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学文学系教授

A. 大同大学的知名校友

徐慕云（1900-1974）原名徐长虞、徐州市人。著名戏剧理论家、戏曲教育家。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林迪生（1903-1997）原名林攸绵，浙江三门县人。教育家。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专修英文。周煦良（1905-1984）安徽至德（今东至）人。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教授、诗人、作家。1920年入上海大同学院。何挺颖（1905-1929）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林淡秋（1906-1981）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原名林泽荣。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钱临照（1906-1999）江苏无锡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25-1929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许思园（1907-1974）无锡西门外人，原名寿康，号思玄。著名学者。16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顾功叙（1908-1992）浙江嘉善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29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杨承宗（1911-）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中国放射化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获理学士学位。葛一虹（1913-2005）生于上海嘉定，原名葛曾济，字作舟，号巨川。著名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戏剧史家、出版家，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专攻物理化学。侯毓汾 (1913-1999) 女，江苏省无锡市人。著名的染料化学家，我国染料化学专业的创始人。1935年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于光远（1915-）生于上海。经济学家，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32-1934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殷之文（1919-2006）江苏吴县人。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8-193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系学习。徐光宪（1920-）生于浙江绍兴。无机化学家和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朱维衡（1919-）浙江杭州人。电机工程专家。194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陈敬熊（1921-）浙江镇海（今宁波）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7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钱正英（1923-）女, 生于上海。水利水电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周毓麟（1923-）生于上海。计算数学家、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沈天慧（1923-）女，浙江嘉善人。半导体材料学专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49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查全性（1925-）生于江[3]苏南京。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大同附中毕业并入大同大学深造。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数学家。1944-194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徐志磊（1930-）出生于上海。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1951年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倪嘉赞（1932-）浙江嘉兴人。化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
此外，大同大学附中也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翻译巨匠傅雷、漫画家华君武、钱其琛、曾培炎以及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刘建航院士、工程热物理学家和热工教学家王补宣院士、天文仪器与方法专家朱能鸿院士等都曾就读于此。

B. 山西大同大学汉语言文学老师怎么样

山西大同大学汉语言文学老师挺好的。
大同大学最大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了，招的人很多，而且文史学院是最大的学院，包括汉语言文学，新闻和历史专业。
每个专业都会有好老师的，大同大学较好的专业老牌的专业就是英语汉语言文学了，其他都一般。

C. 梁艳萍的个人履历

1966—1976年在故乡完成初级学校教育。
1976—1978年在家人安排下去山西大同十里店村下版乡插队。权
1978—1980年考入大同市一所专门学校读书。
1985年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并留校任教。
1991年毕业于（原山西省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1991年至1994年在山西大同大学（原大同高专）学报编辑部任编辑。
1994年至1997年湖北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年至2001年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2001年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03年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西方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师从美学家张玉能教授。
2005”高校写作课教学改革与实践（与三峡大学合作）项目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6—2007年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美学艺术学研究室做客座研究员，师从美学家西村清和教授。
2010年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1年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年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

D. 严济慈是个怎样的人

人物介绍
严济慈（1901.1.23—1996.11.2），字慕光，号岸佛。浙江东阳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名誉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人们尊他为“教育宗师，科学泰斗”。 1914年就读于东阳中学，1918年以四年均为第一的成绩毕业。1918年夏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建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是当时南方青年向往的最高学府。由于他是家乡第一名考上著名大学的学生，为此，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将东阳中学列为重点中学。入学南高时初读商业专修科，一年后转工业专修科，再一年转数理化部读二年级，师从数学家何鲁、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等人。1923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因已修满大学规定的学分同时获得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理学学士学位，成为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第一届唯一的毕业生；同年南高并入东大，1927年改名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大学期间自学法文，在中国科学社服务，并编著教科书《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3年大学毕业，以稿费、兼任南高东大附中及暑期学校教师的酬金和何鲁、胡刚复、熊庆来三位老师的资助，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三门主科——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的证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是巴黎大学的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备受到法国教授赞赏。此前法国并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效力，从严济慈起，法国开始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师从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C. Fabry）。1927年，刚刚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导师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的法国科学院的例会上，宣读的论文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他的指导下由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这是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严济慈因此成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27年回国，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今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担任物理学、数学教授，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余瑞璜、吴学蔺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学生。1928年冬，携夫人张宗英再次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到居里夫人（Curie）的实验室帮助安装调试显微光度计并用以进行测试研究。1930年底回北平，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一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在连续光谱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32年参与创建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与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oliot Curie）、苏联科学家卡皮察（Π．Л．Kaпицa）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抗战期间，开展救国社会活动，并在科研制造上对无线电发报机、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的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1949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兼任《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主编。同时，1958年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6年，并兼副校长，培养了许多人才。1978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提出“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建校目标，以后任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1978年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后来分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91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严济慈一生对中国教育、科技事业有重要的贡献，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他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的效应以及光学仪器研制等方面成就卓著。 严济慈夫人张宗英，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今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20年考入南京高师，是中国最早一级男女同校的八位女大学生之一，为曾任两江师范学堂（1914年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习的老教育家张鹤龄之女。有严又光、严双光、严四光、严武光、严陆光五子。
主要论著
《普通物理学》（正中书局，1947） 《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 《严济慈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 《电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严济慈科技言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言论
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你发表的论文，10年之内没有人引用过──因为科学研究总是有连续性的，这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有可无的，与整个科学丝毫没有发生关系。 一个科学家成为杂志、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并不难，但要成为一个书本人物，至少是几十年，书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果，这就很不容易。......对于这些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愈浅显的教科书愈是提到他们的名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满足于做新闻人物，而要扎扎实实做研究工作，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成绩来，争取做一个书本人物。
严济慈鲜为人知的故事
严济慈(1900－1996)字慕光，浙江东阳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东南大学并获学士学位。后留学巴黎大学，专攻物理，1927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同年归国，担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光学造诣精深。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及名誉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誉主席。 严济慈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中学毕业考试，他是全校、全县第一名；浙江省教育厅举行全国6所高等师范学校联合入学考试，他是全省第一；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后复试时，他还是第一。这一年是1918年，严济慈18岁。 严济慈跨入这所与北大齐名——时人好以“北大南高”并称——高等学府，先进商业专修科，一年后转到工业专修科。1920年又转到数理化部二年级学习，受教于熊庆来、何鲁等名家，并受这两位留法教授的影响，开始学习法文。当时的南高师在留美博士郭秉文、刘伯明、陶行知的主持下，分出一部分系科成立了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其余系科仍归南高师办理，双轨并行，直到1923年高师归并大学。严济慈在转入高师数理化部(后改为文理科)之后，还同时兼修东南大学学分，所以当他1923年6月从南高师毕业时，也同时拿到了东大的毕业证书并获学士学位。很有意思的是，南高师与东大的“双轨制”，使严济慈成了南高师的“末代弟子”和东大的“首届学生”。 求学期间，才华过人、勤奋异常的严济慈在熊庆来、何鲁等教授的指导下，编写并出版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两部著作。后来他去法国留学的费用主要就是靠的这两本书的稿酬。 出类拔萃、品学兼优的严济慈不仅获得了老师的赞赏、同学的钦佩，还赢得了一位美丽娴淑的姑娘的青睐。她就是东南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严济慈终身伴侣的张佩英。 严济慈留学法国仅仅一年，就获得了数理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被传颂一时。两年后，他又以创造性的研究大大突破了导师法布里原先为他拟定的博士论文课题，以《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法布里在当选为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举行的仪式上，自豪地宣读了他的这位中国学生的论文。第二天，《巴黎晨报》就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法布里和严济慈的大幅照片。一时间，严济慈名声大振，成为巴黎学界的新闻人物。对此，许多旅法华人都倍受鼓舞。在分享这一荣誉的中国人中，就有在国立巴黎最高美术学校学习、后来成为大艺术家的徐悲鸿。 1927年夏，严济慈学成归国。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比他年长三、五岁的同胞，那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您好，严济慈博士，我在《晨报》上看到过您的玉照和大名。对了，我叫徐悲鸿。”两人虽是初遇，却是一见如故，特别投缘。途中，徐悲鸿为严济慈画了一张肖像素描，并写了一行法文小字：“科学之光，1927年，徐悲鸿”。这既寓含着严济慈研究的光学和他的字号(字慕光)，又表达了徐悲鸿希望严济慈成为科学之光，去照亮黑暗的中国的心愿。 回国后，他俩又先后受聘为中央大学的教授，严济慈在物理系，徐悲鸿在艺术科(系)。从此以后，俩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E. 山西大同大学汉语言专业实习的学校

摘要 亲！

F. 李白为什么被“赐金放还” /范作升

李白为什么被“赐金放还” 作者：范作升 李白第二次入长安，他终于盼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当玄宗下旨征召。他挥衣抚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长安李白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待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这可以说是很高的礼遇了。在长安李白干谒王侯，贺知章为他“解龟换酒”。呼为“谪仙人”,从此李白在长安声名鹊起。由于唐玄宗对李白的礼遇，第一次入长安时那些瞧不起李白的人此时也对他另眼相看。可以说玄宗给足了李白面子，长安城也给了李白应有的自尊，李白二入长安的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光辉岁月。“长安宫阙九重天，此地曾经为近臣。”这对于李白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那么李白为什么会被“赐金放还”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对此做过详细的解释，在这里笔者将进行一些有根据的猜想，不一定具备严谨的学术精神。李白的人生悲剧是性格悲剧，李白被“赐金放还”也得从他的性格说起。裴斐在《李白性格论》中提出了李白“反中庸”的观点。我想李白的这一性格特点使他形成了与那个社会的对立。中国人的性格从汉代儒学被定位一尊开始，中庸思想就深深地扎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即使魏晋南北朝有所松动、唐朝社会比较开放仍不能免俗。社会当中绝大多数人还是中庸的，而李白的反中庸就意味着他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偏激。其实这来源于对自己的高度自信，来源于李白思想中庄子和孟子与天合一，内心无比充盈的生命理念。这种充实、饱满、膨胀使李白的形象升华出一种高度的自尊、自信，这使得李白具有了反中庸的内在底气，因而他自比大鹏藐视一切小动物。没有底气的人是不可能具有反中庸的行动的。因为反中庸意味着需要承受的太多太多……李白饱满健硕的精神理念散发着气有浩然的光彩。这一理念照亮了李白的个性，也在不经意间养成了李白的傲慢习气。或许在李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傲慢”无非是大鹏对于蜩与学鸠的嘲弄。但是客观地说这对李白的从政生涯是极为不利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白在安陆的境况看出来。李白在安陆是有本家亲戚的，后来他又娶了安陆许圉师的孙女，许圉师是前朝宰相，是当地的望族，尽管他已经衰败了。而李白是作为赘婿的身份入赘到许家的。但是李白并没有感到什么压抑，这可能与李白受西域少数民族的影响有关在此不作探讨。所以在安陆李白既有亲戚的照顾，又是相门之后的赘婿，再加上李白的一身才华，在安陆李白应该混得开才对。但是事实证明李白在安陆混得并不好。所以李白自己也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我想这与李白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后来许氏去世之后李白在安陆就很难生存了。李白也只好另投他处。从李白在安陆的事情来看，李白在社会上特别是官场上并不得人缘。李白二入长安，宫里的景象比安陆更复杂，那么李白能不能处理好呢？李白在长安风光无限，在这期间有关于李白与高力士和杨贵妃矛盾关系的传说，再加上李白与张洎之间本身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传说不管是真是假却反映了李白性格的真实。我们可以猜测李白在此期间很有可能是沉浸于胜利的幻想之中而得意忘形。无意中树敌不少，这些人可能是当时的大臣，也可能是皇帝身边的人，但不一定就非得锁定到某几个人身上，因为李白的性格是普遍的持续的。所以我猜测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间无意中会惹恼一些人。以上所谈是李白在社会关系上极有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得罪权贵。下面谈一下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间具体是怎样工作的。供奉翰林或曰翰林待诏说白了就是一个文学弄臣，与翰林学士有本质的区别。翰林待诏只不过是点缀盛世的御用文人。在此期间李白的诗一方面说自己如何起草诏书，与皇帝如何亲近；另一方面又老以怨妇宫女自比，抒发怀才不遇。李白从事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应该会明白他所从事工作的具体含义，这与他“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寰曲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这自然会招致李白的挫折感和愤懑。这使李白陷入了新的痛苦，如果说李白前期的痛苦是见不到皇帝，那么李白现在的痛苦就是由彻底的失望而带来的痛苦。所以李白的工作态度就出现问题了，每次玄宗召见李白都要辗转多地才能找到。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他在酒店里喝的酩酊大醉，太监们找到他用水把他泼醒然后带回宫中。李白的工作态度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对权贵的傲视，另一个则是他对这份工作的厌倦，对于这份工作李白已经不想干了……试想李白如果真的是怀着当初的伟大抱负来大展宏图的话他是不可能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玄宗又会怎么想呢？玄宗的想法也是两个，一是李白小子很傲慢，李白不适合官场上的工作；二是李白工作不认真，不听话，不是自己人。我想以上所述是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怎么说，李白是皇帝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他是有机会见到皇帝的。皇帝的言行举止甚至皇帝的私生活都逃不过李白的眼底。比如《清平调》三首写的不就是玄宗与杨玉环赏花的事情吗？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李白会不会酒后口无遮拦呢？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还有待专家考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皇帝需要的是听话的人，老实的人，“忠诚”的人，是有“奴性”的人。而李白不是这种人，他追求的是“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李白是追求独立性格的人，他不适合宫廷生活。因为在宫廷里所有的人都是作为皇帝的附属品而存在的。这种等级森严的宫廷气氛会压得李白喘不过气来。所以基于这样一种双向选择，李白极有可能自己提出辞呈。而李白的工作态度对于玄宗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罢工”。所以李白的“赐金放还”充分照顾了双方的意见，是一种性格自然发展的结果。有学者还指出，李白之所以被免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李白的政治身份有问题。这表现在李白两次就婚相府，入赘成亲。许圉师和宗楚客都是武韦时期的重臣。他们曾经数度出任宰相。而对于唐玄宗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排除异己、巩固皇权。而玄宗登基时的主要异己就是武韦重臣。李白私下里多次写诗赞美宗楚客、许圉师之流，尽管他们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那么李白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呢？李白的“赐金放还”还有很多的原因。有李白自身的原因，也有玄宗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李白的性格惹的祸。李白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范作升,山东高密人。就读于大同大学文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喜欢做美学和思想方面的探讨。早年在全国、省、市等征文比赛中多次获奖。喜欢书法,曾获国际青少年“千禧龙杯”书画大奖赛铜奖,担任山西大同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会主席,做过学生社团工作。然学书路上多有曲折,至今尚无所成。

G. 大同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大同大学

马学强（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是为纪念上海大同大学创办100周年所撰）
◎1912年3月，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创办大同学院，到如今，大同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在其四十年的大学历史中，大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
◎1920年代的教育部报告称：“综合言之，此次视察六校（复旦、沪江、大同、大夏、光华、暨南），……据视察结果，办学精神，极为贯注者，为大同、沪江二校。理学院 办理较有成绩者，亦为沪江、大同二校。……”
◎1922年大同学院正式立案并改称大同大学。经过第二次立案后，私立大同大学的行政体系逐步完善，院系设置基本成型，进入繁荣时期。
◎1928年起，大同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大学科有文学院、理学院与商学院，下设九系，普通科有高中、初中两部，全校占地90亩，大的建筑物15座，有学生八百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同大学毅然创办工学院，下设电机、土木、化工三系，1948年添设机械工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已逾2700人，中学部学生逾2500人，为沪上私立大学榜首。从1941年至1952年，工学院共毕业学生2228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从大同学校走出来的两院院士就有39位。
◎1952年，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 ，大学部分被并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仅中学部分在继续发展。1952年以后的大同中学，随着时代的波涛蜿蜒向前。
民国学校的类型多样，创办人的教育背景与社会经历亦各异。上海大同大学是一所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学府。大同大学的创立，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人文积淀，以胡敦复为首的大同创始者，大多源自江南世家、诗礼之族，潜移默化，传承沿袭，秉承悠久的士大夫办学传统；但同时也彰显了时代的演进，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出海留洋、就读于欧美名校的经历，颇具世界视野，深得西方办学的精髓。出入中西之间，兼通新旧之学，所以自办的大同大学，格局与气象非同一般。 清王朝覆灭，民国创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陆续涌现了一些新式学校，大同学院（1922年改称大同大学）即为其中的一所。大同学院创办之前，上海已经有不少各类性质的学校。翻阅商务印书馆所编、民国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其中列举了7所“大学校”，分别是：南洋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震旦大学院、神州大学、圣约翰大学堂、浸会大学堂。还有一批中学校、师范学校、小学堂、幼稚园、女学校及其他各类学校。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校，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由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侨民开办的学校；二由中国人自己所办的学校。国人自办的各类学校中，又有公立与私立之分，所谓公立学校，“是指公款筹办并直接受上海地区教育局管辖的学校”。而私立学校，在经费上均需自给，但也要受教育局的监督。1912年3月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南市创办的大同学院，就是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据吴在渊的《大同大学创办记》记载：“大同经费，向持不募捐款，不取官中津贴之旨，故全恃立达之补助，立达则仰给于社员。”
大同的创办与一个叫“立达学社”的学术团体密切相关。1911年夏，在清华学堂任教的胡敦复与一批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教员朱香晚、华绾言、顾养吾、吴在渊、顾珊臣（丞）、周润初、张季源、平海澜、赵师曾、郁少华诸人，有鉴于其时教育尚未发达，决定取《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成立“立达”学社，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宗旨，推举胡敦复为社长。
立达学社成立后，社员们讲学励志，非常关注时局，尤其关心通商都会上海的动态。由于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一些事务均受制于美国公使馆，在教学方式与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员之间也多有隔阂与差距。1911年秋，因不满清华学堂外国主事者的办学方式，胡敦复以不能遵办辞职，离开清华来到上海。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响应光复。立达学社其他社员相继离京，与胡敦复会合于上海，他们在这里积极筹建新学校。
胡敦复抵沪后，受老师马相伯先生的特聘，赴复旦公学担任教务长，同时，与立达学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后因一琐事引发复旦学生罢课，复旦校董会重组校务，胡敦复借此离开，与立达学社成员专心致志筹办自己的学院。经数次商讨，立达学社同仁决定创办大同学院，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为何定“大同”为校名？据郁少华在《大同大学校史》中的记载，“系取义礼记礼运篇，揭大同之意”。（《礼运·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在大同学院开办前的1912年2月，立达学社存有224.548元。学校开办后，费用上升，1912年7月，有一项“特别捐”即达1961元。此后，社员们投入的钱不断增加，用于大同学院不断增加的各笔开支。立达学社社员缴纳的社费（社金）成为大同办学初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对此，立达学社社员郁少华后来回忆：“（大同）所有任教任职，均不支薪，其在他埠服务者，并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二十，为立达学社之经费，亦即为大同之经费，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一，为社员应缴之社费，其在大同任职，同时在他处兼职者，所得之薪水亦如之。”社员们还把在其他地方其他学校任职的薪水拿出来作为立达学社的经费，也就是大同学院的经费。
从北京到上海，立达学社成就的最大一项事业就是创办大同。早期立达学社的社员大多年富力强，最大的是朱香晚，44岁，最小的是顾珊臣，仅24岁。他们怀抱理想，准备在上海一展宏图。立达学社的同仁一致推选胡敦复为校长，“资其学广闻多，擘画周密，以遂其素所志（主）张分科崇实之志”；而推年长的华绾言为教务、庶务员，“资其以身作则，德化诸生，以遂其素所主张以诚感人之道。”立达与大同密不可分，初期大同学院的教师，实际上大多数也就是立达学社的社员。 无论是立达学社的组建还是大同学校的发展，其核心人物无疑是胡敦复。胡敦复长期兼任立达学社社长与大同校长，其地位可想而知。
胡敦复，来自江苏无锡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江南世家，其先祖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北宋名儒，也是一位教育家，世称安定先生。宋景佑年间，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得到仁宗召见，被授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时，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推官。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在地方重教兴学，卓有成效，名声远播。曾为太子中舍。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后胡氏一支就定居于无锡。
胡瑗后代秉承家风，崇文重教。至胡瑗的第二十九世孙胡和梅，幼承家学，禀性仁厚，操行至清，急公好义。曾以恩贡生任桃源县（今江苏泗阳）教谕，清末被举为江苏咨议局议员。有子四，其中长子尔平（后改名壹修），次子尔霖（字雨人），三子尔洽（字合如），四子保如。胡壹修即为胡敦复之父。
在家族中，对胡敦复影响较大的是他的仲叔胡雨人。胡雨人生于同治丁卯（1867），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曾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校长、江阴南菁书院院长、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常州中学、宜兴中学等校校长，并在家乡创办胡氏公学及图书馆。妻王氏于结婚三年后病故，继娶王氏表妹周韫玉为妻。周韫玉亦热心教育，曾任教于丽则女校和苏州振华女校，举凡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均能胜任代课。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协助雨人在北京创立女子师范学堂，以斋务长兼教修身，曾赴日考察女子师范学校。有二子一女：宪生、健生，女儿胡卓。按胡敦复之子胡新南的说法：胡雨人“在教育界和马相伯、吴稚晖都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和他们齐名。因此家中的教育工作，所有子侄辈包括媳妇在内，都由雨人公负责带领”。
胡壹修、胡雨人兄弟重视教育，始自家庭。所以胡家子弟，入学较早。胡敦复的启蒙教育，受教于叔叔胡雨人。1897年，当胡敦复12岁时，南洋公学开办，胡雨人即让侄儿考入学习。后进入震旦学院，师从马相伯、蔡元培、吴稚晖等诸名士，并学习拉丁文。后在胡雨人的鼓励下，与大妹胡彬夏同赴南京参加“江宁学务所”举办的官费留学考试，双双考取。家族重教育的传统，使胡氏子弟无论在延续旧学抑或接受新式教育方面均“捷足先登”，受惠良多。尤其提及“女子教育”，胡家也是开风气之先。后来大同学院创办，招收女生，与胡氏的家族传统不无关联。
胡氏家族与大同的关系，从立达学社的成员构成与演变中也可窥知一二。自立达学社成立以来，虽陆续吸收了一些新社员，但选择颇严，故入社者甚少。其社员变动情况如下：1912年，有王君宜、陈士辛、吴步云、曹梁厦（惠群）4人加入。1913年加入者，仅顾勗哉一人。以后十余年，并无人加入。直至1927年，追认胡明复为社员，并延请叶上之、胡宪生、胡刚复，及胡范若4人为社员。1937年又公议延请胡卓为社员。同年，还延请关实之、陶慰孙为社员。此后，无新社员加入。
四十余年来，入社者总计只有24位，其中11位为最早一批社员，后陆续加入的仅13位，其中来自胡敦复家族的有：胡明复、胡刚复、胡宪生、胡范若、胡卓5人，连胡敦复在内共6位。换言之，立达学社24位社员中，胡氏家族成员占了四分之一。其中，胡明复、胡刚复为胡敦复弟弟，胡范若为胡敦复妹妹；胡宪生、胡卓为胡雨人的子女，即胡敦复的堂弟、堂妹。敦复、明复、刚复与宪生等，曾相继留学海外，而胡家的女儿如胡范若、胡卓等，也“均留学日本、美国，有声于时”。
胡氏家族中的不少成员与子弟，或执教于大同，或就读于大同。以1927年为例，胡敦复主持大同大学，成立校董会，推马相伯为第一任董事长，呈请国民政府立案，当时文学院院长由胡宪生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由胡卓担任，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下设数学系，主任胡刚复兼，哲学教育系，则由胡敦复自任，其他家族成员也各有职务。此时大同大学，“规模大具，校誊蒸蒸日上”（杨恺龄：《胡敦复先生行述》，载无锡村前版《胡氏宗谱》，1998年刊印）。胡敦复、胡刚复、胡宪生的子女也大多就读于大同。据胡新南回忆：“小学毕业后我就跟父亲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大同大学附中念初一。……我在大同高中毕业以后，也想去报考公立大学。记得那时我向继母要钱去报名，她问我要钱做什么用？我说要去报考清华大学，正在这时候，父亲刚好走过来，问说：‘他要钱做什么？’母亲说：‘他要去考清华。’父亲听了就说：‘不要给他钱！’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自己办的学校你不念，谁还去念？’被父亲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去成清华了，于是进入大同大学化学系就读。”胡氏家族不少子弟的经历与胡新南相似。这体现出胡敦复办学的自信。
无锡胡氏家族与上海大同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郁少华在《大同大学校史》中提到：“此缔造艰难之大同，经数十年之经营努力，对于社会，略有贡献。虽由于创办人不辞劳瘁，培养孕育此赤子，然亦有赖于校内教职员之同心一德，及热心赞助本校，如马相伯及吴稚晖先生等指示提携之功，并穆、竹二君协助之力也。”文中提到的马相伯、吴稚晖，曾先后担任大同大学校董会董事长，而“穆、竹二君”，穆指的是穆湘瑶（字恕斋），竹指的是竹淼生，他本身是大同学生，后任大同大学校董。
要办好一所学校，背后的“社会资源”非常重要。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大同办学有关的人与事，其内在联系也逐渐被揭示出来。从立达学社社员尤其是胡氏三兄弟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社会经历可以梳理出多条脉络：
其一，近代上海学校发展的脉络。胡敦复从小随其叔胡雨人读书，12岁到上海，先后从马相伯、蔡元培诸名师游，相继就读于南洋公学（后改称交通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等，并在徐汇公学从马相伯学拉丁文。胡敦复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中英文、数学之根基深厚，新旧学无所不通”（杨恺龄：《胡敦复先生行述》）。明复、刚复也在很小的时候来到上海，均曾在南洋公学学习。后刚复入震旦，以“震旦预科”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入哈佛大学。胡氏兄弟在上海所接受的这段教育，与晚清上海教育的格局有关，既有教会学校，也有国人自办的学校，从徐汇公学到震旦学院，从南洋公学到复旦公学，这是上海早期新式教育涉及的几所重要学校。胡氏兄弟从上海起步，相继赴美国留学，其中胡敦复早些时候即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而明复、刚复后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三兄弟先后回到上海，从事他们的办学活动和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自办大同大学的同时，后皆任交通大学教授。其中，胡敦复一度任复旦公学教务长，后兼任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在交大任职长达15年（1930-1945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胡氏兄弟的经历较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上海学校发展的轨迹与历程。
其二，近代留学生的脉络。胡敦复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天文、数学等学科。此时，正值清政府外务部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之钱款成立“游美学务处”（总办为周自齐），并创办“游美肄业馆”（后更名“清华学堂”），招收优秀学生资送留美深造。胡敦复先是在“游美肄业馆”任教，后受聘为“游美学务处”（设于北京清华园）教务长，负责招生事宜。不久，“游美学务处”借北京清华园故址自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成立后，胡敦复接任教务长。宣统元年（1909）八月，招考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象为二十岁以下的高中生，在美先读一年预科，而后再去各大学就读。这一批共录取程义法、梅贻琦、程义藻、王琎、胡刚复、徐佩璜、张廷金等47名学子先行资送放洋赴美留学，胡敦复还陪同前去安排他们入学。第二批在宣统二年（1910）七月举行，考取赵元任、竺可桢、胡适、胡达（明复）、胡宪生、过探先、周象贤等70人，同年赴美留学。第三批是在宣统三年（1911）八月考试，考取梅光迪、陈长蘅、姜立夫、王赓、卫挺生、王求定等63位赴美深造。这些品学兼优的菁英，在美取得学位后回国，很多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科技各学术领域的开拓者或领导人。清华的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胡刚复、胡明复为胡敦复的弟弟，胡宪生为胡敦复堂弟，过探先娶胡敦复堂妹胡竟英为妻，姜立夫娶胡敦复妹妹胡芷华为妻，他们与胡敦复关系紧密自不必说。而其他的一些留美学生，不少人与胡敦复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无论是近代上海学校的传承体系，还是与胡氏兄弟有关联的那个留学生网络，均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
以大同大学校董会为例。1928年至1952年，大同共有校董35位，仔细分析其构成，有几类：一为立达学社社员与胡氏家属成员，如胡敦复、朱香晚、吴在渊、平海澜、曹惠群、郁少华、华绾言、胡宪生、胡刚复、王志莘（胡敦复的妹夫，胡六英之夫）等；二为胡敦复早年在上海就读时的老师，如马相伯、蔡元培、吴稚晖等；三为清华的早年留学生，如竺可桢等；四为大同的校友，这是大同创办以后发展衍生出来的，如竹淼生，大同大学新闸路校舍，“乃得校友竹君淼生之协助，在新闸路质得基地五亩许，自建四层楼新校舍，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季落成，即于八月间迁入。”五为社会名流，如宋汉章等。
再以几位具体人物为例。1897年10月，胡敦复入上海南洋公学刚设立的外院学习。1898年春，南洋公学成立中院，他即考入中院学习，至1901年中院毕业。时值南洋公学新设特班招生，胡敦复又被选入。其时，蔡元培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1903年，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商请在徐汇公学的马相伯开办学校，教授西学。“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学必先通其语言文字，而西人教会学校及国人自办之学校但会童蒙设法，因袭成规，径迂时缓，不合成年人求学之用，乃邀约同志胡敦复炳生贝季眉寿同诸君，请先生讲拉丁文。至是，先生以来求学者众，……”（《上海各界追悼马公相伯大会特刊》，“马相伯先生百岁年谱”，1940年刊印）从这些资料来看，胡敦复与马相伯、蔡元培等先生等早已相熟。1903年，64岁的马相伯联合南洋公学师生数人创办震旦学院。随后，胡敦复也转入震旦公学读书。在《震旦校友》中记载：胡敦复，学年癸卯（1903），后为大同大学校长。1905年，马相伯创办震旦未久，即因“外籍教授（南从周等）以耶稣会派之教育统治学校，以陶冶宗教意志为主旨，关于训练则采取严厉干涉主义，与初创学院时养成自治之风不同”（盛成中：《马相伯先生荣哀录》），于是率领学生离校，于吴淞另创一校，这就是复旦公学。胡敦复追随马相伯，又成了复旦公学的学生。1911年胡敦复在辞去清华学校的教务后，因老师马相伯的邀请，曾一度主持复旦教务。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就知道了胡敦复与马相伯、蔡元培等人之间的渊源。
作为胡敦复参与的清华考选留美学生，胡适于1910年赴美留学，获得多个学位，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与胡适一起留学的还有胡明复，1910-1914年间，两人均有一段康奈尔大学的共同经历。后来，胡适来沪，曾几次拜会胡敦复、胡明复兄弟。1926年3月，值大同建校十五周年，胡敦复还曾邀请胡适来校演讲。
除胡敦复兄弟外，其他立达学社的社员，均有一定的社会交游与关系网络。大同办学的社会资源丰富，与海外著名高校，以及国内的主要大学、学术机构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等都有密切联系，大同的不少教师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的教授，他们共同为近代中国新知识传播、新学科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H. “钢琴圣手”顾圣婴一一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1967年的那一天，有一户人家自杀了……

母亲、女儿，儿子都在家中开煤气共赴黄泉。

他们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秦慎仪，女儿叫顾圣婴，儿子名顾握奇。

秦慎仪的丈夫名叫顾高地。他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锴将军的秘书。

顾高地，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望族世家，他的祖上顾雍，曾是三国时期孙权的丞相。

顾高地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饱读诗书。

长大后的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他的妻子秦慎仪，也就读于大同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赴东京女子音乐学院深造。

这对夫妻婚后甜蜜幸福，他们育有了一双儿女。

1937年7月2日的上海，顾高地的女儿顾圣婴出生了。

小时候的顾圣婴就显现出音乐天赋。

每次顾圣婴一哭闹，母亲总会播发音乐，小圣婴只要听到音乐，就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个孩子仿佛就是为了音乐而生的。

女儿的音乐天赋让父母欣喜万分，他们决定好好培养这个孩子。

抗战胜利后，顾高地辞去军职，回归家庭，专心培养自己的儿女。

在顾圣婴3岁的时候，她开始学习钢琴。

在顾圣婴5岁的时候，她进入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

那时候的顾圣婴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她得到了琴科主任印贞蔼的辅导。

天资聪颖的顾圣婴学习刻苦，琴艺大进。

顾圣婴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获得了上海市钢琴比赛第一名。

顾高地对女儿的才华大加赞赏，他仿佛看到了女儿在音乐领域的骄人成绩。

顾圣婴是如此的痴迷于音乐，在她的世界中没有痛苦，只有甜美；没有邪恶，只有善良。

从小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顾圣婴不知人间忧愁，她每天都快快乐乐地弹着钢琴。

小时候的顾圣婴长得很瘦弱，但她在学习钢琴上却是拼命三娘，一首乐谱，只要有一个细节未处理好，她都不吃不喝，非要练到自己满意为止。

顾圣婴就是这样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对她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这个世界没有完美。

1949年全国解放了，顾高地选择全家留在大陆，他们爱音乐，更爱自己的国家。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第一次登上音乐舞台，她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 《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

台下的观众无不被这个小女孩美妙的音乐所打动，顾圣婴沉浸在掌声与鲜花之中。

顾圣婴不仅精通钢琴，她对书法、绘画及文学都有造诣。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枫曾经感叹一一

顾圣婴准备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她的父亲出事了！

1955年，受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事件的影响，顾圣婴的父亲顾圣地，在家中突然被抓走了。

顾高地的突然被抓了起来，让顾圣婴一家不知所措。

不过他们相信自己的亲人是好人，他是被冤枉的。

顾高地被抓走的第四天，顾圣婴人生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开始了。

顾圣婴强忍着泪水，孤独地弹着钢琴，她是这样的失落。

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不在了，顾圣婴的世界撕裂了。

1957年，顾圣婴考入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

据克拉甫琴科所说一一

痛苦中的顾圣婴唯一的安慰只有音乐，只要还有音乐她就能生存下去。

父亲被抓走后，母亲急病了，弟弟还年幼，顾圣婴独自一人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外报道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

刘诗昆的“狂”（剽悍）、顾圣婴的“秀”（温婉）、李名强的“木”（本色）、殷承宗的“死”（用功）和鲍蕙荞的“娇”（妩媚），声名远播，海外皆知。

顾圣婴在这六人当中，独领风骚，被公认为最有才华的一位。

只是纵然才华出众，依然乌云密布，不见彩虹。

1958年，顾高地被判20年，发配青海改造。

顾圣婴一家千等万等，还是等不回亲人的归来。

残酷的现实让顾圣婴悲痛不已，她更加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了。

顾圣婴的生活中没有爱情，没有幸福，只有音乐。

在那个年代，谁肯与一个异类谈恋爱呢？

顾圣婴早己断了婚姻的念想，她把自己嫁给了音乐。

可是，有一天，音乐也不属于她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

祖国大地，打砸抢烧，一片混乱。

顾圣婴的世界又一次被撕裂了，这次毁灭的如此彻底。

顾圣婴最为熟悉的傅雷叔叔及他的妻子朱阿姨，不甘其辱，双双自杀身亡。

敏感的顾圣婴知道这一次自己在劫难逃……

1967年1月31日，顾圣婴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女儿，被造反派揪到乐团的舞台上，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她被打耳光，揪头发，并强迫跪在毛公像前“请罪”。

顾圣婴的世界彻底崩溃了……

昏昏沉沉回到家中的顾圣婴垂泪无声，她的母亲则目光呆滞，她的弟弟重病缠身。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绝望，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处。

父亲入狱，母亲没有工作，弟弟握奇又患病，顾圣婴实在是太累了，太苦了。

音乐家的灵魂是单纯的，也是脆弱的。

这个世界没有温暖，没有善良，没有是非，只有冷漠，只有残忍。

生无可恋，无须苟活，天不容情，人生苦短。

“明天的批斗我不去了！”

顾圣婴向母亲与弟弟表达了赴死的决心，而她的母亲与弟弟也不愿再受屈辱，他们决定与顾圣婴一同赴死。

母子三人就这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了。

顾圣婴与母亲、弟弟一起赴死后，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就被匆匆地火化了。

1975年8月29日，顾高地终于“刑满释放”，他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妻子、女儿，儿子阴阳相隔，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残忍的吗？

悲忿的顾高地一夜白头，他不明白苍天为何如此无情！

顾高地在青海艰难求生，支持他的唯有家人，可现在他回家了，家人却离他而去。

顾高地一个人呆在家里，思念着妻子与孩子。

家中空荡荡的，人心冷冰冰的。

再到后来，顾高地的冤案，获得了平反，但逝去的光阴，与失去的亲人，永远不会回来了。

妻儿子女都走了，这样的平反有何意义！

顾高地只有靠回忆度过自己孤独寂寞的余生。

满脸风霜的顾高地想为妻儿办一场追思会，可他四处奔波，却找不到亲人的骨灰，这位老人只有痛哭失声。

顾高地只能买了三只空的骨灰盒，为让那屈死的妻子、女儿，儿子补办了追思会。

1990年10月15日，顾高地因患肺癌离世。那一年，他82岁。

顾圣婴，一个天才的钢琴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现在的人们还有几个知道她的名字呢？

作者简介一一婉儿（婉㚥）：一个喜欢读书，痴迷历史的女子，爱写文章的小女子。什么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想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尘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兰自飘香！

I. 顾圣婴简介

顾圣婴 (1937～1967)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祖籍江苏无锡。5岁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嘉禄教授，成绩斐然。她还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受惠于傅雷的影响。顾圣婴勤学深思，博览中外文艺作品，善于从各门类之术中汲取营养。1953年，少年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B大调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5的年首次在上海举行独奏音乐会，备受赞誉。1956年后，开始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及查克、塔·克拉芙琴柯，使她的琴艺日趋精进，渐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钢琴演奏家。
1957年，年仅19岁的顾圣婴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是一个奇迹”。1958年10月，她又在有36个国家一百多位选手参加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与RONALDTURINI并列男子钢琴最高奖），在西方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瑞士国家电台、国家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又在颇具国际影响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从而使她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女钢琴家。从50年代至60年代，顾圣婴作为新中国的音乐使者，曾先后到苏联、瑞士、比利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等十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训问演出，引起了巨大反响。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了不可再得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她那秀丽澄明的音色，带给人以一种清纯的美的享受，她那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作为一位中国钢琴家，顾圣婴全身心倾情于祖国的钢琴音乐事业，1963年曾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品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我国和世界音乐舞台上，她满怀激情地介绍过许多中国作曲家的钢琴音乐作品。
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顾圣婴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心，即使在遭到排斥和含冤的日子里，她常常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亲人。她在前往异国参赛的途中，曾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我的祖国，为了我的人民，我一定要拼搏，直至走向高高的领奖台——”。她的一生冰清玉润、志高行洁，那宽广而博爱的情怀及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永远是广大中国艺术家的楷模。

J. 中国的伟人在成功后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

师生情：过去老师救陈毅，如今陈毅救老师

陈毅将释放、安置肖纯锦一事，以及与肖20年来深厚友情，一一向毛泽东主席详告。毛主席颔首道：这位肖先生，看来与我们交情非浅，帮助不小，过去救了你陈毅，又援助了

新四军，现在你仁义救他，也是应该，应该。

陈毅急电江西省委

1953年3月上旬的一天，春日融融。由上海市委、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上海市各民主党派、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汉口路江西路口的市政府大厦三楼举行。这是一次党与各界知名人士共谋建设新上海方针大计的会议，陈毅亲自主持会议。陈毅向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询问道：“肖纯锦先生来了没有？”见会场上无人回话，陈毅转向工作人员声音略高地问道：“肖教授为什么没有来？他应该来的。”

肖纯锦先生是上海城明文学院、大同大学的教授，但他为何没有到会，却是不详其由的。座谈会结束，有一个人从会场出来，到大街上叫了一辆 出租车，此人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肖纯锦的好友王造时，他要去的地方正是肖纯锦家。王造时见了肖纯锦夫人程孝福，没说上几句，肖夫人泪水直掉说：肖先生在前些天已被家乡江西永新县公安部门来人捉回去了，罪名有两项——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官僚、永新封建派别总后台。王造时大为惊讶，对肖夫人说：“嫂夫人，这事耽误不得，你不妨快去找陈毅市长，请他救肖先生。眼下，也只有他才能救肖先生了。”

是日下午，程孝福在市政府见到陈毅，告之肖纯锦被捉回永新的情况。陈毅也觉得情形非常严重，对程孝福说：“肖师母，你等等，我这就给江西去电话。”说完，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江西的电话接通了，陈毅问明对方是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说道：“正人同志，你省的肖纯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一贯正直高傲，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们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尤其对新四军帮助很大。现在被家乡永新县当作国民党官僚捉回去了，据说要杀头。我建议啊，肖纯锦不能杀，因为他于革命有大的功劳，我们不能胜利了就忘掉人家的帮助。请省委赶快过问，立即释放，并赔礼道歉，护送他到上海来。”

陈毅放下电话，又用毛笔写了同样内容的特急专函，嘱秘书速从机要邮线送走。忙完了这些后，陈毅说：“肖师母，你看这样行吗？”陈毅毫不迟疑的刀下救人的举动，程孝福是亲见亲闻，怎能不叫她万分感激呢？她的眼角溢出了激动的泪水。

一段难忘的师生情

陈毅为何火烧火燎般地救肖纯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关连到陈毅与肖纯锦20多年来的生死友情。

1921年11月，陈毅与其他103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被北洋政府驻法公使勾结法国

当局，以“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驱逐回中国。他们抵达上海的当天夜晚，陈毅作为“被迫归国留法学生团”的代表，连夜敲开上海各家报馆的门，投送《我们在法国的非人遭遇》一稿，见报之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时年29岁的肖纯锦正在大学执教，对被驱逐回国的留法学生深表同情。11月25日下午，他专程来到小客栈看望陈毅等人。通过几个小时的交往，肖纯锦认定陈毅才华过人，年轻有为，遂有意资助他进入东南大学学习。陈毅辞谢了肖的盛情相助，说要回四川为被逐留法学生的权益请愿。肖纯锦感其斗争决心，翌日又来到小客栈看望，并赠给他100元银洋作路费。

1921年12月12日，陈毅乘轮船从上海返回四川，肖纯锦赶到码头送行。陈毅上船前恭敬地向肖行礼致谢，两人依依惜别。没想到，相隔大半年之后，陈毅又在北京遇上了肖纯锦。当时，北洋政府迫于全国各地留法学生代表的不断请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收容被迫回国的留法学生，陈毅是在这种情形下带着一批四川籍留法同学来到北京的。当时，中法大学没有专职教师，讲课都是请 北京大学的教师。肖纯锦是同年8月离沪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教务长的，因此常被邀请到西山授课，这样又见到了陈毅，而且有了师生的名份。中法大学的学生们生活很清苦，自己种菜轮流办伙食，肖纯锦曾多次将陈毅和蔡和森、肖振声等同学带到家里过星期天，改善他们的伙食。

1925年冬，24岁的陈毅在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期满。肖纯锦对陈毅说：“你的学习成绩那么优异，继续读下去是很有前途的，我帮你联系到北大插班吧。”陈毅对肖说：“先生的好意我领了，我还是要回四川。”肖纯锦当然不会知道，已是中共党员的陈毅奉组织之命回川开展党的工作。肖纯锦留陈不住，遂在家里设宴，邀请同事李大钊教授作陪，为陈毅饯行。

危难将临智救陈毅

光阴荏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南方8省的游击队也奉命出山开赴抗日前线。在粤赣边界领导游击战争的陈毅，代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于8月22日来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指派的首席代表进行谈判。而这位首席代表，竟然是回赣担任省政府农林厅长的肖纯锦！陈毅与肖纯锦在赣南

专署的客厅相见，都是不胜惊喜，当下摒去旁人，在客厅里交谈了很久。

肖纯锦是怀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应邀回赣服务的，可想而知，他对粤赣边大油山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抗日是极力成全的，加上遇到陈毅，那种暗中相助的意思自不必说。肖是省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可以拍板定事，因此，整个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 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红军游击队不再进行军事扰击、下山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协议。

陈毅对于肖纯锦在这次谈判中有意成全我方的情形，是深为明了的，曾向项英作了反映，项英也对肖的举动称赞有加。而在另一方面，熊式辉对肖纯锦却有责怪之意，埋怨让共产党在谈判中占了大便宜，蒋介石更是在电话中责骂熊式辉，熊只得多方解释担当责任，并未牵扯到肖纯锦，因为肖是他指名从北京要来的。

同年10月上旬，陈毅代表中央从赣南油山来到湘赣边界的武功山，联络谭余保领导的游击队出山参加改编。但南京政府暗中仍没有放弃诱歼红军游击队的图谋，陈毅到了武功山的消息被国民党招募专员——前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大叛徒陈洪时手下的特务侦悉，密报到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遂在省政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调兵前往武功山捉拿陈毅。肖纯锦的亲家、省政府政务秘书处主任秘书李中襄参加了会议。会后，李到肖家说：“熊参谋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调兵围歼安福武功山，要捉拿陈毅。”肖纯锦一怔，说道：“不是签订了协议，怎么又要动兵去打人家，岂不是背信弃义？”李中襄苦笑一下，回道：“唉，大概是上峰的旨意吧。”

李中襄离开后，肖纯锦对准备就寝的程孝福轻声地交待一番。翌日一早，程孝福从南昌搭乘汽车到了吉安，又雇马车赶往安福。第二天，已是便装的程孝福请人带路，步行来到了武功山，被驻守的游击队班哨拦住，押到山腰的一座旧庙里，陈毅从庙中走出来，惊喜地喊道：“肖师母，原来是你……！”

三天之后，国民党驻吉安的两个团连同从省城急运而来的省保安司令部三个大队，连夜秘密开入武功山，封锁了进出道路，以一个团直扑游击队的营地,然而，红军游击队早在两天前就离开这里。

为新四军供粮解危

1941年，担任省农林厅厅长兼农业院院长的肖纯锦，又多了一项显赫的官衔：江西省督导粮食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直接负责全省农业生产，供给抗日前线军粮的工作，并于1940年随江西省政府迁移到泰和县城。

1941年3月底的一天，正在办公的肖纯锦接报，说有两位中学教员自称是他的朋友前来相见。肖出去一看，来人竟是多年未见而时下名声很大的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此时此地相见，双方都非常激动。肖纯锦将陈毅带到楼上房间，关门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原来，陈毅此行化装冒险前来泰和，是专门找肖纯锦求援的。重整的新四军在皖南粮食紧缺，处境危困，只有请这位掌管着供粮大权的老友相助。

肖纯锦听陈毅讲了来由之后，心里十分明白在这种情形下给新四军供粮的危险性和艰难性，但还是答应下来。当日，陈毅与同来的参谋宿于肖纯锦家，仔细商议如何供粮的办法。次日清晨，肖纯锦亲自护送着陈毅和参谋两人离开泰和县城，一直送到安全地带。

肖纯锦利用所掌管的职权，按照与陈毅秘密计议的办法，开始向新四军供给粮食。具体方法是第三战区供给部的官员持了函件前来购粮，肖纯锦陪同来到浮梁、婺源、德兴等地，从那几个县调拨粮食，以水路船运到九江、安庆。因为持有江西省粮食生产委员会的公文函件，加上第三战区长官部出具了证件，大批军粮水运得非常顺利。这些粮食运到安庆后即由新四军的地下后勤人员组织运到了部队。

尽管肖纯锦在向新四军供粮的过程中行动小心，半年后，还是有人向江西省政府密告此事。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命令调查了一个多月，虽然查无实证，但也看出了不少破绽。1941年11月，肖纯锦的省督导粮食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被解除，在受到排挤和冷遇中过了几年。1947年春，肖纯锦辞去了省政府委员、省农林厅长兼农业院院长等职，回到上海，在诚明文学院、大同大学担任教授。

得到毛泽东的嘉许

江西方面,陈正人在接到陈毅自上海打来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将肖纯锦的情况讲了，朱继先不敢耽误，立即电告永新县委书记马健，马在电话里说：“好在上级通知得早，再迟就晚了！”朱继先立即催促：“你这就告诉公安局，千万不可乱来，我明天赶到永新。”第二天中午，朱继先驱车来到永新将肖纯锦接出，于晚上设宴压惊，

说明情况。陈正人在接到了陈毅的亲笔信函后，又从省委派出专人赶到永新，让永新县委派人护送肖纯锦回上海。

这天，接到电话的陈毅亲自到车站迎接，加以慰问。当晚，陈毅设宴款待肖纯锦夫妇。数日后，陈毅就肖纯锦的安排与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部作了商议，决定安排肖去 复旦大学任教，同时推举肖为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陈毅就是陈毅，知道肖纯锦一事不可小觑。不久后他到了北京，在见到毛泽东主席后，将释放、安置一事及与肖20年来深厚友情，一一详告。毛泽东在听完之后，颔首道：“你陈毅办事，算是有板有眼。这位肖先生，看来与我们交情非浅，帮助不小，过去救了你陈毅，又援助了新四军，现在你仁义救他，也是应该，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