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工科大学教授

1. 后藤新平的满铁总裁

1906年，受儿玉源太郎的举荐，后藤新平出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期间更以“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提出“文装的武备”这一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使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经营扩张一步步发展起来。
筹建满铁时，日本政府曾规定满铁受关东都督监督，同时还要受外交大臣的指挥，政府和现地军部均可干预其业务。对此，后藤新平强烈反对，他要求满铁兼任关东都督顾问，政府不干涉选任满铁副总裁和各理事，得到日本政府许可，总揽了日本在我东北的殖民统治大权。为更有效地掌握地方行政大权，他要求日本政府任命满铁副总裁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当时，满铁本社设在大连，关东都督府设于旅顺，日本政府偏重经营大连，默认了后藤新平的要求，确立了以大连为中心发展满铁事业的方针。由于设在旅顺的关东都督府由军部把持，军部到处设立“陆军用地”、“海军用地”的界牌，后藤新平指责旅顺患了“军人病”，提出“旅顺解放论”与军部相对抗。1908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的殖民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殖民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以征服人心，构成潜在军备。大连的病院、旅顺工科大学、满铁中央试验所以及新闻机构等设施，都是他的殖民政策的产物。此后，满铁以大连为殖民扩张轴心，把投资重点放在大连，扶植南满铁路的运营，续建、扩建大连港口，大力发展工业，开展贸易，兴办教育，使大连按照他设计的殖民地模式发展起来。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前，后藤新平从德国一著名钢铁厂重金奖赏的论文“国家与性格”中得到了某种启示。该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德国与法国反目，将会削弱欧洲；趁机而入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因此德国在强化陆军参谋部之机，要准备应对越发激烈的经济战争，设立综合的经济参谋部，与法国携手重振欧洲，抵御美国”。此篇文章给后藤新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其拓展殖民统治，加大日本经济势力的野心由此再次得到膨胀。因而其迫不及待的把该文全篇译出，送给了当时的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应当说，儿玉源太郎通过该篇文章对后藤新平有了更新的认识。而当日俄战争的硝烟还在弥漫于辽东半岛的上空的时候，后藤新平受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的指派来到日本满洲军参谋部慰问儿玉源太郎。席间，二人的话题重点谈论了战后经营中国辽东半岛一事，后藤新平坚决的主张：“必须重点经营铁路，要从全局出发……，准备与俄国进行再次的交战。”
儿玉源太郎在后来谈论这次面谈的事情时无不感慨地讲到，他从来没有听到能像后藤新平这样“从胜败得失中来谈论如何经营满洲的方针 ，并且是如此的翔实周密”。后藤新平向儿玉源太郎面议经营满洲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四点：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业。后藤新平的这种“满洲经营论”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对满洲文治的军备论”。
后藤新平的“满洲经营论”与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可谓是一拍即合。还在日俄战争进行之中，日本政府就已积极策划开始对辽南和大连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式的行政统治。1904年4月17日，日本东京大本营设置满洲军政委员会。该军政委员会的出笼，是战时的大连地区进入到边战边管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时期。1906年1月，日本西园寺公望内阁为了加快对中国辽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由外交、财政、邮电等部门合议组成“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曾在日俄战争时期担任日本满洲军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谋划对中国东北（重点是辽南及大连地区）的殖民扩张、经济掠夺的战略计划及施政方案和政策。日俄战争的结束，让日本政府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加速对中国东北地区丰富资源的开发，以满足日本国内日益贫乏的资源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要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仅有一个指导机关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具体的实施部门来加以完成。而此时后藤新平所一贯坚持的：经营和开发满洲需以铁路为中心的主张，随着日俄媾和条约的签定，沙俄将从长春宽城子至旅顺的铁路和一切支路、铁路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与财产、铁路内所附属的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以中国清政府允许为名全部转让给日本，从而使日本取得南满铁路的垄断事实，在日本朝野上下得到共鸣。而在20世纪的初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诸多的铁路，如沙俄在东北所建的东清铁路，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铁路，英国在云南修建的连结缅甸的滇缅铁路，法国在云南、广东至越南间修建的滇越铁路等，这些铁路“决非仅图交通之便利”。犹如一根根吸血管，在吮吸掠夺着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都对日本政府进一步坚定其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彰显的作用。
在对南满铁路如何经营的问题上，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极力主张给予“官营”。这可在由 儿玉源太郎委托后藤新平拟订的《经营满洲策略概要》一书中得到明确的答案：“经营满洲唯一的秘诀就是表面上装做经营铁路，暗地里则需要充实各种设施。根据这一秘诀，租借地内的统治机构和经营铁路机构要截然分开，经营铁路的机构必须装做除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全然无关。……作为经营铁路的机构要另立满洲铁道厅，把它作为政治的直辖机构，负责经营铁路，守备路线，开采矿山，奖励移民，建立地方警察，改良农工，与俄国、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军事情报工作，平时监管培训铁路人员的技术教育”。此种建议一经提出，即刻遭到来自外务省和大藏省的强烈反对。他们竭力主张以“民营”的方式为妥，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来经营满洲铁路。他们认为：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的规定，南满铁路“仅限于为工商业目的经营”。因此，以私营公司的名义经营更适宜，而不应以政府的名义采取官营方式来加以经营。否则，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条约，很可能要遭到美英等债权国的干涉，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借机提出新的要求，如果采取公司形式经营满洲铁路，还可以避免耸动中国和各国的视听，有利于取得所谓“中日合作经营满洲”的实效，避免将来发生变故时被当成国有财产而遭到占领没收，并能避免议会的干涉，保持会计的独立。
在经过争辩以后，日本政府最终综合了双方的意见，决定满铁在采取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同时，实行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其它各种事业的方针。遂于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以142号敕令，公布了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文件，该文件共计22条款项。7月13日又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委员会”。由于儿玉源太郎一直把后藤新平所建议的经营满洲的方略牢记于心中，因此他也就力荐后藤新平为满铁总裁的最佳人选。7月22日晚，儿玉源太郎约见后藤新平，进行说服。23日下午，后藤新平离开儿玉源太郎的府宅。当晚儿玉源太郎突然暴死。听到消息，此时的后藤新平顿有大厦将倾的感觉。出于他狡诈的心态便迫不及待地向儿玉源太郎的继任者寺内正毅抛出以“满铁总裁隶属关东都督府之下，同时作为都督府顾问，在外务大臣监督下，参与都督府的一切行政”为条件，答应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一职。
1906年8月1日，就在后藤新平答应出任满铁总裁之后，日本政府递信大臣山县伊三郎、大藏大臣阪谷芳郎、外务大臣林董以秘铁第14号文件向满铁设立委员会发布了命令书。在这部命令书中将142号敕令里所不宜表述的重要内容做了详尽的描述。1906年8月10日，满铁设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章程。11月11日，正式任命后藤新平为首任总裁。11月26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成立大会。1907年3月5日满铁总部由日本东京迁到大连。4月1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正式开始营业。
后藤新平作为满铁的首任总裁到其卸任（1908年7月）总计不足二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他以一个“殖民地经营家”的角色，制定了满铁的基本发展方向，同时他也参与制定了大连城市的建设发展规划。
依据满铁公司章程规定，满铁最初的资本总额为2亿元，共分1百万股。非中日两国政府及人士不得认购入股，其中日本政府认购50万股，合计1亿元。但实际上日本政府并没有掏出一分钱，而是以沙俄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交给日本的铁路经营权、矿山开采权及附属地的一切财产充之。另1亿元，以2000万元招募股份，8000万元发行招募“满铁”债券来解决。其中招募的股份每股200元，共10万股。但在日本政府的操作下，这10万股的民间股东人数多达10912人。 这样以来，就使得民间股东难以集成力量行使股东权，从而为日本政府行使对“满铁”的绝对控制权提供了最为安全的保障。今天，人们从其资本运营及日本政府的命令和满铁公司章程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民营公司性的组织”但绝非是自由的企业。它是一个要严格按照国家特殊要求和规定来予以运做的强有力公司。是非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满铁组织内的每一个细胞中都体现出它是代表日本政府意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国策会社”，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机构。后藤新平就更是非常露骨狂妄地宣称，要把满铁建成“帝国殖民政策和我（日本）帝国发展的先锋队”
后藤新平主政满铁之后，立即全面实施发展计划，在坚持以铁路为主的前提下，将其经营触角迅速地伸延到海港的经营、海运的经营、旅馆服务的经营、煤矿的经营、电气的经营以及瓦斯和铁路沿线城市市政建设等方面上来。而且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其中尤以铁路的收益颇丰。满铁公司最初接手的铁路有长大、安奉两大干线。到了1911年时，仅安奉一线就累计运送乘客569 599人，运送货物654 431吨，总收入达1 284 437元。仅铁路运输一项收入就达到了19 907 456元，赢利12 060534元，与满铁成立之日形成天壤之别。 有资料统计，在满铁经营的当年其总收入就达到12 543 116元；第二年总收入达到了17 615 683元，此后满铁公司的收入逐年得到递增。 后藤新平在就任满铁总裁一职后，根据自己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竭力主张对中国东北全境的社会风俗习惯、农工商特点、交通和历史地理状况进行调查，以便制定出更加符合日本“经营满洲”的侵略政策。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满铁调查部”。这一机构最终演变成为满铁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调查部在创立之初 ，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经营满铁所需要的旧习调查及关东军事地志”的调查上。而后随着满铁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宽和发展，其调查范围有了更大的扩展，已经涉及到社会调查、情报搜集、资源调查、政策研究、历史地理以及当时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研究等方面。可以说他们的触角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后藤新平一方面在大连的满铁总部设立了“调查部”，同时，又在东京的分公司设置了“东亚经济调查局”。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要解决日本及满蒙的经济问题，就必须要研究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有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满铁总部的枭首们曾经于1914年以“绝密”的形式，下发了一份仅限于公司内部传阅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发展刍议》的文件，在这部文件中，对调查局的未来作用就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一、研究西洋文明国家的殖民政策及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不仅给满铁而且也要为本国政府机关提供参考资料，并且也可以和各国银行及企业交换研究资料。二、向世界各国介绍日本的殖民政策，如果外国对日本政策有所误解，调查局应负责解释；如果外国人提出质疑，该局要负责给予答复，藉以加强互相了解。东京分部“东亚经济调查局”的发展，可谓是一路高歌，最终被人们称其是“满铁的外务省”，甚至“显示出是日本的战略研究所的作用”。

2. 1946年苏联军队为什么撤出东北

原因：

1、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战后东北的主权移交于国民政府；

2、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三个月撤完。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接收东北。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诚，提出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六条。

3. 郝景盛的人物经历

郝景盛，字健君，1903年6月18日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正定县西柏棠村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后务农到17岁，才到县城上高小。不久升入河北省立第七中学。1924年由校长推荐到日本占领下的旅顺工科大学。为求强国富民之道，他选学造船。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参加反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驱逐出境”，递解到天津。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生物系（该系停办期间一度人地质系），为该系第一班学生。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1929年，郝景盛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刘慎谔教授指引下到植物研究所参加研究和考察。1930年4月参加中瑞（典）科学考察团，由重庆沿嘉陵江、白龙江到甘肃南部和青海湖、阿尼玛卿山一带考察和采集标本。1931年5月参加中法西北考察团。不久，因在内蒙沙漠中受到法方团员无理侮辱，与北平记者周宝韩一起宣布退出考察团。他俩在严寒的沙漠中奔波一天一夜，才脱离险境，经包头返北平，并在北平报纸上揭露了法方行径。1931年7月由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郝景盛正式到植物所任助理员。1932年郝景盛由北平研究院派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采集植物标本。
郝景盛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是植物分类学，但他的兴趣集中在木本植物，除了发表若干新种外，还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杨属、柳属、接骨木属植物，完成了有关的科、属志。他关于中国裸子植物和木本植物属志的研究工作，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时期。
1933年，郝景盛考取河北省公费留美，同年与赵为楣女士结婚。后改去德国，于1934年春偕同夫人到柏林，他先后入柏林大学理学院和爱北瓦林业专科大学（FrostlischeHochschule Eberswalde）攻读博士学位。他在柏林大学研究植物地理和植物生理，并以气候学为副专业，1937年以论文“青海植物地理”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8年6月在爱北瓦林业专科大学获林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百年历史中所授予的第21位博士，也是获此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博士论文《用生物化学方法断定林木种子发芽率之研究》所建议的手段，能在30分钟之内判断种子是否发芽，回答过去涉旬月才能解决的问题，后为德、波等国采用。郝景盛取得学位后曾短期在普鲁士林业局任技师。
1939年初，郝景盛夫妇携两幼子经香港、河内到达昆明，在云南省建设厅林务处任技正，并兼中山大学林学教授。1940年由梁希推荐，到重庆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授，讲授造林学、树木学、森林立地学等课程。他写的《造林学》一书，到1952年出第四版，后来还曾在台湾印行。1941年参加西北考察团，到川北、甘南、洮河上游一带考察，并且观察了9月21日日全蚀期间的生物行为。
从1943年夏开始，郝景盛应重庆北碚设治局长卢子英的邀请，住到北碚指导造林，同时任昆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所长。生活虽然清苦，却得以安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写书最多的年代，《中国林业建设》、《森林万能论》、《中国木本植物属志》、《林学概论》、《普通植物学》和《中国裸子植物志》等书都是在北碚定稿的。
抗日战争胜利，一心向往东北森林的郝景盛接受东北大学聘请，出任森林系教授兼农学院院长，1946年到达沈阳。1947年因保护进步学生与校长意见不合，旋被解聘，失业3个月。1947年底回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郝景盛在植物研究所内成立森林植物组，多次参加森林调查（察北绥东森林调查，永定河中下游地区调查，冀西沙荒造林调查等），并兼任山西省林业顾问，1954年10月，被调任中央林业部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参加筹组中国林业代表团，准备出席世界林业会议。短短几年中，郝景盛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他为人民贡献知识和才华的最愉快时期。

4. 一个工科大学教授一年的科研经费500万，他自己可以赚多少

国内不清楚，但是美国一般一个教授申请的管外渠道的经费一半交给学校（大学提供版场地和研发的一部分权东西），自己能拿20%,剩下的30%才是额外的研发需要和发工资给你的研究生。所以如果你要能申请到500万美金作为研发经费，你能堂堂正正的拿走10万美金，但是这10万美金是你这几年研发的收入（学校发给你的工资除外），当然你每年还可以申请增加科研经费，只要嘴皮子利和PPT做的好。

5. 工科男 大学教授专门科研 收入高吗

收入高。
1、工科大学教授科研直接工资不会太高，但是福利很好，科研人员可能会有额外收入。
2、比如企业会有一些横向项目和大学教授合作，这种额外收入会很高。

6. 日本汉学家丸山升和伊藤虎丸的主要研究成就，及其论著。

伊藤虎丸，1927年生于东京。1944年到中国，进旅顺工科大学预科，1947年回国，1953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东洋文学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礼，1957年起先后在东京教育大学和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硕士课程，1963年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以后，历任广岛大学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学校法人和平学院院长、理事长。2003年1月病逝。主要著作有《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1975年），《创造社研究》（亚细亚出版社，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委员．译者。

《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升
此文试图处理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两年间的经历。丸山升一反竹内好的判断，不认为鲁迅在北京抄古碑时期是鲁迅回心的关键，而是认为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遭遇的挫折，才是鲁迅成为鲁迅的转捩点。与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政治）包围着文学者鲁迅不同，丸山升认为革命问题（政治）才是贯穿鲁迅的核心。而对鲁迅来说，人的精神解救等鲁迅的主题其实和政治问题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开

《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
从题目来看，此文应该是论述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期间的行动及思想。但丸山升的着眼点却在鲁迅如何以主体的姿态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理论的同时，始终不忘记承担中国的现实。第一、二部分，即以此立论，并与日本学界对话。第三部分强调鲁迅始终认为革命必须带着现存的民众（虽然愚昧）前进。第四部分则强调鲁迅重视平凡的现实，而拒绝空谈。第四部分最精彩，反对在政治与文学的框架中阐释鲁迅（竹内好），而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现实的框架中把握鲁迅。亦即强调鲁迅不断扎根在现实中。很明显此文针对日本学界风气发言，但中国读者来说，也有振聋发聩之效。理论固然精彩，但如果不结合中国现实，则理论的精彩也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既不能改造现实也不能解释现实。

有关两个口号问题的三篇论文
作为日本学者，在文革正在进行的时刻，以有限的资料对两个口号论争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反过来批驳文革中的中国学者的言论，这无疑让人感佩！而我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意识到丸山升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作为今天的读者来说，丸山升花那么大的精力批驳文革言论，咋看上去会觉得他有些大题小做，因为文革在今天似乎已经无需批驳，它本身就被妖魔化，成为罪恶的渊薮。不过丸山升却从对文革的批判中，意识到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能用某种理念来套在历史事实上，而是应该还原到当时的现实，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处理历史。而他对毛泽东的态度，即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在与同时代人共同切磋、磨砺中产生，而不是有个固定的永远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其他异端思想作战（所谓两条路线）。这一观点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丸山升能在文革初期就能加以提炼，还是让人钦佩。

《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丸山升
丸山升的论文给人感觉都像是资料考证，但内部则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的对话对象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破的方面来说，他反对用某种路线来解释30年代的文学现象，把一切文学现象阐释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从立的方面来说，则是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之中，在复杂的关系中判断当时的人、事以及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研究界显然还不时掉入丸山升批判的逻辑中而不自知。尤其是丸山升拒绝以个人的品性或权力欲来解释事件的唯物主义态度（今天我们不断看到有类似倾向的论文），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学习的。

《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丸山升
以大部分篇幅进行资料考证，但立论的核心仍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的处理文学史上的人、事，拒绝任何先验的判断和理论。并由此“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义”。

继续对丸山升的文章做笔记显得有些繁琐。在其扎实考证的下面，我发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操守。值得中国知识界重视的恐怕不是丸山升所考证的事实，而是他对待研究的态度。在文革最酷烈的时候，丸山升拒绝认同极左言论，坚持历史的态度看待鲁迅。而当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始以拒绝反思的态度开始反思，以相反的话语再次重复文革逻辑的时候，丸山升则指出“在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其批评甚至已成为流行的今天，这样做究竟有多大意义”（285页）。丸山升的态度无疑需要我们深思

7. 丁文涛如何

丁文涛（1901～1931） 曾用名丁涛，字松山。出生于营城子（今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贫困儒生家庭。自幼才智聪敏，虽上学较晚，但几经跳级，于1919年由南满中学毕业，考入旅顺工科大学。1923年工科毕业后，又去沈阳就读东北大学。学业未满，辍学就业。
丁文涛才华横溢，且擅长矿业，为人精明干练。1930年中东铁路理事会欲恢复扎赍诺尔煤矿的生产，并于同年9月委派俄人捷久凯维奇为该矿矿长，丁文涛任副矿长。丁文涛接任后，积极谋划筹备，于1931年5月携眷前往矿区，亲临监督恢复工作。当时，俄方虽同意恢复扎矿的生产，但态度暧昧，不予以充分款项，并且主张扎矿煤的开采量供中东铁路所需半数为限，其余由俄煤矿供给。丁文涛与俄方据理力争，主张应当允许扎矿充分开采，除供中东铁路之用外，余者亦可外销，且能照顾失业的华人矿工。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当时扎矿工人对丁文涛的评价是：“丁副厂长自到扎矿赴任以来，将及一载，对于矿务之进行，可谓竭尽全力，上为国家挽回权力，下为困苦工人维持生计，雨露之恩普及全市工商各界，莫不爱戴”。

8. 丁文涛的介绍

丁文涛（1901～1931） 曾用名丁涛，字松山。出生于营城子（今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贫困儒生家庭。自幼才智聪敏，虽上学较晚，但几经跳级，于1919年由南满中学毕业，考入旅顺工科大学。1923年工科毕业后，又去沈阳就读东北大学。学业未满，辍学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