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中华文明

1.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二

（一）
在清华大学早年实施“通才教育”、创办综合大学的历史上（1925-1952年），相继成立过文、理、工、法（商）、农等多科学院，艺术作为独立学科却是清华大学学科设置的空白。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将清华大学的艺术教育列入“体育与校园文化”专章，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等门类，通过一般的课程设置与校园文化活动来实现美育。然而，这远非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与艺术学科历史的全部。
1947年至1950年间，围绕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主题，清华大学整合校内研究力量（人才、机构、资金、研究对象等方面），先后进行组织“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创设艺术系、组建文物馆等一系列实践，由此开启清华大学收藏、整理与研究并重的艺术史传统。重审这段历史，是对清华大学人文艺术学科设置起源的必要延伸，揭示创设艺术史学科的历程，同样有利于充分认识艺术史研究与人文、科学的内在同一性，领会陈梦家、梁思成等一批清华学术大家的科学人文精神与文化使命。 清华大学组建艺术系的动意，源自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与国内现实的强烈反差。晚清民国的动荡造成1920年代以来中国古物大量流失海外，欧美各大博物馆多设有远东部，以搜集展览中国古物，一些欧美大学开设课程讲授中国艺术史。1947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举办东方学术国际会议，其中“艺术考古组”以中国的铜器、绘画和建筑为主题。这促使与会的清华大学教授陈梦家、梁思成、冯友兰思考中国学界与社会如何担当研究与传承中国艺术的使命。他们认识到中国艺术品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最佳媒介，赢得世界的尊重在于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国势积弱之时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有赖于此，中国大学与学者亟需担当起保存与研究中国艺术的使命。
然而，当时国内大学或囿于对中国艺术价值的片面认识，或限于经费不足，或缺乏专门人才，尚未组建专门机构从事中国艺术研究。在大学中设立艺术系，创办大学博物馆，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必要途径。清华大学应凭借其独特的人才与资金优势，开创国内的艺术史研究风气。1947年4月至1948年9月间，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的各项工作就此展开。 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基于对学校已有资源的科学规划与重组，通过整合教授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调整资金使用方向购置文物建立文物陈列室，筹措艺术研究基金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构建艺术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1、成立“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
清华大学教授中，梁思成专精中国建筑，邓以蛰擅长中国书画，陈梦家深味钟鼎彝器，在1940年代皆负盛名。由于他们分属清华大学营建系、中文系和历史系，共有的中国艺术专长未得充分发挥，造成研究分散未能集中，学生有修业兴趣却没有条件获得统一的指导。1947年11月，梁思成与邓以蛰共同倡议成立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分别聘请中国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地质、社会学、外国语文等系教授十人组成，负责筹设艺术系的工作。12月，梁思成、邓以蛰、陈梦家三位教授联名起草“设立艺术(史)系及研究室计划书”，正式提请校方审议：
其一，设立艺术(史)系，“就校内原有之人才，汇聚一处，合作研究。在校内使一般学生同受中国艺术之薰陶，知所以保存与敬重固有之文物；对外则负宣扬与提倡中国文化之责任。”其二，在设立艺术(史)系条件尚未完备之前，先成立艺术史研究室，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下设的研究机构，它是“同人工作之中心，同时为小班讲堂和实习、阅（览）之处。”在筹备文物陈列室期间，研究室暂时兼理陈列工作。其三，重新整合分散于各系的艺术史相关课程，形成艺术史课程体系，“使有志斯学者得选习此类课程之全套”。其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增设艺术史部，招收该校及其它专门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为其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培养鉴赏与研究中国艺术的专门人才。1947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校评议会议决：“原则通过为促进中国艺术史研究，该校筹设艺术史研究室，并由有关系商设选修学程，以增进学生对于艺术之欣赏。”
2、购书特款移购文物与“文物陈列室”的成立
建立大学博物馆，是组建艺术系进行艺术史研究的必备条件。“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在整体筹划清华大学艺术系成立的同时，筹措资金、利用各种渠道充实文物收藏。清华大学授予各系和图书馆的美金购书特款，是购置文物的主要资金来源，参与艺术史研究的各系可利用购书特款“移购富有示范作用之历代古物”。中文系率先提出三千美金特款购置古物，“备筹设该校美术考古学陈列室，供中文系、历史学系、人类学系教课及研究参考之用。”1947年12月15日朱自清就此事函请校方。各系及图书馆亦陆续出资购办，如社会学系吴泽霖教授委托京城振德兴刘仁政从纽约代购“乾隆御用大织造佛像”两幅。
陈梦家利用曾在欧美游学和收藏的旧识，联系美方捐赠文物。例如纽约最大的古董商卢芹斋将在美国的铜簋选出数件赠予清华；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东西方艺术品公司旧金山GUMP’s公司经理来信，愿将大批近代西方艺术手工艺制品赠送清华。
大学博物馆旨在汇集示范器物用作教学标本和研究对象，因此尤其注重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各种器物、不同形式的示范意义。由于购置文物的款项有限，不能专求精品，但求可供示范的佳品。经过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清华大学所有的文物已初具规模，其中商周铜器122件，玉器15件，石器29件，陶器73件，骨器（包括一大宗私藏甲骨）730件，瓷器4件，木器8件，杂器（漆器铅器等）10件，共计1000件，汉代以后的磁木瓦器亦分门采集。据四十年代欧美诸国收藏中国古物的博物馆记载，当时大学博物馆或自成研究机关的博物馆还不多，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伏克博物馆最著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皆设有美术馆，收藏中国古物，不过数量较少。就当时清华大学的收藏，较欧美中等博物院所藏中国古物已无逊色。
随即于1948年4月29日清华第37个校庆日，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冯友兰任主席，展室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作为艺术系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文物陈列室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文物收藏与艺术史研究事业“从此发轫，渐图开拓”。1948年5月21日，梅贻琦校长在清华大学校评议会上报告“该校成立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及由该会筹设文物陈列室经过”，陈梦家向媒体撰文介绍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的成立经过，力图唤起全社会文物意识的觉醒。
3、唐仲明艺术基金
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同时，还积极筹措艺术发展基金、设立艺术奖学金。1926级清华留美学子唐亮（字仲明）美术成就卓著，四十年代逝世后唐氏遗族将其一部分书画遗作捐赠母校，设立“唐仲明艺术基金”。为此，清华大学组织“唐仲明画品遗作保管委员会”，制定“唐仲明遗作保管办法”，计划时局平定、币制稳定后，陆续出售部分唐氏作品，所得款项全部作为“唐仲明纪念奖学金”。“纪念画家唐仲明奖学基金保管原则”规定：“奖学金之收集除妥为保存外，并期于最短期内集成相当数目以资应用；奖学金之分发限于有志于美术之贫寒学生”，“奖学金由母校培植未来有志于艺术者”。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基金设立者与管理者对于发展中国艺术的执着之情。
（二）
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的运筹下，组建艺术系的相关各系、教授密切配合，不到半年时间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通过专业人才、学术指导机构、学术组织、配套基金等实质性工作的展开，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大学规程，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隶属文学院，以“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对于吾国古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为宗旨。艺术系下设艺术史、考古、音乐三组，艺术史组为教学与研究的核心，与考古组密切合作，扩展校内原有音乐室为音乐组，“训练音乐人才，普及校内美育”。鉴于当时国内艺术学院以艺术品创作为中心而忽视对历代艺术的研究，艺术史组专注于“研究中国艺术史之发展，对于历代艺术作品作学术研究，以养成此方面之专家及中外博物馆所需此方面之人才。”这是清华大学艺术系开创国内艺术史研究风气的关键所在。
艺术史的课程设置，“教授艺术史、考古学及艺术品之鉴别与欣赏，注重历史的及理论的研究。本系以研究中国艺术为主，但为明了中国艺术在全世界艺术中之地位起见，必需与西洋艺术及初民艺术作比较研究，故亦兼授与此两方面有关之课程。”显然，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在于对中国艺术进行历史的、学术的研究，地域上兼及西方艺术，时代上远溯初民艺术，通过跨时空、跨文化的比较，真正获得对中国艺术的理性认知和审美鉴赏。
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工作注重中外交流，从研究材料或展览交流，到延请国外专家讲学，招收研习中国艺术的留学生。清华大学艺术系的筹设者深信，随着中国艺术史研究工作的展开，“必能引起国外之重大注视，将来寻求各方之资助，或非甚为困难之事也。”在有效整合校内已有艺术史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对于清华大学，增设艺术系需要做的是“在该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该校他院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华大学就增设艺术系事宜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11月5日，教育部函复：“应就现有院系力求充实，所请未便照准。”尽管清华大学设立艺术系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最终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后，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作为国民政府的战略重点，高等教育密切围绕这一战略展开。此间，教育部照准清华大学农学院增设四个系(1947.6.28)，资源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国产工程材料试验室(1947.8.13)、北平水泥研究试验室(1948.1.10)，国防科学委员会委托清华大学就煤之氢化、一般食物之除水、士兵营养、穿甲力学、强大电力微波、强力可塑体、轻合金、弹性物体之空气动力学等九项专题进行研究(1948.8.10)。由此看来，艺术史研究之迫切很难纳入国民政府主导发展的专业范畴，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最终难以超离当时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被搁置。
清华大学文物馆：艺术史研究在转向中继续
新中国成立将被搁置的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重新启动，通过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将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史研究同各系教学相结合，增强了文物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利用性。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委会决议成立“文物馆筹备委员会”，由解放前“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而成，梁思成为召集人。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文物馆筹备委员会”分别召开四次会议，筹备馆舍、经费、组织、人员等各项工作，并成立临时工作组筹办配合新中国成立的展览。1950年7月，“文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解放前“文物陈列室”的收藏、结余经费、原有工作等一概并入文物馆。“文物馆委员会”成为清华大学常设的学术委员会之一。
1、功能与组织
清华大学文物馆是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及形象教学的统一领导机构。《文物馆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其组织构成：文物馆委员会由梁思成、潘光旦、金岳霖、吴晗、袁复礼、邓以蛰、吴泽霖、邵循正、费孝通、陈梦家、王逊11位教授组成，主席梁思成。常务委员会由主席和各研究组(室)主任组成，负责处理实际事务。文物馆委员会下设考古组、民族组、民俗艺术组、档案整理组和综合研究室。原属于清华大学各部门的文物，以不打乱原部门为原则，统一纳入文物馆，分别划归五个专业组室：
“考古组包括原有的文物陈列室及地学系有关考古的一部分；
民族组包括现在社会系之西南少数民族、蒙藏及高山族各部分文物收藏；
民俗艺术组包括现在社会系之各项民俗艺术的收藏（属于少数民族者除外）及营建系收藏之一部分；
档案整理组包括历史系征集之档案，并接受图书馆整理图片拓本之委托；
综合研究室集中过去各系（尤以哲学系及营建系）购置之各种有关考古及美术史的图籍及必要参考书，并将哲学系征集之各种图片加入。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供全馆或有关各系各课之参考、研究及教学。”
与清华大学文物馆直接相关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系、人类学系、地学系、营建系、图书馆，共同参加文物馆的工作，是文物馆与全校各系合作的基础。清华大学文物馆在于配合学校的教学研究，“它是有目的地搜集某一类研究资料，经过研究与整理，作有秩序的排列，以作示例的教材。它使学生得直接从实物上看到制作、艺术、制度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记录。它是用来考验我们理论上的或由书本知识所得到的推论之实物的证明。”
2、研究计划与日常工作
根据文物馆的收藏，结合当时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文物馆的近期研究计划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整理研究八十余箱地质及考古采集品，作为文物馆的首要工作。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清华大学地质系袁复礼教授与同人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科学团体的考察活动，历年在山西、河南、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等地采集到地质及考古材料共约八十余箱，广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但因时间、空间、人力所限，未能整理与研究，抗战中遗失详细的底册和记录。有鉴于此，整理八十箱地质考古资料实已刻不容缓，清华大学文物馆重新启动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予以协助。
其二，继续整理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形象教材。当时文物馆进行“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包括农具和纺织工具，附带研究货币以说明各时代的一般经济状况。文物馆制定了详尽的研究计划，尽可能搜集古今一切有关的形象资料，例如甲骨、金石文字中所表现的耕织工具、工作情形，汉代画像石、唐宋以来历代绘画以及元明清木刻图籍（例如各种农书）中的耕织图像等，搜集相关实物标本，如各种纺织品标本、仍在使用的耕织工具标本。对于体积庞大或不易获得实物的标本，通过仿制模型、模绘或摄影来保存形象资料。1950年下半年，文物馆综合研究室以此为中心工作，与社会系、历史系合作进行。待此项工作完成后，将继续社会发展史其他方面的重点研究。此外，个人可以自行拟定与教学相辅的研究。
文物馆的研究计划透露出一些艺术史研究信息：例如通过“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阐释社会发展史，从各种形式的文物中探寻历代生产工具的演变，从历代艺术品中探寻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这是文物馆综合研究室“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清华大学文物馆定位于全校形象教学的领导机构，以形象教学配合一般教学，研究重点转向适应新中国成立的现实文化需求——通过文物艺术阐释社会发展。显然，1950年文物馆的艺术史研究已不同于筹设艺术系时期的艺术史研究，清华大学“暂于哲学系内设立艺术哲学组，并与其它各系所开有关课程配合，以造就艺术史人材。”这样的安排仅维持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
清华大学文物馆围绕新中国成立的文化宣传，举办各种有现实性的专题陈列及展览。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清华大学文物馆举办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观众达四千余人，京津各主要媒体皆有报导，《光明日报》特发专刊报导。1950年在清华校内文物馆先后举办年画、手工艺、早期社会发展史、石像雕刻等多种专题展览，同时开放西南少数民族、高山族、西藏三个文物陈列室。
3、文物馆发展的阻滞
清华大学文物馆的经费来源于学校划拨的文物购置费，已非此前用购书特款移购文物。文物购置费一般维持原状不做增减，如有特殊需要，向校委会申请“特别补助”。文物的收藏与维护是一项经常性的巨大开支，加上解放之初清华大学物力、财力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馆的发展。据清华大学文物馆成立时各部门收藏文物统计，文物陈列室已有文物2880件，较1948年成立之初1000件藏品扩充了近三倍；社会系各陈列室收藏文物共计5647件，包括民俗艺术文物4228件，人类学及少数民族文物1239件；地学系考古和地质部分藏品有80余箱。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文物馆作为全校性机构，尽管将分散于各系的文物纳入统一管理，却缺少相应的馆址集中保存与展示，藏品分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二院各处。文物馆委员会积极向校委会申请馆舍，力求逐步将文物馆建成拥有房舍、设备、事务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完备而有形的机构。
然而，随着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由综合大学转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与清华文物馆密切相关的历史系、社会系、地学系、哲学系、人类学系以及文物馆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在调整中被调出清华，文物馆的各项工作不得不终止。惟文物委员会主席梁思成作为建筑系主任主持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一直倡导的艺术史研究思想，亦随着梁思成、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后三人曾任文物委员会民俗艺术组成员）诸位教授融入建筑系之建筑美术、建筑历史专业的教学研究中。

2. 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易中天却说只有3700年，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

我觉得易中天这样说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定道理。

从小我就喜欢看百家讲坛，从百家讲坛上我真的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因此自己初中高中的历史是学得非常扎实的，这都要得益于百家讲坛，记得自己那时候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易中天教授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认为易中天教授他的这个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的。

3. 清华大学副教授演讲引热议，是精英们劝普通人认命吗

十年河东转河西！教兽中的精英们！小的时候又是个啥样子啊？现在不过是得意于一时罢了！

4.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荐书：五本值得读的传统文化书单

■推荐人简介：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史。先后从事东晋南朝经济史、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北朝乡村社会的研究。后两方面的研究以资料丰富、视角新颖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一、《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

李零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不神化，不回护，文献学家眼中的真实孔子。

内容简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骂，毫不遮掩。谁说伟大导师就得高大全，圣门弟子就得身披光芒？他们师生在一块儿，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下来。

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衣食足了，也未必知荣辱。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忍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孙机著，中华书局

推荐理由：大家手笔，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一卷在手，神游古人生活世界。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家喻户晓。孙机先生以大家的底蕴、晓畅的文笔，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基本知识，系统地呈现在这部书里。

三、《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许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推荐理由：没有文献，没有文字，考古学家透物见人，书写中国古史关键期的力作。

内容简介：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 推定上，是 个便于记忆的数字。公元前2000年，在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 中看不到与传世文 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带开始发生一系列事件 ，为随后以二里头 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

许宏所著的《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 景)》从考古材料入手，从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从 神话到历史的进程， 讲述早期中国的故事。

四、《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展开》

许倬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尺幅千里，视野宏阔，把握中国历史的精要之作。

内容简介：在世界文明存在与变化的剧烈大潮之中，中国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从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

这本《万古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为今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部传记。

许先生围绕国家体制与时代特色，思想、宗教与文化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经济网络，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与生活资源，民间社会与信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对外关系及与他者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讲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多彩鲜活的成长故事。

五、《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侯旭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带你重返历史现场，重新梳理西汉历史。

简介：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

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

5.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祝福是当时流行的观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祖先眼里，神和人一样，都是气场，可能会有诉求。

从巫术时代到神话时代，古代中国人不再满足于被动地祈求神灵，不再听天由命。他们想在诸神面前显示自己的主动性，他们希望用人类的力量，比如想象力来影响天空。因此，当时的人们创造了许多世界上找不到的神话，并用它来祝福和帮助人们。

《乐记》曰：“礼与人心，乐与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与乐以罚政，四以达而不矛盾，则王道已备。”他还说：“所以要用礼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要用音乐来调和自己的声音，要用政治来跟随自己的行动，要用惩罚来防止自己被强奸。礼乐刑，其一也是极；所以也和人心一样。”礼、乐、政、刑相结合，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政治策略。

6. 历劫不死的中华文明，一口气读完5000年世界史 谁写的

历劫不死的中华文明，一口气读完5000年世界史 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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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说汉字乃中国落后之根本的教授，引起哪种舆论

民国时期，中国虽然脱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以及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华民族举步维艰。

汉字是教化的手段，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它比任何一种语言都要完善，这些民国学者竟然妄图用几年的时间挑战传承2000多年的汉字，实在是异想天开！

8. 中国不管怎么发展，都不能丢掉古代礼仪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忠、孝、仁、智、信等品德。

但不能否认，当下提到中国传统礼仪有人会认为是封建、四旧，在不少人印象中，古代礼仪更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特别是跪拜礼，总能刺激大众神经。

3.很多人提到古代的礼仪认为是封建、复古，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说古代礼仪是封建、四旧、做古代人，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不可能回到周朝，回到过去。但一些礼仪文化，比如乡射礼，只是被时间埋没了，我们把它挖出来古为今用，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文明。把乡射礼重新搬出来，不是回到周代，也不是做古人。

现在我们研究古代礼仪，就是要把原汁原味的东西做出来，研究哪些是核心元素，哪些东西可以不要，这样可以做出一套适合现代人的新礼仪。

9. 瞿秋白提议汉字改为拼音，赵元任写出96字奇文反对，结果怎样

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梁启超

美国的麦克高希在创作《世界文明史》的时候，提出了我们都很熟悉的“五大文明的概念”的概念，即世界文明史上，人类文明有五个古老的起源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还有中国。1900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歌中，导入了文明古国的概念，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认可并沿用至今。

这篇奇文，名字叫做《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若用拉丁文书写，那么全文就成了只有“shi”一个读音，让人不明所以的废话，但是换成中文，却成了一个人物、地点、故事俱全，收尾勾连，因果明白的故事，将汉字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拍案叫绝。

10. 如何衡量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2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科学文化译丛”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发布会上，多位学者就科学文化的起源与兴起，科学文化与启蒙运动，工业启蒙与科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不要把科学视为正确

李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科学和文化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比较宽泛和模糊，词义变迁也比较频繁，外延随着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人群有变化，甚至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从1912年开始到今天大概有100本字词典，科学的词义，在工具书中基本上保持一定的稳定。词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关注自然、社会、思维，第二反映的是客观规律，第三必须是知识体系。1912年民国的新词典，前面两个要素有，但是没有客观规律这一条，1956年的新华词典基本上具备这三个要素。今天对于科学，在工具书中一般都强调这三个要素。

考察科学作为形容词的用法，对判断科学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和影响，有一定的意义。1927年左派的作家就开始写了这样的话：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这可能是较早把科学当作形容词使用的例子。毛泽东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1933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都把科学作为形容词来使用。1971年，《新华词典》明确的出现了形容词的释意。当前对科学形容词词义的使用可能很多，比如说你的方法不科学，要科学地看问题，等等，这些用法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经验的。

有科学家在批评中国民众科学观的时候，说民众总是将科学视为正确，但是科学界应该没有多少人认为正确是科学词义的选项，科学做的是有关真假的事实判断，词典也没有出现过正确这样一个译项，这种批评是因为不同人群对词义理解不同。为了让讨论和批评有效，就有必要在最基础的地方形成共识。

对于文化，我比较认同较为明确和可操作的定义，那就是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的制度化表达。人们心目当中的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制度化，便不能够成为文化。相应的，科学文化就是科学的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制度化的表达。

科学的价值观念，核心就是探求真理，揭示普通自然法则。这是它核心的价值理念，其次增进人类福祉，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作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等等。求真的价值理念核心，尽管在古希腊已经出现，但是第一次真正形成制度化表达，却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虽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学文化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对于科学的价值理念的认知各有侧重。同时，不同的社会系统也是千差万别，在不同的社会系统当中，其制度化的表达肯定会呈现出特色各异的科学文化。

至于科学文化与工业启蒙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系科学文化扩张的结果，正是科学文化的积淀，孕育出了一批连接科学兴趣和工业导向的地方性社团或研发组织，从而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我翻译的《工业启蒙》这本书，就是对这个观点的理论重构。这本书描述了工业启蒙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是指两种有用知识，及其二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孕育了工业革命。

使用工业启蒙的概念有几个好处，它打破了科学与技术之间无用的纷争，采取了对工业发展有用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的概念，着重突出了两种知识的作用。第二点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工业的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以自然哲学家为主的编史路线，采取了工匠和制造商的编史概念。第三是借助知识获取成本，打破了科学文化框架下，知识向中下阶层扩散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采取了更符合经济发展和中下层的需求视角，突出了知识获取方式的重大变化。第四点是借助于启蒙运动这样的一个理论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理论资源不足，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整合启蒙运动已有的研究成果，着力突出工业启蒙运动在英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科学文化，摆脱东西方的两分法

李正风（清华大学教授）：第一个，我们要把作为社会亚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科学当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或者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有利的这种文化因素，适度区别开来。科学文化本身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出现，实际上和科学建制化的过程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16、17世纪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这些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国外关于文化探讨有名的著作，大多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了16、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历史的分析，这个历史可以延续到更久远的时代，也可以延伸到未来，但是实际上它是和我们近代科学建制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理解科学文化的时候，有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怎么样使这种更适宜现代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能够和我们文化的建制有机融合起来。

第二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知识化，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向。这个过程当中，现代科学建制的出现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出现，尽管发源于西欧，但实际上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于科学文化的理解，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种简单的两分法。

其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人类知识进步做出各有特色的贡献，相互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增强文化自信，不是要论证我们古代文化中有多少现代科学的因素，不是去论证我们古代曾经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来了多么重要的辉煌（这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在未来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建制化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出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新成就。

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较弱

张大庆（北京大学教授）：我们原来向往美国，认为美国是主张自由和平公正引领未来的，但是现在它不太愿意再引领了，要收缩，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反省。这和科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科学文化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就提出来，科学文化将会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引领，但是经过了二战以后，再经过了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我们的确看到了人类非常宏伟的全球化，但是目前又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要各顾各的。比如说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国开始不愿意付更多的责任。

刚才提到了一带一路，我在去年10月份参加了摩洛哥一个科学史的会议，他们问中国为什么在1000年前引领了世界后来落后了？而阿拉伯问在中世纪的1000年，世界文明的导向在哪里？他说在他们那里，现在我们又要问，未来的1000年或者是未来的几百年，人类的文明向何处生？

中国在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化，就是科学文化，包括陈独秀先生讲科学要传播，但是至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比如说现在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一直在两边走，北京大学讲了守正创新，什么叫做守正，其实解释是不一样的。怎么守正？

还有，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们怎么衡量？我们的四大发明，甚至讲五大发明，是宋代以前的贡献。在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比较弱的。只有很好的科学文化建设氛围，才能够为科学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科学文化成就如何来衡量，如何来评价，在人类历史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到现在反而模糊了。现在我们对科学成就的评价，变成了数量化的统计，变成了SCI影响因子的评价，这是非常搞笑的问题，你做出来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贡献，但是在评价的时候，要去统计数据。这就是科学文化的问题。

科学文化建制化的三个条件

王春法：这套书的跨度有八九个世纪，从历史发展来讲，科学革命、启蒙、现代科学的发展，从纵向的维度上展现了近代文化兴起的过程。第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比较好，遴选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选择了对学术界的科学文化理性探讨相关的著作，比如说《现代科学的起源》、《科学文化的兴起》等等，也有一些操作性的。第三，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模式，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进入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社会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全面深入。科学文化的认知功能和创造功能、整合功能、渗透功能体现得越来越充分，而且在教育模式、思维方式诸多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科学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把价值理念固化在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规范之中，才能通过一定标准识别、评价和指导科学活动参与者的科研行为和交往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教化、规训程序，使新进入者理解并身体力行科学活动的要求，进而有效调节和规范科学活动的认知行为和社会行为，保证科学文化以至科学活动作为整体的延续性。

一般来说，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是多层面、多维度制度的总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规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一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规范，包括对科学家科研过程和结果的要求，比如观察的可靠性、推理的严密性、结果的可检验性等等，这些要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进一步细化为对实验设计的规定、对实验过程的规范、对重复试验的强调等等。

二是关于科学家之间合作、交流、评价、监督的行为规范，包括关于科学知识共享的安排，同行评议的质量保障机制，优先权的确认，科学奖励制度等等。

三是关于科学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规范，包括国家对科学活动的法律规定，如宪法保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专业机构的特殊组织原则，如把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的大学制度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学文化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内容，往往具有总括性、模糊性、多义性，不可能通过条理清晰、整齐划一的制度充分表达出来，有关科学活动的各种制度规范，并不完全是从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中简单推演出来的，也不是来自某些聪明人的整体设计，而是在科学实践中不断试错、改进而来的，至今仍处于调整完善之中。正因为如此，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不能完全代替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科学文化的践行不仅包括遵循制度规范，同时也包括对价值理念的理解把握。这些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共同构成了科技界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具有广泛的行为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