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晖

『壹』 方朝晖的简介

方朝晖，安徽枞阳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担任韩国首尔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专攻领域为中国思想史。迄今为止出版学术论著9部 (含教材2部，合著教学参考书1部)，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杂志、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网站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共出版成果字数300百万字左右。

『贰』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是哪位

是赵俪生教授！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此文在腾讯网上有刊登。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去世了。

回想1978年，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校时尽管都是动乱年代坚持读书的人，毕竟刚经历了“文化断层”，对传统用语不熟悉。一位师兄在文章中写道“先师赵俪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觉得“先师”是类同于“先生”而更为尊敬的一种称呼。结果赵先生读了哈哈大笑：“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先师'了？”

晚年赵俪生作者供图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赵先生走完了他坎坷、传奇的91个春秋，真的成了我们的先师了。

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刚进中学就碰上“文革”停课，接着广西发生惨烈程度冠于全国的“武斗”——其实就是枪林弹雨的内战，战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岁时“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此后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为赵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学，我真正的杏坛受业生涯就是在赵先生门下那一段。当年我虽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学”的出身不免于成见。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令人印象强烈。因此后来听说录取我的阻力颇大。是赵先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跨入校门。据说当时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青年赵俪生

近30年过去了，我并未失明，愧对师恩的是也没有成为“陈寅恪”。但赵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实迥然别于一般师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是他把我带入学术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农民问题也是缘起于先生当年对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见了赵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但作为学者，赵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对我的启迪难以估量。虽然我和先生是两代人，知识领域不可能重叠，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可能一样，治学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样”之处，也有来自先生给我的启发。在缅怀先生的此刻回顾这些思想路程，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赵先生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高兴地看我写下这段文字。

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俪生文集》书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

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

『叁』 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回批硕士研究生毕答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

『肆』 清华较为出名的历史教授有谁啊

陈争平 ·来 方朝晖 ·自 侯旭东 · 李守奎
· 李廷江 · 李学勤 · 廖名春 · 刘北成
· 刘国忠 · 彭刚 · 彭林 · 秦晖
· 汪晖 · 王晓毅 · 伟伦 · 张国刚
· 张 绪山 · 张勇 · 赵平安 · 仲伟民

『伍』 方朝晖的介绍

方朝晖，安徽枞阳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担任韩国首尔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专攻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多年热心国学的传播，10余年来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学生社团西麓学社指导老师。迄今为止出版学术论著9部，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杂志、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网站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共出版成果字数300百万字左右。

『陆』 熊向晖的人物经历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

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

(6)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晖扩展阅读：

传奇一生

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党国栋梁”熊汇荃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事实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

1937年12月31日，这个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后一天，对于熊汇荃来说有着永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加坚定了 “共产主义信仰”。

『柒』 清华大学出过什么历史学家

清华1926年成立历史系，解放前，吴晗、蒋廷黻、张荫麟是这里的主要身份为历史学家的人；而国学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也都先后在历史系执教，尤其是王国维，奠定了近代新史学研究方法基础，历史学家只是他们众多身份之一。近二十年来，清华历史系比较知名的应属秦晖教授了。

『捌』 儒家修身九讲的评论

中国传统学术以儒家为主，而儒家学术“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直迄民初，小学教科书犹有“修身”一门。本书作者方朝晖先生教授儒家学术多年，而著之《儒家修身九讲》一书，把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深入浅出，钩元提要，其中独到之见，胜义迭出，以供我们学术界与一般有兴趣的读者众人。——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一贯以修身为本，注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方朝晖教授学贯中西，在清华讲授儒学多年，他这本新著特别适合今天年轻读者的切实需要，是正在兴起的“国学热”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李学勤（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曾向方兄约稿，请他以“前轴心时代”为核心概念，写一本名叫《前儒》的书。那本书是求道的，这本书是讲道的。求道是个人的事，讲道是大家的事。在这个时代，还是大家的事更重要。——梁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
……

『玖』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名单 （以笔画为序）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朱凤瀚（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教授、博导）
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杨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商志香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刘启益（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刘起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吴 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张政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邹 衡（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谢辰生（国家文物局顾问） 王宇信
王 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 巍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尹盛平（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方 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刘 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孙 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
孙敬明（山东潍坊博物馆研究员）
朱凤瀚
许顺湛（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许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齐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吴振武（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宋镇豪
张文彬（国家文物局原局长）
张玉金（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
张松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 民
李伯谦
李学勤
李绍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李维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升南
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辛占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全方（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单天伦（中国地方史志指导小组研究员）
郑振香
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旭东（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局研究员）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曹 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锡全（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彭适凡（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
葛英会（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雷从云（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
蔡运章（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研究员）
戴志强（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朱启新（国家文物局编辑室）
李天增（安阳师专教授）
李祖卫（安阳市原人大主任）
杨学法（安阳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薛安胜（山东省桓台县委书记）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坚（安阳市对外友协副主席） 马季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 辉
任 伟（郑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刘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彦民（南开大学副研究员）
宋国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光明（山东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长）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雪山（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肖先进（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周广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孟宪武（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
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向魁（河南安阳甲骨学会会长)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文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
孙亚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 昆（江西省樟树市博物馆馆长）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拾』 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有毛病，什么鬼风气！动不动就“如何评价某某某”，你穿越到魏晋去啊，傻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