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左翼

⑴ 三闾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的系主任分别是谁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1947年写就的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自1980年再版以来，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文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小说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画了某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他们的懦弱、虚荣、自私、功利以及欺骗性被钱钟书一一嘲讽。

方鸿渐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钱钟书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钱钟书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围城》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⑵ 左翼文学是什么

左翼文学运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后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它所形成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界举足轻重，保持着强大的、主导性的影响。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

左联是中国左翼文学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1936年解散。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主张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去评判现存的文学现象，强调对社会黑暗面的暴露和批判，强调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真实性。主要文学活动: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努力输入苏联及其他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还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

(2)大学教授左翼扩展阅读

左翼文学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有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来源。鲁迅、瞿秋白、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经过苏联革命实践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左翼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底构成，并批判这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之真实否”（冯雪峰《社会的作家论·题引》）的优秀文学理论作品，对中国左翼文学直至以后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左翼文学运动加速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经过1930年关于文艺通俗化、旧形式的采用和新形式的创造、1932年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内容以及方法、形式、1934年关于大众语言和文字拉丁化这三次大的讨论，以及工农兵通讯员运动、街头文学运动等实践活动，左翼文学运动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文艺的大众化。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左翼文学

⑶ 什么是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运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后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它所形成专的文学理论属在新文学界举足轻重，保持着强大的、主导性的影响。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

(3)大学教授左翼扩展阅读

左翼文学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有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来源。

鲁迅、瞿秋白、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经过苏联革命实践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左翼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底构成，并批判这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之真实否”（冯雪峰《社会的作家论·题引》）的优秀文学理论作品，对中国左翼文学直至以后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⑷ 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也没弄懂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反动，据说陈寅恪到死

左派是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右派是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政治观点上完全对立的两个派别。反动是指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反对革命

⑸ 沈从文为什么受到左翼文化界批判

沈从文1923到1949，个人经历如下：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年完成的《边城》，
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⑹ 什么是左翼,什么是右翼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开议会时，保守派一般集体坐右面，激进派则坐内左面，久而久之，左成了容激进，先进的代名词，右就是保守落后
在中国也是一样，一般左是被认为正确的前进的，但实际上在国外，左派并不是褒义词，而只是中性词，是表明政策激进，前卫。
同样的，右派是指保守的。而保守也只是指政策倾向稳定，不激进。

在中国，这些词都有了绝对意义左是被认为正确的前进的力量，右就是保守的，扯后腿的力量，但是后来“左”得过火了，成为盲目，过分，所以，左的太厉害就是错的，历史书上就加上引号证明它不是真的“左”，和真正的先进力量区分开。

⑺ 左倾和右倾，左翼和右翼是什么意思

右翼、左翼：
法国大革命后，国会中议员分为三种，坐在左面的叫雅各宾派，坐右面的叫圣劳伦派，两派总数占议员的1/4，中间派占3/4，中间派是谁势力大就支持谁。左右两派在处理法国末代皇帝路易十六时产生分歧，左派要求杀，右派要求放。后路易十六通敌叛变的罪证揭发，左派获胜，路易十六被绞死。在雾月政变中右派成功推翻了左派的统治，将左派首脑罗伯斯比尔绞死。左派表示激进，右派表示保守，变为左翼和右翼，一般左翼比较支持新生力量，右翼要维护旧的统治

右倾、左倾：
所谓左派右派之分是个历史的产物，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诞生的名词，又被马克思主义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所以要讲清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还和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有关。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的立场，所谓左派就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群，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有一个经常和左派右派混淆的问题就是左倾和右倾的区分。同样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因为对现实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就产生了对采取何种措施的分歧，认识落后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右倾，认识超前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左倾。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属于左派，属于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另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危害，因此就需要即防左又防右。对认识上有偏差的左倾或右倾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思想上给以帮助，促使他们转变。所谓防，只是说要防止在策略上出现左或右倾，不是说象防贼一样的防人，甚至是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由于右派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历史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右派是代表着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势力。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要万万年的，因此他们并不承认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是什么左派，在他们那里，左派恐怕是要被称作空想派、乌托邦的。但右派在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也还存在路线之争，主要地区分为改革派与维持派（也称保守派）。改革派就是要割除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一些改良，这就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学习和靠拢，其政策主张也就必然更多地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由此，一般也称其为左翼或左派。而维持派（或保守派）则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其主张就必然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一般称其为右翼或右派。不过也常常不用左右派的称呼来表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属左翼，但通常称之为自由派，而美国的右翼共和党则被称为保守派。
与左倾和右倾的概念相对，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又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比如激进的右翼极力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对已进行的改革拼命反对并主张撤消之，一般称为极端保守派，而激进的左翼就主张实行大胆的、迅速的改革，这大概是叫极端自由派吧。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两派的主张变得模糊起来，都在向中间靠拢，也就是保守的保守派和保守的改革派在互相靠拢。
其实左派也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但这通常和右倾、左倾混在一起，不容易区分。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
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⑻ 左翼和右翼是什么概念请说详尽些

在传统社会里，右派指朝庭中坐在右边的掌权人士，左派指坐在左边的掌权人士。因为坐在右边者比坐在左边者的权力大，所以“右派”意指主导和控制传统社会的力量。
传统社会崇尚权力和等级，“右派”执掌大权，是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故“右派”主张固守旧制，延续传统制度；“左派”处于权力下层，是利益被压制和侵犯者，故“左派”主张变革，打破传统平衡，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

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其实称不上什么派，最多只能算是“拥左派”或“拥右派”。

需要说明的是，网坛的“左派”和“右派”有很多含义，所指各不相同。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平等重于经济增长，他们一般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如欧洲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右翼政党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重于公平，追求总体经济成就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右翼政党一般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人士组成，他们信仰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维护资本主义，推崇欺压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如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等。
转载~

⑼ 龙虾教授的乔丹·彼得森，为何会让西方左翼感到害怕

因为龙虾教授的“龙虾与人类”理论，突破了西方左派的心里承受能力上限。谈及当今最著名的“右派学术领袖”，世界互联网上的反左派先锋，恐怕就是闻名遐迩的心理学专家，著名的“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了吧。二零一六年，“龙虾教授”在一档电视节目中雄辩滔滔，谈吐有度，旁征博引，收获了无数的粉丝和拥簇。这位“龙虾教授”在如今的中文社交媒体上，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他是凭借着什么过人的观点，让西方左派胆战心惊的呢？

转而投向了“民间偏方”。经过了民间医生的半年“催眠疗法”，如今的乔丹彼得森已经全身瘫痪，近似植物人。此后的他，能否再次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是个未知数。

⑽ 什么是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啊

在传统社会里，右派指朝庭中坐在右边的掌权人士，左派指坐在左边的掌权人士。因为坐在右边者比坐在左边者的权力大，所以“右派”意指主导和控制传统社会的力量。 传统社会崇尚权力和等级，“右派”执掌大权，是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故“右派”主张固守旧制，延续传统制度；“左派”处于权力下层，是利益被压制和侵犯者，故“左派”主张变革，打破传统平衡，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 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其实称不上什么派，最多只能算是“拥左派”或“拥右派”。 需要说明的是，网坛的“左派”和“右派”有很多含义，所指各不相同。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参考资料： http://..com/question/2163802.html?s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