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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明可是博士导师

发布时间: 2022-09-06 01:45:45

1. 中国国画院副院长名单

中国国画院副院长名单:

李宝林、郭怡孮、吴山明、宋玉麟、何家英、赵卫、范扬、于文江、高云

院长:方增先

执行院长:龙瑞

常务副院长:梁占岩

秘书长:陈鹏

副秘书长:张桐瑀

画园宗旨

在国家文化部的正确领导下,画院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方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不断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而不懈努力。中国国画院以弘扬祖国书画艺术、提倡“百花齐放”式的创作思想为主旋律,

以大力团结全国书画家、书画爱好者、美术工作者及相关学者为己任,注重与国内外艺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竭诚培养书画艺术人才,为振兴我国书画艺术事业繁荣、促进祖国经济文化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国国画院、中国国家画院——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

2. 治疗肝豆状核变性的权威机构有哪些急,谁能帮帮我,谢谢。

安徽中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中医院(安徽中医学院一附院)在这方面是世界一流的,这两个医院有渊源。来看吧,至少这方面中国没有更好的,你来了就知道,200个床位至少有100个是肝豆。推荐一些好医生,神研所:杨任民,王训。中医院:蔡永亮,杨文明,鲍远臣等。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他们的材料,杨文明主任好像还有网上会诊,你可以咨询。到安徽中医学院网上可以查到他们的联系方式,有邮箱的(但年龄太大的不常上网),都是研究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专业临床方面的导师里查询)。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奇妙大营救结尾灰太狼说熟悉的感觉是谁

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奇妙大营救结尾灰太狼说熟悉的感觉是孤义狼。

4. 与石开齐名的篆刻书法家都有哪些

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
欧阳中石、 沈鹏、 王镛、石开、陈锦城、言恭达、林岫、 张海、张旭光、王冬龄。

中国著名书法家艺术简介:
欧阳中石,1928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

欧阳中石既是一位学问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年轻的欧阳中石考取了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中国逻辑史,拜在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门下。1954年,欧阳中石毕业于北京大学,开始在中学从事基层教育工作。他教过中学的各门课程,深得学生敬重。在长期从事中学教学的实践中,他对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运用他敏锐的目光和明辨的思维,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独到而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套科学的语文教育改革方案,并在中学试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面对欧阳中石,就仿佛面对一本厚厚的书,让你敬重,让你深思,让你味之不尽。只是目前价位已高,如能遇上每平尺5000元以下的作品是可以投资与收藏的。

沈鹏,斋名介居。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顾问以及《中国书画》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沈鹏先生书法擅长行草,并兼及隶、楷多种书体。行草以帖派风格为主,对汉魏碑刻,米芾等宋代书家作品都有较深的研究,论其草书主要得笔于怀素《大草千文》并柔和自家隶书的笔法,形成自己草书特色,有强烈的时代风貌与个人风格。是当代为数不多的达到相当高度的草书家之一。

沈鹏先生在北京按排名除了启功之外,应排名第一。沈鹏先生作品报价:每平尺10000元,2000年以后的作品市场价在6000 元左右,建议藏家如遇每平尺5000元以下作品,可以购买。沈鹏先生书法作品将来不但收藏价值高,而且升值空间还会很大 。

王镛,1948年3月出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王镛先生是“中国当代书法的开派人物”他和石开、、何应辉、沃兴华等被称作“流行书风”的领袖人物和“中国书坛的重量级人物”。 王镛先生的书法取向主要是民间书法,他广泛的吸收了“墓志”、“摩崖”、“简帛”、“瓦当”、“金印”、“砖铭”、“鼎铭”、“秦权”等,要论对民间书法的涉猎之广堪称举世无双。虽然王镛先生是当今书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对“当代书法”——“流行书风”的影响是无人齐肩的。王镛先生的地位、学问、影响、印、书、画、堪称佼佼者。
王镛先生的书法作品目前每平尺8000元左右,市场价格:早期作品(指90年代)约在4000左右,他是这几年价格增长比较快的书家之一。从收藏角度出发,也是藏家必须收藏的书家之一。

石开,1951年生,福建福州市人。原姓刘,别名吉舟,从事艺术职业后改姓石。可以这样说:石开先生是中国印坛顶尖人物。其印风影响当代印坛。早在80年代中期,印坛被称做“三足鼎立”即曰:王镛高步京华;韩天衡雄居海上;石开领风骚于闽南。石开先生也是“流行书风”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当今书坛石开更是颇具争议的人物。石开先生书法带有孤峭奇逸的强烈个性色彩,有人说石开书法如鬼画符一般,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因他的书法个性太强烈,以至与当代任何一位书家都拉开距离。其实解析石开先生书法也是很传统的,特别是早期作品不难看出。他受明清书家影响更大一些,在他书法里随处可见深受黄道周和傅山的影响。石开工篆刻,书法,绘画,诗文皆达上乘,石开无疑是既能继承传统又最具创造性的一位书家。将来必成大器。
石开是最早作为书家(辞去福建书协副主席职务)成为“北飘”一员的,后来干脆辞去中国书协一切职务,以职业书画篆刻为职业。其作品价格是一步一步地提升的,石开性格如同其书法一样有强烈的个性,所出售作品的价格一视同人,作品从不应酬。有人说:因石开篆刻好,在他各种书体中所以篆书最好。我不这样认为,举例说明:如同一名汽车修理工,汽车修得好,不一定汽车开得就好。我认为石开草书最好,石开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从2006年石开作品报价中也不难看出:篆书与行书每平尺2000元,草书每平尺2500元,小字或小品每平尺3000元。目前市场价位:每平尺5000元左右,石开先生作品无论作为投资或收藏都是可以的。

陈锦城, 1958年生。福建福州长乐人。常来往于北京、武汉等地。陈锦城是我国唯一五体均能双手双笔齐下分写异字的书法家.。双笔五体书法开拓者、奠基人。中国历史第一人,楷、行、草、隶、篆五体书法均能同起同落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双手、双笔分写异字, 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双手、双笔汉字书写推至艺术的高度。刷新书坛纪录,填补历史空白。
陈锦城先生重视传统,又能超越传统,书画印俱精,书法功力扎实,是当代民间书法与实力派书法代表人物。陈锦城八十年代书法作品展出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并开始潜心研究双笔书法。九十年代被媒体誉为“全能双管,五体俱佳”,书画作品开始销往全国各地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作品价位逐步提升。
陈锦城先生五体书法均有很高造诣,行草最好,行草书主要得力于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对米芾,徐渭、王铎,黄道周等古代书家作品都有较深的研究,并柔和《石鼓文》《汉魏碑刻》等篆、隶笔法,形成自家风貌。他创作形式多样,单笔有左笔,右笔,还有双笔创作。他的双笔书法既能用于表演,还可用于创作,且实力雄厚——特别是双笔行草书创作更加突出。他通过双笔不同水墨形成的丰富变化与不同的速度变化,使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创作了许多精品,这是陈锦城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陈锦城先生书法精品目前市场价位:每平尺3000元--5000元 。市场价位尚不算高,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投资陈锦城先生的作品历史意义不容忽视,投资和收藏前景看好,收藏意义与价值相当高。

言恭达,1948年生,江苏常熟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江 苏省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书法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从言先生书艺来看,也是了不得。言先生各种书体皆能,以草书和篆书最佳。言先生书法师从沙曼翁先生,得沙翁真传。言先生先生篆书主要从《散氏盘》而出,写出了《散氏盘》的真谛——字体用笔浑朴雄伟,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草书则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强烈的书写个性和淋漓尽致的性情挥洒。观其草书气势磅礴,结体多变,转化跌宕,线条富有立体感,圆润中又不失疾涩,劲健而又不失柔美,富有旋律的美感。
近年来投资和收藏言先生作品的人愈来愈多,特别是06年下半年以来形成高峰。言先生06年作品价位:每平尺3000元 ,目前市场价位:每平尺2500——3000元 。从目前分析,言先生的作品还有很大升值空间,具有相当大的收藏投资潜力 。

林岫(1945-)女,字苹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浙江绍兴人。汉族,林岫不仅书法家,而且是诗人。在书协担任主要职务:中国书协副主席、书法教育委员会主任, 北京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在中国女书法家中排名前三位。当前在北京作品价位已高,但与外地价格形成很大差距,每平尺千元以下作品的时常能遇到,存在地域差别。藏家如遇低价位作品亦可收藏。

张海,1941年9月生于河南省偃师市。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批准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河南省书画院院长等。书协改选前,张海先生的价格为:每平尺2000元,改选后为:每平尺4000元。目前已达近万每平尺,一般藏家难以接受。不过市场上能见到低价位作品: 每平尺2000元至5000元 。随着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且作品价位俞来俞高,造假的数量也随之增高,赝品充斥市场,藏家要特别小心!

张旭光,是当今书坛比较走红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副主任兼《中国书法学报》执行主编,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通讯报》主编。 2008年 8月调任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目前市场价位尚不算高:每平尺2000元左右,很有投资潜力
王冬龄,1945年生,江苏省如东县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协副主席等。1966年与1981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赴美国讲授中国书法,为该校及加州大学教授,在哈佛、伯克莱等20多所大学举办讲座与展览。1992年底由国家教委招聘归国,到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工作,1994年回中国美术学院执教。1996年赴韩国汉城参加“第四届国际茶文化书画艺术展。”1998年2月巨幅草书参加纽约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1999年参加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展”,东京“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韩国汉城“现代文字艺术展澳大利亚”“China46”艺术展。2001年3月参加了中国兰亭国际书法节,王冬龄的书法展览与书法艺术专题讲座深受观众欢迎。王冬龄早年师从“当代草圣”林散之,其行草书得林、陆二师真意间又参合了沙翁之磅礴。王先生成名很早,他草书在当代书坛影响很大,特别是他长篇巨作,气势磅礴,震撼心扉。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书家,研究书法艺术如何走向国人和世界,并成功地举办杭州国际草书展;他也是一位非常包容的书家,尽管注重传统、亲和经典,但他也热衷于“现代书法”的探索。

王先生作品06年报价:每平尺3000元。市场价:每平尺2000元左右。王先生作品很受藏家的青睐,无论投资与收藏都是很好的选择

5. 西北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西北大学快两年了,我对它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学风踏实,学校的师资还是很强的,虽然数量比不上那些巨无霸大学,但难得可贵的就是老师整体的素质都比较好。

我的兴趣比较多,虽然我是个文科生,但很喜欢跨专业去蹭课,特别是理科专业,总感觉很新鲜很有趣。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老师,他们是我认为比较值得去蹭课的。他们的课绝对会让人耳目一新。

1.王鹏程教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是文学院的老师。他的课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类,王老师讲课非常有特色,虽然他不笑,但却非常认真,思想很宽泛很客观,他的课能让学生学到一种批判精神。经常讲一些现代文学史课本上了解不到的东西,特别是能够颠覆我们平常的认知,这非常的引人入胜。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6. 河南科技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院领导

巴新华(党委书记):男,汉族,1969年7月出生,河南周口郸城人,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实验师,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长期从事专业基础课教学及党务和管理工作,多次获得河南科技学院优秀教师、文明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在国内公开期刊上发表学术和管理论文27篇,其中10篇发表在《机械制造》、《工程机械》等中心核心期刊,一篇获河南省教育教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主持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通过河南省科委鉴定6项;获新乡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主持2010年河南科技学院改革发展专项研究课题一项;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副主编、参编教材3部。
责任分工:主持河南科技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全面工作。
陈锡渠(院长):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河南获嘉人,教授,毕业于洛阳工学院,新乡市文明教师,校优秀教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河南省高等学校本科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机制专业负责人,河南省“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教学团队负责人,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河南赛区评审专家组专家,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先进制造与检测技术。现主持在研省科技攻关项目1项、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项。先后发表教学和专业论文60余篇,其中10余篇被EI、ISTP收录;主编或参编教材11部,其中《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获“十一五”规划教材本科机械类优秀教材一等奖;主持完成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模式研究”项目获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另主持完成新乡市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和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成果一等奖各1项;取得“基于PDM的钣金冲压CAPP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等省、市科研鉴定成果10项;获“牛头刨床用内螺旋油槽辅助刨削装置”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6项。主讲的《机械制造基础》和《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为河南科技学院精品课程。
责任分工:主持河南科技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行政全面工作。
丁福虎(党委副书记):男,汉族,1962年6月出生,河南辉县人,中共党员,副研究馆员。教育部“九五”科技管理先进个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带头人,河南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第三、四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政策、人才评价和知识产权;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中国科技论坛》《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中国人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数十家出版机构发表论著100余篇(部),《中国知网(CNKI)》收录学术论文H指数11;CSSCI收录论文20余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科技管理》《科学技术哲学》等文献转载收录20余篇,多次被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授予奖励,省级奖励7项,其中“创新型河南建设与高等教育战略”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代表学术论著有《创新人才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谁是人才:中国人才政策评论》(郑州大学出版社)等。
责任分工:协助书记从事党务和学生工作,兼任院工会主席。
牛松民(副院长):男,汉族,1956年11月出生,河南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多次荣获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人事厅、河南省总工会“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职业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具有系统的研究。
责任分工:协助院长分管外事联络工作。
杨文平(副院长):男,汉族,1971年7月出生,河南淇县人,中共党员,博士,副教授。先后荣获新乡市文明教师、河南科技学院优秀教师、文明教师等荣誉称号。长期从事小麦高产栽培及生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作物栽培学》、《农学专业英语》、《作物高产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主持和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课题5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指导农业生产;近年来在《植物生态学报》、《麦类作物学报》、《华北农学报》、《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5篇;参编21世纪规划教材1部,副主编、参编专著5部,主持省级鉴定成果1项,参与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级鉴定成果5项。
责任分工:协助院长分管教学工作。
杨国友(副院长):男,汉族,1970年3月出生,河南舞阳人,中共党员,畜牧师,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长期从事专业基础课教学和团学管理工作,多次获得新乡市职业教育先进个人、河南科技学院优秀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文明教师、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营养学;近年来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和管理论文20余篇,获地、厅级科研成果奖2项。
责任分工:协助院长分管行政、后勤工作。
吴艳兵(副院长):男,汉族,1980年4月出生,山东广饶人,中共党员,博士后出站人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新乡市青年科技专家,校重点学科植物保护学术带头人,省重点学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术骨干,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物化感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天然产物与农药毒理学。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主持或参与省科技厅、教育厅等项目4项。近年来在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微生物学通报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SCI等收录12篇;主编、参编著作5部;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获省级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获地厅级成果奖6项。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农药生物测定》、《农药学原理》、《专业文献选读》等课程,主讲的《生物农药》为校级精品课程。
责任分工:协助院长分管科研工作。

7. 文化建设与中国大国崛起

探究近代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不应忽视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 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 可能崛起。文化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具体体现。

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论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二)全面发展经济,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三)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四)重视改革,不断创新; (五)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就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等历史认识范畴中的价值判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蕴涵在这一切背后、直接促成这些国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讨这个问题,这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沿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曾经出现过汉、唐王朝的辉煌盛世。这种辉煌盛世,又是和秦汉、隋唐时期的文化高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现象。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涵,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之中。总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早有明确认识。例如,1919年秋李大钊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义词,所以他认为这种“精神改造运动”是“文化运动 ”的内容之一[1](pp.235-236)。这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改造中特殊的意义。1920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遇》中,强调国民的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一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而“国民能力”的培育,则应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他说:“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2](文集之三十六)。这里,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而强调了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 的步进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对100余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3](p.56)。英国另一位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进行分类时,将“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与“物质设备”及“语言”相并列。中国学术界把文化分成“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和语言等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后天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它既表现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表现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总之,文化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国。“工业化是一项具有巨大历史威力并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变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
如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力量不能自发形成一样,文化力量也不能自发形成。因此,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建设,以及对文化力量的积极培育。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养,应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指出,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自强。自强,并不仅仅表现为血气体力或聪明智虑等方面,而是“德行仁义之强”。这里的关键是开发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在《救亡决论》中,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科学技术再发达、经济再强大,但是没有人才,只有奴才,那迟早是要失败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离不开教育,或者说首先是教育。以美国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表现出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传统,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腊为源头的欧洲传统教育思想。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连续通过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展普及教育,规定每50户以上的乡镇,必须指定专人教儿童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学校。美国独立之前,已经建立了哈佛学院(1636年),这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此外还建有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后改为普林斯顿大学)、英王学院(1754年,后改为哥伦比亚学院)、费城学院(1755年,今宾州大学)、布朗学院(1764年)、王后学院(1766年,后为拉特格斯学院)、达特矛斯学院(1769)等9所学院。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是这些大学办学的榜样。由于“教育是人类所必须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国内战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学。自开国总统华盛顿始,美国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实现国民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因为这是和培养公民的“美国精神”,以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即美国迅速崛起,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美国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实施教育改革,大学课程的设置一改远离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状况,开设经济发展急需的新课程,同时开办各种专门学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养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和迅速发展,对于提升美国科学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9世纪后半叶,电力已经得到广泛采用。1851年,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系统开始应用于美国的铁路线;1867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86年,爱迪生制造了电灯,1877年又发明了留声机;1892年,杜里雅兄弟成功制造了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试制飞机,飞行成功。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和美国在19世纪的 教育——文化建设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所特有。自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经济上、军事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教育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影响最广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成为参与这些竞争和对抗的重要内容。1861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从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维护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出发,阐释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在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强调要教授“直接关系保全自己的知识”,进而才能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生命规律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重要;生命规律不只是一切身心过程的基础,同时也间接是街头屋内一切来往、一切贸易、一切政治、一切道德的基础”。他还强调,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同时将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原理用于 教育理论,成为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组成部分。
自19世纪70年代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义务免费教育法令,创办公立的国民小学和职业学校,学生在学校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公民、道德、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培育一代新人的民族精神。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说发生了哪些变化,则主要表现在这时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国家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拨款,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发展“综合学校”和职业教育,实施“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创办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开放大学”,以及改革学制,进行学科调整,大力提升理工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开设有“使用价值”的课程,提倡“实科教育”等,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特别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前沿的科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些研究的成果,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密切的关系。总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断增长,满足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启迪民族意识、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西欧主要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熔铸在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中,使这些文学艺术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学艺术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非是简单的、平面的折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复杂,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学艺术只是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在创造历史,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民族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是推动民族国家走上强国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一,为什么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在西欧产生。这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出现启蒙学者所预言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 ”。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但是赤贫化的劳动者却日益增加。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分裂之中,还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浪漫主义是对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古典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艺理论或文化思潮,但是却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所谓“古典”的涵义是“典范”,即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艺思想为典范。如果说17世纪时的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古典主义,那么,到了19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已经显得过时了。
浪漫主义在19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很大。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作用;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精神的绝对性和完美性,他们或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士;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影响下,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同样十分推崇人的独创性和主观能动作用。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最早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所谓 “启蒙”,原来的含意是“照亮”和“启迪”。启蒙运动是强调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辉 ”,冲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束缚,建立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理性王国”。由此不难看出,启蒙运动是浪漫主义先驱。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都反映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18、19世纪之交,弗·施莱格尔发表了《片断》,强调艺术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19世纪初,奥·施莱格尔发表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较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艺术理论,影响颇大。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雪莱在《诗辩》中,论述了文学和社会密切相连自古已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休斯》和《自由颂》、《自由》等,在欧洲19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19年,他在《西风颂》中写道:“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他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被恩格斯赞誉为“天才的预言家”[5](p.528)。继德国、英国之后,法国浪漫主义大抵在19世纪初形成。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严厉抨击了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在分析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批判了古典主义理论。她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独创性问题,提出“ 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以文学为武器,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化积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润物细无声”,无形 地,却是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命运。
浪漫主义虽然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关注社会现实,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现出对复辟王朝严厉的批判,以及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雨果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对社会历史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雨果对社会历史分期的认 识,和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认识十分相似。
维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神的时代——人类的童年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青年时代和人的时代——人类的壮年、老年时代。“根据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已经经历过的那三个时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6](p.459)。只有“人的时代”才有权力的平等、经济的昌盛和科学文化的繁荣,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雨果则认为,文学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近代是戏剧性的。雨果还进而解释道:戏剧描写人生,戏剧的人物是凡人,戏剧以真实来维持。如果说维科的历史哲学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7](p.618);雨果则认为古典主义在19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义。在法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历史发展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现代的法兰西应该有现代法兰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来,高扬浪漫主义的旗帜, 是在发展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是恒久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通过歌颂民族的伟大、宣扬民族的理想,培育着、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长,这是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19世纪是西方美术发展历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媲美。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在法国,就如同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一样,不是偶然的。强烈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自然要以古代罗马作为借鉴。19世纪的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绘画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体,而是刚毅、坚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新印象主义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与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表现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推动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J.L.大卫不仅是法国著名的画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与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马拉等过从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过对古代英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歌颂,鼓舞着法国人民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球厅宣誓》、《布鲁图》等,也直接或间接和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1793年,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马拉被暗杀,J.L.大卫立即赶绘了举世闻名的《马拉之死》,生动地再现了战友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刺死的一幕历史悲剧,严谨的写实主义 手法使其成为世界美术珍品。
在诸多艺术领域中,可能最能够激发人内在情感的,莫过于音乐。正如19世纪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贝多芬所言:“音乐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有更高的启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音乐文化的繁荣,就难以有整体文化的发展。在近代欧洲音乐发展的历史上,古典主义在贝多芬时代已经达到顶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开始。浪漫主义的音乐虽然在音乐的体裁形式以及创作和表现的手法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关注民族文化的特点,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重视艺术家主体意识的阐释。这一切同样折射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要求。贝多芬是一位有独创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乐家。在著名的第九交响乐中,最后一个乐章以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部分内容作为歌词。歌中唱道:“女神啊,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人世上的欢乐都来自大自然的胸膛,……拥抱吧,千百万人民!吻着整个世界” 。无论是交响乐,钢琴曲、歌剧,还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现出贝多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以及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纪的德国,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标志,融入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精神”之中,成为不断地推动着社 会历史变革的因素之一。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扩张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扩张和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诚然,文化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是通过“扩张”,还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过”,何况,那些沉淀在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然而,也不排除盛行一时的反动文化会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侵略扩张摇旗呐喊,甚至推波助澜,不过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 旋起旋灭的浪花,毕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扩张既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是经济扩张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扩张,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它们不仅有侵略扩张的行动,而且还有五花八门的理论。例如,19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著有《海上力量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1890年)、《海上力量对1793—1812年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美国现在和未来对海上力量的关心》(1897年)。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强调军事的和商业的海上力量,是一个国家建立海上霸权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思想,对美国以及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海军的崛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运动”[8](p.270、273)。马汉认为,美国这种从不停顿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 ,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对中国,他曾狂妄地说:“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针对“义和团运动”,他还颠倒黑白地说:“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 ,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9](pp.1-2)
16—18世纪,可被认为是西欧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欧洲在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统治,并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农场、牧场,将铁制生产工具和牛、羊、马等牲畜带到美洲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欧洲文化对美洲(包括欧洲人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体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英国、法国等欧洲人也进入非洲。到18世纪末,西欧列强已经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不仅使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18世纪中期以后到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急剧提高,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这是西欧对外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欧凭借着绝对的经济、军事优势,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蓝图。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强同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世界性的影响逐渐加强。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他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第二次是公元 7世纪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认为当今中国第四次崛起有着全新的历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时中国的复兴。那时的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还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了大门,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其如王赓武教授所言,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不如说,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政治沦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文化选择将使中国在发展中,不仅保持国内社会发展和谐、稳定,而且始终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保持良性互动。这是21世纪中国持续发展的保证。

8. 葛墨林的个人讲座

葛墨林以物理学为例子,分析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点以及物理学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情况。葛墨林认为,20世纪物理学以发现新规律为科学研究的主导,而21世纪则以广深、交叉学科为主导。葛墨林指出:“物理学基础研究引起了伟大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基础研究规律告诉我们,要做好科学研究,就必须在求知的过程中经常发现问题,并努力去解决问题。”
葛墨林有针对性地剖析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探索真理与解决问题的关系。葛墨林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相联系但不相同的概念。科学主要指的是求知,技术则主要指的是应用。求知的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主要研究自然界的组成、基本规律及其可能的应用。而技术则不然,明确其应用范围,要求必须有计划和步骤。“两者在思维上有相当大的区别,但彼此是有联系的。”基于此,葛墨林希望青年学子在探索问题的时候,不要被莫名其妙的追问所吓倒,应坚定求知信念,探求自然界的规律,“要多提问,然后一步一步追下去,这是自然科学研究正确的方法。事实证明,只要是自然的发展规律都将大有用处,这些规律说不定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
勤奋不是一切悟性才是关键
“勤奋不是一切,悟性才是关键。每个人都能勤奋。在此基础上,成功取决于好的悟性。”讲座中,葛墨林以陈省身先生等人的成功经验为例,为在座青年学子指引出一条以兴趣为基础、以勤奋为习惯、以悟性为指导、以创造为目标的成长之路。葛墨林希望青年学子们在求知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灵感的积累。葛墨林说:“勤奋积累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而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是必须有一定的悟性,有悟性才能产生灵感,有灵感才能产生创造。”
葛墨林认为,勤奋应源于兴趣的指引,青年学子应该按照自己的兴趣,把握机遇,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学科。“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是最重要的。对哪一门学科有兴趣,就应尝试着去做。有了兴趣,就是别人阻止你,你也能克服重重困难去做好。”
葛墨林认为,以兴趣引导学习,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葛墨林说:“学习的主动性是最重要的,强迫自己去学习是永远学不好的。每个人的自身特点、家庭背景、个人条件等都不一样,没有适合普遍人的普遍学习规律,要明白学习是你自己的事。”
要有良好的科研素质并勇于创造
葛墨林介绍了科研素质培养的关键,鼓励青年学子勇于创造。葛墨林指出,培养科研素质关键要打好理论基础,要一心一意作研究,兴趣不能过于广泛,学习过程要不断提出问题,要有合作的精神,并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葛墨林寄语年轻学子:“我们的前辈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努力,树起了人类的科学大厦,造就了人类现代文明生活,青年学生即将成为构造这幢大厦的一员。你们要谦虚谨慎,明白自己的责任,明确自己的抱负。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因为那只是一时的挫折。不管碰到什么困难,要有自己的主见,以求知作为自己的乐趣。”
葛墨林1938年12月生于北京,1965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1986年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天文学科组成员,亚洲太平洋地区理论物理中心一般委员会委员等职,早期从事基本粒子理论、广义相对论研究,之后长期集中研究杨·密尔斯场的可积性及其无穷维代数结构、杨·巴克斯特系统、量子群(包括量子代数及Yangian)及其物理效应与应用和处理量子多体模型的新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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