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大大学王中老师

A. 王中的介绍

王中，女，1978年9月生，安徽无为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00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7年至200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B.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中结手机号

这我老师，我来找找

C. 晋剧院1团演员有谁

大同晋剧院一团的几个主要演员
闫继红:主攻小旦,演唱老道，表演成熟，唱腔婉转,能听出杜玉梅唱腔老师的一些味道。
王中壁:主攻青衣，据说在大同当地很受欢迎。
卢彦锋:主攻老生,表演激情投入,细腻逼真,嗓音高亢激越,大开大合,酣畅淋漓.
刘美英:主攻青衣\老旦.走山一折学习牛派唱腔别有韵味,唱腔圆润大气,表演规范认真.
梁小云:主攻小生,唱腔激越奔放.1963年12月生，国家二级演员。
李喜平:主攻须生,张鸣琴样的风格,演唱豪放洒脱.
:主攻花脸 ,演唱吐字清晰,洪亮含情.
导演:李银柱

D. 王思任的人物生平

万历三年（1575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时出生于北京西江米巷药铺中。因其出生时其母唐氏梦有金星入怀，故小名叫金星。时年其父东海老人四十六岁。
万历四年（1576年），春，王思任出痘，不药而愈
万历六年（1578年），王思任已经能识上百字了。
万历七年（1579年），王思任的父亲补太医院医生，奉礼部尚书之命去巡诊边军。秋，王思任入私塾，取名王思任，字季重，师从姚江毛先生，甚得先生喜爱。
万历八年（1580年），王思任的父亲被分配到刑部任医官，治疗狱囚，所以举家迁到贯城。
万历九年（1581年），王思任的家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往西三家就当时的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府邸。这一年，王思任读完了《四书》，开始学习《五经》。
万历十年（1582年），王思任的父亲任江西益王府医官，王思任随父亲顺道回乡扫墓。秋，父子经过潞河，王思任喜欢河水清冽，于是写了一首诗。
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思任与父亲到旴江，住在金斗窠。夜里有强盗，王思任的父亲起身要开门去捉贼。王思任对父亲说：不可冒险，我们先呼叫捉贼，待四面有回应了，贼人受惊吓。我们再开门捉贼。王思任拜临川吴闻所为师，学习行文。
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任跟随益州教授、处州卫人易文学习《易经》。三个月后，易文对王思任的父亲说：我教了他三个月，感觉没什么可以教他的了。你有这样的儿子，还当什么王府的属官。注：易文，处州人，贡生，时任益州教授。
万历十三年（1585年），王思任已经读完《左传》、《史记》、《汉书》、《语国》等书。吴闻所以不能胜任，辞别王思任。王思任读这一年江西乡试解元熊尚文的试卷，不意后来二人成为同榜进士。
万历十四年（1586年），王思任读会员袁宗道的试卷，经教谕新昌的俞公讲解，对八股文有了新的认识。
万历十五年（1587年），王思任的父亲辞去益王府医官的职务，带着王思任游历江西。在经过鄱阳湖小孤山的时候遇险，王母唐氏拜小孤山神，才有惊无险的通过。后来王思任出任江州兵备佥事，路过小孤山，想起往事，不由潸然泪下。
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思任在京师受到桥李人右春坊右庶子黄洪宪的赏识，以四匹绮十两银子聘王思任为其子王承昊的伴读，受教于山阴人漏坦之先生。读书期间，王思任受到当时的名士董其昌、李光缙、王衡等指点。
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思任借籍顺天府宛平县中秀才，受到落榜童生的攻击，但是宛平县令徐启东喜欢王思任才学把他荐给顺天府尹孙旬，孙旬当场考校王思任才学，觉得王思任才学不凡准许他入顺天府府学。后来王思任在每月的月考中胡乱做题，韬光养晦才躲过那些人的纠缠。这一年，王思任常到京西罕山寺庙中读书去。
万历十八年（1590年），礼部的李复阳欣赏王思任，聘其为次子李东炅的伴读。同年，李复阳丁忧推荐王思任跟随王世贞的儿子礼部主事王士骐学习，为其子王庆长的伴读。但是王思任深感王庆长读书懈怠，而且对他的书僮态度倨傲尤其感到恚怒，于是向老师王士骐辞去伴读之职。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历四年的江西解元王命爵，河南解元杨凤欣赏王思任文章，对他赞赏有加。这年，王思任父兄的好友王一言任职刑部，王思任常随他们去探访。秋，王思任参加顺天乡试，落榜。但结交到好友巢士洪、阮汉闻、张民表，作吕有《阿育王寺夜坐》诗。
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馆试交《贡天马行》，补北京国子监监生。山东参政坤欲招王思任为婿，中书舍人杨东明上门说媒。但王思任的母亲觉得这事突然，恐有有妥，不同意这桩婚事。秋，王思任随四兄大然到京西黑山灵福寺去读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灵福寺读书，看六子、汉、魏、李杜诗集及王世贞、汪道昆所著诗文。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秋，王思任中顺天府乡试第七名，主考官为左庶子萧良有、太子洗马刘应秋，易房同考官胡琳。除夕，王思任的父亲东海老人有感儿子遂平生愿望，给王思任取号“遂东”。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春，王思任中会试第二百九十二名，主考官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学士张位、吏部侍郎掌詹事府刘元震，房师为易三房同考试官翰林编修黄辉。殿试，王思任中三甲第二百一十九名。户部尚书杨俊民做媒，王思任娶正德时期状元杨维聪的孙女、制诰勅房中书舍人杨文裕的女儿杨氏为妻。秋，王思任的母亲唐氏思乡，王思任随母亲回山阴省亲。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春，王思任在乡扫墓，事毕，其父令王思任回京选官，王思任以母亲病未愈，不肯回京。九月，王思任作《先后游吾越诸胜记》。十月，王思任别母亲，入京谒选为兴平县令。王思任北上过京口之际，与同年吴化、李润予、徐如珂等共游金山。王思任初临兴平任，严谋诫吏胥，惩办顽民，断案如神，政绩不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王思任政声更盛，处事、办案更老练，被调为富平县令。王思任母亲的卜告到了，王思任辞官守制。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王思任丁母忧，在京侍奉父亲起居。王思任命其去山寺讲计律令，所以王思任精通法律。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思任在罕山松寺读书，手书王衡的游记，邀请老师漏仲容、兄大然共游，著《游西山诸名胜记》。王思任与同年徐峄阳、须之彦等同游京西名胜，写有《记京西旧事》诗十二首。十月，王思任除服，补太平府当涂县令。十二月，王思任至当涂县姑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太监邢隆奉旨开矿，过姑孰，县丞等人阿谀奉承，只有王思任戏谑以对，让邢隆不得不改变在当涂开矿的想法。王思任政绩卓越，获得太平府知府牛应元的称赞。王思任为同乡刘世儒编次《刘雪湖梅谱》，刻于姑孰官邸，并为之作序。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王思任当涂任上，颇有建树，娶妾石氏。春，王思任游齐山，作《游齐山记》。
万历三十年（1602年），王思任主持县试，所录取的人员出类拔萃，先后有祝可仕、曹履吉、钟斗、彭伯龙等人成为进士。中书程守训要在当涂开矿，被王思任严词驳斥。刑隆再来当涂开矿，王思任机智应对，让当涂百姓躲过灾祸。上级官府要来收采石税，又被王思任以计脱困。四月，王思任游池州府敬亭山，并写有游记。六月，王思任与兄大然、老师漏坦之、弟子张仲濠、王中履一同游九华山，写《游九华山记》。王思任因为一句戏言得罪芜湖县令劳永嘉，当时劳永嘉的父亲劳王事在劳永嘉那住了两晚，就回家了，王思任戏言：此所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善父母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春，朝廷敕封王思任的父亲为文林郎，母亲唐氏赠孺人，妻杨氏为孺人。秋，王思任被聘为应天乡试房考官，取中解元王纳谏等十一人为举人，后来中进士的有王志坚、姚之骐、张汝懋。王思任代其它考官阅卷中取中了庄廷臣、沈有则。九月九日，王思任游龙山。王思任在当涂县令任上为官清明，屡破奇案，释放了被冤为强盗的孙清，也设计擒获了真正的大盗赵光烂。王思任游滁县醉翁亭，写下游记，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王思任考绩得到卓异的评价。王思任拜访同年崔养蒙回来顺道拜访了漕运总督李三才，因为没有对李三才持弟子之礼，引起了李三才的不满。王思任至维扬娶妾孙氏。王思任初到当涂县，时任太平知府王继明视王思任为子弟，而后的继任者邓思启与王思任不和。句容名士孔贞运拜在王思任门下。王思任判姑孰奔女一案，判得合理合法合情，被世人称道。左副都御史詹沂的儿子贩私盐被王思任捕获，又得罪了詹沂。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王思任的当涂县令六年任满，因为任职期间考绩优秀，多次得到各部嘉奖，拟升王思任到北京兵部任职。但詹沂和李三才反对王思任的升迁，李三才更是以王思任是“冒籍”来说事，考功郎马大儒驳斥了李三才的说法，为王思任力争得到南京刑部主事的职位。冬，王思任赴同年举人唐世清的邀请，与谢肇淛游燕子矶。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焦竑邀请王思任游燕子矶、达磨洞，其间有柳应芳来访，有诗词唱和。二月，王思任纳陈氏为妾。三月，王思任出任湖广清吏司。因为王思任执法严明，断案精准，被太常寺卿丁实和兵部尚书孙鏣赞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思任曾经任职的当涂县百姓想起他的好处，于是在采石给他建祠。六月一日，王思任游杭州，有游记《游杭州诸胜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王思任去处州探访自己的老师易文，同时与友人同游天台、雁荡山，写有多篇诗赋，集作成《游唤》。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十六日，王思任至京口，与好友方承郁、刘伯纯游焦山，作《游焦山记》。九月，王思任到固安。十月，王思任降职为山西按察司知事，取道紫荆阁。十二月，王思任抵达太原。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王思任出差顺道游览五台山，有《游五台山记》。三月，王思任上京，会试的会元韩敬来访，称起中式论中用王思任的《治岐》文作起语。有精通算命者来访王思任，称王思任将生病而且会把罢官，其它人都信以为真，只有同年蔡复一每天都来探视王思任，并好言安慰。八月，王思任升青浦县令。九月，王思任离京赴任。十月，王思任至镇江，与好友刘伯纯、兄大然、侄儿王吉三、王缄三游北固山。十二月，王思任归家安葬亡母唐氏于锁泗桥，然后再去赴任。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思任在青浦县令任上，用行帮助巡抚徐民式完成均役之事，并为《均役全书》作序。期间结识了董其昌、陈继儒。
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思任在浙江山阴购置新居，是钮给谏的芳树园，即读书佳山水楼。王思任在新居中挑选时文，作《壬癸合辙》。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这年春察，彭端吾因为怀恨王思任，对其大肆攻击，最后王思任被罢官。十月，王思任与同年俞思冲、李澹湖、汪若水、陈少山游洞庭。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春，王思任去白岳山还愿，居住在郑于荣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王思任到故里三槐堂读书。秋，娶杭州姚氏为妾。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王思任因为父亲年事已高，没有入京补官。长子王槐起出生。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四月，王思任在父亲的催促和同年胡汝政的劝告下补山东照磨。六月，王思任侨居历山书院内，与山东巡抚同年李长庚畅饮。六月二十四日，王思任登泰山。六月二十八日，王思任拜谒孔林及孟庙。新野的马之骏为王思任作《读书佳山水歌为王季重先生赋》。王思任接到家书，四子在六月出痘病亡。王思任在京娶赵氏为妾。十二月二十四日，王思任的妻子杨氏病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王思任居住在山阴故里。八月，王思任被授官袁州府推官，以父亲年事已高，没有赴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察，王思任本山东照磨赴选，彭端吾对考功郎许鼎臣馋言：此人常用笔杀人，于是王思任落选。
泰昌元年（1620年），春，王思任应方应明之邀到鄞县，居住在屠隆的娑罗园，又结识了丰文仲。
天启元年（1621年），春，王思任帮张岱检校《徐文长逸稿》。
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十七日，王思任的父亲承德公病逝。十二月十二日丑时，王思任把父母合葬。
天启三年（1623年），王思任丁父忧。冬至前，王思任在清晕阁评点《玉茗堂还魂记》。
天启四年（1624年），王思任在家读《礼》。三月十五，为会稽县“瑞花台”奇事作记。
天启五年（1625年），除服，王思任赴江西盱江观音庵还母亲的愿。王思任吊唁王一言、汤显祖、张位三人前辈，与他们的后人及罗汝芳的孙子、益定王朱由本一起游玩。同年蔡复一任川黔总督，宴请王思任于腾王阁。同年御史梁应泽宴请王思任于能仁寺。夏，王思任与友人沈叔贤、陆务滋同游庐山东林寺，后又同游陶渊明旧里，梁应泽的二儿子梁若水随侍在旁，对王思任执弟子之礼。
天启六年（1626年），春，王思任应同年周应秋之邀北上，北上之前王思任到罕山读书旧地探松，赠诗给寺僧幻林上人。四月十七日，王思任宿苏州虎丘。
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五日，王思任得子王鼎起，让此子给无嗣的兄长王思任为嗣子。
崇祯元年（1628年），王思任得礼部尚书施凤来、浙江巡抚张廷登、吏部侍郎王祚远举荐以推官职位出仕。秋，王思任作《飓风操》。
崇祯二年（1629年），闰四月十五日，王思任待诏京师，居住在山寺中，作《古月临松赋》，内侄唐九经随侍在旁。五月，为山东招远县重修文庙作记。仲夏，门生孔贞运来访，赋诗两首赠王思任。秋，同年礼部尚书何如宠、门生詹事府少詹事孔运贞以王思任在当涂、青浦惠政保荐王思任，当受当时温体仁与钱谦益的党争，最终没有授官。八月，王思任被授松江教授。
崇祯三年（1630年），王思任在松江教授任上，颇受松江知府方岳贡的礼遇。四月，王思任升国子监的助教，王思任在京师为巩永固、襄城伯李守锜讲《礼》，国子监祭酒林钎、国子监司业陈仁锡皆向王思任请教。冬，雪夜会晤袁继咸，后来为袁氏作序。
崇祯四年（1631年），立春前六日，王思任生第八子。二月，王思任升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六月，至白下任职，与工部尚书靳于中、侍郎徐良彦交善。九月九日，与赵履吾、李奇玉等携酒登雨花台。十一月，王思任赴榷关。
崇祯五年（1632年），王思任榷关芜湖，政绩不凡，却因此得罪了户部尚书郑三俊。巡按御史龚一程、迟大成对王思任评价甚高。王思任在芜湖榷关修八角亭，取名识舟亭，又修缮县学宫。冬，无为的季孟莲来访，王思任觉得季孟莲是个奇人。阮大铖过芜湖来访王思任。
崇祯六年（1633年），王思任以榷关回南京工部，登燕子矶。四月六日，为长子王槐起娶州守陈鹤沙的长女。礼部尚书李孙宸、山东巡抚张廷登、同年李长庚都欲聘王思任主持乡试，但王思任都没有回复。王思任转任工部屯田，又劝年过七十的尚书靳于中激流勇退。秋，王思任与李孙宸、李遇知、李晓湘、王锡衮游白下郊寺。十月，王思任任江州兵备佥事。
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王思任游齐山归来，遇到熟人宋凤鸣来为其母求诗贺寿。三月，王思任兵备江州，过小孤山，想起了幼年时惊魂母亲求佛的往事，不由流下了眼泪。三月十一日，王思任到任，重修江州大能仁寺宝塔，并作记。巡抚解学龙重修腾王阁，请王思任写记。长江之上，鄱阳湖一带盗贼横行，杀人越货，而以前的江防之法不得当，于是王思任重新制订了新的江防策略，渐渐的把这些贼盗之事平息下来。十一月，农民军将到，王思任运筹帷幄，应对得当。十二月初六，梦侠客马云，醒来后为之作传。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攻陷凤阳，围困黄州，前大同巡抚石昆玉写信求援，王思任手下的将吏都说不能越界剿寇，只有王思任认为朝廷封疆，不分彼此。二月初七，王思任自浔阳统兵一万往黄州，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终于解黄州之围，黄州人民感念王思任的恩德在北门给他立祀庙，且上书朝廷，请求邑隶九江。三月，立夏之夜，王思任题所居的浔阳兵府居室为“秃影庵”。
崇祯九年（1636年），春，王思任至南京，料理旧居归燕堂。七月，为次子王寿起娶妻商氏。
崇祯十年（1637年），王思任听闻座师刘应秋之子刘同升状元及第，高兴之余作诗相贺。七月，王思任至南京，与范景文、蔡思充、范凤翼、俞彦、阮大铖、王铎宴饮。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王思任归山阴为三子王宝起娶妻金氏。绍兴知府王期升修学宫，请王思任作记。王思任为姻亲金谷生家藏书稿作序。
崇祯十二年（1639年），王思任送第四子王魁起入赘吴氏。王思任开始为第五子起讲《易》。王思任分家产与诸子，开始写《自叙年谱》。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月十七日，王思任赏雪，作《空雪赋》。
崇祯十四年（1641年），王思任延请自己的学生翁文润为第五子王鼎起的老师。王思任作《一弹指顷赋》。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思任惊闻友人张民表抗贼而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王思任赋闲在家佳山水楼读书。八月十五，王思任与儿师吴竟宇、翁文润、门人赵孟迁及儿子王槐起赏月。八月十八日，徐人龙、姜逢元、吕华池来王思任的读书佳山水楼喝酒。
弘光元年（1645年），夏，马士英声言护太后，逃往绍兴，王思任以才名起复，任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上书太后，痛数马士英之罪，请斩之，又去信马士英，责起酒色逢君，拒其入越地。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传为千古佳话。
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绍兴城破，王思任屏居山林，依祖墓建孤竹庵。清巡按御史王应昌请王思任出山，王思任手札一封称要保全身体以归父母，拒不剃发降清。王思任为长子王槐起书信一封，述自己的乱世之志。九月，王思任绝食。九月二十二日，王思任绝食数天而死，临死前三呼高皇帝。

E.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的发展历程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地处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青岛，2002年月经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隶属于山东省商务厅，前身是创建于1964年的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学校和创建于1984年的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职工大学。学院以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同时兼顾成人网络教育和各种培训；具备外国留学生招生资格；是山东省重点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和培训基地，山东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先进单位；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外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山东省德育教育优秀学校。
现有青岛北校区、青岛南校区、以及泰安校区，南校区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62号，距离青岛市政府和五四广场不到一公里；北校区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201号，处于著名的李村商圈。青岛两个校区均位于市区核心位置，风景宜人，交通方便，商贸气氛浓郁，非常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社会实践和就业。泰安校区坐落在举世闻名、联合国认定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泰山脚下，泰安市岱岳区东岳大街497号。
作为山东省外经贸类专业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公办院校，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学院始终立足于外经贸行业办学，秉承“德能并重，知行合一”的校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以创新上水平”的办学方针，为山东省、特别是青岛市培养了大批“基础知识扎实、外语应用熟练、职业能力强、人文素养高”的外经贸行业高端技能型人才，成为全省外经贸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学院面向区域外向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以打造精品高职院校为目标，控规模、抓特色、强内涵，逐步形成了以国际贸易、财会金融、商务外语、电子信息（服务外包）、物流管理和旅游管理等六大专业群布局。截至2012年，共建成国际贸易实务、会计、商务英语、软件技术等25个专业及方向。其中，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会计和软件技术为省级特色专业，国际贸易实务、会计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专业，商务英语为青岛市财政重点支持专业。拥有《外贸英语函电》、《国际贸易法》、《VB程序设计》、《C语言程序设计》、《国际贸易实务》和《报关实务》等6门省级精品课程和1门省级筹备精品课。
学院现有教职工4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的比例占全院教职工的66%以上，高级职称占20%以上，双师型教师占80%以上。学院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积极鼓励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院校学习、进修以及到专业公司实践，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实践教学能力；从专业公司及有关院校聘请大批一线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壮大双师素质队伍；先后有7名教师获得欧盟翻译总司的同声传译译员资格，常年聘请外籍教师任教；多名教师为国家商务部、人社部国际商务师资格考试命题专家和山东省高级国际商务师评审专家；商务英语和国际贸易实务两个专业教学团队相继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2010年，在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所高校，近万名教师直接参与的首届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赛中，刘玲老师脱颖而出，荣获“综合课程”组一等奖和总决赛特等奖 。2011年，王燕老师荣获 “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2012年，王中老师被评为青岛市首届教学名师。
学院重视实践教学，已建成涵盖所有专业的校内实训室50余个，学院利用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平台，通过“校中企”、 “企中校”等灵活的校企合作模式，对部分专业的学生为企业实施订单式培养，先后与海信集团、新华锦集团等百余家知名大型企业合作设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对学生进行定向专业实习和培养；学院还在校内设立大学生创业园，为学生将来创业先行“热身”，丰富实践经验。
学院以提升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按照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常年聘请各行业专家审定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努力实现以“工学结合”为核心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努力实现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无缝对接。
学院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近几年来，荣获全国、省、市等职业技能竞赛的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学生有近30名，并多次获得团体一等奖。
学院遵循“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从学生入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到党建进公寓，从每年暑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到选修课、讲座、社会义工和志愿者服务，从德育教学到德育实践，全力营造大德育格局，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水平、锻炼学生的才干。2012年，国际贸易系2009级学生李勤美被评为“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学生”并荣获团中央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学院还为在校学生提供各类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机会及贫困生费用减免等补助，各类补助措施按国家规定要求规范到位。海程邦达、如隆集团等多家企业在学院设立“企业奖学金”，为奖学、助学、就业开启直通车。
学院致力于大学文化建设，努力实现环境育人。在积极构建文化育人环境的同时，定期举办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外语文化节、读书节、宿舍文化节、创业大赛、青春歌会等大型校园文化活动，全院各类学生社团50余个，参加学生3000多人。
学院注重强化社会服务功能，是山东省外派劳务培训基地、青岛海关山东报关协会培训基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山东培训基地；长期为省内外商务干部、企业员工等开办相关业务培训班，培训各类学员万余人次；积极开展成人网络教育，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名牌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学院编印的《商务研究》期刊和撰写的《山东对外贸易形势报告》季刊，是省领导和各地市领导商务工作的重要决策参考资料；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许多重大外事活动中，学院外语教师承担了大量的口译工作。
学院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同类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保持友好校际交往。旨在为学生求知、择业提供全球性的广阔空间。2009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我院获得接受外国留学生资格。
准确的定位、明确的培养目标、严格的教学质量管理、优秀的师资以及良好的生源，保证了毕业生在严峻就业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保持了每年95%以上的就业率。坚实的专业基础、良好的职业素养、熟练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扎实肯干的工作态度，使学生在毕业后较短的时间内就能成为业务骨干，或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并在企业中赢得了“上手快、能力强、外语好、素质高”的美誉。就业率高，就业去向好，职业发展前景广阔，使毕业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F. 人的一生到底要去往哪里

今天想讲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直接相关，我也相信，你们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纷纭的说辞，驳杂的观点，是今天评价传统媒体的常态。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怎样向死而生，也是普遍的焦虑。兵荒马乱里，一些至简的东西却遭到忽略。

一如陈虻对柴静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先辈做人与治学的风范，穿透历史的迷雾，给予我们的警醒可能也是：如今的真理不再需要赴汤蹈火，但坚持自认为对的事，方能求得一己的自由。

所谓思想自由，不惟是知识版图的疆域，同样也指涉对质朴真理的执着。譬如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譬如纵历厄难不出虚言，譬如在颓衰颓的大环境里认定个体的小目标。

在随波逐流的年代，咬准长久不变的常识，哪怕日拱一卒，也是可贵的安稳。可惜，人心浮动，满以为是追求自在，却每每落进无所适从的窠臼。

现在每天看2、3小时书，坚持写2、3000字，无关伟业，不过是私心。于我而言，写作是通向真理和自由必经之路。光阴流逝使我心安的，除了写作，别无他途。起初我以为这是成熟，而今却发现更隐秘的关联。仿佛是王中先生和李老师的投影，我们从哪里来，往往决定了我们到哪里去。

我深信，在通向自由的路上，你们也会有自己的王中先生和李老师。借用纪念册扉页的话：致敬，直到永远。

这样看世界有点意思，微信公众号：傅踢踢 微信id：futeetee

G. 求教：去同行的优秀饲料厂参观要注意些什么

去优秀的饲料厂，可能去六和的比较多，最近，海大的老板薛华就带队又去学习了一下。如果是六和，那么它是一个基本开放的工厂，可以拍照（一般情况下）。当然，如果想学到更多的东西，不妨如此：1、多看、少问，因为很多东西完全可以看得明白，在没有把对方搞烦之前尽量少问；2、对自己工作中有困惑的环节一定要问，一定要看；3、不妨带一只录音笔，在问的时候录下来，打开后装在上衣口袋里即可，但最好不要用手机录，有的手机一来电，会中断录音；4、不要看热闹，要看逻辑，为什么要这样做？它的因果关系是什么？5、对带队的和解说的表示友善，包括笑容，这样，他会给你很多便利；6、参观完立即把重要的感悟写下来，这样才不会忘记，可以努力回忆一下要点；7、留下关键人物的电话和QQ，对不懂的地方可以回去后继续问；

H. 央美城市设计学院那个系好

哈喽！亲，你好。这个分怎么看，在国内比较硬的话城院的空间学部很厉害。他们的老师王中不错。现在也是院长。国家和政府的很多项目都在城院空间学部完成的。比如著名的上海世博观光轮方案什么的。 影像学部的动画二工，就是出《低头人生》这部片子的，你查查就懂了。特效专业也不错的，老师直接推荐到base fx去实习的。就是做捉妖，变4的那家公司，非常屌，获过3个艾美奖。信息学部的绘本专业也比较牛，老师有田宇，美院附中出来的。新生代，作品和教学都很赞的。看你喜欢什么了，什么吊人都有的，不受专业限制。当然每个能出好东西的专业都有不喜欢那个专业的同学，有的也不会上心，每个人因人而异。 有什么不明白的再问

I. 当代传播研究的主要发展

应该是从传播内容研究：结合结构主义、文本与话语分析方法、意识形态研究几个方面；传播效果研究：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宏大效果论等阶段，并指出不同阶段中几个标志性的效果研究成果，比如两级传播、教养理论等；
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理论、批判学派的受众观传播方法研究：可以参看袁方或风笑天的方法书。
论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
论述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理应包括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不仅是因其具有同文、同种、同国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传播学研究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倾向和一些必须共同重视的问题。本文拟从纵向勾勒出传播学在引进——研究——创新方面的三个艰难历程，从横向描绘出它在研究范围上的特色、缺口及不平衡，并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揭示其存在的依赖性、实证性和实用性三个研究倾向，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对策和值得重视的问题。
“古老的传播论，年轻的传播学。”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悠久的传播现象研究和新兴的传播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作为对人类传播现象的论述，中国的传播论大约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而作为对一门学科的研究，从拉斯韦尔等人在《宣传、传播和舆论》(1946)一书中首次提出“大众传播学”(The Sci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这一名词算起，美国传播学的历史只有50年，而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更短。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传播学，若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一词的首次汉译算起，距今只有40年的历史；若从“大众传播学”一词的首次汉译起算，距今只有18年的历史。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译丛》，1956年总第三辑《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的译文中，译者刘同舜将英文“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认为“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它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郑北渭在同辑《美国报纸的职能》之译文中，又将其译为：“群众思想交通”。译文写道：“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 Communication)工具之一。其它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从196o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中的一篇文章时，又译为“公众通讯”。又据1993年丁淦林教授介绍，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王中教授十分注意学习和运用新知识，他在讲课中引用的事例，大都是新鲜的。1957年初，他就引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知识。丁淦林教授的《中国的新闻学研究》(1991)一文又说：“但是，(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过了二十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这是指l 978年7月，郑北渭教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所发表的他编译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二文皆引起了新闻学界的兴趣。同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1983年9月，陈韵昭教授把赛弗林和坦卡特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的译稿，作为《西方传播学介绍》选修课的教材印发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国际新闻界》从1979年第2期开始。连续三期连载了张隆栋教授所译的希伯特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的著作，在北方进一步推波助澜。接着，《新闻大学》于1981年、《国际新闻界》于1982年、《新闻战线》于1983年开始。分别连载陈韵昭的《传播学讲座》、张隆栋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郑北谓的《传播学简介》等系列文章。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连续发表在北京讲学的宣伟伯(施拉姆)的《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两文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轰动。《新闻学论集》、《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复旦学报》、《新闻研究》(陕西)等媒介亦不甘落后，都开始陆续发表传播方面的译作和论文。1981年6月，在中国大陆撰写首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硕士论文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通过论文答辩。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并决定以后每二到三年召开一次。第二年，该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一书，书中收集汇编了明安香、徐耀魁、张黎、范东生等人写的西方传播研究情况介绍和书籍评介、译文共10篇，这是风行一时的普及性读物。在此前后，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李启等人翻译的《传播学概论》(1984)、陈韵昭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等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从而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由引进与介绍阶段很快地推向了评介与研究
在评介与研究阶段，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依据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研究原则，围绕1986年6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全国的或地方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和民意调查、受众调查(详见陈崇山、弭秀玲主编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一书)，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见赵水福主编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张帆、柯惠新的《广播电视“海湾战争”报道效果调查》，1991)；另一方面，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弄清来龙去脉，辨明是非得失，而后写成著作出版。
在祖国大陆，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龚伟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范东生、张雅宾的《传播学原理》(1990)l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张咏华的《大众传播学》(1992)，张隆栋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3)，等等。在台湾。其传播学进入评介与研究阶段明显早于祖国大陆，且实力雄厚，成果丰硕，主要著作有：徐佳士的《大众传播理论》(1966)．石永贵的《大众传播短简》(1971)，祝振华的《口头传播学》(1973)、祝基荧的《大众传播学》(1973)，王洪钧的《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1975)，郑贞铭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1978)，杨春荣的《传播社会学》(1979)，李金铨的《大众传播理论》(1982)，李瞻的《国际传播》(1984)，彭芸的《国际传播与科技》(1986)，李茂政的《大众传播新论》(1986)，等等。在香港，其引进和研究传播学可能早于祖国大陆而晚于台湾，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在整体上(个别学者除外)不及祖国大陆和台湾．而且有的学者用英文写作，然后在国外出版和刊载，而在西方学术的汪洋大海中要寻找并辨清香港学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又谈何容易。在香港的传播学家中，余也鲁教授是最令人钦佩、最引人瞩目的。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不仅积极履行主任职责，将当地传播学教学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与宣伟伯教授在祖国大陆广为宣讲传播学知识，积极推动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并且还帮助安排青年学者出国进修传播学，甚至退休后仍在为国内外高校间传播学教学与研究上的合作与交流牵线搭桥，为一些高校建立新闻传播系募集资金，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奔走呼号并身体力行。如果说宣伟伯(施拉姆)是美国传播学的完善者，那么，我们要说，余也鲁是中国传播学的播种者，而且是辛勤的播种者!余也鲁教授的著述丰硕，颇有特色。除译述的《传学概论》(1983)之外，还著有《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1980)、《传播、教育、现代化》(1988，合著)、《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主编)等。其他香港学者的著作有：王京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1984)、郑镜彬的《新闻传播学》(1988)等。这些著作与台湾学者的著作风格与特点大同小异。
值得指出的是，传播学在祖国大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充满艰辛的。不论是40年前还是16年前，传播学都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介绍。好在一切都已过去，现今的情况正像陈韵昭教授1988年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文的序言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开设传播学的大学日见增多，还有传播学专业、传播学研究所亦相继建立。”许多读者拿着书单四处寻购传播学书籍。“就连个别怀疑过这门学科，或更提出过责问的同志，现今亦已不满足于仅仅知晓一点传播学ABC，而发奋地钻研起传播学的xYZ来了。”在陈韵昭教授写下这段话后，中国传播学研究又走了8年的路程。张隆栋教授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指出：“现在可以说，我国正在从分析译介外国传播学理论的阶段，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的阶段迈进。”
观照、审视、评估中国传播学界在探索与创新及建立新体系阶段的学术成果，我们明显感到：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仍在进行，学术探索步履蹒珊、无援无助、十分艰难，而自主创新也犹如夸父追日，跟不上迅猛发展的传播实践；传播理论的滞后性固然让人忧心如焚，但商品经济的诸多诱惑更不可忽视。中国传播学研究缺乏那种争先恐后、万马奔腾的竞争态势，更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执著的探讨求索精神。但是，我们并不想否定一些中青年传播学者的乐观看法，不想低估祖国大陆的《当代传播学丛书》、《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和台湾的《新闻与传播学丛书》、《大众传播学丛书》对面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推进作用。的确，我们见到了一批有深度的传播学研究专著。其中在祖国大陆有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1990)；戴元光主编的《现代宣传学概论》(1992)；张学洪主编的《舆论传播学》(1992)；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艺术传播学》(1992)、《教育传播学》(1992)、《传播社会学》(1994)，及邵培仁和叶亚东的《新闻传播学》(1995)；在台湾有李茂政的《传播学：再见！宣伟伯》(1992)；彭芸的《新闻媒介与政治》(1992)和《政治广告与选举》(1992)；潘家庆的《新闻媒介·社会责任》(1984)。这些著作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也不是“言必称希腊”，处处在西方学术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从而展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在回顾了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引进——研究——创新的三个历程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它的研究范围、研究倾向以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上，若依据内容和主题来划分，其成果形态主要表现在如下20个方面：(1)传播学原理；(2)大众传播学；(3)组织传播学；(4)人际传播学；(5)跨国传播学。在这五个方面，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方面已积累了许多成果，出版了许多著作，甚至有点过多过滥和低水平重复，现在需要花大力气，争取在理论上至少上一个台阶。在组织传播学和跨国传播学研究方面，除了郑瑞城的《组织传播》(1983)和李瞻、彭芸的著作之外，尚无有新意的著作，整个国内国际形势要求传播学界加强这方面研究，拿出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此外是(6)政治传播学；(7)经济传播学(含广告传播学、公关传播学、行销传播学、经济信息学)；(8)艺术传播学(含文学传播学)；(9)教育传播学；(10)新闻传播学；(11)文化传播学；(12)舆论传播学。这几个方面的著作都有了，但除了《新闻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有三部、《政治传播学》有两部之外，其余一般只有一部，如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1990)、《艺术传播学》(1992)，汪琪的《文化与传播》(1984)，张学洪主编的《舆论传播学》(1992)。这告诉我们：不要都一齐去搞传播学的基础研究，也不要只搞分支研究，而要注意研究的均衡性，努力使传播学基础研究和各个分支学科研究齐头并进。再有(13)传播社会学；(14)传播心理学；(15)传播教育学；(16)传播语义学。这属于传播学的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杨孝荣的《传播社会学》(1979)，陈亚敏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1989)，郑贞铭主编的《大众传播教育》(1984)，张慈涵的《大众传播心理学》(1975)，韩向前的《传播心理学》(1989)，彭家发的《传播语意学》(1989)。已有的学科研究尚需加强，而诸如传播经济学、传播科技学、传播法学、传播美学等边缘学科则需大力开发，尤其是祖国大陆传播学者更应奋起直追；最后是(17)传播与发展；(18)传播与现代化；(19)传播与儿童；(20)传播与妇女。前两个方面实际是发展传播学，最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其实用性也最强，投入研究经费也最多。在“八五”期间，我国政府针对《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的巨型课题投入大量经费，组织全国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了20多个子课题，部分成果已收入《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1992)一书。这方面成果还有潘家庆的《传播与国家发展》(1983)，末增补的论文集《传播与现代化》(19的)和朱立、陈蹈文编辑的两岸三地论文集《传播与社会发展》(1986)等。在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远不及印度学术界，而且缺乏传播与农村发展方面的专门研究，而这恰恰是更为重要的。在传播与儿童、妇女的研究方面，卜卫和杨瑞明曾作过系列调查和研究，发表过一些较有影响的论文，但长篇巨著尚未见面世。还有一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分重视的传播学课题——传播与青年、跨文化沟通以及传播与生活等，似乎尚未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
在回顾与总结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历程、研究内容之后，笔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着三个研究倾向，即依赖的倾向、实证的倾向和实用的倾向。
中国传播学研究对美国传播学著作有很大的依赖性。其主要表现为：(1)移植或套用美国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很少有新的构想和思路。不论是台港还是祖国大陆，多少年来都少有突破由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效果等要素构成的“过程架构”或由内在感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国传播等主题组成的“层级框架”，甚至连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也是参照美国大学的课程。(2)跟踪或追随美国的研究步伐和研究方向，而很少有自己的超前研究和特色研究。(3)参考或引用美国的传播学著作和观点，而很少有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和寻找理论依据。(4)罗列或堆砌美国的研究成果和实验数据，．而很少有人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对国人的传播研究成果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也正渐占上风。这就是逐渐抛弃初期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不再以逻辑推论由已知导出未知，而逐步采取的是一种主要以使用人的感觉器官(如视觉、听觉等)来获得研究证据，以通过理性分析从经验层次达到理论层次。运用实证方法，的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能使人们产生一种信赖感。但是，如果滥用或不当使用，也可能事与愿违。卜卫(1994)曾对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情况作过分析，认为除了台港两地，祖国大陆偏重于抽样调查方法，而观察和访问的方法尚未重视，文献研究和模型手段，也未合理开发，实验研究还无人问津，同时还不善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而且即使抽样调查方法的使用也有些稚抽和不够成熟。所以，虽然实证方法逐年看好，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重实用而轻学术，这是近年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又一倾向，这在研究报告和论文中以及在台港两地表现得更为明显。传播学比较看重传播问题的探讨，要通过研究解决传播中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要因此而轻视或放弃学术探讨和批判精神，不要据此决定是否对某一课题给予资助，不要依此评判某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价值。事实证明，这一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和多余。其实，实证的倾向和实用的倾向，这并不是传播学者置身其中而看不见，或看到了却故意为之，而实在是因为社会需求的驱使和委托单位的左右，也就是说有时传播学者“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不是由研究者决定的，而是由出资者决定的，而出资者都是讲究“实惠”的。所以，在金钱的压力下，不要奢望实证的和实用的倾向会有大的改变。
当然，我们说当代传播学研究有依赖的、实证的和实用的倾向，只是就其研究中的一些苗头、动向和走势而言，并不是说整个的当代传播学研究呈现的就是这样的持征，而且这些倾向(如实用的倾向)也并非都要否定，只是指出来旨在提醒人们加以注意。无论如何，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当代传播学在其短暂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业绩和贡献。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系统了解，博采众长。以我为主，超越创新”的原则，联系中国实际，适应中国国情，突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我们就一定能跻身于世界传播学研究之林，成为世界传播学研究中的强者。
引自——《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4/23/2002