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迎新演讲

㈠ 饶毅教授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在祝福裹着告诫呼啸而来的毕业季，请原谅我不敢祝愿每一位毕业生都成功、都幸福；因为历史不幸地记载着：有人的成功代价是丧失良知；有人的幸福代价是损害他人。

从物理学来说，无机的原子逆热力学第二定律出现生物是奇迹；从生物学来说，按进化规律产生遗传信息指导组装人类是奇迹。

超越化学反应结果的每一位毕业生都是值得珍惜的奇迹；超越动物欲望总和的每一位毕业生都应做自己尊重的人。

过去、现在、将来，能够完全知道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只有自己；世界上很多文化借助宗教信仰来指导人们生活的信念和世俗行为；而对于无神论者——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我尊重是重要的正道。

在你们加入社会后看到各种离奇现象，知道自己更多弱点和缺陷，可能还遇到小难大灾后，如何在诱惑和艰难中保持人性的尊严、赢得自己的尊重并非易事，却很值得。

这不是：自恋、自大、自负、自夸、自欺、自闭、自怜，而是：自信、自豪、自量、自知、自省、自赎、自勉、自强。

自尊支撑自由的精神、自主的工作、自在的生活。

我祝愿：退休之日，你觉得职业中的自己值得尊重；迟暮之年，你感到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不要问我如何做到，50年后返校时告诉母校你如何做到：在你所含全部原子再度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回归自然之前，它们既经历过物性的神奇，也产生过人性的可爱。

㈡ 让我们一起去听来自北京大学的李教授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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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原文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

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

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

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

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

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

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

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

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3)北京大学教授迎新演讲扩展阅读：

作者简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

㈣ 洪谦的维也纳学派

洪谦与维也纳学派——纪念我的老师洪谦教授
高宣扬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纪念洪谦先生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洪谦教授是我在1957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研究生班就读期间的老师。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从那以后，直到洪谦先生逝世为止，洪老师始终都没有中断过对我的指导，他那宁静安详的风度，雍穆而又和易的仪态，严谨而又扎实的治学精神，连同他的谆谆，犹长萦脑际，已慢慢地构成为我的一个精神财富；师恩浩荡，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使我倍感珍贵和亲切！
洪谦老师对我的教育和交往过程，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57年至1962年，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生，不仅受教于洪谦老师，选修他开设的课程，而且经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到他在燕东园的寓所，多次拜访他，并在他家里接受他对我个人的亲切教导，给予我学术上的特殊指导。在毕业论文写作期间，我除了得到齐良骥教授的亲自指导以外，洪谦先生还多次耐心地更正我的“论康德的‘统觉’概念”的论文，鼓励我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报考研究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1962年暑假，我才决定报考当郑昕先生的研究生。
第二时期，是1962年至1966年，我作为郑昕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攻读康德哲学。当时，我一方面继续经常到洪老师家中直接受到他的教诲，另一方面也在郑昕老师家里，同时地受到郑昕与洪谦两位老师的指导。郑昕老师与洪谦老师是好朋友，洪谦多次在郑昕家中与郑昕老师一起向我讲授康德哲学，也向我讲述他们在德国留学时期的经历和感受。
第三时期，是1978年我出国后直到洪谦老师去世为止。在这段时期内，不论我在香港，还是在巴黎和台北，洪谦老师都很关心我，不只是在学术思想上给予指导，而且也在我个人的生活方面给予关怀。我在这一时期连续给他发了许多信件，也反复多次与他在国内和在国外见面。洪谦老师给我写了十多封信，包括两次推荐我到明尼索达大学受教于费戈尔教授，以及在牛津大学聆听他的演讲。 维也纳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
当我刚踏入北大校门的时候，洪老师才四十八岁；但他作为维也纳学派在中国哲学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早已使他列入了第一流的名教授之列，深受我年青一代的崇爱和尊敬。
1957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哲学楼的一零一号阶梯教室，参加了由哲学系学生会和系办公室主办的“迎新晚会”。我和其它七十多名哲学系学生，以非常激动的心情，等候着教授们一一入座。当时的北大哲学系，集中了三十多名哲学教授。据我们的学长学姐们介绍，在1952年底所进行的中国大陆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中，政府决定把原全国各大学的哲学教授，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便于集中地进行“思想改造”。因此，从那以后，一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师资最强的教学研究基地；除了洪谦专长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哲学以外，还有中国哲学史权威冯友兰；数理逻辑专家王宪均；西方美学专家朱光潜；希腊哲学专家任华、汪子嵩；康德哲学专家郑昕、齐良骥；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张世英；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任继愈、黄子通、朱伯昆；佛学权威熊十力、马一浮、汤用彤、汤一介；西方伦理史家周辅成；美学家宗白华；莱布尼茨专家陈修齐；西方哲学史料学家王太庆；存在主义专家熊伟；日本美学史家马采；日本哲学史家朱谦之；希腊哲学专家方书春以及形式逻辑专家李世繁等等。
晚上七点左右，迎新晚会开始前几分钟，教授们一一步入会场。洪谦教授同当时的系主任郑昕教授一起来，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洪老师看上去身材略瘦，戴一副近视眼镜，个子稍高，身子骨仍然很结实，文质彬彬，研究气十足。洪老师当时与任华教授共同负责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作，一起同时指导研究生陈启伟等人。
迎新会上，郑昕教授逐一向新生介绍到会的所有的老师；当介绍到洪老师时，郑昕教授对学生们说：洪谦先生是维也纳学派的专家，是石里克的学生，卡尔纳普的同学。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传承经验论 推崇康德和休谟
我在北大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洪老师住在北大东校门外的燕东园内。我和班上几位同学，经常去拜访洪老师。燕东园内到处是茂密的树木，翠绿的枝叶，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是教授们恬静地安家度日和著述立说的好处所，我们学生称之为“世外桃源”。
我第一次拜访洪谦教授，是在1958年元旦。为了向他拜年，我与同窗三人，来到燕东园。洪师母开门以后，亲切地把我们引进到客厅中。
洪老师很高兴地在客厅中接待我们，并很亲切地问我们，作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外国哲学史有什么困难。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洪老师向我们强调了经验论哲学的重要意义；第二，强调学习外语和阅读原著的重要性。
关于经验论哲学的重要性，是从客厅墙上挂着康德画像和休谟画像谈起的。洪老师说，他很推崇康德和休谟。康德的贡献在于开创了科学的知识论的研究基础，奠定了以准确的数学和物理学作为依据进行知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休谟的贡献在于使经验论系统化和贯彻到底，使现代哲学有可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集中地探讨了“意义的经验证实”的基本问题。
洪老师在谈到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时，当然也同时强调休谟的传统经验论与逻辑实证论的经验论的区别。在他看来，仅仅指出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是不够的，因为传统的经验论正是由于未能克服普通经验的个别性、零碎性，过于执着于个人的经验感觉，才在认识论问题上无法达到真正普遍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实在性。洪谦先生指出：石里克的贡献，恰正在于扭转了经验论的基本问题的方向，指明了哲学上的“实在”与日常生活中的“实在”的根本区别，突出了科学知识的真正灵魂就在于它在公认的实验中的可检验性！
为此，洪老师一再要我们记住石里克的那句名言：“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
洪老师关于经验论以及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寥寥数语，点名了方向，使我们晚辈从一开始踏入深奥的哲学领域，便明确问题的真谛。从那以后，每当我面临分析哲学的难题，便记起洪老师的这番教导，从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出发，进一步深入思索各种问题，常有迎刃而解之效。
洪老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论传统的精湛理解，使他在同我们的谈话和讲课中，始终突出“经验”在对实际作出判断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时，洪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逻辑实证主义的课，他从一开头就强调说，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研究奠定在“经验”之上，是因为仅有“经验”才能对于实际有所判断。逻辑实证主义并不绝对排斥理性思维的重要作用，但思维在知识理论中的作用，仅仅是“以同语反复的变式”去叙述关于“实在”的判断。
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当时是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理性在关于实际的判断中所起的“同语反复”的作用。记得洪老师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出了“同语反复”的德语原文die Tautologie，并作了解释。由于当时我们的学识有限，未能完全明白洪老师关于经验论的基本思想的论述，但他对于“同语反复”的解释，使我们清楚地区分开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形式真理和经验真理；形式真理是以分析命题为依据，而分析命题之为先天性，乃是因为数学、逻辑等分析科学都以纯粹形式定义的假定为基础。所以，在各个演绎推理中，结论的论据总是已经包含在前提之内。这些分析命题，充其量也只是叙述同值词句的纯粹形式的变换，是与经验无关紧要的，对于事实也就自然地无所表达，因此分析命题是属于先验性的。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所立足于其上的经验真理，其真实性就不能单靠命题体系内的前后一贯性或不矛盾性，如上述形式真理那样；而是要证实命题与“实在”的一致性，就要接受观察与经验的检验。因此，只有对“实在”有所指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对“实在”无所指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同时，只有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才能确证和证实的有关实在的命题，才有资格被称为经验的真理。现代物理学中的科学命题，便是属于这种经验真理。
如果说，石里克反复强调“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的话，那末，更深一层地说，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所表达和所叙述的事实，能否经得起经验性的观察和实验的检验，能否获致“是”与“不是”的明确答案。 谈到精读原著的问题，洪老师和师母何玉贞女士首先强调学习英语和德语的重要性。师母对我们说，洪老师从维也纳到英国牛津的初期，为了尽快把握英语，训练听力、会话和文字表达能力，洪老师几乎天天到电影院看电影，有时连续好几场不离开电影院，硬要听懂内容。洪老师说，学习西方哲学，不能靠翻译，一定要看原文原典，而且要精读，反复推敲，不要‘图快嚼不烂’，要句句琢磨，前后分析。洪老师特别批评有些学生好高骛远，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学习态度。洪老师说，学习外国哲学，不懂外文，看不懂原文原典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生学习时期，经常到我的指导教授郑昕先生家中请教和讨论问题。郑昕老师住在燕南园，与我们研究生宿舍29斋，只有一墙之隔。我往往是通过燕南园角上的一个小木门，经过冯友兰老师家门前的小路，去找郑昕老师。
郑昕教授是康德哲学专家，精通德语和康德哲学原著。洪谦和郑昕是好朋友，我经常在郑昕教授家中遇到洪谦教授。他们经常以德语交谈和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俩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留学德国，俩人又同是安徽人，一个研究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一个研究逻辑实证主义。也许是由于他们经历相似，又在对待“经验”的问题上，俩人有某些共同的观点，使他们情谊融洽。
我在郑昕家中请教时，正好手捧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言》的德语原本。洪老师和郑老师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用德语讨论这本书，并耐心地向我逐句解释。洪老师对我说，要下苦功夫精读康德的原著，一句一句地看。他还亲自择读其中数句，要我当场翻译出来，亲切地指出译句之不足就在于生吞活剥地硬译，把句中虚拟式所要表达的那种带有精确情绪的语态和文风，给冲刷得无影无踪。
这种手把手的教导，又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同学李步楼兄每周两次到王太庆教授的宿舍，请他一句一句地领读文德尔斑著《哲学史教程》德文版。王太庆教授和洪谦教授及郑昕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看原文原典，使我们晚辈受益良多。
有一天在郑昕教授家中，郑昕老师还顺便同洪谦老师谈及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郑老师有所感慨地说，哈特曼在晚期居然从实在论观点研究认识论问题，以致认为本体论的研究仍应与认识论研究相平行。郑昕先生认为，这是对新康德主义和经验论哲学的背弃。因此，郑老师说，当他在哈勒大学听完哈特曼的一场演讲后，便气冲冲地返回马堡，在中途换车时也因气恼未平而迷路。说到此，郑老师、洪老师和我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洪老师还对我说，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除了要下苦功夫精读原著以外，还要同时了解西方各国的文化历史背景，懂得各个哲学家的个人思索风格同他所属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因此，他说，学好外国哲学，一般地说，最好的方式是亲自去留学，就地学习和体会。
我在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出国侨居前夕，洪老师热情地邀我去北京新侨饭店吃晚饭席间，他不时地提醒我，出国后不要分散精力，要集中研究一两个重要问题，深入下去。他还特别推荐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大学去找费格尔(Herbert Feigl, 1902-1988)，因为费格尔是洪老师在维也纳时期的老同学，又是当时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洪老师在谈到费格尔时，强调要首先认真地阅读他的那部论精神和身体的专著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我到香港以后，曾特地订购并阅读了这本书，虽然我后来没有去成美国，但他在这部书中所阐述的“精神和身体的同一论”，对我教益甚大，使我在法国研究摩里斯·梅洛·庞蒂的身心现象学理论时，受到深刻的启发。
由于洪老师对原著和原典的重视，他亲自倡导编译了四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卷《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三卷《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四卷《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都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使我们这一代年青的哲学工作者获益不浅。我们在大学时期，这些西方哲学原著选辑，成为了我们最基本和最原初的主要参考资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我离开中国大陆，经香港到法国定居以后，洪老师不时来信指导，并多次在信中提及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动向。1980年和1982年，洪老师又两次去维也纳和牛津，分别参加关于维特根斯坦和关于石里克-纽拉特百年寿辰纪念讨论会，并在与会期间给我来信希望能与我见面，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老师对我的关怀，也使我有幸获得重新学习的好机会，最使我难忘的，是在1982年春在牛津三一学院与洪老师的会面。
洪老师在1980年初两次重访牛津是意味深长的。洪谦教授在牛津三一学院接待我内人许敦煌女士、小女高宁和我三个人的时候，很慷慨激动地说，能在牛津相会，使他想起四、五十年前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半个世纪不算长，但对比一下维也纳和牛津的两个时代，恍惚如在梦中。虽然昔日的维也纳李比希巷和柏兹曼巷，他在1928年至1936年受教于石里克教授时期经常出入的地方，依然如旧，石里克领导的哲学研究所和周四讨论会的所在地依旧伫立不动，但年华流逝，气氛已大不一样。而牛津这个闻名的大学小镇，街头上林立的学院建筑物、图书馆和教堂，也显示了同噪声震耳的车水马龙现代化交通、川流不息的游客群的极端不协调。洪老师邀我们在三一学院内寂静的院子里散步欣赏春意盎然的花木，边走边谈他半个世纪来从维也纳到牛津所走过的道路，谈到他同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也谈到他这次路过伦敦石与卡尔·波普爵士的会见。正是通过这次在牛津三一学院同洪老师的长时间安静的谈话，我才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我早已认识而崇敬的老一辈学者的为人和渊博学识。
洪老师是在1927年十八岁那年，经国学大师梁启超的推荐，在安徽同乡会的资助下，留学德国柏林和耶拿的。正是在柏林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期间，他受到莱辛巴赫的提示，决心到维也纳去报考石里克。
1928年起，洪老师在维也纳研究哲学，他说，石里克从一开始就建议洪老师学自然科学，首先把握数学和物理学，并建议洪老师去听卡尔纳普的数理逻辑课。洪老师问及我到法国后的哲学研究方向时，他一再提示我：即使不研究科学哲学，也不能忽视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及其方法论对于哲学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洪老师在牛津三一学院的庭院里，慢慢地谈起了他在1945年初来牛津时的情景。他很钦佩维特根斯坦；在洪老师看来，要深入研究当代的逻辑实证主义，不研究维特根斯坦是不行的。洪老师在四十多年前在牛津时，正是维特根斯坦的鼎盛期。我由于写过一本《罗素传》（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和1991年台北远流出版社新版），所以也借此机会与洪老师讨论了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洪老师很钦佩维特根斯坦之为人：他宁愿放弃万贯家产，不领受巨额遗产，自食其力，先在奥地利的基尔希堡小镇当一名小学教师，然后到修道院当园丁，又到伦敦一家医院当实验室的一名助手。即使后来他被聘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哲学教授，成为他的老师罗素的老师以后，他也为了更专心于哲学研究，毅然辞去教职。
洪老师觉得，维特根斯坦的重要地位在于突出了逻辑结构和语言分析的重要性。洪老师为此向我复述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澄清。”这就使我想起我在北大研究生时期，洪老师对他所指导的研究生李步楼所提出的学习要求，这个要求对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也使我心明眼亮。洪老师要求李步楼专心研究和精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为了消除哲学的难点，必须研究语言的逻辑结构。洪老师在牛津谈及维特根斯坦时，特地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与文化的文集。 《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的出版
洪老师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研究，时时通过信件指导我。使我感到荣幸的是，1988年当我决定在港台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同时出版发行）的时候，洪老师不仅欣然答应同梁漱溟先生一起，成为我所主编《西方文化丛书》的顾问，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将他近年来所写的一系列重要论文托付给我，让我将这些论文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的书名，编入丛书之中，使这套丛书增添光辉。洪老师为此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前言》。
他在《前言》中说：“高宣扬先生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对于了解和研究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思潮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我作为他的老师和朋友，应当为他的这一盛举做点什么，这是义不容辞的。……前几年，我的学生和朋友们曾经建议我讲四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和讲稿编成《洪谦文集》。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已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为了对《西方文化丛书》尽一点力量，我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从已经搜集好的材料中选出有关的部分，编成这一本《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作为这套丛书中的一种，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洪老师的勉励，给了我和丛书的作者们以及编辑们很大的鼓舞。
由于洪老师的这本《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包括了洪老师近年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学术讲演稿以及为国外重要哲学杂志或丛书写的论文，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价值，所以，这篇论文集发表以后，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对于研究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发展史，是一篇很珍贵的历史文献。
为了充分肯定洪老师在发扬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方面的卓越贡献，我在1984至1986年，应法国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院长贾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之聘请，在国际哲学研究院领导主持中国当代哲学讨论会(Seminaire sur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上，对洪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参阅法国国际哲学研究院1985、1986年讨论会提纲文集Osiris出版社法文版）。
从1989年起，我在台湾唐山出版社主编《研究与批判丛书》。洪谦老师再一次诚挚地支持我的出版计划，并答应我将他早年出版过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编入《研究与批判丛书》。这本《维也纳学派哲学》系统地总结了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方法及其发展过程。
洪谦教授希望这本书在台北的出版会有助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并有益于加强对维也纳哲学的研究。因此，洪谦还曾建议在原大陆版的基础上，补充他所写的四篇短文：《逻辑经验主义概述》、《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艾耶尔河维也纳学派》及《评石里克的〈哲学问题及相互关系〉》，以便更详尽地论述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理论。
令人惋惜的是，洪谦教授未见到本书在台北的出版，于1992年初春突发重病，抢救医治无效，于2月27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据洪师母告知，即使身躺病榻期间，洪谦也念念不忘本书在台的排印出版，时时提及务必加紧进行。

㈤ 蔡元培的北大就职演讲对现今社会的学生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蔡元培的北大就职演讲对现会社会的学生很有启发，在名校北大，这个高等学府中，人才辈出，潜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

㈥ 北京大学的一名知名英语教授将来你校演讲,你是一名学生干部,请用英语写个书面

我是一名学生干部
I am a student cadre
I am a student cadre

㈦ 就任北京大学的演说 蔡元培 你怎样理解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点评】

蔡元培（1868—1940），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先生的演讲开宗明义，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的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须的。而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所有这些举措都为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篇简短的演说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㈧ 高一语文必修2《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课文解读

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选用到情感表达,一切合乎时宜，这是本课最为语文的东西。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高一语文必修2《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课文解读，希望对你有帮助。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课文解读

五年前，严几道①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②毕业而来，想必闻知。(①严几道：即严复，1853—1940年，几道是他的字，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②预科：当时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先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免试升入本科。)士别三日，刮目相见①，况时阅数载②，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③，请更④以三事为诸君告：(①士别三日，刮目相见：见，原为“待”，又写作“看”，语出《三国志》。吴国将领吕蒙，很有军事才能，但文化水平低，后来在孙权的启发下，刻苦学习。有一次，鲁肃和他交谈，发现大有长进，于是赞叹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听了也幽默地回答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后来，人们便用吕蒙此语来表示别人已大有进步，不能再用老眼光看人。②时阅数载：时间经历了几年。阅，经过、经历。载，zǎi，年。③长斯校：任本校校长。长，zhǎnɡ，校长，这里用如动词。斯，这。④更：再。)

这是演讲的开场白，先简单回顾自己五年来与北大的渊源，肯定大家的进步，借以拉近和听众的距离，便于开展师生间的对话，然后立即径奔演讲主题，以校长的身份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提出“更以三事为诸君告”。语言简明扼要，没有过多斯文客套。演讲这样开头，显示了演讲者的魄力，能迅速凝聚听众注意。

一曰抱定宗旨。[段首开宗明义，点明中心。蔡元培把“抱定宗旨”作为首要期望提出，反映了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之始，最先思考的问题就是北大的办学方向，即北大应该改革和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北大的学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学生。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对莘莘学子的最重要期望。]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蔡元培认为要明确大学宗旨、办学方向，就必须先明确大学的性质，端正人们入大学的目的;而要端正人们入大学的目的，也就必须先端正人们对大学的观念。蔡元培在这里运用连锁推理的方法，说明认知大学性质的重要。这反映了蔡元培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即观念决定一切，人们的思想决定了人们的行动。因此，他下车伊始，便从端正观念入手。]今人肄业①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①肄业：在这里是就学的意思。肄，yì。)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的性质是什么?蔡元培将大学和专门学校对比分析，专门学校是“学成任事”，学了以后出去做官发财，大学则不是这样，“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是最高的文化科学研究中心，入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这是蔡元培对大学教育的新认识，是他对旧北大深刻反思的结果。蔡元培认为旧北大之旧，就“旧”在办学宗旨、办学观念“太腐败”，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全不以学问为念。蔡元培对大学的这个认识是他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①，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②之终南捷径③也。(①腐败：这里是指思想陈旧过时。②干禄：求取功名利禄。干，追求，求取，旧指追求职位俸禄。禄，古代官吏的俸给。③终南捷径：比喻达到目的的便捷途径。语出《资治通鉴》，唐睿宗李旦召见天台山道人司马承祯请教阴阳之术，想留他在身边，随时讨论请教，但司马承祯执意要回天台山。尚书左丞卢藏曾经隐居在终南山，武则天时候应召做官，于是，他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山里有许多好地方，先生何必再回天台山呢?”司马承祯平静地说：“在我看来，这终南山不过是入世做官的捷径罢了。”卢藏听了不觉脸上发烧。终南山，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西起陕西武功，东至陕西蓝田。)[旧北大由于办学思想腐败，观念陈旧落后，带来种种弊端。这里列举的是弊端之一：“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这是从入学时专业的选择看其弊端。读这段文字，要体会作者的说话艺术，列举腐败表现时，不正面直指，而是借外人之口间接批评，使自己与学生始终站在同一立场，保持平等对话，没有任何训斥的口吻，这样就易为大家接受。]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这是弊端之二：“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这是从入校后对教员的态度看其弊端。]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这是弊端之三：学生毕业后只想做官，不想做学问，“专任教授者甚少”。这是从毕业后的就业看其弊端。]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①。(①姑不具论：姑且不作详细讨论。具，全面、详细。)然弭谤莫如自修①，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①弭谤莫如自修：与其禁止他人讥议，不如加强自身修养。弭谤，禁止谤言。弭，mǐ，禁止，平息。谤，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这几句话是对上文的归结，既起到前后照应的作用，又能启发学生自我反省，语重心长。以上用事实有力地证明旧北大办学宗旨腐败，以升官发财为入学目的造成许多弊病，从反面说明大学的性质不应该是“学成任事”，即做官发财。]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作者前已明确，专门学校“学成任事”，而大学则“研究高深学问”，这里用一个反问句进一步强调如果进大学也如专门学校一样是为了“学成任事”，那末大学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作者水到渠成正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先从正面讲，后从反面讲，论述全面具体。]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①求学，则其造诣②，容有底止③。(①孜孜：zīzī，勤谨，不懈怠。②造诣：学业、专门技术等达到的水平、境地。这里是指学业。③容有底止，或许能有好的结果。容，或许、大概、也许。底止，休止的地方、结局。)[“宗旨既定，自趋正轨”，有了正大宗旨，爱惜光阴，孜孜求学，那么学问造诣，“容有底止”。从正面说明正大宗旨的好处。]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①，趋向自异。(①乖：ɡuāi，谬误，反常。)平时则放荡冶游①，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②，毫不过问，敷衍③三四年，潦草塞责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①冶游：同“游冶”。四处游玩。②束之高阁：原指把东西捆起来，放在高架子上面。后喻人或器物，弃置不用。语出《晋书·庾翼传》：“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束，捆扎起来。高阁，放东西的高架子。③敷衍：fūyǎn，表面应付，这儿指学习不认真。④塞责：sèzé，做事不认真,敷衍了事。)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如果宗旨不正，志在做官发财，则会放荡游冶，光阴虚度，敷衍塞责，学问毫无，这是自毁前程。从反面说明宗旨不正的危害。“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这个反问句强调上述行为与“求学”的本意完全相反，本意是来求学，但来了却全不学，可见这是误己之道，并非出自本意，从逻辑上揭露旧宗旨的荒谬。以上从个人的角度，论述宗旨不正对自己的危害，下面换一个角度，用一“且”字引出下一层，论述宗旨不正对别人对国家的危害。]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①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①当轴：旧指当政大臣，比喻居于政要地位。语出《宋史·苏轼传》：“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恨。”)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①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①贻误：错误引领，使入歧途。贻，yí，遗留、留下。)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那么，将来“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深刻论述了其“误人”“误国”的道理。误己，非本心所愿，前有论述。为什么说误人误国，也非本心所愿呢?作者说，我们大家因为清廷官吏腐败误国，所以革它的命;我们也因为现在当权者腐败误国，所以多有不满，如此说来，我们怎么愿意自己重蹈覆辙，也腐败误国呢?蔡元培就这样不断地启发学生的良知，启发他们内心的正义感、使命感，引导他们自省自查自觉，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苦口婆心，耳提面命，使听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古人说，文如其人。这篇文章也生动地反映了蔡元培的人格。据蔡元培好友任鸿隽称，蔡先生“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蔡元培的演说，正是这段话的最好注释。]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最后回应段首，可以说是空谷足音，如雷贯耳。]

本段文字作者论述办学宗旨。作者说，求学必有宗旨，而欲知宗旨必知大学性质，由此引出他对大学的全新观念：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一观点刺中了旧北大的要害。当时可以说振聋发聩。接着作者列举旧宗旨的种种表现，分析它误己误人误国的危害，谆谆劝勉来北大求学的青年学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珍惜大好光阴，孜孜苦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底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蔡元培对青年学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切中肯綮。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蔡元培能在20世纪初冲破这个思想束缚，明确提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虽然这个说法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传统的教育观念，但在当时，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曰砥砺①德行。(①砥砺：dǐlì，本指磨刀石，引伸为磨炼。)[蔡元培把德行列为第二，这是因为他非常重视道德素质，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点，学校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学生不仅求学，而且砺德，他曾首倡德、智、体、美四育共同发展，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方今风俗日偷①，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②不为流俗③所染。(①日偷：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偷，苟且。②鲜：xiǎn，少。③流俗：世俗,一般的风俗习惯。)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这是本段第一层，说明为什么现在要特别提出砥砺德行。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无序和混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后又经过历次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北洋军阀统治了当时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而新的又未曾确立，在道德失范的状况下，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败成风，“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风气使然，一般人鲜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所以，蔡元培期望学生砥砺德行，束身自爱，洁身自好，这是有的放矢，是切中时弊的重要举措。]然国家之兴替①，视风俗之厚薄②。(①兴替：兴盛衰落。替，废弃、衰微。②厚薄：这里是“好坏”的意思。)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①。(①颓俗：败坏的风俗。颓，消沉，委靡。)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①，责无旁贷②，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①肩此重任：肩负力矫时弊的重大责任。②责无旁贷：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能推卸给旁人。责，责任;贷，推卸。)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①，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①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宾语前置句，即“不修德，不讲学”。修德，修养德行;讲学，研究学问。)[这是本段第二层，从国家兴衰的高度说明大学生为什么尤其要修德讲学。蔡元培先申说社会风气的好坏，事关国家兴衰，如果风气败坏，国家前途就不堪设想，因为风气如此重要，所以卓绝之士必“以身作则，力矫颓俗”。接着说明大学生乃民族精英，以天下为己任，责无旁货应当担负起矫正颓败风气的历史责任，不惟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用自己的高尚品格影响他人。最后从反面说明，如果不修德讲学，与腐败的风气同流合污，那就只会被人轻视，遭时代唾弃。这段话起点高、立意深，很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自重自尊之心。]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营营①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①营营：形容辛勤劳碌。)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①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①庶：但愿，或许。表示对希望发生或出现某事，进行推测。)[这是本段第三层，蔡元培提出通过正当的娱乐活动陶冶高尚的情操。此节文字也同样最能体现蔡元培事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格，他的教诲既严肃又体贴入微，使听者倍感关爱之情。蔡先生不只口头上这么说，行动上也是这么做。为改变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蔡元培积极提倡在学生中间成立进德会，入会的人都要遵守不赌博、不饮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条。另外，他还积极促成体育会、音乐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业余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养他们的正当趣味。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这是本段第四层，从校规的角度说明砥砺德行的必要，以启发学生自觉。]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最后回应段首，煞住本段演讲。]

本段文字先从现今社会风俗、大学生社会责任角度，说明为什么要提出砥砺德行的问题，接着提出通过正当娱乐修身养德，说明怎样砥砺德行，最后从学校规则的角度启发学生自觉。论述全面，说理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蔡先生不仅要求学生砥砺德行，自己更是这方面的楷模。既言教，又身教。先生身居高位，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他酷爱的书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蔡元培成立“进德会”，要求学生“三不”;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蔡元培的高尚人格受到世人普遍赞誉，毛泽东尊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三曰敬爱师友。[敬师爱友，对个人来说是修养，对一个学校来说却是创建和谐校风的首要条件。蔡元培突出这一条，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点，必须高度重视校风的建设。]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这是本段第一层，“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仅以一言概述了教职员工的崇高目的，由此说明为什么应该敬师。]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①之效。(①切磋：qiēcuō，器物加工的工艺名称，比喻道德学问方面相互研讨勉励。语出《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惟开诚布公①，更宜道义相勖②，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③，己虽规行矩步④，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①开诚布公：指以诚心待人，坦白无私。开诚：敞开胸怀，显示诚意。语出《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②相勖：相互勉励。勖，xù。③訾詈：zǐlì，指责、诋毁、谩骂。④规行矩步：指严格按照规矩办事，毫不苟且。规、矩，圆规和角尺，引伸为准则。步，用脚走。)[这是本段第二层，说明什么是爱友，为什么要爱友。爱友之第一层是“相亲”，因为只有相亲，在学问和道德上，方可开诚布公，收到“切磋之效”。爱友之第二层是“相勖”，因为“同处此校，毁誉共之”。作者如此深刻论述，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这是本段第三层，以自己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论述良好道德的培养需从小事做起。“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待人接物，常在一举手、一投足，一个微笑、一声问侯、一次让座，于己无关大旨，于人足以启心扉，抚心灵，润心田，岂可疏乎!“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既有对比，又用反问，再次激发学生的使命感，语意深长。]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以上三段文字都是段首提出主旨，段末回应段首，煞住说词。层次清楚，结构分明，听众容易把握。]

本段论述敬师爱友，先说为何敬师，再说为何爱友，然后以亲历见闻为例，说明人际交往不可忽视小节，敬师爱友应从小处着手，充分表达了长者的殷殷期盼。

余到校视事①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①视事：旧时指官吏到职办公。兹，现在、此时。)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①实用。(①裨：弥补、补助。)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①，无虞①缺乏矣。(①旁稽博采：广泛地搜集查证。稽，考核，查证。采，采集、搜集。①虞：忧虑，忧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①可也。(①商榷：商量。榷，qu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