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薛澜演讲视频

⑴ 薛澜的人物成就

薛澜博士在工作期间,曾多次获得各种奖励.其中包括美国科学进步促进协会STEP奖, 卡内基梅隆大学Stephen Lee最佳研究项目奖,乔治华盛顿大学Dilthey研究奖,乔治华盛顿大学PRIDE教学研究奖。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奖等。薛澜博士目前担任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等.他同时还担任安泰科技公司董事，国际科技促进发展联盟SciDev.Net的董事等。

⑵ 清华首批18位文科资深教授出炉具体什么情况

清华大学1月21日举行了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证书颁发仪式，18位教授获此殊荣，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向18人颁发了证书。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采取提名推荐制，每两年评选一次。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是清华推动文科发展的重大举措。

清华此举被业内解读为是“发力文科”，据了解，2017年7月，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发布实施，明确提出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作为教师队伍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清华大学希望通过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能够更好地建立起传承学术、弘扬传统、激励后学、倡导创新的人才体系和发展机制。

另据了解，首批18位文科资深教授都是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曾进中南海为政治局讲过课。比如新中国第一位哲学博士陈来教授就在2015年12月底为中央政治局讲课。薛澜教授曾于2003年及2011年先后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

⑶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袭 亟需应对哪些挑战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发表了一篇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它会给人类带来哪些烦恼和挑战？我们又要如何应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袭 亟需应对哪些挑战？
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第二次是电气时代，第三次是半导体信息时代，薛澜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已能看到雏形。前面几次工业革命，因为历史原因，中国都没能真正参与。但今天，中国有机会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过程中了。
薛澜提出，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具体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中间，其实存在两个悖论。首先是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新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生产率的增长。以美国为例，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在1947到1983以及2000到2007年，两个时段里，分别是2.8%和2.6%左右，但是从2007年到2014年，也就是科技大幅改变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左右，这要怎么解释？薛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技术是平台型技术，它们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映出来。
其次还有创新悖论。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创造性毁灭”，是指有新的技术创新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但同时会让旧产业消亡，通过这种毁灭，使社会不断进步。例如，电力机车代替蒸汽机车、数码相机代替胶卷相机，都是创造性毁灭。
但荷兰学者卢克索特近来提出“毁灭性的创造”这么一种可能，就是指一些创新仅仅对少数企业有利，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比如，金融领域放松监管会导致很多创新只对少数金融企业有很大利益，但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世界带来危害，甚至带来金融危机。比如现在的社交媒体让人们长期沉溺于手机和电子游戏，很难进入到深入思考，长此以往，是否会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等等。
而不管是生产率悖论，还是创新悖论，其实都可以看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对未来工作的颠覆。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2010年的各项职业中，将近一半的工作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机器或人工智能替代。其中很多工作在今天是高级白领在做的，比如律师助手、房地产评估师等等。未来，也许很多人在同时做很多的临时性工作，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将不复存在。
第三个挑战是对社会公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冲击。
比如说，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变大，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替代，社会收入分配将形成两极化状态，少数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收入特别高，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则失业。再比如，生物医学进展会带来伦理道德问题，基因检测是否会带来就业歧视、保险歧视。如果未来出现可定制婴儿、延长寿命、记忆提取时，是否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困扰出现？又比如，人工智能也可能会带来社会问题。《纽约时报》曾拿机器人写的新闻报道和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放一起让大家去辨认，90%的人都辨认不出来。如果今后机器人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画出各种风格的画作，那人类还需不需要去学习？ 这些都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可能更加困难。政府规章制度的演变非常慢，而技术变化太快，两者很可能无法同步。其次，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难。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个人可以成为公众媒体，公众常常比政府获得信息更快更多；最后，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会更加困难。社会如此依赖网络和信息，我们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如何保障？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薛澜提出了几个思路。首先，要加强社会预见的研究，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其次，要引入同步设计的原理，从创新源头注入社会影响。我们在之前的工业系统设计原理是先创新后治理，导致了诸多问题，如何使得治理的观念和创新同步，比如将循环经济理念渗入到工业设计中。再次，要提倡适应性治理，实现创新推进与创新治理的有机平衡。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规制减少创新可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规制创新的同时，减少潜在的掣肘，使得创新能够蓬勃地发展。

⑷ 清华大学：发力文科 一流大学再提速

大学的人文高度，映照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

“高原更高，高峰更多”，要有中国自信与中国标准

人文社会学科是大学的“文眼”与灵气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被誉为“网络全书式”的学者;

韩美林，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

陈来，师从张岱年、冯友兰等哲学大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哲学博士;

彭林，长期从事中华礼仪与人文精神研究，致力发掘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还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的柳冠中，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吴潜涛，国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胡鞍钢，中国首部《民法典》编纂小组成员崔建远…

1月21日下午，在庄重悠扬的清华大学校歌声中，18位人文学者依次从校长邱勇手中接过证书。在曾经走出国学“四大导师”的清华园，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从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到清华学堂，再到清华大学，研究者称清华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实际上，清华文科传统的修复，也与这所大学在一个日益多元、自信社会中的定位息息相关;而大学的人文高度，则映照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

文科复兴，将给公众视野里的“工科强校”清华带来什么？当对人文的找寻、对精神的开掘成为风尚，又会给中国大学带来何种滋养？

壹：工科强校为何发力文科

雄踞中国理工之巅的清华，正在加速文科建设的步伐。

平均年龄68岁，来自清华8个文科院系、13个一级学科。在一个题为《一个理工科大学却评选出18位文科资深教授，他们的底气从哪里来？》的网帖下，回复者众多，不少人发帖探求：清华为何要设立文科资深教授？他们，又将给清华带来什么？

公开资料显示，18位文科资深教授中，年龄最大的李学勤出生于1933年，已经85岁;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59年的清华公管学院教授薛澜、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均为59岁。此外，获选教授中，“50后”有10位之多，正是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黄金年龄。

“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面向文科教师的最高荣誉称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介绍，该校文科资深教授采取提名推荐制，每两年评选一次，“获选文科资深教授的基本条件包括，在清华任职时间不少于5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5年以上、参评当年的年龄原则上满60周岁的清华在岗教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立德树人，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在本学科领域作出系统性、性学术成就，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影响，是所在专业领域公认的优秀学者;为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

对一向在中国高校中“开风气之先”的清华而言，这是一个并不算早的决定。

记者了解到，设立资深教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通常授予那些在学术上作出杰出贡献、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顶尖学者，以肯定他们的学术贡献，激励更多学者以此为追求目标。但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只设立在理工农医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没有与之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学术称号。

2003年，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提出“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2004年，武汉大学出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遴选试行办法》，规定该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遴选将每两年进行一次。同年，吉林大学也聘任了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此后， 北京大学 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设有“一级教授”和“荣誉一级教授”等。

“清华大学因为当时文科初建时间不长，条件并不成熟，就一直没有实施这一制度。”邓卫表示，清华选择此时设立文科资深教授，条件已经成熟，“近年来，清华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拥有一批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大的优秀学者。作为教师队伍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学校希望通过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能够更好地建立起传承学术、弘扬传统、激励后学、倡导创新的人才体系和发展机制。”

贰：世界一流，一定是全面一流

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看，修复文科，其实是在修复一种文化传统、修复一种久违了的文化自信。

而众多学校设立文科资深教授的背后，正是中国大学对人文精神的日益重视。

“人文学在大学中有何意义？就好比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或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那是一所大学的‘灵气’与‘文眼’，你说重要不重要?” 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表示，人文精神不仅是诗情画意，更包括超越性———对人类前途的整体性思考、对现存制度的反省与质疑、对科技万能的阻隔与批判，“长远看，这些并不体现为GDP或SCI的思考，对人类的意义，或许更值得称道。”

但即便如此重要，在曾经迫切需要技术人才的宏大语境下，“急学快用”取代了人文熏陶、厚积薄发，人文社会科学也曾经一度失落。

1996年，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参加了全国文科大学校长会议，发现文科不受重视是一个普遍现象。

甚至在清华，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有这样的声音：建世界一流如同从高树上打枣，取决于最长的竹竿，清华更得益于理工科。

对此，胡显章提出了“木桶理论”，即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整个综合性发展是制约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这就是所谓的“木桶与竹竿”之争。后来经过交流，大家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木桶”“竹竿”都要，而且文科也应出“长竹竿”。

幸运的是，今天，曾经的质疑在绝大多数中国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平衡、多元、相互砥砺、相互补益的综合性大学方可成就“一流”，争出文科“长竹竿”，成为共识。

2017年3月30日，清华大学在时隔15年后再次召开文科工作会议，邱勇直言，“文科是学校品位的体现”，将推动清华文科建设发展迈入新的阶段，让清华“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

而就在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刚刚进入公示期，1月15日， 浙江大学 召开文科发展咨询专家小组会议，就如何进一步促进该校文科发展繁荣出谋划策。

武汉大学也于1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文科院长论坛，探讨文科发展思路。

甚至 西南交通大学 ，传统视野里以交通轨道学科见长的高校也于近日召开了文科繁荣工作座谈会，表示将在文科建设上有“大决心”“大手笔”。

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认识到，无论是在创建“双一流”的征程上，还是在实现大学最根本的育人使命上，人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滋养都必不可少。

“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清华是百年辉煌;那下一个百年，一定是人文日新。”出身理工科、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从不讳言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在他看来，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取决于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两方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后者的影响还会更广泛、更持久：“世界一流一定是全面一流。文科，将成为清华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⑸ 2021面试热点概述之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热点概述

材料 1: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创新就是生产力, 企业赖之以强, 国家赖之以盛。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 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实现依 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要求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强 调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抓住了创新, 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开创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今天, 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 同时, 我 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更多依 靠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

“十四五” 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机遇 新挑战。 根据我国发展阶段、 环境、 条件变化, 党中央作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危机并存、 危中 有机、 危可转机的新发展阶段, 要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科技创 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要看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 更加凸显了 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 只有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 才能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重 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还要看到, 只有进一步夯实创新基础, 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生命健康、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形成更 多新的增长点、 增长极,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 才能使国内大循环 活力更加强劲,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 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材料 2: 正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通过全社会不懈的努力, 我国科 技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 疫苗研发、 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 为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 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 我们也必须深刻的认识到, 我国科技实力虽在稳步提升, 但距离世界顶尖科技还 有很大差距。

农业方面。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 但依旧有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 自主创新种植能力较弱, 农产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落后, 导致农业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些地区农 业面源污染、 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 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工业方面。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步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较晚, 虽然在某些科学领域取得了先机, 但 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部分关键元器件、 零部件、 原材料依赖进口。 例如最近 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官宣停止对华为的芯片供应事件, 造成华为无芯片可用的尴尬境 地, 这就要求华为必须从 0 到 1 构建完成的产业链, 包括独立的应用生态开发, 才能 在危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能源资源方面。 我国是石油消耗大国, 石油资源占有率低, 当前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70%以上, 油气勘探开发、 基础设施与世界尖端存在很大差 距。 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 目前仍是套用国外核心技术, 无自主产权; 社会方面。 我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 生物医药、 医疗设备 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给广大科学家和科 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科技实力强大, 国家实力才强大。

材料 3: 中国科技创新改革很成功 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科技不断发展, 科技体系不断完善。 清华大学公管院教 授、 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肯定中国科技创新改革成功的同时也表示, 中国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仍不足, 不少领域技术依赖严重。

从事科技与创新政策领域研究, 曾参与多个重大科技政策制定过程, 并两次为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科技与产业发展政策的薛澜指出, 中国科技创新改革取得的成 功之处体现在, 在创新系统改革和加强研发投入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中国的研发投 入已领先发展中国家; 在航天领域、 高性能计算机、 新能源、 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重 要进展; 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

原因在于, 一方面国内改革对创新的内在需求形成对创新体系改革的动力, 同时 国内改革的大环境为中国创新系统的大胆改革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另一方面, 国外诸 如科技园、 知识经济等方面的经验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而国外创新主体的参与推 动了改革的深化, 提出了新的改革需求; 另外国内改革和国际融合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他也强调, 中国的原创高水平研究与美国差距明显; 中国整体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劳动生产率不高。 “从 2001 年到 2010 年十年间, 中国在全世界各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 率排名中仅仅从第 81 位上升到第 77 位。” 薛澜说。 此外,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 不少领域技术依赖严重, 比如半导体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 产品质量无法满足 需求, 知名品牌缺乏, 中国游客海外购物范围之广成为特色。

中兴事件发生后, 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探讨。 薛澜告诉记者, 中国 应不断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很多核心技术的研究周期很长, 但依旧需要不断追赶、 不 断创新, 才能看到跃迁的机会。 并且, 我一直强调的是, 技术创新依靠市场机制, 但 在一些核心的领域, 国家的支持必不可少。 此外, 也有人认为中国市场足够大, 可以 自给自足, 干脆关起来门来搞自己的。 薛澜否定了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即便目前我们有相当的实力。 但从全世界科技发展历史来看, 没有一个科技 ‘霸主’ 能永远是 ‘霸主’, 或者自己独立发展, 不跟别的国家交流。” 他举了一个例子, 美国 科技创新实力最强, 但是美国也是花钱购买国外技术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专利许可花 费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说明即便拥有美国这样的实力, 仍然需要国际交流与合作, 从其他国家和公司购买大量技术, 支撑自身的发展。

材料 4: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石家庄市坚持创新驱动战略, 深入推进 “双问计” “三创四建” 和 “双创双服”, 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积极帮助 科技企业尽快复产复工, 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石家庄市曾面临研发投入少、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规模小、 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 紧抓中央和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历史机遇, 探索增加创新投入、 扩大科技企业规模、 完善科技创新机制、 优化创新环境, 走出了一条方向准确、 模式新颖、 清晰高效的创 新之路。

抓产业扶企业, 培育发展强劲动能。 发挥科技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 围绕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技术需求, 重点鼓励关键技术攻关, 支持循环化工、 建材、 纺织等优势传统产业技术研发。 强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对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任 务目标进行分解, 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全面发展, 充分利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不断拓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服务手段, 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抓服务搭平台, 提升综合创新能力。 完善创业孵化体系建设, 推进各类孵化载体 向投资多元化、 机制多样化、 体系网络化、 服务专业化发展, 加大对科技企业孵化器支持力度, 不断优化全市创新创业环境。 建立起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绩效考核机制, 对认定的孵化器实行可上可下、 奖优汰劣的动态管理, 更好地促进科技孵化载体健康 发展。 提升公共平台利用率, 按照 “以用为主, 用建结合” 的思路, 利用多家公共服 务平台为科技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服务。

抓农业重科普, 强化民生科技保障。 发挥农业科技人才特长, 深入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 组织实施重点研发计划和现代农业创新专项,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模 式开展科技服务, 带动农民推进脱贫攻坚, 由科技专家、 科技特派员、 “三区” 科技人 才等组成 “农业科技服务小分队”,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技服务。 开设 “空中课堂”, 依托 “新农村大喇叭” 项目, 进行农业技术讲座, 录制成音频和视频, 在农村大喇叭 定期广播。 利用线上线下多种途径, 营造浓厚的科普氛围, 在科技网上开展疫情防控 科普知识宣传工作, 紧跟疫情防控最新进展做好科普宣传。

抓对接促转化, 建设技术转移体系。 组织开展科技成果对接, 拓展灵活多样的活 动渠道, 推进石家庄高新区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 组织企业 参加中关村 “火花” 活动———智慧农业科技成果线上推介等活动, 通过多种形式实现 各领域最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吸引更多北京科技成果来河北转移转化起到积极作用。 在市级科技计划中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 积极支持相关单位与京津高校和科 研院所开展产学研科技合作, 联合进行关键技术攻关, 促进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抓环境引人才, 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加强外国人才交流合作, 助力引进外国专家 技术, 充分发挥引智工作站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举办一系列科 技创新发展论坛和培训交流对接系列活动。 吸引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来我市助力产业 发展, 对目前在管理期内的所有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项目进行调度, 强化对人才 绿卡补贴的落实和服务。

多措并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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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马斯克 薛其坤对谈“颠覆性”创新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本周将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在3月20日论坛的经济峰会中与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举行对谈，主题为“下一个颠覆性创新”。

据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将于3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在本次论坛的经济峰会中，埃隆·马斯克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就“下一个颠覆性创新”主题开展对谈，该环节将由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主持。

薛其坤院士是中国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杨振宁评价为“中国的实验室里第一次做出并发表出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马斯克则被认为是乔布斯之后硅谷最具传奇色彩的创新家和企业家，一直致力于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旗下的特斯拉公司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另据了解，在这次对谈中，两人将对下一次颠覆性创新及其对普通人生活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和展望。

⑺ 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申请条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官员培训班纪实

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在取得了中组部的全力配合与大力支持以及教育部的同意后，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高调签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楼外温度高达37摄氏度，楼内清凉可人，门口的保安警惕地盘问每一位企图进入的行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组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方方共同举办的第五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清华内部简称“哈佛班”)是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中展开的。
有关该培训班惟一的消息是挂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网页上的快讯。该快讯称，培训班于6月27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中组部干教局局长李培元、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主任托尼·赛奇等人出席。
不过，这还不是重点。“本期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有61人，均为司局级(地市级)以上的干部。”一句话，点明了培训班的分量。
“哈佛班”的来历
采访中记者获知，“哈佛班”已经举办了四期，第五期刚刚开学，正处于清华受训阶段。而且这项规模宏大的官员海外培训计划也与20世纪末兴起的政界培训热有关。曾给“哈佛班”授过课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说，当时，曾经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卢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提出动议后，和熟识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赛奇教授聊起这个事情，得到他们一致赞同。
巧合的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本人就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委书记和副主任，两家机构关系良好，而且，KSG的院长约瑟夫·S·奈，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于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所以培养过罗斯福、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和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领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政府学院，以及成立不久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都被没有培训资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列为首要合作伙伴。
对此，哈佛大学KSG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
培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
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哈佛大学，为期六周，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按照培训班的目的——“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这当然是阳光之下的事情。但微妙的是，相对于刚开始在人民大会堂声势浩大的高调签约，后来的“哈佛班”则愈显低调。
此项目发起人之一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告诉本社，关于此次培训，中组部干教局是最清楚、最权威的部门。他们之所以低调，是不想引人注意，而且一些媒体的报道。卢迈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些媒体给这个培训带来了麻烦，但是本刊记者查阅几年来关于“哈佛班”的报道时，发现报道的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从一味的赞扬向有选择的质疑转变。
卢迈的担心有他的理由，但是如此一项号称“最大规模官员海外受训”计划不敢面对公众，则公众心意难平是顺理成章之事。一些观察家的担心是，这些中国建设与政治发展的生力军，从美国受训归来，是否会因此而染上什么颜色？美国人帮助中国官员成长，是简单的“国际互助”吗？美国人有没有“醉翁之意”？
“我们的官员到美国的政府学院学习城市规划、公共投资、人力资源等专业课程，肯定会触及价值观，其中就涉及到认同与演变的问题。但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到美国培训，就不能学习美国的优点。就像打开窗子，可能会有苍蝇、蚊子的侵入，但新鲜空气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说。
收获了什么？
“哈佛班”集中培训的时间不长，国内、国外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3个月，那么，短短3个月时间，这些高官们究竟收获些什么呢？
五期学员中最年轻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部长办公室主任（兼中国之友杂志社社长）郑祖军坦率地告诉记者：“在哈佛学习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收获确实很大。上到观念，下到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短暂的培训使我们的思维观念有了突变。如果有可能，我们的干部要多到外面去接受一些有意义、有成效的培训。”郑祖军还说到“培训班达到了当初设定的目标：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
“哈佛班”第一期结业仪式上，该培训班班长、教育部部长助理李连宁代表学员第一个发言。李坦承，在培训前，他对“私有化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外国投资优惠政策”等问题还心存困惑，但通过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案例分析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对这些问题不仅豁然开朗，而且在认知程度上获得了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外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使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措施，将产生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逐步取消对国外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会影响中国今后对外资的吸引力。”李连宁说。
爱给美国教授“挑刺儿”的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邓小钢的发言形象而生动。他将培训当中的60个案例比作是60道菜，一道道吃下来不仅强身，而且醒脑。
他说：“在基层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水、电、煤、气、路等样样都要，但基层财力往往不足，到底该先干哪样，缺乏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项目评价、组织决策与风险承担体系，经过案例分析及实地考察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得到了新的启发。”
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刚开始参加培训班时满脸疑惑：“领导能力是培训出来的吗？3个月后他说：我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史美兰告诉本刊记者，在前几期“哈佛班”受训，让她感觉收获良多，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
“哈佛大学的案例闻名遐迩，我也很早就在书本上研读过哈佛大学的案例。但是，只有当我真正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之后，才知道书本上的哈佛案例和亲身感受的哈佛案例是大不相同的，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在教科书上读不到的。”史美兰说，“应该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分阶段和分班次地推广案例教学。”
哈佛班的学员们自我感觉良好，作为培训方的老师对他们也赞许有加。哈佛KSG的赛奇教授透露，一开始，美国的教授们还担心中国学生“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围绕一个问题，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有启发。
“中国学员培训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经历的最成功的一个培训班，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尖锐的一班学生。”赛奇说。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告诉本刊，和普通的MPA学生相比，“哈佛班”的学生思想更开放、视野更开阔。“这与他们的经验和所处的位置有关系，他们是中国政坛务实、开放的一代。”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通过了中组部干教局的考核参加“哈佛班”培训的许多学员，在结业之后，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刘世锦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宁调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