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中庸

⑴ 中庸里讲到的心性修炼有哪些方法

一说到《中庸》,很多人就容易理解为“中庸”就是平庸、折中、调和,其实,这是对《中庸》的误解.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日常行为的准则,“中庸”绝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调和之意.“中”字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中间、中等、两者之间,孔子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里的“中”是“上、中、下”的“中”.二是指内心和内在,是人的感情和内在精神.比如“秀外慧中”的“中”是指人的内在之美、内在精神.三是作动词讲,“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个“中”具有中听、中用的意味.所以说,中庸绝对不能简单理解为中间和调和,而是为人处事要不过不极,不偏不倚,保持和而不流、中立适度的状态,是让自己更加地符合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标准.那么,这个“庸”字怎么解释呢?“庸”可以当“用”讲,《中庸》的主旨是讲述人如何使自己的行为、情感、思想、理念符合社会的规范、符合社会的需要.
中国古代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非常早就从宗教里边脱离出来.古人非常早就摆脱了早期宗教的信仰,把目光注重于人文社会,关注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道德和伦理的建构.因此,先秦诸子所说的天,有宗教意义上的天,自然运行之天,也有道德意义上的天.道家认为天是一种义理,天是有规律的,人应该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来生活,而儒家认为天是一种道德规范和渊源,人和天是一体的.秦汉儒家认为,天看到人间有不平之事的时候就要降下灾异；看到人间有非常好的举止或者好的行为的时候,就降下祥瑞,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说.二是谈天人关系到时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对人的阐释上.人的性命是怎么形成的?性情是怎么回事?道和德之间的关系如何?人和自然的关系怎样?如何认识外物?这些都是先秦诸子讨论的热点.《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的道德感与人间德行是相对应的,人的本性是合天命的.郭店竹简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的本性是从命里来的,命由天定,性由命定,天有道德感,人的命、人的性和天是一样的,都体现为道德,这样人伦便是一种道德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要追求善.孟子翻来覆去地论证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是善的,天又要求人性向善,作为儒家,就要“修道之谓教”.“道”是儒家的道,表现为天的道德感,按照善而行,就是“道”；通过教育、教化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向善,就是“教”.《中庸》开篇三句话,说明了全篇的主旨.

二、如何修炼自我?

人怎么通过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儒家有一个理想,把自己培养成最完美的人,最完美的人格是有最大的善良、最大的仁爱、最大的真诚、最大地履行道和德,达到内圣的状态.内圣就是要求内心非常的圣明,这不是由外力强加的,可以看成一种完全自觉,而且还要能把这种内在的德行向外施展,以获得成功,这是《中庸》的主体思想.那么,怎么来实现呢?
一是要循性施教、教人向善.既然人性是善的,我们要对人进行培养,按照人的本性来进行教育,这是一个基点.《中庸》中有这样一句话：“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如果能诚意正心,就可以与天地参育,不断地追求至诚境界,充分发挥自身善性,先把内心的善感培养出来,然后才能推广到社会和家庭中,把自己变得和天地一样高远厚重.
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喜怒哀乐,怎么把喜怒哀乐之情与社会的要求结合起来,这一点即涉及到理智,也涉及到道德的规范.儒家在思考时始终有两个基点：一个通过教化、引人向善,二是内外结合.法家是由外不由内,先按照国家的利益作出规定,让大家去遵守,如果不遵守,就要进行处罚和制裁.而儒家讲由内到外,把外的表现放在后面,把内心的锤炼和修养放在第一位,由此提出了“致中和”的观点.什么是中和呢?人与人交往,都有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规则,但这是外在的约束.儒家提倡的是,这些规则和秩序是从内心向外延展出来的,不是由外向内强加的.法家关注于是做不做得出来,内心想什么都没有关系,做梦娶媳妇、做梦杀人都不处罚,但儒家则关注该不该这么想,要求人心中的喜、怒、哀、乐,也要符合道德的规范.
二是内心的外现要按照社会的规范、完善的道德感表达出来,把外和内统一起来.祭祀的时候,一定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别人交往时,一定要发自内心地和颜悦色,这就是内外合一.儒家既肯定人有丰富的情感,又认为人的情感表达要得体、合乎社会规范,这才符合中庸之道.《中庸》里很多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行事妥贴,处理好自然的、人伦的、社会的关系.
三是讲怎么来学习.如果我们把学习看成改成做事,那么中庸的意义就更具有普世价值.它既说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德行表现出来,就是“尊德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相互尊重是一种美德,《大学》里面所说的“明明德”,在《中庸》里叫“尊德行”：“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什么是“尊德行”呢?要把心中的明德真诚发挥出来,由内到外,而不是皮里阳秋.明德在内,真诚外发,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外统一的状态.当然儒家所强调的不这种内外统一,不是幼稚,也不是书呆子气,而是一种洞悉了人性、人情、世事的高明和通达,明于自己的内心,明于人伦,明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于社会运行之大道.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就是一种“明”的境界.把天地万物、人事关系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道想通、想明之后,人就会达到一种自觉的境界,能维系自己的心态,诚实待人、诚恳待己,这就是“诚”.
《中庸》里还有一个词叫“诚明”,“明诚”和“诚明”,字是一样的,但顺序不同.实际上,“明诚”讲的是教的过程,“诚明”讲的是修养的过程.把事情想明白了,然后就会坚持自己的做法,这是一种教化的过程.自己内心真诚地追求道德之美,追求向善的境界,反过来又推动自己的性格和品行向着更完美的方向发展.由“诚”到“明”再到“诚”,这个三个阶段是缺一不可的.内心有一种真诚的追求,有理想的追求和价值的判断以后,我们会逐渐看清周围的人和事,之后就能够更坚定我们的道德追求.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反过来又进一步使我们更加明白周围的是是非非,这样的发展就容易促使在判断之中确立信念,在信念之中增加判断,不断地向着完善的境界迈进.这就是所谓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三、如何完善自我?

具体来说,如何完善自己的修养呢,《中庸》提出五个要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一是博学.从学问上讲,就是多读一些书、多懂一些东西,多明白一些道理.这样的话,无论做行政也好、做生意也好,或者说修德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有一个好的积淀.博学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信息化的社会中,知识成几何倍数增加,人要不断地学习,才能在知识上不落后于这个时代.
二是审问.“审”是“精审”,要善于发现问题,遇到问题以后要翻来覆去地想.我们看日常生活中,同样来上课,大家都在学习,有的学生学的就好,有的学生学的就不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的人不善于去思考问题.我们教给他,他背一背,不会自己提出问题,不会思考问题,这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们看到周围很多人和事,包括有很多知识,我们不会、不懂,不懂怎么办?不光要提出问题,还要仔细地思考问题,这就叫审问.
三是慎思.发现问题以后,还要仔细地翻来覆去地去讨论它、思考它.这和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对应的,（《论语·为政》）学和思要相互结合才行.
四是明辨.思考不了,那怎么办?要明辨.一定要在思考互加以推断、加以判断,找出最适合自己,或者最适合事情解决的一条答案,这便是明辨.
五是笃行.发现了问题,思考了问题,想清楚了,就要去做,把所学的、问的、思的、辩的,在现实生活中应用.
这五点,是做学问的方法和心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如此.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股市上出现了很大的风波,我们用这五条去看一看,好多买股票的人赔钱是在情理之中.博学,反思自己对股票了解多少?审问,问问这个股票到底是怎么回事?股票的升和降是由什么决定的?股票和银行利率之间什么关系?一定要想清楚,然后才能够看出门道来.去观察近十年来我国股票的发展,观察近五年来世界股票市场的发展,观察社会的投资状况,然后谨慎地思考,才能选择一支去投资.股市中有很多信息,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假的,有的是误读的,怎样把不良信息剔除掉,要明辩,然后再去操作,就少了很多盲目性.
所以说,儒家经典也好,其他经典也好,都是古代聪明人积累下的经验,不光是书本上的记录,也是日常生活之道,不仅在学问中,而在生活中,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四、如何成就自我?

《中庸》提出以“中和”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制于当时的时代,儒生们提出了五种关系：一是君臣关系.这个君臣关系很类似于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二是父子关系,就是处理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包括老年人和自己的孩子,以及中年人和自己未成年孩子之间的交流和教育问题.三是夫妻关系,指的是处理夫妻之道.四是兄弟关系,包括家庭里边的成员,不光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包括配偶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五是朋友交往,即如何与志同道合的人相处.这五种人际关系囊括了天下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
《中庸》对这五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对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了一些原则.例如,君臣关系是“君仁臣忠”,就是要求上级一定要宽容.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作一个管理者,一定要对手下宽容、仁爱.下级在跟上级相处时,得要让他信任我们.这样,两者关系才好相处.
那么,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呢?父亲要以身作则,自己在行为上给孩子做表率.我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贵族,一定要自己先做一个贵族.言传身教,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首先要把自己培养成完善的人,通过修身而齐家,在齐家的过程中就包含着对孩子的示范和教导.因此,孩子应该把父亲当成自己的榜样去做,前提是父亲必须能承担起这个榜样.作为晚辈,对老年人更要做到孝敬和赡养.所以说,父慈和子孝有制约关系,不是父亲对孩子一味地溺爱,也不是父亲对孩子一味地迁就,是有着相互的责任和义务的.
夫妇之间呢?丈夫要讲义,按照孟子的说法,义就是责任.外国人在结婚的时候,会说“我愿意嫁给他,无论生死、贫富……”之类的话,这实际就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的认同.儒家讲“夫义”,就是要求丈夫要有责任感.年轻人追求是一种感情,结婚以后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到了一定的时间要回家,要不家里面有人等；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要担负起责任.作为妻子一定要善于听从,听从不是顺从,要善于听从丈夫的观点,两个人之间一定要有相濡以沫的关系.儒家的说法固然含有重男轻女的意味,但有一些是可以借鉴的.
兄和弟之间的关系呢?儒家认为,应该“兄良弟亲”.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兄长既要给弟弟做示范,又要关心弟弟,而弟弟对兄长、同辈年长的家庭成员要更多地给予体谅.
朋友之间的关系呢?要讲究信义.东汉郑玄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古代所谓的朋友是指志同道合的人,是从道义和志趣上来说的,与我们今天单纯从交际上来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不同.对待一起成就事业、一起发展事业的朋友们来说,一定要讲究信用,注重道义.
在五达道的基础上,《中庸》认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德行,即“三达德”.一是智,智慧是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工具.二是仁,光有智慧不行,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就容易流于狡诈,光有仁爱之心而没有智慧,就会流于迂腐.三是勇,这不光是外在的勇,还包括勇于解剖自己、改变自己.这三者是一个健全的人所应具备的三种品德,也是调节人际关系和保持君子之风的三种品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除此之外,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要处理好九项工作,也可以说是人生起步和走向成功的九个步骤或者说九条原则：
第一,修养自身.自身的修养不够,做什么都不行.修养包括很多方面,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学识人品等等.这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第二,尊重贤人,尊重有道德和有学识的人.尊重贤人,从表面上看是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把每一个人放在社会中的人伦评价体系之中.刘邦早年是一个无赖,带有一定流氓习气,但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亲近了很多有才能的人,才能成就大业.晚年时,一度想把太子、即后来的惠帝废掉,但是汉惠帝把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请来了.刘邦一看,天下的隐士都投到太子的手下了,那就还让他来做吧.人以类聚,尊重贤人,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还能因贤人的帮助而成就事业.
第三,爱护亲族.如果一个人连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朋都处理不好,他怎么能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呢?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怎么尊重天下的老人呢?一个连自己的兄弟情义都不顾的人,他能顾上别的情分吗?所以说爱护亲族是成就事业的人缘基础.
第四,敬重官员.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国君要尊重臣下,听取他们的意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二是普通人要尊敬官员,我们要想在社会中立足,或者说要想实现自己的功业,必须要和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否则怎么去发展?儒家从正面表述要敬重这些官员,是大实话.
第五,体恤属下.一定要理解、关爱下属,做大事业者,必定要团结众人,安抚随从.只有手下心服口服,才能随你行动,竭力工作.
第六,爱护百姓.儒家讲为官之道,当官当然要爱护百姓,动不动百姓起来就闹事,这这官必定坐不稳.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老是群众上访,动不动把十字路口给占了,怎么做管理呢?对于做企业的人或者做教育的人来说,爱护自己的顾客、爱护自己的学生,有好的名声,一传十、十传百,事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
第七,劝勉工匠.古代的工匠是很普通的技术人员,现在叫工程技术人员.工程技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的生产力和生命力.要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才能使事业保持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第八,优待远客.有客人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一定要善于优待.在一方做事,有远方的客人来,如果做的好,他很容易把我们的名声传播出去.国家也是如此,远方的人路过,一定要好好地招待,德行自然也会传遍天下.
第九,安抚诸侯.当时国与国之间,既有朋友的关系,也有竞争的关系.对现在来说,作为个人,作为单位,总有和自己竞争的对手,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优待远方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多的声誉,安抚竞争对手或战略联盟,就能够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实行中庸之道有三个原则：
第一,对自己要慎独.人真正的德行体现在什么时候?在独处的时候.作奸犯科之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独处时.一个人最高的道德境界如何,就要看当独处时,心里的道德境界如何；在自我本性最容易流露的时候,能否用道德来压制自己的内心贪欲和卑劣.这就要求我们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不管在大事上还是小事上,都要做到坚守德行、坚信节操.
第二,对朋友要忠恕.“忠”不光体现在对于上级,还体现在朋友之间,也就是人际之间.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当一个朋友遇到困难,亲人遇到困难,或者是单位遇到困难的时候,真心向我们求救,我们是否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仅仅说说,“行、行,我帮我们”,最后不了了之了.或者平时许诺了很多：“有什么事找我!”关键的时候却敷衍了事.真正的忠是真正为朋友好,既然帮他,就真心地帮、千方百计地、发自内心去帮,这就叫做忠.
所谓的“恕”,就是别人做了错事的时候,自己要宽恕.儒家提倡的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有些事情不要太计较.人生真正的快乐,就是朋友之间和睦相处、家庭之间的其乐融融、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其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人的尊严和价值.
第三,作人要至诚尽性.不管是从人的发展来讲,或是从人的本性来讲,都要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够把人性至善完全体现出来.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的、都是坦诚的,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真诚的时候,我们会被情感所感动；坦诚的时候,所有的误会都可以消解.我们社会之所以太复杂,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坦诚相待,总在提防,总在算计.对待别人的时候少一些虚伪、算计,多一份真诚,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容易解决了.
总之,《中庸》所讲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使之符合于伦理纲常和社会需求,用适宜的、有法度的、合乎一定标准的法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种德行完全体现出来,把自己的成长和周围人的成长结合来.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才能完成个人道德的建构,才能得以进步发展,才能得以走向至善的境界
2010年3月20日在清华大学“儒学与领导力”研修班上的讲课录音稿摘录

⑵ 吴宓的爱情故事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 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南京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结婚7年后，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19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与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延至今日，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20世纪30年代，毛彦文以其才貌双全，善于交际，曾使得不少文人雅客倾慕，这其中就包括风流才子吴宓。吴宓时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已经结婚生子，遇到毛彦文后，立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情网。“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公开发表情诗，为了追求毛彦文，他真的与发妻离婚，抛弃了三个幼小的女儿。吴宓的石破天惊之举，遭到了大多数同人的谴责，父亲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但吴宓依然我行我素，对毛彦文痴心不改。
然而，毛彦文并不爱吴宓。他们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真可谓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她对他只有敬重。面对吴宓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彦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吴宓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于是爱得越发热烈。就这样，7年过去了，吴宓深陷情网不能自拔，毛彦文却果断地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并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的观点大相径庭，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
熊希龄去世后，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吴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佳音。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吴宓的后半生，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会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吴宓终于在对毛彦文无尽的思念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百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是一句害人不浅的“至理名言”。能够释读天书、洞察世事的吴宓教授，一生也没有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鲁迅先生曾说：“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爱一女，一男爱多女，一女爱多男，多男爱多女，或同时，或先后，这种种情形形而上学地说都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恋爱极不稳定，如沙上筑屋，常是轮盘式，三角式，交织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导致痛苦和悲哀。吴宓自己是一个经历了失恋痛苦和离婚悲剧的人，所以这番话不仅是出于理性思考，而且包含着身世之叹。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爱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力或事功。那些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吴宓也是一个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肯放弃理想，试图在爱情上也寻求“一多并在”的中庸，于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爱情入宗教”，“籍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
吴宓对想像的生活比现实的生活更丰富，一个人的情感很难说是受现实还是受想像影响的。吴宓唐．吉诃德“骑士”一样的真情实感，多少象个笑话。不过话说回来，吴宓不成功的爱情却使俗到“无我”的后人看到一个民国文人别样的风采与态度，让人在好笑同情之余生出几分感慨。

⑶ 冯友兰人生经历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
《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著书立说
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当选院士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解放后三阶段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编辑本段哲学贡献1923年夏，冯友兰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学术行年简谱（1895年--1990年）

⑷ 请教“阐旧邦以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的内在含义

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省唐河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1919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10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1923-1928年）历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1929年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期间，1939-1946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48年被推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1949年后，短期留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获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8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形成了新理学哲学体系，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其哲学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建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全部著作汇编成十五卷《三松堂全集》。

⑸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新闻趣事 10条

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认识我太太后，开始学习中文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问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男友其实就坐在她身边。”

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人顺带还提问了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课堂讨论相当活跃，学生们兴趣广泛，阅读英文书籍。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事实上，彼此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隔膜：当贝淡宁听说中央党校有教授阅读过他的《东方遭遇西方》一书时，他当时表现得很吃惊。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黄昏起飞的猫头鹰”

“一说政治，我的脑子里马上会联想到小学、中学，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背硬记的教条。怎么清华现在请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们过去学的政治有什么异同？”其实，清华自动化系学生小孔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听到“老外在清华教政治”时都会生出的疑问。

而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聘请外籍教师是清华实施“国际一流大学”计划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科学科群中，经济学、管理科学等多年以前就开始聘请外籍知名教授了。

国内外许多学者常常将42岁的贝淡宁与哈佛大学声名卓著的另一位87岁高龄的丹尼尔·贝尔搞混淆。为了不造成更大误会，贝淡宁恢复使用自己的中间名丹尼尔·A·贝尔。虽然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清华的贝尔尚无法与哈佛的贝尔比肩，但也正是这个贝淡宁，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一译‘当代共同体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1985年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毕业后，贝淡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遭遇西方》早几年已被翻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

万俊人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现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便注意到贝淡宁的研究成果。其后，他们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结识的西方学界学者朋友很多，为什么聘请他呢？”万俊人教授自问自答，“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是我们选择优先发展的哲学重点学科。而贝先生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并有独特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同情、了解，以及他自身的就职意向、时间安排都是原因。在我们聘请贝先生的同时甚至之前，早有北大等高校在同他接洽商谈。他之所以最终决定接受我们的聘请，也与他本人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认可有很大关系。贝先生的加入，毫无疑问，对于清华哲学系优先发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一发展战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对于清华大学聘请外籍哲学教师讲授政治哲学一事的众多疑惑，万俊人教授解释道：“如果你了解哲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历史沿革，如果你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有较深的理解，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聘请贝先生了。哲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看作是一门最重要的人文学知识门类。任何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拥有其健全的哲学学科或哲学系。伦理学曾被西方人看作是‘第一哲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哲学这只‘黄昏起飞的猫头鹰’(黑格尔语)的两翼，是哲学关注生活世界和现实问题的两只眼睛。国际上一些最著名的高校哲学系都把重心放在这两个方向上。哈佛大学哲学系现有教师16人，半数以上是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研工作的。这也是‘哈佛哲学’能够成为‘美国哲学’的代名词并构成‘美国精神’之思想核心的基本缘由之所在。”

万俊人教授认为：贝淡宁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和课程，关于国际战争的政治研究和课程，以及他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课程，都为清华哲学系的师生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识镜像。

“政治哲学不等于政治活动本身，”万俊人教授特别强调，“我不认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有什么学术以外的困难和限制。相反，我认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不仅为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而且我们的改革实践和经验教训也为我们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而丰厚的实践资源和理论动力。”

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国度。我可以负责地说，我们不会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学教育。相反，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寻求一种既合乎国际惯例，又切合中国高校实际的教学科研管理模式。据我所知，清华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教案审查之类的东西，无论是对外籍教师，还是本土教师，都是如此。”

“我还可以告诉你”，万俊人教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多次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同行和名家，他们不仅都知道贝淡宁其人其书，而且对于清华大学能够聘请到他正式执教感到吃惊。你应该可以想象，我作为他的中国同事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了！”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

很多人问贝淡宁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语言上课？

他说，希望是中文，但实际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一堂课，有将近100个学生来，第二次来的人不到20个，我有点沮丧。后来我听说很多人来上我的课是希望锻炼英语，发现听不懂之后，就不来了。”

随着贝淡宁汉语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课比例在加大。他也开始接受汉语提问，因为他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但如果提问者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他就得要求重复问题。

学生刘文嘉介绍：“贝老师的古代汉语水平相当不错，比很多高中生都强。什么使动、意动，他全都知道，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在过去两年中，她每周拿出两个小时帮助贝淡宁学习古汉语。“去年已经读完了《中庸》，现在正在读《孟子》”。

刘文嘉评价贝淡宁是个“认真的学生”，每次课前，他都会做预习，把生僻字做成卡片，背面写好英文注解。“他会提很多问题，有的是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的”。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齐宣王要召见孟子，孟子觉得他不敬尧舜之道，托病不见。贝淡宁读到这里，反复问刘文嘉，“你确定孟子真的没有生病吗？我说我确定。他又问，孟子没病，不是欺骗齐宣王和他的弟子吗？我解释说，中国人认为善有大小之分，为了大善，可以抛弃小善。但他认为孟子撒谎，对圣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响的。我想那大概与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关。”

“古汉语里面，有很多互文的手法，有时只是为文字通达，如果硬要追究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反而不得其要。有时，我会告诉他，中国的哲学很多是文学化的表达，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对文本一寸寸地厘定，不太合适。”

在贝淡宁的意识里，刘文嘉为他辅导古文，理应得到报酬，但刘文嘉却婉言谢绝了。“这是另外一种文化差异：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为老师做一些事，是表达敬意的方式，不能接受报酬。而西方人则把学术和经济分得很清楚。”刘文嘉说。

“老师后来用比较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请我吃饭。”刘文嘉笑道。为了更公平一些，贝淡宁还想出个好主意：教她读英文翻译的《中庸》。很快他们就发现，外国人的翻译存在着很多误解。比如，中国的“诚”，翻译过去成了“创造性的”。“贝老师当然也会赞同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阅读的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也会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最初，当贝淡宁看到学生复印英文教材时会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是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国学生每个月只有大约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用，根本买不起原版书，倘若复印，一本书只需要几美元就够了。明白这些后，贝淡宁干脆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借给学生们复印。

他现在已习惯称呼同行为“老师”，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样的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其实是在批评对方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别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中国的教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好像早已成了陈年往事。这就是变化！”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

⑹ 初一语文第十一课 朱自清 春的习题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转化、提升。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山水花鸟等等，又有着特有的亲和情怀和观赏兴致。他的写景，往往是景中有“我”，“我”中有景，景“我”合一。他所以要调动起自己的一切感官以及思想和情感，反复品味、字斟句酌、“用笔如舌”，正是要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人格投入到大自然的形神中去，让自然的美与他人生的美浑然为一。他不像鲁迅，在描写自然中采取一种超然的、审视的态度，甚至不惜写了自然的丑来；他也不像周作人，在刻画自然中沉溺其间、忘却自己，恨不得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朱自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投入的、虔诚的，但同时又是自觉的、清醒的。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真谛的。在《春》这篇简短而明朗的散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操守和审美理想。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在朱自清所有的散文中，开篇就写得如此明朗、欢快、昂奋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这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作文，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精心之作。作者所以有这样一种心境和情绪，一定是因为他走过了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后，找到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他是在借明媚的春光，抒发自己的一种心境。“盼望着，盼望着”，动词的叠用，显得突兀、有力、急切，隐含了他曾经的阴暗、苦闷岁月，以及在那煎熬中对未来的苦苦求索。现在光明终于降临到了眼前，他怎么能按捺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呢？“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是初春的朦胧景象，但又何尝不是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呢？
在作品中，朱自清展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全位的春天。地上是大片大片嫩绿的小草，田野上是一棵一棵盛开的桃树、杏树、梨树，在如火如荼的花团中，飞舞着成群的蜜蜂、蝴蝶；在晴朗、温馨的天空中，吹拂着软和的杨柳风，氤氲着土香、草香、花香的气息，弥漫着各种鸟儿动听的乐曲，还有牧童嘹亮的笛声……作者在这里把大自然写活了、写足了、写透了，把大自然诗化了。在这一幅诗化的春景中，作者卸掉了一切的思想情感重负，一头扑入了这春的世界中，就像一个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一样。他想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打滚、踢球、赛跑、游戏，尽情地体验生命的活泼与自由。他全身心地动用自己的视觉、嗅觉、听觉、想像、幻想，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抚爱。在这里，大自然是如此美好，人的生命也变得如此美好。在美的自然中，朱自清深切地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活力和灿烂，展现了他赤子一般的情怀和天真无邪的个性。
但这种美丽的生命体验毕竟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幻的。朱自清信奉“刹那主义”，并把它当做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而他又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肩上的重任，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有许许多多不容推卸的义务。他要追寻一种有为、有价的人生，他要精心地、甚至是刻意地去完善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因此在《春》的后半部分，作品欢快的调子突然变得舒缓、沉静，出现了绵绵的春雨、朦胧的晚景、为生活行色匆匆的人们、辛勤劳作的农民。超然的自然景观巧妙地转换成了一幅现实图画，朱自清也从梦的世界回到了湿漉漉的土地上。“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朱自清在这里写的是春天里奔波和劳作的人们，更是写自己的心理、决心和希望。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可以打住了。但朱自清却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使春天的意象变得更为完整、瑰丽，使朱自清的人生、人格变得更加耀人眼目。他连用三个比喻讴歌春天，把春天形容为新生的娃娃、美丽的姑娘、健壮的青年。使舒缓、沉静的格调蓦然刚健、清新起来，与作品的开头紧紧呼应；把滑向平实的现实情境又突然推进到了作品上半部分营造的那种明朗、欢快的意境中去，整个意境又连成了一片。春天的“新”、“美”、“力”，注入了朱自清的整个身心，朱自清也化入了整个春天，在春天的引领下执著前行。朱自清获得了“新生”。
在朱自清的全部散文中，《春》是风格演变特别明显的篇目。究竟是哪些原因促成了这种演变？这篇散文在朱自清的创作中具有哪些特别的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

⑺ 孔子的观念是什么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

⑻ 谁有朱自清的资料 急要

朱自清《春》作者简介及作品分析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他的散文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
毛泽东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春》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作者抓住春景的特点，通过准确、生动的描绘，抒发了对春赞美之情。

文章以“盼春”开头满怀欣喜而又津津乐道地描绘了一幅幅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的图景，在此优美背景下的人也充满了春意，他们走进大自然，构成了一幅“迎春”图，使人情不自禁地赞美起春天的新意、娇美和活力。

“春草图”从小草出土的情状——“钻”表现旺盛的生命力。接着从它的质地和色彩——“嫩嫩的、绿绿的”，写出了春草的“新”，它也给小孩带来欢乐和欣喜——“坐”、“躺”、“打滚”、“踢球”、“赛跑”、“捉迷藏”，让人感受到“轻悄悄”，“软绵绵”。随着天气渐暖，百花烂漫，“春花”竞放——“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色彩争艳“像火”、“像霞”、“像雪”；花儿香甜引人遐想。蜂蝶繁忙——“闹”，“飞来飞去”。野花多而闪烁——遍地是“杂样儿”“像眼睛”、“像星星”，进一步展示了春意的浓郁。

春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感受：触觉——“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嗅觉——“泥土气息”、“青草味儿”、“花的香”，听觉——“唱出”、“应和”、“响着”，把空灵的春风写得活灵活现，有形、有声、有情。

“春风图”描绘了春雨中特有的美景b春雨的多、细、密、亮、柔也通过视觉、感觉，形象地体现出来了，雨中景物的新美由色彩——64发亮”，“逼你的眼”的感受表现，写夜景时作者选取了灯光，撑伞的行人，披蓑戴笠的农民，雨中静默的房屋，描绘了和平宁静的雨中夜景图。

这四幅图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花、风、雨如天地一般和谐完美地组合为一体，每幅画面也都有人的活动和感觉，一切都显得那么融洽。 ’

由此，作者抓住生活中常见的“春早人勤”的中国民间特点，描写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劳作活动的情景。“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在人们的心田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展示了一幅“迎春”的热闹景象，人和景再一次融为一体。由此，人们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水到渠成地汇成一股赞美的热情，结尾三段文字使用三个比喻句讴歌春天。“刚落地的娃娃”比喻春天的“新”，像新生命的开始，给人以无限希望；“小姑娘”比喻春天的艳美，令人喜爱；“健壮的青年”赞美春天充满活力，给人以力量和信心。
全文洋溢着对春天由衷的欣喜和爱意，通过拟人、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方法及叠字、叠词、叠句的使用，这种喜悦的轻快、活泼的爱意更显玲珑。

春的赞歌——读朱自清的散文《春》。

《春》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诗情与画意的结合，和谐地创造情景交融的境界。作者对春天深沉赞美的感情，不是直抒胸臆地“直说”，而是通过含情的画笔，描绘春天的各种风景画来抒写的，赋予各种景物以鲜明的感情色彩。如对花的描写，既绘形绘色地描绘了各种果树的花，又这样描绘盛开的野花：“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作者欣赏花的欣喜之情，倾注在字里行间，一切“景语”都是“情话”。由于感情的倾注，这些小野花儿都仿佛变成了富于感情的活灵灵的小动物了，内在的诗情与外在的景物和谐地交融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画面的境界也因之抹上了一层浓郁的抒情色调。

二是结构严密，层次井然中见跌宕变化。作品根据揭示主题和抒情的需要．一共制作了五幅画面。画面之间连接自然、紧凑，并以前四幅画面作为第五幅画面的铺垫、烘托，从而开拓意境，揭示题旨。在揭题后，最后奇峰突起。文章层次清楚，脉络分明，而又有变化。
三是语言朴实、隽永。朱自清善于提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口语。他的散文语言具有清新朴实的特点。如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如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短句浅语都是从口语中来。从达意说，通俗易懂；从修辞说，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之后，节奏明快，不平淡，有浓厚的抒情味。作者还善于运用奇妙的比喻。增强语言的情味。如写春风拂面，说“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如把春天比做“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等，这些比喻新颖、贴切。不落俗套，富有表现力，蕴藉深厚，句外有意，朴实清新中有隽永的意味。

参考：
段崇轩，http://www.52yuwen.com/Article/Class1/Class2/200507/8689.html。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转化、提升。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朱自清的绝大部分散文都标有写作时间乃至地点。而惟独《春》既无时间，也没地点，也未曾收入他早期出版的《踪迹》（1924年）、《背影》（1928年）、《你我》（1936年）等集子中。于是有人推测说：“《春》大致写于1928年至1937年。”也有人认为：《春》是一篇“少年气盛”之作，时间当在1924年之前。近年来出版的朱自清的几种作品集（如《朱自清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春》的末尾都标有出处：“原载朱文叔编《初中语文读本》第1册1933年7月版。”这册语文教材从何处何年选载，我们尚不可知，但它至少使这篇经典散文的写作时段缩短了4年——即1928年至1933年之间。也有人考证说这篇散文是专门应《初中语文读本》之邀创作的，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此我主观妄断，《春》应该写于作者赴英留学归来之后的1933年，作者经过了一场“精神危机”，几年的留学使他改变了心境、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新的生活前景。明白了《春》的写作时间，对于我们把握作家的思想感情脉络，领悟作品的深层意蕴，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山水花鸟等等，又有着特有的亲和情怀和观赏兴致。他的写景，往往是景中有“我”，“我”中有景，景“我”合一。他所以要调动起自己的一切感官以及思想和情感，反复品味、字斟句酌、“用笔如舌”，正是要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人格投入到大自然的形神中去，让自然的美与他人生的美浑然为一。他不像鲁迅，在描写自然中采取一种超然的、审视的态度，甚至不惜写了自然的丑来；他也不像周作人，在刻画自然中沉溺其间、忘却自己，恨不得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朱自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投入的、虔诚的，但同时又是自觉的、清醒的。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真谛的。在《春》这篇简短而明朗的散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操守和审美理想。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在朱自清所有的散文中，开篇就写得如此明朗、欢快、昂奋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这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作文，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精心之作。作者所以有这样一种心境和情绪，一定是因为他走过了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后，找到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他是在借明媚的春光，抒发自己的一种心境。“盼望着，盼望着”，动词的叠用，显得突兀、有力、急切，隐含了他曾经的阴暗、苦闷岁月，以及在那煎熬中对未来的苦苦求索。现在光明终于降临到了眼前，他怎么能按捺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呢？“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是初春的朦胧景象，但又何尝不是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呢？

在作品中，朱自清展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全位的春天。地上是大片大片嫩绿的小草，田野上是一棵一棵盛开的桃树、杏树、梨树，在如火如荼的花团中，飞舞着成群的蜜蜂、蝴蝶；在晴朗、温馨的天空中，吹拂着软和的杨柳风，氤氲着土香、草香、花香的气息，弥漫着各种鸟儿动听的乐曲，还有牧童嘹亮的笛声……作者在这里把大自然写活了、写足了、写透了，把大自然诗化了。在这一幅诗化的春景中，作者卸掉了一切的思想情感重负，一头扑入了这春的世界中，就像一个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一样。他想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打滚、踢球、赛跑、游戏，尽情地体验生命的活泼与自由。他全身心地动用自己的视觉、嗅觉、听觉、想像、幻想，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抚爱。在这里，大自然是如此美好，人的生命也变得如此美好。在美的自然中，朱自清深切地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活力和灿烂，展现了他赤子一般的情怀和天真无邪的个性。

但这种美丽的生命体验毕竟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幻的。朱自清信奉“刹那主义”，并把它当做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而他又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肩上的重任，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有许许多多不容推卸的义务。他要追寻一种有为、有价的人生，他要精心地、甚至是刻意地去完善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因此在《春》的后半部分，作品欢快的调子突然变得舒缓、沉静，出现了绵绵的春雨、朦胧的晚景、为生活行色匆匆的人们、辛勤劳作的农民。超然的自然景观巧妙地转换成了一幅现实图画，朱自清也从梦的世界回到了湿漉漉的土地上。“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朱自清在这里写的是春天里奔波和劳作的人们，更是写自己的心理、决心和希望。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可以打住了。但朱自清却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使春天的意象变得更为完整、瑰丽，使朱自清的人生、人格变得更加耀人眼目。他连用三个比喻讴歌春天，把春天形容为新生的娃娃、美丽的姑娘、健壮的青年。使舒缓、沉静的格调蓦然刚健、清新起来，与作品的开头紧紧呼应；把滑向平实的现实情境又突然推进到了作品上半部分营造的那种明朗、欢快的意境中去，整个意境又连成了一片。春天的“新”、“美”、“力”，注入了朱自清的整个身心，朱自清也化入了整个春天，在春天的引领下执著前行。朱自清获得了“新生”。

在朱自清的全部散文中，《春》是风格演变特别明显的篇目。究竟是哪些原因促成了这种演变？这篇散文在朱自清的创作中具有哪些特别的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

⑼ 清华的学生都是怎样读书的

掌小萌寄语

你只要下功夫读那么几本书，你就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清华的学生都是怎样读书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的这篇文章道出了真相！所有中国父母都应该看看，越早知道，对孩子的未来越好！

1

人，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读书？大部分人的回答应该是：为了获取知识、获得技能、了解世界，我的理解可能有一些不同。

生活里面有很多人其实不读书，比如说我母亲，她不识字，因此没法读书，可是我母亲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

她不读书，但并不意味着她对社会，对世界没有判断。她有很多很重要的判断，也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我看来她特别有智慧，也有非常广阔的生活阅历，无论哪个方面都可以做我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读书也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帮助我们摆脱知识的“奴役”。

假如你从不读书，那么你只好听信别人叫你吃什么、叫你做什么，告诉你什么是有科学依据的，什么是正确的，你就会被被动地包裹在大量的信息里面，就没办法有自己的理解。

假如对某件事，你的答案刚好和别人的答案不一样，那你就要读书，你要到书里面寻找那些赞同你意见的人，寻找共鸣。

所以我觉得阅读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认同关系，然后让我们在非常深的彼此理解中，更好地发展自己。

2

怎样读书才最有效？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盲目“信书”的人还不如那些没读过书的人。你不能人家怎么说怎么信，这就比不阅读还要糟糕。

今天，我们想把阅读推向纵深，推向更好的境界，阅读的方法的培养非常重要。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四句话：“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四句话小孩子都懂，意思很简单。然而就算你把这首诗读上一百遍，可能你还是理解不了这首诗的思想。想要理解它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诗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就是你得有“前理解”，你得查阅相关文献。

现在很多人不注重对“原典”的阅读。很多大学生现在写论文都不是去查一手的资料。我记得有次一个学生做论文答辩，他的题目是关于先锋文学的，他在答辩中举了很多的例子，然而我一听那些例子完全没有根据，他的材料不知道哪儿来的。

事后我问他，材料是哪儿来的，他说我都是从网上看来的呀！现在好多青年学生都这样，他不去读一手材料，他去读二手的材料、三手的材料，错误百出，随意轻信。

3

清华的学生必须要读这些书

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新娘，谁都可以打扮他。不管是文学研究还是大众阅读，中间一定充斥着很多的谬误，有些人毫不负责，传一些小道八卦的消息，做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写作，然后你把这些小道消息当作历史真实来了解，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读书时候不能盲目把自己交给作者，而是要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必须有自己的判断，读书帮助确立自我，而不是为了迷失。现在很多阅读是让我们迷失了自己。好的方法培养太重要了。

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书你想读读不到，我们当时只能读《史记》、《论语》这些原典，所以我们这代人就很容易在一些方面研究得比较专门、比较深入。

今天读书“博”的方面，反而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给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来，你读多少书我们管不着，但是你读的书里必须要有原典，肚子里得有些“干货”，否则你的“自我”会被别人带走。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希望年轻人在某些领域有自己的判断，去“较真”。你只要下功夫读那么几本书，你就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你认真读几本经典原著，你一开口就不一样。

说起读原著，掌小萌最近在读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四书》典藏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国学经典之作，原文+注释，每天一页，了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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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推荐这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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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中国人5000年的魂，其中最精髓的必定是《论语》、《大学》、《孟子》、《中庸》

研读《论语》，学习做人做事，领悟极高明而中庸的为人之道，为修身处世开启智慧；研读《孟子》能够养浩然之正气；读《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中庸》“明善、诚身、顺乎亲、信乎朋友、获乎上、民可得而治”

孩子读完这套书，一定会改变他看世界的方式，并懂得用心观察，生活中从未发现的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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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无论是开始怎么读，最后都要读原著。这套书的编排的考究，这套书每一本都不厚，内容不光全，更是有注解、译文辅助理解，偶尔有题解。

原汁原味，简单注解和翻译，就是为了让孩子读到经典的真滋味并且能熟练的运用到作文中去。

爱读经典原著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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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读经典的女人，像水一样柔软，上善若水，更自尊自爱、善良贤慧；常读经典的男人，思想更加深邃，心胸更开阔有格局。

培根曾说过一句话：“读书足以怡情??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伦理学使人庄重??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与其说藏书是不动产，倒不如说一个家的文化修养才是真正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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