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兆丰

❶ 清朝皇族后裔在二十一世纪还有没有他们是谁2007年的"加油,好男儿!"中的张超是钚是清朝皇族后裔

爱新觉罗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个大家族，历经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壮大，这个家族的后裔数量十分庞大，要算在各个领域有名的爱新觉罗后人也很多，如在书画方面颇有建树，出现了许多能书善画之人。到目前为止，爱新觉罗家族里有100多位在海内外很有影响的书画家，溥杰、启功、溥佐、浦松窗、浦心、毓峨、毓赡、兆丰等等都是被大家常常提起的书画大家。爱新觉罗·恒山
1954年生于沈阳，现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社会名人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名人艺术研究会企业名人委员会主任、辽宁大学客座教授、辽宁省艺术学院教授、沈阳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沈阳中山金石书画会顾问，北京新时代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约画家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1956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启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后裔，现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墨林书画院资深书画家。其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深受业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其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相关艺术机构收藏

满清皇族的后裔还在中国～～～都集中在北方～～～著名学者启功就是爱新觉罗的后代～～但是很多的皇族后裔都改姓“金”了～～因为爱新觉罗的意思就是“黄金”～～～可能是皇族后代有很多都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

皇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也多种多样，他们像普通民众一样难以归类。这一群体对待“爱新觉罗”姓氏的态度各不相同，按照一位直系后裔的归纳，就是“隐、显、贴、骗”：有的隐藏，有的凸显，有的贴过来，有的骗过去。

非常主流

3月21日上午，在北京市崇文区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醇亲王载沣的长孙金毓嶂慢悠悠地拾掇着报纸和文件。“我们家的人都不姓爱新觉罗，”这位62岁的副区长说，“都什么年代了，姓那个有点儿古怪。”他戴着宽大的眼镜，用很大的绿色玻璃瓶子喝茶，围绕在他周围的是机关办公室的传统陈设：暖瓶、报刊夹、木头办公桌和暖气片。不过，假如清王朝的统治仍未结束的话，其身边的陈设也许会更为传统―――仅仅是假设―――那样一来他若非贵为亲王，便会成为皇帝本人。

“那可不能假设了。”金毓嶂赶紧说，“我们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戴着红领巾，长在红旗下。我们都要与时俱进。”作为党外人士，在副区长的位置上他可以比中共党员多干5年，他认为，这是一个继续服务社会的机会。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正在积极参加“保持党的先进性”学习。

这是一个和善、诚恳的男人，虽然身为副厅级官员，但“领导者”或“统御力”的感觉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谐社会”、“拥护党”、“56个民族发出同一个声音”等字句，密集地穿插在其谈及的每个话题当中。在表达对清宫剧的看法时，他还提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金毓嶂非常满意。他有自己的住房，有一部私家车，每日花销不愁，而且都是“自食其力”赚到的。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相当不错。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几年，就已经有了在好几个知名外企工作的经历，其中包括摩托罗拉。

醇亲王载沣的11个孩子中4个是男孩，除末代皇帝溥仪外，还有溥杰、溥供和溥任。溥仪无后，溥供3岁早夭，溥杰只生有两个女儿，因此溥任一家就成为醇亲王家族延续至今的惟一香火。金毓嶂就是溥任的长子。

按照清帝逊位时的规定条款，爱新觉罗氏都采用其满语中的“黄金”之意改姓“金”。不过有些皇族后裔如雍正九世孙如启功，并未遵照这一规定，如启功的祖父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姓金，因为那是“仇人”袁世凯的指令。

溥任又名金友之，今年87岁，耳朵全聋，还在承受2月份夫人去世的悲痛，因此他的儿子和保姆都认为老人无法接受采访。这位“最后的皇弟”住在锣鼓巷胡同里的一处平房院落，从外面看上去，院子似乎经过修缮，但还是显得有些破旧。周围的邻居介绍，很少见溥任出门。老人的生活一直很简单，其卧室既兼书房又兼客厅，屋中摆满了育有绿色植物的花盆，书橱高大厚重但是陈旧。

在这繁衍下来的近亲宗室中，“男丁”都有不错的成就。除金毓嶂外，溥任次子金毓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任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三子金毓岚是朝阳区和平街第一中学的高级语文教师，还是一位古玩收藏家。

非常明显，金毓属于那种希望别人尽量少地注意到自己特殊身份的皇族后裔，他拒绝接受采访，在电话中谈了谈自己对血统的态度之后，又提醒说这只是聊天，“要是你写的话我就告你。”与他的态度相似，金毓嶂虽然接受了采访，但表示，自己就是家族面对外界时惟一的代表，因为“皇族不皇族的事情老百姓感兴趣，我们自己不感兴趣”。

“幸福和平常是不可分的，”他说，“要是你的身份不平常，那肯定不幸福。”

金毓嶂的这个认识首先来自对溥仪的观察。1960年代初，溥仪受特赦回到北京，经常到溥任在西扬威胡同的家里坐坐，回去时不认识路，就由金毓嶂送他回家。在金毓嶂的印象里，“大爷”是个脾气很怪的人，说话什么的倒正常，就是让人觉得不对劲，生活能力也特别差。

1943年金毓嶂出生时，这个家族还住在什刹海边的醇亲王府，即现在的卫生部、国家宗教局和宋庆龄故居。他因此得以在水光树影间度过童年，成为见识过王府生活的最后一个皇裔子弟。2004年他的家人去了一次宗教局，模模糊糊地找到了失去已久的记忆，“脑子里还有点儿影子―――那个河。”

对于祖父载沣，金毓嶂也有不大真切的记忆。载沣成功地化解了来自慈禧太后、袁世凯等危险人物的猜忌，逃过了喻培伦、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铁西瓜”炸弹，直到1951年才去世。金毓嶂记得，载沣老年时闭门思过，是个胖乎乎的老头儿，穿中式衣服，梳分头，对自己很喜爱。溥任25岁才生了这个长子，让载沣大喜过望。

在溥任的回忆中，载沣精通满语，对天文学很有兴趣，曾带着孩子们用涂了墨水的镜片观察日食，然后用工笔绘下过程图。

金毓嶂说，自己的这一家人都比较本分、朴实，而且凡是醇亲王家族的人，都以老实厚道著称。

他的奶奶名幼兰，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像她父亲一样强悍，一心想恢复帝制，对疏懒平和的丈夫很不满意。逊位后，有一次溥仪受到光绪瑾妃的欺负，幼兰自尊受挫，吞服了大量鸦片，然后在王府里四处走，对溥任说：“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帮他恢复祖业，别像你阿玛一样没出息。”说完就死了。

这远不是这个家族的惟一悲剧，而一切的起因，就在于家族中出了两个皇帝。金毓嶂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他的家族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胜任。“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总是提起皇族身份。”金毓嶂说。
寂寞和喧哗

在身份证上，这位45岁的女画家名叫毓紫薇，其他场合又可能叫作爱新觉罗·紫薇、爱新觉罗·毓肦和紫薇·毓肦。“毓肦”这个名字是靠画画谋生之后起的，按照清皇室惯例，“肦”字带“山”字旁，可与表明辈分的“毓”字搭配。她告诉别人，爱新觉罗·毓肦是她的正式名字。

姓氏的恢复对她的事业有所帮助。“画会好卖一些，”3月22日，在保利大厦的茶座里，她说，“人家一看，‘爱新觉罗’，就认你的画。”

她觉得，由此带来一些麻烦是值得的。“肦”字在“智能双拼”里根本打不出来，另外，最初推广自己的新名字时，有人打电话来说找毓肦，毓肦自己经常反应不过来，“你找谁呀？打错了。”

毓紫薇是肦亲王奕讠宗的第4代孙女，奕讠宗是道光五子，即金毓嶂的曾祖父——第一代醇亲王的哥哥，因此她算是血统纯正的皇族宗室。不过，如果按照清代皇室的袭爵方式，她的贵族地位就要比金毓嶂低得多。醇亲王家族出了两个皇帝，受封“世袭罔替”，晋升到“铁帽子王”之列，即按原封爵位世代承袭。而毓紫薇的爵位则是按辈递降承袭，按其曾祖父为亲王，则次第降为郡王、贝勒、贝子。

毓紫薇长得小巧玲珑，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未婚，“朋友挺多，交往很少”，平日里独自呆在东直门外的公寓楼里，如果不画画，就呆着发愣。对于自己的画，她不做过高的评价，只是说自己对于画画的态度很认真。

像爱新觉罗家族中的许多知名人士一样，她的父亲溥佐是著名画家，擅长工笔宫廷画。家学渊源使得她和5个哥哥都成了画家。毓紫薇对于自己受到过文怀沙先生的赞扬非常自豪。去年她赴香港参加“世界华人画展”，作为8位评委之一，“有个坐的地儿”，也是一件让她欣慰的事情。

毓紫薇说，自己的画是“有行无市”，大多卖给了朋友。对于一幅画能卖多少钱，她说不清楚。

“我赚钱不多，够花就行。”她说。文怀沙在他的评论中说，从毓紫薇画的金竹可以看出，她太寂寞了。她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生活有些“闷”。在45年的人生历程中，她最受关注的日子是前几年。当时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还珠格格》提点儿意见”，抗议那部电视剧中的“紫薇格格”与自己同名，打扰了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在那时，她对记者们提出了“爱新觉罗画派”的概念。她现在解释说，其实那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不过，她认为皇室宗亲们画的宫廷画与传统的宫廷画是大大不同的，因为宫廷画师们是为了取悦皇上而画画，心态是卑微的，而皇室宗亲们不需要取悦谁，心态光明坦荡。

她强调说，“教育和基因”使她和族人画家们的作品与众不同。

有些时候，毓紫薇在民间市场上购买从清代保存下来的颜料，无论花青、藤黄、赭石还是什么，使用起来都特别漂亮。这也是她与过去时代的惟一联系。5个哥哥都住在天津，见面机会不多。北京的一些画家聚会，是她能够见到皇室后裔们的少数机会之一，而且她和他们的交往也不多.
难以概括的群体

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目前还没有什么人进行全面的观察记录。“在整个层面上说清楚很难。”北京市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说。这个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表示，对皇室后裔的研究不多，掌握的情况也很少。北京市民委则称，他们掌握的情况针对北京市的各个少数民族，没有满清皇族后裔的名单和其他资料。

赵书因此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这位北京市民委前任副主任已经退休，在北京市文史馆从事研究工作。

他说，他与北京市的大多数皇族后裔打过交道———前提是他们是近亲宗室的成员。在政协会议上，他4次与溥任住一个房间。印象中，“任四爷”溥任是个非常简朴的人，崇文菜市场的酱豆腐比东四的便宜，他就骑自行车去买。“皇族后裔们都很平和、老实。”赵书说，“这可能跟他们的家教有关系。”他还强调，这里不包括“散宗室”和普通满族八旗子弟。他本人也是满族人，属正白旗。

金毓嶂的回忆可以与此参照。他记得自己青少年时期家里一直很穷，直到兄弟们都上了班，家里的情况才好起来。

阎崇年说，皇族后裔包括三部分：近亲宗室，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后裔；宗室嫡系子孙；闲散宗室。他说，这些人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难以归类，而且遍布全国，即使有关机构进行查访也有着很大的难度。

关于“爱新觉罗”的姓氏，在赵书看来有个有趣的现象。“正支的皇族后裔很少自己冠以爱新觉罗氏，旁支的就喜欢这么叫，尤其是在书画界。”他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作“时代功利性”。给自己冠以“爱新觉罗”姓氏的皇族后裔们则认为，一些闲散宗室的态度不太恰当。毓紫薇在报纸上读过关于“爱新觉罗·州迪”的报道，她认为这个人是假冒的，“穿成那个样子，一看就是个骗子。”

金毓嶂和他的父亲溥任一样，认为州迪的行为不妥当。“这个人比较怪。”他说。

在沈阳，60岁的德崇开了一家“爱新觉罗·德崇文化商行”，专门经销清代传统的文化工艺品：各式各样的香料荷包、老虎枕、小旗鞋、格格装、武士服和八旗徽章等等。1992年，他曾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满族物资经销公司”，以民族图腾“海东青”命名。他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建成火鸡养殖场的人，培育尼古拉重型白羽火鸡。

如果你叫他“德崇”，他会嗓音洪亮地纠正你：“我是爱新觉罗·溥！”

在1970年代以前，这个满族男人默默无闻，在发表了一篇题为《岳飞是千古忠臣、民族英雄》的文章后，开始在当地引起注意。现在，他已经开始不时地在沈阳媒体上发表关于满族事务、历史和文化的意见。他称溥任为“四哥”，自称是皇族后裔，不过，他的家谱中的贵族血统的证据要追溯到努尔哈赤才可见到。

对比几个历史阶段皇室后裔或低调或高调的行为方式，北京市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认为，辛亥革命后，皇族后裔纷纷改姓，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强调阶级划分，因此皇室后裔对“爱新觉罗”姓氏比较忌讳；现在他们以家族为自豪，恰好说明社会心态的宽容与进步。

在满语中，“姓”叫作“哈喇”。老北京人初次见面时会问对方：“贵哈喇？”他们如果来到当代，会发现喜欢回答“爱新觉罗”的人越来越多了。

❷ 河南总裁班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百余年来，这里汇聚着中国历代最优秀的学者，“这是一块圣地，民主与科学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灵魂。”在这旖旎的燕园里，不仅有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名师风流，更有胸怀天下的青年学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北京大学EMBA河南总裁班教育培训中心隶属于郑州北大兆丰教育咨询中心所有，是专业从事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类培训及企业内训的基地，其主要项目有：高级工商管理总裁研修班、财务管理特训班、企业内训、企业商务考察等。从04年创办至今已成功开班近20期，培训企业高管近1500人，多年来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形成了以北大、清华、复旦、武大、人大等全国顶级教授、政界专业人士、知名企业家等组成的超一流师资队伍，传递最新、最前沿管理资讯，教授最系统、全面的管理知识与方法，系统提升企业高管的综合管理水平，为学员搭建精英人士的交流平台，使教学不断迈向卓越。

❸ 《清史稿》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清史稿》是记叙了清太祖建国到1912年溥仪宣布退位所有清朝的历史，乍一听这个名字就不像正正经经正史应该有的名字。其实，清史稿并不是清朝政府组织编撰的历史，而是根据修史的传统，是由清朝的下一个政权北洋政府组织编撰的，所以它又不算是清朝的正史。

清朝灭亡之后，北洋政府为它修史。北洋政府按照历代编史的规矩，于1914年专门设立了编撰清史的清史馆，由赵尔巽作主编。参与编写史书的人大多都是清朝的旧臣，他们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思想比较保守，所以在书中的思想倾向性也很明显。他们热烈讴歌了清朝，把辛亥革命说成叛乱，对列强侵略也隐瞒不报，所以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修史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经过赵尔巽等人的努力，14年后，《清史稿》还是成书了。

《清史稿》成书仓促，时局特殊，但也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清史稿》由多人编写完成，在编写的过程中，编写者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加上时局动荡，《清史稿》还是有着一些瑕疵，比如出现人名等错误。然而，这套书的历史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现在我国已经把它作为25史中，成为了解清朝历史的重要史书

❹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的历史沿革

学院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武警卫校、武警医专和武警医学院、武警后勤学院四个发展阶段。
武警卫校阶段 （1984.06～1989.09）
武警部队重新组建初期，卫生技术干部严重缺编，且补给无源。为确保武警部队的战斗力和官兵的健康，经公安部批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卫生学校（简称武警卫校）于1984年6月在北京诞生。学校编制为正师级，设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三个机关，编制皆为副师级。学校开设临床医学、护理、药剂、检验、影像五个专业，培训目标为中等医务人才，学制为2年。
学校在北京无校址，1988年下半年经武警总部批准在天津定点建校。
自1984年下半年始，学校采取“集中领导，分散办学”的方式，在条件较好的武警直辖市、省和自治区总队医院组建学员队，培训各个专业的学员。
学校校长为袁兆丰（副校长，主持工作），政治委员先后为为王梦贤（副政治委员，主持工作）、高俊。
武警医专阶段 （1989.09～1993.12）
1989年9月，经公安部批准，学校易名为武警医专，编制等级和领导机关不变。1990年6月，学校第一期基建工程竣工。1990年9月，迎来第一期集中办学的学员。自1991年8月始，学校开始与天津医学院联合培养本科生。
校长为魏继同，政治委员为高俊。
医学院阶段 （1993.12～2011.9）
1993年1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武警医学院正式组建。学校编制等级不变，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和院务部，编制等级不变。1994年8月学院开始独立招收临床医学本科生，1997年6月通过国家教委对本科教学工作的合格评价，1998年开始与地方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1999年学院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3月原武警天津总队医院正式转隶为学院的附属医院。2000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学院编制由正师级调整为副军级，设训练部（正师级）、政治部（正师级）、院务部（副师级）、科研部（副师级）四个领导机关，另设基础部（副师级），组建临床医学系（副师级）、护理学系（副师级）、医技药学系（副师级）、卫生勤务学系（副师级），附属医院由正团级调整为正师级。2007年下半年学院落实新编制，撤销原医技药学系，新设预防医学系（副师级），研究生管理大队编制调整为副师级。2007年开始与地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后勤学院院阶段 （2011.9～）
学院现任院长为李玉明，政治委员为张晓平。往届院长先后为魏继同、左铁锷、梁香华、杨希忠、雷志勇、王发强，往届政治委员先后为李庆安、叶松海、史国双。

❺ 鲁迅去世前后背景资料，人们对他去世的反应感受

鲁迅及其作品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是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事。当时,给欧洲带来毁灭性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欧美知识界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一些有识之士还开始检讨以往一个世纪西方对非西方文明居高临下的主子态度,尝试以平等的眼光观照非西方文明形态。此外,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某些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虽然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中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但至少获得了与欧美国家的对话的机会,西方列强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尤其是庚子事变以来毫不掩饰的对中国公然的蔑视态度。在这样的语境中,中西文学交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由过去的只关注古典文学,转向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并重的研究格局,其中鲁迅就是最受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作品最早的西文译本是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英文译本。梁社乾(1889~? )祖籍广东新会,生于美国,精通英语,从1925年5月起与鲁迅通过十多封信,商讨《阿Q正传》译事,他得到鲁迅的许多帮助。1926年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鲁迅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收到梁社乾6本赠书的情况。[1]
鲁迅作品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自敬隐渔之手,也在1926年面世。敬隐渔(1902 ~1931)是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926年5、6月,他翻译的《阿Q正传》经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介绍,在著名的刊物《欧罗巴》第41期、42期发表。1929年,敬隐渔把他翻译的《阿Q正传》会同《孔乙己》、《故乡》收进他翻译、编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巴黎出版。
随后,英国人E.米尔斯将敬隐渔这部《作品选》转译成英文,改名为《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于1930年在伦敦的G.老特利奇公司出版, 1931年,美国也出版了这部作品集。1932年,鲁迅的《药》由乔治·A.肯尼迪翻译,刊载在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第1卷第5期上。在鲁迅生前,上海的外文报刊载过鲁迅译文的还有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大陆周刊》、《民众论坛》等,法文报纸有《上海日报》等,在美国出版的《新群众》、《亚洲》、《小说杂志》和《今日中国》等也刊登了由斯诺、伊罗生、王际真等翻译的鲁迅作品译文。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33年与鲁迅结识,并开始翻译鲁迅的小说,1935年2月姚克翻译的《药》和斯诺为英译本作的序言一起刊登在纽约《亚洲》杂志第35期上, 1936年斯诺与姚克联手译出《风筝》,发表在《亚洲》杂志第36期上。1936年10月,斯诺翻译、编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的哈拉普书局出版,该书第一部分收录了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6篇作品。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RobertIsaacs1910~)也是鲁迅的友人,他翻译的《风波》登在1935年9月纽约出版的《小说杂志》上。
三四十年代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学者王际真也是当时译介鲁迅作品的主要译者,他翻译的《阿Q正传》于1935年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月刊第2卷第2—4期连载。后来王际真又翻译了10篇鲁迅小说,它们是:《在酒楼上》、《离婚》、《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故乡》、《肥皂》、《祝福》、《伤逝》、《孤独者》、《风波》,陆续在纽约的《远东杂志》和上海的《天下月刊》发表。1941年,王际真把这11篇译作结集为《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际真还译有《现代中国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内收鲁迅的《端午节》和《示众》。王际真译有鲁迅小说13篇,成为本时期西方世界翻译鲁迅作品最多的学者之一。
鲁迅作品的德译本面世比较晚,据学者戈宝权查证, 1928年,廖馥君曾经在1928年用德文译过《阿Q正传》,但一直没有出版。1947年,约瑟夫·卡尔迈尔翻译的《祝福》在瑞士苏黎世面世,这是最早公开印行的德译鲁迅作品。1946年,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转译为丹麦文在哥本哈根出版,这是鲁迅作品首次被译成丹麦文。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欧美各国人士中最早着手研究鲁迅的是巴特勒特(R.M. Bart-lett)。1926年6月中旬,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文学和哲学的巴特勒特访问了鲁迅,1927年10月,他的《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一文在美国的《当代历史》第10期上发表[2]。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现代中国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文章介绍了鲁迅对俄国文化和文学的看法:“我觉得俄国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丰富”,“中俄两国间好象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象有一种共同的关系”,“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巴特勒特在文章的最后从思想史角度对鲁迅的重要性进行了评析:
他是一个天生急进派,一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话写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他曾对我说:“孔教和佛教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我不信上帝,只相信科学和道德。中国人本和宗教无缘,所以再也不会信仰它,中国人今日最大的毛病是懒,他们一旦努力起来,内战马上就会停止,那时中国也就强盛。工作和科学二者是中国的救星。”
巴特勒特在文章中还介绍了《阿Q正传》在国外的影响,以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对它的高度评价。说起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价,必然要讲到他的评价在中国文坛引起的一段公案。
1926年2月20日,鲁迅收到敬隐渔的来信,被告知说罗曼·罗兰即将把他翻译的《阿Q正传》推荐到《欧罗巴》杂志发表,敬隐渔的来信转述了罗曼·罗兰对这篇作品的评价:
“……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读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罗曼·罗兰的看法是在写给敬隐渔的信中表达的,敬隐渔告诉鲁迅说罗曼·罗兰给他的信件已经寄给创造社了。[3]作为创造社成员的敬隐渔本想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公开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但此信一直未能发表。
1926年3月2日,柏生发表《罗曼·罗兰评鲁迅》一文,文中引用了全飞先生的法国来信,全飞自称是敬隐渔的同学,他介绍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评价,与敬隐渔写给鲁迅信中的评价基本一致。全飞还认为敬隐渔“中文不甚好”,故他译的《阿Q正传》“恐与原意有许许多不合处”;全飞还说敬隐渔“同时译了一篇郭沫若的东西,罗曼·罗兰谦虚地说他不晓得好处”。[4]敬隐渔看了全飞的文章后很生气,他写了《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声称他从来没有过名叫全飞的同学,全飞对他的译文的看法,以及所谓罗曼·罗兰对郭沫若文章的评价都是捏造的。[5]
1932年4月,增田涉写的《鲁迅传》在日本《改造》杂志刊载,内中提及创造社扣压罗曼·罗兰《阿Q正传》评论之事。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6]1935年,郭沫若写了《〈鲁迅传〉的谬误》,批驳增田涉的说法,认为创造社从来没有收到增田涉所谓的罗兰对《阿Q正传》“那篇历史的批评的文字”[7]。也许是增田涉表达不够清楚,其实他所说的罗兰对鲁迅的评价,应该指的是罗兰写给敬隐渔信中的评语,并非罗兰单独写给鲁迅的评论。
鲁迅去世后不久,郭沫若撰写了《坠落了一颗巨星》,重提罗曼·罗兰评语公案,他说社会上有一种传言,“说是罗曼·罗兰有信给鲁迅,极力称赞《阿Q正传》,信是托创造社转交的,而被创造社的人们把它没收了。这种无根无蒂的飞簧,真正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8]。社会上的确有郭沫若所说的传言,许寿裳1947年在其《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甚至说鲁迅亲自告诉他:罗曼·罗兰“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没有收到”[9]。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他的回忆录被当作鲁迅传记资料中的权威作品,但在具体的罗曼·罗兰评价《阿Q正传》问题上,许寿裳的回忆是不确切的,鲁迅本人从未说过罗兰给他写过亲笔信,他1933年12月19日写给姚克的信说得比较明确,罗兰的评语是在罗兰写给敬隐渔的信中出现的,郭沫若应该以这封信为准判断是非;而且敬隐渔把此信寄给创造社,是希望创造社的刊物能够刊载,并不是托创造社转寄给鲁迅。但郭沫若过于计较“传说”,他看了许寿裳的文章后,写了《一封信的问题》,对许寿裳的回忆、增田涉的传记,以及鲁迅写给姚克的信进行反驳,他说敬隐渔回国后是发了狂,他言下之意是敬隐渔告诉鲁迅罗曼·罗兰评语的事不可靠。敬隐渔后来发疯是事实,但他与鲁迅通信时是清醒的也属无疑。不管怎样辩护,创造社扣发那封对《阿Q正传》有所评论的罗曼·罗兰写给敬隐渔的信是不争的事实。
这段公案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到80年代所有的当事人都已作古,但鲁迅研究者和郭沫若研究者还不时有人重说这段往事,甚至相互之间还有论争。1981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大冈从罗曼·罗兰夫人处获得一封罗兰的珍贵信件,这是罗兰向《欧罗巴》月刊编辑巴查尔什特推荐敬隐渔翻译的《阿Q正传》的信件,发信日期是1926年1月12日,罗兰在信中说:
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较长的短篇小说)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中国译者敬隐渔译成法语。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10]
罗兰在这封信中对《阿Q正传》的评价与敬隐渔1926年致鲁迅信中提到的评语相当接近,而且敬隐渔是在1月24日致信鲁迅的,也与罗兰写给《欧罗巴》编辑的信相承接,这一切都证明罗兰曾经在给敬隐渔的信中对《阿Q正传》作过评价,而敬隐渔又把此信寄给创造社之事是可靠的。
如今,是非曲直已经比较清晰,回望这段文坛公案,觉得有一点值得回味:就是争辩的双方都很看重那封涉及对《阿Q正传》评价的罗曼·罗兰的信件,尽管郭沫若等人是不承认这封信存在的。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个弱者形象,能够得到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之一的法国文化界的肯定,能够得到该国大文豪的好评,似乎中国文学就真正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了,这里面是否包含着作为“弱者”的焦虑和自卑呢?倒是鲁迅本人的态度值得关注,他对罗曼·罗兰的评价当然是欣喜的,但那是获得知音的欣喜;他没有拿罗兰的评价来自炫,他没有借外人抬高自己的虚荣和自卑,他谢绝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好意,就是担心万一自己获奖了会助长国人的虚骄心理而忘记革故鼎新的事业。
进入30年代后,斯诺和史沫特莱两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对鲁迅的介绍扩大了鲁迅在欧美世界的影响。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当时像多数西方冒险家一样,试图在中国寻访“东方的魅力”;但随着在中国各地采访所接触的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活,他抛弃了原先的浪漫幻想,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斯诺在与鲁迅、林语堂等作家的交往中发现,西方的中国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轻视是自身的偏见造成的,他决定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事业中去,他们夫妇两人用5年时间编辑、翻译《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并撰写了数篇关于鲁迅文学创作的论文。
斯诺撰写的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为《鲁迅———白话大师》,于1935年1月刊登在美国的《亚洲》杂志上[11],后来斯诺对此文作了修改,命名为《鲁迅评传》,作为《活的中国》一书的序言刊行。此文对鲁迅的思想历程和作品的艺术追求的阐释都时有新见闪现。斯诺从鲁迅的眼睛切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他从鲁迅那双“深陷在黑眉毛下的眼睛”,感受到鲁迅“幽默的意趣、同情心、激情、哲理、对信仰的真诚”。斯诺把鲁迅与五四新文化先驱者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其他先驱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保守,鲁迅却变成了“激进论者”。斯诺认为鲁迅经历了从怀疑的悲观主义者向着有信仰的人转变的思想道路。可贵的是,斯诺没有把鲁迅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他认为鲁迅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但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还独具慧眼地作了这样的辨析:
但是鲁迅像高尔基一样,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革命往往比之政治革命更为熟悉。在生活和工作方面,他本质上仍然是个人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是基于他对无知识的群众的经济和精神需要的深刻的个人实感,而不是基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学究式的研究。
斯诺对鲁迅作品的艺术性有过比较恳切的分析,他指出,鲁迅“嘲笑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只有为了宣传使命,写作才有价值”;“但是,不管鲁迅的意愿如何,他的许多作品却是艺术”,“如果现代中国有何种创作称得起伟大艺术的话,那么,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伟大艺术”。斯诺具体分析道,“鲁迅的大多数小说似乎结构松散,从西方观点看,情节很粗略,其中很多只是人物描绘”,鲁迅“作品的巨大魅力在于他的风格,而翻译者要把这种风格转译出来是徒劳的”。斯诺也对鲁迅作品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指认,他认为“在鲁迅几乎所有作品中都突出了他那‘笑’的天才,他那雅典式幽默持平于欢乐与悲哀之间”,“这是中国别具一格的,决非外国作家所能完全领悟”。
斯诺大胆预言“鲁迅肯定会在外国驰名”,那是鲁迅在欧美世界还没有产生一定影响的30年代,斯诺发出这样的预言是需要点勇气的。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观照鲁迅,就必定要讲到外国文学影响鲁迅,斯诺指出:“鲁迅虽很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他写的很透彻、优雅、自然、逼真、有力,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格。这就是鲁迅与许多单纯模仿西方技巧的人不同之处。”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的注释中补充说,“鲁迅保持了他所处环境的鲜明特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对变革中的中国所感受到的主观印象构思而成”。西方知识界在20世纪前期虽然对中国采取了不同于19世纪的蔑视态度,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立场仍然比较根深蒂固,不少中国学家都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是西方文学(文化)的影响的产物;斯诺虽然也承认西方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但他提醒大家不要放大这种影响,他更强调鲁迅作品的本土特性,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见识。鲁迅去世后,斯诺的《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在《大公报》上发表[12],文章指出:“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可以比拟于:苏俄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罗曼·罗兰;今日之A·纪德等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一页的伟大作家。”斯诺在文章的后面对鲁迅与伏尔泰作了具体的对照:
象伏尔泰写他的“戆第达”(Candide)的动机,是为打破“定命论”对“穷苦”的谬说———永久的“宽容”呵;鲁迅也是藉着阿Q的人生观来讽刺中国人的“定命论”对“穷苦”“虐政”……一切环境的不良。伏尔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宽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国革命。同样的,鲁迅是更努力的在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赖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不可忍受的痛苦。……伏尔泰对于当时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是“集其大成”;同样的,鲁迅也在文学著作,文学批评,古代和近代艺术上……多方面的努力。并且借翻译及其他方法,输灌世界新知识给落后的中国。
斯诺在文章中对鲁迅主张复仇、反对不分原则的宽容的精神指向十分赞赏,认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绝不是“宽容”而是大胆的“批评”,“这正是鲁迅毕生重大的任”,“他以一支尖锐、残酷的笔,冷嘲热骂地撕毁了‘道学家’的假面具,针砭了一切阻碍中国民族前进、发展的封建余毒”。

1943年,史沫特莱的著作《中国战歌》出版,书中有约1万字的篇幅记录了作者与鲁迅的交往,以及她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认识[17]。史沫特莱着墨较多的是1930年举办的鲁迅50寿辰招待会,她是这样来描写招待会的主角鲁迅的:
在外形结构上,他的面孔同普通的中国人的面孔一样,但这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富于表情的面孔而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种充满生气的智慧和意识从这个面孔上流露出来。他不会讲英语,但能讲相当多的德语,于是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他的风度,他的语言,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放射出一种完整的统一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难以表达的和谐与魅力。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象一个呆子似的局促不安和粗野笨拙。
史沫特莱接着记载了生日晚宴过后来宾和鲁迅的演讲情况。左联女作家冯铿在演讲的结尾处向鲁迅呼吁,“希望他成为新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左翼美术家联盟的保护者和‘导师’”;鲁迅在演讲中回应冯铿说,他的创作似植根于农村和学者生活中,他“要真是装作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话,那就未免幼稚可笑了”鲁迅认为,没有经历过工人、农民生活的知识青年是不可能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来的。当晚会临近结束时,史沫特莱注意到一位青年人对鲁迅演讲中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十分不满,于是她对这位青年人表明自己完全支持鲁迅观点的立场。史沫特莱声称:“我一生中对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敌视,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同经验脱了节的职业。……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无产阶级文学’,是人工造作的,是对于俄国文学的一种笨拙的模仿。”看得出,史沫特莱和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学持同样的见解:创作必须从经验中,而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
史沫特莱注意到鲁迅的确爱护中国的有为青年,堪称是他们的保护者,但他是超越于各种青年派别之上的,“他拒绝在他们经常变动的联合中为这个派或是另一派所利用”。鲁迅去世时,史沫特莱在西安郊区的旧庙里养病,为赴延安采访作准备,她注意到连她所寄住的乡村庙宇的当家人———一位没有任何想象力的办事人也知道鲁迅的名字和著作,因此,中国当局对鲁迅著作的封锁是没有生命效力的。
史沫特莱和斯诺夫妇对鲁迅的评价都来自于他们与鲁迅的近距离接触,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了解中国、评说中国的人,比起以前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学家把研究中国当作一种书斋学问的价值取向大为不同。与那些学院中的中国学家力求冷静、客观的学术风格不同,他们的著作熔铸着自己的主观体验,显示出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因为在他们深入中国生活过程中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他们回到美国后个人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30年代后期,向西方介绍鲁迅的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人数有所增加。1936年底,在燕京大学欧洲文学系任教的英国籍学者H.E.谢迪克撰写了《对于鲁迅的评价》一文[18],作者承认,对于像他这样的外国读者来说,初读鲁迅的作品最具实感的印象是鲁迅文集中的画像。谢迪克是这样叙述鲁迅画像给他带来的感受:“在我的面前从那坚硬的头发和有力的下颚上,我看见一个坚定而倔强的脸孔,同时那十分诚恳的人格显示着一种坦白的神气。美丽的前额下,一双眼睛发出锐利而忧郁的光芒。是的,眼和口都表示忠诚和深挚的同情,然而那胡髭却像在掩饰着它们。”
谢迪克认为,鲁迅个人的气质也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来。他认为鲁迅至死都不曾“离弃过解放人民物质和精神的痛苦的斗争”,《狂人日记》“是一个反映吸血社会的一个寓言”。对于《阿Q正传》,谢迪克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的篇幅“虽然是短,可是以其艺术的深度与完整,在征服读者上,并不亚于长篇小说和戏剧”,他认为《阿Q正传》“是一个预言的呼唤,暴露着一切无告的农民的痛苦”,但在艺术上,《阿Q正传》全篇都是“用讥讽的笔调写成的”。谢迪克继续抒写着他的阅读感受:“在我所念过的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对故乡的真情改动着我。自然,一个人描写农村总要说到他回到老家,可是鲁迅回到老家,我觉得他有一种相契的情调,一种诗人的忧郁,使他的文章的风格特别为人理解。同时引起人们一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绪。”最后,谢迪克总结道:“总之,鲁迅给我的印象是:战士,仁人,诗家,中国民族革命的英雄。”


王际真对阿Q形象十分看重,他指出:“阿Q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是唯一一个进入当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人物。像‘阿Q主义’、‘阿Q逻辑’、‘阿Q相’、‘简直就像阿Q’等说法,已经变成活语汇的一部分,阿Q已成为中国人性格中的缺陷和耻辱的象征,也是唤起人们警惕的口令。”王际真对鲁迅的思想史地位作了这样的定位:“鲁迅既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改革家,也不是追赶那个时代‘潮流’的机会主义领袖。就前者而言,他过于真心实意地追求知识;如作为后者,则他又太讲究完善的道德。他主要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王际真这篇“导言”从多角度对鲁迅及其作品作了独到的阐释,是本时期欧美鲁迅研究中最有学术性的论文之一。1942年,中国的青年学者王佐良撰写了题为《鲁迅》的论文,发表在伦敦的《生活与文学》第91卷第142期上,向英语读者介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1945年,法国在华传教士善秉仁编写了《说部甄评》一书,该书的中文本《文艺月旦》1947年6月在北平的普爱堂出版,译者为景明。《文艺月旦》前面有一篇篇幅达4万余字的“导言”[20],对中国小说史、戏剧史、新文学运动及其作家作品进行了述评。善秉仁对鲁迅和周作人留日时期的思想进行了考评,认为:“在林纾少数派和梁启超极端派之间,远在1910年以前已有一个‘准折中派’崛起,周树人和周作人两兄弟,是这一派的领导者和拓荒者。……他们想觅取一种较合中国精神的西洋化运动。”关于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善秉仁也作了阐述:“鲁迅所主张的,无宁是一种社会领导阶层间,个体的建设的革命;而不是完全由无产阶级所发动所收获的革命。”善秉仁认为鲁迅1930年加入“左联”是一种妥协,是改变了策略,但他没有改变往日的思路和理想。
《文艺月旦》对鲁迅的作品也有所评论,善秉仁认为《呐喊》是鲁迅的力作,其中的《阿Q正传》是“民众心理和辛辣讽刺的杰作”,善秉仁还就许幸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与鲁迅的原著进行了比较,认为剧本粗野、矜夸,有伤风化和道德。善秉仁对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品评不乏独到之见,但他的传教士身份决定了他更多地从道德教化角度思考问题,他在《文艺月旦》的序中就申明他是以“公教伦理思想”为准绳,评价中国文学创作,并把“维护青年德性”,“重建中国道德的大业”作为追求的,善秉仁这样的“功利”目的自然对他的鲁迅观的深度有所影响。
3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的大众媒体对鲁迅及其创作有所报道。1935年年底,一位名叫YounghillKang的作者在纽约《泰晤士报》(今译《纽约时报》)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短篇小说,其中一半的篇幅给予了鲁迅。文章认为,“写短篇的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要算鲁迅”;文章对鲁迅的写作技巧也有评价:“给他以一点影响的,为俄国作家。……就技巧来说,鲁迅最接近乞诃夫”[21]。据报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31年由旅美华侨孙伯瑜改编为英文,不久有美国剧作家Slson Coolo把它改为剧本,取名为《阿Q之趣史》, 1937年,一家名为聂格风的剧团在纽约最大的华盛顿戏院公演了这部戏剧,“卖座极盛”[22]。当然,大众传媒上登载的介绍性文章可能比起学术论文缺乏严谨性。据1936年国内媒体报道,法国的《世界周刊》刊登过一则鲁迅的消息,称鲁迅曾经作诗述黄包车夫的痛苦,题名为《咏黄包车夫》,在文章中还配发了原诗,一读才发现是这位法国人误把胡适的作品当作鲁迅的了[23]。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西方的媒体能够关注鲁迅及其作品的情况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鲁迅及其创作已经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其传播范围不再局限在学院派的狭小空间内。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27页。
[2]译文载1927年10月《当代》杂志第1卷第1编。
[3]《敬隐渔致鲁迅》,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第28页。
[4]载1926年3月2日《京报副刊》。
[5]载1926年11月《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5期。
[6]《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96页。
[7]载1935年2月1日《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
[8]载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9]载1947年《人间世》复刊第6号。
[10]见罗大冈《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载198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11]埃德加·斯诺著,佩云译:《鲁迅———白话大师》,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旦〉中有关鲁迅的言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
[21]参阅《纽约〈泰晤士报〉论鲁迅》,载1936年1月1日《智识》(上海)第1卷第3号。
[22]参阅《〈阿Q正传〉———美国剧作家改编剧本在纽约开演大受欢迎》,载1937年5月19日《大公报》(天津)。
[23]参阅老阿《鲁迅与杜甫在国外》,载1936年8月22日《东方快报》(北平)。

❻ 薛兆丰的简介

薛兆丰，经济学者，得到App《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专栏主理人，少年得到App《少年经济学》主理人，前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法学院合聘研究员。

薛兆丰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并长期关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商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6)北京大学教授兆丰扩展阅读：

薛兆丰，经济学者，1991年从深圳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曾在梅森大学讲授“法律经济学”课程，现正从事“公共选择”与“法律经济学”领域研究。

薛兆丰在过去十年发表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其基础扎实，言辞洗练，思想一贯，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薛兆丰1997年建立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2000年被《新周刊》评为顶尖人物。

❼ 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回忆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著名女作家萧红写的，文章叙述了萧红、鲁迅先生以及许先生和海婴的家中琐事，是以记叙的形式写的，她将她对鲁迅先生的影响到鲁迅先生逝世之间的事。其中“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觉之的。”

这句话说明“对下一代青少年接班人的负责与培养青少年写信不能草率的习惯。”也看出了鲁迅先生是一个不喜欢对文学草率的人。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文章开头，萧红写了鲁迅先生的日常习惯与外貌，也拖出了一件“鲁迅先生当萧红的美学师”的古树，鲁迅先生帮萧红指出她穿的衣服与裙子、短靴不搭，这件事使读者读了十分有兴致、十分有趣。

文章结尾用了很委婉的方式写出并告诉读者鲁迅先生已与世长辞，这样不会用过激的语言去形容去形容，当文章越往后时，萧红渐渐将日期写得明显，她把日期后的话变成了描写鲁迅先生的病情。

让读者已慢慢进入这个境界，或已经料到鲁迅先生快要与世长辞，让先生逝世这件事来的不会显得太突然。从中最多的是体现出萧红对鲁迅先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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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人物经历——文坛先声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❽ 爱新觉罗兆基与爱新觉罗启功的关系

爱新觉罗•兆基北京人，1935年生，系清宗室后裔，清太祖第六公子塔拜辅国公后裔，祖父海观，父亲义瀛及胞弟兆丰均是北京书法家。擅行草行书，天津市海内外联谊会理事、炎黄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爱新觉罗•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❾ 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人都有那些名人

爱新觉罗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个大家族，历经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壮大，这个家族的后裔数量十分庞大，要算在各个领域有名的爱新觉罗后人也很多，如在书画方面颇有建树，出现了许多能书善画之人。到目前为止，爱新觉罗家族里有100多位在海内外很有影响的书画家，溥杰、启功、溥佐、浦松窗、浦心、毓峨、毓赡、兆丰等等都是被大家常常提起的书画大家。爱新觉罗·恒山 1954年生于沈阳，现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社会名人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名人艺术研究会企业名人委员会主任、辽宁大学客座教授、辽宁省艺术学院教授、沈阳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沈阳中山金石书画会顾问，北京新时代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约画家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1956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启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后裔，现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墨林书画院资深书画家。其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深受业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其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相关艺术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