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教授刘海峰

㈠ 刘海峰个人资料

刘海峰，男，银行家，女星陈好的老公。刘海峰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电子工程系最高荣誉理学学位，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部联席主管，在摩根士丹利任职的13年期间，曾经成功地领导投资了蒙牛、平安保险、南孚电池等众多明星级企业。现任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 &Company）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此次加盟的kkr创建于1976年。在过去的30年当中，kkr累计完成了140多项私募投资，交易总额大约为2150亿美元。截至2006年3月30日，kkr投下去的260亿美元资本已经创造了680亿美元的价值。

㈡ 雅思 河南雅思 郑州雅思谁最强

雅思英语写作提高到8.5分的神话，郑州海峰雅思学校诞生
重要提示：
1、“神奇的刘校长”每期的雅思英语写作提分班里都不断出现雅思写作高分学员。
2、国外及全国各地的雅思考生都慕名坐飞机来听课，你还等什么？！
刘校长成功之秘诀：
1、神奇的、真实的、不可模仿的提分效果，赢得了众多考生的口碑！
2、坚决执行“无条件全额退费”的承诺，赢得了考生的心！
神奇的提分效果，让他一夜成名
刘海峰校长引起轰动始于2006年在他的一期培训班中帮一雅思考生，从5分一下子提高到8分，此真实案例一经发现，立刻轰动雅思界！因为，即使到了今天，还是存在很多老师和家长认为英语是不可能快速提分的，而刘校长创造的奇迹，打破了人们对英语的理解，也给众多考生带来了希望！此消息一经传开，雅思考生和家长们都慕名拜访，他曾帮一开封雅思考生写作提高3分，，一郑州考生提高4分，一广东考生提高3.5分等等，这些考生不仅申请到理想的大学，还省去在国外昂贵的语言学习费用。
他究竟是谁？竟能创造如此奇迹？
刘海峰教授, 海峰雅思英语学校校长。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老一代名师代表，留英学者，是中国最早从事托福雅思教学的教师，几乎在郑州所有的高端英语培训学校授过课，积累了一套独树一帜，行之有效，无可比拟的英语教学法。2004年创办郑州雅思外语学校，作为中国英语培训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刘海峰教授不仅是中国雅思培训的开创者和领路人，同时，还成功打造了“中原雅思精英团队”。因此，他被媒体尊称为“雅思培训界权威，雅思泰斗”。上课激情饱满，有耐心，擅长与各层次学生做沟通，并努力培养其英语学习兴趣，不乏幽默感。由其开创的雅思、托福、四六级、考研等英语培训理念及教学模式在全国得到广泛应用。有着丰富高校任教和十几年培训行业经验积累的他，稳稳地确立了在英语培训行业第一把交椅的地位。
雅思应试技巧大师，“神奇的刘校长”因在2006年在他的一期培训班中帮一雅思考生，从5分一下子提高到8分而闻名遐迩。其独创的神奇的“雅思写作快速提分秘籍”开始在全国创造雅思快速提分神话。
刘校长自从开办雅思写作快速提分班以来，就凭借神奇的提分效果先后获评媒体“中原十大名师”“郑州首届金牌教师”“最具实力英语教师项目”“诚信守诺英语教学项目”荣获“中原教育培训行业年度风云人物”以及“中原教育培训行业年度创新人物”等诸多荣誉。
他深刻了解出题规律，应试技巧帮雅思考生提分
雅思的出题是相当科学的、是有规律的！而出题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在刘校长眼里就是最大的漏洞！
针对雅思英语的出题规律，刘校长研究了简单易学的“雅思英语写作快速提分应试技巧”，而该技巧的目的性很强，针对出题的规律性，研究出对应的解决技巧，而这些技巧就可以轻松地帮助考生多发挥，同时快速提高英语的成绩。
信守“无条件全额退费”承诺，赢得考生的心。
刘海峰校长是全国雅思市场首家推出“试听不满意，无条件全额退费”承诺的老师。与其他机构退费时候推托，找借口少退，甚至不退费等现象相比，刘校长信守承诺的行为温暖了考生的心。“不问原因，不问理由、试听不满意，无条件全额退款”的承诺本身就与众不同，而退款时的干净利落也赢得家长的信任，同时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郑州市诚信守诺英语教学项目”“中原最值得信赖的英语教学项目”等诸多荣誉，就是对刘校长的最大褒奖！
当然，如果没有超强的教学实力和神奇的提分效果，无论是谁都不敢做出如此彻底的承诺。只有刘校长敢保证此承诺，而且已经坚持了多年。原因只有一个：让每个同学都能提高分数！退费的同学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了！
学员评价及学生成绩反馈：
很多听过课的学生这样评价：“雅思成绩提高这么快，我们简直不敢相象”、“听了写作后，我兴奋的都睡不着了”、“我口语竟然是这样提高的，我真的服了”、“我终于相信了，考试是有技巧的”、“我遇到我人生当中最优秀，课讲的最好的老师了”。
“刘校长雅思写作快速提分班”自开班以来，帮无数名雅思考生提高了分数而广为流传----，在刘校长的快速提分班上，记录不是用来保持的，而是用来破的。雅思考生们，你还等什么呢？加入海峰，下一个破记录的就是你。

㈢ 为什么要考试，是谁发明的

“考试”的由来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型的国家，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网络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网络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皆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将“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该书《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考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便产生了考试。自古以来，中国就很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人类选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推荐有如相马，考试则如赛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常无。如果未受到推荐者的青睐，不少千里马可能老死于槽枥之间。 伯乐所知范围有限，无法相遍所有良马，即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加上有些相马者难以用客观标准来公正地评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非常讲究“人情、关系与面子”，相马的过程时时会受到人情的困扰，因此难免会有遗珠之憾。为了克服推荐制的弊端，排除不正之风的干扰，中国人发明了考试，让所有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比赛，真正的千里马自然会脱颖而出。考试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和公平竞争原则，虽然最初的考试还较为简单，而且往往与考绩相关，但它的出现却有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中国是一个考试古国，具有丰富的考试历史遗产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了解考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使用考试，也有助于考试的改革和完善。 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

㈣ 刘海峰的人物简介

摘要 刘海峰，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祖籍福建惠安（现泉州泉港区）。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教授，并应聘为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1993年国家公派留英半年，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任所长，兼任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访日半年，在日本创价大学教育学部作访问教授，并开始担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并被评为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

㈤ 为什么说西方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科举制

“目 前 ，西 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子中国的科举制。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作法倍加称颂，后者在《伟大的中国》中则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广泛流传，尤其是后者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真关注。据统计，1570-1870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具体来看，英国文官系统形成时期(19世纪后半期)，其一些主要刊物《绅士杂志》、《伦敦杂志》等先后撰文介绍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主张采用科举考试制度。美国文官系统的形成，也深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1867年10月，《北美评论》杂志撰文称誉中国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1968年5月，一个州议员在向国会递交的报告中，专辟一章来论述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引起参众两院的广泛的兴趣。。“法国大革命在其教育计划中高度重视竞争性的考试。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鉴于此，孙中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西方世界之所以看中科举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核心则是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一个传教士官给一个议会议长的信中找到答案:“您可以看到这种各级考试制度是一种明智的政治制度，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种频繁不断的考试使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制造麻烦。”“他们取得业士资格后，为了保住这个资格，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地去经受新的考试或者再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同时，他们“用中西文化几比较的眼光着本土人司空见惯各类现象，从中抓住值得他们借鉴之事物。”科举制度“有利于打破世袭贵族的政治垄断状态，符合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要求。”而且，“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就有这种科举取士(秀才、举人、进士— 原文注)制度的遗迹。刘海峰先生认为，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的文官任用方式“不可避免的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度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贫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根据刘海峰先生的考证，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至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长期 以来 ，我国对科举制度更多是“贬”，都只看见其消极的一面，而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却鲜为国人所知’。实际上，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明显受到我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刘海峰教授则誉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欧美 各 国 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导致任人唯亲，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党更迭大批撤换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影响工作的连续性。而我国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么一种文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为科举制度体现“机会均等”原则，这正适合了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科举选士无疑具有优越性。由于中国科举考试的示范以及文官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到1875年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它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科举 制 对 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18世纪之后，我国已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而科举制则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实际上，我国科举制很早就对一些国家产生影响。比如，公元788年，朝鲜就开始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直到1893年才废除。越南从1075年开始也以儒学为准实行科举考试，直到1915一1919年间才正式废除。日本则在公元676年设立大学寮，大学寮分经、音、书、算四科。人学资格及手续、科目考试的内容及方法，都与唐代科举制度类似。20 世 纪 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人。当我们在引进思想与效率、要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我国的科举制度学过去的。1983年，当时的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㈥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博导名单公布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博导名单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官网的【师资队伍】的【博导名录】，2015年公布的具体名单如下（建议自己查看官网公布的最新信息）：
姓名 学 位 专业技术职务 电子邮箱
潘懋元教授 荣誉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刘海峰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邬大光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史秋衡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别敦荣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李泽彧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王洪才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张亚群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林金辉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武毅英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郑若玲教授 博士 教授、博导 [email protected]

㈦ 科举制度废除的影响有哪些

第一，科举制度的僵化行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科举制，在其初设时，隋唐时期注重文词诗赋，对文化的促进提高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唐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宋朝时，也有较发达的理学、文学和史学，但明清以后，由于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致使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大多数成为范进式的庸才腐儒，流弊无穷，影响到了社会的各阶层。由于功名的诱惑，大批读书人不能静心学习，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以考试为指挥棒致使太学教育受到科举考试的弊病；宋朝，只重科举取士而忽视学校育才，助长了侥幸奔竞的风气，士子们无心学问，士风学风败坏，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

第二，科举制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科举制以儒学为考试内容，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四书”在观念上成为学问的全部，自然科学技术则被视为无足轻重乃至与传统利益相悖逆的东西。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三项出现在科举制度行星的时期，但火药和指南针都难以找到发明者，可见科技发明的不被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成后，因“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而遭冷落；李时珍历试不中后，潜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的《本草纲目》写成后无人问津，甚至在他去世后朝廷仍然不许刊行，“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对自然科学技术不仅不懂，而且不屑一顾，盲目排斥”。
总之，科举制度既有其存在的优势，又有种种弊端。当人类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的科举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其考试内容始终停留在儒家学说上，因而与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脱节，既无法教育出先进的科技人才，反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鄙视科学，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承袭千年的古老制度，它自身也体现出了一些最初没有被人们发现的弊端，比如科甲朋党的形成与发展，所谓座主、们省、同年等新的称谓的出现，一个读书人，不以教授他知识的老师为恩门，却以录取他的主考官为恩门，不看重同窗苦读的同学关系，却看重同科及第的同年关系，这显然是重利轻义的表现。唐朝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也体现了科举制度下的党争问题。
二 废除科举制后的社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给清末和民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教育的停滞。最初，人们预测，“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不过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教育投资是比较低的，而新式学堂教育的投资则比较大，办学经费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的教育体制的不信任，家长们也不再热衷于将学生送进学堂，他们甚至担心“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业，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这样，在农村，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
第二，科举制扩大了城乡差距。在科举制度下，士人趋于乡村—城市—乡村间的流动模式，遍布乡村的士人从乡村流入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科举废除后，传统士绅区城市就读，调走了文化资源，乡村文化开始衰落，他们区城市就业，则抽走了乡村的资金，乡村经济开始贫穷。从教学内容看，各类学堂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和外语等专业，学农业的很少。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而在农村无法就业。“科举制虽以一纸诏书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农村建立，这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就业，也带走了乡村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第三，考试与选官的脱离。科举制担负着为政府选拔人才作为官员的任务，科举制度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从政治录用到政治角色养成的行政录用机制，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下沟通、沪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废止后，在选官制度上出现了缺失。民国时期，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南京政府设立考试院，但它已无法像中国古代一样组织全国规模的大型选官考试了。
三 反思
鉴于科举废除后的种种后果，清末民初即有人主张为科举平反：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公开说“复科举便！”；杜亚泉说：“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孙中山则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胡适认为“（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2005年，刘海峰在《书屋》杂志上撰文《为科举制平反》，主张为科举制平反，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遇到了诸多的反对声。如龚友德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上作《质疑“为科举制平反论”》，反对“平反”。本文在此提出几个问题抛砖引玉：
第一，关于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教育停滞问题。乡村识字率的下降被用来论证科举制的废除是历史冤案，在我看来还缺乏足够的理由。科举制垂千年而立，因而其一旦废除，导致农村教育出现缺失，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妇女裹脚为例，当人们提出要解掉妇女的裹脚布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了抵制解脚令的情况，甚至个别妇女宁愿自杀也不愿放脚。乡村教育问题也是这样，学堂在农村的兴办面临困难，因而导致农村识字率下降，这个问题不是教学内容所造成的，而是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造成的。
第二，关于科举废除后的城乡差距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的城乡差距小，与其说是差距小，毋宁说是城市发达程度较低：尽管在宋朝以后中国的城市就有较大的发展，毕竟缺乏现代的工业、金融业、商业等现代要素的支撑。近代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是中国的城市在欧风美雨下走向同化，而农村则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下无法良好发展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在于促进农村的发展，而不是归因于科举制。
第三，科举制巩固封建皇权，为专制社会的苟延残喘补充活力。这种理由也不成立，论者据此反对为科举制平反，缺乏理性思维。这一论调建立的前提在于科举制仅仅能够为封建皇权服务，但事实上，英美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的科举选官建立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科举制仅仅作为封建专制的附属品。 第四，科举制是否扭曲人性?这是关于科举制是否能真正起到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作用的反思。刘海峰教授等学者认为科举制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而反对者如龚友德教授则认为“科举制确实选拔了一些优秀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为此而被它淘汰、扼杀、扭曲的各类人才何止千万倍”，且许多人才也不是科举培养出来的。尤其科举目的是选拔官员，而考试内容是测试记忆理解，因而考试内容与职业是脱离的。教育只能为选官服务，使人才发展畸形化。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提高身阶、实现自身发展的路径，同时，由于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意义过于重大，以至于人性的被扭曲。在高考恢复的最初几年，也出现过因为高考失败而轻生的现象。而今，高考不再是人们成才的唯一途径时，就没有为高考而轻生的现象了。可见，我们可以批判科举制度成为进身唯一途径、成为人们的唯一希望时，大大地扭曲了人性，但因此而不要科举、直接否定科举，未免过于简单化。同时，我们仅仅将孔乙己视作科举制度下的一个可怜虫，未免看问题太简单化了吧？如果我们要让知识分子从事耕作炼铁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真的比孔乙己更胜任吗？
科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垂垂千年，它是适应自然经济条件的一种教育考试方式，在近代社会，由于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文化危机，在缺乏理性的深刻认识的条件下被匆忙废除，终于出现了诸多不曾预料的消极后果。然而科举制的废除自有它不适应新形势的弊端，现在，我们以加强对科举制的研究和再认识，以便科举制的公平精神得到新时代的发挥，以便考试起到促进学习的功能。

㈧ 刘海峰的工作经历

现担任政府部门及多家企业、媒体的品牌战略顾问，中国国际名牌协会《中国国际品牌战略发展报告》编委会成员。
多家权威经济媒体的特约撰稿人，许多观点和文章先后在《中国经营报》、《销售与市场》、《科技智囊》、《中华工商时报》、赢-周刊、新华通讯社《中国名牌》、中央电视台《同赢》等媒体发表。
授课/咨询经验：
2003年在银行业的困境与出路高峰论坛、连锁通天下中国企业连锁经营管理论坛、河北企业高层管理论坛、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开发区高层论坛、中国品牌管理高峰论坛等数十场品牌战略管理演讲。2004年先后受四川新都开发区、四川大学、广东市企业管理论坛等特邀进行品牌战略管理专场演讲；在福建企业管理论坛、厦门服装企业管理论坛、汕头中国毛衫、内衣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沈阳企业创新与发展论坛、前沿讲座、北京中国品牌战略管理高峰论坛发表品牌战略管理的革命的主题演讲，并被清华大学总裁培训班特邀教授品牌战略管理课程等。
并多次受邀为中央电视台《对话》、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同赢沙龙”提供咨询。

㈨ 谁教雅思这方面的听力和口语比较好

你是专门学习这两项吗？你可以参考一下 刘海峰 副教授 雅思专家 写作专家
清华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专业毕业，现任海峰雅思校长。中原著名的考研名师，四六级专家，较早从事雅思教学，曾先后在中原各大雅思学校任职，主讲雅思写作。2006年创办自己的品牌——海峰雅思，并在短时间内确立了其名声，现在依旧活跃在雅思教学第一线，是精通雅思听，说，读，写四门的雅思泰斗级人物。针对学生的薄弱所在，有自己独到的解决方法
Patrick 雅思专家 国际同声传译员 口语专家
基石国际教育合伙人兼海外考试部教研总监，国际同声传译员。美国纽约大学全球商务硕士和心理学硕士，曾在中国多家雅思名校担任口语和阅读的金牌主讲。2002年开始从事雅思培训教学，多次参加雅思实战考试并获得高分。2004年获得美国英语学会口语与文化证书，2004年5月获得国际认证的中欧国际会议同声传译员资格，2006年3月加入AIIC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曾先后担任百事可乐全球年会，戴姆勒——克莱斯勒收购高峰会，FI方程式赛车上海站，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国际会议同传工作。现为基石考试培训中心海外考试部教研总监，主教雅思阅读和口语
赵扬扬 副教授 雅思专家 听力专家
英国普茨茅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最早从事雅思教学的名师，其雅思听力的“深入浅出法”和写作的“填空作文”以及“十大配对原则”早已成为中国雅思学生追捧的至高经典。多次参加雅思实战考试，对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雅思官方出题思路有独到的见解并提出其蕴涵崭新思维的破题绝招。在其将近10年的培训生涯中已经成功培养出众多高分考生。2006，Rebacca教授又不辞辛劳，开始新托福的研究，并且活跃在新托福教学的第一线。丰富的教学经验使其在新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刘建堂 雅思专家 词汇专家
美国普林斯顿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现任大华雅思校长，中原著名的词汇专家，在中原多家雅思名校任教，后投身自我创业。对雅思阅读和词汇有较深研究，号称“词霸”。

㈩ 科举制能延续下去的原因

试论我国科举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

摘
要：发轫于我国隋代的科举制度，到清末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方面，这些因素一起构筑了科举制度难以动摇的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长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说明这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
我国科举制发轫于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一种制度能如此稳定，历史上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个中原因安在?颇发人深思。近20多年来，虽然学界对科举研究的热度不减，但探索这个问题的似乎不多。这无疑是个难题，因为原因可能太复杂，或许可以轻松地说出几条“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却不容易。刘海峰教授在其所著《科举学导论》第六章《科举存废论》第一节中概括了时下的主要观点：“一、与贤能治国、精英统治的儒家理论相符合”；“二、标榜公平竞争，具有客观标准”；“三、牢笼天下英才，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则提出两点：“取士大权掌握在中央，有利于君主集权”；“以文取士”。他们说得都不错，也有代表性。不过笔者认为，科举千年不辍的原因，可从封建政治和科举自身两方面去寻求，但后者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此前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举贤能、揽英才，“中央”也并非无权。故本文侧重从科举制度自身出发，提出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点，其中与时贤论点一致的，予以补证。自知恐仍难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献鄙说以就正于方家。
一、大众参与，使科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何选拔人才参与管理，是国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谓“乡举里选”，常被后世学者理想化，具体情况虽因文献缺略而不得其详，但至少有一点应该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举者属“他举”（由他人选拔），自己没有主动权，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科举最基本的原则是“投牒自举”，彻底打破了“他举”的传统。何谓“投牒自举”，此语最早盖见于《旧唐书》卷119《杨绾传》，杨绾在所上《条奏贡举之弊疏》中说，“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云云(详见下引)。说得明白点，即读书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请书，包括递交“家状”等相关材料)，就可参加县州的发解试，其中的优胜者便可以一路绿灯，升到省试、殿试（宋以后）。《新唐书》卷44《选举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唐宋时代，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的私学“乡贡”最盛，形式上相当于当今的自学考试，不同的是它是当时的主途径。韩愈曾述逐级升贡的流程道：
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若县，加详察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韩愈：《赠弦童子序》）
宋代虽取消了县一级的考试，增加了殿试，但“乡贡”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时代，才以贡于学校的“生徒”为主。五代人牛希济曾形容乡贡的盛况道：“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满于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这是“投牒自举”的结果，其热烈火爆的场面，是暗箱操作的“他举”时代绝对看不到的。

唐代由于录取人数少，进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过30余人，故即便是“投牒自举”，群众的动员面也有限，几乎让全体读书人都参与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断地扩大录取规模，使科举朝大众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是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记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馀人，……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上《议贡举》曰：“皇朝开宝以前，岁取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自克复伪国，吏员益众，始有廷试广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诒谋录》卷一：“国初，进士尚仍唐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这同时表明了宋代官僚队伍的补充，几乎完全依赖于科举，而扩大录取规模，也大大提升了科举的影响力。据初步统计和估算，有宋一代共举行过一百一十八榜科举考试，各种科目登第人数，大致在10万至11万之间。省试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选，被州郡发解过的举子，当有百多万之众；而参加州郡发解试的学子，每州动辄数千人（大州甚至过万），中选的比例更小，往往数十名取一。那么有宋300多年间，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累计盖以数千万计。虽然这些数字都是估算，但说大众参与其中，当是事实。下及明清，科举皆为国家第一考，从通都大邑到偏远乡村，无不有年轻学子为其守更熬夜，动员面之广，决非“察举”或“九品中正”可与伦比。
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一个新制度的建构，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投牒自举”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宝应二年(763)杨绾上疏。他写道：“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试策者，著之于州。……”其下他设计了一整套如何复“古制”的运行流程，此略。总之，杨绾是欲退到上古的“乡举里选”和汉代的“察举制”。当时有不少人附和其说，但最终被否决。（《旧唐书》卷119）至宋代，也时有复古的论调。他们虽也道出了“投牒自举”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却不合时宜，也注定要失败。元初学者马端临说得好：“大抵须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文献通考》卷三二）时移事易，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举”到“自举”，是选举制度的一个质的飞跃。它不仅是封建时代人才录用方式的进步，也是社会政治的一个进步，表明了在皇权独揽的同时，将权力有限度地向民众开放，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一次提升。从此，至少在理论上科举给所有士子——无论他出身贵胄还是寒族——提供了靠个人努力和自身能力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机会，作为一种选举制度，它由此也获得了“群众万千”的社会基础。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众的参与，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稳定性。
二、公平竞争，使科举获得社会的广泛信任
凡将科举制与从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较的，都要提到科举的公平性。这的确是科举制最大的优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选拔上，“公平”却来之非易。由“他举”到“自举”，破除了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止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而最能体现科举公平原则的，则是考试。所谓“察举”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试，但却并不重要，只要荐举官“心证”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样录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没有用，“举秀才，不知书”的汉代民谣，是我们所熟悉的。左思《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就是表达对门阀制度下寒士备受压抑的不平。而科举则不同，它以考试为中心，用考试将举子推上同一个竞争平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用规范的方式比较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在封建社会制度中，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点之一。
实现科举考试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数途：
一是坚持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唐代科举已重视考试，但较之后世，它还没有将考试成绩作为决定去取的惟一条件。尤其是中唐以后，“公荐”盛行，取人重“誉望”(即社会名望及美誉度)，而考场上文章的好坏反倒不重要。“公荐”即当权者或社会名流向主司(知举官)及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推荐进士人选，或用各种方式为举子制造声势，当时称之为“通榜”。为了获取“誉望”，名列“公荐”，社会上用行卷的方式请托权要之风很盛。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唐代举子有“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的说法。这样，“公荐”必然流于“私荐”。这实际上是荐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辟，是对公平原则的严重破坏，表明当时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公荐”、“采誉望”为权力过多地介入考试开了方便之门，正如苏轼所说：“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服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苏轼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宋建国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荐”开刀。《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载：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原注：“故事：每岁知举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得公荐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时，朝廷又狠刹请托风。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宋会要辑稿•选举》）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五日，又诏榜贡院门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辩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真宗又诏臣下制定了《考试进士新格》等条制，确立了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从此使科举考试走上了规范化之路，为实现公正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证卷面成绩的真实性，彻底杜绝阅卷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要做到考试成绩真实，防止考场中挟带、代笔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举子在考场中毕竟处于弱势地位，只要加强管理，严明纪律，辅之以惩罚，是不难克服的；而影响考试公平更重要、最恶劣的，是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考官接受请托而徇私舞弊。为此，宋代实行考官锁院制，试卷糊名、誊录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锁院”，又称“锁宿”，即朝廷任命的权知举、权同知举及其他考官名单一经公布，就须马上到贡院住宿，不得与外界接触。《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自端拱元年(988)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锁院”制断绝了考官接受请托的机会，无疑是个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将唐代制科曾用过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进士及诸科)殿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所谓糊名，又叫封弥、弥封，即糊住考卷上举子姓名等个人信息，而易以别的号码(宋人用几个字拼凑成字形，称“字号”)。在现代考试中，试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从此而来，我们并不陌生。真宗咸平间,省试实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陈彭年等受诏制订《考试进士新格》，将糊名法制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载：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乃委转运司所部选词学并公勤者为考试、监门、封弥官”。从此之后，几乎所有重要的考试，都实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号，仍无法确保安全，因为欲作弊的考官还可用其他方法获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认笔迹、约定暗号等，于是宋人又发明了另一“高招”——誊录。誊录又称“易书”，即组织书手将举子们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评阅的是经人誊录过的卷子。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八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岁，礼部初置誊录院。”其他宋代文献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选举志一》等所记同。州郡发解试实行誊录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间。各级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后，考官评卷时不再能够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请托之风，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风也从此止息，从而有力地保障了阅卷的公平和成绩的真实，使科举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过时文的程式化以达到评卷的标准化。在宋代考试的各主要科目中，诗、赋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严，如律赋需8韵、360字以上成，又规定若韵字平仄相间，则依次用韵，等等。策、论、经义，历来认为最“难考”，因为没有统一掌握的标准。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初，这些文体都实现了程式化。比如论体文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大讲)、使证、结尾(论尾)。进策与此相类。经义则有冒子(也包括破题、接题、小讲、入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举子必须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在叙述经义程式之后说：宋人经义“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从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场文字都必须用同一个“模子”，而其中的经义，发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场时文程式化，将科举所用的文学体裁工具化，成为专门用于考试的文体而远离文学，虽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但也解决了“难考”的“老大难”问题：严格的程式使难有客观标准的文章，变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写作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格式，也是举子最易失误、考官最易发现并无容置辨的“硬伤”，而计“硬伤”的成绩评定，自然就显得“公平”“公正”了。
总之，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之所以优于先前的“察举”或“九品中正制”，正在于它以“考试”为惟一的手段，用相对公正的方式厘定高下优劣，进行竞争和选拔。当然，“公平”只是相对的，更遑论“理想”。犹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试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优于“推荐制”，是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不要说目前，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为士子为之奋斗的目标
登科举子的出路如何，既标志着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度，也关系到它的吸引力。质言之，科举若要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则将被冷落而无人问津，难以为继。正是在这一点上，科举以名利为诱饵，给了登第者最丰厚的回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诸儒注解古文珍宝》前集卷上）成了读书人的信条，像商人逐利一样，为它可以熬尽青灯、皓首黄册而不悔。
不过，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发达”，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进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经后以进士科为贵，但及第后只是取得出身，须再经吏部“关试”后方才授官，一般职位也不高。这是由于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贵戚集团力量还很强大，政权主要由他们把持的缘故。进士科登第后真正能够“发达”，是在上述势力衰微之后，具体地说，在贞元、元和之际这个时期，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国史补》卷下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举继承了中唐以后的传统,出路极好。宋也以进士科为贵，而科第出身几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证”，获取科名后的荣誉也远超唐代，如尹洙所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宋会要辑稿•选举》）
元初作家刘埙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也说：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薶于卑近而不获超卓于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刘埙：《水云村藁》卷一一）
他们虽都对科举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但也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而举子拼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据统计，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占总数的90%；在176名参知政事中，科举出身者达162人，占总数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占45%，御史中进士出身者占91%。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宋代以后，登第举子在官场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当然，欲实现“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用科举“束缚天下英俊”,单举上述仕途亨达者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必须在高级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时，也给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实惠。宋代举子在登第后不用再到吏部“关试”就直接授官。从太宗时代开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引者按：从八品）、大理评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宋会要辑稿•选举》）不仅起点高，而且晋升快。后来随登第人数的增加和冗官现象的严重，各时期授官拟职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异，此时期甚至乡试登第（俗称“举人”）即可入仕，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总之，在科举时代，上至宰辅，下至州县官吏，几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们握有各级官府的实权，同时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待遇，所谓“黄金屋”、“颜如玉”云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空头支票”，而是“好梦成真”。
科举既给登第举子带来了美好的前程，同时也得到这部分握有实权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拥护。由此不难理解历代读书人何以对它趋之若鹜，而科举制度与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关系，则使科举的社会基础和地位更加牢固，获取了延续千年的无穷力量。
四、举业官学化，科举满足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我国古代的所谓“科举”，其实不是教育，许多学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学位制。科举的任务是“择士”（前述杨绾疏谓“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即选拔治国之才，而教育是“养士”。自然“择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科举要生存、发展，必须满足统治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获得长久延续下去的理由。
以进士科而论，唐宋时最被人诟病的是诗赋浮靡，无益治道。杨绾疏就尖锐地指出，自从高宗朝刘思立奏请“进士加杂文（引者按：“杂文”谓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后专用诗赋，见徐松《登科记》卷一），明经填贴，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习诗赋而废《六经》，就“择士”的目的而论，是不合格的。入宋后，批评的声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上言道：“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可申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场诗赋题目相当随意，即宋人叶梦得所说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诸如节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为题。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上言，主张只能在国子监有印本的经、子、史书中出题，诏可。（《宋会要辑稿•选举》）庆历四年(1044)宋祁等详定贡举条制时也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出)。”
（《宋会要辑稿•选举》）要之，从仁宗时代起，通过“兼取策论”、限制出题范围等措施,在进士科考试中尊经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学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选人试经义札子》，反对以诗赋取士，其理由就是诗赋于“治民”无用，他说：“(举子)就使自能作诗，施于治民，亦无所用，不可以此，便为殿最。”（《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宁变法实行科制改革，用经义取代诗赋，所持理由相同。《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载:“神宗熙宁二年(1069)，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下面接着说:初，王安石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直史馆苏轼上议，宜仍旧。赵抃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但在神宗的支持下，变法的决心已下,于是熙宁三年（1070）首先在殿试中罢诗赋,熙宁六年在省试中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取士，实现了唐以来反对以诗赋取士的一派人的意愿。南宋上继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明清两代用八股制艺取士,实际上就是宋代的经义,只是程式更加板滞，行文完全偶对。
由用诗赋取士到以经义取士,决不简单地只是考试科目的变更,而是一步步地使“举业”(科场时文)向官学靠拢，最终完全官学化,使中举者成为合格的“官”。
南宋后期至明清时代，由于理学的官学化，“举业”也不可能例外。理学创立于北宋中期，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5人从祀孔子，是为理学升至官学的标志。从此理学逐渐占领了学术文化阵地，自然也包括科举阵地。程朱义理成为举子诗文的思想准则，而朱熹《四书》则是考官出题的渊薮，决科射策者非《四书》不读，不许越雷池半步。明代科举“专取四子书（按即《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艺”。“《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明史》卷七0）可见考试科目的官学色彩极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艺”。清康熙二年（1663）曾废制艺，但仅“行止两科而罢”。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张改移考试条款，实欲废八股，甚至废科举。章下礼部覆奏，称“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这就道出了“时艺”不可废的原由：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纯乎官学，蕴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废八股就有废官学的危险。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艺得以不废”。（《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举业官学化意味着科举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支撑，这无疑成为科举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