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讲演中国

A. 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演讲：如何造就一流大学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

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

国在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

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

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

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

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二

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

，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

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

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

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

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

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

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 其它 任何人类历史上的

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

，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

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

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

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 email 的人都会

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 1 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

）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

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

1978 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

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

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

的研究和对 2000 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

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

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

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 ,

新知识、新观点、新 方法 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

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

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 毕业 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

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

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

好的 教育 、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

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

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

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

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

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

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

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

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

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

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

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

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

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

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

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

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

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材的网张

的越大越好．

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的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

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

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

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

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

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

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十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

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

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在做的一样

．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 想象力 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

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

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已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

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 75 ％，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

获得灵感的．

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竟争”一词的

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

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

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

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

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它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

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

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

．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

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森法学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职位也被提到过．但是有一点我是可

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

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

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

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

对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第二点是：这些大学在极力地争夺最优秀的人材．早些时候，在中国的一

次聚会上，有人问我，对于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我能给点什么建议．我说，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

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我说，如果一

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他们就会发现一些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

生就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

现的．

创造一流意味着不能有完全同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拥

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具威胁思想的人，而且学校还得学会化解这种威胁．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

受最优秀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的确，事实是能使人们最具创造力、使他们最富

挑战性、并使他们的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社会的特点，而一流的大

学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

对保持一流大学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这些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

追求卓越的压力．在商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毕竟，大多数的机构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方

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这就是利润．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

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学者们去寻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学，我们的科

学家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校的资助．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紧缺．我们想确保这些

有限的经费能被用来支持那些如果大学不提供资金，其他人也不会资助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资

金用在刀刃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够提供研究基金的机构也在做他们自己的调查、做他们自己

的监管，他们对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项目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当他们进行这些评判时，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能

不断出成果的人，而不会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学，我们还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在以后会更加积极地去做这些事．这就是：

对于学校的每一部门，我们都会邀请世界上顶尖级的专家来评审我们的项目，告诉我们这项管理进展的如何

、它的作用发挥的怎样．我们用这些评审来作为我们确定未来方向的基础．我们不允许那些正在负责某一项

目的人来选择谁来评审这一项目．相反，我们会从外面寻找那些最挑剔的人来做评审．

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各种项目，而且也适用于个人．在一个人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之前，他需要

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领域将会成为其同事的人的认可，我们还会发信给他所在领域的各方面的顶尖级专家．

这些专家要把这个人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任命任何人为哈佛大学教授之前，我们都会对这些评

审进行仔细考虑．比较和竞争是给自己压力去不断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学的第四个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那就是：大学以集体价值观的名义把自己置于很强的领导之

下，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我曾强调过美国的总统也无权任命任何一个人作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同时

，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领导人物．试想如果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有一个新院长的空缺．这

个新院长产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新院长往往都是由这个学院的教员投

票选出来的，或新院长是基于某一学院大多数教授的同意而被选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当一群教授

做得很成功时，他们会从自己中间选出一个能使他们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续的人．但是，这样做也会常常产生

平庸的人，出现不少弊病，因为，当一个机构运作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要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们选出

的常常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个能承诺创造出卓越的新领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大学

，我们给予大学校长这个权力来任命各个学院的新院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里，大学董事会来选

择大学校长，而不是通过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同意来选择校长．

如果说我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我确信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我只是自 1860 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第七个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确实，让有很强的领导才

能的人长期担任职务的这一传统，使得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持续更新自己．

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每一方面：很强的领导层、竞争、外来的审察、对人才的无情竞争、与政治的分离

，都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条都很难．但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这一时代

，这些方面不只在大学，而且在全社会，都变得很常见．

摆在我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依我之见，全世界其他大学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我将重点谈

论五个大的挑战，五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

，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设法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从很多方面来讲，世界与从前相

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讲 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发展的状况，那时人们没有办法从

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这表明我们现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机会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让美国人说出世界哪一

个地方非常遥远、非常落后，而且对美国无足轻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阿富汗，这是袭击纽约的本·拉登恐

怖分子的大本营．我们需要调整大学的的教育来促进学生不光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

们了解全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社会感，这会极大地促进大学的成功．

想达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合作只在中国进行，

那它就很难使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区的哈佛学生受益．因此，促进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对全球化的理解、

同时又保持我们的社会感，这些都是首要的、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关键的挑战是保持大学的社区感，大学的自治感，因为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用和实际，而且

被更广大的社会需要．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一直被认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机会担任我们国

家的财政部长．当我以部长这一身份访问世界时，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曾经是教授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担

任着类似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出于实际的原因，人们对一流思想的需求为大学创造了巨大的、充分

发挥其贡献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我们对那些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领域的承诺．我

认为，正如我在这个演讲 的刚开头提到的，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什么知识领域会很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

适当的起作用的思考会使我们探索的范围更大、更广．

但是，当我们急急忙忙地处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又遇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

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

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

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

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

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

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

第四，大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我们的大学设置．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法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教育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物理和化学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

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当学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以前，据说有一些

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后来，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学科，如物理和经济学，中所有的知识；今天，

要掌握一个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的知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同时，很多非常

重要的发现都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无论是在化学和生物之间，还是在考虑应用于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的

共同主题，或是在把教学的广泛应用扩大到人类探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必须准备去利用这些重要的边

缘学科领域的研究．

最后，大学需要适应这一不断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变化的机会．在未来，教育将会变成一个终生的需

求．我们已经看到被人们称之为“燃料箱”的这一教育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们年轻时用知识

来给自己填充燃料，接下来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渐消耗所学的知识，直到退休．现在，通过英特网向数千英

里以外的人传送知识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学本身、教学对象和 教学方法 都要改变．在一个重要科

学领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论文现在有三百个合著者．诸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之类的研究项目耗资数十

亿美元．这种工作规模的变化、合作本质的变化都会改变或迫使我们改变大学的这种我行我素的传统．但是

，同时，正是我们对最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尊重才会常常产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学适应这些新的机会，但是又

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今天，我在此尝试着谈论了一些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和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希

望我表达的观点是正确．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在一个时代，一个

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

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

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与大学相比．

(2004年)

B. 许吉如演讲上何为安全感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许吉如她的演讲震惊了整个中国

2014-12-01陈秋实的演讲依旧以其特色的诙谐风格见长,他不仅调侃了"处女座",更由现下的法制节目入手,讲述了法律与公民的关系及公民能为中国法制建设

C. 湖南“寒门贵子”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第一人，现怎样了

人们经常说：“寒门难出贵子”，古往今来，这句话的确有着很大的说服力，那些家境富裕的人们，往往能够获得更加具有优势的资源，然而后天的努力，同样也能够跨过重重沟壑，“寒门少年”何江的故事，也更因此让人为之鼓舞。

2016年5月26日，美国马诸塞州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校区，正在举行一年一季度的毕业典礼，而在毕业研究生的序列当中，将要选出一名代表走到台前，向众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故事，这也是哈佛大学给予优秀毕业生最高的一项荣誉。

在此后，何江又在哈佛完成了生物系博士的学位，如今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的研究，而工作逐渐偏向实用，比如在体外培养肝脏，模拟疾病，做癌症等疾病的早期检测，他希望以此来更多的造福人类，根据2017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本年度30岁以下人物名单当中，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何江成功进入医疗健康领域30位30岁以下领军人物榜。未来的他，也计划回国效力，希望能够在宁乡开设属于自己的公司。

D. “对于有固定汇率的国家，如果只有政府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学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了题为“汇率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中国的表现及含义”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现在对Rogoff教授演讲是很好时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汇率制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主要货币，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即实行所谓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Rogoff教授讲演将对理解我国汇率制度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对最新的汇率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从历史上看，十多年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使用了浮动汇率制，但所谓中间浮动汇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使用了中间汇率制度。并且这个趋势会不断持续，到2020年可能会继续上升。Rogoff教授强调，在划分国家汇率制度分类时，不是听政府宣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汇率政策，而是要看他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很多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宣称固定汇率制实际是浮动汇率制的，这样的国家很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双重汇率。

Rogoff教授接着讨论未来汇率制度会如何变化。对于“2050年世界汇率体系应该如何”？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观点是，未来只有一种世界货币。Rogoff教授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在未来50年后，世界货币系统应该由至少三种到四种主要货币组成，比如人民币、美元、欧元，再加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或是商品输出国的“与大宗商品相联系的”货币。当然对于外围货币而言，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另议一个问题是，现今中国应该做什么？Rogoff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将汇率制度变得更加弹性化这一举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张，固定汇率制已不再是中国可行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迫使中国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固定汇率制也非常困难。当然中国有能力永远保持固定汇率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中国政府明确应该改革汇率制度，但应如何考虑时机选择问题？Rogoff教授认为，早调整比晚调整要好，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受损害。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不会受损，原因是中国有约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欧洲经验为例说明外汇储备并不能使国家免受伤害。由于不愿放弃固定汇率制，瑞典损失了100亿美金的储备，整个银行系统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崩塌，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国7000亿的外汇储备相比于全球每天20000亿美金的交易市场规模而言微乎其微。外汇储备并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麦金农、蒙代尔教授都曾指出，中国不应放弃原先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蒙代尔80、90年代的著作看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一个中心论据在于，没有一个政府不会通货膨胀。这也几乎是蒙代尔教授唯一重要的论据。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会比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好。货币政策上的改进，例如独立的央行、设定通胀目标，都使国家在没有汇率工具的条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今国际社会的通胀问题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严重。1992年，全球有超过40个国家的通胀率达40%，其中津巴布韦是20000%，刚果人民共和国是10000%。现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依然严峻，但其他的国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胀程度。刚果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通胀率也只有个位数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可以加以控制。这需要中国对自身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管理。

反对放弃固定汇率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金融危机。西方学术界很多文章认为，如果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则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Rogoff教授认为出现金融危机多半是由于国家是被迫放弃原先的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发生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货币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于墨西哥政府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降低30%而造成汇率危机。比索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间墨西哥全国GDP的30%也由于比索贬值而消失殆尽。损失严重的还有墨西哥的很多银行，他们多为借入美元、贷出本国货币。同样的情况还曾出现在韩国和印尼。但中国目前情况是存在汇率升值压力。当然会有银行和企业在此次汇率变动中受损，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危机、或者说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小。

蒙代尔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10%、而会和日本一样降为0。1985年日本曾与美国在欧洲订下广场协议，约定日本汇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经济问题不是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就出现的，导致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确定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严重失误。

汇率制度弹性化和汇率升值是两码事。现在对于人民币的压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后的某一天压力会是使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贸易顺差，也来自于资本的净流入。而资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难。如果资本控制力平衡，那么现在人民币的压力则可能贬值。

接着Rogoff教授列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论据。首先，从货币的购买力看，举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为例，在各国此产品的销售价格各不相同，中国价格最低，仅合1.27美元。再者，从中国的贸易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化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以中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为例做比较。中国以1979年为基点，日本以1955年为基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1966年为基点，作图比较发现，中国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同，贸易规模逐年上升，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

但从真实汇率(经过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来看，中国情况则并不典型。1979年后中国真实汇率发展趋势与自由化后日本背道而驰。日本保持上升趋势，而中国则不断下降。通常来说，从整个世界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的程度与其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越富有的国家东西越贵。因此，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得富有后，真实汇率水平是应该上升的。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会经历货币的升值，原因在于较高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会带动工资的提升。而在中国，Belassa Samuelson效应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队伍。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但是生产率高的地区可以不断地从尚未全球化的较为落后地区吸入劳动力，这一过程阻止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阻碍了整个价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2004年贸易顺差官方数据为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达到日本储备规模。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何处？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最大压力。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会推动美元短期内升值，但这只是暂时性效应，美元总体面临的压力是贬值。美国用掉了全球储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为最富有国家的挥霍行为买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国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为8880亿美金，当今国际上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比中国还要高出很多。而美国2004年的赤字已经达到6660亿美金，几乎吸收了经常账户总额的3/4，这也是美国广借外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不平衡中，中国只占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幅曲线图，表现的是各国在国外拥有资本规模占国内GDP比例。可以发现，红色虚线代表的日本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仅随其次。新兴的亚洲国家近期发展很快，他们以及中东国家现在这一比例都在逐渐升高。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都为负数，即所负外债超过拥有的国外资产。且美国这一比例很高，并逐年增长。这也是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国汇率的弹性化有助于改变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状况，但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间存在较大的关联。Rogoff教授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贸易分成供给和需求两部分，以需求部分为标准来使世界贸易获得均衡，那么需要整个亚洲地区货币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亚洲货币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缓解。

改变国际贸易不均衡的现状最需要美国的调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基本上为零；公共储蓄则为负数。另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欧洲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增加储蓄、降低赤字；欧佩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油价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余，但从过去的经验而言，他们面临着政策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赤字运转的状况。

最后Rogoff教授讨论了“汇率制度与资本市场整合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他展示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不同经济体发展关系的图形，其中列举了1980到2000年间发展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分别列出他们的人均GDP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开放的情况，最快的置于左边，最慢的置于右边。左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泰国、印度等，右边的则包括海地、尼日尔、尼加拉瓜、多哥等。总体来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慢的国家则反之。Rogoff教授强调，资本市场是否开放，仍然要看国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中国，虽然说资本市场不放开，但实际上仍然有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地将资本市场放开。老一辈的宏观经济学家多是持这一观点：资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来看，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Rogoff教授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国家发展证据出发，传统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从资本开放角度看，中国在某种程度包含两个部分，较发达的东部和内地尚未很好发展的地区。较发达的地区，类似于土耳其、韩国等，属于新兴市场。而其他内地地区尚不属于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因此，更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非常适用，但对其他地区并非如此，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弹性汇率制度如果运用于贫穷地区，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会很严重。

最后Rogoff教授对其演讲的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汇率制度非常重要，并且汇率制度是与资本控制紧密相连的，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另外，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但有一条基本规律是，国家变得越富有，汇率制度就应该越弹性化，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越开放，以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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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E. “寒门贵子”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第一人，现在过得怎样

明初文学家宋濂在这首序中通过讲述自己求学之艰苦勤勉，以此来勉励后辈，劝诫其要珍惜的学习时光与良好的环境。宋濂回想起自己往日的求学经历，身边的同学都穿着华丽的服装，个个光鲜亮丽。而一年四季都穿着破旧衣服的宋濂从来没有心生自卑，更没有丝毫羡慕。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心里也觉得足够快乐，读书带给他的精神满足远远超过了外在衣物的满足。正是这样，古往今来多少从寒门走出来的“贵子”都体会过与宋濂类似的经历。

甚至他已经有计划在家乡宁乡开创公司了，并且今年何江应该会结束自己的在麻省理工的博士后研究，相信他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像以往一般一路坚定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走下去。他的故事也一定可以激励更多“寒门”出身的同学，打破外在环境因素的制约一路坚持下去。

F. 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教授是谁呢

最近，一位毕业生的演讲在朋友圈疯转，因为哈佛建校375年，终于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站在哈佛毕业典礼的讲台上，国人为之欢呼，为之自豪。

然而，在哈佛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中国人被大多数人忽视了。在著名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墙上悬挂着他的一幅大照片，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头上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137年前，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教一群金发碧眼的哈佛学子说中国话、读中国诗，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戈鲲化。

直把他乡作故乡

在清光绪五年（也就是1879年8月），戈鲲化手执与美国哈佛大学签订的三年任教合同，携带着妻子、5个孩子、1个佣人、1个翻译和一大批中国书籍于当年8月底抵达哈佛大学，就此踏上了这片未知的国土，再也没有回头。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开化的戈鲲化也有很传统的一面，在美国哈佛任教期间，他一直坚持身着中国清朝官服上讲台，要求学生尊师重道。

G. 刚看了一日志，说什么奥巴马在哈佛演讲说中国20年后成为最穷的国家。我看这就是在放屁！

大家仔细想想，难道奥巴马说的没道理吗？敌人比朋友都把你分析的透彻，我们国家以前连最好的佛法中医都规定为迷信，难道还不够无知吗？大家还不去深思，反而骂奥巴马。这样的人能主宰命运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深思去吧。
奥巴马：中国将成为最穷国家

2013-10-15
奥巴马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对将来的中国进行预测：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
他给出的依据是：
1、从申请移民的情况看，中国90%的高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很令人费解！
2、中国人不了解他们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3、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
4、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演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5、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6、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

H. 中国未来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3月20日，200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H.帕金斯演讲实录。 我想今晚在座的各位对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韩国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我想今晚在座各位感兴趣的是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可以长久，且时间会有多长，这是我今晚想谈论的基本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我在韩国渡过的许多年当中一直都在谈论和研究韩国的经济，而不是中国的经济。我从多年的调查研究中所获得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快速的增长。我认为韩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展望：基础层面 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未来十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又将会怎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韩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总体上意味着什么？ 要讨论以上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a)第一个层面我把它称为是“发展的基石”。我一会儿将讨论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很明显是有利的，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会变得对中国不利？ (b)第二个层面涉及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调查。这些经济问题会导致破坏这些基石的危机的发生。 (c)第三个层面是中国经济运行所必须的社会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在被解体时其方式是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在基础层面上，要回答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答案一点也不复杂。23年前，我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会保持在每年6-8%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某些基础层面已经到位，且在过去的20年当中，尽管中国推行的经济政策同其推行的国家方针和政策一样错误，但中国的经济仍然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0)和文革期间(1966-1976)，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破坏的政策不胜枚举，从设计极其简陋的家庭炼钢炉，到关闭学校允许学生殴打老师等等。任何提倡使用外国技术尤其是进口技术的人员均会遭到严厉的批判，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中国能够停止犯以上错误中的一些，中国经济一定会得到改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会产生正面影响的基础层面是什么呢？他们包括： (a)中国投资比率占GDP的比重非常之高。1978-1979年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7%，并且在未来的20年间一直保持这一水平或略高的水平。在2001年这一比重达到38%，并且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上升至39%和43%。尽管这些资本并没有被很高效地使用，但还是产生了显著的增长势头，至少在容易做出选择的早期阶段。之所以说比较容易做出选择是因为在早期阶段，这些欠发展国家知道他们必须从纺织、鞋和玩具开始着手，这对于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复杂或是轻车熟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或即将涉及技术领域时，就不能简单地遵循走在你前面的国家。你必须进行自主创新，而在新领域的创新经常是错误和成功并举。 (b)中国的人力资本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快速的提高和增长。尽管在文革时期这一势头被打断，但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都非常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小学和初中目前是强制性义务教育，尽管在一些贫穷的乡村并没有得以执行。中国成年人的文盲率为16%，而印度为43%。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的入学人数超过800万(2003年)并且还在快速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将达到1100万)。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精英在美国都是一流的人才，因为他们都非常精通先进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在小学和中学教育方面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 (c)在中国的乡村有一只巨大的低生产力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力大军可以转移至城镇从事较高生产力的工作，而不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严重流失。有大约49%的劳动力仍然在从事农业，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数字达到70%以上(1970年末超过80%)。在中国仍然有3.65亿农民，但在中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外加很少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只需要不足1亿的农民。这种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更高生产力产业(比如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化本身就会对GDP每年贡献大约百分之一的增长率。 (d)另外一个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贡献指标是一个国家使用其要素输入的效率。在中国，像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六七十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的低效率甚至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早期那种曲折发展的道路。得到改进的关键因素是： ①中国稳步地消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日益依赖市场力量来调节。如今几乎任何输入均是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且市场价格不再被严重扭曲。比如对于绝大多数进口产品都降低了关税(尽管也有一些例外)，并且世界贸易组织将实施消除许多其他扭曲市场体系的措施。 ②消极的一面是，许多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关键制度仍然很薄弱或缺乏。尤其是法律体系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可以不理会法院的判决，并且政党可以否决这些判决。这样同其他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部门相比，政府的执行部门过多地干预市场，并且这些干预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和寻租方面的考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很弱，因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必须向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上诉请求干预而不是依靠法院的判决，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会得到有利的判决。决定对某一特定的知识产权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决策时通常不是出于保护知识产权是否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是出于采取保护措施是否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可以肯定的是，对知识产权缺乏应有的尊重不仅会对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技术也会遇到如何加以保护的问题。我曾经在一次午宴上遇到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中国作家，她抱怨说由于盗版图书的销售而使她损失了很大一笔版权费的收入。由于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受到伤害的群体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执行就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同知识产权相比，有形财产的权利发展更加迅速，但是即使是在今天，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在农村尤其是这样，农民仍然无法买卖他们的土地。 ③同“亚洲四虎”一样，中国也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出口，并且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远远胜于许多其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早期的发展阶段甚至是在现在，已经尝试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商榷的是在中国外国投资者比国内投资者享受的待遇更好。许多改革措施都是用来取悦和吸引外国投资者，然后才是国内投资者。 ④为消极的一面，中国的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话，仍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执照和许可证，并且政府官员会出于其狭隘的目的而对决策横加干涉，这些干涉都会对商业造成危害。 概括本次简短的讨论那就是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内，基本层面不会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之后的问题将会来自于一个孩子的政策和老年人寿命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抚养比率的激增，即非工作人口占工作人口比例的激增。然而，这些趋势并不是直接迫切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高速增长率脱轨的更多迫切问题 尽管基础层面的影响力很强，但是一些非常重要和直接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在短期内甚至是长期内对经济产生破坏。诸如此类的主要问题包括： (a)未能持续奉行完全市场体系的政策。中国是否会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日本／台湾推行的体制下停滞不前呢？我所说的这种体制是，对于一国的经济，尽管货物是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但是政府仍然会做出许多重要的投资决定并处理很多重要的经济纠纷--这就如同日本的经济体制，通产省会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或在韩国，蓝宫会做出许多这样的决定。如果中国也推行这种干涉主义政策，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同样面临着与伴随着这种体制并存的寻租和政治化长期做斗争的局面。 东亚经济界的许多观察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使这种体制高效运转的困难程度以及在韩国总统朴正熙执政的时代或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通产省时代使这些政策得以推行的特殊条件。甚至很少观察家能够意识到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体制下，如果一些关键因素无法推行，比如用来处理经济事务的一套强有力的独立司法体系，一旦深陷其中再摆脱这种体制的困难程度。甚至韩国在1998-1999年期间也未能建立起这种司法体系，再加上希望重新改组韩国财阀的愿望都表明蓝宫对行业政策的干涉太深了。 不是让市场来决定谁将破产，或谁来剥离同其业务相关的某些部门以及谁和谁合并，政府的执行部门使用其对银行的控制权来干涉这些决定以强迫执行其目标。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这些决定都是由银行和公司来做出，无需政府的参与。一个独立和有法定资格的司法部门会执行由司法机构制定的规则来完成上述交易。如果韩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话，那么在中国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更加不健全且在进行行业决策时政治干预的色彩更浓。 (b)在社会前沿也存在一些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扰乱这种体制进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经济造成破坏。 许多分析家已经对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在农村收入的增长相对处于停滞状态，并且对如何将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保持在每年3%以上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在最近几年当中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已经略微低于3%，并且来自农业的收入其增长速度略低或略高于这一数字，这主要取决于农业收购价格的情况)。

I. 你认为奥巴马在哈佛大学的演讲20年后,中国将会成为最穷国家正确吗请寻找材料

首先奥巴马他是一个西方人，所以他的骨子里面就瞧不起中国，而且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对待社会主义的一种蔑视的一种观点所以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社会经济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快速的发展，所以他这种观点只是藐视中国，轻视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