认识“基础”和“基本”的重要性的契机。因此，韩国科学学术界应该通过这次事件加强对道德伦理的教育，提倡淡化政治色彩及舆论报道，使科学研究能够本着客观合理的原则进行。

思考方式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的。在经过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热潮以后，现在的韩国国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精神层面上的提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虽然韩国在经济恢复上面有所成就，但人们在根本的思考方式上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现在，黄禹锡事件给韩国人对自身的思考方式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