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

『壹』 纪录片的主要社会功能定位纪录片和故事化的关系 模拟在线在纪录片中的作用和定位

纪录片的主要社会功能定位

知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

纪录片和故事化的关系

在真实纪录的前提下，借用电影故事化、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些故事化、娱乐化艺术元素，使我们讲述的真实的故事对娱乐和资讯丰富的当今观众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故事性，而是故事本身的“虚构还是非虚构”。如果因为保持与故事片的距离而丢弃故事性，无疑是为了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

。“纪录片故事化”也是当今国际、国内纪录片界艺术创作走向的主要潮流之一，这也是全球关注的社会、人文、自然等三大类纪录片类型的创作中普遍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社会类纪录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创作者将人们生活中的故事用影视艺术的手法真实再现，使故事更生动、更感动、更打动人心、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在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中，由于使用了“故事化”表述手法，使原本过去了的历史故事、历史知识、历史文献变得不再乏味而生动有趣，使消逝了的文明重新再现耀眼的光芒；使自然类纪录片所反映的各种动植物生灵的神秘面纱得以揭开；使各种深奥而枯燥的自然科学知识变得形象、通俗、易懂，满足了人们渴望亲近大自然和探索发现的心理需求和求知欲望。总之，纪录片的故事化使原本真实的故事更生动、更典型、更打动人心、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这种创作倾向将纪录片的知识、资讯、教育、传播等功能与大众娱乐功能相结合，从而真正达到“寓教于乐”和提高纪录片观众收视率的效果，这也是解决纪录片生存与发展的有效方式。

模拟在线在纪录片中的作用和定位？

就是让电视纪录片在面对历史题材的时候也能够坚持“让画面说话”。对缺失影像的往事的叙述，运用“情景再现”不仅弥补了影像资料的不足，更是为了强化作品的故事性。因此在多数创作者看来，只要不违背纪录片真实的原则，就应当大胆地利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段。
真实是纪录片的最后一道防线

前些时候，有媒体曾尖锐地指出，纪录片《唐山大地震》中大量的“情景再现”和三维动画镜头，虽然从宏观上表现了这场灾难的惨烈，不过把这些演出来的“假镜头”穿插在部分真实的影像资料中，却难免混淆视听，让观众一头雾水。他们认为，纪录片缺乏“再现”标识，虽然今天观众还能分出真假，但以后势必会给后人造成“真实”的陷阱。

日前，在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纪实频道举行的纪录片创作多元化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表示，纪录片中关键性的场面是不能“再现”的，创作者对历史要有一种敬重感。她认为，Discovery的自我定位就是娱乐性纪录片，它可能极大地满足了我们观看的愉悦，但牺牲掉的可能是历史的真实性。这种商业性娱乐片特别能迎合中国电视市场化的需求，因为它特别能以简单的方式满足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警惕。

人们之所以在真实性上斤斤计较，就是因为真实是这类作品的灵魂。选择看纪录片而不是看电视剧，就是看中了它客观反映现实的真实性。一旦“情景再现”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出了问题，误导了观众，就是从根本上颠覆了纪录片的文献价值和观赏价值。

对于“情景再现”在纪录片中的大行其道，甚至有学者指出，这一潮流将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产生严重挑战，并疾呼“真实是纪录片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把“情景再现”这一功能无限放大，就会淡化跟踪拍摄的纪录精神，纪录片也会由此走入绝境。

让纪录片变得好看是娱乐化的时代需求

简单地说，“情景再现”就是让电视纪录片在面对历史题材的时候也能够坚持“让画面说话”。对缺失影像的往事的叙述，运用“情景再现”不仅弥补了影像资料的不足，更是为了强化作品的故事性。因此在多数创作者看来，只要不违背纪录片真实的原则，就应当大胆地利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段。

纪录片编导李晓认为，以前的纪录片一般是口述历史，采用图片和现有的影像资料。如今纪录片纷纷进行“情景再现”的尝试，不仅是因为这一手段在世界纪录片创作中已经被广泛运用，而且也反映了纪录片创作观念的一种转变。“只有紧紧抓住观众的手，强化纪录片的故事性和观赏性，纪录片的生存发展才会有更大的空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追求故事化和体验性，有时候还会还原过去人的想像和情感。这种方式，搞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有失严谨，但电视常常考虑到大众的接受。

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时间说，“情景再现”的出现，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纪录片变得更好看，这是娱乐化的时代需求。在国外，这一手段也十分流行，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运用过，但这些仅是辅助手段，动摇不了纪录片本质的真实。

中国纪录片面临生存问题

纪实频道主编应启明表示，纪录片面临生存问题，花5年10年实拍一部能在国际上获奖的纪录片，可能让专家叫好，但这种模式在电视台面对收视率压力时是难以持久的。国际上有70％到80％的纪录片采用的是“情景再现”和三维特技等手段，而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纪录片更能“笼络人心”、拥有高收视率。

“情景再现”是否就是当下纪录片的一条生路？

当我们的纪录片界还在为“情景再现”的手法是否可行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国外的纪录片已经大胆地把艺术的各种门类用于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之中。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可以说在技术上是无所不用其极。从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出其影像别致而工整，多处使用超大广角、显微镜头、航拍、水下摄影和高速摄影等手段。

“纪录片是讲求故事性的，应该如实地把一个故事的思想内涵表达得生动而完整，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还应该朝这方面努力。”2005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委会主席米歇尔·诺尔如此寄语中国的纪录片。而杨澜对中国纪录片现状的评价则更加直白：“现在中国纪录片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就是主题单一、手法单一，缺乏想像力，还处在一种自然主义的纯纪录的状态。”

“情景再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情景再现”再现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否只是简单逼真地“再造”、“模拟”一段段历史的场景和情节呢？在应用手段上应该有怎样的制约和尺度？再现和特技怎样处理才易于让观众接受？它们又如何能够区别于电影、电视剧，使再现的内容能够呼应纪录片整体的风格和特点，而不显突兀和虚假？

尽管“情景再现”在细节的处理上慎之又慎，但历史的细节浩如烟海，即使考证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有业内人士认为，与其在那些永远说不清的历史细节中纠缠，倒不如避实就虚，用氛围说话。

以系列片《失落的文明》中的“情景再现”为例，如庞贝古城的消亡，是用几个人奔逃的脚步，打碎的器皿，惊慌的面部特写来渲染。虚实结合，使一种遥远而神秘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再如，《故宫》在表现搬运石料这一史实时，就使用数字特技在宏观镜头上描绘出了浩浩荡荡的搬运队伍，而在微观镜头的处理上则使用车轮、马蹄等局部特写指代那些拿不准的影像细节。如此处理，并不会留给历史学家考据的把柄，算是在真实和再现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随着影像传播样式的日益丰富，字幕、动画、flash、数码特技、电影化的演员扮演等等都纷纷在纪录片的“情景再现”中粉墨登场。然而，多数“情景再现”大都还停留在光影、意境、演员的走位和动作设计这类细节的雕琢中，而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纪录片的整体创作，“情景再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贰』 考研理科生想考文科类的有什么注意事项

大二有点早，具体看你要考的学校，如果是清华北大之类，那现在就应该准备。
一般来说，如果想学的轻松，从容不迫的考上研，从大三下学期准备就可以：
1。寒假回来后，买上要考学校要考专业的专业书，抽时间看。英语不要拉下，一天半小时看英语
2，大三的暑假可以去要考的学校了解下情况，有条件见下导师，了解下他的研究项目。或报个考研班学一下
3，9-11月 ，综合阶段，英语为重，主要做真题；政治要点掌握
4，12-1月 ，英语写作，政治背时事，大题
这样如不出以外，考个好大学好专业还是可以的

『叁』 纪录片有哪四种功能定位

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

1、社会功能

纪录片作为大众媒介和传播工具，它承担着大众媒介的使命。这就要求纪录片必须有社会责任意识。它不是精英受众的专利，而是要面向全体；

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表达，而是肩负着记录社会动向、设置大众议题、参与社会讨论、推进社会发展的使命

2、经济功能

在遵循国家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去争取商业利润、实现经济效益。

3、娱乐功能

给受众提供娱乐消遣和精神食粮，向人们传播着自然、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丰富着人类的认知和体验。

4、审美功能

培育受众的审美情趣，从而提高人们的心理、情感、精神等综合素养。

分类：

1、政论

运用真实形象进行论证的纪录片。它充分发挥电影的技术优势和艺术优势，运用可视材料进行论证,显示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相辅相成的特点。运用的素材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历史的，不受时间的限制；

以《中印边界问题真相》为例，其素材来源可以是中方的、印方的、英方的，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因此，也不受事件本身序列的限制。除了材料的真实性、论证的严密性、观点的鲜明性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外，政论纪录片尤其注重形象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时事报道片

指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纪录像片，它的性质与新闻片相同。但报道的范围不限于一时一事，结构也比较完整。如报道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的纪念》、报道女排比赛的《拼搏》等。

3、历史

指再现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纪录像片。它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须准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违反历史的真实，不能用演员扮演。

可以运用历史影片数据、历史照片、文物、遗迹或美术作品进行拍摄。影片应具有文献价值。如《辛亥风云》、《两种命运的决战》、《淮海千秋》等。

4、传记

指纪录人物生平或某一时期经历的纪录像片。它与一般时事报导片或历史纪录片的区别在于以特定的人物为中心，不允许用演员扮演，也不可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

如《诗人杜甫》、《伟大的孙中山》、《革命老人何香凝》、《毛泽东》、《叶剑英》等。仅表现某一人物的某一侧面的人物肖像片、人物速写片等也属于此类。

5、生活

指记录人们现实生活的各种情况及状态的记录像片。这是有别于其它纪录片的，因为内容完全是不需要演员参加演出的，而是反映了活生生的真人与真事。

『肆』 赫鲁晓夫传玉米什么意思

玉米运动是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进行改革时发动的一场运动。 据说赫鲁晓夫想学习美国，大面积种植玉米，不顾及苏联的地理气候因素，赫鲁晓夫决定全苏联种植玉米。但由于苏联地理条件（主要是气温和光照）实在太差，玉米几乎不结“棒子”，加上国家机构人员腐败，从国外购进大“棒子”愚弄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终究失败。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战后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由于长期执行“斯大林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甚至低于帝俄时期。1949年，赫鲁晓夫根据乌克兰农民传统玉米种植经验，采用“方形穴播法”，让当地农民一次性扩种了200万公顷玉米，结果大获丰收。这让赫鲁晓夫振奋不已，从此对玉米刮目相看。同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第一书记。一上任，他便打算推广种植玉米。为此，他首先在自家菜园进行了两次试验，都取得了成功。1953年，他在自家周边的农庄播种玉米，使该农庄一下由“过去搞得很糟”成了“全国最先进和最赢利的农庄之一。”这些成功经历冲昏了赫鲁晓夫的头脑，使他萌发了在苏联全国推广玉米种植的想法。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9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当月，赫鲁晓夫就正式提出了应该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倡议。以后，只要逮到机会，赫鲁晓夫都为推广玉米种植鼓吹一番。在赫鲁晓夫看来，摆脱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畜牧业，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粮食”，玉米的奇迹效应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良药。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美。在访问期间，他特地参观了以种植玉米而驰名于世的加斯特农场，目睹了北美洲的辽阔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玉米丰收景象，赫鲁晓夫啧啧称赞。这次美国之行更加坚定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大力推广玉米种植的想法。为推广玉米种植，赫鲁晓夫经常下基层，亲自向基层农业领导人灌输“玉米思想”。

古古鲁沙

苏联玉米种植面积仅350万公顷，在赫鲁晓夫的大力推动下，到1955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已达约1800万公顷，但赫鲁晓夫仍对此仍感到不满意，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2800万公顷。
在推广玉米种植过程中，赫鲁晓夫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玉米生长的自然环境。苏联地域辽阔，气候差异较大。适合在乌克兰种植的玉米难以在西伯利亚的冰原生长。赫鲁晓夫却从不考虑这些。一些地方的农业领导人为完成上面下达的不可能完成的种植玉米的硬性任务，不惜作假，掀起一股浮夸风。甚至一些国家机构人员，从国外购进大“棒子”，谎报收成，愚弄上级领导，赫鲁晓夫对此也有所察觉。1958年1月，他在莫斯科州举行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表示：“在莫斯科州，玉米的收成往往很低，而有时在报告材料上却能对付过去。莫斯科州人搞这一套是很有一手的。有时收成不怎么好，他们就找一些丰产田，根据丰产田求出平均数字……”然而，他没有深入地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只是把浮夸风泛滥归罪于地方农业负责人的失职，因此继续不切实际地推行玉米种植运动。

苏联大部分地区不具备美国“玉米带”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不少地方农民播种的玉米一无所获。这不仅无法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料，而且由于玉米的种植挤掉了其他作物，连人的口粮都受到威胁，而以玉米秸秆作青贮饲料，比苏联传统的青贮饲料三叶草、牧场草等成本高出两倍多。赫鲁晓夫的政策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玉米热”因此冷却下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玉米热成了赫鲁晓夫的笑柄，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古古鲁沙”，即俄文“кукуруза”，意为“玉米棒子”。
1963年，即赫鲁晓夫改革后期，苏联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导致苏联第一次不得不进口西方的粮食。究其原因，与赫鲁晓夫迷信“美国式道路”、大力推广玉米种植不无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也曾经在《赫鲁晓夫与勃涅日涅夫时代的农业问题》中对赫鲁晓夫的玉米政策作出评价：“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对 ‘美国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广玉米种植，作为发展畜牧业的经验，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在《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报告中，就极力鼓吹美国用扩大玉米种植来增加畜牧业的经验。这一年他派遣代表团去美国衣阿华州玉米带考察，被衣阿华的大农场主罗斯韦尔·加斯特（Roswell Garst）游说去参观他的大农场。结果是这个衣阿华玉米商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座上宾，多次访问苏联，还卖了4500吨玉米种子给苏联。赫鲁晓夫1959年轰动世界的美国之行中，去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见面之前，特别去衣阿华州加斯特的大农场做客并讨论玉米种植问题，加斯特和赫鲁晓夫手拿玉米棒子的电影镜头和照片一时间传遍美国。但是，强力推行玉米种植的结果是：玉米并不适合在苏联推广，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而且扩大的玉米种植挤掉了冬小麦种植的面积，影响了谷物的增产，这导致他的畜牧业发展计划严重受挫。其标志性事件是，梁赞州的党委书记为了迎合他的畜牧业要赶超美国的壮志，虚报指标，为此梁赞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并且在全国采购肉来完成任务，还是远远完不成指标。欺诈败露，该党委书记自杀，这一事件成为著名的丑闻。开垦荒地运动与强制扩大玉米种植面积，都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现代化‘美国式’农业道路的体现。”

『伍』 吕新雨的介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1987年获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90年获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获复旦大学文艺美学专业博士学位。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学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

『陆』 真不明白，那些整天拿柴静抽烟开车说话的人什么心态

《穹顶之下》在互联中国上产生了爆炸性影响。 首先当然是如约而至的一片赞美声。 最直接的朋友圈反应是：比起和香港人吵架，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该为雾霾治理做点什么了，买空气进化器没用，我们要拿出行动。这是经常激荡于虚拟空间的“公民行动精神”。 知乎上的环境系男生同样表达了这种钦佩，批评自己一直耽于行动，怕得罪人。“我想柴静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作为一个学了七年环保的人，(只知道)那个出门带口罩的方法，人家的作为勇敢，就是一阵号角，号召你要醒过来。” 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被感动了，许多人表示准备行动。柴静给出的个人行动方案主要就是举报，以及少开一点车。所以相关部门要准备好了，可能会像微博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那阵子一样，短期内会收到好多投诉中国。 更全面更专业的赞扬当然也已经提前准备好。视频甫一发布，腾讯大家、南都评论、人民中国等就几乎同时推出了评论、访谈、回顾文章。 南都记者汪涛，一直专注大气和环境健康领域报道。他回顾了视频发布前夕的心情： 在环保部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柴静，互留了联系方式后，她时常和我探讨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要一些专家的联系方式。我没有对别人说起柴静在关注雾霾的话题，后来听说她当了妈妈后，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发关注。我很欣慰。只是觉得她太认真了，大气污染的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没看到报道。直到二0一5年一月，我被邀请去给他的演讲提意见是，我才明白柴静为何要花一年时间，为何要采访那么多人。”“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 人民中国专访柴静，谈及母亲的身份，记者坦言“觉得特别亲切”，柴静说正是对孩子健康的担忧，成为她一年以来行动的“基本动机”，这样的人之常情更让记者对这一年以来的行动“不仅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更在官微中呼吁：“穹顶之下别让柴静太孤单”。 原《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将柴静的这次行动看作“互联中国时代的公民调查”，“目力所及，这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她居于调查的动员，将引发新一轮的、更广泛的从立法完善到公共政策调整再到公民个人作为的治霾行动。”“她以个人、市民而不是机构雇员的身份了解大气污染的危害以及污染治理的立法、战略规划和能源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可以从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的视角考察其间的得失、权衡国外同类决策的可否借鉴。中国民不必居于渠道信任，而是出于对传播者个人魅力的赞赏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对社会议题的重视而上中国观看《穹顶之下》……《穹顶之下》，仅仅是中国民参与的开始。” 可想而知，微博上的大V们也纷纷送上支持。崔永元、五岳散人、姚晨、李佳佳、袁莉、罗昌平等等都表示了对柴静的敬意和对污染的关注。 和菜头则特别强调了柴静的互联中国思维及其对环保产品的推动。“我花了一0年时间才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终于采取了应对行动。那么对于海量的大众来说，也许要花更长的时间，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让足够多人正确认识到雾霾的危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仅仅是认知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人们行动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柴静的《穹顶之下》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认识到雾霾的危害，知道自己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在许多人还在热衷讨论什么是“新媒体”、“互联中国思维”的时候，柴静和她的团队们已经悄然做出了他们的新媒体产品，而且免费发布到了全中国。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甚至要比《穹顶之下》本身更重要。”和菜头更大胆预测：波澜壮阔的雾霾公关攻防战这才揭开序幕而已。 著名财经人士江南就此奉劝笔者：少罗嗦，赶紧多买一点环保题材股票。 然而，柴静隐退的一年，也正是微博退潮，各种专业意见媒体兴起的时期。在专业人士和独立思考者越来越多的时代，即便是柴静，也不再像过去一样收获一边倒的赞美。 赞美每每相似，批评和担忧却多种多样。 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方式最容易引起批评。关于婴儿的桥段最先引起不满。婴儿的肿瘤病和雾霾到底有无关系，纪录片是否煽情过度失去客观态度？有圈内媒体人在微博上表示：柴美女是资深烟民，加上高龄产妇，这些对孩子的健康影响可能更大。呼吁柴静戒烟的中国民不在少数。但许多烟民表示：不戒烟也可以生好孩子，孩子有良性肿瘤是偶然事件，治好就行，健康就好，大家都别拿这说事。此外，柴静开的车也被吐槽排量太大。 一位匿名中国友表示：要把故事讲成这样，其实很简单——拜罗永浩为师。这部片子，从第一眼我就觉得有浓重的罗氏脱口秀风格，果然，最后的特别鸣谢名单里面，头一位就是罗永浩。 有关新闻传播体制的更深层担心来自两位新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与庄永志商确道：崔永元和柴静都是自出百万来做调查性报道，这一名人现象值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公民新闻其实是名人新闻。柴的报道在两会前上线也是看点。这些报道具有所有名人效应的优势，以及问题。调查性新闻在体制内的没落，社会对此种新闻的饥渴，也是此类新闻能够有影响的社会基础。这些都是值得分析的新现象。失去新闻生产体制对新闻客观性的保证，以名人效应为公众信仼的基础，这一转变后面的隐患很值得探究，也为隐性资本操控留下空间，它可以构成新的压力政治的模式。名人生产新闻的横出与体制性新闻生产的危机在今天中国是一对互相关联的问题。 有中国友则称这部纪录片声势浩大地推出，是中国式游说集团甚至绿党的诞生。但是有新华社的朋友不同意：这个是不了解敝国新闻体制，哪有啥压力政治？人民中国是谁办的？这明显是部门利益支持的动作，时机也拿捏得非常讲政治，新部长履新、两会前夕。 北大吴靖教授认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名人自费拍摄新闻调查是一种包装成公共行为的商业行为，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市场化的算计。这种算计在柴静纪录片的完成品从内容到形式每个细节中都可以找到。从莫须有的雾霾导致婴儿肿瘤的叙事策略开始，到再次搬出幼儿和母爱来遮蔽数据漏洞和逻辑混乱的结尾。包装、姿态、煽情、自我展演的商品逻辑几乎全程覆盖真实、理性、深入、质疑、论辨的公共对话逻辑。 媒体人西坡的观点比较婉转：因为有了当母亲和照顾孩子的经历，所以在面对雾霾时更不能忍，所以发起“一个人的战斗”。公共言说目的就是调动公众，拿个人经历做引子，搞些小煽情(采访小女孩有没有看过蓝天)、小金句(“有义务没权力”)都是正常的手段，视频整体还是克制的，主要以援引专家、机构的观点和数据为说服力。对于一直关注雾霾新闻的人来说，《穹顶之下》没有太多新料，但对普罗大众来讲，这是一次系统、靠谱的雾霾知识普及。 但片中的专家、机构观点和数据是否有说服力，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从事财税行业的不愿具名中国友W告诉笔者：关键她的结论就是错的。以天然气和新能源取代燃煤燃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秀良心有用吗？一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决定的(煤储量巨大)，二是因为燃煤燃油只要适当集中处理，应用合适的技术，污染并不严重，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北京的所谓雾霾十年二十年之内不难解决的原因。憎恶大工业是中国环保主义的最大误区，事实上以大工业取代小工业才是实现环境友好的唯一途径。中石油中石化加起来大约占全国成品油市场的漆0%，剩下是各种地方炼油和民营炼油企业。中石化与地方炼油企业、民营炼油企比，那个污染大，哪个品质好？开车遇到两个加油站，一个是中石油加油站一个是杂牌加油站，放心去哪个？ 资深环境报道记者李靖云表示：我国的油气储量和可开采储量是两回事，大量的点状分布，开采非常困难，成本很高。过去搞过石油大进军，到处搞油田，结果是什么可以去查纪录。至少前些年川渝中小型油气井出的那一系列悲惨事故足够触目惊心了。如果遍地开花式开发，污染会呈什么样水平？ 一位不具名中国友说：错误太多，说几条一眼扫到的：一、引用陈竺的数据未必就权威，上海的阚海东和环科院王金南应该有相关数据，你们谁拿到了；二、在吸烟率这么高的现实中，肺癌数据没啥意义，充其量也就是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拜托你们分清楚发病率和死亡率； 如何解决雾霾？指望开发天然气和减少汽车可行吗？《大目标》作者任冲昊表示，“还是修核电站靠谱，北京都有核电站，我们大热河省先来俩。” 重阳金融研究院贾晋京研究员的看法独树一帜：如果是要蓝天的话，柴静还没有涉及雾霾的核心问题。雾霾的最重要的成分其实是水蒸气。是水蒸气导致几百种各类成分结合成气溶胶，成为观感很差的雾霾。要减少雾霾，关键是减少水蒸气。要减少水蒸气，只有减少水的使用以及人口量。要是为了健康，那确实要按柴静说的减少汽车尾气、工业污染排放。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不会减少雾霾。再概括一下：减少水蒸气会带来蓝天，美国之所以有蓝天就是这个原因。但这并没有减轻环境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只是水溶胶少了罢了。减少工业排放，会有利于健康，但不会减少雾霾，不会带来蓝天。 看完这些批评，笔者觉得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感觉《穹顶之下》也确实只是一部个人的纪录片，虽然尽力做到数据翔实，但还是有诸多不严谨。但是这样的纪录片毕竟给很多人带来希望和热情。西坡就表示：同样作为媒体人，我很敬佩柴静，同时感到一丝惭愧。暗下决心向柴静学习多做扎实工作。 引起中产阶级钦佩的柴静式行动，也引起了另一个层面的警惕。 比如吴靖教授表示： 要呼吁公民责任，却只挑相对而言最容易最高姿态的打中国报警投诉排放超标，轻轻说句少开点儿车，对于最实际但也是最困难最不讨好的公共政策选择却不置一辞，这些选择包括：提高入城费，提高限行天数甚至单双号限行，控制大排量汽车，继续严格的摇号限号政策等。这些都会引起相当多城市中产的埋怨。看来对雾霾的恨还是没有超过对成为中产阶级知性女神的爱。而当谈到能源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就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地理和实际状况，忙不迭在完全没有数据没有论据的情况下把所有罪过都扣到所谓的国家能源垄断头上，为能源的私有化摇旗呐喊，为资本瓜分能源市场鼓噪，至于私人资本的进入如何就能迅速转变中国的能源结构，如何可能不计成本在中国各地探查天然气并在全国建设稳定安全的输气中国络，柴静抒情之余估计没有气力去论述、论证和论辨了。 中戏教师“树上的男爵”也批评了柴静纪录片的中产阶级保守心理： 说到空气污染，北京人动不动就骂河北，说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是北京雾霾的罪魁祸首。春节期间包括北京人民在内的大都市中产阶级开车自驾到大理，把小小大理堵了个水泄不通，春节期间PM二.5指数飙升。如果关闭了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河北人民就会下岗失业，而北京人少开点车，顶多就是生活不太方便而已。我想说的是：治理空气污染，那些充分享受着现代生活便利的大都市中产阶级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一边控诉着空气污染，说不许烧煤不许搞水泥厂钢铁厂，但却丝毫不提自己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只想着别人为自己牺牲而自己压根没打算负责任。环境污染毫无疑问应该治理，但治理方式不应该是去砸那些正在发展道路上苦苦经营的欠达地区人民的饭碗，相反，应该充分反思并有效约束中产阶级们美其名曰“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西坡也担心环保的代价由谁承担： 雾霾并不是这两年的新生事物，只是这两年才引起注意罢了。而最关注雾霾的，显然并不是农民、富士康员工乃至环卫工大爷，而是城市中产、文艺青年、富豪老板(钢厂老板等除外)。后者是这个时代民间最有话语权的，他们脱离温饱阶段，不管有没有户口都已将双脚迈进了城市大门，但他们也只是为自己代言。制造雾霾的“落后产能”及附着其上的人群，在舆论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话筒。不说话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但没有话语权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以“为时代让步”的名义被牺牲掉。 无论如何，柴静唤起了新一轮关注环保的热情。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正确关注环境问题。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李靖云告诉笔者： 这是个政策问题，我最担心就是政治化，那是立场问题。既然在中国就得面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我不关心纪录片是否有利于建立民主自由或者有利于党国改善治理。中国目前社会抗议增长最快的就是环境问题，据中国环境科学会的数据，从一99陆年开始年增长二9%。所以那句“唤醒民众”实际多余。第一，准确的数据。柴静的纪录片最大的意义估计是介绍了马军老师长期的环境第三方监控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是空谈。第二，能源政策和格局明晰化，中国的能源过去现在未来都必须靠煤，公众必须要了解这一基本事实，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何对燃煤做环境处理。第三，减少污染源所必需的代价，这点必须讲清楚。限制大城市人口，发展中小城镇必然增加碳排放和污染。反对垃圾集中处理，反对核电，反PX实际在鼓励污染。数据指示基本状态，确定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要总是反问过去，历史也不是阶段性和重复性的，而是现实性的。其实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能源环境报道比如南方能源观察和财经无所不能，就知道柴静基本才入行。 南京大学周雷博士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认为应当怎样研究污染问题： 柴静是很良善的记者，但是她用调查数据、归因和解析来重新阐述常识，并将其系统化，造成一种相信和感同身受效果。所以她的调查和崔永元自费调查，因为受制于知识观和认知模式，都无法进行真正认知意义的突破和突围。虽然，崔永元更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提到煤的污染，她说到洗煤，却没有深究洗煤水的可能后果；提到能耗和油耗，她分析行业内幕和总量，却没有分析这些能耗的生成细节，哪些人主导了哪些消费并实现了何种污染扩散？中国的污染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有污染机制的原因，它是学来的？还是内生的？在没有弄清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她在海外的调查几乎全是盲人摸象式数据。她提到伦敦的几百万污染行业工人转型，伦敦现有的环保模式，但却没有意识到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人类都在外包和异化自己的认知。当那些污染行业从自身国家逐步淘汰，大气开始朗清，似乎就觉得问题解决了。柴静采访了一些老北京，说到儿时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曾经有效和环保的北京style。这种逻辑和认知模式错得非常离谱。研究污染，从来应该多线并进，但不是用小分队调查的方式，而是能寻找到症候的发生机制。 然而，对于批评的反批评也已经出现。 李华芳在微博发表文章认为：批评柴静的学者那是因为“轴”和“酸”，学界游戏规则是占据知识山头，媒体游戏规则是靠故事煽动情感。你搞学术影响力人家搞媒体影响力彼此彼此啊。但重要的是，搞政治运动的人要学习柴静的动员能力，不然怎么煽动革命？至于普通人那就是搭便车的，“革命”不需要你们。 环球时报肯定会认为李华芳这是一厢情愿把柴静当作“革命”工具。虽然今天没有发表文章，但环球时报官方微博连续发声：“请那些不认同柴静的人，先好好看完那个纪录片。里面的干货很多，而且都来自于环保部门的专家和官员，给人感觉跟像是中国环保部门的一次集体控诉。那些纠结于柴静本人的人，你们应该看得更广一些，更高一些。”“其实如果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就会发现这个片子的主角并不是柴静，而是那些在我国各地，感到各种无力感的环保局的干部们。柴静只是一个记录者，她记录下的是环保立法和执法的种种无奈。如果看这个片子的最后，是去对柴静品头论足，那么你恐怕并没有看懂这个片子到底在说什么。” 崔永元显然比环球时报悲观，他对澎湃新闻表示：《穹顶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启蒙，但对于国家雾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推断一下，假如柴静拍了一个深入浅出的纪录片，让所有人都明白了雾霾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导致雾霾被彻底治理，那你说我们要那些部门干嘛用啊？ 要看得更广一些，更高一些。对柴静纪录片比较持中的看法来自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陈平教授：这样的纪录片推动形成公民环保意识可帮助环保执法。应当鼓励。但同时要让大家理解：环保水平只能逐步改善，否则导致去工业化，造成严重就业危机和社会问题。 最后，笔者看到有朋友说：“雾霾越来越严重/人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这个逻辑也是白金/蓝黑啊。”这个点评给人的抚慰程度真是比的上柴静纪录片给人的震动程度啊

『柒』 认识纪录片是什么课

纪录片主要是纪录某一事件或事物的电影，它主要以事实为基础，一般都是真实可信的。

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弗拉哈迪。其中维尔托夫开创了“电影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对人为的扮演，甚至反对带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

而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却是由纳努克“真实”扮演而成，最后由现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纳努克甚至因为缺乏过冬食物而死。同为纪录片的先驱，他们的风格却迥异，这也成为日后纪录片流派纷争的源头。

“纪录”一般只做名词用，指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以内记载下来的最高成绩，如打破纪录，创造新纪录等。“纪录”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某方面的最好成绩。另一个意思是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记载。

『捌』 有哪些优秀的国产纪录片

铁西区、纪录片故宫、归途列车，沿江而上、比较火的舌尖

转一个贴知乎上的

纪录片课老师吕新雨教授的列表，初始出处不详。http://www.hu.com/question/21099408

『玖』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第三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第三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The 3rd China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Forum）于2006年4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合肥举办，本次活动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现象工作室联合举办。
来自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著名电影机构的负责人和选片人将出席本届交流周，与国内业内人士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优秀纪录片作者吴文光、王兵、黄文海、鄢雨、季丹等导演将出席本次活动，著名的纪录片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等也将来参加研讨，部分学者还将开展讲座。
本届交流周采用放映、讲座、研讨等多种形式，分优秀纪录片展映、学者讲座、导演阐述与观众互动等三个阶段举行。搭建组织者和制作人之间、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研究者和创作者之间良好沟通互动的平台，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普通的公民都能看到自身表达的愿望和权利，是新一届影展追求的一种新的尝试和目标。
在持续5天的活动时间内，将陆续首映近一年多来中国本土的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沈晓闽的《798》、导演贺峥《青龙路十九号》、导演舒浩仑《乡愁》等二十多部纪录片将在安徽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放映。沈晓闽等部分纪录片导演届时将与现场观众做导演阐述并回答观众提问。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协调人滨治佳，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人之一金智爽、法国马赛国际电影节主席让-皮埃尔·里姆将主要对本国纪录片电影节方面的情况向与会者作深入介绍。
讲座分作者讲座与学者讲座两种不同类型并列举行。《流浪北京》、《江湖》制作人吴文光，《渡口》、《迁镇》导演郭熙志，《铁西区》导演王兵，《淹没》导演鄢雨，《好死不如赖活着》导演陈为军，《食指》、《片刻》导演蒋志以及《喧嚣的尘土》、《梦游》导演黄文海等七位纪录片作者将就纪录片的创作方面深入阐述个人体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等三位学者将着重就中国纪录片现状与与会者交流探讨。
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被称为是“最有文化的电影”，也被认为是“最真实的电影”，或者是“最有价值的电影”。因为其忠实的纪录作用，纪录片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的纪录方式，也是历史变化的重要见证。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中国的纪录片特别是独立纪录片还是非常缺乏播出平台。一直到今天，国内也很少有观众真正从电视上看到我国的独立纪录片的面目。在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纪录片一直为商业团体和观众所重视。类似BBC和NHK很早之前就把纪录片制作的触觉伸到我国，利用我国的资源和人才进行纪录片的创作。
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和市场正在经历着重要的变革。随着DV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独立制作人员加入纪录片的创作队伍，纪录片产生的数量在近几年中不断递增。同时，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纵横五千里的广袤地域的差别性，给纪录片题材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也意味着这个土地上的纪录片市场有着无限可能。

『拾』 吕新雨的主要著作

《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4月；《书写与遮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另有论文六十五余篇。1997年第四届全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和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奖评委。担任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纪录片理论与实践》、《广告美学》、《文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