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文化研究生导师
⑴ 国学四大导师是哪四位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梁启超 (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晚年在清化学校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文学家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本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一位“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然后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南书房行走”--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在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第一个来到清华的。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
1923年应召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行前留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常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竟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时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
1938年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赵元任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献。
⑵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中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轶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
年谱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绪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家庭状况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2001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北沟沿胡同23号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⑶ 梁启超个人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3)国学文化研究生导师扩展阅读: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⑷ 胡迎建的介绍
胡迎建,1953年生,祖籍江西都昌,出生于江西星子。1988年毕业于江西师大,获文学硕士学位。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赣鄱文化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5年获得“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专家”称号。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江西省国学文化研究会会长,江西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江西诗词》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兼职研究员,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华东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代表著作有《近代江西诗话》《一代宗师陈三立》、《民国旧体诗史稿》《朱熹诗词研究》《昭琴馆诗文集笺注》等。近年编著有《庐山历代诗词全集》《鄱阳湖历代诗词集注评》,其中《鄱阳湖历代诗词集注评》获得2014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的荣誉称号。

⑸ 清华国学四导师是哪四位
清华国学四导师指的是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位近代中国著名学者。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1925年与大学部同时成立的。当时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是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此前,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已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所,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重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研究,可以减轻社会舆论对清华“洋奴学校”的责难。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吴宓被任命为筹备处主任,延聘名师。吴宓表示,研究院教授讲师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既要有精深学养,又要有世界眼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正是据此标准得以设帐清华,传承国学。
⑹ 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分别是谁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汉学研究院的研究代表了当时中国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杰出的教育人才成就也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好故事。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宣传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词汇创造者和作家,百日改革的领导者。

建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吸引清华大学各人文学科和其他著名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研究所科研工作。中国学术的优秀发展和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英雄主义风格的努力而努力。老清华汉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精髓,但从一开始就不保守,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清华汉学研究所的学术追求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术形式和方法,而且导致了新的、现代的和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⑺ 吴燕妮的介绍
吴燕妮,山东荣成人,出生于1975年3月,演说家,国学学者。曾在新闻界工作多年,现任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国学文化专业委员会研究员,全国工商联人才交流中心国学文化中心国学文化导师,美国三立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大陆地区培训专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副主任,被全国工商联评为十大国学培训名师。

⑻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赵元任
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赵元任(1892—1982 2.25)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1900年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读书。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对他一生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十四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D。J.Carve)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离别歌》(AuldLang Syne,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17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他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1929年,他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语言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中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笔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⑼ 南京大学国学社的顾问老师都有哪些
共有以下几位:
叶嘉莹教授
女,号迦陵。1924年6月出生于北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樊锦诗教授
樊锦诗,女,1938年生,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浙江杭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莫砺锋教授
男,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后在农村插队务农十年。1984年10月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王兆鹏教授
男,汉族,1959年6月生于湖北鄂州。中共党员。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7年在湖北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曾昭岷教授学习唐宋文学。1987年赴南京师范大学师从唐圭璋先生研治词学,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回湖北大学任教。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7年至1999年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调至武汉大学任教。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已出版《张元干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两宋词人年谱》(文津出版社1992)、《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全唐五代词》(合作。中华书局1999)等词学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馀篇。其中《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获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曾先后主编《词学通讯》和《词学研究年鉴》。1995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学术兼职: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社科联学术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词学研究年鉴》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中国韵文学刊》副主编;《词学》杂志编委;《中华词学》杂志编委;
洪修平教授
男,1954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1981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1-198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读研究生,师从孙叔平、王友三教授,198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1985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师从严北溟教授,1988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1995年受南京大学委派,先后到美国贝鲁特学院、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校访问研究并讲学一年。2000年赴德国访问讲学三个月。现为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老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副主编以及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以教学和科研的突出成就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并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施议对教授
男,1940年生,台湾彰化人。澳门大学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夏承焘、吴世昌等词学大师专攻词学。。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生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等。现为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有《宋词正体》(《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一卷)《今词达变》(《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二卷)以及《人间词话译注》等多种著作行世。
张宏生教授
男,1957年5月出生于江苏徐州,祖籍山东掖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12月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2年2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并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9年6月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基础学科教育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香港浸会大学访问研究员(1996),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1996—1997)。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词学和海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
赵晓岚教授
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出版学术专著《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者闻一多》(合著),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近年来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国家级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全国多种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国家八五重点项目《传世藏书·强村丛书》的整理中,任第一副主编,并参与《全唐诗》、《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等多部大型古籍整理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工作。目前正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辛弃疾文化析论》的研究任务。所担任的本科与研究生的教学课程,一直以来广受欢迎,多次受到嘉奖。并曾做客《百家讲坛》。
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6b9160100bkx7.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6b9160100bkx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