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
『壹』 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 房子 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2013年腊月25）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贰』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发展历史
1994年5月四校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大学，经学科重组和调整，文学院成为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档案学为主的文科基础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任学院院长，现有专任教师110余人，高级职称70余人，有多名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该院任教。80%以上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2011年9月社会学系升格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至此文学院下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3个系。
其中，文化研究系成立于2004年，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学者王晓明先生担纲，这是一个跨专业的研究型系科，主要为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提供系列课程，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网旨在创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当代文化的研究平台。
学院拥有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另外，社会学属于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被批准为上海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都市社会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被批准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教育被列为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学院还设有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党政研究中心等二十余个研究中心，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具有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编辑发行有《社会》、《秘书》杂志。
学院融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发展学科群，挂靠学院的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首批投入的上海高校六个“E－研究院”之一，建设周期10年。它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E—Science的理念，依托现代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实行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联合国内外知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一流学者，围绕“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开展具有突破性的基础研究。
『叁』 求2006中国的十大荒唐事
2006中国高校十大荒唐事
1. “**一号”造假奇闻
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scale56800芯片，雇人磨掉原有标志再加上自己LOGO，“研制”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号”，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借助“**一号”，陈进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进而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基金。2006年1月，造假事件东窗事发，震撼全国。
2.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
2004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宣布，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8月份嫖娼被抓，学校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学校也给予行政开除处分。之后陆德明发表声明承认嫖娼的事实并向公众道歉。
3. 大学女生停课陪舞领导
2006年9月27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3级舞蹈编导专业全体10名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提前下课去参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陪来校察看的领导跳舞。当教育与官场同流合污后，产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贿赂也不足为奇。
4. 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
2004年10月，时任西安翻译学院院长的丁祖诒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发布“西安翻译学院丁祖诒校长当选为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虚假新闻，后为方舟子调查撰文揭穿。丁祖诒给我们开了一个“国际玩笑”，面对如此高校，我们却无法言笑。
5. 毕业论文集体被“枪毙”
2006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2002级油画本科班12名学生论文被集体“枪毙”。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涉及院长徐芒耀与该班指导老师刘大鸿之间的学术分歧。12篇论文成了学术分歧的陪葬品，冤啊！
6. 女博士无端被开除
2006年4月1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认定该校2002级女博士生卫英(化名)以小广告、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导师进行骚扰、辱骂和人身攻击，并对另外两名老师进行骚扰，决定开除该学生学籍，并表示这是一个证据充分的“铁案”。随后卫英在申诉无效情况下，向北京教委提起行政复议，最终北京教委撤销了北外的开除决定。究竟是卫英如北外所说的荒唐，还是北外如外界所论的荒唐？
7. 引进人才也造假？
2006年7月末，著名美籍华裔教授丘成桐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其后北大发表声明指责丘成桐歪曲事实。一时间丘成桐、北大、诸专家学者、教育部均卷入这场广受关注的纷争。丘成桐向左，北大向右，却无人知晓我们的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8. 豪华面子工程
2006年8月初，媒体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耗资百万给三层食堂修建了豪华观光电梯；10月初，有网友披露山东聊城大学校门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造价居然达8000万元”(后校方声明为300万元)，甚至有人编撰了“天价校门排行榜”，引起舆论的哗然以致骂声四起。看来爱面子的不只官员们，还有高校老爷们。
9. 教授公布工资单哭穷
2006年9月，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其博客上公布他在北大的工资单，以作为他对“教师和走穴”看法的证据，在外界看来这却是阿忆“哭穷”的证据。
10. 高尔夫成了必修课
2006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一次会议上有关高尔夫与精英教育的发言，使得在8月份就因北大建高尔夫练习场而热闹起来的高尔夫进高校新闻更加引人非议。10月14日，在山东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向外界宣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
消息迅速在各媒体传播开来，甚至吸引了BBC、法新社等境外媒体，并理所当然成为了口水战舞台的“新宠”。赞成者说厦大利用自身优势，为学生创造学习新运动技能的条件，也是为学生日后就业打基础、增加含金量；反对者说学校如此是利用公家的钱，让日后少数“精英”提前享受贵族生活，浪费资源。
作为众矢之的，朱崇实18日首次就“高尔夫事件”接受媒体采访。朱崇实表示，国内的高等教育缺少精英教育，厦大开设高尔夫课程“也许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认识一种文化，掌握社会交往技能，对他今后迈出校门可能是有好处的，说白点，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在于我们想尽所能为学生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
这一说更激起众人的情绪，更多声音讨伐朱崇实的“精英教育论”。有人批评朱崇实是伪精英意识在作怪，是没有文化的虚伪包装；更有人将厦大开高尔夫课程事件指责为“中国教育界本年度最大丑闻之一”。
专家观点
趋附社会现实是糟蹋大学
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
我并不相信，这些大学的校长就这么无知。他们所以批准开设这样的课程，大概还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今日中国，一个人能否成为精英，常常并不取决于他在知识、胸襟、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沟通和组织能力等方面的表现，而是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用一个流行词来说，就是他的“人脉”。人脉者，认识许多有权、有势、有钱之人也。这里，就用得着高尔夫球了，一边打球，一边东张西望，看到真像有钱有权之人的，就凑上前去，由搭讪而熟悉，由熟悉而生友情，由友情而……高尔夫球课程的吸引力，其实是在这里。
应该说这样的对现实的理解，并非十分荒唐，别的不说，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官商勾结的丑闻，就说明了“人脉”与“精英”的紧密联系。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丑恶的现象，堂堂大学，不在课堂上培养对于这种丑恶的蔑视和批判意识，反而开设课程来迎合和鼓励年轻人对这现实的趋附之心，未免太自贱了。这里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面对现实的不自觉的麻木，一种鲁迅所说的“奴才”意识。“精英”云云，扯淡而已
『肆』 唐山大地震最热影评
《唐山大地震》引发热议
灾难叙事，究竟以何动人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他们知道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别软弱、特别容易被触动。比较好的一种情况是，艺术家直面国人的精神现实，强有力地呈现其生活和精神的焦点，以艺术的力量推动人们正视自我、展开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主动追问和深思。同时，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地去改变现实，而不只是选择逃避。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顾晓鸣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王晓明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柳森：从冯小刚发表“不哭没有人性”的评语，到后来的涨价风波，早在上映之前，《唐山大地震》就已经占领了舆论制高点。影片正式上映后，观众大都首肯，“让观众哭，冯小刚成功了”，但也有人在走出影院后，还感觉心里少了些什么。
顾晓鸣：《唐山大地震》这个题材非常特殊。应该说，千百年来，人类遭遇过很多灾难。这里所说的“灾难”，不仅包括自然灾害，还包括直指人心的道德伦理灾难，超越人类力所能及范围的生理、心理困境。但真正临到我们头上、让在世者亲眼目睹的，更具其特殊意义。就好比亲眼目睹至亲的生命消逝在自己眼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震撼。因此，对于大多数未曾亲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观众而言，影片对“震前”内容的叙说就非同小可了。剧中人对迫在眉睫的惨剧的无知觉，与观众对已知的、即将临头的灾难的焦灼，构成影片艺术叙事和细节设计的巨大张力。
所以，当文艺创作者触碰如此直涉人类伤痛的现实题材，恐怕不只是慎不慎重的问题了。他还必须在一定的高度上对人类生存遭际、社会处境和伦理困境进行开掘。这一点，不但能体现出文艺创作者是否对死难者、生还者、幸存者予以尊重和深刻理解，也成为鉴定艺术家究竟有无资格将这类人类特大事件作为作品标题的门槛。
柳森：在沟通历史和当下方面，冯小刚作了一些努力。无论是1976年的唐山街道、工厂家属区、宿舍楼，还是剧中父亲开的黄河牌大卡，姐姐手里的老虎头电风扇，路边卖冰棍老太太一身围裙和袖套，无一不逼真，似乎能一下子把人拉回那个动荡而又朴素的年代中去。而为了完成32年的叙事跨度，毛主席逝世、高考、下岗、南下经商、出国、买房等元素成为推动剧中主要人物命运的线索。
顾晓鸣：这就要看，这样的处理是否仅仅是一种时代背景的植入了。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年代跨越感的塑造，或者停留在一些符号化的处理上，看起来似乎亲切，实际上却无特别的挖掘和再现，那就难免流于浅薄。对此，我们不妨问一问，常见于电视剧的煽情故事和活报剧式的情节串联，是否就足以使观者艺术地体悟到一种审美和心灵上的“地震”呢？
一次真正能够感动人的灾难叙事，必须洞悉和表达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和想象的超凡情愫和潜质，在因难以言表的痛苦遭际而变得乖戾悖谬的事态中，裂变出一种圣洁晶亮的真善美。否则，你就没有必要选择这个题材。
柳森：在过往的世界影坛上，灾难题材并不鲜见。但真正做到内容大于形式的并不多见。这背后的难点，究竟在哪儿？
王晓明：难点不止一个，恐怕最难的是正视灾难的成因。具体到大规模地震这样的灾难，它们已经给全社会、特别是直接的受灾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惨痛的记忆，如果要在事后再去触动这种记忆，那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个题材观众会有兴趣，因此可以有大票房，这理由对于投资者当然是很充分了，但对于有起码的责任心的作家或电影人来说，就显然不够。
文艺类的灾难叙事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在于促进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引发公众在掌握事实的前提下展开深思。如何使后人在天灾再度来临时，能比前人少受伤害；如何通过对人类在重大灾难中的顽强奋斗的再现，激发人们认识自己，焕发力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
柳森：这次，我们也关注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特别渴望能够唤起内心温暖与共鸣的片子，但当真的有一部片子打着“希望能打动全世界”的标签，以亲情和泪奔为卖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反而犹疑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呢？
王晓明：这多少折射出当下国人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状况。三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会焦虑，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正是这种心态，使人一方面渴望正面的精神安慰，希望用一些乐观的、温馨的、积极向上的东西来支撑自己，另一方面又很脆弱，不愿意陷入悲苦的情绪，甚至有意回避人生严峻的一面。这其实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他们知道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别软弱、特别容易被触动。这时，比较坏的情况是，一些创作者运用种种技巧，故意去刺激这些方面，好像是在投大众所好，其实却是利用人们内心的软弱，转移其焦虑的方向，粉饰人生，同时大赚其钱。而比较好的一种情况则是，艺术家直面国人的精神现实，强有力地呈现其生活和精神的焦点，以艺术的力量推动人们正视自我、展开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主动追问和深思。同时，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地去改变现实，而不只是选择逃避。
柳森：或许也是意识到了要向大众求共鸣，《唐山大地震》在宣传策略上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从一开始的自诩“催泪弹”，到后来转而强调这不仅是一部悲情片。
顾晓鸣：影视创作，究其本质是在影片和观众之间架桥。很显然，这次架桥，冯小刚打出了特效牌、IMAX牌、悲情牌、家庭牌，做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对此，我一直深表敬佩。但他可能忽视了，正是对“催泪”的过分追求和炫耀，使其从《天下无贼》到《集结号》急剧地倒退下来。 “欲哭无泪”，是国人自古就有的一种切己的体验和审美意义上的心领神会。如果老是让剧中人哭泣哭喊，只能说明创作者手法短缺了。
『伍』 理智与情感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在目的上、方法上和体系上硕果累累，但其中不乏问题，比如重科研、轻教学，缺乏及物性等。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出路在哪里？
原文 ：《外国文学研究需有及物性》
作者 |本报记者 程洁
图片 |网络
当上海一夜北风紧的时候，曾经海舶辐辏、江海通津的闽都福州，仍徜徉在初冬的暖阳之中。福建师大文学院、外语学院千里逢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高朋满座。外国语学院院长李小荣致辞时说，“今年年会选择在福州召开，或可说是向闽派翻译的致敬”。榕城孕育了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民国著名翻译家林纾、严复、冰心，他们的纪念馆正大隐隐于三坊七巷，一任后世传颂。福建不仅研读着“山海经”，而且一直走在沟通海内外的前沿。
今天，外国文学研究何为
“今天，外国文学研究何为”之问听起来不由得不让人哂笑。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即使不说这是文学研究的青铜、黑铁时代，至少黄金时代似乎远逝。王晓明教授1999年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曾表示50年来最好的文学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20年过去，这个观点在很多学者那里可能依然有共鸣。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而言，最热门的专业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专业。而今天，文史哲绝对不是香饽饽。
然而，学术是公器，作为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者，须臾不能忘记身负的使命和责任。正如年会开幕式上，福建师大副校长郑家建教授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吴晓都研究员所指出的，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赋予了外国文学研究者以使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的学科优势，使之能够为促进文化理解、增强文化对话、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服务。
经典，不离不弃
针对经典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沛霖指出，文学经典是具有“美学尊严”的载体，其意义和价值主要蕴涵于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开创精神之中，但要把它变成现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首先需要文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发掘和研究，运用现代意识加以阐释，文学经典就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思想。
“经典没有过时，今天如何切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尚必武在点评时发问。
福建师大葛桂录教授认为，当代西方文论的困境、数字人文时代的挑战与机遇、经典重估与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成为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之中国话语建设的时代语境。其基本路径是弘扬中国学术研究重视实证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先进经验，尝试比较文学视野与思想史语境的解读策略。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经典仍然是外国文学研究者们的最爱。莎士比亚、卡夫卡、霍桑、爱伦·坡等作家凝聚众多目光，巴尔扎克、村上春树、爱丽丝·门罗等也在热门探讨之列。或关注内容，或关注叙述视角。青年学者初露锋芒，不仅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而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中西文学比较分论坛上的发言论题也较广泛，既有对文学的研究，又有对文化（园林美学）的研究，既有对古代（如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又有对近代、当代的研究；既有中英文学比较研究，也有中非、中希、中古，以及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开阔，有创新意义。
教学，莫失莫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质疑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倾向的声音不绝于耳。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两项职能，不可偏废。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存在研究与教学脱节的现象，有些研究与教学无关，而有些教学没有上升到学术意义。
当传统的倒灌式教学模式逐渐失效，武汉大学涂险峰教授认为，外国文学教学不可仅局限于单一作家作品的解读，而应具有跨文化、跨学科以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宏阔视野。信阳学院袁浏艳针对目前各个高校的外国文学课时减少和压缩的现状，探讨了“互联网+”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把慕课、微课以及基于此的翻转课堂引入教学，让外国文学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获得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河北科技大学郭瑞萍强调，外国文学教学也是当下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然而，教学必须置入中国文化语境，克服西方或中方中心主义，把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如何实现世界知识的中文表达和中华文化的世界表达值得深思。
不要丧失及物性
“我国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众声喧哗，并渐入佳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肯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成绩，但同时也犀利地指出了一些问题：“存在低端、重复、照搬、跟风或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机械模仿等诸多弊端，出现了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文本、从文本到理论、单纯比较和从资料到资料等简单化、模式化和泛西化倾向，缺少自主意识，缺少批评自觉，进入了‘无我之境’，导致话语严重缺失，严重僵化和矮化，不知道批评的立足点何在，也不知道文学批评的旨归何在。”
如果大量学者丧失了及物性，缺乏问题意识、批评意识、视野意识、对话意识，只是一再娴熟地制造“本真的行话”，文学研究如何健全发展？
湘潭大学宋德发教授指出，“因为现在的外国文学论文中，几乎看不到‘人’。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给弄丢了”。
与此同时，思潮的研究式微。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会长蒋承勇教授看来，曾经的一段时期，在摆脱了“现实主义独尊”的历史性狭隘之后，文学创作同样陷入了“现代派独尊”的另一种极端。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不同程度地以这种狭隘思维看待现实主义文学，不无偏见地冷落乃至试图封存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学界本是基于学术共识而形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然而，今天不少学者都痛心疾首地指出学界缺乏指向性和共识意识。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曾表示：“丧失现实指向性，陷溺进知识和事实的泥沼，空洞化、泡沫化、标准化的乱象丛生，大抵是因为学术共识的缺失。所以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学术路径，凝聚我们的学术共识。”
正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应继续传承和发扬“五四”时期文学思潮交流的精神，把比较视野作为理解对话的钥匙，将文学思潮作为分析研究的线索，推动外国文学研究的再出发，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在比较理念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很喜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众议文章中的一段话：“托马斯·曼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陆』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5篇
致谢一：
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回顾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度过的宝贵时光，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慨和眷恋。感谢学校和学院给了我一个宽阔的学习的平台，让我不断吸取新知，充实自己。感谢我最敬爱的老师和我最亲爱的同学，他们在我这两年半的研宄生生活中给我的关心与支持。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导师卜伟教授的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卜伟教授。卜伟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开题、撰写到最后定稿，我都得到了卜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卜老师结合研究方法论课程，多次为我修改论文与我反复讨论，使我的论文得以逐步完善。卜老师严谨的治学学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着我，激励我今后要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工作。在此，我对卜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真诚的敬意。
其次，感谢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特别是牛立洁同学，她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与我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在论文排版和校对过程中提供了热情的帮助。还有我的同门及师弟和师妹们，在例会的时候积极的参与我论文修改的讨论，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使我的论文得以逐步完善。
最后，还要感谢研宄生期间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是他们引导我深入了解和掌握了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使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都有所提高，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
在这里，再次诚挚感谢所有陪我走过研究生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
致谢二：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研究生生活在这个季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年半的求学生涯中，在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和支持下，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但更多的是收获和进步，在即将离开学校之际，回顾这两年半以来的历程，心情难以平静。
从选题到查阅大量文献，从开题到完成论文初稿，历时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论文完成之际，真诚的感谢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首先，由衷的感谢我的导师王灏教授。王老师不仅在论文的选题、构思、修改、定稿过程中多次抽出宝贵的时间细致耐心的给我提出意见，还多次对我的学术研究进行指导，关心我的学习生活并教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这无疑是我的宝贵财富并将助推我继续前进。同时，王灏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高洁的工作作风使我受益匪浅，也是我日后学习和工作的榜样。
其次，感谢佟栋老师和张娜老师。你们丰富渊博的知识以及诲人不倦的高尚品格为我的专业课学习提供了很大帮助，使我的专业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知识为我的科研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我能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保障。同时也十分感谢你们对我论文思路和模型选取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我的论文更趋完善。
再次，真诚的感谢我的同学们。两年半的时间里正是由于你们的陪伴，我的学习和生活才更加美满和精彩；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我才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才变得更加成熟。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你们始终是我的坚强后盾，是我自信的来源，尤其是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你们的鼓励是我冲破艰难险阻的法宝，你们的殷切希望是激励我勇往直前的动力。
感谢所有帮助和关心我的人，生活因为你们而更加美好精彩。
致谢三：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导师卜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顺利的完成了论文的撰写工作。卜伟教授严谨治学的工作态度和博学务实的专业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影响。在此，衷心感谢三年来卜伟教授对我的关心和指导。
在本文的选题及后期的研究过程中，卜伟教授给予了非常全面的指导和宝贵的建议，极大地推动了论文的进展工作。在即将毕业之际，再次对卜伟教授曾经给予的帮助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论文写作期间，董肖丹、於怀英、刘彬、李起龙等同学对我论文的研宄工作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你们始终如一地在学业上支持着我，家庭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鼓励着我。所谓君子豹变，希望未来能够不断修炼，不断进步，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致谢四：
昨曰收到恩师王勇教授发来的邮件，打开一看，不禁面红耳赤，热泪盈眶。邮件大致意思是王老师析出了我这篇拙作的一部分，投给了日本某刊物。为学生，在学术方面不积极主动，处处让王老师费心，深感惭愧。
回想两年半的研宄生生涯，无论在学习，生活，还是工作方面，都让我成长了很多。最大的荣幸是王老师能收我为徒，在学习生活方面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每次拿论文给王老师看时，内心总是无比紧张，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完全上不了台面。但是王老师的指点方式异于别人，其他老师喜欢将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或自己认为能写的方向告诉学生，而王老师却是按照我们学生自己的兴趣点进行指导，发掘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闪光点。我的小论文和毕业论文，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王老师正在研宄的范畴里，但他依然没有否定我当时的构想，并力所能及地告诉我如何能写出新意。所以，后期我能相对轻松地完成毕业论文应该说和王老师的这种指导方式有很大关系。感恩老师对我的殷切期待，感恩老师对我的淳淳教诲，此情毕生不忘。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年龄有些大，以后不一定有机会能将学术道路进行到底了，但是一想到引领自己走过的这段学术之路的是王勇教授，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感谢王宝平老师，江静老师，金俊老师，张新朋老师，肖平老师以及其他各位在学习和生活上帮助过我的老师。感谢同志社大学日文中心的各位老师，在我留学期间给予我的指导和照顾。最后，还要感谢同窗们的包容和陪伴，关心和鼓励。
希望这篇论文不是我求知人生中的.句点，而是一个大大的逗点，为美好的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在社会的大舞台里发光发热。也衷心祝福王勇教授及上述所有老师都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致谢五：
又是一年柳树花红，习习暖风吹皱了樱桃河水，也吹动了不忍又无可奈何的离情。
考博的行李似乎还未放定，转眼却已不得不再次启程。有开始就会有结束，这是定数，谁也无法改变。因此，读博开始的那一天，其实就已注定了今日的离别，只是蓦然回首时，才发现它来的过于突然。读博的日子里，有过埋首苦读，有过苦苦思索，有过指点江山，有过放浪形骸，哭过笑过吵过闹过，彷徨过无奈过漫骂过，如今这些都已一笑而过。
导师文贵良先生，善良、谦逊、博学又平易近人，颇具中国传统文人风度。
自我入学以来，文老师便一直悉心教我做人为文的道理，让我收获良多、受益匪浅，这些都是日后我人生道路上宝贵的财富。行将毕业，愿将我内心最诚挚的祝福和感谢献给文老师，愿他一切安好、顺利。论文写毕，方知古人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之为不虚。
论文写作过程中，除导师文贵良先生外，还得到了诸多学界前辈、良朋益友的葙助和支持。读博过程中给我们开设课程的王晓明教授、杨扬教授、朱国华教授、殷国明教授等都带我进入学术探索的新阶段。除此之外，聊城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韩立群教授、聊城大学前文学院院长石兴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马以鑫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王光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浦东干部学院李冲锋博士等业界前辈都对我的论文给予高度关注，论文中的一些想法就直接源自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关注的目光是催促我前行的动力，也使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不敢过于懈怠。前辈们的为人为文，让我终生受用，在此深表感谢。
还有那些让我爱恨交织的博士同学们。离开的也好，坚守的也罢，读博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用世俗眼光看，己然痴、傻、呆、善的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学术信仰、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们是灯红酒绿深处一道独特的光芒，虽然不耀眼夺目却异常有力量。在他们面前，我自惭形秽，只得目送他们在光辉的事业道路上渐行渐远。自二零零七年便与我一同“奋战”的老战友刘本才，在自己的古文字领域里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似乎找到了自己终生的挚爱；侃侃而谈的慧慧大师整日热心公益事业，以致于耽误了自己的论文写作；身体虚弱的姚大怀同志对论文精益求精，为寻找材料“南上北下、东征西讨”，其对学术的一片忠心日月可鉴；大智惹愚的河南小伙勇敢兄，怀瑞着对老婆儿子的思念夜以继日地搞学术、弄论文，眼见得本就不富裕的头上毛发日渐稀少，大有演变成“地中海”的势头；虽然身在美利坚、内心却农民气十足的丽军君至今还孤身一人“潜伏”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只待换得那一纸留学证明以翻身成“绿毛龟”……求学的时光里，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中他们都给我了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也使得枯燥、乏味的读博生活变得稍稍有些生息。只待将来再聚首，莫忘今日同窗情，愿这些“傻傻”的博士们日后能前途一片大好，万里江川，立马横刀笑傲！
最后，我要将论文献给父母。二老虽通些文墨，我猜也难以真正读懂我码的这许多字，然而我又深信，他们看到这厚厚一沓纸时，也定是快乐而欣慰的，这对我已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柒』 激进社会主义是什么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历史环境下展开的，在建设的初期，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封锁。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是首先要完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将之称作两步走的战略。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这两步走的战略在实践
上不可避免有其矛盾性。新国家在全力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推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导致了国家自身的膨胀，一方面是政府规模和国家财政供养人口的成倍增长，另一方面是行政系统的规范程度和权力集中程度不断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以基层民众为主，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来质疑这一现实，并持续地干预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等等领域的非社会主义乃至反社会主义的现象，创造了民主生活会、四大自由、人民来信制度、鞍钢宪法、教育革命、人民公社等等行动模式和表意符号。王晓明教授将这些行动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称之为“社会主义激进文化政治”。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对国家本身进行反思，弄清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对抗应该发生在何处，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展开反抗等等。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也指出中国革命始终纠缠在共产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议题之下，但她特别强调新中国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以及面对冷战封锁的敌对环境这一历史事实，即特别重视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境遇，并在这个前提下来考虑国家机器的膨胀问题，对于集权、官僚阶层的扩大等等也都应以这种方式来衡断。以民主为例，戴锦华说，民主当然是集权的反面，但具体什么是民主，是不是就是代议民主，如果不是，那就是人民民主，但正是在“集权”的制度之下我们有过人民民主的一定程度的实践。
鲁索教授认为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社会主义在原理上包括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可能最根本的一个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和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而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一个矛盾。的确，国家本身是去政治化的来源，但更根本的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矛盾。对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反去政治化的斗争，同时也要用这个新的概念去理解过去的政治历史。
『捌』 作家对谈文学学者：近十年文学真的“繁荣”了吗
一方面作品阅读人数疯涨，另一方面，文学为了人生进步的现代使命却在弱化。文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新的空间，写作市场看起来热火朝天，但也需警惕文学被异化成“文化有限公司”流水线运作的可加工原材料。
“看到现场这么多人关心、参与文学，我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特邀主持、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的一番开场白，引出了上周末“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季”压轴讲座的核心话题——时隔30多年，文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作家、海南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直陈“文学的变与不变”，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阐释“新的困难与新的可能”。两位嘉宾着眼当下，探讨视觉文化逐步占据大众精神消费主导性位置后，文学何处安放应变？互联网时代资本注入炒热的文学会不会“烫伤”写作者自身？这也激起现场80后、90后，甚至00后观众的热烈提问。
何谓文学的真假繁荣
“1980年代很多年轻人谈恋爱，会在征婚启事里夸耀自己热爱文学；现在电视征婚节目上的男嘉宾如果说自个儿是文学青年，多半会被认为是说话没逻辑、性格比较怪诞的那种人。”韩少功一口川音诙谐直接，“我读书的时候，诗歌就是美酒和节日，但到了现在说不准就会把一些小孩吓跑。”他认为，文学已经回不到老祖宗一辈的“全知全能”，那时中外作家堪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生活信息的网络全书式报告人”；进入新世纪，新闻传播业以及新媒体兴起后，文学的认知、娱乐、教化功能的确有所削弱。
“前不久网络作家收入排行榜出炉，我当然希望同行都能大富大贵。只是当财富成了写作者成功与否的标准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靠谱了。”有观众发问，影视带火一批作家“触电”，有成功案例，却也炮制了诸多速食雷剧、神片。对此，韩少功认为，写作者从痛感或快感中分泌的表达，一旦模式化，就会把自己推往平庸与模糊。他的隐忧在于，资本依赖的大背景下，资本与哪一种文学最有亲缘性，必然就会带热这一类作品，这种高度关联繁殖出的“繁荣”不得不打上问号。
评论家王晓明接过作家韩少功的命题，他提出，一方面作品阅读人数疯涨，另一方面，文学为了人生进步的现代使命却在弱化。文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新的空间，写作市场看起来热火朝天，但也需警惕文学被异化成“文化有限公司”流水线运作的可加工原材料。
如何通往“为人生进步”的文学
写作的姿态变了，是否意味着文学缪斯丧失了吸引力？现场观众追问：难道网络技术、视觉艺术不能传播纯文学吗？“为人生”和商业化不都同样为人所用吗？
韩少功话锋一转：“文学当然不会消亡，它再怎么应变，我认为有三点不变之处。”在他看来，首先人类对于语言、文字的需求永远存在。钱锺书早就说过，图画当然是一种重要的传达信息工具，但它永远无法替代文字，精彩的比喻是画不出来的。作家千万别“扬短避长”，要发挥出文字独有质感与魅力。其次，人总需要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在构建文化价值观上，文学大有可为。第三，好作家的两大资源和动力不会变，即生活经验与文化学养，简单来说就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点也是持续写出优秀作品的前提。
王晓明说：“现在影响文学的力量比较多元，人类进步要慢慢往前走，文学必然也会寻找到更多空间。”两位嘉宾思想火花的精彩碰撞，引发现场共鸣。从文学季5场共计3000余名观众中选出来的两位市民代表赵洋、刘峥先后发言：文学给了我们良知和力量，但当文学的某些功能被分解和弱化后，如何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值得思考，文学的真繁荣还在于每个人对环境的改变。
这既是文学季的题外话，也是文学季绕不过的成果。诚如上海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在总结感言中所说，纵然寒潮侵袭，文学爱好者依然风雨无阻，这也是文学点燃的人性温度。上海市社联与文汇报长期合作成功推出系列主题讲座，此前举行的哲学季留下批判思维，文学季在智慧激荡中圆满落幕，而接下来的历史季则将迎来更纵长的视野与启迪，令人期待。
『玖』 国内外哪些大学的文化研究专业比较好呢
伯明翰大学是文来化研源究的发源地，但是自从stuart 走了以后也就日渐没落了。很多文化研究都在传播学院或者是新闻学院之下，也有些English literature专业会附带着一些文化研究的方向。
内地大学专设文化研究专业的学校主要是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都是硕士阶段才有，本科没有。上大文化研究系有王晓明教授等在此领域比较活跃的学者坐镇，从面试经验来看，他们对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思维要求应该比较高。
岭南大学是香港最早开设文化研究的学校，十几年前，一些文化研究学者想在香港有一个文化研究的学术基地，因为岭南大学比较小，新建院系比较灵活，于是他们就选定岭南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于是岭南大学有很多比如像罗永生、陈清侨等比较出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们立足于本土，讨论香港社会的各种议题。其实文化研究和社会现象分不开，不同地方的研究内容多多少少会带一些本土色彩，相信在国内上海或者是英国都是这样的。
『拾』 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然遵守商业原则，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创作者的物化。强势的大众传媒主动与文化艺术创作者合谋，甚至是大众传媒引导或左右文化艺术的创作及流向，危及了文化艺术内在的价值规律。文艺创作者在进行文化的生产时，不得不将文化当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创作。于是，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艺术不再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渴望与困惑，宣泄审美的情趣与冲动，展现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而是出于赚钱的需要。文化界的“策划”一词，正是艺术家被异化的表现。策划就是摸清市场需要、消费者心理以及其它市场因素，然后进行文化生产。文化的创作不再考虑创作者的内心渴望和灵感闪现，创作者失去了自由。而且大众文化也很少是个人原创性的东西，往往是集体根据营利的目的摹仿或复制的结果。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在大众文化中被彻底否定和摒弃。
对艺术的异化：
大众文化依托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导致文化艺术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于是文化艺术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和理想导向转向了千篇一律、呼唤利益和消遣娱乐，从而导致了文化和艺术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艺术受制于他者，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的时候，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
由于现代生产技术特别是大众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规模复制不仅具有了必要性，还具有了可能性。而标准化生产则带来了艺术本质的丧失。“像工业产品的零件一样，大众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产流水线，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生产线先设计出许多固定的标准情节、人物和结构，就像安装机器首先准备一定的标准零件一样，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批量生产了。”标准化生产阻断了个体的表现力和想象力，扼杀了创作的自由，艺术丧失个性，将艺术创作堕落为产品制作。法兰克福学派激烈地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它是对艺术本质的违逆。艺术是表征主体性的领域，它的本质在于异在性，真正的艺术对现实应具有颠覆的能力。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消解了艺术的本质，使其由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而转为导致人类异化的反动力量。
还有，大众文化的娱乐文化身份，在推动文化艺术深入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化艺术引向歧途。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韵味，追求自由、永恒和意义。然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质，使大众文化本身充满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丧失了崇高的追求；到处是宣泄个人情绪、沉醉感性生活、放纵阴暗心理，消解了深层次的思考与判断，瞬间取代了永恒，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韵味。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是人类思维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识的消解，大众文化无法承担起救赎的使命，它除了制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虚幻外，并不给民众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所以说，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引导人类向上的使命，而转变成异化人性的力量。
三、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
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文学生产的明星化、类型化、符号化和时尚化成为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它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改变的当代文学的格局，导致其异化。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的明星化，造星运动蓬勃发展。大众文化的兴盛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则是建立在明星机制的基础之上，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源源不断地制造明星。最近出现的“书商”就是主要通过塑造明星的方式来“包装”、发行，从而赚取利润。余秋雨就是一例。他自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98年出版《山居笔记》，99年出版《霜冷长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体中频频亮相，虽然因为作品的粗制滥造而招来很多嘘声（评论界普遍认为：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他名声和作品销量的一路攀升。继余秋雨之后，贾平凹、、池莉、虹影陆续成为书商包装的对象。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也更加成体系：书商选定有潜力的目标，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形成完备的市场运作模式。韩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这种造星模式的结果。大众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给书商带来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精神的日渐稀薄，从而导致人们对作家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意义的关注。人们纠缠着郭敬明眼睛的颜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炒作余秋雨的版权官司和暧昧情史。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合谋打造文化明星的过程，实际上是抽空文学本质和内涵，将文学异化的过程；文学貌似在享受着高度的礼遇，实则被游戏地对待，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其次，创作的类型化，消弭了文学的个性。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类型化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创作当中。文学创作集中在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等体裁，这些小说类型在结构模式上高度类型化，只要把现成的材料填充在相应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文学创作的各个要素，包括人物、情节、语言以及构思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类型化的现象。“小资写作”总是围绕成功人士、优雅别墅、酒吧、咖啡馆、做爱等等。曾经风靡一时的王朔，就认为写作不需要想象力，而要靠套路推动故事的发展，“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00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当前的现实问题小说也有固定的写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与保守、腐败与反腐、政治与情感的矛盾。张平的《十面埋伏》明显符合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国家干部》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故事主题等方面，也未能摆脱类型化的弊病。海岩也是如此，他笔下的故事总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斗智斗勇的较量，刻骨铭心的爱恋。海岩娴熟地将这些元素调出不同口味，在类型化的文学创作中，轻轻松松地获取大众文化带来的巨大利润。同时，类型化的发达必然导致符号象征意义的蔓延，人们的消费不是为了生存需求，而是为了符号所象征的意义。韩少功就批评“生活符号化”说，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并不真实，“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大众文化造成的文学符号化，使得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学的所指成为一具空壳，而毫无价值的符号的象征意义却得到极度膨胀。它消弭了文学的个性，使得文学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终极关怀。当代文学中充斥着低俗的作品，发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些作品通过再生产人的欲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满足，来实现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卫慧便是代表。她宣扬“身体写作”，从“身体”出发扩展至性和欲望，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关于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体被重新发现，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众文化收买，成为大众文化赚取利润的工具。卫慧的积极响应，又将这种鄙俗化和市场卖点发展到极致，细致描绘浴室、酒吧、同性恋、酗酒等情节，从而走向歧途。文学内容在鄙俗化的同时，它的本质也逐渐被异化。这里的深层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当今中国，在消费主义极为火爆的同时，我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林白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文学的鄙俗化、明星化和类型化，其中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必然地要朝这方面倾斜。
总之，中国片面地强调经济领域的变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领域的配合，使得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以致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意义，沦落为消费动物。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则是治愈大众文化弊病的最佳药方。精英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贵族精神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超越性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约和补充，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是建设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的主体，他们应该担负起大众文化批判的社会职责。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盲目为大众文化辩护。这里显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低下。他们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知识农民（老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市民（新知识分子）。他们目光短浅、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禄，而缺乏人文素养和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只有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成长、成熟起来，成为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时候，他们才会热情地建设精英文化和批判大众文化。这样的结果便是，大众文化充分发挥其合理的一面，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满足人们的合理欲望，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净化人们的灵魂，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将整个人类社会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