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教授王小妮

A. 王小妮说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几乎都是农民工子弟

事实是这样的
王小妮是一位知名的作家 在海大文学院任教
这是她的一个比方 在她眼中 我们都是农民工子弟
如果你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

一样农民工了 估计比我还差点~

B. 《上课记》的作者王小妮，今年是不是辞去了海南大学的教职，离开了

10月21号她在新浪微博里说自己已经“不再教书了”。换句话讲就是不当老师了，“什么学校什么老师都不重要”，应该是她弃教从文了。

C. 海南大学中文系师资如何

现当代的师资并不会差，建议你到海南大学的网站浏览。他的文学院在05年排年是在百大以内，应该不会太差。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是海南大学下属的13个学院之一，成立于1988年(原称：文学院)。在十余年的办学过程中，学院以“弘扬人文精神，传播现代文明”为院训，注重营造浓郁学术氛围，强调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实践能力，造就了一大批为国家兴盛、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各类人才。

学院现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广告学专业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05年9月开始招生）三个本科专业。学院的文艺学硕士点是海南省唯一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基地。学院各本科专业现面向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在部分省市自治区为全国高考第一批招生的专业。

学院除下设三个系外，还附设对外汉语教学中心，面向海外招收了美、日、德、法、俄、韩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另外还设有海南大学黎族研究中心、海南大学方言研究室、海南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

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书近1万册，订有各种中外学术期刊100余种，并设有专门的影视资料室，收藏中外影视精品影碟2000余部。同时，学院还设有2个网络实验室及1个多媒体教室，配备3台高清晰度投影仪和60多台高性能计算机，定期向学生开放并进行免费培训。

学院全面贯彻海南大学办学指导思想，以本科教育为根本，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认真探索既适合学校发展思路，又适合本学院学科规律的教学模式，逐步走出了一条“以培养大学生成才为目标，以提高本科教学水平为中心，以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为基础”的办学模式，取得明显效果。学院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渐探索总结出一些符合自身特点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特色，这就是：大力加强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和教学制度建设；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的培养；走开放办学和联合办学之路；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50多人，教师队伍素质较高。有教授6人，副教授14人；国家政府特贴专家3人，省优专家2人；硕士生导师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1人，在读博士2人；专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比例达到82%。在聘教授中聚集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专家：如孙绍先、耿占春、王琢、多多、王小妮、辛世彪、张江南等。

学院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中积极探索学生面向社会的能力与技巧，突出人文传播学科的特色与优势。一方面，利用理论传授教会学生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应对社会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学生口语表达与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有意识的引导学生掌握社会交际的的基本技巧。在这方面，学院青年教师指导学生拍摄的《麦大叔》等DV电影纪录片，引导学生把目光投射到社会底层，关注民间文化、民间精神，获得社会一致好评，即将代表我省参加澳大利亚北领地省“城市与文化”国际电影节；学院青年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来自民间的教改”项目，鼓励学生读作品、作分析并上台演讲，在2004年11月海南师范学院组织的“王蒙、余光中散文研讨会”上，学生的发言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在校外，除每年寒暑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以外，还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系，与驻海口近30多家企事业、行政单位签订实践教学协议，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学生参加多层次的社会实践。

同时，学院还积极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来校座谈和演讲，聘请严绍璗、洪子诚、韩少功、赵一凡、陈忠实、蒋子丹、李少君等名家学者为兼职教授，还定期组织本院知名教授为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培养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很好的效果。

文艺学学科是海南大学首批八个重点学科之一。本学科于200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从200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设性别诗学、文学批评学、比较文艺学三个研究方向。现有教授4名、副教授5名、讲师4名，其中有博士5名，硕士7名。其结构合理，充满生机，教学科研能力强，开展了一批省部级重点项目的研究，其中包括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重点规划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特色教学方面，学院积极探索传统人文素质教育与现代传播技能教育相统一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以海南方言研究、海南黎族文化研究和诗歌研究为特色的发展模式。

似水流年弹指间。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在海南大学提出“建一流学科，办特色大学，向‘211’目标迈进”跨世纪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人文传播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将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努力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共同将人文传播学院建设成为海南省人文科学教育与研究中心。

D. 影视与文学的简介

影视与文学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学科，它具体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定义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影视与文学的比较就是将两种艺术形态进行对比研究。尤其到了最近几年，从好莱坞顺利成为世界电影的桥梁和发展点，人们对电影的关注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电影已经融入了许多文学的研究方法。更何况，近些年来，由名著改变的电影与日俱增。
还有黑色幽默，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者唯美主义等等，甚至某些电影采用了文学上的超验主义和宿命论。
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近几年影视的发展，很多已经不再由影视取决于文学的著作，而是文学从电影上取材，并写出书籍来。最常见的例子是《星球大战》和《亮剑》。这两部文学书籍都取自于同名的成名电影。
总之，影视与文学是个刚兴起的学科，它运用比较文学的手法来将电影和文学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也同样由于现代传媒业的发展，这个学科将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接受，也将迅速的成为热点学科……
目前国内较著名的影视与文学学者有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谢有顺教授、艾晓明教授，以及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王小妮教授。

E. 王小妮《上课记》经典语录

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总不能继续束手待亡。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王小妮《上课记》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更多的平凡的好人。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行的未知的力量，也许他们能在漫长的日常中坚守自己，也许如里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二十年可见成效。
——王小妮《上课记》

教师不再认真诚挚地承担传承解惑的使命，年轻的学生们又需要足够的快乐，足够的娱乐性，足够的轻松。双方忽略了比知识积累和谋一份职业更深厚更沉重的东西，人文学科尤其如此。
——王小妮《上课记》

把课上要讲的内容设计好自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要付出人和人之间的最平常朴素又真诚的情感，人文学科的课业，讲授者不投入情感，课是不可能上好的。
——王小妮《上课记》

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现实正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现状的令人沮丧是我们人人参与的结果。我们常常不是困惑太多，而是太过自私太过实用和太过明晰。谁都能判断对错，但是放弃了对和错的评判和应有的坚持，疲惫懈怠容身于现状，主动地成了它的推动者。一万种悲哀，这是最悲哀。
——王小妮《上课记》

世人看他们就是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其实仔细分辨每一个，都复杂，又幻想这样又幻想那样，都本能地渴望快速成功，而成功难上难，超出他们负担能力太多，真实地留给他们的只剩下了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者还敢质疑和执拗，遇到大事情，就忍耐顺从，违心的接受，长久地积郁在心。
——王小妮《上课记》

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王小妮《上课记》

生活都是庸常的，而日常的才最本质，才水注石穿。
——王小妮《上课记》

留在我手里的只是一张快翻破了的学生名单，密麻麻的人名后面是四个月来随手标记的各种符号。别人看那就是一片名字，而哪个姓名背后不躲藏着能随时跳出来的活生生的面孔和表情？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没能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时的鲜活和趣味，想再补记，无论怎么回想都不生动。
——王小妮《上课记》

我的最大优势和劣势都在我是过来者，我的失望比他们更真切更深厚，但我要说希望还在。可庆幸的是，很多温情的纯真的瞬间总是自然的冒出来，细细观察同一个我教过的学生，一年级时候和四年级时候，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已经变了好几个来回了。相信他们在自然长大的过程中自生出判断力，谁也不比谁高明，现实才是最高级的教授，是讲述希望的唯一导师。
——王小妮《上课记》

F. 王小妮的介绍

王小妮，满族，1955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毕业后做电影文学编辑。内1985年定居深圳容。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诗人节”。2001年夏受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联合颁发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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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海南大学怎么样啊哪个学科比较强啊

现当代的师资并不会差，建议你到海南大学的网站浏览。他的文学院在05年排年是在百大以内，应该不会太差。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是海南大学下属的13个学院之一，成立于1988年(原称：文学院)。在十余年的办学过程中，学院以“弘扬人文精神，传播现代文明”为院训，注重营造浓郁学术氛围，强调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实践能力，造就了一大批为国家兴盛、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各类人才。 学院现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广告学专业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05年9月开始招生）三个本科专业。学院的文艺学硕士点是海南省唯一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基地。学院各本科专业现面向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在部分省市自治区为全国高考第一批招生的专业。 学院除下设三个系外，还附设对外汉语教学中心，面向海外招收了美、日、德、法、俄、韩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另外还设有海南大学黎族研究中心、海南大学方言研究室、海南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 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书近1万册，订有各种中外学术期刊100余种，并设有专门的影视资料室，收藏中外影视精品影碟2000余部。同时，学院还设有2个网络实验室及1个多媒体教室，配备3台高清晰度投影仪和60多台高性能计算机，定期向学生开放并进行免费培训。 学院全面贯彻海南大学办学指导思想，以本科教育为根本，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认真探索既适合学校发展思路，又适合本学院学科规律的教学模式，逐步走出了一条“以培养大学生成才为目标，以提高本科教学水平为中心，以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为基础”的办学模式，取得明显效果。学院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渐探索总结出一些符合自身特点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特色，这就是：大力加强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和教学制度建设；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的培养；走开放办学和联合办学之路；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50多人，教师队伍素质较高。有教授6人，副教授14人；国家政府特贴专家3人，省优专家2人；硕士生导师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1人，在读博士2人；专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比例达到82%。在聘教授中聚集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专家：如孙绍先、耿占春、王琢、多多、王小妮、辛世彪、张江南等。 学院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中积极探索学生面向社会的能力与技巧，突出人文传播学科的特色与优势。一方面，利用理论传授教会学生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应对社会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学生口语表达与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有意识的引导学生掌握社会交际的的基本技巧。在这方面，学院青年教师指导学生拍摄的《麦大叔》等DV电影纪录片，引导学生把目光投射到社会底层，关注民间文化、民间精神，获得社会一致好评，即将代表我省参加澳大利亚北领地省“城市与文化”国际电影节；学院青年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来自民间的教改”项目，鼓励学生读作品、作分析并上台演讲，在2004年11月海南师范学院组织的“王蒙、余光中散文研讨会”上，学生的发言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在校外，除每年寒暑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以外，还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系，与驻海口近30多家企事业、行政单位签订实践教学协议，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学生参加多层次的社会实践。 同时，学院还积极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来校座谈和演讲，聘请严绍璗、洪子诚、韩少功、赵一凡、陈忠实、蒋子丹、李少君等名家学者为兼职教授，还定期组织本院知名教授为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培养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很好的效果。 文艺学学科是海南大学首批八个重点学科之一。本学科于200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从200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设性别诗学、文学批评学、比较文艺学三个研究方向。现有教授4名、副教授5名、讲师4名，其中有博士5名，硕士7名。其结构合理，充满生机，教学科研能力强，开展了一批省部级重点项目的研究，其中包括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重点规划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特色教学方面，学院积极探索传统人文素质教育与现代传播技能教育相统一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以海南方言研究、海南黎族文化研究和诗歌研究为特色的发展模式。 似水流年弹指间。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在海南大学提出“建一流学科，办特色大学，向‘211’目标迈进”跨世纪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人文传播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将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努力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共同将人文传播学院建设成为海南省人文科学教育与研究中心。

I. 栗世纪(多多)以及他的《无题》

多多简介

多多，原名粟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调到《农民日报》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国，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诵，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去年，多多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承担教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文学课程。
在上世纪70年代，多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多多创作不懈，获得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
旅居国外多年的多多在2004年回来，给躁动而喧嚣的中国诗坛带来慰藉。他那不减当年的创造力有力地照亮了中国当代诗人中年过后难出佳作的阴影。这个把诗歌当作玩具的白发苍苍的儿童，总是让人想起诗歌来到人间的最初理由，令人们恢复对诗歌的信心。2005年初，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多多诗选》，在诗歌界引起轰动。

●关于白洋淀：那时写诗的意义远高于今天

记者：许多资料都说你的写作是从白洋淀开始的，那里甚至形成了一个“白洋淀诗群”，包括芒克、岳重、根子等人。

多多：开始我们聚在那里，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将来会写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写诗的。那是1968年底。当时连预感都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凄凉的夜晚乘上火车，汽笛长鸣，火车把我们卸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坐70多公里大卡车，风尘仆仆来到一个县城，再雇一辆马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去白洋淀。

记者：你是怎么进入诗坛的呢？

多多：芒克最早写诗，然后是岳重，我是1970年在北京才开始写诗的，在这之前食指的诗已经在地下流传。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这段历史说明白，包括我。这是不可能的。就让它保持一种神秘状态吧，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什么都要拆解得清清楚楚呢？这就是今天的人的一种习惯。我们什么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对于诗性的一种破坏。你破解不了它，只能破坏它。

记者：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写诗吗？

多多：其实并不多。

记者：在那样一种环境和氛围下，写诗的感觉如何？

多多：在我们那个时期，写诗可以有很多种意义，无论如何，当时写诗的意义绝对要高于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比如我当时很喜欢电影，但你不可能搞电影，因为电影需要集体制作，需要投资，需要许许多多的东西。你在农村插队，你还能做什么，还能想像什么，想回城当个工人都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人的一种很决然的态度，你没有选择。当时有一张纸，一支笔，无穷的想象力，有时候灵感一来就流在纸上，第二天看到很自我崇拜，这样的东西不是神赐的是什么？因此我很早就确立了我和诗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选择。

●关于朦胧诗：诗人应该把劲使在写作上

记者：作为同时代人，你怎么看朦胧诗？

多多：首先就不存在什么朦胧诗，这是一个强加的概念，你去问每一个朦胧诗人，没有一个会同意这个概念。

我读过他们的作品，可是没读过朦胧诗。朦胧诗成为某一个阶段的文化派别的标签，然后就把这些人都搁到了一起。实际上直到今天，梁小斌我没见过，徐敬亚、王小妮是在海南大学才认识的，大家都50多岁了，才第一次见面和认识。

“文革”后的作品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在诗歌上，它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所赞美的那样，而且，我不认为这种盲目的赞美是对诗歌的敬意。

记者：人们对你的认识甚至推迟了10年，20年。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多多：没有任何看法。因为这些问题跟我毫无关系。这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我制造的问题，我凭什么来承担这种说法？

我现在采取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你管他们干什么呢，管那些概念干什么？过五年这些东西就自然消失了，又会出来另外一些更加怪异的说法，什么都会有的，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最后留下来的惟有超越时间的东西。因此这些问题都很小儿科，李杜当时争论什么了？我们今天都读他们的作品。诗人把劲使在写作上就好了，其他的管他干什么？

记者：可是现在人们对于你却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多多：这也是不正常的，我还在写作，不要对我进行盖棺论定。

记者：你读年轻一辈诗人的作品吗？

多多：我们多少年前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读同时代人的东西，也不读很近的人的东西，江河就很坚持。我没有这个原则，可我也是离远的近，离近的远。

诗人和评论家不一样，不需要出来作为一个仲裁者。好的东西自然会口口相传。一个诗人需要成为一个当代诗歌活字典吗？我不爱做这样的人。

●关于功利：我决不会牺牲我的诗歌

记者：你怎么看诗歌和社会的关系？你想用自己的作品介入社会吗？

多多：“文革”结束前夕，大家在天安门广场贴诗，我在广场上，但没贴诗。我一直的原则是：诗歌不能被当做宣传品，因为诗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判断，它有更高更大的涵盖。我决不会牺牲我的诗歌，在20年前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记者：你的意思是诗歌不应该直接为功利目的服务吗？

多多：诗歌就是诗歌。比如俄国12月党人的诗歌，今天还有谁去读？12月党人过去了，诗歌也就跟着过去了，而诗歌是不应该过去的。1300年前李杜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要读它？而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歌尽管有政治内涵，甚至有宣传作用，但它高于这些东西。

记者：诗歌就是诗歌。

多多：我刚才是用排除的办法说诗歌就是诗歌，是用这个提法来反对把诗歌牺牲掉，当成工具，主要是反对工具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你说诗歌就是诗歌是什么意思？它是另一种大话语，因为诗歌就是诗歌，那么它就要拒绝什么吗？

记者：它不拒绝什么？

多多：我觉得只有诗人会拒绝什么，诗歌是不会拒绝什么的，那就看每个人的吸收能力了。

●关于源泉：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关系

记者：关于什么是诗歌的源泉，在当代中国似乎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个体的感受，甚至身体，是诗歌的源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诗歌的源泉来自经典。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多多：尽管说法不一样，但是切入点和问题本身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老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都存在的问题。尤其对于当下，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大问题。简而言之，这是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关系。一方面经典的诗歌以及关于诗歌的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知识，另一方面你又是活生生的具有独特体验的个人。如果一味地尊崇经典，缺乏个性的体验，你的面目就会轻易被覆盖，淹没在经典大师的皮毛之中，因为你没有大师的灵魂。如果一味地迷信个人体验，远离文化，根本不把诗歌当成一个专业，完全无视诗歌长河之存在，那么你也很可能是在岸上游泳。泳了一段你就会发现，游不动了。为什么游不动？因为文化和修养以及更多的元素都是写作的燃料。说维持两者之间平衡之类的话没有意思，平衡也不能得到一种解决，因此诗歌没有办法解决，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死问题，诗歌仍然是面对特殊性的东西，不可以有什么定义，也不可以有什么规则。

一般来讲，人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从自己出发，简而言之就是要表达。但是诗歌不是一个表达，散文才会表达，这是我给学生讲的基本的定义，他说这首诗表达什么，我说你一用“表达”就没有读进去。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了，然后把它说出来。诗歌不是的，诗歌是你不知道，在写的时候你可能知道一点，等完成了你可能知道，但至少它是个共时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用诗歌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诗歌有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先在，第二是智性投入，第三是整合。

记者：你追求什么样的诗歌？

多多：我喜爱的诗人总是在变化的，比如从波德莱尔，到茨维塔耶娃，到勒内•夏尔……你说得也不错，一个诗人总是对诗歌有一些追求，我是一个诗歌的写作者，那么，我对诗歌的欣赏，自然不会只是一个欣赏者。

我更关心去寻找那些与我具有源初的关系的诗人，我们来自一个星座。人本能地选择和自己接近的，和自己类型有关系的，最偏爱的是最重要的，不在乎多与少，有一些道路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做完的事情，你可能正在做，这就天然地承认了一种承继关系，一种共有性。我跟他们进行对话。这样就打破了一种界限，那些和你呼应的人很可能已经死去，死去多久了你可能也不知道。诗歌本质上是很神秘的一种东西。

记者：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线索，哪些是和你同一个星座的诗人？

多多：所谓同一个星座，就是找到你最欣赏某一时期的艺术，某一种流派，或者某一个诗人，看看它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否还能走下去。你要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条道路开拓出来，去验证它是否还能存在。

知道诗歌是什么吗？诗歌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代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最具尊严的部分。但现在有些诗人在破坏这种尊严，必须承认这一点。

记者：你刚才提到破坏母语的尊严，有没有具体的解释？

多多：这个也很难具体去界定，但每个诗人心中应该有一杆秤。当今的世界，文学是市场化的，你想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排除，把它变成一种至纯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厢情愿，而且，谁来制定标准？这一切都没有解答者，也就更加成为诗人自己的事情。

●关于国外：靠写作在国外生活很难

记者：中国的诗人作家在国外，有机会进入主流系统吗？

多多：你用他们的语言进行写作就有这个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出你的诗集，开你的作品朗诵会，这也并不意味着你进入了主流社会。更重要的是你能否影响那个社会，能影响多少？对于海外的中国作家，这些效应可能都是很短期的，没有什么持久的效应。靠写作在国外生活，处境实际上是很严酷的。人家从生下来就进入系统，你是半路插进去的，想一想吧。

记者：你用其他语种写作吗？

多多：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诗歌。

记者：在远离母语的环境下进行写作，是不是特别孤独？你在诗中说：“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多多：写作难道不应该是孤独的吗？我的写作跟环境没什么关系。

记者：国外的诗人与国内诗人相比，最大不同是什么？

多多：国内不少诗歌名字，闪亮了一阵之后就忽然不见了，许多诗人经商去了。而在西方，最主要的是一些参加过二战或者在二战中出生的诗人，最好的诗人是60岁左右的，很少听说弃诗从商，他们的写作生命会更长一些，也就是更坚持不懈。

●关于诗和小说：我一首诗要写70遍

记者：你还写过一些小说。

多多：小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写了。

记者：诗和小说这两种文体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你在两种写作之间……

多多：一般来讲，很多作家都是写诗出身，一旦写了小说，很少有再回来的。也有少数例外，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哈代。他先写诗，又写小说，后来在中断小说的情况下又成为诗人，而且写得特别好。想在两方面齐头并进的，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恐怕会有，但都比较罕见，总要把你定位为一个诗人或一个小说家。

我本人就像一棵树，长到很丰满的时候，我也曾小说、诗歌、随笔、戏剧都在做，因为我有旺盛的精力，30岁、40岁都没问题，以后你发现你必须做出选择，必须要集中，就像一棵树的树冠，到顶端的时候就要集中，不可能这样多枝地发展下去，否则你很难做到最好，很可能什么都没做好。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选择。

记者：你最近发表的诗作说明了你的选择。

多多：我更适合写诗。我一首诗要写70遍，如果这样写小说，就太可怕了。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做到了一条：做我愿意做的。我不强迫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谢上帝，直到目前我还在做我愿意做的事。

记者：在你最近的作品中破折号特别多，节奏似乎加快了。

多多：这和呼吸的节奏有关。

记者：你似乎特别注意节奏。

多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讲韵律，八十年代接触到狄兰•托马斯的词组节奏，真正运用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相声、山东快书、快板，我都特别喜欢。

●关于传承：我主张“借诗还魂”

记者：中国的现代诗人，似乎总是在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之间徘徊，与后者，似乎发生了某种断裂。

多多：中国现代诗歌历史有多少年？30几年而已，相对于西方的传统什么都不是，相对于中国古诗的传统更加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何必急于对它下结论呢？

诗歌是一种传承的历史。对我而言，这种传承纵向的就是中国古诗，横向的则是西方现代诗。早在1968年，我就写过30几首古诗词。再早一点，1967年，我就看了袁枚的《随园诗话》。其他的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李杜等等，全都读过。我个人非常喜欢辛弃疾的诗词，我喜欢他的豪情。还有姜夔，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意象。这种古典文化，说修养也好，说营养也好，总之都是前期准备。对诗人来说，许多前期准备都是不自觉的，那会儿看这些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写诗。但是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的精髓就在这里。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中国古诗词无疑是人类诗歌的一大高峰。另一大高峰是西方现代诗歌。这两大高峰合在一起，成为我的两大压力。所以，我一开始就活在问题之中。现在也活在问题之中，以后也必将在问题中死去。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

多多：我们当然要学习传统、继承传统，但不是细枝末节的纠缠和外在皮毛的模仿，而是在本质上去接近传统的灵魂。我主张“借诗还魂”。

记者：什么是古典诗歌的灵魂？

多多：灵魂作为一个精神领域的问题，要谈论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是否承认有灵魂。我是承认有灵魂的。而且，灵魂最终是一个诗人最终的归宿、诗歌最后的目的。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塑造自我。

古人说，“半日打坐，半日读书”，而没有说“半日读书，半日写诗”，这就说明“修炼”对于生命的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大部分诗人是“半日电脑，半日书籍”，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管怎样，起码要“静思”。

无论你是古人还是今人，这种内心的品质都会超越时间与历史。这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J.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科研学术

作为最高层次的语言艺术，诗歌是我们传承民族灵魂和沟通人类情感的重要信息载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今天的新诗，诗的传统代代嬗传。海南是一座诗的岛屿，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在海南岛上播下了诗歌的种子，开始了诗歌的教化和流播。今天，不论是对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教学与研究，还是弘扬大学的人文教育，诗歌研究中心的设立和工作将会成为海南大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象征。在海南大学建设“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诗歌传统，开展人文教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海南师范学院已经成立“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作为海南师范学院校级重点学科，该中心已经申报海南省高校首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并有望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中心”在海南大学的成立将和中国散文中心互为呼应，共为声气，互相扶助，为海南的文学之教育、文化之流播尽微薄之力。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教学、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研究工作，研究中心成立后，将以现当代文学为学科基础，申报硕士点。除教学工作外，具体的研究设想如下：1、整理和出版中国诗歌资料，翻译并出版西方现当代的优秀诗作，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诗歌资料库；2、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对话，建立与欧洲大学汉学系和中国诗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参与国际国内的各种诗歌交流活动，举办关于诗歌的学术会议、朗诵和学术讲座；3、创办一份诗学杂志；4、积极与国际国内的一些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合办国际诗歌节。总之，我们将竭尽全力，弘扬海南大学声名和诗歌风习，扩大海南大学和诗歌文化之影响。
中心成立当年，即准备与国外基金会合作，在海南大学举办国际诗歌节，争取在二年内申请到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在条件成熟时创办诗学杂志。
海南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已经引进或正式在编的有著名诗人多多教授，诗评家耿占春教授，现代诗学研究者、北京大学在读博士段从学。正在引进中的还有现在深圳电影制片厂任职的著名诗人王小妮（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现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的资深评论家唐晓渡和旅居德国的著名诗人萧开愚（上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等。
可以预期，在一批具有广泛影响诗歌界人士的努力和带动下，在海南大学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能够在教学、科研方面产生扎实的成果，并且成为国内大学诗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一个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学科，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促进人文精神在海南重新崛起和兴盛，让海南大学成为新时代的诗歌圣地和诗歌中心。 海南岛的原住民是黎族，他们是历史上开拓海南岛的先驱。是中国目前10个人口超百万的民族之一。黎族在海南岛上的历史，有史可证的年代距今已有3000年以上。黎族历来都是以土著自居，称岛上其他民族为“美”（客人的意思）。主要分布在五指山、三亚、东方、陵水、乐东、保亭、昌江、白沙等9个市县。以五指山区为中心向南呈扇形分布。部分散居在儋州、万宁、琼海、屯昌等市县的12个民族乡镇。分布面积为1.8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面积的55.02%。人口约124.86万人（2000年统计数字），占全省总人口的15.87%。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上，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趋同化倾向，黎族文化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其中很多物质民俗和文化民俗的遗产，如不加以抢救性挖掘与整理，必将永久消亡。这对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这不仅是在保留历史，更重要的是整固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从学术角度对黎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高潮。这期间有些学者做过一些调研，出版过数种著作。期间，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1931年－1932年两次到海南黎区作田野调查，在1937年出版了德文著作《海南岛民族志》。广东省的一些民族研究学者，对海南黎族曾进行过规模比较大的综合考察。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中南民族学院调研组，在1954年7月至1955年1月间对海南22个黎族村点的调查，结集为《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省课题组民族研究学者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对海南黎族村落的调查，结集为《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学术视野，这些论著都有相当大的局限。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原广东省的一些黎族研究学者陆续转向对其他民族研究，中央的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下属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虽然也有黎族研究人员和课题，但大都处于个别和个案的研究状态，科研成果稀少。难以进行大规模和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工作。
对黎族文化的系统考察研究因此陷于长期停顿状态。随着现代化浪潮由城市推向乡村，黎族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正在加速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可以说，对黎族生存状况所涉及的一些文化遗产的考察带有抢救性质。海南大学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对黎族文化考察研究负有特殊的责任。
黎族研究中心2003年由海南大学批准成立，由孙绍先教授兼任中心主任；周伟民教授为顾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萍（黎族）为名誉顾问。 海南方言研究所简介
海南大学海南方言研究所于2003年10月在原文学院海南方言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现有研究成员4名，都是兼职语言学教师。研究所是人文传播学院中文系语言学科的主要学术支撑，还承担着本科生、留学生教学以及普通话测试等工作任务。
原海南方言研究室与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调查了海南闽语11个点，调查报告正在整理出版中。
研究所成立以后，在一无经费，二无编制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埋头进行田野调查，累计调查海南闽语30个点，儋州话、客家话、军话各一个方言点，临高话6个方言点。
研究所的口号是“不空谈，做实事，向国际水平看齐”。我们向老一辈专家学习，坚持“田野第一，老派优先，语音、词汇、语法、民歌并重”的原则，记录了百万字的珍贵语料。
这两三年，研究所成员陆续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海南岛语言研究论文，还有一些论文在重要学术会议上宣读。目前，研究所一方面补充调查的结果，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开展黎语濒危方言调查。
海南的语言及其研究现状
海南岛是我国公认的语言复杂地区，有闽南系的海南话，粤语系的儋州话、迈话和疍家话，有客家话、军话，还有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临高话、村话、黎话，另有苗瑶语族的苗话以及与南亚语有关的回辉话，它们与汉语共同语差异很大。海南岛汉语方言与壮侗语族语言长期融合，使得海南岛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我国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海南方言是在海南岛这个特殊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海南方言属于地域文化现象之一，研究海南方言在语言学方面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得到有关海南历史、文化、民俗方面的重要资料。方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对海南研究来说，历史文献资料或有缺乏，家族谱牒也可能部分造假，语言却不能。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是一个古今成分并存的异质体，研究海南方言，通过共时比较与历史比较厘清历史层次，将大大有助于研究海南人的迁移历史、他们与国内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族群的关系等。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来说，语言跟遗传基因一样，是研究其历史的直接材料。
语言是一种存在于人口头的资源，不象矿产资源，不挖掘它仍然一直存在。一代人死了，这代人口头的语言也随之而去，下一代人的语言必有变化。海南岛的语言属于弱势语言，随着普通话的强力影响，海南语言和方言正处在快速消失的过程中。就汉语方言来说，据我们调查，50-60岁的一代与80左右的老人语言差异已经明显，沿袭数百年的文读系统几近消失，只有白读系统仍在保留，但是中青年人已经有好些白读词不会说了。
黎族号称有百万之众，但真正会讲黎语的估计不足50万。这50万中也汉化越来越严重，口音变化很大。侾黎中的侾炎支派本来就生活在黎族区的边缘一带，与汉人杂居，几乎都懂汉语，很多风俗都已明显汉化。杞黎中的堑对支派在1980年代初青年人就已经不懂黎语，保城支派早已用双语，现在的年轻一代大多已不说黎语，唯有通什支派多数仍讲黎语。
黎语中几个人数较少的方言境况更加堪忧。在昌化江下游的美孚黎人数本来就少，边缘地区的已经完全汉化，腹地的东方、广坝、江边、抱板四镇也是双语区了。本地黎1980年代就已经兼通儋州话，现在多数人又会讲海南话和普通话。黎语加茂方言的保亭县加茂镇，人口约1万，但真正会讲黎语的不足三千。人类学家李露露1993-94年调查时就发现，加茂黎通晓汉语，青年人不讲黎语。如此下去，要不了15-20年，加茂黎语就会消失。相关的语言和民族文化特征更是荡然无存，只能在书中读到、在博物馆里看到。如果抢救不及时，书中也读不到、博物馆也看不到全貌了。
海内外语言专家历来看好海南岛这个宝库。1930年我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率先登上海南岛，调查了海口、临高、乐会（今琼海）三地的方言。1950年代国家组织了海南岛语言调查，积累了第一批海南岛语言资料，此后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台湾、新加坡学者详细调查了海南岛语言。如50年代到80年代，桥本万太郎曾调查过海南文昌话和临高话。70年代台湾学者丁邦新调查过儋州话，张光宇调查过海口话，何大安调查过琼海话和澄迈话。80年代到90年代新加坡学者云惟利调查过文昌话。国内1950年代詹伯慧调查过万宁话和三亚军话，50年代至70年代欧阳觉亚等人调查过黎语，1980年代欧阳觉亚、郑贻青调查过村话、回辉话，1990年代梁敏、张均如等人调查过临高话。1990年代以后，又有国外学者来调查三亚回辉话。
目前国内外出版的海南岛语言研究专著有：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1980年），欧阳觉亚《黎语调查研究》（1983年），丁邦新《儋州村话》（1986年），云惟利《海南方言》（1987年），社科院民族所《黎汉词典》（1993年），苑中树《黎语语法纲要》（1994年），符昌忠《海南村话》（1996年），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1996年），郑贻青《回辉话研究》（1997年），梁敏、张均如《临高话研究》（1997年），欧阳觉亚《村语研究》（1998年），刘剑三《临高汉词典》（2000年），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2003年）。另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单篇论文。
海南岛语言研究中，老一辈学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亲临田野调查，得到一批珍贵的资料，他们的方法结论也给后人诸多启迪。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本地出身又非本地工作的学者，调查颇为不易。但是，前辈学者详细调查的，只是海南岛语言资源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资源还没有挖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后继研究人员缺少，以及海南省本土不重视，研究经费严重缺乏。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朝阳学科，今天的传播学不仅仅是服务于新闻、宣传、公关、广告等传统行业，更重要的是，传播学的诸多理论和发现还被应用到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等非传统领域。这就是传播学之所以受到政界、学界、军界、商界一致推动的原因。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12月。作为海南省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机构，中心将充分利用海南省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从微观（中国大陆）、中观（大中国区）和宏观（亚太地区）三个层次上开展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的应用研究。中心计划于近期从海内外聘请首批特约研究员。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得到了境内外部分知名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英国利兹大学传播学硕士课程负责人兼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执行编辑Katharine Sarikakis博士、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兼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香港电台新媒体拓展副总监张玲玲女士、《传播学论坛》总编阮志孝先生、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强先生（吉林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等海内外同仁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新华网海南频道、《商旅报》、海南在线、传播学论坛、中国校长网、CN记者作家网、中国教育产业联盟网等多家媒体做了报道或介绍。
中心主任毕研韬副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曲阜师范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于2004年7月加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为迎接2005年教育部本科教育工作水平评估，加强学校文科教学与科研，海南大学于2005年2月，整合相关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所实体性研究机构——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1月，升格为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省级文科研究单位。现任中心主任为赵康太教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先生。
中心现收藏海南文献两万余册与海南相关的历史资料，各类谱牒、海南人文集近百余种。目前正在开展10个项目的研究。先后举办过2次学术研讨会。中心下设海南方言研究所、黎族研究所、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海南族谱研究室、周伟民唐玲玲工作室、东南亚文献研究所、琼崖地方史研究室、海南地方志研究室、海南现代文献研究室、特区经济研究所、特区法制研究所、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等。采用专兼结合的方式从事科研。
基地目前主要致力于四个方向的研究：
◆海南岛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海南岛物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
◆南海疆域史地与南海诸岛研究；
◆东南亚文化及华侨研究。
中心除开展日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外，还编辑大型学术丛刊《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自2007年始，每年出版一卷。本着以学科建设带动科研的理念，基地正积极准备材料，做好2007年硕士点的申报工作，以便后续人才培养。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由政府专门机构主持的一项测试。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及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站具体负责实施。非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站组织的测试结果，一律不作为普通话水平的凭证。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种资格证书测试。根据测试评定应试人普通话水平的等级，为国家正在逐步推行的持证上岗制度服务。有关行业对本行业从业人员提出了相应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是从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的凭证，在全国范围内通用。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种口语测试，全部测试内容均以口头方式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不是口才的评定，而是对应试人掌握和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规范程度的测查和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